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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定一发明Papertiger的译法
在七大召开前，1945年初，《解放日报》总编辑陆定一接任张闻天，出任中宣部部长，在七大会议上，他当选中央委员，仍然担任中宣部部长。谁知他像当初凯丰代理部长一样，刚刚上任，就受到了毛泽东的严肃批评。
原来，1945年8月6日，美国B-29轰炸机“埃诺拉·盖伊”号在广岛投下一枚代号“小男孩”的原子弹，这颗原子弹爆炸导致广岛14万人死亡，9日，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代号“胖子”的原子弹，这次爆炸造成长崎约8万人死亡。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事后，《解放日报》采用外国通讯社的消息，对原子弹的威力大肆渲染，弄得人们谈起原子弹就谈虎色变。毛泽东看到后，立即把陆定一叫来，说：“你说这个‘小男孩’和那个‘胖子’就这么厉害吗？原子弹并不可怕。”
毛泽东对陆定一严厉批评后，指着桌子上报纸说：“你这是为美国佬进行义务宣传。”
此时报社的重大事情陆定一都向毛泽东请示报告，这件事之所以没有报告，是因为他认为说原子弹的威力是一个科学问题，不报告也不算违反纪律。这时听了毛泽东的批评，他才觉得主席说的是对的。
回到中宣部后，他告诉大家说：“促成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苏联在远东出兵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美国支持蒋介石，大加宣传原子弹的威力，在政治上对我们不利，更何况事实上原子弹的威力也不像外国通讯社渲染的那么厉害。”
原子弹之事本来至此结束了。谁知一年后，在美国的支持下，蒋介石公然破坏和谈协议，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在硝烟弥漫时，1946年8月，61岁的美国作家安娜·路易丝·斯特朗来到延安，引出一段佳话。
陆定一以中宣部部长的身份接待这位老朋友。斯特朗提出要会见毛泽东。陆定一报告后，毛泽东答应和她进行一次谈话。
这天下午，陆定一陪着斯特朗来到了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在毛泽东窑洞前的小院子里，他们在一棵树下围着石桌坐了下来，开始谈了起来。陆定一担任翻译。在谈到已经爆发的内战时，斯特朗问道：“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你们怎么办？”
毛泽东回答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其实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那件新式武器。”
顿了顿，毛泽东又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没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很精彩，也很有气魄。但却难为了当翻译的陆定一。
“纸老虎”，是毛泽东的创造，是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说法，这该怎么翻译呢？陆定一翻译为稻草人。稻草人就是田间的老农用来吓唬吃庄稼的小鸟的，并不是吓人的。斯特朗不能理解，毛泽东也觉得这样译不符合他讲话的原意。于是，陆定一采取直译的方法，告诉斯特朗，就是Papertiger，thetigermadeofpaper。这下斯特朗听明白了，毛泽东也满意了。
毛泽东接着说，他家乡有很大的纸做的老虎，吓人的，不是吓小鸟的。它看起来像可怕的老虎，但实际上是硬纸板做的，一受潮就会发软，一下雨就把它淋坏。随即，他又举了沙皇俄国、希特勒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例子，说他们都是纸老虎。
这次谈话，毛泽东提出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通过斯特朗传播到全世界。从此，英语词典中也新添了一个词汇——Papertiger。
几则逸事
（1）
秦川调到宣传处任处长后，无人称他“长”，他也没有“长”的架子。一次，他带几个同志到外地调查，随行中有一位，年龄不大，已是一头银发，说话有板有眼，颇有首长之风。结果，当地干部误认为他就是带队人秦处长，一口一个“秦处长”，把他当上宾相迎，真的秦处长被冷落一旁。
