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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一书面世，以深刻的文史思想和颇具魅力的语言表达在读者中引起轰动。其中《抱愧山西》一文说道：“大概是八九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翻阅一堆史料的时候发现了一些使我大吃一惊的事实，便急速地把手上其他工作放下，专心致志地研究起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查检了一本又一本的书籍，阅读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稿，终于将信将疑地接受了这样一个结论：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繁华的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令余秋雨先生大吃一惊的山西商人同样也让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梁启超为之自豪。1912年，梁启超先生结束了十几年流亡海外的生活，回到北京。回国之后，特意出席了山西商人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在会上，他说了这样一段话：“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山西商人到底取得了怎样的业绩，能让前后两位文化大家都为之倾倒？
山西商人，又称晋商，是明清两代十大商帮之首，执全国内外贸易之牛耳，盛极一时，以雄才善贾而饮誉海内外。晋商的商路达数万里之遥，从蒙古草原的驼队到扬州的商船，从福建武夷山的茶叶到莫斯科的皮毛，南起香港、加尔各答，北到西伯利亚、莫斯科，东到大阪、仁川，西达塔尔巴哈台、阿拉伯国家，都留下山西商人的身影。晋商自称：“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都有山西商人。”尤其令人称道的是由晋商创设的山西票号，开中国银行业之先河，不但汇兑全国，而且在日本、朝鲜均开设分号，真正做到了“汇通天下”。山西票号被余秋雨先生誉为“现代银行的乡下老祖父”。
他们曾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这些谚语表达着世人对晋商之于社会经济贡献的敬意。归化城（今呼和浩特）的繁荣更与晋商的贡献密不可分，以大盛魁为首的晋商以归化城为根据地，经营“上至绸缎，下至姜蒜”的各种生意，他们不但往返于蒙古草原的各个蒙古包，更远涉沙漠，直达俄罗斯。据说当年归化城最大的商号大盛魁鼎盛时期的资本达白银万万两。
而晋商创造的另一个奇迹是把以善于经商闻名于世的犹太商人赶出欧洲市场。据日本人撰写的《中国经济全书》记载：英国一位被称为格兰顿将军的人目睹了胡服辫发的山西商人深入俄国腹地、欧洲、中亚腹地从事贸易活动的力量和智慧。有人问他周游欧亚之后有什么感想，有哪些最使他惊奇的事情，他回答了这么几句话：我这次漫游，足迹遍及欧亚大陆，所到之处首先映入眼帘的并且使我感受最深、最惊奇的是“中国之小商人”与犹太人在激烈的竞争中，居然能把犹太商人的势力驱逐出市场。
山西商人有什么样的商业智慧，能令他们创造出如此的奇迹？清代湘军的创办人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说：“中国商贾夙称山陕，山陕人之智术不能望江浙，其推算不及江西湖广，而世守商贾之业，唯其心朴而心实也。”从这段话我们可以得知，山西和陕西两省人世世代代能够经商致富的根本原因，只是因为他们诚信朴实。诚信是晋商纵横商海五百年的制胜法宝，诚信也是晋商绵延五百年的一个精神内核。
晋商现象：对外以诚，对内以信
“他们为确保质量，采用采购、加工、运输、销售一体化的分级管理方法，在福建武夷山经过考察而买定茶山后，派专人监督采茶，自己组织加工成适合俄人专用的砖茶，专人分管马驼运输、船只海运，到达青岛后再用驼帮，入蒙古改用驮运，直到恰克图，保证不燥不潮不霉才开盘出售，这样，质量、数量、交货期都有了保证。后来因为太平天国运动，无法再去武夷山购茶，他们就改由湖北购茶，并改进加工工艺，使之无论色、味都达到与武夷山一样的程度。当俄茶商坚信此乃武夷山茶时，他们却原原本本讲了茶叶产地和工艺的更变，使俄人大为折服。”这一段描述来自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晋商巨擎·晋商·常家》一书，充分反映了晋商对于客户所秉承的诚信精神。晋商的诚信在那个时代是公认的，山西汇票凭借的既不是票号东家的雄厚资本，也不是国家信用，而是山西商人的信用招牌。有些信用低的票号开出的汇票可能不被商家接受，而山西票号出具的汇票就能够通行全国，社会对晋商信用的认可可见一斑。
晋商的诚信不但表现为对外的诚信——对客户的诚信，也表现在对内的诚信——晋商的内部治理模式就是以诚信为基础。譬如，晋商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东掌制”*（也有人称东伙制）。所谓“东掌制”，是说山西票号在准备成立的时候，东家自己或委托他人查访合适的职业经理人（又尊称大掌柜），一旦确定某人有勇有谋，既能守成又能创业，能够担任票号经理的重任，就以礼相聘，把票号全权委托给他处理。东家的宗旨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东家把全部资本交给经理之后，就不再过问具体事务，只等三年或五年不等的账期期满，经理来汇报经营业绩。如果出现亏损，并且此亏损并非经理的能力问题造成，东家不但不责怪经理，还会好言劝慰，把资金补足，让他重整旗鼓、继续经营。东家认为胜败是兵家常事，只要不是经理重大失误或故意造成的损失，必须鼓励经理继续经营才能改变败局、挽回损失。晋商的东家对大掌柜的信任和授权竟然可以到达如此程度。
从这段介绍中，可以看出山西票号（其实不仅限于票号，其他晋商商号同样如此）在成立后，东家就把人事权、财权、经营管理权统统交给经理（即大掌柜），而且经理基本上是终身制，除非有重大过错，东家不会无故开除经理。在经营过程中东家既不监督也不控制，仅剩的权力就是对经理的任免权。
按照现在的观点来看，这种状况形成了东家与职业经理人的信息不对称，尤其是在第一代创始人东家去世后，他们的后人多半对业务一窍不通，职业经理人完全可以上下其手，巧取豪夺，中饱私囊。然而，在 “东掌制”存在的至少一百五十年历史中 ，晋商居然没有发生一起经理人对东家不忠的事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晋商形成“东待掌以义，掌待东以诚，号对外以诚”的局面。可以说，“诚信”是晋商一切制度设计的基础，如果没有诚信，什么“东掌制”“身股制”“相与制”等都无从谈起。 那么，晋商的诚信精神从何而来？晋商何以形成了这种东家和掌柜相互信任、对内对外皆诚信的风气？
博弈失灵：仁中取利，义内求财
现代的学者关注晋商的诚信问题，研究晋商诚信的论文颇多，其中很多人采用现代经济学的工具来研究晋商，比较突出的是博弈论。他们认为“晋商守信理念的形成一方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但更重要的也是促使晋商信用机制建立的根本因素，则是当时参与商业活动的各经济主体之间博弈的结果。不同的经济体由于各自利益的激励和制约，使其博弈在很多场合下达到稳定的纳什均衡。因为参与商业活动的各方对未来交易次数的不确定性，使得参与方的博弈类似无限次的重复博弈，这就使得博弈的结果更加稳定，同时信用也会随之产生来维系交易的正常进行。在这个层面上，重复博弈与信用的生成与维护有密切的联系”。
博弈论的一个假设前提是博弈的参与人都是“理性经济人”，而理性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家关于人类经济行为的一个基本假定，即作为经济决策的主体都是充满理性的，他们所追求的目标都是力图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是，正如博弈论研究者所言，当面临单次交易的时候，失信就成了他们的最优选择。
那么晋商在面临单次交易时是如何选择的呢？著名的晋商常氏天亨玉在最困难的时候，大盛魁曾经借给他们白银四万两，帮他们渡过难关。1929年大盛魁发生重大危机，天亨玉（已改名天亨永）掌柜王盛林派人送去两万两白银接济，当时号内有人反对，认为此款放出后根本无法收回，王掌柜正色道：“假如20年前没有大盛魁的支持，天亨玉早就完了，哪里还有天亨永呢？”后来大盛魁难以为继，在当年决定歇业。这个歇业的结局连一般伙计都能看出，此款放出根本无法收回（单次交易），王盛林作为天亨永的大掌柜，在商场摸爬滚打那么多年，怎么能看不出？由此可以推论，他放这笔款完全是为了报恩，与利益无关了。
同样的故事在日升昌倒闭时也发生了。1921年日升昌因放款无法收回，被债主逼债，大掌柜无能为力。看到少东家面临牢狱之灾，已经辞职的二掌柜梁怀文挺身而出，重掌号事，并赴北京替东家应诉，同时清理债务。日升昌倒闭时，人心惶惶，人人都唯恐避之而不及，而梁怀文挺身而出也属于单次交易中的选择，他选择以诚待人，去承担了本不应承担的责任。
还有一个更加广为人知的事例是发生在1900年庚子之变，以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为首的王公大臣们纷纷逃离北京，山西票号在北京的分号也纷纷撤离。逃难途中的大臣们途经山西时到票号提款，山西票号无一例外地如数付款，甚至在北京分号账簿不全的情况下，只要是自己票号的银票也照常付款。在那个危急关头，国家的最高权力群体都在逃难途中，谁也无法预料国家到底会发生什么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晋商们仍然选择了诚信，而且这并不是哪一家哪一号的选择，而是山西商人共同的选择。
1930年发生中原大战，阎锡山战败，晋钞大幅度贬值，二十五块晋钞兑一块新币。在这种情况下，大德通票号完全可以趁机发一笔财，把晋钞换给存户。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把自己历年的公积金拿出来，按照新的币值折给存户，给存户兑换。大德通几乎把全部积累都投入到这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赔本买卖之中，最终造成三十万两白银的亏空。大德通的东家乔映霞说，即使是大德通为此倒闭，乔家也不至于让自己人沦落到衣食无着的地步，但对于“储户”来说，如果我们乔家不这样做，他们的身家性命就受到威胁，两者相比，孰重孰轻，不言自明。
