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对存在的命名。文学的存在意义，就在于它拥有对世界的命名能力。因为有作家的存在，一切被隐匿的事物都有被命名的可能性。来自湖北的东莞作家塞壬，用她的散文为一个又一个匿名者重新命名，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匿名生活进行独具个性的言说与揭示，将“下落不明的生活”提升到有称谓的状态，补充和丰富着当代汉语写作的精神谱系。这个本名叫黄红艳的女子，这个“城市中隐匿的写手”，2004年开始散文写作，《人民文学》已经十多次推出她的十几篇散文。此外，塞壬还在其他刊物发表大量散文作品，数十次入选各类文学排行榜、散文排行榜，散文集《下落不明的生活》荣获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转身》荣获《人民文学》2008年度散文奖，《托养所手记》荣获《人民文学》2011年度散文奖，散文集《匿名者》和《奔跑者》先后获得鲁迅文学奖提名。塞壬的散文，像女妖塞壬在希腊神话里唱出的歌声，具有足够的魔力、魅力和震撼力。她的散文是對数量庞大、声音微弱的匿名生活的艰难指认和重新命名，为我们了解这个时代匿名者的生存状态和本体命运提供了重要证据。
　　
　　一
　　命运是隐匿的东西，塞壬对于匿名者命运的悲剧意识、孤独感、荒诞感和虚无感进行了深入的挖掘，暗含着无数个个体下落不明的宿命。书写命运，也就是书写苦难、悲剧，生活的破碎。苦难是塞壬频繁触及的写作母题，是其散文伸向存在大地的繁茂根系。在《消失》中，农家少女苦贞“知道只有上大学才可以改变命运”，但她的命运却被她父亲的突然死亡所改变：“初三上学期，苦贞的父亲在采石场被火药炸死了，我不能相信这样的男人也会死去。这晴天霹雳般的噩耗一下子改变了她的命运。”命运的偶然之手伸过来的时候，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它。《消失》是生命悲剧状态的复杂呈现，字里行间，冷峻的叙事里燃烧的是生存的悲情。散文中安排了一个细节描写，“我”在去学校的路上，“突然看见苦贞在前面的塘子里挖藕，这么早，这么冷的天，她放干了塘水，穿着水衣在泥沼里挥动锹，把干枯的荷叶铲断。挖藕是一项很重的体力活，男人都不愿意干。她的棉衣，鞋袜都放在岸边，新翻出的淤泥发出阵阵腐臭。她一定看见我走过来了，但她一直低着头，挥着锹。我从她面前走过去了，没有问候她。我没法问候她”。一个偶然性的旋涡，对人构成一种无所不在的威压和剥夺。苦贞以坚忍的姿态承担不可抗拒的苦难命运，她渺小而卑微，根本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只能痛苦地承受命运所施加在她身上的一切。但在受难的历程中，我们又深深地感受到生命纤弱却又顽强的韧性。
　　在塞壬的很多散文里，都可以看到宿命的存在。散文《羊》写出了女傻子淑兰的生逢遭际。淑兰致傻的原因就来自命运的偶然性：“那一年的那一天，得了脑膜炎的淑兰被大伯父背去乡卫生所打针，打完，孩子就昏迷了，醒来，淑兰就回不来了。”这个宿命性的细节预示了淑兰的人生走向和悲剧命运。淑兰嫁给徐跛子，受尽虐待，生了孩子后徐跛子不再打她，但孩子九岁时却淹死在池塘里。宿命是冷酷和残忍的，也是罪恶的，暗示着人类存在的荒诞和悲惨。《托养所手记》对智障孩子和重残成年人的描述更让人心碎，塞壬让我们感受着这些匿名者生活的黑暗和伤痛，咀嚼着庸常生命的宿命际遇，我们无法找到任何合理的、可实施的拯救法则，所以拯救也变成了无法逃离的宿命。
