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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瑞典文学院宣布：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日裔英国籍作家石黑一雄。授奖词是：“他的小说富有激情的力量，在我们与世界连为一体的幻觉下，他展现了一道深渊。”
1954年11月8日，石黑一雄生于日本长崎，1960年随家人移居英国，先后毕业于肯特大学和东安格利亚大学，并于1982年获得英国国籍。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群山淡景》《浮世画家》《长日将尽》，短篇小说集《小夜曲》等。石黑一雄先后获得了在英语文学里享有盛誉的“布克奖”、大英帝国勋章、法国艺术及文学骑士勋章等。与鲁西迪、奈保尔被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
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莎拉·丹尼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石黑一雄的创作给予高度肯定：“他结合了简·奥斯汀和卡夫卡的风格，还有一点普鲁斯特的味道。他是一个真诚的写作者，直视问题本身，是独一无二的。每一本书都非常棒！”石黑一雄的作品结合了日本文学中“物哀”和“幽玄”的美学风格，将东方和西方的文学传统嫁接起来，创造出一个既属于他自己，又具国际性的文学世界。为此，我们特别精选两个短篇，并附相关访谈，以飨读者。
托尼·加德纳坐在游客中间让我认出来的那个早晨，春天刚刚来到威尼斯这儿。我们已经在户外广场上表演了第一个整星期——跟你说吧，那么长时间憋屈在咖啡馆后边，碍手碍脚挡住上楼客人的去路，一朝解脱，可真是舒泰。那天早上颇有些风，崭新的大帐篷四下里猎猎作响，但我们都觉得多了一丝欢快和清新，我想这一定流露在音乐里了。
听我的口气，倒像是乐队的正规成员。其实，我只是一个“吉卜赛人”，其他乐师就是这样称呼我们的——我是在广场上四处游荡、三支咖啡馆乐队哪支要人就去哪支帮忙的那群家伙中的一员，多数时候我就在这里的拉维纳咖啡厅献艺，但是到了忙碌的下午，也许会和男孩四人组一起表演一组节目，再去往佛罗里安咖啡馆，然后穿过广场回到拉维纳。我和他们全都十分融洽，跟跑堂也混得不错，换了任何别的城市，到现在我都该有个固定位置了。但是在这个如此执着于传统与往昔的地方，什么事情都是上下颠倒的。在任何别的地方，做吉他手是很受年轻人青睐的。可是这里呢？一把吉他！咖啡馆经理要坐不住了。它看起来太现代，游客不会喜欢。去年秋天，我给自己买了把极好的爵士吉他，带一个椭圆形的音孔，这种东西强戈·莱恩哈特①可能彈奏过，这样谁也不可能把我误认作摇滚乐手了。事情因此稍微好办一点，但是那些咖啡馆经理，他们依然不喜欢它。说穿了，如果你是吉他手，就算你是乔·帕斯②，他们还是不会在这个广场上给你一份正式工作。
当然，这也和我不是意大利人——更别提威尼斯人了——有点小关系。那个吹中音萨克斯管的大个子捷克人也是如此。客人很喜欢我们，其他乐师也需要我们，但是我们算不得正菜。只管弹你的，闷声大发财，那些咖啡馆经理总是这么说。这样游客便不会知道你不是意大利人了。穿上套装，戴上太阳镜，保持头发往后梳，就没人看得出来，只是别开口说话就好。
但我干得还不坏。所有三支咖啡馆乐队，特别是他们不得不在旗鼓相当的帐篷里同时演奏的时候，都需要一把吉他——柔和、结实，但加强了力度，从后面将和弦猛力奏出。我想你在纳闷吧，三支乐队同一时间在同一广场上演奏，听来那该是一片了不得的嘈杂。但是圣马可广场那么大，容纳得下。广场上闲逛的游客会听到一段曲调淡出，另一段淡入，就好像在调收音机。游客们总也听不厌的是古典的东西，所有那些器乐版的著名咏叹调。好吧，这儿是圣马可广场，他们不想要最近的流行乐曲。不过每隔几分钟，他们也想听听能够欣赏的东西，也许是茱莉·安德鲁斯③的一支老歌，也许是一部著名电影的主题曲。我记得去年夏天，一次我从一个乐队串到另一个乐队，一个下午就弹奏了九次《教父》主题曲。
总之，那个春天的早晨，我们正面对一大群游客演奏，这时我看见了托尼·加德纳，端着咖啡独自坐着，几乎就在我们正前方，离我们的帐篷怕只有六米之遥。广场上我们经常碰见名人，也从来不大惊小怪。一曲终了，也许一个名字会在乐队成员之间悄悄传递。瞧，沃伦·比蒂④来了。瞧，那是基辛格。那个女子，她在那部两个男人换脸的电影里出现过。我们都习惯了。毕竟这是圣马可广场。但是，我意识到坐在那里的是托尼·加德纳时，那就不一样了。我真的很兴奋。
托尼·加德纳曾是我母亲的最爱。在老家，在共产主义时期，弄到那样一张唱片是非常困难的，可是我母亲差不多集齐了他的全部唱片。我还是小男孩的时候，有一次把一张珍贵的唱片划坏了。公寓住得十分狭窄，而像我这个年龄的男孩总有静不下来的时候，尤其是在那些寒冷的冬月，你没办法去外面玩。所以我就玩一个游戏，从小沙发跳到扶手椅上，有一回没看准，一下子撞到了唱机上。唱针吱的一声划过唱片——那时CD问世还早着呢——母亲从厨房跑进来，开始对我咆哮。我难受极了，不只是因为她大声责骂我，还因为我知道这是一张托尼·加德纳的唱片，我知道对她有多珍贵。我还知道这张唱片从此有了间歇性的噪声，自始至终伴随他低吟那些美国歌曲。多年以后，我在华沙工作，听说那儿有唱片黑市，我就给母亲购买，替换她所有听坏了的托尼·加德纳专辑，包括我划坏的那张。这事花去了我三年多时间，但我一直在淘，一张一张地淘，每次回去看望她，我都会给她捎张新的。
这下你明白我如此兴奋的缘由了吧，我认出他时，他离我才六米远！起初我几乎不敢相信，一个和弦转换我恐怕都慢了一拍。托尼·加德纳！要是我亲爱的母亲知道了，她会怎么说呢！为了她，为了她的回忆，我必须上前跟他说点什么，不要管其他乐手是否笑话，说我像个酒店服务生。
但是我当然不能推开桌椅，直接朝他奔过去。我们的组曲还得演奏完。我可以告诉你，那可真是难熬，还有三四个曲子，每一秒钟我都觉得他立刻就要站起身来走开。但他一直坐在那里，独自一人，盯着他的咖啡，搅拌它，好像实在弄不明白跑堂端给他的是什么。他的外表与别的美国游客没有两样，穿一件浅蓝色马球衬衫，一条宽松的灰色长裤。他的头发，在那些唱片封套上是那么黑、那么亮，现在几乎全白了，但头发还是很浓密，还是那么完美地梳理成从前的式样。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他的墨镜是拿在手里的——我怀疑要不是这样，我还认不出他来——但是随着乐曲的进行，我不住地观察他，见他戴上又取下，取下又戴上。他显得心事重重的。见他并没有真的在听我们的音乐，我有点儿失望。 我们的组曲演奏完了。来不及跟其他人说一声，我便快快冲出帐篷，朝托尼·加德纳那桌赶过去，这时我有片刻的慌张，不知道怎么开口搭话。我站在他后面，但他似乎有种第六感，转过身来，抬头看我——我猜想是那么多年被歌迷追逐养成的吧——随后我自我介绍，告诉他我多么仰慕他，我怎么会在他刚才听的乐队里，我母亲是如何对他着迷，所有这些都一股脑儿倾泻而出。他表情沉重地听着，每隔几秒钟点点头，像是我的医生。我不停地说，他只是时不时插进一句：“是吗？”过了一会儿，我觉得该离开了，刚转身，只听他说：
“这么说你是从那些共产主义国家来的。一定很不容易吧。”
“都是过去的事了，”我愉快地耸耸肩，“我们现在是自由国家了。民主国家。”
“那好啊。刚才给我们演奏的就是你的乐队吧。坐吧。要来杯咖啡吗？”
我告诉他我不要占他便宜，但是现在加德纳先生却礼貌而温和地坚持起来：“不要走，不要走，坐坐。你刚才说，你母亲喜欢我的唱片。”
于是我坐下来，再给他讲一些有关我的母亲、我们的公寓、黑市唱片的事情。虽然我想不起来那些专辑的名称，但我开始凭记忆描绘封套上的图片，我每次这么一讲，他都会高高举起手指，说这样的话：“噢，那恐怕是《无与伦比》。《无与伦比的托尼·加德纳》。”我觉得这个游戏我们玩得都非常开心，这时我注意到加德纳先生的眼光离开了，我扭过头，刚巧看到一个女人朝我们这桌走来。
她是那一类的美国女士，非常优雅，拥有极好的头发、服饰和身材，除非近前观看，你不会意识到她们已不那么年轻了。远远地，我也许把她误认作那些光亮的时装杂志上的模特儿了。可是等她在加德纳先生旁边坐下来，把墨镜推到前额上，我才意识到她一定过了五十，也许年纪更大。加德纳先生对我说：“这是林迪，我妻子。”
加德纳夫人对我有点儿勉强地略微一笑，然后对丈夫说：“那么这位是谁？你又交了一个朋友。”
“没错，宝贝。我在这里很快活，跟这位朋友聊天。对不起，朋友，我不知道你的名字。”
“简，”我接口道，“不过朋友们叫我简内克。”
林迪·加德纳说：“你是说你的昵称比真名还长？那能行吗？”
“别对人家不礼貌，宝贝。”
“我没有不礼貌。”
“不要拿人家的名字逗乐，宝贝。那才是好女人。”
林迪·加德纳转向我，带着有些无助的表情，“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吗？我冒犯你了吗？”
“没有，没有，”我说，“一点儿也没有，加德纳夫人。”
“他老是说我对歌迷太粗鲁了。可我没有。刚才我对你粗鲁吗？”然后对加德纳先生说：“我用一种自然的方式跟歌迷说话，亲爱的。是我的方式。我从不粗鲁。”
“好吧，宝贝，”加德纳先生说，“我们别纠缠这事了。不管怎么说，这位先生，他不是歌迷。”
“噢，他不是？那他是谁？一个好久不见的侄子？”
“礼貌些，宝贝。这位朋友，他是我的同道。音乐家，专业音乐家。刚才他一直在给我们大家演奏。”他朝我们的大帐篷做了个手势。
“啊，对了！”林迪·加德纳又转过身来，“刚才你就在那里演奏吗？唷，真是不错。你拉的是手风琴，对吧？拉得真好！”
“非常感谢。其实，我是吉他手。”“吉他手？你开玩笑吧。就一分钟前我还在看你演出呢。就坐在那里，低音提琴手旁边，手风琴拉得那么美。”
“不好意思，拉手风琴的其实是卡罗。那个秃顶的大块头……”
“你肯定吗？没跟我开玩笑？”
“宝贝，我跟你说过。不要对人家无礼。”
严格地说他并没有咆哮，但他的声音突然变得严厉而愤怒，于是只剩下一种奇怪的静默。随后，加德纳先生自己打破了它，温和地说：
“对不起，宝贝。我不是有意要凶你的。”
