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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0七年秋，因职业之故，得识《云根诗词》；又因《云根诗词》之故，得识祥庚先生。相识之初，吾以常理待书待人，以为诗乃诗，人乃人，二者各为两端，其间虽有联系，然毕竟诗乃艺事，人为天物。艺可雕饰，物可掩藏，以可饰之艺何以见可藏之物？是以对人与诗，做分别看、做分别想；相识既久，乃知诗亦人，人亦诗，二者实难分别。乃因诗中之情，先生于接人待物中有之；诗中之事，先生于蹉跎岁月中历之。以诗观人，可见人之道德事功；以人观诗，可见诗之境界格调。古人所谓知人论诗、以诗知人，信不虚也。
庄生借庖丁言：“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道有所存，技必精也。技之精处，亦近乎道矣。
先生幼承家学，于诗词之音韵格律，时或捉摸，敢于书中标明诗体词牌，可见先生于此道之自信也。音韵格律，朱光潜先生于《诗论》中有所阐发。言音韵之用，英语派诗拒之，而法语派诗尚之。汉语之特点，与法语近。诗词节奏之疾缓、顿措，赖平仄范之；诗人情绪之抑扬，依音韵调之。守此道而词语之驱使、典故之安排、辞章之缝合，与时俱进可，因循守制亦可。纵观先生之于此道，可谓谨矣。一字之音不妥，虽形式可归绝、律，仍弃之为古风；一题之用今韵者，虽内容无伤法度，必出注以明之。
于此技之谨严，而令诗风以畅晓，何以故？题材与语词之采择使用翻新故也。《手机八拍》《数字化乡村》《开会》《报告》，题材新也；“宝马”“军衣”“粮票”“下岗”“企业”，语词新也。以新材入诗，以新词造句，实诗之大难也。稍有不慎而诗味尽失、句意顿消。乃因传统之审美，历千百年而成定式：青山绿水、野渡茅店以写景，花草树木、鸟兽虫鱼以状物；细雨轻雾、飘云落月以寄兴，春夏秋冬、阴晴冷暖以抒怀……故写桥必为木桥，言树多为枯树；牵马总是瘦马，穿衣不外蓑衣……仿佛不为此而不古朴，不为此而不清雅。依此建立于农耕社会、田园经济之审美观作诗，其路径必愈走而愈逼窄，其情事必愈言而愈遥远，令诗道成为一二山野老夫自说自听之技。先生敢于旧瓶中出新酒，规矩中见方圆，虽为世易时移之故、亦先生创新之勇气使然也。于难处见工夫，于难处求突破，亦先生之为人、为政乎？窃以为然也！
他如摩景状物，必穷形尽象，语语如在目前；遣词造句，多对仗工整，字字似为配偶（如“泥溅书中心忐忑，水淹铺下履参差”“赤橙生彩练，黑白走丹墀”句，不仅语工而词妥，而且事真而情深，意切而味长，可为状物写心之名句也），此不一一道出，留于有心之人自家揣摸也。
严沧浪曰：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书太多必吊书袋，以学入诗，令诗有句而无味，有调而无格。理太多则意在笔先，以义导诗，令诗义正而趣寡，格高而词鄙。故曰尽信书不如无书。君诗虽为旧体，而少典故之堆砌。稍有识见，亦不以常注解之，乃以刘氏尧汉先生之文、欧氏之德先生之文以辅之，使其识见于他人之口中道出，此法可助读诗之人参活句而不至死在句下也。
先生之诗，虽内容丰富，涉事宏博，非文人之闭门造车之眼界可比，然要之不外乎一言：情而已矣！情性，本诗之所持、本作诗之大端也，古人论之，已精而详，此不多言；然先生之情，与他人之情，又有所异也，故细而言之。先生之情为何？亲情、友情、民情也！亲情于《赠母亲》《赠妻子》《吊四弟祥顺》《谒父母故居》《女儿留学》《父女重逢》《游故乡柑橘园》《纪念先父百年诞辰》《母亲去世二十年祭》中可见；友情于《李鸿源先生七十寿辰》《赠张宏光》《张腊娘》中可见；民情于《打工妇女》《彝家穷孩》《深山教师》《菜农》《落凤村遭泥石流有感》中可见。