　　命运的偶然性宣告了人的真实处境，宣告了人生的几无意义、人的可怜、人值得同情、人需要安慰。正是在对偶然性的体认中，塞壬的散文达到了与本体命运的重叠：把现实世俗人生的真实，推到了人生本体命运高度上的真实。存在主义研究者巴雷特指出：“我们没有挑选父母。我们是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历史时代、一定的社会、带着一定的遗传结构，被我们的父母养出来——而且必须按照这一切去过我们的生活。因此，人生的起点就像掷色子一样。它的偶然性深深植根于一些无法逃避的事实中。”麦基编：《思想家》，第9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在《哭孩子》中，塞壬描述了“一个长期目睹母亲被父亲暴打的孩子”。他的父亲是“跑货运的卡车司机，东北人，因为常年在广东跑车，就找了个小的”，他的母亲“原先是一家电子厂的女工”。“这样的二奶，在工业区附近有很多的，基本是工厂的女工，跟了不算有钱的有妇之夫。”塞壬明确地站在“苦孩子”一边，全面深入到了匿名者人生世相的个体意义和他们的宿命存在，展开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本质关怀。她站在日常经验的世界中，用她的存在之耳执着地指向“芜杂混乱的现场”和“暗无天日的城市的私处”：
　　
　　在广州、深圳、东莞，我眼前就会涌现那些黑乎乎的脏孩子，一串一串的，土豆般结实，在地上滚来滚去。没有人担心他们的命运，没有人关心他们的成长，不可遏止的，他们一样会慢慢长大，在匪气十足的市井，在混乱肮脏的街头，在暴力、恶劣的家庭，他们会慢慢长大。只是曾经生活在他们身边的人，那个流浪的异乡人，一直没有学会去做一个无动于衷的人，她的停留或者离开，在她的内心已经伤了一个很深的口子，很久都无法结痂。东莞的H镇，我还没有来得及再次踏进，那哭声却迎面而来。痛，我颤了一下，整个身体开始下雨。
　　
　　那些异乡人和他们的孩子，都是城市的匿名者。塞壬以散文的形式对周遭“哭孩子”的匿名生活做出回答，对他们的哭声做出反应，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挖掘一条隐秘的通道，抵达那些需要照亮、需要关怀乃至需要拯救的匿名者群体。《哭孩子》将一个孩子的命运，也是将一群人的命运，写得起伏、澄净而沉重。
　　在塞壬的散文里，那些匿名者的命运似乎总是含蕴着一种强劲的隐喻性力量，使作品不断拥有一种更具深度的哲学意味，直至抵达人的生命悲剧。在《羊》中，那个傻子淑兰“破败的身体，佝偻的背影”，暗示了人的孱弱无力和孤苦无助。在强大的神秘而黑暗的世界之中，人正如孤单的傻子一样，除了痛苦、恐惧之外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看着她们，我有时觉得自己也身在其中，我看到太多的人也身在其中，竟毫无知觉。我跟她们不同，但一样也有着羊一般的姿态。太多无法对抗的苦难，我也只能沉默。羔羊一样地沉默。”在有关傻子淑兰和两个疯姑娘的叙述过程中，近十次出现了羔羊的形象：“她们退缩、畏惧，用绵羊一般的表情看着你”;“她不惹是非，没有攻击性，干净、纯良，像一头温顺的绵羊”;“我们的脑海里一定共同想象着一件事，纯洁如同羔羊的孩子被侵犯了”。这种在想象中闪现的羔羊，是对人生做出的解释、言说和命名。傻子等同于羔羊，是以旷远悠长的宗教性象征，暗示着生命悲剧。在基督教中，羔羊是柔弱而无力的，只有跟从上帝才能具有安全感，才能获救。但是，这里却上帝缺席而仅有羔羊。在《爱着你苦难中》，“我”看见了弟弟“单薄、河水一样的命运”，“我想起尼采，他抱着一头生病的老马放声大哭：我的受苦受难的兄弟呀！我不知道，在安静的夜晚，是否有人会细致地抚摸他们平躺的肉身和魂灵。”在《消失》中，“我看见了农民清澈如水的命运，那种深藏在丰收喜悦背后的悲伤：世代都无法改变的贫穷，靠天吃饭，像牛一样，有的只是原始的、体能的较量，终其一生，直到老死”。羊、马、牛，这些具有深意的象征性意象，是塞壬在给那些匿名者重新命名，给他们符号化的表达与指认。 　　
