摘 要：“永嘉之乱”后北方建立的各少数民族政权中，慕容燕占有重要地位。对于结束十六国乱局统一北方的北魏，对包括慕容燕在内的胡人政权的历史认识也直接关系到其统治者对自身正统性的思考，孝文帝太和年间“五行之议”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高闾承认石赵、慕容燕、苻秦的正统地位，以此作为北魏正统性之所由;而李彪、崔光则以北魏前身代国为媒介，将北魏的正统性谱系直接同西晋王朝建立联系，仅将这些胡人政权视作北魏建立帝业之“驱除”。孝文帝最终采纳了李彪、崔光的建议，将慕容燕视作北魏建立帝业之“驱除”，进而确立了北魏官方对慕容燕的历史认识。

关键词：正统性;五行之议;慕容燕

中图分类号：K23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9）10 — 0077 — 07

一、研究回顾：

　　 作为北魏时人的“近世史”，如何认识五胡十六国的历史、对这些五胡政权如何定位，这直接关乎北魏王朝的正统地位。尤其是淝水战后，拓跋珪在慕容燕的卵翼下复国，虽曾一度维持对慕容燕的藩属地位，但后又在参合陂之战击溃了慕容燕的军队，并随即从后者手中夺取了华北地区，成就了北魏王朝的帝业。此后，时至孝文帝太和年间，在礼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孝文帝君臣又在“五行之议”涉及到了对五胡政权的认识，并涉及到了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因此，本文旨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孝文帝朝“五行之议”，探求北魏官方对慕容燕的历史认识。
　　 “自古以来诚无戎人而为帝王者”，这曾是作为中原正朔的晋朝统治阶层的普遍心态。①但当以刘聪、石勒为首的胡人政权在北方将西晋王朝彻底消灭，迫于严峻的形势，偏安江左的东晋朝廷不得不将北方的胡人政权视作最危险的强敌。②日本学者谷川道雄认为，“五胡乱华”意味着“传统的秦汉世界帝国”的彻底崩溃，但也孕育了日后走向强盛的“隋唐世界帝国”。③汉魏式王朝国家的崩溃是十六国北朝最鲜明的时代特征，但崩溃并不意味着消亡，传统的政治权威也在毁灭中孕育着新生。张金龙先生在《北燕政治史四题》以北燕为例，指出其面对强邻北魏，并未出于现实利益考量做出臣服之举，而是与北魏持续对抗，并注意到北燕这个偏居辽西一隅的蕞尔小国，竟将其王朝正统性上承后燕，让我们注意到有关王朝正统性的认知问题，同样存在于十六国北朝的政权之中。①罗新先生的《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一文指出，汉赵、慕容燕、苻秦等十六国政权试图以“五德历运”为媒介，建构自身的王朝正统性，而之后北魏孝文帝改革超越了十六国历史，实现了传统政治权威的重建，汉唐之间王朝正统谱系也由此得到衔接。②田余庆先生在《拓跋史探》中对北魏的正统性问题也有过论证，尤其是探讨了“大魏”国号的来源，认为北魏的国号是西燕君主为迎合拓跋珪建立汉魏式王朝的宏图帝业，上贡给拓跋珪的。③对此，楼劲先生在《谶纬与北魏建国》一文中又持有不同看法，认为西燕君主上贡“大魏”国号的事件只是一个契机，北魏国号实际上源自“大魏”、“土德者王”等谶纬之说，并探讨其在汉末以至北魏流布的情况，以及谶纬之说对这段时期现实政治的影响。④