他伸出一只手，捉住她的一只手。我隐约觉得她会甩掉他，可是不然，她在椅子上动了动，靠他更近些，然后把她闲着的一只手也放在那双扣紧的手上。他们就这样坐了一阵子，加德纳先生勾着头，他的夫人越过他的肩膀茫然地凝望着广场对面的大教堂，虽然眼睛似乎并没有在看任何东西。那一刻，就好像他们不只是忘圮了我还陪坐在那里，甚至忘记了广场上所有的人。然后她说，几乎是耳语：
“没事儿，亲爱的。是我的错。让你那么烦乱。”
他们继续那样坐了一小会儿，两人的手扣在一起。然后她叹了口气，放开加德纳先生，看着我。她先前也曾注视过我，但这一次不同。这一次我能感觉到她的魅力。就好像她有这么一个刻度盘，从零到十，而对于我，那一刻她决定把它拨到六或者七，但是我却能非常强烈地感觉到她的魅力，如果她要我替她做点事——比如说如果她要我穿过广场给她去买些花——我会很高兴地去做。
“简内克，”她说，“是你的名字，对吧？对不起，简内克。托尼是对的。我没有权利对你那样说话。”
“加德纳夫人，真的，不必放在心上……”
“我还搅乱了你们两个的谈话。音乐家的交谈，没错吧。听着，我走了，你们两位接着聊吧。”
“干吗走呢，宝贝。”加德纳先生说。
“噢，当然有理由了，亲爱的。我特别特别想去看看那家普拉达店。刚才过来只是想告诉你，我要去得久一点儿。”
“好的，宝贝，”托尼·加德纳第一次坐正了，还深深吸了口气，“只要你确定你乐意就好。”
“我會在店里逛得很开心的。那你们两个，好好聊吧。”她站起身，碰了碰我的肩膀。“保重，简内克。”
我们目送她离开，随后加德纳先生问我一些在威尼斯做乐手的事，特别是男孩四人组乐队，那一刻他们正好刚开始表演。他似乎并没有认真听我的回答，我正准备告退，他却突然说：
“朋友，有点事我想跟你说。我来告诉你我怎么打算的，你可以拒绝，要是想拒绝的话。”他靠过来，压低声音，“跟你说吧。林迪和我第一次来威尼斯这儿的时候，是我们的蜜月。二十七年前。为了保留对这个地方的所有美好回忆，我们再也没回来过，总之没有一起回来过。所以在计划我们这次旅行、这次特别旅行的时候，我们对自己说一定要在威尼斯逗留几天。” “是你们的结婚周年吗，加德纳先生？”
“结婚周年？”他显得十分惊愕。
“对不起，”我说，“我只是瞎猜，因为你说这是你们的特别旅行。”
他的惊愕表情又持续了一会儿，然后他笑了，一种隆隆的大笑，于是我突然间记起了妈妈老是在放的那首歌，歌曲的中间他有段独白，说是不在乎这个女人离开他什么的，随后便是这个讥嘲的笑。现在这同样的笑隆隆回响在广场上。然后他说：
“结婚周年？不，不，这不是我们的周年。但是我要提议的，也差不太远。因为我要做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我要给她唱小夜曲。正宗的威尼斯风格。这儿就需要你了。你弹吉他，我唱歌。我们在刚朵拉上做这事，我们把船划到窗下，我朝上对她唱。我们在不远处租了一所大宅子。卧室的窗户正对着运河。天黑以后，就再好不过了。壁灯的光照恰到好处。你和我在刚朵拉上，她走到窗前。都是她喜欢的曲子。我们不必弄得太久，晚上还有点冷飕飕的。就三四首歌，我就想到这么多。我会给你很好的酬劳。你觉得如何？”
“加德纳先生，对我来说绝对是太荣幸了。我告诉过您，在我眼里您一直是个重要人物。您想什么时候去？”
“如果不下雨，何不今晚就去？八点半左右？我们早点儿去吃晚餐，那时就回来了。我会找个借口离开房间，过来和你会合。我会安排好一艘刚朵拉，我们沿着运河回去，停在窗下。这样就完美了，你觉得如何？”
你可以想象，这就像是梦想成真。而且，点子听来是多么甜蜜，这对夫妇——他六十多岁，她也五十多了——就像十几岁的孩子在谈恋爱。其实这个点子甜蜜得令我几乎——虽非彻底——忘记了刚才亲眼所见他们之间的那一幕。我的意思是，即使在那时，我内心里也知道，事情不会像他所说的那么简单。
随后几分钟，加德纳先生和我坐在一起讨论所有细节——他想唱的歌，他喜欢的调性，所有这类问题。我该回帐篷去表演下一组节目了，我站起身，跟他握手，告诉他晚上我绝对不会让他失望的。
那天晚上我去见加德纳先生时，街道暗黑又寂静。那些日子，我只要走出圣马可广场远一点儿，就一定会迷路，所以即使我给了自己充裕的时间，即使我认得加德纳先生告诉我要去的那座小桥，我还是迟到了几分钟。
他就站在街灯下，穿一件起皱的黑色外套，衬衫开到第三四颗扣子，这样你可以看见他的胸毛。我为迟到道歉，他说：
“几分钟？林迪可是和我结婚二十七年了。几分钟算什么？”
他没有发怒，但他的情绪显得阴沉而严肃，一点儿也不浪漫。他后面是那艘刚朵拉，在水面上轻柔地摇晃，我看见桨手是维托利奥，这个家伙我不太喜欢。维托利奥当面总是很友好，但是我知道——我那时就知道——他到处说我这样的人，也就是他称为“从那些新国家来的外国人”的坏话，各种各样的坏话，全都是胡说八道。因为这个缘故，那天晚上他像兄弟一样向我打招呼时，我只是点点头，一言不发地等待着他扶加德纳先生上刚朵拉。然后我把吉他递给他——我带上了我的西班牙吉他，不是有椭圆音孔的那一把——再自己上了船。
加德纳先生在船头不停地变换姿势，终于沉重地坐了下来，差点儿把船弄翻。但他似乎没有留意，我们出发时，他一直盯着水面。
好几分钟，我们默默无语地漂流，经过黑暗的建筑，穿过低矮的小桥。然后他从沉思中回过神来，说：
“听着，朋友。我知道我们商定好了今晚的曲目。但我还在想，林迪喜爱那首《当我来到凤凰城》。我很久以前录过这首歌。”
“沒问题，加德纳先生。我母亲总是说你的版本比辛纳屈⑤的好。也比葛伦·坎伯⑥的名唱要好。”
加德纳先生点点头，随后一小会儿我看不见他的脸。维托利奥发出刚朵拉桨手的航线招呼，声音回荡在周围的墙上，然后转过一个街角。
“我以前总给她唱，”加德纳先生说，“嗯，我想今晚她会喜欢听到这首歌的。你熟悉曲调吗？”
这时我的吉他已经拿出匣子了，于是我弹了几个小节。
“升高一点，”他说，“升高到降E大调。专辑里我就是这么处理的。”
于是我就在那个调上弹起了和弦，也许过去了一整段，加德纳先生才开始唱，非常轻柔，声音很低，仿佛他不太记得歌词了。但是在那条安静的运河上，他的声音回响得很好。事实上，听来真的非常美。一时间，就好像我又变成了小男孩，回到那间公寓，躺在地毯上，妈妈则坐在沙发上，疲倦，也许是心碎肠断，而托尼·加德纳的唱盘就在房间的一角旋转。
加德纳先生突然停下来，说：“好。我们就用降E大调唱《凤凰城》。然后也许是《我太容易坠入爱河》，照我们的计划，最后我们以《一杯给我的宝贝》结尾。这些就足够了。再多她也不要听了。”
说完，他似乎又沉回他的思绪里，于是我们在维托利奥轻缓的击水声中穿过黑暗，继续漂流。
“加德纳先生，”我终于说，“希望您不在意我问一句。加德纳夫人知道有这次独唱会吗？还是说要给她一个美妙的惊喜？”
他沉重地叹口气，然后说：“我想我们得把它归在美妙的惊喜那一类。”然后他补充道：“天知道她会怎样反应。说不定我们还唱不到《一杯给我的宝贝》那里呢。”
维托利奥带着我们又转过一个街角，突然听到了笑声和音乐，我们正划过一间灯火明亮的大餐厅。似乎每张桌子都没空着，侍者来回穿梭，就餐者都显得十分快活，尽管在这个节令，运河边上不可能如此温暖。我们刚刚从寂静和黑暗中穿行过来，这家餐馆便有那么点儿使人不安。就好像我们不是动的一方，倒是在码头上观看，看这流光溢彩的派对船滑过身旁。我注意到有几张脸朝我们这边看了看，但没有人多么留意。很快餐馆落在了身后，我说：
“真有意思。您能想象吗，如果这些游客意识到，刚过去的船上坐着传说中的托尼·加德纳，他们会做什么？”
维托利奥虽然不懂多少英语，倒也听了个大概，他笑了笑。但是加德纳先生好一阵子没有回应。我们又回到了黑暗中，沿着一条窄窄的运河经过那些光线暗淡的门廊，这时他说： “我的朋友，你来自共产主义国家。所以你不了解这些事情是怎么运转的。”
“加德纳先生，”我说，“我的国家再不是共产主义了。我们现在是自由人民。”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要抹黑你的国家。你们是勇敢的人民，我希望你们赢得和平和繁荣。但是我想对你说的是，朋友，我的意思是，从你的国家来，很自然，有很多事情你还不明白。正如你们国家的很多事，我也会不懂。”
“我想是这样的，加德纳先生。”
“比如我们刚才经过的那些人。假如你走过去说，‘嘿，你们有谁记得托尼·加德纳？’那么也许有一些人，甚至大多数人会说记得。谁知道呢？但是像我们刚才那样从旁经过，即使他们认出我来，会感到兴奋吗？我不觉得。他们不会放下刀叉，不会打断烛光下的贴心话。为什么要？不过是个过去时代的低吟歌手罢了。”
“我不信，加德纳先生。您是大艺术家。您就像辛纳屈或狄恩·马汀⑦这类人。有些卓越的表演，它们永不过时。不像那些流行歌星。”
“你真是善解人意，朋友。我知道你是好心好意。但是唯独今天晚上，不是哄骗我的时候。”
我正要抗议，但看他样子，知道还是把这整个话题放下为好。我们继续前进，无人讲话。说实话，我现在开始暗自嘀咕我卷入什么了，这整个的小夜曲谋划到底是怎么回事。毕竟他们都是美国人。我可知道，加德纳先生开始唱的时候，加德纳夫人说不定会拿上杆枪走到窗口，朝我们下面开火的。
也许维托利奥也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因为我们从墙边一盏灯下经过时，他瞧了我一眼，好像在说：“我们这下惹上怪人了，不是吗，朋友⑧？”但我没有回应。我不愿和他这样的人一伙，来和加德纳先生作对。照维托利奥所说，像我这样的外国人，我们四处游荡，骗游客的钱，往运河上扔垃圾，总之把整个该死的城市给毁了。有时候，如果他情绪不好，他会声称我们是劫匪，甚至强奸犯。我有一次当面问他是不是真的在到处散布这类言论，他赌咒发誓说这全是造谣。他有个犹太人舅母，他敬她如母，怎么可能是种族主义者？但是一天下午我在演出的间隙消磨时间，正倚靠在多尔索杜罗区一座桥上，一艘刚朵拉从下面经过。船上坐着三位游客，维托利奥高高站着给他们把桨，口里滔滔不绝，全世界都听得见，冒出来的正是这些垃圾。所以他在我眼前爱咋咋的，我是决不会跟他讲交情了。
“让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加德纳先生突然说，“一个关于表演的秘密。音樂家跟音乐家讲。很简单。你需要了解，你需要了解一点听众的情况，不管是什么。它足以让你，在你心目中，把眼前的听众同昨晚的听众区分开。比如说你在密尔沃基。你必须自问，密尔沃基的听众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特别之处？是什么使之与麦迪逊的听众不一样？想不出来，你就要不停地想，直到想出来为止。密尔沃基，密尔沃基。密尔沃基有很好的猪扒。那就行了，你站在那里时，那就是你能用上的。你不必对他们说一个字，那是你对他们演唱时浮现在你脑海里的。你面前的这些人，他们是吃上佳猪扒的一群人。对猪扒，他们有很高的标准。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那样的话，听众就变成了你认识的人，你可以为之表演的人。喏，那就是我的秘密。音乐家跟音乐家讲的。”