类似的诚信事例还有很多，实际上即便到了倒闭清算的地步，大部分晋商仍然选择坚守诚信，而没有选择失信。博弈论在这里为何失灵了呢？这个现象反映了博弈论的一个局限性。 博弈论的哲学基础假设是“人所追求的目标是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固然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会选择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当利益和道义相冲突的时候，未必利益一定占上风，选择道义的也大有人在。
如果博弈论或者其他以“理性经济人”为假设前提的经济学理论并不足以解释晋商的诚信精神，那么晋商的诚信又来自何处呢？
晋商起源：内受儒教，外合诚信
人以诚信为本，不论是经商还是从事其他行业，都是如此，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即便是没有做到诚信的商人，他们也在内心里承认诚信才是正确的选择，会辩称自己是在某种环境下迫不得已而选择了欺诈。这或许可以说明，诚信不是博弈的结果，而是人类生而有之的一种本然选择。某些商人之所以不诚信，只是在面临利益的诱惑时失去了本心和本分。
晋商发源地在太原、晋中、临汾一带，那里“地瘠人广，难以维持生计”，最初的晋商大都是因为要摆脱贫穷，维持生计才选择外出经商。从悲凉的山西小曲《走西口》中可以体会当年山西商人出门在外的艰难。他们在外乡人生地不熟，要想生存下来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和当地人融洽相处;二是同乡之间相互扶持。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而做到这两点就需要诚信。如果对当地人不能以诚相待则必然为当地人所排斥，无法立足;如果对同乡不能相待以诚则为同乡所排斥，有了困难没人帮忙。
这些山西商人大都来自贫困的农村，未必有高深的文化水平。但是在以前的农村，无论是读书人还是从未上过学的人，他们接受的都是儒家教育。这种教育倒不一定是靠读书得来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儒家文化是社会主流文化，无论是否读过书，人们的思想行为均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这种教育可能是政府普及教育（如明朝设置的乡校、社学），也可能是“神道设教”（比如土地庙、孔庙、关帝庙），也可能是乡内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如小说、词话），还有一大可能是父母的言传身教。人们通过各种途径，受到儒家文化的熏染，养成淳朴厚重的个性。对于他们来说，奸巧计诈是一种耻辱，是给祖宗丢脸的事情。
当然这中间不排除也有些外出谋生的奸诈之人，但是在那个人口流动极少的社会中，这类不诚信的人难以生存，很快就会被淘汰出局。外部环境要求他们以诚信待人，而他们内心也笃守诚信，如此一来，两相应和，晋商的诚信精神就养成了。 看多了对外经商成功或失败的例子，人们更加笃信“诚信”对于一个商人的重要性。有些成功的山西商人或读过书的山西人，把这些经验高度提炼和总结，就形成了晋商代代相传的商业规则。他们恪守“以义取利，利从义生”的原则，提出“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
明代山西著名商人王文显曰：“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心，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如此则子孙必昌，身安而家肥矣。”王文显认为，商人和士大夫是平等的，虽然职业不同但是高洁的品行是一样的。善于经商的人，能够在物欲横流的商场中修炼自己高明的心性，所以从事谋利活动而心性不受染污;善于从事政治的士大夫，能够按照先王的教导行事，不考虑谋取利益，所以能够成就高洁的名声。所以谋求利益要有道义的制约，从事政治要保持清廉。这样才能各自在本行业中立足，这是老天的安排。这样做就能子孙昌盛，身心安宁，家族富有。
而另一位著名商人樊现以自己的亲身体会教育子侄说：“谁说天道难信载？吾南至江淮，北尽边塞，寇弱之患，独不一与者，天监吾不欺尔。贸易之际，人以欺诈为计，吾以不欺为计，故吾日益而彼日损。”
被誉为儒家资本主义的代表、日本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1840年～1931年）在《论语与算盘》一书里亦有同样的观点：“不以高尚人格为前提获取的不义之财或通过不择手段取得的地位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成功！”《论语》代表仁义、伦理和道德，而算盘则是“精打细算”“斤斤计较”的象征。作为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儒商，涩泽荣一反对所谓的经济活动与伦理道德不相融的观念，而是主张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他一生积极致力于把《论语》思想运用到商业实践中。其义利合一的思想与晋商的诚信精神可谓不谋而合。
晋商并非出于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而选择诚信，但是他们的诚信反过来导致了利益最大化。他们认为这正是“天道”的彰显。正是由于晋商笃信“诚信”为经商之本，所以他们在选择掌柜、伙计的时候，也会把人品摆在首位。
晋商用人：选人以诚，教人以信
颉尊三曾任晋商票号大德恒的经理，他在1925年写成的《山西票庄之构造》一文中说：“财东所负无限责任既重且大，特持其目光远大，信义待人，倘非丧心病狂之流，绝无视为手足，报以寇雠（chóu）之理。”在他看来，东家如此信任经理，如果经理再有二心，简直就是“丧心病狂”。要知道当他写这一段文字时，大德恒已经不存在了，他这样写既无取悦东家的可能，也无自命清高的必要，只是写出内心真实的想法，这大概也代表了晋商掌柜们一致的看法和做人的基本准则。
实际上，晋商在选择学徒的时候，最先要考察的就是人品，考察人品时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查三代”，即看家族内，特别是近亲、长辈当中有无带有污点的人。这种办法充分考虑到家庭教育对于人格培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给后来者一个警醒，如果做了错事不但自己颜面无光，还将累及子孙。
学徒入号还需要有保荐人，保荐人不但起到推荐的作用，还有经济担保的责任。如果学徒在票号期间违反号规，票号开除学徒时要交由保荐人领回，如果该学徒给票号造成损失的话，保荐人要承担担保责任。设置保荐人的做法除了有经济上的担保作用之外，实际上也起到了代为考察学徒人品的作用。这是因为保荐人比票号的管事人员更了解学徒，如果学徒有任何品行不端，考虑到自己的声誉以及未来可能承担的经济责任，保荐人是绝对不会推荐此人的。
票号招收学徒时，要经过严格的面试、口试、笔试。学徒的相貌、口才、文才都要全面合格才行，缺一不可。很多商号还有一种奇怪的规矩，要求学徒试穿创始掌柜或东家的鞋子，如果穿不进去，就会被拒绝。为什么设立这种看似莫名其妙的规矩呢？原来有些人的保荐人身份显赫，如果不合适直接拒绝怕伤和气，掌柜就安排人拿一双小鞋给他穿，并以穿不进鞋为由，体面地拒绝他入号。这一点说明晋商对进人的要求非常严格，并不因保荐人的身份地位而有所通融。
学徒入号后，要经过四五年的磨炼才能出师。其间修身养性的品德教育最为紧要，据大德通的伙计燕喜回忆：大德通在品德方面教育同仁重信义、贵忠诚、本勤俭、和为贵，戒律定有数十条，必须遵守。在学徒期间，如果学徒违反号规，就会被辞号，也就是开除。这还不算，学徒期满之后还要对学徒进行各种考验。
“远行易欺，远使以观其志;近则易狎，近使以观其敬;烦则难理，烦使以观其能;卒则难辨，卒问以观其智;急则易爽，急期以观其信;财则易贪，委财以观其仁;危则易变，告变以观其节;久则易惰，班期二年以观其则;杂处易淫，派往繁华以观其色。”
和上司距离远了，人就容易做些欺瞒之事，那就和他疏远一些来观察他的忠诚;和上司距离近了，人就容易表现轻浮、对上司缺乏尊重，那就和他靠近一些来观察他是否心中有敬;遇到繁琐的事情，人就难以有耐心地整理，那就让他做些琐碎的事情来观察他的能力;事情突然发生，人就很难判断，那就通过突然提问来观察他的智慧;紧急情况下，人很容易爽快答应，那就在他急躁的情况下来观察他的诚信;钱财容易使人变得贪婪，那么就委任他以钱财重任来观察仁义;危险使人容易变节，那么就告诉他危险来临以观察他的气节;时间久了，人就容易变得懒惰，那么就延长时间来观察他是否足够自律;处在杂乱的环境中，人容易染上坏习气，那么就把他派到繁华的环境里来观察他的定力。
上文提到的“志、敬、能、智、信、仁、节、则、色”九大要素，再加上总领其纲的诚信精神，可谓把经商者应具备的基本要素囊括尽矣。
然而，这些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已经极其严密的人品把关制度，对于晋商而言只是初步的训练。晋商在日常管理中，还会不断地进行儒家教育。以大德通票号为例，对于号内的人事管理，高钰以儒家伦理为准则，当时社会崇尚奢侈，很多富商豪族都竞相效仿。但是大德通全号同人都诵读《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以正心、修身，而杜绝异端邪说侵害人心。高钰不喜华丽，崇尚实际，并聘请名师为青年员工教学，培养员工爱惜名誉等立身基础。这种“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做法，把儒家的“忠信”思想融入每个人的灵魂，成为自动自发的事情。 晋商制度：内有号规，外有行会
尽管晋商非常重视员工的教育培训，但是并没有迂腐到认为教育可以解决一切管理问题。《晋商谋略》（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9月）一书中这样写道：“晋商的管理理念是：‘家有家法，铺有铺规。’‘营运之法，贵乎章程。未有章程不良，而能悉臻上理者也。’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晋商实行规制化管理，上自东家、掌柜（经理）的职责权限，内部机构的组织设置，业务上的内务外交，人事上的上下级关系，各分号与总号之间的权属与交往;下至伙友员工的行为处事，各处人等的穿衣吃饭消费标准等，都框之于规制，成文公示，有章可循，人人必须严格遵守执行。违规者严肃查处，不讲情面，不论亲疏，轻则降级处罚，重则开除出号。晋商这样严格的规范化管理，其目的在于‘兴利除弊，以固基础’，使生意兴隆昌盛，事业永存。”