　　 有关正统观的研究属于政治文化的研究范畴。⑤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正统观处于政治与文化的交界面上，也受到其所处时代的现实政治与思想文化发展的严重制约。对于历代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政权，正统观又往往同民族观交缠在一起，呈现了复杂的面相。⑥有关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的探讨，目前最为盛行的便是有关“新清史”的争鸣。⑦提到“新清史”，也必须要说到“征服王朝论”，这是魏特夫（Karl Wittfogel）與冯家昇（Feng Chia-sheng）在有关契丹辽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他们认为，契丹人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固然借鉴了汉文化，但却是“有限的吸收”（limited assimilation），而非全面“汉化”（sinicization）。作为征服者阶层的契丹人仍与被征服的汉人存在着隔离，这从契丹皇帝实行的南北面官制度等将契丹人与汉人分而治之的政治设计中便可看出。他们还以契丹辽的研究为出发点，将包含契丹辽、女真金、蒙元乃至清这些10世纪以来在汉地建立统治的外族政权称为“征服王朝”，并认为这些王朝区别于10世纪以前的外族政权，在进入汉地之前便已形成明确的族群意识与政权组织，并有意识地同被征服的汉人相区别，对待汉文化，实行“有限的吸收”。⑧与此同时，包弼德（Peter Bol）在有关女真金的研究中也指出，女真人在入主中原后汉化的程度固然很深，但以金世宗为首的女真统治者在吸收汉文化的同时，也强调女真人固有的尚武传统，对汉化是有着警惕的。⑨欧立德（Mark C. Elliott）接受了魏特夫、包弼德等人有关辽、金等征服王朝的研究理路，将关注点放在了满清统治者倡导“满洲之道”的官方意识形态宣传活动之中。欧立德认为，正是清朝皇帝对“满洲之道”的推崇，并借助八旗组织加以宣传，因而保持了满人的族群性，确保满人作为征服者集团同被征服的汉人之间的族群界隔，维持了满清作为征服王朝在中国的统治地位，而这同辽、金等征服王朝对汉地的统治有着异曲同工之处。①当然，也有学者力图折衷于“征服王朝论”与“汉化说”之间，力争以陈垣先生提出的“华化”这一更具包容性的学术话语化解“异族性”与“汉化”之间的二元冲突。②虽说研究领域不同，但对同为外族政权的北魏而言，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使其确立了中原王朝的正统性，并通过发起“五行之议”，巧妙地借用“五德终始说”，界定了北魏官方对五胡政权尤其是慕容燕的历史认识，以此将其拓跋先祖塑造成了中原式的正统君王，成功地建构了北魏王朝的正统地位。③因此，本文旨在通过“五行之议”高闾与李彪、崔光双方理念冲突之视角，结合拓跋珪复国后同慕容燕关系之演变，加之北魏自伐燕之后“议定国号”等复杂的时代背景，探究北魏官方对慕容燕的历史认识。