“嗯，谢谢您，加德纳先生。我还从来没那样想过。您这样的人讲出来的窍门，我不会忘记。”
“好，今天晚上，”他继续道，“我们将为林迪表演。林迪就是听众。那么我就给你讲一点有关林迪的事。你想听听吗？”
“当然，加德纳先生，”我说，“我非常想听听她的故事。”
随后大约二十分钟，我们坐在那艘刚朵拉中，不停地绕着圈转悠，加德纳先生则讲着故事。有时候他的声音低得像是在咕哝，好像他在自言自语。另外的时候，当一盏灯或经过的窗口投射出一点光线，照在我们的船上，他就会想起我来，于是提高嗓门，说这样一些话：“你明白我说的吗，朋友？”
他告诉我，他的妻子来自美国中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镇，她那里的学校老师们总为难她，因为她不学习，总是在看电影明星杂志。
“这些女士没意识到，林迪是有远大计划的。看看她现在。富有，美丽，游遍了全世界。而那些学校老师呢，如今在哪里？她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假如她们多看一些电影杂志，多一点梦想，那么林迪今天的一切她们可能也会有一点。”
十九岁时，她搭便车去往加利福尼亚，一心想去好莱坞。好莱坞没进去，她却落到了在洛杉矶郊外一家路边廉价饭馆当女招待。
“想不到，”加德纳先生说，“这家饭馆，高速公路边上寻常不过的小地方，结果竟是她能找到的最好去处。因为那些野心勃勃的女孩全都到这里来了，从早到晚。她们常常在这里聚会，七个、八个、十几个，叫上咖啡、热狗，一坐就几个小时，聊。”
这些女孩，都比林迪大一点点，来自美国各个角落，已经在洛杉矶地区漂了至少两三年。她们来这饭馆交流八卦新闻和倒霉故事，讨论策略手段，查看彼此的进展情况。但是这地方招引人主要还是因为梅格，这个女人四十多岁了，和林迪一起干女招待的活儿。
“在这些女孩眼里，梅格就是她们的大姐，她们智慧的源泉。因为她从前跟她们一模一样。你必须明白，这些都是认真的女孩，真正野心勃勃、决心坚定的女孩。她们像别的女孩那样谈论衣服、鞋和化妆品吗？当然谈。但是她们只谈论哪款衣服、鞋和化妆品可以帮助她们嫁给明星。她们谈论电影吗？她们谈论演唱会吗？毫无疑问。但是她们谈论哪些影星、歌星还是单身，哪些婚姻不幸福，哪些即将离婚。而梅格，你看，她能告诉她们所有这些，甚至比这多得多的事情。梅格在她们之前走过这条路。要说怎样嫁给明星，她知道所有的规则，所有的诀窍。于是林迪跟她们坐在一起，把什么都听进去了。那间小热狗店是她的哈佛，她的耶鲁。明尼苏达来的十九岁女孩？想想她会遭遇什么，现在都令我战栗。但是她运气很好。”
“加德纳先生，”我说，“对不起打断一下。如果这位梅格什么事情都那么通达，怎么她自己没有嫁上一个明星？为什么她还在这馆子里端热狗？” “问得好，但是你不太了解这些事情是怎么做的。好吧，这位女士，梅格，她没有成功。然而关键是，她见过那些成功的。你明白吗，朋友？她一度跟那些女孩没什么两样，而她见过一些人成功，其他人失败。她看到过陷阱，也看到过金楼梯。她可以给她们讲所有这些故事，而那些女孩要听。其中有些人还学。比如说，林迪。我说过，那是她的哈佛。它塑造了她。它给了她今后所需的力量，哦，她的确非常需要。她花费了六年时间，她的第一个好运才来到。你能想象吗？六年的部署、计划，让自己置身于那样一条队列中。一次又一次碰壁。这跟我们的行当很相像。你不能遭到最初几次挫折就转身放弃。那些放弃的女孩，你可以随处看到她们，在无名的小镇里，嫁给无名的人。但是她们中就有几个，像林迪那样，她们从每次挫败中汲取教训，她们卷土重来时更加强壮，更加坚韧，她们气势汹汹地回来了。你以为林迪没有遭受过羞辱？甚至以她的美貌和魅力都免不了？人们不了解的是，美貌连一半的作用也起不到。用得不好，你会被人像妓女一样对待。总之，六年以后，她的运气终于来了。”
“那时她遇上了您吗，加德纳先生？”
“我？不，不。我还要过些时候才上场。她嫁给了狄诺·哈特曼。你从没听说过狄诺？”加德纳先生略带刻薄地笑了笑，“可怜的狄诺。我猜想狄诺的唱片没能流传到共产主义国家去。但是那个时候狄诺是有些名气的。他在维加斯唱过很多次，有几张金唱片。我说过，那是林迪的大运。我初次见到她时，她是狄诺的妻子。老梅格解释过，事情向来就是这样发生的。的确，有的女孩可以一开始就运气特好，一步到顶，直接嫁给一个辛纳屈或白兰度。但是事情通常不会那样发生。一个女孩必须做好准备在二楼就下电梯，四处走走看。她需要熟悉那一层的空气。然后，也许某一天，在二楼，她会遇见某个从顶楼下来几分钟的人，也许是来取东西吧。于是这个人对她说，嘿，跟我一道上去，到顶楼去怎么样？林迪知道事情通常就是这样上演的。嫁给狄诺并没有使她松懈，她没有降低野心。而狄诺又是一位谦谦君子。我一直很喜欢他。那就是為什么尽管我对林迪一见倾心，却没有采取行动的原因。我是十足的绅士。我后来发现，正是这个让林迪更加决心坚定了。伙计，你应当钦佩这样的女孩！我得告诉你，朋友，那时我是非常、非常红的明星。我猜想你母亲听我的歌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吧。可是狄诺，他的人气开始迅速下落。对那时很多歌手，这是很艰难的。世事在变。年轻人在听披头士、滚石。可怜的狄诺，他听起来太像平·克劳斯贝⑨。他试着出过一张波萨诺瓦音乐专辑，只赢得大伙儿的嘲笑。绝对是林迪跳出来的时候了。在那种情况下，没有人能够指摘我们什么。我觉得甚至狄诺也没有真正责难过我们。这样我行动了。她就是这样上了顶楼的。
“我们在维加斯结婚，我们让酒店把香槟灌满浴缸。我们今晚要唱的那首歌，《我太容易坠入爱河》，你知道我为什么选这首吗？你想知道吗？我们结婚后不久，去了一次伦敦。我们吃完早餐回套房去，服务员正在那里做清洁。可是林迪和我跟兔子似的急不可耐。所以我们进去，还能听见服务员在我们的休闲室吸尘，但是我们看不见她，她在隔墙那边。于是我们踮着脚尖悄悄溜过，好像我们是小孩子，你明白吗？我们溜进卧室，关上门。我们看得出卧室已经清扫过了，所以也许她不需要再回来，但我们并不那么肯定。不管怎样，我们不在乎。我们扯掉衣服，在床上做爱，从头到尾服务员都在另一边，在我们的套房里走动，一点儿都不知道我们进来了。我告诉你，我们是猴急猴急的，但是过了一会儿，我们发现整个事情太好笑了，我们只管不停地笑。我们做完爱，躺在彼此的臂弯里时，服务员还在那里，你猜怎么着，她唱起歌来了！她已吸完尘，于是开始扯着嗓子唱，哎哟，她的声音真糟糕！我们笑了又笑，但努力保持不出声。然后你猜咋的了，她不唱了，打开了收音机。于是我们突然听到了查特·贝克⑩。他在唱《我太容易坠入爱河》，声音优美、缓慢、醇厚。林迪和我，我们就这样一起横躺在床上，听查特唱。过了一会儿，我开始跟着唱，十分轻柔地，跟着收音机里的查特·贝克一起唱，林迪蜷缩在我的怀里。事情就是这样。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今晚要唱那首歌。我不知道她还记不记得。鬼知道呢？”
加德纳先生不说了，我能看见他抹眼泪。维托利奥带着我们又绕过一个街角，我意识到我们将再次经过那家餐馆。那里看起来比先前更热闹了，一位钢琴手正在角落里演奏，这家伙我认识，他叫安德里亚。
我们又一次漂进黑暗中时，我说：“加德纳先生，我知道这不关我的事。但我能看出，您和加德纳夫人之间最近可能有些事不顺。我想让你知道，我理解那样的事情。我母亲以前经常变得忧郁，也许正像您现在这样。她觉得她找到了一个人，她很高兴，告诉我这个人将成为我的新爸爸。开头几次我信了她。之后，我知道那事成不了。但是我的母亲，她从来没有放弃信念。每一次她情绪低落时，也许就像您今晚这样，您猜她做什么？她放上您的唱片，然后跟着唱。所有那些漫长的冬天，在我们那间窄小的公寓里，她就坐在那里，盘着腿，手里端着一杯喝的，轻声跟着唱。有时候，我记得，加德纳先生，我们楼上的邻居会砸天花板，特别是当您唱那些节奏快、声量高的歌时，比如《大大的希望》《他们都笑了》。我看着母亲，但是她就像什么也没听见似的，一心在倾听您唱歌，跟着节奏点头，嘴唇跟着歌词动。加德纳先生，我想告诉您。您的音乐帮助了我母亲走过那些日子，它一定还帮助过千万别的人。它也应该帮助您才对。”我笑了笑，本来是想以此给他一些鼓舞的，但笑声比我预期的响亮很多。“今晚您可以信赖我，加德纳先生。我会拿出我的全部本事，让我的伴奏不输于任何乐队，您就看吧。加德纳夫人会听进去的。谁知道呢？也许你们之间的事情又会开始好转。每对夫妇都会经历艰难日子的。”
加德纳先生微微一笑，“你真会安慰人。我感谢你今晚帮我排忧解难。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多谈了。林迪现在进房间了。我看见灯亮了。”
我们正航行在一幢大宅子边，之前至少两次经过这里，现在我明白为什么维托利奥带着我们绕圈子了。加德纳先生一直在等待某个特定窗户的灯光亮起来，而每次他看见窗户还是黑的，我们就继续前进，再绕一圈。这一次，三楼的那扇窗户可是亮了，百叶窗也打开了，从我们所在的下面可以看见一小方天花板和黑色的木头横梁。加德纳先生对维托利奥做个手势，但他已经停止划桨，于是我们慢慢漂过去，直到刚朵拉正好停在窗下。 加德纳先生站起身，又一次使船令人惊恐地摇晃起来，维托利奥不得不快速行动，稳住阵脚。于是加德纳先生开始呼唤，声音太轻柔了：“林迪？林迪？”终于他响亮得多地叫喊道：“林迪！”
一只手把百叶窗推开一些，然后一个身影来到了狭窄的阳台上。一只灯笼固定在我们上方不远处的大宅墙上，可是光线不好，加德纳夫人只能照见个轮廓。不过我还是能看出她把头发盘起来了，我在广场上见到她时还没那样，也许是为他们刚才的晚餐才盘起头发的。
“是你吗，亲爱的？”她扶着阳台围栏探身下问，“我以为你被人绑架了呢。你让我急死了。”
“别傻了，宝贝。像这样的城市里能有什么事？不管怎么说，我给你留了条子。”
“我没看到什么条子，亲爱的。”
“我留了条子给你。那样你就不会着急了。”
“在哪里，这条子？上面写了什么？”
“我不记得了，宝贝。”听起来加德纳先生现在有点急躁了，“就一张普通便条。呃，说我要去买香烟什么的。”
