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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人有限的阅读经验判断，中国当前的长篇小说创作日益散发出一种意义的焦虑。所谓“意义的焦虑”，是指创作者在创作之先就被各种或大或小、或隐或显、或新或旧的历史文化、伦理道德意义裹挟和挤压，将意义置于事实之前，诸如关注底层、揭露黑幕、再现边缘、思古媚外之类，不一而足。即便是以“欲望化写作”、“下半身写作”为标榜的小说创作，也是有意无意地躲在意义的背后，显出刻意叛逆的创作焦虑。以上种种固然是小说不可回避的表现内容，但多因小说家价值取向的偏差以及市场化的冲击，片面追求所谓的“阅读快感”和“销量”，以致单纯的“好看”成了当前许多长篇小说共同的致命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特别提到并讨论胡海洋的长篇小说《祖》①。
一
雷达曾评价说：这部作品“面目独异”，阅读它如同“一次艰难的行走”，可见它并不像多数小说那样过分讨好读者的快感，尽管这部作品充满了性爱和死亡描写。在我看来，这部作品的核心意象乃是一组关于生命的复杂隐喻，并且沿着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展开。它紧贴生命形态的零距离叙事，使我们得以充分地洞察人生的多种可能性，并最大程度地回归生命本源。正如英国著名评论家F.R.李维斯（1895-1978）所认证的：几乎所有伟大的小说都在“促进对人生充分可能性的认识”。②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祖”乃“阳具的象征”，“生命之旗帜，创造力之源”，旗帜倒了，生命也就完结了。这是《祖》的点睛之笔和叙事的支点。围绕这一支点，作者在近三十万字的篇幅里以隐喻的方式描写了两种生命形态与流程：“祖”与“返祖”。“祖”象征着生命的正面价值与积极意义，“返祖”则代表生命的负面价值与消极意义。在我看来，整篇小说都在围绕这两种相异甚至相反的生命形态“讲故事”，以图揭示出人生的多种可能性乃至悖谬。
“祖”并不等同于进化，“返祖”也不等同于退化，因为人类社会的多元性决定了人的生命形态不单纯体现生物学意义。在作品中，主人公卓逸之与父亲卓文西就分别代表着“祖”和“返祖”的生命形态，而且这两种形态都与特定的时代背景结合在一起，彰显出具体的社会内涵。对作为知识分子的卓文西来说，“祖”恰恰体现的是生命的颓废和阴暗，是代表着生命没落的“返祖”：在性方面，他毫无社会观念和廉耻之心，从先祖那里继承来的超强性能力使他活得像“畜牲”一样，不仅在电影院里对自己的女学生下手，在学校里对捡垃圾的少妇下手，而且还与自己的儿媳妇上演了现代“扒灰”戏；在食方面，他丧失基本的家庭伦理，关起门来自个儿开小灶、吃独食，置发妻儿女于不顾。卓文西到死都不拿出那幅他视为至宝的“祖”字，却到死都没整明白老卓家的“祖”字中堂所蕴含的意义——仁义济世、忠厚传家，这难道不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吗？或许可以这样说，在一个价值严重失落的时代，卓文西用所谓知识分子的道貌岸然羞辱了“祖”的真谛，生命的洪流在面具底下变得纤弱，而这一切显然不能仅仅归因于时代的癫狂。
