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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民币升值与否之论争，先是海外呼声四起，最近则是国内媒体掀起热潮。连日来，国内几大财经媒体都在谈论人民币升值利弊，描述央行管理层对这种论争的看法，特别是有不少媒体表示，随着央行行长周小川的明确表态，认为有关人民币是否升值的争论应该画上休止符了。
对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央行当局希望采取稳健与务实的态度，这没有多少错。但是，汇率是国际货币之间的价格，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由相当复杂具体的原因集合而成的。汇率水平没有任何模型可以精确地计算它，更不能根据某种计算的结果来调整其水平。判断汇率水平合适与否的惟一标准是看汇率对国内经济的影响；而汇率制度以及汇率水平是否变动，关键是看国内经济在这种汇率下的运行状态和发展的可持续性。我想这种判断是可取的。
由此也就让我们想到，目前海外要求人民币升值是否合理？它是客观的需要还是主观愿望？如果合理，那么合理性何在？央行高层对于这种合理性是情绪化的置若罔闻，还是理性地认真对待？如果理性地认真对待，那么应该采取何种办法何时实行？如果不合理，这种不合理性在哪里？央行当局如何把这种意见向国际社会宣布？还有，面对着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强烈呼声，中国政府是主动应对还是被动等待？面对着复杂的海外要求人民币升值事件，以静制动真的是一种最好选择吗？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我们应该好好思考的，而让人民币升值的论争尘埃落定是没有道理的。
正如我早就指出那样，应该看到，人民币低估已是不争之事实。但这也如“广场协议”所导致的结果那样，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对当前全球经济失衡并无实质上的效果。如高盛的研究表明，即使对人民币一次性升值10％～15％，它对校正美国巨大的贸易赤字作用不大，对日本国内经济不景气影响轻微，对欧元区GDP增长影响几乎为零。也就是说，如果“广场协议”在中国重演，除了减弱中国经济的活力之外，对他国没有多少益处。而中国经济活力减弱，对世界经济的复苏百害而无一利。
中国最为重要的要检讨人民币的汇率制度，检讨这种汇率制度是否能够生成市场化的利率水平，只要把本国的内功练好了，面对外来的要求与呼声岂能不得心应手？
目前，无论是对人民币汇率的重估，还是保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维持现状，实际上还在呼吁延续人民币与美元实际挂钩的汇率制度。在这种汇率制度下，不但无法解决日美及世界其他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之纷争，也无法化解中国经济未来所面对的风险。因此，面对着人民币汇率，无论是重估派观点还是稳定派的观点都是不足取的。因为重估派过分强调了汇率对经济的影响，而稳定派则没有看到近10年没有变化的人民币汇率水平与汇率制度对现实经济发展的不适应性。
因此，面对海外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论争，中国要做的并非仅是被动观望，或以静制动，而是主动出击。所谓主动出击就是对内全面地检讨现行人民币汇率水平与汇率制度，用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全面地来计算人民币汇率在哪一种水平上收益最好，成本最低，通过何种方式在什么时候调整人民币汇率可达最优的水平。不管如何强调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在国内外经济风云变幻的9年里，现实的经济生活一日千里，但人民币汇率却一直固定在一个水平上肯定是不合理的，而这种不合理性给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潜在风险怎么也不可低估。如今年有200多亿没有外贸背景国外资金的潜入一定会对现行金融体系造成很大的影响。
目前这种盯着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已经不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了。但在现行的情况下，中国引进一个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是不成熟的。因为，如果汇率过于不稳定，就会破坏以稳定国内价格为目标的货币政策，而货币急剧贬值会使与货币搭配不当相联系的资产负债问题更加恶化，而货币急剧升值则会导致国际贸易竞争力的下降。而且不稳定汇率所导致资产价格的不稳定会影响国内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因此，在当前的情况下，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迫在眉睫。只有实行一种可能更好地反映市场状况、适合国内外经济情况、灵活的汇率制度，才符合国家的最大利益。
还有，面对着国外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关注，还应该把它看做是国际谈判的筹码。有美国商会正在讨论是否提请美国政府动用“三○一条款”来迫使人民币升值，欧盟15国也决定用“普惠制”来对人民币汇率施压，甚至于日本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也可能一拥而上，采取类似措施对人民币汇率制度施加影响，逼迫人民币升值。对于这些，我们也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既然货币都是以主权国家为背景，既然不少国家把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政治化，那么中国政府就应该明确地向他们表明，人民币汇率变动可以谈判，关键是看看他人给出什么价，即人民币汇率变动后能够给中国带来多少利益。如果仅是要求人民币汇率变动，但中国无利可图，那么中国政府不要受制于人，我们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如果人民币汇率变动，他人能够给中国一定的利益，那么中国政府就得看利益的大小，我们这样做值不值得。如果通过与他国多方谈判能够达到利益的均衡点，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也是可以的。