晋商认为“人才之兴，全凭鼓舞。若赏罚之际不能允洽，则贤能无由奋起，而不肖者反得夤缘而进，成败所关，岂浅鲜哉！”“古今以来，铁筒江山，尚有不能久全之时。古人为治之道，不能有赏无罚。”晋商认识到人才兴盛，全凭鼓励。如果赏罚不能公允，贤能的人就不能得到提拔，无能者反而得到提拔，这是成败的关键，也是很浅显的道理。古往今来，那么多坚固的朝代都不能长久，何况一个商业组织？古人治理国家也不能只赏不罚。
晋商的各家商号的号规不尽相同，但大体上都遵循以下几条：禁止宿娼纳妾;禁止酗酒赌博;禁止吸食鸦片;禁止接眷外出;禁止擅自开店;禁止投机取巧;禁止蓄私放贷;禁止买空卖空;禁止款借亲友;禁止挪用号款;禁止懈怠号事;禁止涣散无为;禁止苟且偷安等。这些号规对号伙一方面能够起到警示作用，另一方面也起到清理净化作用，可以将一些不守规矩的伙计清除出号，保持了队伍的纯洁性。
此外，晋商在全国各地都建有会馆，这些会馆就是当年晋商行会的一种。行会除了联络乡谊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维持行业公平交易，如某个会员有欺诈客户的行为，则会受到行会惩罚。例如清雍正二年（1724年），河南省赊旗镇因市场戥（d ng）秤混乱，由行会组织同行公议统一了衡器标准，并刻石宣告：“……公议之后，不得暗私戥秤之更换，犯此者，罚戏三台。如不遵者，举称禀官究治。惟日后紊乱规则，同众禀明县主蔡老爷，发批钧谕，永除大弊。”意思是，违反规定就要罚戏三台，如果不接受处罚，就要向县衙门告发，要求追究责任。
标期制度也是晋商的一大创举。标期是归化城的大商号大盛魁创立的，后被祁太平各商号借鉴。晋商的“过标”和“过骡子”的制度，是一种极其严格、极其认真的收付款项的制度。商号与商号之间，由于生意往来，彼此有存、有欠，需要按照预定日期进行清理。有存项就收回来，有欠项就付出去。每月清理“债权”和“债务”的日期，就叫作“过骡子”;每季清理“债权”和“债务”的日期就叫作“过标”。“过骡子”的日期是三天，“过标”的日期是五天。这些日期的规定，不是由当地官府和当地商业团体决定的，而是由山西祁县、太谷、平遥三县的东家们共同议定的。他们把一年内“过标”的日期和“过骡子”日期，在年前一次性通知各商号共同执行。凡标期付不了款的叫“顶标”，顶标的商号经理姓名，要在汇兑行业登记，一经登记，各商家就与这家商号断绝往来。应该说，标期制度所设立的信用惩罚是极其严格的。
教育在前，惩罚在后;内有号规，外有行会;自我教育和自我规范使得晋商能够成为“信义如山”的商人群体，他们以关公为崇拜对象，辗转海外几万里，纵横明清几百年，以信义著称，受到社会的认可和广泛称赞。清末上海汇丰银行的一位经理给山西票号这样的评价：“二十五年来，汇丰与山西晋人做了大量交易，数目达几亿元，但没有遇到一个骗人的中国人。”
晋商理念：义利合一，士商合一
晋商只是中国明清商人“诚信”的代表，“诚信”不是他们的专利，中国十大商帮中任何一个商帮都有类似的诚信案例。实际上，任何一个高瞻远瞩的商人或商人群体都不会汲汲于小利，为了利益而失去信誉。相反，过去的大商们都把商场当成了修行的场所，而不仅仅是获取利益的工具。正如王文显所说，商与士是“异术而同心”，所以“善商者”能够“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心，是故虽利而不污”。
明清以降，“士农工商”的社会地位排序虽然还延续了过去把商人排在末位的旧观念，但是从明朝的士大夫开始，社会对商人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明代著名大儒王阳明先生说：“果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何妨于学？学何贰于治生？”意思是，如果能在经商时调理好身心，身心不为所累，即便终日从事商业，也不妨碍成为圣人和贤人。这样的经营怎么会妨碍治学呢？治学又和这种身心无累的经商有什么不同呢？
阳明先生把“治生”提升到“讲学中事”的地位，并且认为做生意不妨碍治学，治学与治生是一件事。在明中晚期，不但阳明先生对商人更加看重，而且很多名士大家与商人都有交往，比如上文中王文显的那段话就来自明朝著名文学家、“前七子”之一的李梦阳为其撰写的墓志铭。阳明先生的再传弟子陈确在《学者以治生为本论》一文中更明确提出“则勤俭治生洵是学人本事”。意思是，为了上孝父母下育子女，通过勤俭经营获取利益是读书人的本分事。
在民国以前，士大夫的观点基本上代表了社会主流的观点，士大夫对商人的认可也就代表了社会对商人的认可。这种社会认可的重要性对于明清商人来说，不亚于我国改革开放前的思想解放。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有了社会主流的承认，有了思想观念的转变，商人群体就从末业思想中解放出来，更加理直气壮、堂堂正正地经商谋利了。当他们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不再是卑贱的行业，而是高尚的事业，甚至能够和讲学传道相提并论的时候，他们内心的荣誉感就油然升起，自我价值感就会随之产生，此时的他们不容许有任何不诚信的行为来染污自己的职业荣誉。
清末巨商山西常家十二世常麒麟是拔贡出身，精通儒学，从商之后，同辈劝他弃商业而登仕途，他说：“子贡亦贤人也，我从子贡。”子贡是孔门弟子中七十二贤人之一，且以经商闻名，常麒麟就是要学习子贡。这样的经商态度已然不但是理直气壮了，而且还从七十二贤人中找出了学习榜样。 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把需求依次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由低到高，由物质到精神，逐级上升。明清以降，社会对商人的认可无疑满足了商人群体的尊重需求，而王文显“利以义制，名以清修”的观点则已经达到了自我实现的层次。一个群体的言行和其社会地位是相互影响的，当一个群体被社会认为是卑污的时候，他们很难做出高尚的行为;然而，当他们的职业荣誉感建立起来的时候，他们便会更加珍惜这种荣誉感，更倾向于通过满足社会需求来实现自我价值。
晋商在经商上以子贡、范蠡、猗（yī）顿为榜样，在修身上以《大学》《中庸》为经典，不会汲汲于小利，更不会做出损害声誉的事情。“诚信”对他们而言，是捍卫职业荣誉感的必然选择。无论何种困境下，首先想到的就是“信誉”，这就是做人经商的根本。这样一个商人群体，堪称儒商的代表，既士既商，士商合一。
实际上，相比其他商帮而言，山西商人弃儒经商更加理直气壮。比如晋商巨擘常氏家族读书人辈出，也有很多取得秀才、举人甚至进士的，但他们中间很少有人真正出去做官。常麒麟不但自己不做官，当儿子常维丰在国子监完成学业，“学业有成，词章俱美”，仕途似锦之时，常麒麟却对儿子说：“‘邦有道，穷且贱，耻也’汝应继承祖业。”意思就是，在拥有良好秩序的盛世时代，如果你穷困不发达就是一种耻辱，你应当继承祖宗的基业去经商。
一个更极端的例子就是祁县著名晋商渠源祯因不满儿子渠本翘考举人，竟然在渠本翘考取举人后回家祭祖时给儿子下跪。而在山西祁县、太谷、平遥一带，甚至有“秀才进票号——改邪归正”的歇后语。由此可见，晋商群体对于自己的职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自豪感和认可度有多么强烈！
今天我们在探讨诚信精神，整个社会在呼吁培养诚信精神。其实诚信何用培养，是非对错在每一个人心中明明白白，只是人心被私欲遮蔽了，才出现坑蒙拐骗的奸商行为。当今社会出现如此多的诚信问题，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社会评价体系过分单一，只以财富多少论英雄，形成“笑贫不笑娼”的局面，使得各行各业难以形成自己的职业荣誉感和自我认同感。
曾国藩说：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任何机巧伪诈都不是长久之计，晋商以其“心朴而心实”不但赢得了五百年的兴盛，更赢得了时人和今人的尊重。其实无他，知本守本而已。也正是因为他们能够知本守本，义利合一，儒商合一，不为眼前利益所困，才能以一个“诚”字闯天下，在明清两代纵横商海，创造出如此的丰功伟绩。
观点概要
山西商人，又称晋商，是明清两代十大商帮之首，曾经执全国内外贸易之牛耳，盛极一时，绵延五百年，以雄才善贾而饮誉海内外。
晋商现象：
对外以诚，对内以信
晋商对外的诚信在那个时代是公认的，信用低的票号开出的汇票不被商家接受，而山西票号出具的汇票能通行全国。晋商的内部治理模式也是以诚信为基础的“东掌制”。
博弈失灵：
仁中取利，义内求财
博弈论的哲学基础假设是“人所追求的目标是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然而，即便到了倒闭清算的地步，大部分晋商仍然选择坚守诚信，而没有选择失信。博弈论在晋商这里显然失灵了。
晋商起源：
内受儒教，外合诚信
山西商人大都来自贫困的农村，无论是读书人还是从未上过学的人，他们接受的都是儒家教育。在人口流动极少的社会中，不诚信的人难以生存，很快就会被淘汰出局。外部环境要求他们以诚信待人，而他们内心也笃信儒学，如此一来两相应和，晋商的诚信精神就养成了。
晋商用人：
选人以诚，教人以信
晋商在选择学徒的时候，最先要考察的就是人品，考察人品时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查三代”。在日常管理中，晋商还会不断地推行儒家教育。以著名的大德通票号为例，当时大德通全号同人都诵读《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以正心、修身。
晋商制度：
内有号规，外有行会
晋商实行严格的规制化管理，上自东家、掌柜的职责权限，内部机构的组织设置，业务上的内务外交，人事上的上下级关系，各分号与总号之间的权属与交往;下至伙友员工的行为处事，各处人等的穿衣吃饭消费标准等，都框之于规制，成文公示，有章可循。
此外，晋商在全国各地都建有会馆，行会除了联络乡谊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维持行业公平交易，如某个会员有欺诈客户的行为，则会受到行会惩罚。
晋商理念：
义利合一，士商合一
晋商都把商场当成了修行的场所，而不仅仅是获取利益的工具。明代著名大儒王阳明先生认为，如果能在经商时调理好身心，身心不为所累，即便终日从事商业，也不妨碍成为圣人和贤人。
王阳明的“四民异业同道”论
明代大儒阳明先生在《节庵方公墓表》中提出“四民异业同道”论，是阳明先生对商人的直接认同。
阳明曰：“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
古代的士农工商只是从事职业不同，他们的道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尽力为别人服务。士人的专业是治理国家，农民的专业是奉养天下人，工匠的专业是制造工具，商人的专业是货物流通。他们从根本上是没有区别的。