雷达还说过：“关怀人的问题先于关怀哪些人的问题”。③因此，我并不特别强调特殊的社会情境对于个人基本操守的改塑作用。对文学来说，凡是“人的问题”都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人类不应该因为身处特殊的情境而无限削弱对自身的人性批判，除非展开这种批判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在这个意义上，主人公卓逸之的生命流程是非常有意味的：他对性的朦胧好奇，对爱情的专一执著——尤其是对众多女性始终如一的处女情结，都昭示着生命的灵动以及对生命原生态的高度尊重。曾灵秀、杨丹丹、毕碧、毕薇，这一个个在卓逸之生命中最重要、离他的爱欲最近的人，最后都与他失之交臂。生命本不该为着刻板的道德观念而存在，而这些青春女性的离去，恰恰成就了一系列特殊的生命意义：杨丹丹为阶级成分殉葬，毕碧为真理献身，毕薇沦为了邪恶势力的牺牲品，而卓逸之最终却变成了性无能——联想到他的父亲卓文西那匪夷所思的“铁裆神功”，这种对比是何等意味深长！难怪鲁迅先生说：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因为在这毁灭后面，必然有更为坚挺的生命原则担当一切，否则任何毁灭都将失去意义。
肉体被玷污、被摧残、被消灭，但受暴者的内心还隐约保留着对施暴者的宽恕和悲悯，即便在一个癫狂的时代也未完全失守人性底线，这难道不是一种更高的生命原则吗？从身体遭难的角度看，主人公卓逸之一生最恨的人是他在五指峰插队时的队长凌金牙，是他夺去了自己心中的女神毕薇的处子之身，是他逼自己跪在尖利的碎碗渣上，是他把自己扔进牛棚，不得不在苦寒的冬夜里把双脚伸进牛粪里取暖……但是，多年后当卓逸之怀着报复的心态带着当公安局长的朋友去“找”凌金牙时，他看到的是什么呢？“（凌队长）他老了，老得像土地公公，正佝偻着腰在院坪摊晒着苦菜……他压根就没朝我们这边看……几只土鸡咕咕咕地围绕在他的脚边觅食。屋里仍在冒着浓烟，是在熬竹笋吧？”卓逸之想：“他，都快奔七十岁的人了吧？他老婆死去多年了，难道他仍在打单身？”带着仇恨而来的卓逸之，一方面深切感受到时间给肉体生命带来的无可抗拒的衰亡感，另一方面却萌发出一种更为豁达、宽广和本真的生命意识——地上的土鸡、锅里的竹笋以及丧偶的凌队长似乎都在确证一个事实：某种更高的生命意识在卓逸之心中复活了，这种意识让他“突然觉得人世间的那点恩怨竟是那样的渺小，那样的微不足道。”因此在那一刻，卓逸之似乎是非常突兀、其实是非常自然地想起了一头牛，一头曾经在寒夜里陪伴过他、用自己的粪便温暖过他的黄牛！他忍不住长叹一声：“唉，我的阿黄——你还在人世间吗？”这一声慨叹，证实了生命境界确有大小高低之分、有限无限之别；这一声慨叹，又何尝不是对绵延不绝之生命源头的最高礼赞？
诚然，在更高的灵魂生命面前，肉体生命的生长、衰残、破败以至消亡，又算得了什么呢？在有限的物质生命中，什么才是永恒？带着复仇之心回到五指峰的卓逸之想到的大概就是这些罢？《祖》正是这样诠释关于生命的真理：惟有超越有限生命的缠累和细节真实，才能真正达到无限生命的高度张扬！肉体生命越被“钉死”和否定，灵魂生命就越卓异超绝，这不正是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要成就的美事吗？只可惜，过于倚重肉体生命往往变成我们通往灵魂生命的障碍。在这个意义上，《祖》的生命之喻又未尝不带有灵魂救赎的意味。
“祖”与“返祖”既是两种迥异的生命形态，也是两种相互对抗的力量。一不小心，“返祖”现象就会借着所谓的时代情境在某些人身上复活，将生命拖向消极和颓废的下坡路。在这个意义上，四毛卓丁丁食蛇上瘾、食蛇成性正是典型的食物链“返祖”，因为不管是什么蛇（狗婆蛇、泥蛇、南蛇、乌梢蛇、银环蛇），都不在现代人的常规食物链中，只有茹毛饮血的原始族类才会以蛇为食。强行断开或打乱这一生命循环的链条，正是人类重新堕落为禽兽的开始。只不过与卓文西不同的是，卓丁丁只是在食物链上表现出“返祖”倾向，而卓文西则在食、色、家庭伦理诸方面都朝着原始族类大步后退，是一种更为彻底的“返祖”。由于“返祖”完全违背人类社会的进化规律，因此它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被正常的社会秩序和价值体系抛弃并遗忘。