秦川毫不在意，拎着一个小皮箱走在人们之中。
（2）
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际春，是一个有着良好的文化修养、待人接物和蔼可亲的谦谦君子，他早年教过书，参加过湘南起义。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二期学员开学典礼上，他以“抗大”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提名秦川做主席团成员。当时秦川感到十分意外，毕竟自己是从白区到延安来的同志中最年轻的。解放后，秦川在中宣部宣传处时，他就分管宣传处，经常参加处里的会议，不过仍让秦川主持。每当部里谁的议论有什么不当之处时，他就轻轻地哼一声提请注意，但从来不当场劈头盖脸批评一顿。
有一次，秦川起草一份关于农村宣传工作的文件，被部务会议否决，心里很不舒服。张际春过来了，对他说：“文件的缺点是没有很好地研究农村合作化后的新形势，不过有一段话你写得还是不错的，就是县委书记要管宣传工作。”
开完会，他又转送秦川两罐茶叶。
后来，秦川说：“在张副部长身边工作，总是让你很舒心、很温暖。”
（3）
50年代的一天，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与妹妹严昭在家里比赛背诗。当背到陶渊明的《归去来辞》这篇辞赋时，两人卡壳了。正在此时，陆定一从外面走进来，问：“你们姐妹俩在干什么，这么热闹？”
得知原委后，他不由笑起来，说：“你们背的那篇，我能倒过来背。”
严昭说：“你背给我们看。”
陆定一果然倒过来一字不差地把《归去来辞》背了出来。
正因为陆定一具有广博的学识，满腹锦绣，才华超群，所以他才能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重要岗位上，一干就是22年，可谓空前绝后。
（4）
胡乔木在中宣部时，曾要求学习苏联共产党宣传工作的经验，中央一个决定出台，全国千军万马闻风而动。他离任后，陆定一却主张中宣部要减少一些琐碎的事务性工作，反对形式主义，腾出时间来研究一些大的思想、政治方针性问题。 1956年1月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会议后，陆定一提出中宣部重点做五百万知识分子的工作，并力主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但宣传处长秦川并不理解，总爱对他提意见。他深受胡乔木的影响，喜欢多管一些事。有一次，在部里的会上，他提出中宣部不能“只抓五百万知识分子，丢了五亿工农兵”。
陆定一慢条斯理地说：“秦川同志，你来做部长好不好？”
周扬在一旁打趣地说：“就把你这个处变成最大的处，工农兵都归你管。”
中宣部的气氛比较宽松，上下级之间说话重一点也没关系。
（5）
张际春很尊重老同志，每次到资深的副部长李卓然家里去，一见面总要行个毕恭毕敬的军礼。
但他也敢于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不怕得罪人。
一次，部长陆定一想调华东局宣传部某副部长到北京大学当副校长，张际春主持的部务会议就没有通过。他的意见是“共产党员不一定都能当校长”。
结果，陆定一拍着桌子，发了一顿脾气。
但是，他仍坚持这个原则。
（6）
新中国成立后，历年国庆节口号都是由中宣部宣传处起草，经部领导审核，部长办公会议集体讨论通过后报送中央。处内这项工作由副处长王宗一主管，他派处内同志执笔初稿。
有一年，中宣部代中央起草的国庆节宣传口号中，没有写进“毛主席万岁”这一口号，中央和部没有追究，但中央签发时加上了。
党的八大前，秦川以中宣部的名义起草国庆节口号，他根据毛泽东的讲话，不再提“毛主席万岁”，也没加上这个口号。报告呈送上去后，一次他在中南海怀仁堂看电影时，张际春见着他，走过来，悄悄告诉他：“小平同志讲了，关于口号问题，你们犯了一个大错误。”
但他再也没说什么。
日后，尽管康生恶狠狠地说过“十个极右派也不换一个秦川”，在清算秦川的“右倾”错误时，中宣部没一位领导提出这个问题。而张际春作为分管干部工作的常务副部长，从没参与过对秦川的批判。
（7）
1956年，周扬到中宣部主持工作。
自从到延安后，周扬就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器重，他在培养大批文艺干部、党的文艺理论建设、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推动根据地的大众文化等方面也确实作出了出色的贡献。但他也因此给人以一贯正确、高高在上的感觉，无论写文章还是作报告总是气势不凡，令人敬而远之。有一天晚上，他到秦川宿舍闲谈，问道：“你最喜欢哪个外国作家？”