情到深处，于不得不发而发之，不得不止而止之。其情或近于哭、或近于泣，或近于歌，或近于叹。其中有眷眷之心、有温温之意、有刻骨之痛、有悲悯之怀、有言之不尽之伤，所谓情语而皆景语于此见也。有此情，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所谓看花落泪，见月伤心，景语亦皆情语也。唯此情，肌理乃见丰厚，意度乃显沉郁，气势方觉绵长，境界方始阔大（吾爱先生所作之古风，乃因为此也）；亦因此情，可见先生性情之人、赤子之心也。王静安先生言“境非独为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移评先生之诗，可为当矣。
本书于情胜之文而外，尚有纪事之功可言。寅恪先生承“六经皆史”之绪，开以诗证史之学，余于祥庚先生之诗词，有戚戚焉。先生之书，编年为体，以一九七0年始，以二00八年止，其间三十八年之身世、家事、国事，多有所记，此从时间言也；就空间而言，因先生职业多变、交游甚广，所以阅世深而所见宽，举凡一地之风情、他乡之故实，无不感而记之。或怀古、或思今；或登山、或涉川；或访贫、或问苦，笔之所触，心之所悟，文采自生，丘壑自成。阅之，乃知天地之博大非书斋学院之窄地可容；人情之冷暖，非幽愤凄愁之私情可拟。于此中见出世道、人心、知识。当诗读可，当史读何尝不可？
吾常叹传统文化之复兴，嚷嚷之声不绝而的的之行无有；貌貌之形多而确确之实寡。孔君乃孔氏后裔，心中自储一腔儒家修身齐家治郡之气，故其诗出入仁义孝敬之理多，而于释道感世伤生之意少。词出于白话，情出以宽厚。故孤寂冷清之韵少，厚德热心之意多。此为先生之长，亦为先生之短也。然亦因此而为孔君之面貌而非张王之骨肉也。校对马氏建生云：此可当道德之书读也。信乎！此书之出版，或可为传统文化之传承添一梁一瓦也。
先生尝言：“作诗非易事尔！出书亦非易事尔！早年多有劝吾出以示人者，吾迟迟秘而不宣，待时与待人也。今也经专家之律订，自家之琢磨，可出矣！然字句之校雠、装帧之设计，君等勉而为之！”余等如履冰临渊，凡数易其稿，阅七月而工始就。虽所见之人皆以为尽善尽美、可为古诗词出版之楷模矣，余犹以忐忑之心待四方之批评也。
庄生借庖丁言：“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道有所存，技必精也。技之精处，亦近乎道矣。
先生幼承家学，于诗词之音韵格律，时或捉摸，敢于书中标明诗体词牌，可见先生于此道之自信也。音韵格律，朱光潜先生于《诗论》中有所阐发。言音韵之用，英语派诗拒之，而法语派诗尚之。汉语之特点，与法语近。诗词节奏之疾缓、顿措，赖平仄范之；诗人情绪之抑扬，依音韵调之。守此道而词语之驱使、典故之安排、辞章之缝合，与时俱进可，因循守制亦可。纵观先生之于此道，可谓谨矣。一字之音不妥，虽形式可归绝、律，仍弃之为古风；一题之用今韵者，虽内容无伤法度，必出注以明之。
于此技之谨严，而令诗风以畅晓，何以故？题材与语词之采择使用翻新故也。《手机八拍》《数字化乡村》《开会》《报告》，题材新也；“宝马”“军衣”“粮票”“下岗”“企业”，语词新也。以新材入诗，以新词造句，实诗之大难也。稍有不慎而诗味尽失、句意顿消。乃因传统之审美，历千百年而成定式：青山绿水、野渡茅店以写景，花草树木、鸟兽虫鱼以状物；细雨轻雾、飘云落月以寄兴，春夏秋冬、阴晴冷暖以抒怀……故写桥必为木桥，言树多为枯树；牵马总是瘦马，穿衣不外蓑衣……仿佛不为此而不古朴，不为此而不清雅。依此建立于农耕社会、田园经济之审美观作诗，其路径必愈走而愈逼窄，其情事必愈言而愈遥远，令诗道成为一二山野老夫自说自听之技。先生敢于旧瓶中出新酒，规矩中见方圆，虽为世易时移之故、亦先生创新之勇气使然也。于难处见工夫，于难处求突破，亦先生之为人、为政乎？窃以为然也！