　　二
　　在人类的历史命运之下，才有个体的命运。历史命运只有以个体命运为形式，才能感性地体现出来，才能获得具体性和得到肉身化。塞壬的散文力图从个人的生活现场出发，遵循现代审美原则对近距离的历史进行重塑，说出自己的生活和内心状态，说出个人于时代和集体大背景下的悲哀和欢愉、痛楚和不安、幸福和败坏，在个人的小历史中来认识生活和自我，来探询历史、文化、人性的意义。
　　当代作家评论 2020年第2期 塞壬在《转身》里对历史变革中的个人经验做了痛彻、真诚的表达，达到了精神和修辞的真诚。《转身》描写“我”作为“集体所有制合同工”所遭遇的心灵挣扎。“转身”是多向性的隐喻。“我”要面对命运的转身，生活方向的转身，一系列的转身。从现实到精神，从精神到肉体，整个人实现了脱胎换骨的重大转身。在《转身》里，塞壬把离开大型钢铁公司的“这个大事件”写成一篇形式独特而文字扎实、内涵繁复而思想锋利，又意味幽邃的散文文本，反映了一个被隐匿者的思考、探索、焦虑和苦闷。1998年以前，“我”是一家大型钢铁厂里的工人。在那个厂子里，每天“我”都要带着自己的劳动工具——激光分选仪，呼吸着浓浓的铁腥味的空气，出没于钢铁料场。那里有“我”疯长的抒情欲望，也有“我”没有表达的爱情。然而，在“下岗分流”中，“我”不得不自动去职，开始了一次缓慢，痛苦，复杂，却又意义重大的转身过程——“不论是选择离开或者留下，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做过强烈的挣扎”。离开和留下，从来都是人生的两难。而在这相遇相离的转身过程中，倘若放大命运的细部，并对这细部详加考察，我们会看到一个人的一生充满了多少偶然与不确定，这些偶然和不确定，常常在瞬间改变了我们人生的航道。“1998年，当那个大事件将要来临之时，我相信有太多人完成了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转身。”“总像影子一样贴着我”的小师妹菊，可能会因为“我”的离开而被组合掉，“菊的命运，只能听天由命”。“我谢绝了菊请我吃饭的要求，我不能矫情地，再一次地在她面前流露出我对她命运的牵挂。”人被投入命运却无从选择，只能被命运拖着走。在塞壬的散文里，历史的变革与个人的遭遇相遇，她实现了历史意识与人性深度的契合。“给人们内心带来了颠覆性的震撼”的是散文的最后叙述，“我从没料到在我决定离开的时候会那样难过，我从来不知道我对料场怀有这么深的情感”。塞壬深刻地写出了时代洪流裹挟之下的底层命运的遭际与追寻、灵与肉的挣扎与自救。塞壬对“转身”时的种种细节描写，让人饱尝被照亮、浸淫和刺痛的感觉。这意味着塞壬把个人情感转化为时代宏伟叙事的冲动，但它不再指向一种虚妄的宏大叙事，而是把一个时代的沉痛化为深刻的个人经历，把对历史的醒悟化为混合着自我追问和见证的叙述。
　　《转身》是对社会转型中的中国现实状况的意味深长的描述，揭示了不对等的生活对人的压迫：“身份上，我跟班组的其他人还有些不一样。他们的标签是：全民所有制合同工。我的标签是：集体所有制合同工。在班组，我和菊都是弱者，这个标签让我跟菊一样，备受歧视。”标签化的命名是一种境遇。在这个秩序井然的标签化生活里，每个人事实上都具有无奈。20世纪末至今，随着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用短短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工业化进程。外部条件再一次为文学提供了转向的契机。