阳明先生指出：“盖昔舜叙九官，首稷而次契。垂工益、虞，先于夔、龙。”
舜帝当年在位的时候分封的九个官职，首先是稷（农业），其次是契（商业），然后是益、虞（工业），要先于夔、龙（教育）。这说明在先王时期，并无士农工商的排序，相反农业、商业的地位更靠前一些。 阳明先生认为一些圣人贤士从事过所谓“卑贱职业”。“商、周之代，伊尹耕于莘野，傅说板筑于岩，胶鬲举于鱼盐，吕望钓于渭，百里奚处于市，孔子为乘田委吏，其诸仪封晨门荷蒉斫轮之徒，皆古之仁圣英贤，高洁不群之士。”
在商周时代，著名的宰相伊尹曾经耕过田，傅说搞过建筑，胶鬲是盐业工人，姜太公钓过鱼，百里奚曾经是奴隶，孔子曾经是管理地租的小吏，而这些人都是圣贤，都是高洁之士。这说明一个人从事什么职业与他的品行是没有关系的。
阳明先生进一步大胆地指出了造成“贵士贱商”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人私欲。“自王道熄而学术乖，人失其心，交骛于利以相驱轶，于是始有歆士而卑农，荣宦游而耻工贾。夷考其实，射时罔利有甚焉。特异其名耳。极其所趋，驾浮辞诡辩以诬世惑众，比之具养器货之益，罪浮而实反不逮。”
自从王道逐渐衰落以后，学术开始分离，人们逐渐失去本心，相互之间争权夺利。于是开始提高读书人的地位而认为农民卑贱，把当官作为光荣的职业而耻于经商做工。真正比较起来，所谓的“士”追名逐利比商人更甚。他们以浮夸诡辩之词迷惑百姓，和能够给百姓带来实际利益的农工商比起来，他们更加不如。
阳明先生的这篇文章作于嘉靖四年（1525年）。阳明先生因平定宁王之乱，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十月被嘉靖皇帝封为封建伯、南京兵部尚书。此时阳明先生无论从立德、立言、立功均有盖世之成就，其地位如日中天。他这篇言论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阳明先生不但发表“四民异业同道”的观点，而且他的弟子中也有很多就是从事“卑贱”职业的。阳明先生著名的弟子、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就是“七岁手书乡塾，贫不能竟学，从父商于山东”。
王阳明先生的“四民异业同道”论让商人可以名正言顺地以儒家学说自许，把《大学》《中庸》作为自己修身治业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把儒家理论引入企业管理，将这些学问作为培训员工的基本教材。随着商业与读书人的紧密融合，近代意义上的儒商群体才正式形成，而不像春秋战国时期的子贡那样只是单个的个体现象。清末巨商常家十二世常麒麟是拔贡出身，精通儒学，从商之后，同辈劝他弃商业登仕途，他说：“子贡亦贤人也，我从子贡。”子贡成为儒商的精神领袖。如此，儒商逐渐成为商人中认可度较高的一个群体，进而凡从商者皆愿成为儒商，儒商成为商人群体中的一个标杆，带动了商人群体的自我净化和发展。
晋商衰亡的原因
叱咤明清五百年，一度执中国金融之牛耳的晋商，在1921年突然跌到了低谷，此后慢慢销声匿迹。是什么原因让晋商这样一个宏大的商人群体走向衰亡呢？这是很多晋商学者的研究课题，也是后世关注民族工商业的人们心中的一个谜团。我们不妨在历史的长河里追溯往事，像电影回放一样，看看一百多年前的清朝末期，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频繁的战争和社会动荡导致商业凋零。
咸丰元年（1851年）洪秀全领导金田起义，并迅速发展，从广西一路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扫荡长江流域，并在咸丰三年占领南京。定都南京后，洪秀全又令林凤翔、李开芳率部北伐，半个中国陷落在战争之中。战火所到之处，“南北商船，闻风裹足”。茶源地福建武夷山也被阻挡在长江以南，难以北运。江浙“商路梗塞，商贾停歇”，“商贾皆携货以归”，武汉三镇的工商铺户“惊惧，不敢即回”，一时“难以复业”。在战火蔓延下，不但长江中下游的晋商票号受到挫折，纷纷撤庄停业，就连北京的金融业也“阖城钱铺于二月初，同日关闭”，“携资数千万出京”，“以致富者皆形窘迫，贫者益不聊生”。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天津。此时太平军正转战江苏、江西、湖北、四川。这次南北交困导致全国商业更大的动荡，也导致了晋商票号更大规模的撤庄。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天津，各地商户备遭蹂躏，损失惨重。“自炉房焚毁，四恒银号及各钱店突尽关闭”，“百货昂贵，市面萧索，贫民执一纸之票无处易钱;持一裘之衣难以易粟”。蔚盛长伙友携账和银两在逃回平遥途中，至保定银两账簿被完全抢去。蔚丰厚票号“起巨万现银回家，行至彰仪门，全行覆灭。”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在各地起义、清军镇压、兵变和民军各派争夺中，许多城镇焚烧抢掠多有发生，一度造成混乱。1912年2月29日清军哗变，两日内将东华门丁字街、打磨厂、前门大街、大栅栏、西河沿和西四、西单的铺户抢掠一空。“被抢各商皆有，而以银号、钱铺、当铺为尤甚，几乎百无一存。天津、保定“各行商业约有数千户财产荡然”，“民丧其居，商失其业，流离荡析，生计维艰”。上海商业损失也很严重，“沪市寝盛时，钱庄票号一百数十家，今只强存二十余家，官设之钱局银行亦复毁伤窒碍。同病相怜，其他事业之状况，可想而知”。
据天成亨、日升昌等12家票号报告，他们在汉口、成都、西安等8城镇兵乱中被抢现银1，335，896两，财物308，570两，合计1，644，466两，每家平均损失137，000余两。更要命的是，因为国家动荡，“一闻兵警，争取现币”，造成银行、票号挤兑。尤其是票号大多“北存南放”，由于战争南北阻隔，放出的款项难以收回，存户的存款必须兑付。大德川、协成乾等14家票号在放款大于存款25.27%的情况下，因存户提款被挤搁浅关闭。到1921年末，山西票号除大德通等四家以外悉遭破产的厄运，或“变卖家产及贵重物件以偿还债务，不足则为阶下之囚，受缧绁（léi xiè，捆绑囚禁）之辱。”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从山海关入关的晋商就有17万人之多。此后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占领的绥远、蒙古、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等省市区都是晋商的主要活动区域。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对于晋商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二、不平等条约断送山西茶商财路。
茶叶是山西商人对俄、蒙的主要贸易商品，咸丰二年，晋商卖给俄国人茶叶17.5万箱，达到恰克图贸易总额的93%。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俄政府趁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整条约，取得了陆路通商和免税特权。这样不但俄商进入中国经商，而且开始经营中俄贸易的主要商品——茶叶。俄商直接到茶产地收购、设厂加工茶叶，并由水陆联运在天津转口海运，山西茶商的生意一落千丈。同时俄罗斯商人享有免税特权，而中国商人税负极重。这直接导致了山西茶商受挫，并连带汉口票号放贷业务受损。 在这种逆境下，晋商程化鹏、大盛魁及归化城商民呈请绥远将军“由恰克图假道俄边行商”，最终得到同治批准。山西商人重返恰克图第一年就向俄输出茶11万担，与俄商持平，第三年输俄茶20万担，比俄商多了一倍。晋商本想也和俄商一样假道水路，结果被清政府拒绝。不仅如此，中国商人在俄罗斯经商被课以重税，俄商在华贸易却享有税收优惠。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内战迭起，在俄的山西商人频遭浩劫，落荒而逃，在俄损失又达数百万两白银。1914年沙俄支持蒙民叛乱，在蒙古东部的晋商掌柜都被杀害，财物全部损失。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在俄的山西商人资本被没收。由于在恰克图及俄国境内经商所积累的大量俄钞——羌贴的贬值及废弃，锦泰亨只此一项亏款24万两。其他各号，也不同程度遭受此种损失。多年辛勤累积，尽毁一旦”。前苏联启用新卢布后，晋商手中的俄钞成了废纸。1924年蒙古共和国建立，实行公有制，山西商人在蒙古的资产充公。从此，山西茶商再无东山再起的机会。
三、晋商的余音。
我们常说的晋商五百年是指从明中叶到清末的这一段时间，明朝末年由于李自成起义等战乱，晋商也曾经有十几年的没落，到了清康熙年间晋商群体才二次兴起，我们目前比较熟悉的晋商世家，如乔家、李家、曹家、冀家、常家大都是从清康熙、道光年间才开始逐渐兴起的，到了清末民初由于连绵不绝的战乱又开始衰落。
在生命周期的最后一百多年，晋商可谓是多灾多难，从咸丰元年开始，中华大地上的战火就没有停歇过：太平天国起义、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中原大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其中还掺杂着捻军起义和零零星星的军阀混战。
“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战争对经济的破坏是不言而喻的，晋商作为“海内最富”、“执中国金融之牛耳”的经济群体，必然首先受到影响。战争不但破坏商业本身，而且也破坏了整个社会经济，也就是破坏了商业的基础。然而，晋商能够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旋仆旋起“，生命力可谓顽强。经过太平天国起义、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庚子之变三场折腾，晋商不但没有衰亡，反而越来越兴盛。以大德通票号为例，该票号分红最多的一个账期就是1908年。然而，接下来的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中原大战、抗日战争让晋商的根据地经济凋零，晋商已经无力支撑，尤其是日军占领山西晋中后，更逼得很多晋商世家加入到逃难大军之中。