二、“五行之议”的经过：

　　 “太和改制”是先后由冯太后、孝文帝主导的汉化改革，其中，礼制改革占据了重要的篇幅。太和十四年（490年）八月，孝文帝召集群臣“议五行”。作为礼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五行之议”披盖着“五德终始说”的神秘面纱，渗透着中国古代正统观思想，体现着北魏官方对前代历史的认识。“五行之议”缘起于孝文帝太和十四年（490年）八月的一则诏书： 　　 “丘泽初志，配尚宜定，五德相袭，分叙有常。然异同之论，著于往汉，未详之说，疑在今史。群官百辟，可议其所应，必令合衷，以成万代之式。”④
　　“丘泽”乃“圆丘”、“方泽”之省称，是传统中原王朝的重要祭祀方式，也是太和礼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五德相袭，分叙有常”是“五德终始说”的体现。⑤“异同之论，著于往汉”，指的是西汉建立后议定前朝“五德行次”的典故，是汉朝统治者对自身正统性的建构。孝文帝征引“议五德行次”這则“汉家故事”，正是魏收赞誉其之“汲古，率由旧则，斟酌前王，择其令典”的复古精神。在这复古精神的背后，孝文帝以代表着中原正朔的汉朝自效，也体现着其急欲建构北魏中原王朝的正统性的迫切心愿。
　　 至于三代及至汉、魏、晋正统性之传承，议者咸无异议;针对偏居江左的东晋南朝政权的贬抑，亦为议者之共识。然围绕着有关曾经“正号赤县，统有中土”的石赵、前燕、苻秦的历史认识，议者中的高闾一方与李彪、崔光一方出现了严重分歧。高闾的观点是：
　　 “以石承晋为水德，以燕承石为木德，以秦承燕为火德，大魏次秦为土德，皆以地据中夏，以为得统之征。”⑥在高闾看来，“正号赤县，统有中土”是王朝正统性的标志，沿着这个理路，一度占据中原的石赵承西晋为水德，石赵灭亡后，进军中原的慕容燕承石赵为木德，立国关中攻灭前燕的苻秦承前燕为火德，淝水战后苻秦衰亡，拓跋珪重建之代国承苻秦为土德。据《魏书》卷五四《高闾传》，高闾，渔阳雍奴人，史称高闾“早孤，少好学，博综经史，文才俊伟，下笔成章”，其文才初为崔浩所赏识，其名“闾”乃崔浩为之所改而得。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拜中书博士，后迁中书侍郎。文成帝死后，冯太后临朝，铲除乙浑集团势力后，引高闾与中书令高允“入于禁内，参决大政”。⑦献文帝内禅之际，高闾上《至德颂》称颂献文帝朝北魏开疆淮北、四方来同之伟业。⑧张德寿认为，高閭献文帝朝末所上《至德颂》与这篇孝文帝朝太和十四年八月论五德之行次的奏议一同构成了高閭的民族观，前者以为，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是承继夏、殷、周、汉的王朝，属华夏正统，后者按五德行次为北魏作正统定位时，将曾占据中原的石赵、前燕、苻秦也视作华夏正统王朝。传统的正统观与民族观经常互为表里，尤其对于十六国北朝这些由异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民族观几乎和正统观相重合。①既然在高閭的观念中，“正号赤县，统有中土”是正统性的法理保障，石赵、前燕、苻秦作为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便得到了认可，而北魏王朝的正统性也随之获得了保障。

与高闾相对，李彪、崔光则认为：

　　 “据神元皇帝与晋武并时，桓、穆二帝，仍修旧好。始自平文，逮于太祖，抗衡秦、赵，终平慕容。晋祚终于秦方，大魏兴于云朔。据汉弃秦承周之义，以皇魏承晋为水德。”案《魏书·序纪》，神元帝力微约当魏晋之际，昭帝禄官在位时，拓跋鲜卑分为西、中、东三部，其中，桓帝统中部，“居代郡之参合陂北”，穆帝统西部，“居定襄之盛乐故城”，桓、穆二帝先后协助西晋抗击匈奴汉国，西晋“假桓帝大单于，金印紫绶”，并将陉北五县之地割与穆帝，先后封穆帝为“代公”与“代王”，故云“神元皇帝与晋武并时，桓、穆二帝，仍修旧好”，以此强调拓跋立国之初与西晋王朝的密切联系。“始自平文，逮于太祖，抗衡秦、赵，终平慕容”，案《魏书·序纪》，平文帝郁律当政后，适逢西晋灭亡，认为“中原无主”，先后绝石勒、东晋之使，“有平南夏之志”，其间虽经平文帝被害、祁后专政、平文后母子避乱襄国、代国为苻秦所灭，但自平文帝郁律到道武帝拓跋珪，拓跋氏建立的代国先后与石赵、慕容燕、苻秦并立，终至拓跋珪击溃慕容燕，进军华北，建立了千秋帝业。“晋祚终于秦方”，指的是以晋愍帝为首的西晋王朝为刘曜所灭之事，在李、崔看来，这是作为正统性的晋王朝结束的标志。“大魏兴于云朔”，当指在西晋灭亡的同时，平文帝郁律以“代王”的身份继承了西晋王朝的正统地位，北魏的前身代国由是开始了其作为正统王朝的谱系。“汉弃秦承周”是指西汉时期以“共工氏以水德间于木火，与秦同运，非其次序”为故，以汉承周，居秦于“闰位”的典故。李彪等以此为依据，主张将北魏前身代国视作正统王朝，将与代国并立的石赵、慕容燕、苻秦视作“僭伪”，以此确立北魏王朝的正统地位。最终，朝议采用了李彪、崔光的建言，而高闾的奏议遭到了冷遇。那么，缘何“五行之议”最终采用了李、崔之见而非高闾之见，朝议如此决策又是受到什么样的历史背景的影响，这是我们下文将要讨论的内容。