因而不难理解，在卓文西的追悼会上——毫无疑问，追悼会代表某个具体生命的最后评价与总结——“甚至悲伤的表情也看不到。刚一出灵堂就有人摘了胸前的小白花，呲开一口白牙笑了。”就连卓逸之的母亲、卓文西的妻子林文瑶在吊唁的客人面前“装个样子表表态”都不愿意。可见，“返祖”作为一种没落的、反社会的生命形态，在现代文明秩序中遭到了最彻底的否定和最强力的抵制。这乃是《祖》最突出、最清晰的生命之喻。但是，与“返祖”相比，“祖”之所以代表更高的生命原则乃在于它内含宽容、悲悯和豁达，在卓文西几乎被彻底否定的生命面前，食蛇成性、本身就有返祖倾向的卓丁丁意识到：“阿爸（卓文西）有时候真的又蛮可怜——有些事情不能怪他自己，都是命中注定的呀……”至此，“祖”与“返祖”，哪一种生命形态更值得肯定和张扬，更有可能将人类推向更高的生命境界，不是判若云泥吗？
二
《祖》对两种生命形态的表现可谓匠心独运。小说一开头就写道：“他（卓冬冬）醒来的时候，发现眼前吊儿郎当地悬挂着一串串形形色色的奶。后来他才知道，这些女人独有的东西，其实就是温柔的乳房。”与乳房一同出场的是卓家书房内高悬的擘窠（即大字）中堂挂屏——《祖》，“就像多年后他看到的米开朗基罗的《大卫》一样，身体裸裎袒裼，生殖器就像一朵盛开的倒挂金钟花儿一样垂吊在两腿之间，显得既雄强而又美丽。”在作者笔下，乳房、裸体、生殖器这一系列频繁闪现的意象，不但毫无恶俗之嫌，反倒充满了蓬勃氤氲的生命气息，这种气息洋溢在灵动鲜活的肉身之中却又不限于肉身。或者说，没有鲜活的肉身生命，无论多么超绝的灵魂生命都无处安放、无从彰显。正如作者在扉页上所坦承的：“上帝不羞于创造的，我也不羞于讲述。”显然，这讲述背后挺立着更宽广、更超越的生命意识，使作品始终与“下半身写作”保持应有的距离。
更有意味的是，作者将代表雄强、宽广之生命意识的《祖》与代表家族私史的《麻风图》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演绎出卓家香火四百年不绝的生命真谛。老卓仁采药途中巧遇蕲州李濒湖（时珍），因品性仁厚得李氏亲传“祖功”（又称“铁裆神功”），繁衍出卓氏泱泱大族，“一顿饭就得七八担大米”；尤其是卓家祖上因善待麻疯女而得奇方、发家业的故事（主要取材于清末宣鼎的笔记小说《夜雨秋灯录》），更彰显出悲天悯人所蕴含的生命潜能。可见，仁义忠厚、对生命悲悯，乃是卓家真正的传家之宝。
然而，如果作者对生命的反思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那么《祖》只不过是“忠厚传家久，仁义济世长”的现代翻版，并没有摆脱故事背后“意义的焦虑”乃至陈腐说教的痕迹。德国文艺思想家本雅明就曾深刻指出：“艺术家（当然也包括作家——引者注）志在征服意义”，而“一般人躲在了内容后面”。④用眼前的事实说话，对事实本身发问，这是避免冷硬的事实被各种先行的意义侵蚀、扭曲并改造的最佳途径。就此而言，《祖》对生命及其可能性的开掘还表现在作者对癫狂时代所发出的泣血的质问。
专制的逻辑是强迫所有人在思想观念上高度一致。毕碧，这只最终在火中涅槃的凤凰借着马克思的口不无激愤地写道：“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在专制的逻辑底下，许多血淋淋的事实或许早就被一堆不相干的意义污染了。许多作家有意无意地回避某些冷硬的事实，譬如“因为红色是革命的，绿色是反革命的，只能红灯通行，绝不能开反革命的绿灯。”结果红卫兵开着大卡车经过十字路口的时候，一下子就轧死了七个，撞伤了四十九个。火葬场的师傅只好用铁锹把那些被轧成了“肉柿饼”的人铲进焚尸炉里。造反派小头目大洋马（金玉山）用铁头皮带狠狠抽打魏安定校长的头，将他的眼珠子都抽出来了。魏校长去鱼塘边洗眼珠，“洗着洗着就笑起来了，笑着笑着就扑通一声柳毅传书去了。”（惨痛的幽默！）当然，还有某些作家尤其擅长装饰意义，反倒将事实变成了可有可无的点缀。这让我很自然地想起索尔仁尼琴笔下的“另一个”高尔基。