总之，对人民币升值论争不是尘埃落定，而是更多讨论下去，这样才可集思广益，为决策者提供争取国家最大利益的可选择的思路。（易宪容）
对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央行当局希望采取稳健与务实的态度，这没有多少错。但是，汇率是国际货币之间的价格，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由相当复杂具体的原因集合而成的。汇率水平没有任何模型可以精确地计算它，更不能根据某种计算的结果来调整其水平。判断汇率水平合适与否的惟一标准是看汇率对国内经济的影响；而汇率制度以及汇率水平是否变动，关键是看国内经济在这种汇率下的运行状态和发展的可持续性。我想这种判断是可取的。
由此也就让我们想到，目前海外要求人民币升值是否合理？它是客观的需要还是主观愿望？如果合理，那么合理性何在？央行高层对于这种合理性是情绪化的置若罔闻，还是理性地认真对待？如果理性地认真对待，那么应该采取何种办法何时实行？如果不合理，这种不合理性在哪里？央行当局如何把这种意见向国际社会宣布？还有，面对着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强烈呼声，中国政府是主动应对还是被动等待？面对着复杂的海外要求人民币升值事件，以静制动真的是一种最好选择吗？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我们应该好好思考的，而让人民币升值的论争尘埃落定是没有道理的。
正如我早就指出那样，应该看到，人民币低估已是不争之事实。但这也如“广场协议”所导致的结果那样，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对当前全球经济失衡并无实质上的效果。如高盛的研究表明，即使对人民币一次性升值10％～15％，它对校正美国巨大的贸易赤字作用不大，对日本国内经济不景气影响轻微，对欧元区GDP增长影响几乎为零。也就是说，如果“广场协议”在中国重演，除了减弱中国经济的活力之外，对他国没有多少益处。而中国经济活力减弱，对世界经济的复苏百害而无一利。
中国最为重要的要检讨人民币的汇率制度，检讨这种汇率制度是否能够生成市场化的利率水平，只要把本国的内功练好了，面对外来的要求与呼声岂能不得心应手？
目前，无论是对人民币汇率的重估，还是保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维持现状，实际上还在呼吁延续人民币与美元实际挂钩的汇率制度。在这种汇率制度下，不但无法解决日美及世界其他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之纷争，也无法化解中国经济未来所面对的风险。因此，面对着人民币汇率，无论是重估派观点还是稳定派的观点都是不足取的。因为重估派过分强调了汇率对经济的影响，而稳定派则没有看到近10年没有变化的人民币汇率水平与汇率制度对现实经济发展的不适应性。
因此，面对海外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论争，中国要做的并非仅是被动观望，或以静制动，而是主动出击。所谓主动出击就是对内全面地检讨现行人民币汇率水平与汇率制度，用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全面地来计算人民币汇率在哪一种水平上收益最好，成本最低，通过何种方式在什么时候调整人民币汇率可达最优的水平。不管如何强调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在国内外经济风云变幻的9年里，现实的经济生活一日千里，但人民币汇率却一直固定在一个水平上肯定是不合理的，而这种不合理性给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潜在风险怎么也不可低估。如今年有200多亿没有外贸背景国外资金的潜入一定会对现行金融体系造成很大的影响。
目前这种盯着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已经不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了。但在现行的情况下，中国引进一个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是不成熟的。因为，如果汇率过于不稳定，就会破坏以稳定国内价格为目标的货币政策，而货币急剧贬值会使与货币搭配不当相联系的资产负债问题更加恶化，而货币急剧升值则会导致国际贸易竞争力的下降。而且不稳定汇率所导致资产价格的不稳定会影响国内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因此，在当前的情况下，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迫在眉睫。只有实行一种可能更好地反映市场状况、适合国内外经济情况、灵活的汇率制度，才符合国家的最大利益。
还有，面对着国外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关注，还应该把它看做是国际谈判的筹码。有美国商会正在讨论是否提请美国政府动用“三○一条款”来迫使人民币升值，欧盟15国也决定用“普惠制”来对人民币汇率施压，甚至于日本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也可能一拥而上，采取类似措施对人民币汇率制度施加影响，逼迫人民币升值。对于这些，我们也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既然货币都是以主权国家为背景，既然不少国家把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政治化，那么中国政府就应该明确地向他们表明，人民币汇率变动可以谈判，关键是看看他人给出什么价，即人民币汇率变动后能够给中国带来多少利益。如果仅是要求人民币汇率变动，但中国无利可图，那么中国政府不要受制于人，我们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如果人民币汇率变动，他人能够给中国一定的利益，那么中国政府就得看利益的大小，我们这样做值不值得。如果通过与他国多方谈判能够达到利益的均衡点，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也是可以的。
总之，对人民币升值论争不是尘埃落定，而是更多讨论下去，这样才可集思广益，为决策者提供争取国家最大利益的可选择的思路。（易宪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