如何逼视庸常或反常的生命形态，以更适合的表达方式体现在社会变革中人们的真实伤痛以及人类存在的各种可能性，成为塞壬写作中面对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塞壬的散文在思想上、形式上都有大的新的突破，和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相称，和这个时代日益丰富复杂的心灵相称。当1998年，“下岗”一词席卷钢铁公司这艘百年巨轮，我们过多地关注着一种体式向另一种体式的转型，但却忽略了所谓“转型”和“下岗”这些冰冷术语背后真实而鲜活的个体。塞壬以一种文学的崭新话语立场和书写方式，呈现了他们经历裂变的痛苦和巨大的精神失落，他们被漠视的尊严、困惑、挣扎和矛盾。
　　塞壬的散文是时代和命运的显影者，是个体与现实、历史之间的精神对决。《消失》同样揭示了城乡不对等的生活对人的压迫。在这篇散文里，“钢铁和水稻，潮湿的枕木，蜿蜒而不知去向的铁轨，还有那忧郁的、一望无边的菜地。它们一下子就说出了工业和农业这两个词。这是两个大词，而此刻却异常具体：钢铁和水稻。这是贯穿着一个人成长的两个关键词，它像一道咒语，箍在我们非此即彼的命运里”。在钢铁和水稻杂糅的空间里，塞壬再现了“半边户”的真实生活场景，保持了对自身身份的历史记忆：“我的父亲是钢铁厂的工人，我的母亲和我们在农村，我们家就叫半边户。”“母亲们和她们的孩子都是农村户口，城市不属于她们。”跟“我”一起长大的男孩许晓东也是“半边户”的孩子，“他身上没有农村孩子的自卑以及城市孩子的优越感”。而另一个无法绕开的童年伙伴苦贞“父母都是农民”。“我依稀记得苦贞在我耳边说，很害怕在田里跟许晓东对视，很害怕遇见他的目光。”“贫穷、卑微的地位，苦贞觉得许晓东无论如何也不会爱上一个农民。”塞壬的书写凸显了一直隐藏于中国人心灵深处的身份认同问题。乡村人格被城市所排挤的记忆书写，清晰表明乡村和城市两个世界的疏离关系，隐含着塞壬对这种不对等的强有力的揭示：“也许，我还不算是一个真正的农民，我在当时无法真切体会苦贞的感受。”初二那年学校放“农忙假”，“我”应邀在苦贞家真正做了一个月的农民，充当了她家双抢的主力，“那一次我看见了农民清澈如水的命运，那种深藏在丰收喜悦背后的悲伤：世代都无法改变的贫穷，靠天吃饭，像牛一样，有的只是原始的、体能的较量，终其一生，直到老死”。大地需要被重新发现。在城乡差别、生存观念等多种历史背景聚合中，塞壬对人物命运的必然性进行了独特的探问，对人的卑微命运进行了深入的解剖。塞壬将苦难的抽象溶解于历史的生活场景之中，溶解于具体的個人命运之中，在苦贞的身上找到了一种关于苦难的一般性解释。塞壬是那个时代的一根敏感的触须，深入到时代最本质、最疼痛的部分，唤醒了城乡中国所特有的那种普遍性的记忆。 　　散文《匿名者》更像一部个人历史的供词，以个体的存在验证这个时代。在《匿名者》中，塞壬书写了自己在广东九年的漂泊匿名生活，书写了那些匿名在城市中的人：“九年的匿名流浪生涯顽癣一般地真实，它混乱、落魄、阴郁、压抑还有疯狂，被厄运追赶，在困境中沉浮。”“2009年，我结束了在广东九年的漂泊生涯，一个叫塞壬的写作者，她是这段匿名生活的终结者。……我填写了一张东莞图书馆的入职表。但这次，我填写了真实的姓名、出生地、年龄以及最简洁干净的经历。我一笔一画地写着，饱蘸着力量，仿佛要把字刻在纸上一样，永不再改变。面对自身的真相，我竟然感到茫然，太陌生了，陌生到可疑。这得要追溯到多少年前啊，眼前定格在表格上的这个人——黄红艳，她已消失了多年。”“成为城市的匿名者，我们别无选择。”“篡改的名字，伪造的经历，被切割的时光，频繁地迁徙，生活的碎片被扔在各个城市的角落。”塞壬写出了滚滚时代潮对个人命运的裹挟，凸显了生活荒诞与残酷的一面，透露出对匿名者生存状态的无限悲悯。灵与肉的挣扎与救赎始终在同时进行，肉身的沉重和精神的律条始终伴随着匿名者们，“躲闪的目光、虚张的言辞总会暴露出某种狡狯的特质，以及，永远给人的不确定感。他们没有浑然天成的从容，那是因为：他们有着真正的畏惧、恐慌以及无法预知的生活所带来的焦虑”。散文写“我”的匿名生涯，这既是一种历史叙述，也是个人命运的变迁史。当身边的匿名者不断地离开、出走或陷入无望的混乱，她有过不满、怀疑、痛苦、失望与沮丧，直至走向激愤与绝望。《匿名者》写出了个人是怎样在历史叙事里面被归类、被整合，归类整合到匿名。
