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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你认为这种心态是什么造成的？
黄兆辉：现在赚钱的机会多，沟通也快，交通也发达，人家赚钱就赚得快，赚得容易。同样的条件，你赚不到，自然就不高興。当然，很多人赚钱也不是很老实，也是一个原因。
南风窗：香港的垃圾堆填、化工厂选址，是否也催生“邻避运动”？政府该如何处理这种问题？
黄兆辉：垃圾场好像已经饱和了，堆填需要大量的土地，现有的不够用了，还要再找地，居民就反对。像“绿置居”（保障房），因为香港土地很少，选址的时候，很多人都不同意在自己小区附近搞。还有政府要建公屋、戒毒所，他们也不允许，觉得把自己家的环境搞坏了，搞复杂了。 这个受到土地、文化、政策问题的综合影响，不是任何简单的办法就可以解决问题。
南风窗：有人针对城市空间的不平衡发展、公共空间私人化的问题，像香港有不少“私人道路”—提出“空间正义”的概念。你如何理解这个概念？
黄兆辉：这个问题可以参考马来西亚。比方你去吉隆坡，它的旧城区重建得很好，很多天桥很长，天桥里面有空调，很舒适。还有很多城轨、地铁，这些他们有五六个不同的营运商去搞，处于竞争状态，不是只有一个部门提供服务。
吉隆坡的中心区一直向高发展，它没有去郊区发展，而是在中心增加公共空间。商场很大，很多，好像一个蜘蛛网，那些天桥就延伸到商场去。在吉隆坡你都不用到地面上去走，不用风吹日晒。
现在荃湾也这样做。盖了很长的天桥，把所有的建筑物都连在一起，四通八达。这也是一个做法。到了港澳码头、信德中心码头，可以一直在天桥里走，通过很多商业大厦的二楼商场接驳天桥后，走到湾仔，也不用到地面上来。
以前天桥是盖给汽车的，现在是盖给行人的。这个公共空间其实就是“正义”的，给走路的人而不是开车的人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积极不干预
南风窗：你的著作《僵尸之城：香港与澳门的社会模式比较》，是如何比较香港和澳门的？
黄兆辉：澳门是社团模式，它是全世界社团密度最高的城市。在澳门，每个人都有加入社团的经验，什么名堂都有，很容易登记的。这也是以前葡萄牙人遗留的制度。社团的社会影响力很大，我们叫NGO，或者更多叫NPO，它的理论就是，资本主义是不能够永续的制度，不断追求营利，把世界资源分散开，鼓励消费，超出自己的需求—这些都为城市带来负面的问题。社团制度，如果进一步优化，是可以解决很多社会问题的。
香港是资本主义制度，可是社会问题比其他城市都少得多。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跟社团模式的澳门正好相反，但是深入去看，澳门的社会问题很多，香港的社会问题很少，这是很奇怪的。
这也和澳门的经济结构相关，博彩业为主，占GDP的80%～90%，可以说澳门的税都来自他们，因此政府和平民都给他们面子。
原来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它有三级议会，不是纯粹的行政主导，所以社会稳定一些。澳门的社团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我们用Anthony Giddens（安东尼·吉登斯）的理论，如果社会能够有反省力，社团帮助每个人去反省这个社会该如何运作，那么社会将会良好地运转。但是社团的反省力做得不够。葡萄牙人根本不管，没有政府的配合，社团自己搞自己的民生工作，很吃力，没有效果。政府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南风窗：有人认为全球很多大城市管治都存在着精英思维，比如有“洁癖”，比如缺乏包容性，你怎么看待“精英思维”？
黄兆辉：其实这个概念，去看发生在香港和澳门身上的事情是很奇妙的。香港本来的社会结构，是很典型的精英社会。但是，政府赋予底层人士地位和权利，还有说话的机会，所以香港表面上精英社会，实际比较平衡了，没有太精英的感觉，平民百姓有争取权利的空间、表达的平台。
澳门也是很奇怪的，社团社会应该是非精英化的，而且社团都不大，都是平民，澳门本应没有精英主导，但是这么多年，反而精英是说一不二的。这也和澳门的经济结构相关，博彩业为主，占GDP的80%～90%，可以说澳门的税都来自他们，因此政府和平民都给他们面子。交税交得最多的人就是最有钱的人嘛，影响力非常大。
南风窗：读了《积极不干预》，我有一个“题外话”，就是你的思路跟约瑟夫·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是一脉相承的，都在处理中国知识分子政治治理上的“儒教”思想，只不过你的着重点是那些在香港工作的“中国通”。
黄兆辉：这个不是题外话。想要理解中国治理，理解孔子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有很多孔子学院，但是还不够普及，还没到很流行的地步，不过也开始在世界各地发芽了。这很好。我们很多人对孔子有误解。我们用生活经验来理解孔子，而香港以前那些洋人，他们是用逻辑、推理的思路去看孔子，他们的体会跟我们不一样，得出来的东西也很不一样。
比如君臣關系、父子关系，君-仁、臣-忠、夫-义、妇-顺，他们认为这些都是交换条件。前提存在，结论才能存在，这个说法其实是很合理的，不像我们理解的那么“天经地义”。
所以这就不是power harassment，是有前提的，有条件的，强调政府必须保持它的合理性。香港那些“中国通”的看法，对我们的治理是非常有启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