“那就是你正在下面做的事情？買香烟？”
“不是，宝贝。这可不一样。我要给你唱歌。”
“这是开什么玩笑吧？”
“不，宝贝。不是玩笑。这里是威尼斯。这里的人都这么做。”他朝我和维托利奥做了个姿势，好像我们的在场便是明证。
“外头冷飕飕的，我受不了，亲爱的。”
加德纳先生长叹了一口气，“那你可以在房间里听。回屋里去吧，宝贝，怎么舒服怎么来吧。把窗户打开就行了，你会听得很清楚的。”
她继续朝下盯着他看了一阵，他也继续向上凝视，两人都一言不发。然后她进去了，加德纳先生显得很失望，尽管这正是他提议她做的。他低下头，又叹了口气，我能看出他在犹豫是否继续下去。于是我说：
“来吧，加德纳先生，我们开始吧。我们演唱《当我来到凤凰城》。”
然后我轻轻弹了一小段起首音型，还没有加入拍子，这种东西可以引出一首歌，也可以同样容易地消散掉。我试图弹出一些美国味儿来，忧伤的路边酒吧，漫长的高速公路，而且我可能还想到了我母亲，我走进房间的情景，只见她坐在沙发上盯着她的唱盘封套，那上面是一张美国公路的图片，或者也许是歌手坐在美国汽车里的照片。我的意思是，我试图弹得能让我妈妈以为音乐来自那同一个世界，她的唱盘封套上的世界。
这时，我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还没有稳定好节拍，加德纳先生就唱起来了。他站在刚朵拉里，姿势很不稳定，我担心他会随时失去平衡。但是他的声音正如我记忆中的那样流淌出来——温柔，几近沙哑，但是十分浑厚，好像透过一个隐形的麦克风。而且就像所有最好的美国歌手，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倦怠，甚至一丝犹豫，好像他还不习惯以这种方式敞开心扉。所有伟大的歌手都是这样唱的。
那首歌我们过了一遍，歌里满是旅行与再见。一个美国男人离开他的女人。穿越一座又一座城镇，他一路上都在想念她，歌词一节接一节，凤凰城、阿尔伯克基、俄克拉荷马，沿着一条漫长的路开下去，这是我母亲永远无法做到的。真希望我们能像那样放得下抛得开——我猜想妈妈就是那样想的。要能那样抛开悲伤就好了。
我们到了结尾，加德纳先生说：“好了，我们接着唱下一首，《我太容易坠入爱河》。”
这是我第一次与加德纳先生合作，我必须处处小心摸索，但是我们合作得很好。因为他告诉了我有关这首歌的故事，我不停地抬头望那扇窗，可是加德纳夫人那边没有任何反响，没有动静，没有声响，什么也没有。我们唱完了，岑寂和黑暗又在我们周围沉积。我能听到有个邻居推开了百叶窗，也许是想听得真切些。但是加德纳夫人的窗户里什么动静也没有。
《一杯给我的宝贝》我们唱得非常慢，实际上根本没有节拍，然后一切又回复寂静。我们一直仰望着那扇窗户，终于，也许过了整整一分钟，我们听到了。你刚刚能分辨出来，但绝对不会有错。加德纳夫人在那里抽泣。
“我们成功了，加德纳先生！”我轻声道，“我们成功了。我们打动了她的心。”
但是加德纳先生似乎并不怎么欣喜。他疲倦地摇摇头，坐下来，向维托利奥作了个手势。“绕到那边去吧。是我进去的时候了。”
我们再次动身的时候，我想他是在回避不看我，似乎为我们刚才所做的感到羞耻，我开始怀疑也许这整个计划是个恶意的玩笑。就我所知，对于加德纳夫人，所有这些歌曲都带有可怕的寓意。因此我把吉他放在一边，也许有点愠怒地坐在那里，我们就这样走了一会儿。
我们来到一条宽得多的运河，立刻就有一艘水上出租迎面驶来，“嗖”地擦身而过，激起的浪摇晃着刚朵拉。但是我们已经快到加德纳先生宅邸的正门了，维托利奥让我们向码头漂去。这时我说：
“加德纳先生，您曾是我成长过程中的重要部分。今天晚上对我也是非常特别的一夜。如果我们现在就这样说再见，将来再也见不到您，我知道我一生都会迷惑不解的。所以，加德纳先生，请您告诉我，刚才，加德纳夫人哭泣是因为快乐，还是因为烦恼？”
我以为他不会回答的。在幽暗的光线下，他的身影不过是船头这个弯腰驼背的形状。但在维托利奥系缆绳的时候，他平静地说：
“听我那样唱歌，我猜想她是喜欢的。但是确实，她很烦恼。我们两个都烦恼。二十七年是很长一段时间，而这次旅行之后，我们就要分开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同行。”
“加德纳先生，听您这样说，我很难过，”我轻轻地说，“我想很多婚姻都会走到尽头，即使经过了二十七年。但是至少你们能够像这样分手。威尼斯假日。刚朵拉上的小夜曲。没有多少分手的夫妇能保持这样文明的。”
“可是我们为什么不能保持文明？我们仍然爱着对方。那就是为什么她在上头哭泣。因为她还爱着我，就如我还爱她一样。”
维托利奥已上了码头，但是加德纳先生和我仍然坐在黑暗中。我在等待他再往下讲，果然，他继续道： “我告诉过你，我第一眼看到林迪就爱上了她。但那时她爱我吗？我甚至怀疑这个问题是不是闪过她的脑子。我是明星，这是她唯一在意的。我是她梦想得到的东西，是她早就在那个小饭馆里计划赢得的。她爱我还是不爱不在其中。但是二十七年的婚姻可以产生有趣的效果。许多夫妇，他们开始是彼此相爱的，然后厌倦了对方，最终互相憎恨。有时候倒是正相反。经过几年时间，一点一点地，林迪开始爱上我。我开始并不相信，但是一段时间后我不能不相信。我们离开餐桌时轻轻碰碰我的肩膀。在房间里远远抛给我一个滑稽的微笑，其实没有什么可笑的事，她只是闹着玩儿。我打赌她也一样为此感到惊奇，但是事实就是如此。过了五六年，我们发现我们对对方宽容了。我们彼此担心，彼此照顾了。我说过，我们彼此相爱。而且今天我们仍然相爱。”
“我不明白了，加德纳先生。那么为什么您和加德纳夫人还要分开呢？”
他又叹息一声，“我的朋友，你来自不一样的国家，你怎么能明白呢？不过你今晚对我很好，所以我试着给你解释吧。问题在于，我已不再像从前那样有名了。你尽可以争辩，但是在我们那里，这样的事情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不再是明星了。现在我只能接受现实，慢慢隐去。生活在过去的荣耀里。要不然我就说，不，我还没完呢。换句话说，我的朋友，我可以复出。很多人跟我的情况差不多，更差的也有，都复出了。但是复出不是个容易的游戏。你得准备好作很多改变，有些是很艰难的改变。你改变你现在的样子。你甚至改变你的所爱。”
“加德纳先生，您是说因为您的复出，您必须和加德纳夫人分开？”
“看看别的人，那些成功复出的人。看看我那一代仍然活跃的人。他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都重新结婚了。两次，有时三次。每个人手臂上都挽着年轻妻子。我和林迪都快要成为别人的笑柄了。而且，已经有那么一位年轻女士，我看入眼了，她也对我有意思。林迪了解游戏套路。她比我知道得還早，也许自从那些日子在饭馆里听梅格传授经验，她就知道了。我们已经谈过这事了。她理解我们到了分开的时候了。”
“我还是不明白，加德纳先生。您和加德纳夫人所来自的那个地方，不可能跟别的地方如此不同。那就是为什么，加德纳先生，那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您在唱的这些歌，任何地方的人都能懂得，甚至在我曾经生活的地方。这些歌唱的是什么呢？如果两个人没有爱了，他们必须分开，那是很可悲的事。但是如果他们还彼此相爱，那么他们应该永远待在一起。这些歌说的就是这一点。”
“我理解你所说的，朋友。我知道这事你听来也难以接受。但是事情就是这样。听着，这也和林迪有关。我们现在这么做，对她也是最合适的。她现在还一点也不显老。你见过她，她仍然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她需要现在就走出去，趁她还有时间。有时间再次找到爱情，建立另一个婚姻。她需要走出去，不然就太晚了。”
我不知道该对此说点什么，但随后他就说了一句让我意外的话：“你的母亲，我想她永远没有走出去。”
我想了想，平静地说：“是的，加德纳先生。她永远没有走出去。她活得不够长，没能看到我们国家的变化。”
“那太不幸了。我相信她是一位美好的女士。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的音乐有助于她快乐，这对我意义重大。她没能走出去，真太糟了。我不希望这发生在我的林迪身上。不，先生。不能发生在我的林迪身上。我要我的林迪走出去。”
刚朵拉轻轻地磕着码头。维托利奥轻声招呼，伸出手来，过了几秒钟，加德纳先生站起身，爬了出去。等我也带着吉他爬出去的时候——我不准备向维托利奥乞求免费搭船回去——加德纳先生拿出了他的钱包。
维托利奥似乎对他的报酬很满意，说了些他说惯了的漂亮话，作了几个手势，便回到刚朵拉，沿着运河划走了。
我们看着他消失在黑暗里，随后，加德纳先生拿了一大把钞票塞到我的手里。我对他说这太多了，说无论如何这都是我极大的荣幸，但他就是不肯收回一分钱。
“不，不。”他说，手在他的眼前直摇晃，好像他不但要打发掉这些钱，还要打发掉我，这个夜晚，甚至他整个这一段的人生。他开始朝他的宅子走去，但是走了几步后，他停下脚步，转身看着我。我们所在的这条小巷、这段运河，一切都寂然无声，除了远处一台电视的声响。
“今晚你弹得很好，我的朋友，”他说，“你的触感很不错。”
“谢谢您，加德纳先生。您唱得好极了。永远是这样好。”
“也许离开之前，我会再来广场转转。听你和你的同伴们演奏。”
“希望如此，加德纳先生。”
但是我再没有见过他。几个月以后，到了秋天，我听说加德纳先生和夫人离婚了——佛罗里安咖啡馆的一个跑堂在某处读到，告诉了我。于是我又想起了那个晚上的一切，再次回忆起来让我有一点伤感。因为加德纳先生看起来是一个正派得体的家伙，不管你怎么看，复出还是不复出，他都永远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注释：
① 强·莱恩哈特（1910—1953），吉卜赛爵士吉他乐手，欧洲最早的杰出爵士乐手之一。
② 乔·帕斯（1929—1994），美国杰出爵士吉他乐手。
③ 茱莉·安德鲁斯（1935—），英国著名影星、歌星和童书作家。
④ 沃伦·比蒂（1937—），美国电影演员、制片人、剧作家及导演。
⑤ 辛纳屈（1915—1998），美国著名歌手、演员。
⑥ 葛伦·坎伯（1936—），美国杰出乡村歌手、吉他手，也做过演员和电视节目主持人。
⑦ 狄恩·马汀（1917—1995），美国著名歌手和演员。
⑧ 原文为意大利语。