秦川回答说：“是巴尔扎克。”
他忽然放声笑起来，说：“我喜欢德莱塞。”
接着，他走进秦川的卧室，忽然又问：“你爱人不是演员吗，为什么不挂她的剧照？”
后来秦川说：“周副部长不是有什么架子，而是性格就是这样。”
不久，秦川又随他去宣武门外走访几位京剧艺术家。秦川虽然不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但以后见面时，他总要主动地与秦川聊上几句。一次，他兴奋地说：“秦川，我花了几个月时间，把唐宋八大家读完了。”
秦川没有读过唐宋八大家，却不知说什么好。
又有一次，他见面就说：“毛主席批评我，再不下乡，就派一个团的解放军把我赶下乡去。”
过了几个月，他又说：“我下乡去了呀。”
（8）
1956年八大以后，康生参加了中宣部的领导工作。每次部长会议，他都参加，并作长篇讲话。在反右派斗争后一次部长会议上，康生总结出一个政治心得，大意是：延安整风引出一个王实味，这次整风又引出右派向党进攻。整风必出右。这是一个规律。
又有一次，1962年的一天晚上，在沙滩教育楼放映电影《桃花扇》，演到一半，康生一声大喊：“反动！这是一部反动电影，怎么能把投降文人拍成正面人物！”
从此，《桃花扇》被禁。
（9）
张子意在中宣部任副部长时，分管干部和理论工作。他处事原则性很强，说话很坦率，敢于开展批评。
1958年，周恩来总理组织中直机关干部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中宣部被编在第四支队，队长是周恩来，秘书长是习仲勋。张子意和周扬带着中宣部的工作人员一道乘坐大卡车前往，收工回来在一个澡堂里洗澡，在一张桌子上喝酒、聊天，晚上一同打地铺，摊开一张草席子，众人就呼呼入睡。
这是一个革命的大家庭，高级干部与普通干部没有什么差别。有人风趣地说：“让我们成立一个同学会吧。”
有人说：“这不是学校，叫什么同学会呀？”
“劳动大学同学会嘛。张子意副部长当会长。”
在工余时间，张子意很坦然地告诉大家：“我犯过李立三盲动路线的错误，几乎与历次‘左’倾路线都沾过一点边。”
大家觉得张子意有原则性，为人却很坦荡，由此，对他的尊敬又进了一层。
（10）
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为搞建设，需拆除部分古建筑。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提出故宫地广人稀、封建落后，要对它进行改造。因此，有关部门决定在故宫内部建设一条东西向的马路，把故宫一分为二，并将文华殿、武英殿两殿改造成为娱乐场所。
但是，一些专家和学者不赞同，有人为此还痛哭过。彭真把这一情况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这些遗老遗少们啊，当亡国奴（指日本侵占北京）时他们没有哭，拆几座牌楼古坊，就要哭鼻子？！”
以后，没有人敢轻易去反映这种事了。
但是，一天，在文化部文物局文物处的王冶秋接到中央有关部门的会议通知，议题是讨论故宫改建方案。王冶秋拒绝出席。他原以为中央有关部门开的会是已定下调子的，没想到，主持会议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却否定掉的正是那个要在故宫里开马路的方案，把会议开成了一个保护故宫的会。
早在50年代，北京市批判梁思成对古建筑“资产阶级思想”时，陆定一就是这项活动参与人之一。当时主要有五个人：毛泽东、梁思成、陆定一、彭真、于光远。陆定一作为中央宣传部部长，对整个“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负责，但因为梁思成是北京市的党员，于是他派中宣部科学处的于光远去找彭真，请彭真抓这件事。彭真反过来要求于光远组织批判梁思成的班子，并且让北京市宣传部理论处处长查汝强坐镇颐和园畅观堂，写出30多篇批判文章。然后彭真自己出面，手中拿着这些文章，告诉梁思成说：“我们不是写不出批判文章。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有错误，那就把这些文章在《人民日报》上登出来。你和我们辩论辩论吧。”
当梁思成承认自己错误之后，彭就决定这30篇文章一篇不发。
对于彭真和毛泽东的态度，陆定一是知道的。但为了保护故宫，他这次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挺身直谏，在会议上否决了把故宫劈成两半的做法。