纵观晋商的发展史和消亡史，我们不得不感叹，连绵不断的战争，国家动荡和政府的腐败无能才是导致晋商衰落的根本原因。商业的繁荣发展必定需要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没有国家的强大和社会稳定，什么繁荣富强，什么百业兴旺，根本无从谈起。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各行各业都在发挥企业家的创富和创造精神，尽管晋商作为一个群体可能不再回来了，但是晋商那种“自强不息，诚信经营”的精神会回来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
令余秋雨先生大吃一惊的山西商人同样也让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梁启超为之自豪。1912年，梁启超先生结束了十几年流亡海外的生活，回到北京。回国之后，特意出席了山西商人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在会上，他说了这样一段话：“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山西商人到底取得了怎样的业绩，能让前后两位文化大家都为之倾倒？
山西商人，又称晋商，是明清两代十大商帮之首，执全国内外贸易之牛耳，盛极一时，以雄才善贾而饮誉海内外。晋商的商路达数万里之遥，从蒙古草原的驼队到扬州的商船，从福建武夷山的茶叶到莫斯科的皮毛，南起香港、加尔各答，北到西伯利亚、莫斯科，东到大阪、仁川，西达塔尔巴哈台、阿拉伯国家，都留下山西商人的身影。晋商自称：“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都有山西商人。”尤其令人称道的是由晋商创设的山西票号，开中国银行业之先河，不但汇兑全国，而且在日本、朝鲜均开设分号，真正做到了“汇通天下”。山西票号被余秋雨先生誉为“现代银行的乡下老祖父”。
他们曾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这些谚语表达着世人对晋商之于社会经济贡献的敬意。归化城（今呼和浩特）的繁荣更与晋商的贡献密不可分，以大盛魁为首的晋商以归化城为根据地，经营“上至绸缎，下至姜蒜”的各种生意，他们不但往返于蒙古草原的各个蒙古包，更远涉沙漠，直达俄罗斯。据说当年归化城最大的商号大盛魁鼎盛时期的资本达白银万万两。
而晋商创造的另一个奇迹是把以善于经商闻名于世的犹太商人赶出欧洲市场。据日本人撰写的《中国经济全书》记载：英国一位被称为格兰顿将军的人目睹了胡服辫发的山西商人深入俄国腹地、欧洲、中亚腹地从事贸易活动的力量和智慧。有人问他周游欧亚之后有什么感想，有哪些最使他惊奇的事情，他回答了这么几句话：我这次漫游，足迹遍及欧亚大陆，所到之处首先映入眼帘的并且使我感受最深、最惊奇的是“中国之小商人”与犹太人在激烈的竞争中，居然能把犹太商人的势力驱逐出市场。
山西商人有什么样的商业智慧，能令他们创造出如此的奇迹？清代湘军的创办人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说：“中国商贾夙称山陕，山陕人之智术不能望江浙，其推算不及江西湖广，而世守商贾之业，唯其心朴而心实也。”从这段话我们可以得知，山西和陕西两省人世世代代能够经商致富的根本原因，只是因为他们诚信朴实。诚信是晋商纵横商海五百年的制胜法宝，诚信也是晋商绵延五百年的一个精神内核。
晋商现象：对外以诚，对内以信
“他们为确保质量，采用采购、加工、运输、销售一体化的分级管理方法，在福建武夷山经过考察而买定茶山后，派专人监督采茶，自己组织加工成适合俄人专用的砖茶，专人分管马驼运输、船只海运，到达青岛后再用驼帮，入蒙古改用驮运，直到恰克图，保证不燥不潮不霉才开盘出售，这样，质量、数量、交货期都有了保证。后来因为太平天国运动，无法再去武夷山购茶，他们就改由湖北购茶，并改进加工工艺，使之无论色、味都达到与武夷山一样的程度。当俄茶商坚信此乃武夷山茶时，他们却原原本本讲了茶叶产地和工艺的更变，使俄人大为折服。”这一段描述来自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晋商巨擎·晋商·常家》一书，充分反映了晋商对于客户所秉承的诚信精神。晋商的诚信在那个时代是公认的，山西汇票凭借的既不是票号东家的雄厚资本，也不是国家信用，而是山西商人的信用招牌。有些信用低的票号开出的汇票可能不被商家接受，而山西票号出具的汇票就能够通行全国，社会对晋商信用的认可可见一斑。
晋商的诚信不但表现为对外的诚信——对客户的诚信，也表现在对内的诚信——晋商的内部治理模式就是以诚信为基础。譬如，晋商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东掌制”*（也有人称东伙制）。所谓“东掌制”，是说山西票号在准备成立的时候，东家自己或委托他人查访合适的职业经理人（又尊称大掌柜），一旦确定某人有勇有谋，既能守成又能创业，能够担任票号经理的重任，就以礼相聘，把票号全权委托给他处理。东家的宗旨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东家把全部资本交给经理之后，就不再过问具体事务，只等三年或五年不等的账期期满，经理来汇报经营业绩。如果出现亏损，并且此亏损并非经理的能力问题造成，东家不但不责怪经理，还会好言劝慰，把资金补足，让他重整旗鼓、继续经营。东家认为胜败是兵家常事，只要不是经理重大失误或故意造成的损失，必须鼓励经理继续经营才能改变败局、挽回损失。晋商的东家对大掌柜的信任和授权竟然可以到达如此程度。
从这段介绍中，可以看出山西票号（其实不仅限于票号，其他晋商商号同样如此）在成立后，东家就把人事权、财权、经营管理权统统交给经理（即大掌柜），而且经理基本上是终身制，除非有重大过错，东家不会无故开除经理。在经营过程中东家既不监督也不控制，仅剩的权力就是对经理的任免权。
按照现在的观点来看，这种状况形成了东家与职业经理人的信息不对称，尤其是在第一代创始人东家去世后，他们的后人多半对业务一窍不通，职业经理人完全可以上下其手，巧取豪夺，中饱私囊。然而，在 “东掌制”存在的至少一百五十年历史中 ，晋商居然没有发生一起经理人对东家不忠的事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晋商形成“东待掌以义，掌待东以诚，号对外以诚”的局面。可以说，“诚信”是晋商一切制度设计的基础，如果没有诚信，什么“东掌制”“身股制”“相与制”等都无从谈起。 那么，晋商的诚信精神从何而来？晋商何以形成了这种东家和掌柜相互信任、对内对外皆诚信的风气？
博弈失灵：仁中取利，义内求财
现代的学者关注晋商的诚信问题，研究晋商诚信的论文颇多，其中很多人采用现代经济学的工具来研究晋商，比较突出的是博弈论。他们认为“晋商守信理念的形成一方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但更重要的也是促使晋商信用机制建立的根本因素，则是当时参与商业活动的各经济主体之间博弈的结果。不同的经济体由于各自利益的激励和制约，使其博弈在很多场合下达到稳定的纳什均衡。因为参与商业活动的各方对未来交易次数的不确定性，使得参与方的博弈类似无限次的重复博弈，这就使得博弈的结果更加稳定，同时信用也会随之产生来维系交易的正常进行。在这个层面上，重复博弈与信用的生成与维护有密切的联系”。
博弈论的一个假设前提是博弈的参与人都是“理性经济人”，而理性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家关于人类经济行为的一个基本假定，即作为经济决策的主体都是充满理性的，他们所追求的目标都是力图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是，正如博弈论研究者所言，当面临单次交易的时候，失信就成了他们的最优选择。
那么晋商在面临单次交易时是如何选择的呢？著名的晋商常氏天亨玉在最困难的时候，大盛魁曾经借给他们白银四万两，帮他们渡过难关。1929年大盛魁发生重大危机，天亨玉（已改名天亨永）掌柜王盛林派人送去两万两白银接济，当时号内有人反对，认为此款放出后根本无法收回，王掌柜正色道：“假如20年前没有大盛魁的支持，天亨玉早就完了，哪里还有天亨永呢？”后来大盛魁难以为继，在当年决定歇业。这个歇业的结局连一般伙计都能看出，此款放出根本无法收回（单次交易），王盛林作为天亨永的大掌柜，在商场摸爬滚打那么多年，怎么能看不出？由此可以推论，他放这笔款完全是为了报恩，与利益无关了。
同样的故事在日升昌倒闭时也发生了。1921年日升昌因放款无法收回，被债主逼债，大掌柜无能为力。看到少东家面临牢狱之灾，已经辞职的二掌柜梁怀文挺身而出，重掌号事，并赴北京替东家应诉，同时清理债务。日升昌倒闭时，人心惶惶，人人都唯恐避之而不及，而梁怀文挺身而出也属于单次交易中的选择，他选择以诚待人，去承担了本不应承担的责任。
还有一个更加广为人知的事例是发生在1900年庚子之变，以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为首的王公大臣们纷纷逃离北京，山西票号在北京的分号也纷纷撤离。逃难途中的大臣们途经山西时到票号提款，山西票号无一例外地如数付款，甚至在北京分号账簿不全的情况下，只要是自己票号的银票也照常付款。在那个危急关头，国家的最高权力群体都在逃难途中，谁也无法预料国家到底会发生什么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晋商们仍然选择了诚信，而且这并不是哪一家哪一号的选择，而是山西商人共同的选择。
1930年发生中原大战，阎锡山战败，晋钞大幅度贬值，二十五块晋钞兑一块新币。在这种情况下，大德通票号完全可以趁机发一笔财，把晋钞换给存户。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把自己历年的公积金拿出来，按照新的币值折给存户，给存户兑换。大德通几乎把全部积累都投入到这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赔本买卖之中，最终造成三十万两白银的亏空。大德通的东家乔映霞说，即使是大德通为此倒闭，乔家也不至于让自己人沦落到衣食无着的地步，但对于“储户”来说，如果我们乔家不这样做，他们的身家性命就受到威胁，两者相比，孰重孰轻，不言自明。
类似的诚信事例还有很多，实际上即便到了倒闭清算的地步，大部分晋商仍然选择坚守诚信，而没有选择失信。博弈论在这里为何失灵了呢？这个现象反映了博弈论的一个局限性。 博弈论的哲学基础假设是“人所追求的目标是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固然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会选择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当利益和道义相冲突的时候，未必利益一定占上风，选择道义的也大有人在。