⑨ 平·克劳斯贝（1903—1977），美国杰出流行歌手和演员，二战前后其唱片最为畅销，影响许多后辈歌手。
⑩ 查特·贝克（1929—1988），美国爵士乐手。
标题书法 曲菁晨
选自《世界文学》2011年第1期
1954年11月8日，石黑一雄生于日本长崎，1960年随家人移居英国，先后毕业于肯特大学和东安格利亚大学，并于1982年获得英国国籍。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群山淡景》《浮世画家》《长日将尽》，短篇小说集《小夜曲》等。石黑一雄先后获得了在英语文学里享有盛誉的“布克奖”、大英帝国勋章、法国艺术及文学骑士勋章等。与鲁西迪、奈保尔被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
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莎拉·丹尼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石黑一雄的创作给予高度肯定：“他结合了简·奥斯汀和卡夫卡的风格，还有一点普鲁斯特的味道。他是一个真诚的写作者，直视问题本身，是独一无二的。每一本书都非常棒！”石黑一雄的作品结合了日本文学中“物哀”和“幽玄”的美学风格，将东方和西方的文学传统嫁接起来，创造出一个既属于他自己，又具国际性的文学世界。为此，我们特别精选两个短篇，并附相关访谈，以飨读者。
托尼·加德纳坐在游客中间让我认出来的那个早晨，春天刚刚来到威尼斯这儿。我们已经在户外广场上表演了第一个整星期——跟你说吧，那么长时间憋屈在咖啡馆后边，碍手碍脚挡住上楼客人的去路，一朝解脱，可真是舒泰。那天早上颇有些风，崭新的大帐篷四下里猎猎作响，但我们都觉得多了一丝欢快和清新，我想这一定流露在音乐里了。
听我的口气，倒像是乐队的正规成员。其实，我只是一个“吉卜赛人”，其他乐师就是这样称呼我们的——我是在广场上四处游荡、三支咖啡馆乐队哪支要人就去哪支帮忙的那群家伙中的一员，多数时候我就在这里的拉维纳咖啡厅献艺，但是到了忙碌的下午，也许会和男孩四人组一起表演一组节目，再去往佛罗里安咖啡馆，然后穿过广场回到拉维纳。我和他们全都十分融洽，跟跑堂也混得不错，换了任何别的城市，到现在我都该有个固定位置了。但是在这个如此执着于传统与往昔的地方，什么事情都是上下颠倒的。在任何别的地方，做吉他手是很受年轻人青睐的。可是这里呢？一把吉他！咖啡馆经理要坐不住了。它看起来太现代，游客不会喜欢。去年秋天，我给自己买了把极好的爵士吉他，带一个椭圆形的音孔，这种东西强戈·莱恩哈特①可能彈奏过，这样谁也不可能把我误认作摇滚乐手了。事情因此稍微好办一点，但是那些咖啡馆经理，他们依然不喜欢它。说穿了，如果你是吉他手，就算你是乔·帕斯②，他们还是不会在这个广场上给你一份正式工作。
当然，这也和我不是意大利人——更别提威尼斯人了——有点小关系。那个吹中音萨克斯管的大个子捷克人也是如此。客人很喜欢我们，其他乐师也需要我们，但是我们算不得正菜。只管弹你的，闷声大发财，那些咖啡馆经理总是这么说。这样游客便不会知道你不是意大利人了。穿上套装，戴上太阳镜，保持头发往后梳，就没人看得出来，只是别开口说话就好。
但我干得还不坏。所有三支咖啡馆乐队，特别是他们不得不在旗鼓相当的帐篷里同时演奏的时候，都需要一把吉他——柔和、结实，但加强了力度，从后面将和弦猛力奏出。我想你在纳闷吧，三支乐队同一时间在同一广场上演奏，听来那该是一片了不得的嘈杂。但是圣马可广场那么大，容纳得下。广场上闲逛的游客会听到一段曲调淡出，另一段淡入，就好像在调收音机。游客们总也听不厌的是古典的东西，所有那些器乐版的著名咏叹调。好吧，这儿是圣马可广场，他们不想要最近的流行乐曲。不过每隔几分钟，他们也想听听能够欣赏的东西，也许是茱莉·安德鲁斯③的一支老歌，也许是一部著名电影的主题曲。我记得去年夏天，一次我从一个乐队串到另一个乐队，一个下午就弹奏了九次《教父》主题曲。
总之，那个春天的早晨，我们正面对一大群游客演奏，这时我看见了托尼·加德纳，端着咖啡独自坐着，几乎就在我们正前方，离我们的帐篷怕只有六米之遥。广场上我们经常碰见名人，也从来不大惊小怪。一曲终了，也许一个名字会在乐队成员之间悄悄传递。瞧，沃伦·比蒂④来了。瞧，那是基辛格。那个女子，她在那部两个男人换脸的电影里出现过。我们都习惯了。毕竟这是圣马可广场。但是，我意识到坐在那里的是托尼·加德纳时，那就不一样了。我真的很兴奋。
托尼·加德纳曾是我母亲的最爱。在老家，在共产主义时期，弄到那样一张唱片是非常困难的，可是我母亲差不多集齐了他的全部唱片。我还是小男孩的时候，有一次把一张珍贵的唱片划坏了。公寓住得十分狭窄，而像我这个年龄的男孩总有静不下来的时候，尤其是在那些寒冷的冬月，你没办法去外面玩。所以我就玩一个游戏，从小沙发跳到扶手椅上，有一回没看准，一下子撞到了唱机上。唱针吱的一声划过唱片——那时CD问世还早着呢——母亲从厨房跑进来，开始对我咆哮。我难受极了，不只是因为她大声责骂我，还因为我知道这是一张托尼·加德纳的唱片，我知道对她有多珍贵。我还知道这张唱片从此有了间歇性的噪声，自始至终伴随他低吟那些美国歌曲。多年以后，我在华沙工作，听说那儿有唱片黑市，我就给母亲购买，替换她所有听坏了的托尼·加德纳专辑，包括我划坏的那张。这事花去了我三年多时间，但我一直在淘，一张一张地淘，每次回去看望她，我都会给她捎张新的。
这下你明白我如此兴奋的缘由了吧，我认出他时，他离我才六米远！起初我几乎不敢相信，一个和弦转换我恐怕都慢了一拍。托尼·加德纳！要是我亲爱的母亲知道了，她会怎么说呢！为了她，为了她的回忆，我必须上前跟他说点什么，不要管其他乐手是否笑话，说我像个酒店服务生。
但是我当然不能推开桌椅，直接朝他奔过去。我们的组曲还得演奏完。我可以告诉你，那可真是难熬，还有三四个曲子，每一秒钟我都觉得他立刻就要站起身来走开。但他一直坐在那里，独自一人，盯着他的咖啡，搅拌它，好像实在弄不明白跑堂端给他的是什么。他的外表与别的美国游客没有两样，穿一件浅蓝色马球衬衫，一条宽松的灰色长裤。他的头发，在那些唱片封套上是那么黑、那么亮，现在几乎全白了，但头发还是很浓密，还是那么完美地梳理成从前的式样。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他的墨镜是拿在手里的——我怀疑要不是这样，我还认不出他来——但是随着乐曲的进行，我不住地观察他，见他戴上又取下，取下又戴上。他显得心事重重的。见他并没有真的在听我们的音乐，我有点儿失望。 我们的组曲演奏完了。来不及跟其他人说一声，我便快快冲出帐篷，朝托尼·加德纳那桌赶过去，这时我有片刻的慌张，不知道怎么开口搭话。我站在他后面，但他似乎有种第六感，转过身来，抬头看我——我猜想是那么多年被歌迷追逐养成的吧——随后我自我介绍，告诉他我多么仰慕他，我怎么会在他刚才听的乐队里，我母亲是如何对他着迷，所有这些都一股脑儿倾泻而出。他表情沉重地听着，每隔几秒钟点点头，像是我的医生。我不停地说，他只是时不时插进一句：“是吗？”过了一会儿，我觉得该离开了，刚转身，只听他说：
“这么说你是从那些共产主义国家来的。一定很不容易吧。”
“都是过去的事了，”我愉快地耸耸肩，“我们现在是自由国家了。民主国家。”
“那好啊。刚才给我们演奏的就是你的乐队吧。坐吧。要来杯咖啡吗？”
我告诉他我不要占他便宜，但是现在加德纳先生却礼貌而温和地坚持起来：“不要走，不要走，坐坐。你刚才说，你母亲喜欢我的唱片。”
于是我坐下来，再给他讲一些有关我的母亲、我们的公寓、黑市唱片的事情。虽然我想不起来那些专辑的名称，但我开始凭记忆描绘封套上的图片，我每次这么一讲，他都会高高举起手指，说这样的话：“噢，那恐怕是《无与伦比》。《无与伦比的托尼·加德纳》。”我觉得这个游戏我们玩得都非常开心，这时我注意到加德纳先生的眼光离开了，我扭过头，刚巧看到一个女人朝我们这桌走来。
她是那一类的美国女士，非常优雅，拥有极好的头发、服饰和身材，除非近前观看，你不会意识到她们已不那么年轻了。远远地，我也许把她误认作那些光亮的时装杂志上的模特儿了。可是等她在加德纳先生旁边坐下来，把墨镜推到前额上，我才意识到她一定过了五十，也许年纪更大。加德纳先生对我说：“这是林迪，我妻子。”
加德纳夫人对我有点儿勉强地略微一笑，然后对丈夫说：“那么这位是谁？你又交了一个朋友。”
“没错，宝贝。我在这里很快活，跟这位朋友聊天。对不起，朋友，我不知道你的名字。”
“简，”我接口道，“不过朋友们叫我简内克。”
林迪·加德纳说：“你是说你的昵称比真名还长？那能行吗？”
“别对人家不礼貌，宝贝。”
“我没有不礼貌。”
“不要拿人家的名字逗乐，宝贝。那才是好女人。”
林迪·加德纳转向我，带着有些无助的表情，“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吗？我冒犯你了吗？”
“没有，没有，”我说，“一点儿也没有，加德纳夫人。”
“他老是说我对歌迷太粗鲁了。可我没有。刚才我对你粗鲁吗？”然后对加德纳先生说：“我用一种自然的方式跟歌迷说话，亲爱的。是我的方式。我从不粗鲁。”
“好吧，宝贝，”加德纳先生说，“我们别纠缠这事了。不管怎么说，这位先生，他不是歌迷。”
“噢，他不是？那他是谁？一个好久不见的侄子？”
“礼貌些，宝贝。这位朋友，他是我的同道。音乐家，专业音乐家。刚才他一直在给我们大家演奏。”他朝我们的大帐篷做了个手势。
“啊，对了！”林迪·加德纳又转过身来，“刚才你就在那里演奏吗？唷，真是不错。你拉的是手风琴，对吧？拉得真好！”
“非常感谢。其实，我是吉他手。”“吉他手？你开玩笑吧。就一分钟前我还在看你演出呢。就坐在那里，低音提琴手旁边，手风琴拉得那么美。”
“不好意思，拉手风琴的其实是卡罗。那个秃顶的大块头……”
“你肯定吗？没跟我开玩笑？”
“宝贝，我跟你说过。不要对人家无礼。”
严格地说他并没有咆哮，但他的声音突然变得严厉而愤怒，于是只剩下一种奇怪的静默。随后，加德纳先生自己打破了它，温和地说：
“对不起，宝贝。我不是有意要凶你的。”
他伸出一只手，捉住她的一只手。我隐约觉得她会甩掉他，可是不然，她在椅子上动了动，靠他更近些，然后把她闲着的一只手也放在那双扣紧的手上。他们就这样坐了一阵子，加德纳先生勾着头，他的夫人越过他的肩膀茫然地凝望着广场对面的大教堂，虽然眼睛似乎并没有在看任何东西。那一刻，就好像他们不只是忘圮了我还陪坐在那里，甚至忘记了广场上所有的人。然后她说，几乎是耳语：
“没事儿，亲爱的。是我的错。让你那么烦乱。”