三、由“五行之议”深入所见有关慕容燕的认识：

　　 淝水战后，拓跋鲜卑在慕容燕的卵翼下复国，由此也确立了其对慕容燕的藩属地位。但随着北魏在参合陂之战中击败了慕容燕，拓跋珪的帝王理想被激发了出来。参合陂战后第二年，“魏群臣劝魏王珪称尊号，珪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改元皇始。”②《通鉴》该条对应的“胡注”曰：“拓跋兴而南北之形定矣。南北之形既定，卒之南为北所并。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③同年，魏主珪攻取并州，“初建台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以下悉用文人。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纳，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人得自尽，苟有微能，咸蒙叙用。”《魏书·太祖纪》此条或有溢美之嫌，但多少也反映了拓跋珪急欲成为汉魏式专制君王的理想。又，据《魏书·礼志一》：
　　 “天兴元年，定都平城，即皇帝位，立坛兆告祭天地。祝曰：‘皇帝臣珪敢用玄牡，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灵。上天降命，乃眷我祖宗，世王幽都。珪以不德，纂戎前绪，思宁黎元，龚行天罚。殪刘显，屠卫辰，平慕容，定中夏。群下劝进，谓宜正位居尊，以副天人之望。珪以天时人谋，不可久替，谨命礼官，择吉日受皇帝玺绶。惟神袛其丕祚于魏室，永绥四方。’事毕，诏有司定行次，正服色。群臣奏以国家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故神兽如牛，牛土畜，又黄星显曜，其符也。于是始从土德。”④这则材料反映出：一方面，拓跋珪将慕容燕与之前消灭的刘显、刘卫辰共同列为北魏建立帝业之“驱除”;另一方面，“定行次，正服色”，确定北魏作为中原正统王朝的“天命”之所在。而孝文帝朝太和年间包括“五行之议”在内的礼制改革，归根结底也是以建构北魏王朝的正统性为目的进行的。据《魏书·礼志一》，太和十五年（491年），孝文帝“改营太庙”，道武帝拓跋珪以其“创基之德”，被自“烈祖”晋为“太祖”①。这标志着孝文帝对其先祖拓跋珪开创北魏帝业的认可。作为开创北魏帝业之“驱除”，与独孤刘显、铁弗刘卫辰一样，慕容燕必定要遭到北魏官方的极力抹煞。因此，“五行之议”中，李彪、崔光对石赵、苻秦、慕容燕的贬抑，相比于高闾所见，是更合时宜的。 　　 与此同时，李彪、崔光以北魏的正统性谱系直承西晋，也渗透着浓厚的“代人意识”。松下宪一认为，“代人意识”是道武帝“离散部落”后原拓跋部族联盟成员“代人”对北魏前身“代国”的历史记忆与部族认同，也是对拓跋鲜卑兴起地域“代”的本土意识。“代人意识”一方面为北魏的守旧派势力所坚持，另一方面也被锐意推行汉化改革的孝文帝用作礼制改革的宣传工具，以此证明其王朝正统性直承西晋，将之纳入了北魏的国家认同。②说到“代人意识”，这也涉及到道武帝时期以来“代”、“魏”“称国号”之争。《魏书·太祖纪》：
　　 “（天兴元年）六月丙子，诏有司议定国号。群臣曰：‘昔周秦以前，世居所生之土，有国有家，及王天下，即承为号。自汉以来，罢侯置守，时无世继，其应运而起者，皆不有尺土之资。今国家万世相承，启基云代。臣等以为，若取长远，应以代为号。’诏曰：‘昔朕远祖，总御幽都，控制遐国，虽践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处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诸华乏主。民俗虽疏，抚之在德，故躬率六军，扫平中土，凶逆荡除，遐迩率服。宜仍先号，以为魏焉。布告天下，咸知朕意。’”③这场庙堂之上有关国号的论争发生在道武帝伐燕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当时北魏从慕容燕手中夺取了华北地区，开始与进至中原一带的东晋隔黄河对峙。时正值东晋遣使于北魏，此时拓跋珪已非当初偏居代北一隅的小国之君，面对东晋这个南方强邻，自然要考虑到其帝王尊严，因此议定国号成为当务之急。虽然道武帝最后还是选定了“魏”这个国号，但出身拓跋鲜卑贵族的“群臣”多认为应效仿夏、商、周以其兴起地域定国号的做法，以拓跋鲜卑早期兴起的代北地区，定国号为“代”。由此可见，围绕着“代国”的历史记忆，以及“代”的本土意识，即“代人意识”，在道武帝时普遍存在于拓跋鲜卑贵族之中。道武帝攻占华北之初，出身清河崔氏的崔玄伯虽极力主张定国号为“魏”，但他也提到：
