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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博导,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本刊编委)
有人说中国政协是“花瓶”。我没当全国政协委员以前也有这样的看法,但当了之后,看法改变了。
外界都把政协看成是参议院、上院,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就看你拿什么标准来看了。1949年因为来不及开人代会,中共就召集民主党派的人协商,所以1949年的政协起到了临时人代会或者临时国会的作用。等到1954年人代会召开后,当时就有人说,这个政协还要它干什么呢?这时中共提出来保留,给它规定的性质就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是协商机构而不是决策机构,甚至还不是咨询机构。既然是协商机构,就没有决定权,就像俞正声主席讲过的,政协主要的功能是“说话”,该说什么你就说,说了人家不听怎么办呢?你还是得说。从这个标准讲,如果把它解释为一个“花瓶”,那我就希望这个花瓶里放的是真花,而不是假花。放假花,就没什么意义了;放真花的话,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能增加点色彩、趣味,也是不错的。既然让我们“说话”,我就拼命地说,有空我就说,对大家说,对媒体说,这样我就尽职了。至于我说的话有什么用,这不是我能决定的,我希望有用,但我也只能多说说。大家看政协有没有发挥作用,就看我们有没有说话,看我们说话有没有水平。至于说话的结果,我们的建议是否被执行了,这要问执政党和人大。
今年的两会,我们去列席人大的开幕式,听政府工作报告,路上大家都在开“北京天气”的玩笑,说北京的天气是讲政治的:一开人大,就是好天;一开政协,就是雾霾。我想到一件往事,以前看到董希文画的油画《开国大典》,上面蓝天白云,还放着几盆菊花,其实都是假的。我也是前两年才知道,开国大典是下午3点开始的,那天是阴天。根据有人当天记的日记,那天还下着小雨。为什么选下午?就是防止国民党的飞机过来轰炸。当时的飞机是不能夜航的。国民党的飞机不能直航过来,只能利用韩国的仁川机场过来。下午3点钟开始,他们若飞过来,晚上就回不去了,所以选了这个时间。这件事如果作为历史来讲,就应该尊重事实,实事求是。
我所在小组有三十多人,每人的发言时间都有限。我是不会一味去说这个报告怎么怎么好的,而是会多谈一些意见。谈问题,才是正确的态度。我的意见不止一个,先想到的一点是有关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我觉得现有的做法中有不少是可以商榷的。
比如,现在每年要花一大笔钱解决“三馆”(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的免费开放工作,听说每年要花10个亿。满足广大群众的文化普及需要,这没错,但文化需要是否都要免费?比如上海博物馆,原来门票20元时参观者也很多。有一次举办《清明上河图》展览,不免费,观众还是排很长的队。上海有多少人是因为取消了20元的门票才来的,这些都要有调查。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要考虑纳税人的钱该不该花在这上面,是否可以一周拿出一天或半天免票?美国一些博物馆就是这样运作的。这样就可以把省下来的钱去资助真正需要的地方,纳税人的钱要尽可能公正地用在大家头上。
因为免费,还发生了一些别的事。比如上海图书馆,因为有空调,有些人买了菜在里面摘菜、做各种休闲活动;外地有些博物馆因为安保问题,甚至把真品藏起来,把复制品拿出来了,这就不符合博物馆的宗旨了。这样不仅钱没有花在刀刃上,还有了负面影响。基层管理者是不是都不知道呢?很多图书馆长、美术馆长怨声载道,但又不敢向上反映,因为这是某某领导提的。有关主管官员让馆长们反映,自己却不敢说。
一味地强调免费或低价也有问题。花大工本造的大剧院等等,若请好的演出团体,人家要价很高,同时又要维持低价,怎么办呢?到最后就找一些不入流的团体,对外面说是“俄罗斯芭蕾舞团”——俄罗斯的芭蕾舞团多了,草台班子多的是。要么政府贴大量的钱,要么是降低质量。我跟有关官员讲过,公共文化服务应是满足最基本的,而不是满足高端的需求。高端的可以有少量公益、慈善性质的票,比如我在哈佛时,就有少量低价票满足大学老师的需要,更主要的票是不能跌价的。政府的公共服务是要保证居民在附近的社区都要有公共活动的场所,否则文化产业怎么能兴起?