他们继续那样坐了一小会儿，两人的手扣在一起。然后她叹了口气，放开加德纳先生，看着我。她先前也曾注视过我，但这一次不同。这一次我能感觉到她的魅力。就好像她有这么一个刻度盘，从零到十，而对于我，那一刻她决定把它拨到六或者七，但是我却能非常强烈地感觉到她的魅力，如果她要我替她做点事——比如说如果她要我穿过广场给她去买些花——我会很高兴地去做。
“简内克，”她说，“是你的名字，对吧？对不起，简内克。托尼是对的。我没有权利对你那样说话。”
“加德纳夫人，真的，不必放在心上……”
“我还搅乱了你们两个的谈话。音乐家的交谈，没错吧。听着，我走了，你们两位接着聊吧。”
“干吗走呢，宝贝。”加德纳先生说。
“噢，当然有理由了，亲爱的。我特别特别想去看看那家普拉达店。刚才过来只是想告诉你，我要去得久一点儿。”
“好的，宝贝，”托尼·加德纳第一次坐正了，还深深吸了口气，“只要你确定你乐意就好。”
“我會在店里逛得很开心的。那你们两个，好好聊吧。”她站起身，碰了碰我的肩膀。“保重，简内克。”
我们目送她离开，随后加德纳先生问我一些在威尼斯做乐手的事，特别是男孩四人组乐队，那一刻他们正好刚开始表演。他似乎并没有认真听我的回答，我正准备告退，他却突然说：
“朋友，有点事我想跟你说。我来告诉你我怎么打算的，你可以拒绝，要是想拒绝的话。”他靠过来，压低声音，“跟你说吧。林迪和我第一次来威尼斯这儿的时候，是我们的蜜月。二十七年前。为了保留对这个地方的所有美好回忆，我们再也没回来过，总之没有一起回来过。所以在计划我们这次旅行、这次特别旅行的时候，我们对自己说一定要在威尼斯逗留几天。” “是你们的结婚周年吗，加德纳先生？”
“结婚周年？”他显得十分惊愕。
“对不起，”我说，“我只是瞎猜，因为你说这是你们的特别旅行。”
他的惊愕表情又持续了一会儿，然后他笑了，一种隆隆的大笑，于是我突然间记起了妈妈老是在放的那首歌，歌曲的中间他有段独白，说是不在乎这个女人离开他什么的，随后便是这个讥嘲的笑。现在这同样的笑隆隆回响在广场上。然后他说：
“结婚周年？不，不，这不是我们的周年。但是我要提议的，也差不太远。因为我要做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我要给她唱小夜曲。正宗的威尼斯风格。这儿就需要你了。你弹吉他，我唱歌。我们在刚朵拉上做这事，我们把船划到窗下，我朝上对她唱。我们在不远处租了一所大宅子。卧室的窗户正对着运河。天黑以后，就再好不过了。壁灯的光照恰到好处。你和我在刚朵拉上，她走到窗前。都是她喜欢的曲子。我们不必弄得太久，晚上还有点冷飕飕的。就三四首歌，我就想到这么多。我会给你很好的酬劳。你觉得如何？”
“加德纳先生，对我来说绝对是太荣幸了。我告诉过您，在我眼里您一直是个重要人物。您想什么时候去？”
“如果不下雨，何不今晚就去？八点半左右？我们早点儿去吃晚餐，那时就回来了。我会找个借口离开房间，过来和你会合。我会安排好一艘刚朵拉，我们沿着运河回去，停在窗下。这样就完美了，你觉得如何？”
你可以想象，这就像是梦想成真。而且，点子听来是多么甜蜜，这对夫妇——他六十多岁，她也五十多了——就像十几岁的孩子在谈恋爱。其实这个点子甜蜜得令我几乎——虽非彻底——忘记了刚才亲眼所见他们之间的那一幕。我的意思是，即使在那时，我内心里也知道，事情不会像他所说的那么简单。
随后几分钟，加德纳先生和我坐在一起讨论所有细节——他想唱的歌，他喜欢的调性，所有这类问题。我该回帐篷去表演下一组节目了，我站起身，跟他握手，告诉他晚上我绝对不会让他失望的。
那天晚上我去见加德纳先生时，街道暗黑又寂静。那些日子，我只要走出圣马可广场远一点儿，就一定会迷路，所以即使我给了自己充裕的时间，即使我认得加德纳先生告诉我要去的那座小桥，我还是迟到了几分钟。
他就站在街灯下，穿一件起皱的黑色外套，衬衫开到第三四颗扣子，这样你可以看见他的胸毛。我为迟到道歉，他说：
“几分钟？林迪可是和我结婚二十七年了。几分钟算什么？”
他没有发怒，但他的情绪显得阴沉而严肃，一点儿也不浪漫。他后面是那艘刚朵拉，在水面上轻柔地摇晃，我看见桨手是维托利奥，这个家伙我不太喜欢。维托利奥当面总是很友好，但是我知道——我那时就知道——他到处说我这样的人，也就是他称为“从那些新国家来的外国人”的坏话，各种各样的坏话，全都是胡说八道。因为这个缘故，那天晚上他像兄弟一样向我打招呼时，我只是点点头，一言不发地等待着他扶加德纳先生上刚朵拉。然后我把吉他递给他——我带上了我的西班牙吉他，不是有椭圆音孔的那一把——再自己上了船。
加德纳先生在船头不停地变换姿势，终于沉重地坐了下来，差点儿把船弄翻。但他似乎没有留意，我们出发时，他一直盯着水面。
好几分钟，我们默默无语地漂流，经过黑暗的建筑，穿过低矮的小桥。然后他从沉思中回过神来，说：
“听着，朋友。我知道我们商定好了今晚的曲目。但我还在想，林迪喜爱那首《当我来到凤凰城》。我很久以前录过这首歌。”
“沒问题，加德纳先生。我母亲总是说你的版本比辛纳屈⑤的好。也比葛伦·坎伯⑥的名唱要好。”
加德纳先生点点头，随后一小会儿我看不见他的脸。维托利奥发出刚朵拉桨手的航线招呼，声音回荡在周围的墙上，然后转过一个街角。
“我以前总给她唱，”加德纳先生说，“嗯，我想今晚她会喜欢听到这首歌的。你熟悉曲调吗？”
这时我的吉他已经拿出匣子了，于是我弹了几个小节。
“升高一点，”他说，“升高到降E大调。专辑里我就是这么处理的。”
于是我就在那个调上弹起了和弦，也许过去了一整段，加德纳先生才开始唱，非常轻柔，声音很低，仿佛他不太记得歌词了。但是在那条安静的运河上，他的声音回响得很好。事实上，听来真的非常美。一时间，就好像我又变成了小男孩，回到那间公寓，躺在地毯上，妈妈则坐在沙发上，疲倦，也许是心碎肠断，而托尼·加德纳的唱盘就在房间的一角旋转。
加德纳先生突然停下来，说：“好。我们就用降E大调唱《凤凰城》。然后也许是《我太容易坠入爱河》，照我们的计划，最后我们以《一杯给我的宝贝》结尾。这些就足够了。再多她也不要听了。”
说完，他似乎又沉回他的思绪里，于是我们在维托利奥轻缓的击水声中穿过黑暗，继续漂流。
“加德纳先生，”我终于说，“希望您不在意我问一句。加德纳夫人知道有这次独唱会吗？还是说要给她一个美妙的惊喜？”
他沉重地叹口气，然后说：“我想我们得把它归在美妙的惊喜那一类。”然后他补充道：“天知道她会怎样反应。说不定我们还唱不到《一杯给我的宝贝》那里呢。”
维托利奥带着我们又转过一个街角，突然听到了笑声和音乐，我们正划过一间灯火明亮的大餐厅。似乎每张桌子都没空着，侍者来回穿梭，就餐者都显得十分快活，尽管在这个节令，运河边上不可能如此温暖。我们刚刚从寂静和黑暗中穿行过来，这家餐馆便有那么点儿使人不安。就好像我们不是动的一方，倒是在码头上观看，看这流光溢彩的派对船滑过身旁。我注意到有几张脸朝我们这边看了看，但没有人多么留意。很快餐馆落在了身后，我说：
“真有意思。您能想象吗，如果这些游客意识到，刚过去的船上坐着传说中的托尼·加德纳，他们会做什么？”
维托利奥虽然不懂多少英语，倒也听了个大概，他笑了笑。但是加德纳先生好一阵子没有回应。我们又回到了黑暗中，沿着一条窄窄的运河经过那些光线暗淡的门廊，这时他说： “我的朋友，你来自共产主义国家。所以你不了解这些事情是怎么运转的。”
“加德纳先生，”我说，“我的国家再不是共产主义了。我们现在是自由人民。”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要抹黑你的国家。你们是勇敢的人民，我希望你们赢得和平和繁荣。但是我想对你说的是，朋友，我的意思是，从你的国家来，很自然，有很多事情你还不明白。正如你们国家的很多事，我也会不懂。”
“我想是这样的，加德纳先生。”
“比如我们刚才经过的那些人。假如你走过去说，‘嘿，你们有谁记得托尼·加德纳？’那么也许有一些人，甚至大多数人会说记得。谁知道呢？但是像我们刚才那样从旁经过，即使他们认出我来，会感到兴奋吗？我不觉得。他们不会放下刀叉，不会打断烛光下的贴心话。为什么要？不过是个过去时代的低吟歌手罢了。”
“我不信，加德纳先生。您是大艺术家。您就像辛纳屈或狄恩·马汀⑦这类人。有些卓越的表演，它们永不过时。不像那些流行歌星。”
“你真是善解人意，朋友。我知道你是好心好意。但是唯独今天晚上，不是哄骗我的时候。”
我正要抗议，但看他样子，知道还是把这整个话题放下为好。我们继续前进，无人讲话。说实话，我现在开始暗自嘀咕我卷入什么了，这整个的小夜曲谋划到底是怎么回事。毕竟他们都是美国人。我可知道，加德纳先生开始唱的时候，加德纳夫人说不定会拿上杆枪走到窗口，朝我们下面开火的。
也许维托利奥也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因为我们从墙边一盏灯下经过时，他瞧了我一眼，好像在说：“我们这下惹上怪人了，不是吗，朋友⑧？”但我没有回应。我不愿和他这样的人一伙，来和加德纳先生作对。照维托利奥所说，像我这样的外国人，我们四处游荡，骗游客的钱，往运河上扔垃圾，总之把整个该死的城市给毁了。有时候，如果他情绪不好，他会声称我们是劫匪，甚至强奸犯。我有一次当面问他是不是真的在到处散布这类言论，他赌咒发誓说这全是造谣。他有个犹太人舅母，他敬她如母，怎么可能是种族主义者？但是一天下午我在演出的间隙消磨时间，正倚靠在多尔索杜罗区一座桥上，一艘刚朵拉从下面经过。船上坐着三位游客，维托利奥高高站着给他们把桨，口里滔滔不绝，全世界都听得见，冒出来的正是这些垃圾。所以他在我眼前爱咋咋的，我是决不会跟他讲交情了。
“让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加德纳先生突然说，“一个关于表演的秘密。音樂家跟音乐家讲。很简单。你需要了解，你需要了解一点听众的情况，不管是什么。它足以让你，在你心目中，把眼前的听众同昨晚的听众区分开。比如说你在密尔沃基。你必须自问，密尔沃基的听众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特别之处？是什么使之与麦迪逊的听众不一样？想不出来，你就要不停地想，直到想出来为止。密尔沃基，密尔沃基。密尔沃基有很好的猪扒。那就行了，你站在那里时，那就是你能用上的。你不必对他们说一个字，那是你对他们演唱时浮现在你脑海里的。你面前的这些人，他们是吃上佳猪扒的一群人。对猪扒，他们有很高的标准。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那样的话，听众就变成了你认识的人，你可以为之表演的人。喏，那就是我的秘密。音乐家跟音乐家讲的。”