他如摩景状物，必穷形尽象，语语如在目前；遣词造句，多对仗工整，字字似为配偶（如“泥溅书中心忐忑，水淹铺下履参差”“赤橙生彩练，黑白走丹墀”句，不仅语工而词妥，而且事真而情深，意切而味长，可为状物写心之名句也），此不一一道出，留于有心之人自家揣摸也。
严沧浪曰：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书太多必吊书袋，以学入诗，令诗有句而无味，有调而无格。理太多则意在笔先，以义导诗，令诗义正而趣寡，格高而词鄙。故曰尽信书不如无书。君诗虽为旧体，而少典故之堆砌。稍有识见，亦不以常注解之，乃以刘氏尧汉先生之文、欧氏之德先生之文以辅之，使其识见于他人之口中道出，此法可助读诗之人参活句而不至死在句下也。
先生之诗，虽内容丰富，涉事宏博，非文人之闭门造车之眼界可比，然要之不外乎一言：情而已矣！情性，本诗之所持、本作诗之大端也，古人论之，已精而详，此不多言；然先生之情，与他人之情，又有所异也，故细而言之。先生之情为何？亲情、友情、民情也！亲情于《赠母亲》《赠妻子》《吊四弟祥顺》《谒父母故居》《女儿留学》《父女重逢》《游故乡柑橘园》《纪念先父百年诞辰》《母亲去世二十年祭》中可见；友情于《李鸿源先生七十寿辰》《赠张宏光》《张腊娘》中可见；民情于《打工妇女》《彝家穷孩》《深山教师》《菜农》《落凤村遭泥石流有感》中可见。情到深处，于不得不发而发之，不得不止而止之。其情或近于哭、或近于泣，或近于歌，或近于叹。其中有眷眷之心、有温温之意、有刻骨之痛、有悲悯之怀、有言之不尽之伤，所谓情语而皆景语于此见也。有此情，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所谓看花落泪，见月伤心，景语亦皆情语也。唯此情，肌理乃见丰厚，意度乃显沉郁，气势方觉绵长，境界方始阔大（吾爱先生所作之古风，乃因为此也）；亦因此情，可见先生性情之人、赤子之心也。王静安先生言“境非独为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移评先生之诗，可为当矣。
本书于情胜之文而外，尚有纪事之功可言。寅恪先生承“六经皆史”之绪，开以诗证史之学，余于祥庚先生之诗词，有戚戚焉。先生之书，编年为体，以一九七0年始，以二00八年止，其间三十八年之身世、家事、国事，多有所记，此从时间言也；就空间而言，因先生职业多变、交游甚广，所以阅世深而所见宽，举凡一地之风情、他乡之故实，无不感而记之。或怀古、或思今；或登山、或涉川；或访贫、或问苦，笔之所触，心之所悟，文采自生，丘壑自成。阅之，乃知天地之博大非书斋学院之窄地可容；人情之冷暖，非幽愤凄愁之私情可拟。于此中见出世道、人心、知识。当诗读可，当史读何尝不可？
吾常叹传统文化之复兴，嚷嚷之声不绝而的的之行无有；貌貌之形多而确确之实寡。孔君乃孔氏后裔，心中自储一腔儒家修身齐家治郡之气，故其诗出入仁义孝敬之理多，而于释道感世伤生之意少。词出于白话，情出以宽厚。故孤寂冷清之韵少，厚德热心之意多。此为先生之长，亦为先生之短也。然亦因此而为孔君之面貌而非张王之骨肉也。校对马氏建生云：此可当道德之书读也。信乎！此书之出版，或可为传统文化之传承添一梁一瓦也。
先生尝言：“作诗非易事尔！出书亦非易事尔！早年多有劝吾出以示人者，吾迟迟秘而不宣，待时与待人也。今也经专家之律订，自家之琢磨，可出矣！然字句之校雠、装帧之设计，君等勉而为之！”余等如履冰临渊，凡数易其稿，阅七月而工始就。虽所见之人皆以为尽善尽美、可为古诗词出版之楷模矣，余犹以忐忑之心待四方之批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