　　塞壬喜欢在散文中探讨一些有关人类命运、生存境遇等具有永恒意义的命题，关注与反思时代的变迁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精神问题。在《在镇里飞》《下落不明的生活》《漂泊、爱情及其他》《月末深广线》等众多描写南方生活的散文中，“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个未知”，塞壬像“垮掉的一代”游走在路上，只有漂泊，没有目标，混合着颓废与反叛的双重精神。在塞壬的这些散文中，不乏“不断闪现的温暖和善意”式的词汇，也有着在某种特定的时空才能产生的柔软而平复的心理感受，但它们早被其流浪生涯中更多的“漂泊、动荡、茫然、悲愤”“挣扎、喊叫、对抗、破碎、痛”所挤兑、所压榨、所粉碎，继而“消失”得微乎其微。这种生活其实就是一种被现代性绑架的生活，也是一种充满着现代性体验的生活。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可以用一个字来表达：快。不再稳定的生活，不再固定的职业，来不及回味的心情，即生即灭的爱情，它们都是快的分泌物。而塞壬显然是在被这种快裹挟着，她自己的生活也就变成了现代性的形象写照。她在《在镇里飞》中写道：“2005年，我不停地游走在东莞的常平镇、厚街镇、虎门镇之间。两年之后，我将那一段经历用了一个飞字，飞翔，飞奔。它说出了姿势和表情，它传达出自在、自得甚至有某种轻快的信息，有脱逃的快意。”既然她让自己的生活“飞”了起来，她就拥有了与“快和飞”相伴相生的现代性体验，比如失重，轻盈，晕眩，惊慌，甚至短暂的颓废。在《声嚣》等以南方生活为背景的散文中，我们看到了现代的城市是这样一个“城市”，一个美与诗意正在流失的城市，—个充满忧郁、贫困、病痛和暴力的城市，一个人的身体、心灵和灵魂无处安放的城市。城市更多地在改变人的心灵。被街道、楼房和围墙所切割的生活，被程式化和繁文缛节所包围的生活，造就了人的隔膜、伪善和虚荣，带来了人性的压抑和失落。城市的天空和地面在时时刻刻改变着人的观念和心态，改变着人的命运和结局。塞壬很好地将自己的生存背景融入了自己的散文，她用个人的眼光审视着“南方逼仄的生存的场”，使之成为个人经验的一部分。“南方逼仄的生存的场”被个人经验重新编码，变成个人内心生活的一部分。她在《下落不明的生活》中独白：“如果不对命运妥协，我就得一次次地离开，我的下落不明的生活将永远继续。”个人的抉择与命运构成的顽强冲突，西西弗斯式的命运抗争，在塞壬这里以更加细致的智性思索加以表现。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塞壬让我们看到，散文也完全可以提供一个时代被隐匿的秘史，一个时代碎片式的精神传记。
　　
　　三