在《古拉格群岛》中，索尔仁尼琴写到大作家高尔基的索洛维茨岛之行。该岛是苏联著名的劳改营地，这里的犯人所受的虐待让人触目惊心。岛上所有的犯人都像期待海燕一样期待着大文豪到来，因为他们把伸张正义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在儿童教养院，一名14岁的男孩子花了一个半钟为高尔基讲述了岛上的一切。大文豪听后老泪纵横，一副悲愤难抑的模样，等他登船离岸，男孩就被枪杀了。不久，这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就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称索洛维茨岛的犯人生活得很好，改造得也很好。”⑤事实上，高尔基正是为了维护苏联的声誉而登上索洛维茨岛的，因为岛上虐待犯人的丑恶事实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他乃是“临危受命”，可见意义重大。海燕来了，文章发表了，预定的目的达到了，先行的“意义”胜利了，只不过这是意义对事实的征服和胜利，或者说，是让事实闭嘴的胜利。但在本雅明看来，意义恰恰是艺术家（作家）所要“征服”的对象，而不是相反。由此看来，即便是大文豪也有被意义征服而让事实缄默的时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祖》乃是一部让事实开口、让意义回避（或自然流露）、让生命自行彰显的作品。其实，所有的作家都面临着这种挑战：让意义先开口抑或让事实先开口。
没有什么比闭眼不看、闭口不谈主要的事实更让生命感到沉重和压抑。毕碧说：“中国最好的是七亿人有饭吃，最不好的是人人讲假话。”可惜的是，当“讲假话”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的时候，“讲真话”就变得格外困难甚至有生命危险。敢于讲真话的毕碧在临死前再次借用马克思的话呼喊：“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笑容还给人自己。”毕碧的死恰如凤凰涅槃，又像把她保存在琥珀中，随时等待复活重生，因为真理的生命也如同灵魂的生命，越是经受磨难就越能透射出内在的光辉。从另一个角度看，只允许一种色彩（譬如红色）存在，恰恰是对生命最严重的戕害。生命呼唤（下转第85页）（上接第81页）多样性而不是同一性，正如德国哲学家阿多诺通过反思奥斯维辛集中营所揭示的：纯粹的同一性意味着死亡。在高度专制的思想机器碾压之下，对不同思想观念的全面扼杀与纳粹实行的种族灭绝何其相似，只不过一个是肉身（或血统）种族的灭绝，一个却是“思想种族”的灭绝！在阿多诺看来，种族灭绝正是绝对的同一化，“没有这一原则就没有奥斯维辛集中营。”⑥ 或许对我们来说，没有这一原则，也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这座用专制的、同一化的思想搭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总而言之，《祖》的生命之喻是多维的，既有肉体（与性有关）的话语，也有社会伦理的演绎，更有政治哲学的映射，因此这是一部多声部、多色调的厚重之作，即便对当前的政治现实也不无讽喻作用。当然，就技法而言，《祖》的不足之处也较为明显：一是部分章节的叙事有些拖沓，在无关细节上的笔墨稍欠节制；二是比喻的运用过于频繁，有些比喻不免有牵强之嫌；三是作者偏爱以老电影中的人物形象来比照作品中的人物样貌，似有不妥，因为对大多数年轻读者来说，这种方法起不到应有的具象化作用。不过我相信，这些不足将在《祖》的第三部——《穿越北回归线》中得到弥补。让我们拭目以待另一组关于生命的现代寓言早日降临。