“嗯，谢谢您，加德纳先生。我还从来没那样想过。您这样的人讲出来的窍门，我不会忘记。”
“好，今天晚上，”他继续道，“我们将为林迪表演。林迪就是听众。那么我就给你讲一点有关林迪的事。你想听听吗？”
“当然，加德纳先生，”我说，“我非常想听听她的故事。”
随后大约二十分钟，我们坐在那艘刚朵拉中，不停地绕着圈转悠，加德纳先生则讲着故事。有时候他的声音低得像是在咕哝，好像他在自言自语。另外的时候，当一盏灯或经过的窗口投射出一点光线，照在我们的船上，他就会想起我来，于是提高嗓门，说这样一些话：“你明白我说的吗，朋友？”
他告诉我，他的妻子来自美国中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镇，她那里的学校老师们总为难她，因为她不学习，总是在看电影明星杂志。
“这些女士没意识到，林迪是有远大计划的。看看她现在。富有，美丽，游遍了全世界。而那些学校老师呢，如今在哪里？她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假如她们多看一些电影杂志，多一点梦想，那么林迪今天的一切她们可能也会有一点。”
十九岁时，她搭便车去往加利福尼亚，一心想去好莱坞。好莱坞没进去，她却落到了在洛杉矶郊外一家路边廉价饭馆当女招待。
“想不到，”加德纳先生说，“这家饭馆，高速公路边上寻常不过的小地方，结果竟是她能找到的最好去处。因为那些野心勃勃的女孩全都到这里来了，从早到晚。她们常常在这里聚会，七个、八个、十几个，叫上咖啡、热狗，一坐就几个小时，聊。”
这些女孩，都比林迪大一点点，来自美国各个角落，已经在洛杉矶地区漂了至少两三年。她们来这饭馆交流八卦新闻和倒霉故事，讨论策略手段，查看彼此的进展情况。但是这地方招引人主要还是因为梅格，这个女人四十多岁了，和林迪一起干女招待的活儿。
“在这些女孩眼里，梅格就是她们的大姐，她们智慧的源泉。因为她从前跟她们一模一样。你必须明白，这些都是认真的女孩，真正野心勃勃、决心坚定的女孩。她们像别的女孩那样谈论衣服、鞋和化妆品吗？当然谈。但是她们只谈论哪款衣服、鞋和化妆品可以帮助她们嫁给明星。她们谈论电影吗？她们谈论演唱会吗？毫无疑问。但是她们谈论哪些影星、歌星还是单身，哪些婚姻不幸福，哪些即将离婚。而梅格，你看，她能告诉她们所有这些，甚至比这多得多的事情。梅格在她们之前走过这条路。要说怎样嫁给明星，她知道所有的规则，所有的诀窍。于是林迪跟她们坐在一起，把什么都听进去了。那间小热狗店是她的哈佛，她的耶鲁。明尼苏达来的十九岁女孩？想想她会遭遇什么，现在都令我战栗。但是她运气很好。”
“加德纳先生，”我说，“对不起打断一下。如果这位梅格什么事情都那么通达，怎么她自己没有嫁上一个明星？为什么她还在这馆子里端热狗？” “问得好，但是你不太了解这些事情是怎么做的。好吧，这位女士，梅格，她没有成功。然而关键是，她见过那些成功的。你明白吗，朋友？她一度跟那些女孩没什么两样，而她见过一些人成功，其他人失败。她看到过陷阱，也看到过金楼梯。她可以给她们讲所有这些故事，而那些女孩要听。其中有些人还学。比如说，林迪。我说过，那是她的哈佛。它塑造了她。它给了她今后所需的力量，哦，她的确非常需要。她花费了六年时间，她的第一个好运才来到。你能想象吗？六年的部署、计划，让自己置身于那样一条队列中。一次又一次碰壁。这跟我们的行当很相像。你不能遭到最初几次挫折就转身放弃。那些放弃的女孩，你可以随处看到她们，在无名的小镇里，嫁给无名的人。但是她们中就有几个，像林迪那样，她们从每次挫败中汲取教训，她们卷土重来时更加强壮，更加坚韧，她们气势汹汹地回来了。你以为林迪没有遭受过羞辱？甚至以她的美貌和魅力都免不了？人们不了解的是，美貌连一半的作用也起不到。用得不好，你会被人像妓女一样对待。总之，六年以后，她的运气终于来了。”
“那时她遇上了您吗，加德纳先生？”
“我？不，不。我还要过些时候才上场。她嫁给了狄诺·哈特曼。你从没听说过狄诺？”加德纳先生略带刻薄地笑了笑，“可怜的狄诺。我猜想狄诺的唱片没能流传到共产主义国家去。但是那个时候狄诺是有些名气的。他在维加斯唱过很多次，有几张金唱片。我说过，那是林迪的大运。我初次见到她时，她是狄诺的妻子。老梅格解释过，事情向来就是这样发生的。的确，有的女孩可以一开始就运气特好，一步到顶，直接嫁给一个辛纳屈或白兰度。但是事情通常不会那样发生。一个女孩必须做好准备在二楼就下电梯，四处走走看。她需要熟悉那一层的空气。然后，也许某一天，在二楼，她会遇见某个从顶楼下来几分钟的人，也许是来取东西吧。于是这个人对她说，嘿，跟我一道上去，到顶楼去怎么样？林迪知道事情通常就是这样上演的。嫁给狄诺并没有使她松懈，她没有降低野心。而狄诺又是一位谦谦君子。我一直很喜欢他。那就是為什么尽管我对林迪一见倾心，却没有采取行动的原因。我是十足的绅士。我后来发现，正是这个让林迪更加决心坚定了。伙计，你应当钦佩这样的女孩！我得告诉你，朋友，那时我是非常、非常红的明星。我猜想你母亲听我的歌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吧。可是狄诺，他的人气开始迅速下落。对那时很多歌手，这是很艰难的。世事在变。年轻人在听披头士、滚石。可怜的狄诺，他听起来太像平·克劳斯贝⑨。他试着出过一张波萨诺瓦音乐专辑，只赢得大伙儿的嘲笑。绝对是林迪跳出来的时候了。在那种情况下，没有人能够指摘我们什么。我觉得甚至狄诺也没有真正责难过我们。这样我行动了。她就是这样上了顶楼的。
“我们在维加斯结婚，我们让酒店把香槟灌满浴缸。我们今晚要唱的那首歌，《我太容易坠入爱河》，你知道我为什么选这首吗？你想知道吗？我们结婚后不久，去了一次伦敦。我们吃完早餐回套房去，服务员正在那里做清洁。可是林迪和我跟兔子似的急不可耐。所以我们进去，还能听见服务员在我们的休闲室吸尘，但是我们看不见她，她在隔墙那边。于是我们踮着脚尖悄悄溜过，好像我们是小孩子，你明白吗？我们溜进卧室，关上门。我们看得出卧室已经清扫过了，所以也许她不需要再回来，但我们并不那么肯定。不管怎样，我们不在乎。我们扯掉衣服，在床上做爱，从头到尾服务员都在另一边，在我们的套房里走动，一点儿都不知道我们进来了。我告诉你，我们是猴急猴急的，但是过了一会儿，我们发现整个事情太好笑了，我们只管不停地笑。我们做完爱，躺在彼此的臂弯里时，服务员还在那里，你猜怎么着，她唱起歌来了！她已吸完尘，于是开始扯着嗓子唱，哎哟，她的声音真糟糕！我们笑了又笑，但努力保持不出声。然后你猜咋的了，她不唱了，打开了收音机。于是我们突然听到了查特·贝克⑩。他在唱《我太容易坠入爱河》，声音优美、缓慢、醇厚。林迪和我，我们就这样一起横躺在床上，听查特唱。过了一会儿，我开始跟着唱，十分轻柔地，跟着收音机里的查特·贝克一起唱，林迪蜷缩在我的怀里。事情就是这样。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今晚要唱那首歌。我不知道她还记不记得。鬼知道呢？”
加德纳先生不说了，我能看见他抹眼泪。维托利奥带着我们又绕过一个街角，我意识到我们将再次经过那家餐馆。那里看起来比先前更热闹了，一位钢琴手正在角落里演奏，这家伙我认识，他叫安德里亚。
我们又一次漂进黑暗中时，我说：“加德纳先生，我知道这不关我的事。但我能看出，您和加德纳夫人之间最近可能有些事不顺。我想让你知道，我理解那样的事情。我母亲以前经常变得忧郁，也许正像您现在这样。她觉得她找到了一个人，她很高兴，告诉我这个人将成为我的新爸爸。开头几次我信了她。之后，我知道那事成不了。但是我的母亲，她从来没有放弃信念。每一次她情绪低落时，也许就像您今晚这样，您猜她做什么？她放上您的唱片，然后跟着唱。所有那些漫长的冬天，在我们那间窄小的公寓里，她就坐在那里，盘着腿，手里端着一杯喝的，轻声跟着唱。有时候，我记得，加德纳先生，我们楼上的邻居会砸天花板，特别是当您唱那些节奏快、声量高的歌时，比如《大大的希望》《他们都笑了》。我看着母亲，但是她就像什么也没听见似的，一心在倾听您唱歌，跟着节奏点头，嘴唇跟着歌词动。加德纳先生，我想告诉您。您的音乐帮助了我母亲走过那些日子，它一定还帮助过千万别的人。它也应该帮助您才对。”我笑了笑，本来是想以此给他一些鼓舞的，但笑声比我预期的响亮很多。“今晚您可以信赖我，加德纳先生。我会拿出我的全部本事，让我的伴奏不输于任何乐队，您就看吧。加德纳夫人会听进去的。谁知道呢？也许你们之间的事情又会开始好转。每对夫妇都会经历艰难日子的。”
加德纳先生微微一笑，“你真会安慰人。我感谢你今晚帮我排忧解难。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多谈了。林迪现在进房间了。我看见灯亮了。”
我们正航行在一幢大宅子边，之前至少两次经过这里，现在我明白为什么维托利奥带着我们绕圈子了。加德纳先生一直在等待某个特定窗户的灯光亮起来，而每次他看见窗户还是黑的，我们就继续前进，再绕一圈。这一次，三楼的那扇窗户可是亮了，百叶窗也打开了，从我们所在的下面可以看见一小方天花板和黑色的木头横梁。加德纳先生对维托利奥做个手势，但他已经停止划桨，于是我们慢慢漂过去，直到刚朵拉正好停在窗下。 加德纳先生站起身，又一次使船令人惊恐地摇晃起来，维托利奥不得不快速行动，稳住阵脚。于是加德纳先生开始呼唤，声音太轻柔了：“林迪？林迪？”终于他响亮得多地叫喊道：“林迪！”
一只手把百叶窗推开一些，然后一个身影来到了狭窄的阳台上。一只灯笼固定在我们上方不远处的大宅墙上，可是光线不好，加德纳夫人只能照见个轮廓。不过我还是能看出她把头发盘起来了，我在广场上见到她时还没那样，也许是为他们刚才的晚餐才盘起头发的。
“是你吗，亲爱的？”她扶着阳台围栏探身下问，“我以为你被人绑架了呢。你让我急死了。”
“别傻了，宝贝。像这样的城市里能有什么事？不管怎么说，我给你留了条子。”
“我没看到什么条子，亲爱的。”
“我留了条子给你。那样你就不会着急了。”
“在哪里，这条子？上面写了什么？”
“我不记得了，宝贝。”听起来加德纳先生现在有点急躁了，“就一张普通便条。呃，说我要去买香烟什么的。”
“那就是你正在下面做的事情？買香烟？”
“不是，宝贝。这可不一样。我要给你唱歌。”
“这是开什么玩笑吧？”
“不，宝贝。不是玩笑。这里是威尼斯。这里的人都这么做。”他朝我和维托利奥做了个姿势，好像我们的在场便是明证。
“外头冷飕飕的，我受不了，亲爱的。”