如果博弈论或者其他以“理性经济人”为假设前提的经济学理论并不足以解释晋商的诚信精神，那么晋商的诚信又来自何处呢？
晋商起源：内受儒教，外合诚信
人以诚信为本，不论是经商还是从事其他行业，都是如此，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即便是没有做到诚信的商人，他们也在内心里承认诚信才是正确的选择，会辩称自己是在某种环境下迫不得已而选择了欺诈。这或许可以说明，诚信不是博弈的结果，而是人类生而有之的一种本然选择。某些商人之所以不诚信，只是在面临利益的诱惑时失去了本心和本分。
晋商发源地在太原、晋中、临汾一带，那里“地瘠人广，难以维持生计”，最初的晋商大都是因为要摆脱贫穷，维持生计才选择外出经商。从悲凉的山西小曲《走西口》中可以体会当年山西商人出门在外的艰难。他们在外乡人生地不熟，要想生存下来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和当地人融洽相处;二是同乡之间相互扶持。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而做到这两点就需要诚信。如果对当地人不能以诚相待则必然为当地人所排斥，无法立足;如果对同乡不能相待以诚则为同乡所排斥，有了困难没人帮忙。
这些山西商人大都来自贫困的农村，未必有高深的文化水平。但是在以前的农村，无论是读书人还是从未上过学的人，他们接受的都是儒家教育。这种教育倒不一定是靠读书得来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儒家文化是社会主流文化，无论是否读过书，人们的思想行为均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这种教育可能是政府普及教育（如明朝设置的乡校、社学），也可能是“神道设教”（比如土地庙、孔庙、关帝庙），也可能是乡内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如小说、词话），还有一大可能是父母的言传身教。人们通过各种途径，受到儒家文化的熏染，养成淳朴厚重的个性。对于他们来说，奸巧计诈是一种耻辱，是给祖宗丢脸的事情。
当然这中间不排除也有些外出谋生的奸诈之人，但是在那个人口流动极少的社会中，这类不诚信的人难以生存，很快就会被淘汰出局。外部环境要求他们以诚信待人，而他们内心也笃守诚信，如此一来，两相应和，晋商的诚信精神就养成了。 看多了对外经商成功或失败的例子，人们更加笃信“诚信”对于一个商人的重要性。有些成功的山西商人或读过书的山西人，把这些经验高度提炼和总结，就形成了晋商代代相传的商业规则。他们恪守“以义取利，利从义生”的原则，提出“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
明代山西著名商人王文显曰：“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心，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如此则子孙必昌，身安而家肥矣。”王文显认为，商人和士大夫是平等的，虽然职业不同但是高洁的品行是一样的。善于经商的人，能够在物欲横流的商场中修炼自己高明的心性，所以从事谋利活动而心性不受染污;善于从事政治的士大夫，能够按照先王的教导行事，不考虑谋取利益，所以能够成就高洁的名声。所以谋求利益要有道义的制约，从事政治要保持清廉。这样才能各自在本行业中立足，这是老天的安排。这样做就能子孙昌盛，身心安宁，家族富有。
而另一位著名商人樊现以自己的亲身体会教育子侄说：“谁说天道难信载？吾南至江淮，北尽边塞，寇弱之患，独不一与者，天监吾不欺尔。贸易之际，人以欺诈为计，吾以不欺为计，故吾日益而彼日损。”
被誉为儒家资本主义的代表、日本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1840年～1931年）在《论语与算盘》一书里亦有同样的观点：“不以高尚人格为前提获取的不义之财或通过不择手段取得的地位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成功！”《论语》代表仁义、伦理和道德，而算盘则是“精打细算”“斤斤计较”的象征。作为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儒商，涩泽荣一反对所谓的经济活动与伦理道德不相融的观念，而是主张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他一生积极致力于把《论语》思想运用到商业实践中。其义利合一的思想与晋商的诚信精神可谓不谋而合。
晋商并非出于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而选择诚信，但是他们的诚信反过来导致了利益最大化。他们认为这正是“天道”的彰显。正是由于晋商笃信“诚信”为经商之本，所以他们在选择掌柜、伙计的时候，也会把人品摆在首位。
晋商用人：选人以诚，教人以信
颉尊三曾任晋商票号大德恒的经理，他在1925年写成的《山西票庄之构造》一文中说：“财东所负无限责任既重且大，特持其目光远大，信义待人，倘非丧心病狂之流，绝无视为手足，报以寇雠（chóu）之理。”在他看来，东家如此信任经理，如果经理再有二心，简直就是“丧心病狂”。要知道当他写这一段文字时，大德恒已经不存在了，他这样写既无取悦东家的可能，也无自命清高的必要，只是写出内心真实的想法，这大概也代表了晋商掌柜们一致的看法和做人的基本准则。
实际上，晋商在选择学徒的时候，最先要考察的就是人品，考察人品时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查三代”，即看家族内，特别是近亲、长辈当中有无带有污点的人。这种办法充分考虑到家庭教育对于人格培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给后来者一个警醒，如果做了错事不但自己颜面无光，还将累及子孙。
学徒入号还需要有保荐人，保荐人不但起到推荐的作用，还有经济担保的责任。如果学徒在票号期间违反号规，票号开除学徒时要交由保荐人领回，如果该学徒给票号造成损失的话，保荐人要承担担保责任。设置保荐人的做法除了有经济上的担保作用之外，实际上也起到了代为考察学徒人品的作用。这是因为保荐人比票号的管事人员更了解学徒，如果学徒有任何品行不端，考虑到自己的声誉以及未来可能承担的经济责任，保荐人是绝对不会推荐此人的。
票号招收学徒时，要经过严格的面试、口试、笔试。学徒的相貌、口才、文才都要全面合格才行，缺一不可。很多商号还有一种奇怪的规矩，要求学徒试穿创始掌柜或东家的鞋子，如果穿不进去，就会被拒绝。为什么设立这种看似莫名其妙的规矩呢？原来有些人的保荐人身份显赫，如果不合适直接拒绝怕伤和气，掌柜就安排人拿一双小鞋给他穿，并以穿不进鞋为由，体面地拒绝他入号。这一点说明晋商对进人的要求非常严格，并不因保荐人的身份地位而有所通融。
学徒入号后，要经过四五年的磨炼才能出师。其间修身养性的品德教育最为紧要，据大德通的伙计燕喜回忆：大德通在品德方面教育同仁重信义、贵忠诚、本勤俭、和为贵，戒律定有数十条，必须遵守。在学徒期间，如果学徒违反号规，就会被辞号，也就是开除。这还不算，学徒期满之后还要对学徒进行各种考验。
“远行易欺，远使以观其志;近则易狎，近使以观其敬;烦则难理，烦使以观其能;卒则难辨，卒问以观其智;急则易爽，急期以观其信;财则易贪，委财以观其仁;危则易变，告变以观其节;久则易惰，班期二年以观其则;杂处易淫，派往繁华以观其色。”
和上司距离远了，人就容易做些欺瞒之事，那就和他疏远一些来观察他的忠诚;和上司距离近了，人就容易表现轻浮、对上司缺乏尊重，那就和他靠近一些来观察他是否心中有敬;遇到繁琐的事情，人就难以有耐心地整理，那就让他做些琐碎的事情来观察他的能力;事情突然发生，人就很难判断，那就通过突然提问来观察他的智慧;紧急情况下，人很容易爽快答应，那就在他急躁的情况下来观察他的诚信;钱财容易使人变得贪婪，那么就委任他以钱财重任来观察仁义;危险使人容易变节，那么就告诉他危险来临以观察他的气节;时间久了，人就容易变得懒惰，那么就延长时间来观察他是否足够自律;处在杂乱的环境中，人容易染上坏习气，那么就把他派到繁华的环境里来观察他的定力。
上文提到的“志、敬、能、智、信、仁、节、则、色”九大要素，再加上总领其纲的诚信精神，可谓把经商者应具备的基本要素囊括尽矣。
然而，这些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已经极其严密的人品把关制度，对于晋商而言只是初步的训练。晋商在日常管理中，还会不断地进行儒家教育。以大德通票号为例，对于号内的人事管理，高钰以儒家伦理为准则，当时社会崇尚奢侈，很多富商豪族都竞相效仿。但是大德通全号同人都诵读《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以正心、修身，而杜绝异端邪说侵害人心。高钰不喜华丽，崇尚实际，并聘请名师为青年员工教学，培养员工爱惜名誉等立身基础。这种“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做法，把儒家的“忠信”思想融入每个人的灵魂，成为自动自发的事情。 晋商制度：内有号规，外有行会
尽管晋商非常重视员工的教育培训，但是并没有迂腐到认为教育可以解决一切管理问题。《晋商谋略》（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9月）一书中这样写道：“晋商的管理理念是：‘家有家法，铺有铺规。’‘营运之法，贵乎章程。未有章程不良，而能悉臻上理者也。’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晋商实行规制化管理，上自东家、掌柜（经理）的职责权限，内部机构的组织设置，业务上的内务外交，人事上的上下级关系，各分号与总号之间的权属与交往;下至伙友员工的行为处事，各处人等的穿衣吃饭消费标准等，都框之于规制，成文公示，有章可循，人人必须严格遵守执行。违规者严肃查处，不讲情面，不论亲疏，轻则降级处罚，重则开除出号。晋商这样严格的规范化管理，其目的在于‘兴利除弊，以固基础’，使生意兴隆昌盛，事业永存。”
晋商认为“人才之兴，全凭鼓舞。若赏罚之际不能允洽，则贤能无由奋起，而不肖者反得夤缘而进，成败所关，岂浅鲜哉！”“古今以来，铁筒江山，尚有不能久全之时。古人为治之道，不能有赏无罚。”晋商认识到人才兴盛，全凭鼓励。如果赏罚不能公允，贤能的人就不能得到提拔，无能者反而得到提拔，这是成败的关键，也是很浅显的道理。古往今来，那么多坚固的朝代都不能长久，何况一个商业组织？古人治理国家也不能只赏不罚。