　　 “三皇五帝之立号也，或因所生之土，或即封国之名。故虞夏商周始皆诸侯，及圣德既隆，万国宗戴，称号随本，不复更立。唯商人屡徙，改号曰殷，然犹兼行，不废始基之称……昔汉高祖以汉王定三秦，灭强楚，故遂以汉为号。国家虽统北方广漠之土，逮于陛下，应运龙飞，虽曰旧邦，受命惟新，是以登国之初，改代为魏……”④
　　 崔玄伯提到夏、商、周、西汉先后皆以“所生之土”或“封国之名”确定其国号，并将之与北魏前身“代国”并提，据此可推知崔玄伯对普遍存在于北魏朝野的“代人意识”是有清晰认识的。直至太武帝时期，据《魏书·崔浩传》：
　　 “先是，（祁）谶奏改代为万年，浩曰：‘昔太祖道武皇帝，应天受命，开拓洪业，诸所制置，无不偱古。以始封代土，后称为魏，故代、魏兼用，犹彼殷商。国家积德，著在图史，当享万亿，不待假名以为益也。谶之所闻，皆非正义。’”⑤此处所指之“代”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作为北魏前身的代国兴起地域之“代”;二是，作为国号称谓之“代”（即有关作为北魏前身的代国的历史记忆）。这是典型的“代人意识”之体现。这里将普遍存在于北魏的“代、魏兼用”与商代的殷、商并提的现象相提并论，因而都能折射出“代人意识”在北魏朝野的普遍存在。后至孝文帝迁洛之后，“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⑥，并还于太和十九年（495年）下诏：
　　 “代人请胄，先无姓族，虽功贤之胤，泯然未分。故官达者位极公卿，其功衰之亲，仍居猥任。比欲制定姓族，事多未就，且宜甄选，随时渐铨。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以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自此以外，应班士流者，寻续别敕……凡此定姓族者，皆具列由来，直拟姓族以呈闻，朕当决姓族之首末，其此诸状，皆须问宗族，列疑明同，然后勾其旧籍，审其官宦，有实则奏，不得轻信其言，虚长侥伪……令司空公穆亮、领军将军元俨、中护军广阳王嘉、尚书陆琇等详定北人姓，务令平均。随所了者，三月一列簿帐，送门下以闻。”①
　　 “分别姓族”是孝文帝汉化改革的一项措施，其间便包括划定“代北姓氏”，而此举恰恰就是针对迁洛之“代人”。孝文帝时期将皇族姓氏改为“元氏”，将原先“代人”复姓改为单姓，并将改后的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合称“八姓”，以之为高门士族，“皆太祖以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明显是在“代人”中间，以世代阀阅高低为标准，划分其门第之高下。为了防止造伪现象的出现，北魏朝廷还出台了相应监督举措，以确保姓族如实得到统计，并任命宗室元俨、元嘉以及出身“八姓”的穆亮、陆琇掌管此事。到了宣武帝时，“代人犹以姓族词讼，又使尚书于忠、尚书元匡、侍中穆绍、尚书元长等量定之”②。由是可见，从道武帝到孝文帝时期，“代人意识”在北魏普遍存在，并为出身拓跋鲜卑贵族的“代人”所认同。即便是到了孝文帝汉化改革之时，“代人”的势力依旧强大，但作为北魏的权力基础，这些出身“代人”的鲜卑贵族在孝文帝汉化改革的浪潮中实现了其自身的门阀化，而北魏作为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也随之得到了强化。
　　 深处孝文帝汉化改革的时代洪流中，李彪、崔光在“五行之议”中以北魏继西晋为水德，将北魏作为正统王朝的历史上溯至“代国”时期，强调“代”对北魏的重要意义，因而很是迎合普遍存在于北魏朝野的“代人意识”，得到了朝臣中“代人”出身的穆亮、陆睿的支持：他们一致认为，石赵、慕容燕、苻秦“虽地据中华，德祚微浅，并获推叙，于理未洽”，“又国家积德修长，道光远迈”，“彪等职主东观，详究图史，所据之理，其致难夺”。③李彪所据之“理”，是对北魏前身“代国”正统性的强调，所究之“史”，指的便是代国之史。④相对于高闾所见，李彪、崔光将北魏作为正统王朝的历史追溯至代国时期，这是以“代”为媒介，建立“西晋-（代）魏”之间正统性的直系传承，这也迎合孝文帝礼制改革的心意。后来到了宣武帝时期，崔光之子崔鸿作《十六国春秋》，上其表云：
　　 “昔晋惠不兢，华戎乱起，三帝受制于奸臣，二皇晏驾于非所……中原无主，八十余年。遗晋僻远，势略孤微，民残兵革，靡所归控。皇魏龙潜幽代，世笃公刘，内修德政，外抗诸伪……太祖皇帝以神武之姿，接金行之运，应天顺民，龙飞受命。太宗必世重光，业隆玄默。世祖雄才睿略，阐曜威靈，农战兼修，扫清氛秽。岁垂四纪，而寰宇一同。”⑤很明显，同于乃父，崔鸿同样主张“西晋-北魏”之间正统性的直系传承，只不过用“魏”直接将“代”涵盖了。然高闾在北魏与西晋之间的正统性谱系中加入了石赵、慕容燕、苻秦，这样便不能实现北魏与西晋之间正统性的直系传承，同时与道武帝击败慕容燕以来对“慕容”之贬斥、以及“代人意识”普遍存在于北魏朝野的政治现实相冲突，因而未得采用。