有些地方政府官员把这个看成政绩,盲目追求高标准的服务。我在图书馆工作,知道很多图书馆有不少自动借书机、24小时开放等项目,当初一家企业要送我两台自动借书机,经考察后我拒绝了。因为两台对我们是不够的。一台40万,算10年折旧,每年要消耗4万,此外每年使用跟配套的钱,大概也要4万,用这些钱可以雇好几个员工。而且它们的使用范围有限,对书的要求也很高,有些破旧的书可能就不行。但有些图书馆大规模地使用这种设备,作为政绩,说是满足群众的要求。到底多少群众需要24小时还书呢?纳税人现在是没有资格来问,如果公开机器的成本,纳税人就可以提意见了。
公共服务不能拿公众的钱,满足少数人的需要,片面追求名声。比如现在到处提倡24小时开放。哈佛大学那么多图书馆,真正24小时开放的只有法学院的图书馆一个。美国的同行告诉我,他们也在反思这种服务的模式,通宵达旦开着灯,只有少数几个人在那里,是否合适?这种不合实际的情况,有时被媒体舆论所左右,有时被作为政绩工程。纳税人要注意,任何条件下,公共服务都应该以绝大多数人为标准,不应脱离实际。社会转型时期,不要一味讲政府的好话,而应该实事求是,有纳税人的观念,为绝大多数纳税人服务。
另外,作为教育界别的委员,教育也是我在两会上最关注的方面之一,不光是界别的委员们在关注,全社会都一样——教育部提出学区要分片儿,学区房价立马应声而涨,全世界恐怕很少有这样的现象。但我认为社会大众没关心到点子上,比如关于高考的问题,我们很少考虑一个社会里有多少年轻人是要上大学的,多少上到高中就可以,多少上到初中就可以就业了。我们总说高考的方法要改革,但十个人里只有四个人上大学的,如果不安排好其他六个人,大家都挤到一起,再怎么改都没用。怎么安排好其他人呢?首先义务教育要办好,要办得公正,如果我所在街坊的小学跟你所在街坊的小学差不多,何来买学区房的必要?在差距没有缩小到合理程度的情况下,上级再怎么制定规章制度,钻空子的人还是会不惜动用权力,利用金钱,甚至作弊。 这里还牵涉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社会对职业教育出来的孩子,能否给他以公正的社会地位和体面的生活。如果他永远低人一等,没人愿意接受职业教育。即便是上大学,是上研究型大学乃至出国深造,还是找一个技术型的应用型的大学,将来出来后能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之后再分流,也不失为一条出路。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看起来是高考的问题,实则问题的根源从幼儿园就开始了,进行教育改革,要有整体、宏观的思路。当然各种弊端不能一下都解决,要分清其中的轻重缓急,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义务教育的均衡化,要把全国的义务教育都办成高质量、一流的水准,这样很多择校的问题就不存在了。许多家长很关心“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个起跑线就应是义务教育解决的,而不能依靠家庭。
如今有些房地产商打出广告:“你买我的房子,我让你上好学校。”家长让子女上好的学校是很正常的,美国也有学位房,当然学区房主要是亚裔的中国人、韩国人,西方人可能不太重视。义务教育要办得比较均衡,这里的“均衡”不仅指要提高质量,还要“限制”。一个学校办得像人大附中、中关村小学,另一个小学办得破破烂烂,这当然不可取,我们需要把学校都建好。但如何算“好”,需制定一个标准,超出这个标准的学校的资源要拿出来给大家共享,标准不能拔得太高——因为义务教育是用纳税人的钱来办的。
此外,国家应鼓励民办学校和私立学校,一些学生需要提高专项特长,义务教育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可以到其他学校去。这些学校甚至可以向每位学生提供一套住房,你有钱就可以入读,我只负责监督学校的教学质量,看是否存在欺诈行为。现在有些人抱怨学区划片儿,本来凭本事还可以考到好的学校,现在这条路都断了,只能在前期买学区房了。只要老百姓愿意在教育上多投入,就要给他享受比一般的义务教育更高标准的机会,这是市场决定的。教育产业是应该有的,为什么不能有产业呢?我要学一门手艺,我要付钱,期待将来有回报,教学的人也要有合理的收入。我们到外国学英语,除了慈善机构外,其他都要付钱的。又比如现在很多企业都讲求终身培训,培训就是个产业,我们讲文化建设就包括教育产业,我们说“文化走出去“,就包括将来把我们的教育产业、教育产品推出去,所以推崇“产业”是应该的。但不应该提倡“产业化”,义务教育尤其不能产业化,成了普遍现象就称为“化”,这里要有个度。比如公立大学不能产业化,但要允许公立大学里面的一部分教育产业化,既然有产业就要依法纳税,国家增加税收了,还解决就业,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这些产业如果大方向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也是在做文化建设工作吗?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有人说中国政协是“花瓶”。我没当全国政协委员以前也有这样的看法,但当了之后,看法改变了。