晋商的各家商号的号规不尽相同，但大体上都遵循以下几条：禁止宿娼纳妾;禁止酗酒赌博;禁止吸食鸦片;禁止接眷外出;禁止擅自开店;禁止投机取巧;禁止蓄私放贷;禁止买空卖空;禁止款借亲友;禁止挪用号款;禁止懈怠号事;禁止涣散无为;禁止苟且偷安等。这些号规对号伙一方面能够起到警示作用，另一方面也起到清理净化作用，可以将一些不守规矩的伙计清除出号，保持了队伍的纯洁性。
此外，晋商在全国各地都建有会馆，这些会馆就是当年晋商行会的一种。行会除了联络乡谊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维持行业公平交易，如某个会员有欺诈客户的行为，则会受到行会惩罚。例如清雍正二年（1724年），河南省赊旗镇因市场戥（d ng）秤混乱，由行会组织同行公议统一了衡器标准，并刻石宣告：“……公议之后，不得暗私戥秤之更换，犯此者，罚戏三台。如不遵者，举称禀官究治。惟日后紊乱规则，同众禀明县主蔡老爷，发批钧谕，永除大弊。”意思是，违反规定就要罚戏三台，如果不接受处罚，就要向县衙门告发，要求追究责任。
标期制度也是晋商的一大创举。标期是归化城的大商号大盛魁创立的，后被祁太平各商号借鉴。晋商的“过标”和“过骡子”的制度，是一种极其严格、极其认真的收付款项的制度。商号与商号之间，由于生意往来，彼此有存、有欠，需要按照预定日期进行清理。有存项就收回来，有欠项就付出去。每月清理“债权”和“债务”的日期，就叫作“过骡子”;每季清理“债权”和“债务”的日期就叫作“过标”。“过骡子”的日期是三天，“过标”的日期是五天。这些日期的规定，不是由当地官府和当地商业团体决定的，而是由山西祁县、太谷、平遥三县的东家们共同议定的。他们把一年内“过标”的日期和“过骡子”日期，在年前一次性通知各商号共同执行。凡标期付不了款的叫“顶标”，顶标的商号经理姓名，要在汇兑行业登记，一经登记，各商家就与这家商号断绝往来。应该说，标期制度所设立的信用惩罚是极其严格的。
教育在前，惩罚在后;内有号规，外有行会;自我教育和自我规范使得晋商能够成为“信义如山”的商人群体，他们以关公为崇拜对象，辗转海外几万里，纵横明清几百年，以信义著称，受到社会的认可和广泛称赞。清末上海汇丰银行的一位经理给山西票号这样的评价：“二十五年来，汇丰与山西晋人做了大量交易，数目达几亿元，但没有遇到一个骗人的中国人。”
晋商理念：义利合一，士商合一
晋商只是中国明清商人“诚信”的代表，“诚信”不是他们的专利，中国十大商帮中任何一个商帮都有类似的诚信案例。实际上，任何一个高瞻远瞩的商人或商人群体都不会汲汲于小利，为了利益而失去信誉。相反，过去的大商们都把商场当成了修行的场所，而不仅仅是获取利益的工具。正如王文显所说，商与士是“异术而同心”，所以“善商者”能够“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心，是故虽利而不污”。
明清以降，“士农工商”的社会地位排序虽然还延续了过去把商人排在末位的旧观念，但是从明朝的士大夫开始，社会对商人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明代著名大儒王阳明先生说：“果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何妨于学？学何贰于治生？”意思是，如果能在经商时调理好身心，身心不为所累，即便终日从事商业，也不妨碍成为圣人和贤人。这样的经营怎么会妨碍治学呢？治学又和这种身心无累的经商有什么不同呢？
阳明先生把“治生”提升到“讲学中事”的地位，并且认为做生意不妨碍治学，治学与治生是一件事。在明中晚期，不但阳明先生对商人更加看重，而且很多名士大家与商人都有交往，比如上文中王文显的那段话就来自明朝著名文学家、“前七子”之一的李梦阳为其撰写的墓志铭。阳明先生的再传弟子陈确在《学者以治生为本论》一文中更明确提出“则勤俭治生洵是学人本事”。意思是，为了上孝父母下育子女，通过勤俭经营获取利益是读书人的本分事。
在民国以前，士大夫的观点基本上代表了社会主流的观点，士大夫对商人的认可也就代表了社会对商人的认可。这种社会认可的重要性对于明清商人来说，不亚于我国改革开放前的思想解放。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有了社会主流的承认，有了思想观念的转变，商人群体就从末业思想中解放出来，更加理直气壮、堂堂正正地经商谋利了。当他们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不再是卑贱的行业，而是高尚的事业，甚至能够和讲学传道相提并论的时候，他们内心的荣誉感就油然升起，自我价值感就会随之产生，此时的他们不容许有任何不诚信的行为来染污自己的职业荣誉。
清末巨商山西常家十二世常麒麟是拔贡出身，精通儒学，从商之后，同辈劝他弃商业而登仕途，他说：“子贡亦贤人也，我从子贡。”子贡是孔门弟子中七十二贤人之一，且以经商闻名，常麒麟就是要学习子贡。这样的经商态度已然不但是理直气壮了，而且还从七十二贤人中找出了学习榜样。 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把需求依次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由低到高，由物质到精神，逐级上升。明清以降，社会对商人的认可无疑满足了商人群体的尊重需求，而王文显“利以义制，名以清修”的观点则已经达到了自我实现的层次。一个群体的言行和其社会地位是相互影响的，当一个群体被社会认为是卑污的时候，他们很难做出高尚的行为;然而，当他们的职业荣誉感建立起来的时候，他们便会更加珍惜这种荣誉感，更倾向于通过满足社会需求来实现自我价值。
晋商在经商上以子贡、范蠡、猗（yī）顿为榜样，在修身上以《大学》《中庸》为经典，不会汲汲于小利，更不会做出损害声誉的事情。“诚信”对他们而言，是捍卫职业荣誉感的必然选择。无论何种困境下，首先想到的就是“信誉”，这就是做人经商的根本。这样一个商人群体，堪称儒商的代表，既士既商，士商合一。
实际上，相比其他商帮而言，山西商人弃儒经商更加理直气壮。比如晋商巨擘常氏家族读书人辈出，也有很多取得秀才、举人甚至进士的，但他们中间很少有人真正出去做官。常麒麟不但自己不做官，当儿子常维丰在国子监完成学业，“学业有成，词章俱美”，仕途似锦之时，常麒麟却对儿子说：“‘邦有道，穷且贱，耻也’汝应继承祖业。”意思就是，在拥有良好秩序的盛世时代，如果你穷困不发达就是一种耻辱，你应当继承祖宗的基业去经商。
一个更极端的例子就是祁县著名晋商渠源祯因不满儿子渠本翘考举人，竟然在渠本翘考取举人后回家祭祖时给儿子下跪。而在山西祁县、太谷、平遥一带，甚至有“秀才进票号——改邪归正”的歇后语。由此可见，晋商群体对于自己的职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自豪感和认可度有多么强烈！
今天我们在探讨诚信精神，整个社会在呼吁培养诚信精神。其实诚信何用培养，是非对错在每一个人心中明明白白，只是人心被私欲遮蔽了，才出现坑蒙拐骗的奸商行为。当今社会出现如此多的诚信问题，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社会评价体系过分单一，只以财富多少论英雄，形成“笑贫不笑娼”的局面，使得各行各业难以形成自己的职业荣誉感和自我认同感。
曾国藩说：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任何机巧伪诈都不是长久之计，晋商以其“心朴而心实”不但赢得了五百年的兴盛，更赢得了时人和今人的尊重。其实无他，知本守本而已。也正是因为他们能够知本守本，义利合一，儒商合一，不为眼前利益所困，才能以一个“诚”字闯天下，在明清两代纵横商海，创造出如此的丰功伟绩。
观点概要
山西商人，又称晋商，是明清两代十大商帮之首，曾经执全国内外贸易之牛耳，盛极一时，绵延五百年，以雄才善贾而饮誉海内外。
晋商现象：
对外以诚，对内以信
晋商对外的诚信在那个时代是公认的，信用低的票号开出的汇票不被商家接受，而山西票号出具的汇票能通行全国。晋商的内部治理模式也是以诚信为基础的“东掌制”。
博弈失灵：
仁中取利，义内求财
博弈论的哲学基础假设是“人所追求的目标是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然而，即便到了倒闭清算的地步，大部分晋商仍然选择坚守诚信，而没有选择失信。博弈论在晋商这里显然失灵了。
晋商起源：
内受儒教，外合诚信
山西商人大都来自贫困的农村，无论是读书人还是从未上过学的人，他们接受的都是儒家教育。在人口流动极少的社会中，不诚信的人难以生存，很快就会被淘汰出局。外部环境要求他们以诚信待人，而他们内心也笃信儒学，如此一来两相应和，晋商的诚信精神就养成了。
晋商用人：
选人以诚，教人以信
晋商在选择学徒的时候，最先要考察的就是人品，考察人品时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查三代”。在日常管理中，晋商还会不断地推行儒家教育。以著名的大德通票号为例，当时大德通全号同人都诵读《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以正心、修身。
晋商制度：
内有号规，外有行会
晋商实行严格的规制化管理，上自东家、掌柜的职责权限，内部机构的组织设置，业务上的内务外交，人事上的上下级关系，各分号与总号之间的权属与交往;下至伙友员工的行为处事，各处人等的穿衣吃饭消费标准等，都框之于规制，成文公示，有章可循。
此外，晋商在全国各地都建有会馆，行会除了联络乡谊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维持行业公平交易，如某个会员有欺诈客户的行为，则会受到行会惩罚。
晋商理念：
义利合一，士商合一
晋商都把商场当成了修行的场所，而不仅仅是获取利益的工具。明代著名大儒王阳明先生认为，如果能在经商时调理好身心，身心不为所累，即便终日从事商业，也不妨碍成为圣人和贤人。
王阳明的“四民异业同道”论
明代大儒阳明先生在《节庵方公墓表》中提出“四民异业同道”论，是阳明先生对商人的直接认同。
阳明曰：“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
古代的士农工商只是从事职业不同，他们的道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尽力为别人服务。士人的专业是治理国家，农民的专业是奉养天下人，工匠的专业是制造工具，商人的专业是货物流通。他们从根本上是没有区别的。
阳明先生指出：“盖昔舜叙九官，首稷而次契。垂工益、虞，先于夔、龙。”
舜帝当年在位的时候分封的九个官职，首先是稷（农业），其次是契（商业），然后是益、虞（工业），要先于夔、龙（教育）。这说明在先王时期，并无士农工商的排序，相反农业、商业的地位更靠前一些。 阳明先生认为一些圣人贤士从事过所谓“卑贱职业”。“商、周之代，伊尹耕于莘野，傅说板筑于岩，胶鬲举于鱼盐，吕望钓于渭，百里奚处于市，孔子为乘田委吏，其诸仪封晨门荷蒉斫轮之徒，皆古之仁圣英贤，高洁不群之士。”
