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博导，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本刊编委）
　　有人说中国政协是“花瓶”。我没当全国政协委员以前也有这样的看法，但当了之后，看法改变了。
　　外界都把政协看成是参议院、上院，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就看你拿什么标准来看了。1949年因为来不及开人代会，中共就召集民主党派的人协商，所以1949年的政协起到了临时人代会或者临时国会的作用。等到1954年人代会召开后，当时就有人说，这个政协还要它干什么呢？这时中共提出来保留，给它规定的性质就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是协商机构而不是决策机构，甚至还不是咨询机构。既然是协商机构，就没有决定权，就像俞正声主席讲过的，政协主要的功能是“说话”，该说什么你就说，说了人家不听怎么办呢？你还是得说。从这个标准讲，如果把它解释为一个“花瓶”，那我就希望这个花瓶里放的是真花，而不是假花。放假花，就没什么意义了；放真花的话，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能增加点色彩、趣味，也是不错的。既然让我们“说话”，我就拼命地说，有空我就说，对大家说，对媒体说，这样我就尽职了。至于我说的话有什么用，这不是我能决定的，我希望有用，但我也只能多说说。大家看政协有没有发挥作用，就看我们有没有说话，看我们说话有没有水平。至于说话的结果，我们的建议是否被执行了，这要问执政党和人大。
　　今年的两会，我们去列席人大的开幕式，听政府工作报告，路上大家都在开“北京天气”的玩笑，说北京的天气是讲政治的：一开人大，就是好天；一开政协，就是雾霾。我想到一件往事，以前看到董希文画的油画《开国大典》，上面蓝天白云，还放着几盆菊花，其实都是假的。我也是前两年才知道，开国大典是下午3点开始的，那天是阴天。根据有人当天记的日记，那天还下着小雨。为什么选下午？就是防止国民党的飞机过来轰炸。当时的飞机是不能夜航的。国民党的飞机不能直航过来，只能利用韩国的仁川机场过来。下午3点钟开始，他们若飞过来，晚上就回不去了，所以选了这个时间。这件事如果作为历史来讲，就应该尊重事实，实事求是。
　　我所在小组有三十多人，每人的发言时间都有限。我是不会一味去说这个报告怎么怎么好的，而是会多谈一些意见。谈问题，才是正确的态度。我的意见不止一个，先想到的一点是有关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我觉得现有的做法中有不少是可以商榷的。
　　比如，现在每年要花一大笔钱解决“三馆”（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的免费开放工作，听说每年要花10个亿。满足广大群众的文化普及需要，这没错，但文化需要是否都要免费？比如上海博物馆，原来门票20元时参观者也很多。有一次举办《清明上河图》展览，不免费，观众还是排很长的队。上海有多少人是因为取消了20元的门票才来的，这些都要有调查。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要考虑纳税人的钱该不该花在这上面，是否可以一周拿出一天或半天免票？美国一些博物馆就是这样运作的。这样就可以把省下来的钱去资助真正需要的地方，纳税人的钱要尽可能公正地用在大家头上。
　　因为免费，还发生了一些别的事。比如上海图书馆，因为有空调，有些人买了菜在里面摘菜、做各种休闲活动；外地有些博物馆因为安保问题，甚至把真品藏起来，把复制品拿出来了，这就不符合博物馆的宗旨了。这样不仅钱没有花在刀刃上，还有了负面影响。基层管理者是不是都不知道呢？很多图书馆长、美术馆长怨声载道，但又不敢向上反映，因为这是某某领导提的。有关主管官员让馆长们反映，自己却不敢说。
　　一味地强调免费或低价也有问题。花大工本造的大剧院等等，若请好的演出团体，人家要价很高，同时又要维持低价，怎么办呢？到最后就找一些不入流的团体，对外面说是“俄罗斯芭蕾舞团”——俄罗斯的芭蕾舞团多了，草台班子多的是。要么政府贴大量的钱，要么是降低质量。我跟有关官员讲过，公共文化服务应是满足最基本的，而不是满足高端的需求。高端的可以有少量公益、慈善性质的票，比如我在哈佛时，就有少量低价票满足大学老师的需要，更主要的票是不能跌价的。政府的公共服务是要保证居民在附近的社区都要有公共活动的场所，否则文化产业怎么能兴起？
　　有些地方政府官员把这个看成政绩，盲目追求高标准的服务。我在图书馆工作，知道很多图书馆有不少自动借书机、24小时开放等项目，当初一家企业要送我两台自动借书机，经考察后我拒绝了。因为两台对我们是不够的。一台40万，算10年折旧，每年要消耗4万，此外每年使用跟配套的钱，大概也要4万，用这些钱可以雇好几个员工。而且它们的使用范围有限，对书的要求也很高，有些破旧的书可能就不行。但有些图书馆大规模地使用这种设备，作为政绩，说是满足群众的要求。到底多少群众需要24小时还书呢？纳税人现在是没有资格来问，如果公开机器的成本，纳税人就可以提意见了。