因为陆定一在这次会议上否决了在故宫修马路的做法，毛泽东和彭真等人接受了他的意见，在故宫修马路的方案流产了。
在七大召开前，1945年初，《解放日报》总编辑陆定一接任张闻天，出任中宣部部长，在七大会议上，他当选中央委员，仍然担任中宣部部长。谁知他像当初凯丰代理部长一样，刚刚上任，就受到了毛泽东的严肃批评。
原来，1945年8月6日，美国B-29轰炸机“埃诺拉·盖伊”号在广岛投下一枚代号“小男孩”的原子弹，这颗原子弹爆炸导致广岛14万人死亡，9日，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代号“胖子”的原子弹，这次爆炸造成长崎约8万人死亡。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事后，《解放日报》采用外国通讯社的消息，对原子弹的威力大肆渲染，弄得人们谈起原子弹就谈虎色变。毛泽东看到后，立即把陆定一叫来，说：“你说这个‘小男孩’和那个‘胖子’就这么厉害吗？原子弹并不可怕。”
毛泽东对陆定一严厉批评后，指着桌子上报纸说：“你这是为美国佬进行义务宣传。”
此时报社的重大事情陆定一都向毛泽东请示报告，这件事之所以没有报告，是因为他认为说原子弹的威力是一个科学问题，不报告也不算违反纪律。这时听了毛泽东的批评，他才觉得主席说的是对的。
回到中宣部后，他告诉大家说：“促成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苏联在远东出兵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美国支持蒋介石，大加宣传原子弹的威力，在政治上对我们不利，更何况事实上原子弹的威力也不像外国通讯社渲染的那么厉害。”
原子弹之事本来至此结束了。谁知一年后，在美国的支持下，蒋介石公然破坏和谈协议，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在硝烟弥漫时，1946年8月，61岁的美国作家安娜·路易丝·斯特朗来到延安，引出一段佳话。
陆定一以中宣部部长的身份接待这位老朋友。斯特朗提出要会见毛泽东。陆定一报告后，毛泽东答应和她进行一次谈话。
这天下午，陆定一陪着斯特朗来到了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在毛泽东窑洞前的小院子里，他们在一棵树下围着石桌坐了下来，开始谈了起来。陆定一担任翻译。在谈到已经爆发的内战时，斯特朗问道：“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你们怎么办？”
毛泽东回答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其实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那件新式武器。”
顿了顿，毛泽东又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没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很精彩，也很有气魄。但却难为了当翻译的陆定一。
“纸老虎”，是毛泽东的创造，是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说法，这该怎么翻译呢？陆定一翻译为稻草人。稻草人就是田间的老农用来吓唬吃庄稼的小鸟的，并不是吓人的。斯特朗不能理解，毛泽东也觉得这样译不符合他讲话的原意。于是，陆定一采取直译的方法，告诉斯特朗，就是Papertiger，thetigermadeofpaper。这下斯特朗听明白了，毛泽东也满意了。
毛泽东接着说，他家乡有很大的纸做的老虎，吓人的，不是吓小鸟的。它看起来像可怕的老虎，但实际上是硬纸板做的，一受潮就会发软，一下雨就把它淋坏。随即，他又举了沙皇俄国、希特勒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例子，说他们都是纸老虎。
这次谈话，毛泽东提出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通过斯特朗传播到全世界。从此，英语词典中也新添了一个词汇——Papertiger。
几则逸事
（1）
秦川调到宣传处任处长后，无人称他“长”，他也没有“长”的架子。一次，他带几个同志到外地调查，随行中有一位，年龄不大，已是一头银发，说话有板有眼，颇有首长之风。结果，当地干部误认为他就是带队人秦处长，一口一个“秦处长”，把他当上宾相迎，真的秦处长被冷落一旁。
秦川毫不在意，拎着一个小皮箱走在人们之中。
（2）