在商周时代，著名的宰相伊尹曾经耕过田，傅说搞过建筑，胶鬲是盐业工人，姜太公钓过鱼，百里奚曾经是奴隶，孔子曾经是管理地租的小吏，而这些人都是圣贤，都是高洁之士。这说明一个人从事什么职业与他的品行是没有关系的。
阳明先生进一步大胆地指出了造成“贵士贱商”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人私欲。“自王道熄而学术乖，人失其心，交骛于利以相驱轶，于是始有歆士而卑农，荣宦游而耻工贾。夷考其实，射时罔利有甚焉。特异其名耳。极其所趋，驾浮辞诡辩以诬世惑众，比之具养器货之益，罪浮而实反不逮。”
自从王道逐渐衰落以后，学术开始分离，人们逐渐失去本心，相互之间争权夺利。于是开始提高读书人的地位而认为农民卑贱，把当官作为光荣的职业而耻于经商做工。真正比较起来，所谓的“士”追名逐利比商人更甚。他们以浮夸诡辩之词迷惑百姓，和能够给百姓带来实际利益的农工商比起来，他们更加不如。
阳明先生的这篇文章作于嘉靖四年（1525年）。阳明先生因平定宁王之乱，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十月被嘉靖皇帝封为封建伯、南京兵部尚书。此时阳明先生无论从立德、立言、立功均有盖世之成就，其地位如日中天。他这篇言论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阳明先生不但发表“四民异业同道”的观点，而且他的弟子中也有很多就是从事“卑贱”职业的。阳明先生著名的弟子、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就是“七岁手书乡塾，贫不能竟学，从父商于山东”。
王阳明先生的“四民异业同道”论让商人可以名正言顺地以儒家学说自许，把《大学》《中庸》作为自己修身治业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把儒家理论引入企业管理，将这些学问作为培训员工的基本教材。随着商业与读书人的紧密融合，近代意义上的儒商群体才正式形成，而不像春秋战国时期的子贡那样只是单个的个体现象。清末巨商常家十二世常麒麟是拔贡出身，精通儒学，从商之后，同辈劝他弃商业登仕途，他说：“子贡亦贤人也，我从子贡。”子贡成为儒商的精神领袖。如此，儒商逐渐成为商人中认可度较高的一个群体，进而凡从商者皆愿成为儒商，儒商成为商人群体中的一个标杆，带动了商人群体的自我净化和发展。
晋商衰亡的原因
叱咤明清五百年，一度执中国金融之牛耳的晋商，在1921年突然跌到了低谷，此后慢慢销声匿迹。是什么原因让晋商这样一个宏大的商人群体走向衰亡呢？这是很多晋商学者的研究课题，也是后世关注民族工商业的人们心中的一个谜团。我们不妨在历史的长河里追溯往事，像电影回放一样，看看一百多年前的清朝末期，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频繁的战争和社会动荡导致商业凋零。
咸丰元年（1851年）洪秀全领导金田起义，并迅速发展，从广西一路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扫荡长江流域，并在咸丰三年占领南京。定都南京后，洪秀全又令林凤翔、李开芳率部北伐，半个中国陷落在战争之中。战火所到之处，“南北商船，闻风裹足”。茶源地福建武夷山也被阻挡在长江以南，难以北运。江浙“商路梗塞，商贾停歇”，“商贾皆携货以归”，武汉三镇的工商铺户“惊惧，不敢即回”，一时“难以复业”。在战火蔓延下，不但长江中下游的晋商票号受到挫折，纷纷撤庄停业，就连北京的金融业也“阖城钱铺于二月初，同日关闭”，“携资数千万出京”，“以致富者皆形窘迫，贫者益不聊生”。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天津。此时太平军正转战江苏、江西、湖北、四川。这次南北交困导致全国商业更大的动荡，也导致了晋商票号更大规模的撤庄。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天津，各地商户备遭蹂躏，损失惨重。“自炉房焚毁，四恒银号及各钱店突尽关闭”，“百货昂贵，市面萧索，贫民执一纸之票无处易钱;持一裘之衣难以易粟”。蔚盛长伙友携账和银两在逃回平遥途中，至保定银两账簿被完全抢去。蔚丰厚票号“起巨万现银回家，行至彰仪门，全行覆灭。”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在各地起义、清军镇压、兵变和民军各派争夺中，许多城镇焚烧抢掠多有发生，一度造成混乱。1912年2月29日清军哗变，两日内将东华门丁字街、打磨厂、前门大街、大栅栏、西河沿和西四、西单的铺户抢掠一空。“被抢各商皆有，而以银号、钱铺、当铺为尤甚，几乎百无一存。天津、保定“各行商业约有数千户财产荡然”，“民丧其居，商失其业，流离荡析，生计维艰”。上海商业损失也很严重，“沪市寝盛时，钱庄票号一百数十家，今只强存二十余家，官设之钱局银行亦复毁伤窒碍。同病相怜，其他事业之状况，可想而知”。
据天成亨、日升昌等12家票号报告，他们在汉口、成都、西安等8城镇兵乱中被抢现银1，335，896两，财物308，570两，合计1，644，466两，每家平均损失137，000余两。更要命的是，因为国家动荡，“一闻兵警，争取现币”，造成银行、票号挤兑。尤其是票号大多“北存南放”，由于战争南北阻隔，放出的款项难以收回，存户的存款必须兑付。大德川、协成乾等14家票号在放款大于存款25.27%的情况下，因存户提款被挤搁浅关闭。到1921年末，山西票号除大德通等四家以外悉遭破产的厄运，或“变卖家产及贵重物件以偿还债务，不足则为阶下之囚，受缧绁（léi xiè，捆绑囚禁）之辱。”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从山海关入关的晋商就有17万人之多。此后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占领的绥远、蒙古、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等省市区都是晋商的主要活动区域。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对于晋商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二、不平等条约断送山西茶商财路。
茶叶是山西商人对俄、蒙的主要贸易商品，咸丰二年，晋商卖给俄国人茶叶17.5万箱，达到恰克图贸易总额的93%。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俄政府趁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整条约，取得了陆路通商和免税特权。这样不但俄商进入中国经商，而且开始经营中俄贸易的主要商品——茶叶。俄商直接到茶产地收购、设厂加工茶叶，并由水陆联运在天津转口海运，山西茶商的生意一落千丈。同时俄罗斯商人享有免税特权，而中国商人税负极重。这直接导致了山西茶商受挫，并连带汉口票号放贷业务受损。 在这种逆境下，晋商程化鹏、大盛魁及归化城商民呈请绥远将军“由恰克图假道俄边行商”，最终得到同治批准。山西商人重返恰克图第一年就向俄输出茶11万担，与俄商持平，第三年输俄茶20万担，比俄商多了一倍。晋商本想也和俄商一样假道水路，结果被清政府拒绝。不仅如此，中国商人在俄罗斯经商被课以重税，俄商在华贸易却享有税收优惠。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内战迭起，在俄的山西商人频遭浩劫，落荒而逃，在俄损失又达数百万两白银。1914年沙俄支持蒙民叛乱，在蒙古东部的晋商掌柜都被杀害，财物全部损失。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在俄的山西商人资本被没收。由于在恰克图及俄国境内经商所积累的大量俄钞——羌贴的贬值及废弃，锦泰亨只此一项亏款24万两。其他各号，也不同程度遭受此种损失。多年辛勤累积，尽毁一旦”。前苏联启用新卢布后，晋商手中的俄钞成了废纸。1924年蒙古共和国建立，实行公有制，山西商人在蒙古的资产充公。从此，山西茶商再无东山再起的机会。
三、晋商的余音。
我们常说的晋商五百年是指从明中叶到清末的这一段时间，明朝末年由于李自成起义等战乱，晋商也曾经有十几年的没落，到了清康熙年间晋商群体才二次兴起，我们目前比较熟悉的晋商世家，如乔家、李家、曹家、冀家、常家大都是从清康熙、道光年间才开始逐渐兴起的，到了清末民初由于连绵不绝的战乱又开始衰落。
在生命周期的最后一百多年，晋商可谓是多灾多难，从咸丰元年开始，中华大地上的战火就没有停歇过：太平天国起义、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中原大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其中还掺杂着捻军起义和零零星星的军阀混战。
“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战争对经济的破坏是不言而喻的，晋商作为“海内最富”、“执中国金融之牛耳”的经济群体，必然首先受到影响。战争不但破坏商业本身，而且也破坏了整个社会经济，也就是破坏了商业的基础。然而，晋商能够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旋仆旋起“，生命力可谓顽强。经过太平天国起义、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庚子之变三场折腾，晋商不但没有衰亡，反而越来越兴盛。以大德通票号为例，该票号分红最多的一个账期就是1908年。然而，接下来的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中原大战、抗日战争让晋商的根据地经济凋零，晋商已经无力支撑，尤其是日军占领山西晋中后，更逼得很多晋商世家加入到逃难大军之中。
纵观晋商的发展史和消亡史，我们不得不感叹，连绵不断的战争，国家动荡和政府的腐败无能才是导致晋商衰落的根本原因。商业的繁荣发展必定需要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没有国家的强大和社会稳定，什么繁荣富强，什么百业兴旺，根本无从谈起。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各行各业都在发挥企业家的创富和创造精神，尽管晋商作为一个群体可能不再回来了，但是晋商那种“自强不息，诚信经营”的精神会回来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