　　公共服务不能拿公众的钱，满足少数人的需要，片面追求名声。比如现在到处提倡24小时开放。哈佛大学那么多图书馆，真正24小时开放的只有法学院的图书馆一个。美国的同行告诉我，他们也在反思这种服务的模式，通宵达旦开着灯，只有少数几个人在那里，是否合适？这种不合实际的情况，有时被媒体舆论所左右，有时被作为政绩工程。纳税人要注意，任何条件下，公共服务都应该以绝大多数人为标准，不应脱离实际。社会转型时期，不要一味讲政府的好话，而应该实事求是，有纳税人的观念，为绝大多数纳税人服务。
　　另外，作为教育界别的委员，教育也是我在两会上最关注的方面之一，不光是界别的委员们在关注，全社会都一样——教育部提出学区要分片儿，学区房价立马应声而涨，全世界恐怕很少有这样的现象。但我认为社会大众没关心到点子上，比如关于高考的问题，我们很少考虑一个社会里有多少年轻人是要上大学的，多少上到高中就可以，多少上到初中就可以就业了。我们总说高考的方法要改革，但十个人里只有四个人上大学的，如果不安排好其他六个人，大家都挤到一起，再怎么改都没用。怎么安排好其他人呢？首先义务教育要办好，要办得公正，如果我所在街坊的小学跟你所在街坊的小学差不多，何来买学区房的必要？在差距没有缩小到合理程度的情况下，上级再怎么制定规章制度，钻空子的人还是会不惜动用权力，利用金钱，甚至作弊。 　　这里还牵涉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社会对职业教育出来的孩子，能否给他以公正的社会地位和体面的生活。如果他永远低人一等，没人愿意接受职业教育。即便是上大学，是上研究型大学乃至出国深造，还是找一个技术型的应用型的大学，将来出来后能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之后再分流，也不失为一条出路。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看起来是高考的问题，实则问题的根源从幼儿园就开始了，进行教育改革，要有整体、宏观的思路。当然各种弊端不能一下都解决，要分清其中的轻重缓急，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义务教育的均衡化，要把全国的义务教育都办成高质量、一流的水准，这样很多择校的问题就不存在了。许多家长很关心“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个起跑线就应是义务教育解决的，而不能依靠家庭。
　　如今有些房地产商打出广告：“你买我的房子，我让你上好学校。”家长让子女上好的学校是很正常的，美国也有学位房，当然学区房主要是亚裔的中国人、韩国人，西方人可能不太重视。义务教育要办得比较均衡，这里的“均衡”不仅指要提高质量，还要“限制”。一个学校办得像人大附中、中关村小学，另一个小学办得破破烂烂，这当然不可取，我们需要把学校都建好。但如何算“好”，需制定一个标准，超出这个标准的学校的资源要拿出来给大家共享，标准不能拔得太高——因为义务教育是用纳税人的钱来办的。
　　此外，国家应鼓励民办学校和私立学校，一些学生需要提高专项特长，义务教育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可以到其他学校去。这些学校甚至可以向每位学生提供一套住房，你有钱就可以入读，我只负责监督学校的教学质量，看是否存在欺诈行为。现在有些人抱怨学区划片儿，本来凭本事还可以考到好的学校，现在这条路都断了，只能在前期买学区房了。只要老百姓愿意在教育上多投入，就要给他享受比一般的义务教育更高标准的机会，这是市场决定的。教育产业是应该有的，为什么不能有产业呢？我要学一门手艺，我要付钱，期待将来有回报，教学的人也要有合理的收入。我们到外国学英语，除了慈善机构外，其他都要付钱的。又比如现在很多企业都讲求终身培训，培训就是个产业，我们讲文化建设就包括教育产业，我们说“文化走出去“，就包括将来把我们的教育产业、教育产品推出去，所以推崇“产业”是应该的。但不应该提倡“产业化”，义务教育尤其不能产业化，成了普遍现象就称为“化”，这里要有个度。比如公立大学不能产业化，但要允许公立大学里面的一部分教育产业化，既然有产业就要依法纳税，国家增加税收了，还解决就业，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这些产业如果大方向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也是在做文化建设工作吗？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