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际春，是一个有着良好的文化修养、待人接物和蔼可亲的谦谦君子，他早年教过书，参加过湘南起义。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二期学员开学典礼上，他以“抗大”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提名秦川做主席团成员。当时秦川感到十分意外，毕竟自己是从白区到延安来的同志中最年轻的。解放后，秦川在中宣部宣传处时，他就分管宣传处，经常参加处里的会议，不过仍让秦川主持。每当部里谁的议论有什么不当之处时，他就轻轻地哼一声提请注意，但从来不当场劈头盖脸批评一顿。
有一次，秦川起草一份关于农村宣传工作的文件，被部务会议否决，心里很不舒服。张际春过来了，对他说：“文件的缺点是没有很好地研究农村合作化后的新形势，不过有一段话你写得还是不错的，就是县委书记要管宣传工作。”
开完会，他又转送秦川两罐茶叶。
后来，秦川说：“在张副部长身边工作，总是让你很舒心、很温暖。”
（3）
50年代的一天，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与妹妹严昭在家里比赛背诗。当背到陶渊明的《归去来辞》这篇辞赋时，两人卡壳了。正在此时，陆定一从外面走进来，问：“你们姐妹俩在干什么，这么热闹？”
得知原委后，他不由笑起来，说：“你们背的那篇，我能倒过来背。”
严昭说：“你背给我们看。”
陆定一果然倒过来一字不差地把《归去来辞》背了出来。
正因为陆定一具有广博的学识，满腹锦绣，才华超群，所以他才能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重要岗位上，一干就是22年，可谓空前绝后。
（4）
胡乔木在中宣部时，曾要求学习苏联共产党宣传工作的经验，中央一个决定出台，全国千军万马闻风而动。他离任后，陆定一却主张中宣部要减少一些琐碎的事务性工作，反对形式主义，腾出时间来研究一些大的思想、政治方针性问题。 1956年1月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会议后，陆定一提出中宣部重点做五百万知识分子的工作，并力主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但宣传处长秦川并不理解，总爱对他提意见。他深受胡乔木的影响，喜欢多管一些事。有一次，在部里的会上，他提出中宣部不能“只抓五百万知识分子，丢了五亿工农兵”。
陆定一慢条斯理地说：“秦川同志，你来做部长好不好？”
周扬在一旁打趣地说：“就把你这个处变成最大的处，工农兵都归你管。”
中宣部的气氛比较宽松，上下级之间说话重一点也没关系。
（5）
张际春很尊重老同志，每次到资深的副部长李卓然家里去，一见面总要行个毕恭毕敬的军礼。
但他也敢于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不怕得罪人。
一次，部长陆定一想调华东局宣传部某副部长到北京大学当副校长，张际春主持的部务会议就没有通过。他的意见是“共产党员不一定都能当校长”。
结果，陆定一拍着桌子，发了一顿脾气。
但是，他仍坚持这个原则。
（6）
新中国成立后，历年国庆节口号都是由中宣部宣传处起草，经部领导审核，部长办公会议集体讨论通过后报送中央。处内这项工作由副处长王宗一主管，他派处内同志执笔初稿。
有一年，中宣部代中央起草的国庆节宣传口号中，没有写进“毛主席万岁”这一口号，中央和部没有追究，但中央签发时加上了。
党的八大前，秦川以中宣部的名义起草国庆节口号，他根据毛泽东的讲话，不再提“毛主席万岁”，也没加上这个口号。报告呈送上去后，一次他在中南海怀仁堂看电影时，张际春见着他，走过来，悄悄告诉他：“小平同志讲了，关于口号问题，你们犯了一个大错误。”
但他再也没说什么。
日后，尽管康生恶狠狠地说过“十个极右派也不换一个秦川”，在清算秦川的“右倾”错误时，中宣部没一位领导提出这个问题。而张际春作为分管干部工作的常务副部长，从没参与过对秦川的批判。
（7）
1956年，周扬到中宣部主持工作。
自从到延安后，周扬就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器重，他在培养大批文艺干部、党的文艺理论建设、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推动根据地的大众文化等方面也确实作出了出色的贡献。但他也因此给人以一贯正确、高高在上的感觉，无论写文章还是作报告总是气势不凡，令人敬而远之。有一天晚上，他到秦川宿舍闲谈，问道：“你最喜欢哪个外国作家？”