外界都把政协看成是参议院、上院,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就看你拿什么标准来看了。1949年因为来不及开人代会,中共就召集民主党派的人协商,所以1949年的政协起到了临时人代会或者临时国会的作用。等到1954年人代会召开后,当时就有人说,这个政协还要它干什么呢?这时中共提出来保留,给它规定的性质就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是协商机构而不是决策机构,甚至还不是咨询机构。既然是协商机构,就没有决定权,就像俞正声主席讲过的,政协主要的功能是“说话”,该说什么你就说,说了人家不听怎么办呢?你还是得说。从这个标准讲,如果把它解释为一个“花瓶”,那我就希望这个花瓶里放的是真花,而不是假花。放假花,就没什么意义了;放真花的话,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能增加点色彩、趣味,也是不错的。既然让我们“说话”,我就拼命地说,有空我就说,对大家说,对媒体说,这样我就尽职了。至于我说的话有什么用,这不是我能决定的,我希望有用,但我也只能多说说。大家看政协有没有发挥作用,就看我们有没有说话,看我们说话有没有水平。至于说话的结果,我们的建议是否被执行了,这要问执政党和人大。
今年的两会,我们去列席人大的开幕式,听政府工作报告,路上大家都在开“北京天气”的玩笑,说北京的天气是讲政治的:一开人大,就是好天;一开政协,就是雾霾。我想到一件往事,以前看到董希文画的油画《开国大典》,上面蓝天白云,还放着几盆菊花,其实都是假的。我也是前两年才知道,开国大典是下午3点开始的,那天是阴天。根据有人当天记的日记,那天还下着小雨。为什么选下午?就是防止国民党的飞机过来轰炸。当时的飞机是不能夜航的。国民党的飞机不能直航过来,只能利用韩国的仁川机场过来。下午3点钟开始,他们若飞过来,晚上就回不去了,所以选了这个时间。这件事如果作为历史来讲,就应该尊重事实,实事求是。
我所在小组有三十多人,每人的发言时间都有限。我是不会一味去说这个报告怎么怎么好的,而是会多谈一些意见。谈问题,才是正确的态度。我的意见不止一个,先想到的一点是有关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我觉得现有的做法中有不少是可以商榷的。
比如,现在每年要花一大笔钱解决“三馆”(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的免费开放工作,听说每年要花10个亿。满足广大群众的文化普及需要,这没错,但文化需要是否都要免费?比如上海博物馆,原来门票20元时参观者也很多。有一次举办《清明上河图》展览,不免费,观众还是排很长的队。上海有多少人是因为取消了20元的门票才来的,这些都要有调查。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要考虑纳税人的钱该不该花在这上面,是否可以一周拿出一天或半天免票?美国一些博物馆就是这样运作的。这样就可以把省下来的钱去资助真正需要的地方,纳税人的钱要尽可能公正地用在大家头上。
因为免费,还发生了一些别的事。比如上海图书馆,因为有空调,有些人买了菜在里面摘菜、做各种休闲活动;外地有些博物馆因为安保问题,甚至把真品藏起来,把复制品拿出来了,这就不符合博物馆的宗旨了。这样不仅钱没有花在刀刃上,还有了负面影响。基层管理者是不是都不知道呢?很多图书馆长、美术馆长怨声载道,但又不敢向上反映,因为这是某某领导提的。有关主管官员让馆长们反映,自己却不敢说。
一味地强调免费或低价也有问题。花大工本造的大剧院等等,若请好的演出团体,人家要价很高,同时又要维持低价,怎么办呢?到最后就找一些不入流的团体,对外面说是“俄罗斯芭蕾舞团”——俄罗斯的芭蕾舞团多了,草台班子多的是。要么政府贴大量的钱,要么是降低质量。我跟有关官员讲过,公共文化服务应是满足最基本的,而不是满足高端的需求。高端的可以有少量公益、慈善性质的票,比如我在哈佛时,就有少量低价票满足大学老师的需要,更主要的票是不能跌价的。政府的公共服务是要保证居民在附近的社区都要有公共活动的场所,否则文化产业怎么能兴起?