　　通读塞壬的散文，可以发现“孤独”是贯穿其文本的核心因素之一，孤独是匿名者生存境遇的一个突出特征。孤独作为一种现象，一种心境，一种表现对象，在浩如烟海的文学史上算不得稀奇，尤其是在“上帝死亡”的20世纪，它几乎成了无处不在的世界性文学主题。在某种意义上，塞壬散文的孤独意识，来自对西方现代主义的观念性模拟。她的散文浸透了她对孤独的深切感悟：“爱情无法让我获救，它太弱了，它无法医治孤独。”“没有人认识我，我在哪里，我将要去哪儿，无声无息，像沉入漆黑的深水里。”（《在镇里飞》）“很久了，没人认识我，我是所有人的陌生人。惯于穿行城市，匿名，隐秘，漂泊，我像注视着别人那样注视自己。”“孤独是一个多么丑陋的东西。它也越长越大。”“我看着破碎的蜂巢，残局一样，照着我一个人那巨大的，无边无际的，挥之不去的孤独。”（《入侵者》）“孤独，我这里是，而父母之间也是。”“我常打量着自己的生活：卑微，贫乏，无聊，被孤独浸透。”（《消失》）“人们看到了我在生存的场里，贴着地在镇里疾奔，历经动荡、危险、肮脏的行程，而内心飞翔，我说出了肉身的姿势和精神的姿势，我说出了自由和爱情都无法取代的孤独。”（《匿名者》）“致密的夜和孤独袭来，我无从抗拒。”（《南方的睡眠》）“在无人应和的孤独里”，她“保持着楚人最古老的抒情”。（《悲迓》）对于孤独的反复言说是塞壬散文的一个贯穿主题。塞壬本身是一个对孤独十分敏感并耽于孤独的特殊个体，她对孤独的体验可谓深入骨髓，她的散文饱含着对生命的怜惜和对生命情境的伤感经验，“把黑夜和孤独推向更深的黑夜和孤独”。塞壬是一个孤独的窥视者。她窥视自己的内心世界，她把那些精神分裂的碎片反復审视，她发现那里面只包含一个“无”，一个可怕的虚无。虚无构成了人在世界之中最初始的生存境况。处身于这一境况人的基本生命情态就是孤独。 　　孤独是一种真切的隔离，它体现为个体对世界的一种出离状态，个体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对峙。像“孤独感”这样的生存意识，它不仅是非常个人化的内心经验，又是以社会文化提供的广博丰厚的土地为扎根的条件。在塞壬的散文里，孤独不是一个人的情绪，而是社会和个人共同堆砌的，一个人的孤独有可能是一个群体的孤独，一座城市的孤独，甚至是一个民族的孤独。《转身》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我时常试图触摸我的一九九八，但总是忍不住要发抖，一种既明亮又隐秘、既悲亢又忧伤的情绪一下子攫住我，原本就要抓住的感觉一下子就滑脱了去，而后的内心就空荡荡的。……那庞大的生产链及有形和无形的机器，全部的声音是一个声音，全部的形态是一个形态，它们变成了一种回响，在我头顶隆隆而过——不，它们是从我身上碾过。一些词只与时代有关，下岗、分流、买断，当那个时代过去，它们也就死了。我在一个下午脱下了蓝色的工装及红色的安全帽，空着手，一个人走出钢铁厂的铁门，它“砰”地关上了，它把一个人的命运就此切断。那个遥远的下午如此简单。
　　
　　在塞壬的书写里，孤独带有非常强大的否定，孤独就是对社会现实的任何事物的不认同。“一个人走出钢铁厂的铁门”，这是远离遮蔽走向澄明之所的心灵突围的开始。“一个人的命运就此切断”，孤独的个人在摆脱了传统思维方式之后试图重建她与世界的关系，她与历史的关系，她与文化与思想的关系，甚至还包括她与自己的关系。“我应该完成了个体的独立意识和自由意识，我应该可以转身。”塞壬“转身”的那种“孤独感”，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叛逆。“孤独感”是现代主义的基本生存态度，“孤独的个人”是个体向社会夺回完整性存在的体验方式。《转身》中的个体在进行个性张扬的时候是伴随着内心压抑的，因而导致了“我”孤独地离开。小师妹菊会因为“我”的離开而被组合掉，这个孤独的弱者将会更加孤独。面对这样的弱者，“我感到我在耻辱地活着”。菊那种深邃的内心“孤独”，我在真实的生存中体验到了，但没有勇气与她沟通。菊的孤独体现了人在本体命运层次上的恐惧、茫然，进而产生了人与世界分裂、甚至人与自身分裂的强烈情绪。个体无一例外地要面对并承担生命中的焦虑与孤独。