秦川回答说：“是巴尔扎克。”
他忽然放声笑起来，说：“我喜欢德莱塞。”
接着，他走进秦川的卧室，忽然又问：“你爱人不是演员吗，为什么不挂她的剧照？”
后来秦川说：“周副部长不是有什么架子，而是性格就是这样。”
不久，秦川又随他去宣武门外走访几位京剧艺术家。秦川虽然不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但以后见面时，他总要主动地与秦川聊上几句。一次，他兴奋地说：“秦川，我花了几个月时间，把唐宋八大家读完了。”
秦川没有读过唐宋八大家，却不知说什么好。
又有一次，他见面就说：“毛主席批评我，再不下乡，就派一个团的解放军把我赶下乡去。”
过了几个月，他又说：“我下乡去了呀。”
（8）
1956年八大以后，康生参加了中宣部的领导工作。每次部长会议，他都参加，并作长篇讲话。在反右派斗争后一次部长会议上，康生总结出一个政治心得，大意是：延安整风引出一个王实味，这次整风又引出右派向党进攻。整风必出右。这是一个规律。
又有一次，1962年的一天晚上，在沙滩教育楼放映电影《桃花扇》，演到一半，康生一声大喊：“反动！这是一部反动电影，怎么能把投降文人拍成正面人物！”
从此，《桃花扇》被禁。
（9）
张子意在中宣部任副部长时，分管干部和理论工作。他处事原则性很强，说话很坦率，敢于开展批评。
1958年，周恩来总理组织中直机关干部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中宣部被编在第四支队，队长是周恩来，秘书长是习仲勋。张子意和周扬带着中宣部的工作人员一道乘坐大卡车前往，收工回来在一个澡堂里洗澡，在一张桌子上喝酒、聊天，晚上一同打地铺，摊开一张草席子，众人就呼呼入睡。
这是一个革命的大家庭，高级干部与普通干部没有什么差别。有人风趣地说：“让我们成立一个同学会吧。”
有人说：“这不是学校，叫什么同学会呀？”
“劳动大学同学会嘛。张子意副部长当会长。”
在工余时间，张子意很坦然地告诉大家：“我犯过李立三盲动路线的错误，几乎与历次‘左’倾路线都沾过一点边。”
大家觉得张子意有原则性，为人却很坦荡，由此，对他的尊敬又进了一层。
（10）
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为搞建设，需拆除部分古建筑。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提出故宫地广人稀、封建落后，要对它进行改造。因此，有关部门决定在故宫内部建设一条东西向的马路，把故宫一分为二，并将文华殿、武英殿两殿改造成为娱乐场所。
但是，一些专家和学者不赞同，有人为此还痛哭过。彭真把这一情况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这些遗老遗少们啊，当亡国奴（指日本侵占北京）时他们没有哭，拆几座牌楼古坊，就要哭鼻子？！”
以后，没有人敢轻易去反映这种事了。
但是，一天，在文化部文物局文物处的王冶秋接到中央有关部门的会议通知，议题是讨论故宫改建方案。王冶秋拒绝出席。他原以为中央有关部门开的会是已定下调子的，没想到，主持会议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却否定掉的正是那个要在故宫里开马路的方案，把会议开成了一个保护故宫的会。
早在50年代，北京市批判梁思成对古建筑“资产阶级思想”时，陆定一就是这项活动参与人之一。当时主要有五个人：毛泽东、梁思成、陆定一、彭真、于光远。陆定一作为中央宣传部部长，对整个“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负责，但因为梁思成是北京市的党员，于是他派中宣部科学处的于光远去找彭真，请彭真抓这件事。彭真反过来要求于光远组织批判梁思成的班子，并且让北京市宣传部理论处处长查汝强坐镇颐和园畅观堂，写出30多篇批判文章。然后彭真自己出面，手中拿着这些文章，告诉梁思成说：“我们不是写不出批判文章。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有错误，那就把这些文章在《人民日报》上登出来。你和我们辩论辩论吧。”
当梁思成承认自己错误之后，彭就决定这30篇文章一篇不发。
对于彭真和毛泽东的态度，陆定一是知道的。但为了保护故宫，他这次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挺身直谏，在会议上否决了把故宫劈成两半的做法。
因为陆定一在这次会议上否决了在故宫修马路的做法，毛泽东和彭真等人接受了他的意见，在故宫修马路的方案流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