四、结论

　　 综上所述，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四年“五行之议”是以礼制改革为背景，强化北魏正统性的政治实践。在“正号赤县，统有中土”观念的影响下，高闾承认石赵、慕容燕、苻秦的正统地位，并以此作为北魏正统性之所由。然李彪、崔光将北魏的正统性谱系直溯其前身代国，使之直接承自西晋，并以道武帝击溃慕容燕作为北魏走向强盛的标志。然由于道武帝生前与慕容燕的激烈斗争，加之普遍存在于北魏朝野的“代人意识”，李彪、崔光之说便显得更合时宜。因而北魏统治者便继续将慕容燕视作其帝业建立之“驱除”，这便是北魏官方对慕容燕的历史认识。

〔参 考 文 献〕

　　 一、史料及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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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司马光.胡三省，注.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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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邓正来，等，编译）.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二、国内学者专著及论文：
　　 〔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2〕陈寅恪.隋唐政治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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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张金龙.北魏政治史〔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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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日〕川本芳昭.魏晋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M〕.汲古書院，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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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日〕松下憲一.北魏の国号“大代”と“大魏”〔J〕.史学雑誌，2004，（06）：113.后收入氏著《北魏胡族体制論》，北海道大学出版会，2007年3月30日 第1刷.
　　 〔5〕〔日〕松下憲一.北魏正史における“代人”〔C〕.氏著《北魏胡族體制論》，北海道大学出版会，2007年3月30日第1刷.
　　 〔6〕〔美〕卫周安新.董建中，译.清史〔J〕.清史研究，2008，（01）.
　　 〔7〕〔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曹沛霖，等，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8〕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9〕Ping-ti Ho，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6-2（Feb， 1967：189-195.
　　 〔10〕Evelyn S. Rawski， “Reenvision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4（Nov. 1996：123-155.
　　〔责任编辑：张 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