加德纳先生长叹了一口气，“那你可以在房间里听。回屋里去吧，宝贝，怎么舒服怎么来吧。把窗户打开就行了，你会听得很清楚的。”
她继续朝下盯着他看了一阵，他也继续向上凝视，两人都一言不发。然后她进去了，加德纳先生显得很失望，尽管这正是他提议她做的。他低下头，又叹了口气，我能看出他在犹豫是否继续下去。于是我说：
“来吧，加德纳先生，我们开始吧。我们演唱《当我来到凤凰城》。”
然后我轻轻弹了一小段起首音型，还没有加入拍子，这种东西可以引出一首歌，也可以同样容易地消散掉。我试图弹出一些美国味儿来，忧伤的路边酒吧，漫长的高速公路，而且我可能还想到了我母亲，我走进房间的情景，只见她坐在沙发上盯着她的唱盘封套，那上面是一张美国公路的图片，或者也许是歌手坐在美国汽车里的照片。我的意思是，我试图弹得能让我妈妈以为音乐来自那同一个世界，她的唱盘封套上的世界。
这时，我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还没有稳定好节拍，加德纳先生就唱起来了。他站在刚朵拉里，姿势很不稳定，我担心他会随时失去平衡。但是他的声音正如我记忆中的那样流淌出来——温柔，几近沙哑，但是十分浑厚，好像透过一个隐形的麦克风。而且就像所有最好的美国歌手，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倦怠，甚至一丝犹豫，好像他还不习惯以这种方式敞开心扉。所有伟大的歌手都是这样唱的。
那首歌我们过了一遍，歌里满是旅行与再见。一个美国男人离开他的女人。穿越一座又一座城镇，他一路上都在想念她，歌词一节接一节，凤凰城、阿尔伯克基、俄克拉荷马，沿着一条漫长的路开下去，这是我母亲永远无法做到的。真希望我们能像那样放得下抛得开——我猜想妈妈就是那样想的。要能那样抛开悲伤就好了。
我们到了结尾，加德纳先生说：“好了，我们接着唱下一首，《我太容易坠入爱河》。”
这是我第一次与加德纳先生合作，我必须处处小心摸索，但是我们合作得很好。因为他告诉了我有关这首歌的故事，我不停地抬头望那扇窗，可是加德纳夫人那边没有任何反响，没有动静，没有声响，什么也没有。我们唱完了，岑寂和黑暗又在我们周围沉积。我能听到有个邻居推开了百叶窗，也许是想听得真切些。但是加德纳夫人的窗户里什么动静也没有。
《一杯给我的宝贝》我们唱得非常慢，实际上根本没有节拍，然后一切又回复寂静。我们一直仰望着那扇窗户，终于，也许过了整整一分钟，我们听到了。你刚刚能分辨出来，但绝对不会有错。加德纳夫人在那里抽泣。
“我们成功了，加德纳先生！”我轻声道，“我们成功了。我们打动了她的心。”
但是加德纳先生似乎并不怎么欣喜。他疲倦地摇摇头，坐下来，向维托利奥作了个手势。“绕到那边去吧。是我进去的时候了。”
我们再次动身的时候，我想他是在回避不看我，似乎为我们刚才所做的感到羞耻，我开始怀疑也许这整个计划是个恶意的玩笑。就我所知，对于加德纳夫人，所有这些歌曲都带有可怕的寓意。因此我把吉他放在一边，也许有点愠怒地坐在那里，我们就这样走了一会儿。
我们来到一条宽得多的运河，立刻就有一艘水上出租迎面驶来，“嗖”地擦身而过，激起的浪摇晃着刚朵拉。但是我们已经快到加德纳先生宅邸的正门了，维托利奥让我们向码头漂去。这时我说：
“加德纳先生，您曾是我成长过程中的重要部分。今天晚上对我也是非常特别的一夜。如果我们现在就这样说再见，将来再也见不到您，我知道我一生都会迷惑不解的。所以，加德纳先生，请您告诉我，刚才，加德纳夫人哭泣是因为快乐，还是因为烦恼？”
我以为他不会回答的。在幽暗的光线下，他的身影不过是船头这个弯腰驼背的形状。但在维托利奥系缆绳的时候，他平静地说：
“听我那样唱歌，我猜想她是喜欢的。但是确实，她很烦恼。我们两个都烦恼。二十七年是很长一段时间，而这次旅行之后，我们就要分开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同行。”
“加德纳先生，听您这样说，我很难过，”我轻轻地说，“我想很多婚姻都会走到尽头，即使经过了二十七年。但是至少你们能够像这样分手。威尼斯假日。刚朵拉上的小夜曲。没有多少分手的夫妇能保持这样文明的。”
“可是我们为什么不能保持文明？我们仍然爱着对方。那就是为什么她在上头哭泣。因为她还爱着我，就如我还爱她一样。”
维托利奥已上了码头，但是加德纳先生和我仍然坐在黑暗中。我在等待他再往下讲，果然，他继续道： “我告诉过你，我第一眼看到林迪就爱上了她。但那时她爱我吗？我甚至怀疑这个问题是不是闪过她的脑子。我是明星，这是她唯一在意的。我是她梦想得到的东西，是她早就在那个小饭馆里计划赢得的。她爱我还是不爱不在其中。但是二十七年的婚姻可以产生有趣的效果。许多夫妇，他们开始是彼此相爱的，然后厌倦了对方，最终互相憎恨。有时候倒是正相反。经过几年时间，一点一点地，林迪开始爱上我。我开始并不相信，但是一段时间后我不能不相信。我们离开餐桌时轻轻碰碰我的肩膀。在房间里远远抛给我一个滑稽的微笑，其实没有什么可笑的事，她只是闹着玩儿。我打赌她也一样为此感到惊奇，但是事实就是如此。过了五六年，我们发现我们对对方宽容了。我们彼此担心，彼此照顾了。我说过，我们彼此相爱。而且今天我们仍然相爱。”
“我不明白了，加德纳先生。那么为什么您和加德纳夫人还要分开呢？”
他又叹息一声，“我的朋友，你来自不一样的国家，你怎么能明白呢？不过你今晚对我很好，所以我试着给你解释吧。问题在于，我已不再像从前那样有名了。你尽可以争辩，但是在我们那里，这样的事情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不再是明星了。现在我只能接受现实，慢慢隐去。生活在过去的荣耀里。要不然我就说，不，我还没完呢。换句话说，我的朋友，我可以复出。很多人跟我的情况差不多，更差的也有，都复出了。但是复出不是个容易的游戏。你得准备好作很多改变，有些是很艰难的改变。你改变你现在的样子。你甚至改变你的所爱。”
“加德纳先生，您是说因为您的复出，您必须和加德纳夫人分开？”
“看看别的人，那些成功复出的人。看看我那一代仍然活跃的人。他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都重新结婚了。两次，有时三次。每个人手臂上都挽着年轻妻子。我和林迪都快要成为别人的笑柄了。而且，已经有那么一位年轻女士，我看入眼了，她也对我有意思。林迪了解游戏套路。她比我知道得還早，也许自从那些日子在饭馆里听梅格传授经验，她就知道了。我们已经谈过这事了。她理解我们到了分开的时候了。”
“我还是不明白，加德纳先生。您和加德纳夫人所来自的那个地方，不可能跟别的地方如此不同。那就是为什么，加德纳先生，那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您在唱的这些歌，任何地方的人都能懂得，甚至在我曾经生活的地方。这些歌唱的是什么呢？如果两个人没有爱了，他们必须分开，那是很可悲的事。但是如果他们还彼此相爱，那么他们应该永远待在一起。这些歌说的就是这一点。”
“我理解你所说的，朋友。我知道这事你听来也难以接受。但是事情就是这样。听着，这也和林迪有关。我们现在这么做，对她也是最合适的。她现在还一点也不显老。你见过她，她仍然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她需要现在就走出去，趁她还有时间。有时间再次找到爱情，建立另一个婚姻。她需要走出去，不然就太晚了。”
我不知道该对此说点什么，但随后他就说了一句让我意外的话：“你的母亲，我想她永远没有走出去。”
我想了想，平静地说：“是的，加德纳先生。她永远没有走出去。她活得不够长，没能看到我们国家的变化。”
“那太不幸了。我相信她是一位美好的女士。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的音乐有助于她快乐，这对我意义重大。她没能走出去，真太糟了。我不希望这发生在我的林迪身上。不，先生。不能发生在我的林迪身上。我要我的林迪走出去。”
刚朵拉轻轻地磕着码头。维托利奥轻声招呼，伸出手来，过了几秒钟，加德纳先生站起身，爬了出去。等我也带着吉他爬出去的时候——我不准备向维托利奥乞求免费搭船回去——加德纳先生拿出了他的钱包。
维托利奥似乎对他的报酬很满意，说了些他说惯了的漂亮话，作了几个手势，便回到刚朵拉，沿着运河划走了。
我们看着他消失在黑暗里，随后，加德纳先生拿了一大把钞票塞到我的手里。我对他说这太多了，说无论如何这都是我极大的荣幸，但他就是不肯收回一分钱。
“不，不。”他说，手在他的眼前直摇晃，好像他不但要打发掉这些钱，还要打发掉我，这个夜晚，甚至他整个这一段的人生。他开始朝他的宅子走去，但是走了几步后，他停下脚步，转身看着我。我们所在的这条小巷、这段运河，一切都寂然无声，除了远处一台电视的声响。
“今晚你弹得很好，我的朋友，”他说，“你的触感很不错。”
“谢谢您，加德纳先生。您唱得好极了。永远是这样好。”
“也许离开之前，我会再来广场转转。听你和你的同伴们演奏。”
“希望如此，加德纳先生。”
但是我再没有见过他。几个月以后，到了秋天，我听说加德纳先生和夫人离婚了——佛罗里安咖啡馆的一个跑堂在某处读到，告诉了我。于是我又想起了那个晚上的一切，再次回忆起来让我有一点伤感。因为加德纳先生看起来是一个正派得体的家伙，不管你怎么看，复出还是不复出，他都永远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注释：
① 强·莱恩哈特（1910—1953），吉卜赛爵士吉他乐手，欧洲最早的杰出爵士乐手之一。
② 乔·帕斯（1929—1994），美国杰出爵士吉他乐手。
③ 茱莉·安德鲁斯（1935—），英国著名影星、歌星和童书作家。
④ 沃伦·比蒂（1937—），美国电影演员、制片人、剧作家及导演。
⑤ 辛纳屈（1915—1998），美国著名歌手、演员。
⑥ 葛伦·坎伯（1936—），美国杰出乡村歌手、吉他手，也做过演员和电视节目主持人。
⑦ 狄恩·马汀（1917—1995），美国著名歌手和演员。
⑧ 原文为意大利语。
⑨ 平·克劳斯贝（1903—1977），美国杰出流行歌手和演员，二战前后其唱片最为畅销，影响许多后辈歌手。
⑩ 查特·贝克（1929—1988），美国爵士乐手。
标题书法 曲菁晨
选自《世界文学》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