　　孤独感，事实上只有在一个适宜滋生和繁殖的特定境遇中才会萌生。英国现代主义文学代表人物伍尔芙在与朋友的书信中就称其周围的社会为“孤独之泉”。塞壬在散文《匿名者》里，描写了被金钱扭曲异化了人性的“体面的匿名者”和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女白领，他们身上的“人性之恶”便是“我”的“孤独之泉”。“我”在应聘担任一家时尚杂志编辑部主任时，帮助同是湖北女孩的李艺化名为易丽，使她顺利地通过了人事经理那一关，成为一名采编记者。不到一年，这个叫易丽的女孩卷走了三万多块钱的广告款。这让“我”感叹：“看透一个人太悲凉了，让人难受。我感到了孤独和一阵阵的悸冷。”“我”篡改经历，被聘为一家珠宝公司的品牌策划，“我”精心策划的一个品牌推广方案，被市场部经理萨宾娜小姐否定，她“竟然将公司的策划案私自卖给了我们的竞争对手！”“我的整个肉身做了一生中最疯狂的决定，我将我全部的悲伤、我的血、我细瘦的躯体、我河水一样的命运，用我如柴的右手凝聚着巨大的痛楚掴过去，不，它们是整个地砸过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人的心灵体系也为金钱所维系和异化，“我”不得不面对世界孤独地存在。人不仅与别人疏离，人更与自我疏离，分离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交流，人成了一个孤独的我。“我”作为“匿名生活”中的参与者，亲历者，“自身的真相”也被毫不留情地省察、解剖、审判、清理：“阴郁，黑暗，隐疾，我这破败的人生，我将如何穿越这内心的地狱。”“我”与她们，“我”与自己都是真正隔膜开来的孤独者。塞壬一脸真诚掀起“不为人所知的隐秘生活”的暗角，让我们窥见其内质的碎影。在《下落不明的生活》中，“我对自己充满疑惑，像是凝视一个异类”。对于城市的匿名者，他们无家可归，匿名者所生活的“城市”只有作为一种压迫性的孤独氛围来理解才是合理的。游走于现实的广东与记忆的湖北，在两头切换的时空里，塞壬过着一种匿名者的生活，似乎没有一个值得依赖的人，没有可以倾诉的灵魂。
　　在一个孤独的世界里，塞壬一直坚持对爱和希望的言说。孤独与苦难考验了作家爱的能力。塞壬虽然对爱的丧失、对孤独和遗忘有锥心的体验，但她从未放弃对理解的寻求和希望。塞壬的散文始终是为理解而写。塞壬说：“一个人想要变坏，想要变得对这个世界无动于衷，变得不再有感动，不再去爱，这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啊，我失败了。但是，我要为自己祝福，这么些年，我终究保持了良善，保持了感动和爱。”①塞壬的散文直接以爱为题，将人性的苦难以及生命救赎等复杂的情感体验融合到一起。塞壬承担式地对待一切感情，毫无遮拦地爱着那些隐匿在底层的个体，一直怜悯地注视着他们：弟弟、母亲、婶娘、堂妹，曾经并肩作战的师妹和萌生情愫的师兄，仅是普通同事却又是被侮辱与损害的职员，广深线上满怀疲惫的过客，一同长大的精神分裂的女人，住在棚户区的奇怪女子和她经常啼哭的男孩，托养所里的智障孩子，即将去世的祖母……这么多的匿名者需要塞壬用爱去重新命名，她的爱强烈而广阔，沁人心脾又痛彻肺腑。她是一个有体积、有速度、有温度、有力度的塞壬。她是有血有肉，迎面把你撞痛的塞壬。她用爱化解孤独的存在，化解悲剧的存在，寻找自我的救赎。尽管化解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永远是有希望的。
　　
　　【作者简介】柳冬妩，东莞文学艺术院一级作家。
　　
　　
　　（责任编辑 王 宁）
　　 ① 塞壬：《我无情可抒并对诗意反动》，《黄河文学》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