有些地方政府官员把这个看成政绩,盲目追求高标准的服务。我在图书馆工作,知道很多图书馆有不少自动借书机、24小时开放等项目,当初一家企业要送我两台自动借书机,经考察后我拒绝了。因为两台对我们是不够的。一台40万,算10年折旧,每年要消耗4万,此外每年使用跟配套的钱,大概也要4万,用这些钱可以雇好几个员工。而且它们的使用范围有限,对书的要求也很高,有些破旧的书可能就不行。但有些图书馆大规模地使用这种设备,作为政绩,说是满足群众的要求。到底多少群众需要24小时还书呢?纳税人现在是没有资格来问,如果公开机器的成本,纳税人就可以提意见了。
公共服务不能拿公众的钱,满足少数人的需要,片面追求名声。比如现在到处提倡24小时开放。哈佛大学那么多图书馆,真正24小时开放的只有法学院的图书馆一个。美国的同行告诉我,他们也在反思这种服务的模式,通宵达旦开着灯,只有少数几个人在那里,是否合适?这种不合实际的情况,有时被媒体舆论所左右,有时被作为政绩工程。纳税人要注意,任何条件下,公共服务都应该以绝大多数人为标准,不应脱离实际。社会转型时期,不要一味讲政府的好话,而应该实事求是,有纳税人的观念,为绝大多数纳税人服务。
另外,作为教育界别的委员,教育也是我在两会上最关注的方面之一,不光是界别的委员们在关注,全社会都一样——教育部提出学区要分片儿,学区房价立马应声而涨,全世界恐怕很少有这样的现象。但我认为社会大众没关心到点子上,比如关于高考的问题,我们很少考虑一个社会里有多少年轻人是要上大学的,多少上到高中就可以,多少上到初中就可以就业了。我们总说高考的方法要改革,但十个人里只有四个人上大学的,如果不安排好其他六个人,大家都挤到一起,再怎么改都没用。怎么安排好其他人呢?首先义务教育要办好,要办得公正,如果我所在街坊的小学跟你所在街坊的小学差不多,何来买学区房的必要?在差距没有缩小到合理程度的情况下,上级再怎么制定规章制度,钻空子的人还是会不惜动用权力,利用金钱,甚至作弊。 这里还牵涉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社会对职业教育出来的孩子,能否给他以公正的社会地位和体面的生活。如果他永远低人一等,没人愿意接受职业教育。即便是上大学,是上研究型大学乃至出国深造,还是找一个技术型的应用型的大学,将来出来后能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之后再分流,也不失为一条出路。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看起来是高考的问题,实则问题的根源从幼儿园就开始了,进行教育改革,要有整体、宏观的思路。当然各种弊端不能一下都解决,要分清其中的轻重缓急,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义务教育的均衡化,要把全国的义务教育都办成高质量、一流的水准,这样很多择校的问题就不存在了。许多家长很关心“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个起跑线就应是义务教育解决的,而不能依靠家庭。
如今有些房地产商打出广告:“你买我的房子,我让你上好学校。”家长让子女上好的学校是很正常的,美国也有学位房,当然学区房主要是亚裔的中国人、韩国人,西方人可能不太重视。义务教育要办得比较均衡,这里的“均衡”不仅指要提高质量,还要“限制”。一个学校办得像人大附中、中关村小学,另一个小学办得破破烂烂,这当然不可取,我们需要把学校都建好。但如何算“好”,需制定一个标准,超出这个标准的学校的资源要拿出来给大家共享,标准不能拔得太高——因为义务教育是用纳税人的钱来办的。
此外,国家应鼓励民办学校和私立学校,一些学生需要提高专项特长,义务教育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可以到其他学校去。这些学校甚至可以向每位学生提供一套住房,你有钱就可以入读,我只负责监督学校的教学质量,看是否存在欺诈行为。现在有些人抱怨学区划片儿,本来凭本事还可以考到好的学校,现在这条路都断了,只能在前期买学区房了。只要老百姓愿意在教育上多投入,就要给他享受比一般的义务教育更高标准的机会,这是市场决定的。教育产业是应该有的,为什么不能有产业呢?我要学一门手艺,我要付钱,期待将来有回报,教学的人也要有合理的收入。我们到外国学英语,除了慈善机构外,其他都要付钱的。又比如现在很多企业都讲求终身培训,培训就是个产业,我们讲文化建设就包括教育产业,我们说“文化走出去“,就包括将来把我们的教育产业、教育产品推出去,所以推崇“产业”是应该的。但不应该提倡“产业化”,义务教育尤其不能产业化,成了普遍现象就称为“化”,这里要有个度。比如公立大学不能产业化,但要允许公立大学里面的一部分教育产业化,既然有产业就要依法纳税,国家增加税收了,还解决就业,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这些产业如果大方向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也是在做文化建设工作吗?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