注释
①《安徽文学·长篇小说》2008春夏专号，单行本由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版。
②[英]H.A.梅内尔著，刘敏译：《审美价值的本性》，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1-52页。
③雷达：《当前文学症候分析》，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④[德]瓦尔特·本雅明著，王才勇译：《单行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
⑤林贤治：《旷代的忧伤》，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4页。
⑥[德]阿多诺著，张峰译：《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63页。
本文系东莞文学艺术院第三届签约创作项目之一。
（作者单位：广东省东莞市行政学院）
一
雷达曾评价说：这部作品“面目独异”，阅读它如同“一次艰难的行走”，可见它并不像多数小说那样过分讨好读者的快感，尽管这部作品充满了性爱和死亡描写。在我看来，这部作品的核心意象乃是一组关于生命的复杂隐喻，并且沿着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展开。它紧贴生命形态的零距离叙事，使我们得以充分地洞察人生的多种可能性，并最大程度地回归生命本源。正如英国著名评论家F.R.李维斯（1895-1978）所认证的：几乎所有伟大的小说都在“促进对人生充分可能性的认识”。②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祖”乃“阳具的象征”，“生命之旗帜，创造力之源”，旗帜倒了，生命也就完结了。这是《祖》的点睛之笔和叙事的支点。围绕这一支点，作者在近三十万字的篇幅里以隐喻的方式描写了两种生命形态与流程：“祖”与“返祖”。“祖”象征着生命的正面价值与积极意义，“返祖”则代表生命的负面价值与消极意义。在我看来，整篇小说都在围绕这两种相异甚至相反的生命形态“讲故事”，以图揭示出人生的多种可能性乃至悖谬。
“祖”并不等同于进化，“返祖”也不等同于退化，因为人类社会的多元性决定了人的生命形态不单纯体现生物学意义。在作品中，主人公卓逸之与父亲卓文西就分别代表着“祖”和“返祖”的生命形态，而且这两种形态都与特定的时代背景结合在一起，彰显出具体的社会内涵。对作为知识分子的卓文西来说，“祖”恰恰体现的是生命的颓废和阴暗，是代表着生命没落的“返祖”：在性方面，他毫无社会观念和廉耻之心，从先祖那里继承来的超强性能力使他活得像“畜牲”一样，不仅在电影院里对自己的女学生下手，在学校里对捡垃圾的少妇下手，而且还与自己的儿媳妇上演了现代“扒灰”戏；在食方面，他丧失基本的家庭伦理，关起门来自个儿开小灶、吃独食，置发妻儿女于不顾。卓文西到死都不拿出那幅他视为至宝的“祖”字，却到死都没整明白老卓家的“祖”字中堂所蕴含的意义——仁义济世、忠厚传家，这难道不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吗？或许可以这样说，在一个价值严重失落的时代，卓文西用所谓知识分子的道貌岸然羞辱了“祖”的真谛，生命的洪流在面具底下变得纤弱，而这一切显然不能仅仅归因于时代的癫狂。
雷达还说过：“关怀人的问题先于关怀哪些人的问题”。③因此，我并不特别强调特殊的社会情境对于个人基本操守的改塑作用。对文学来说，凡是“人的问题”都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人类不应该因为身处特殊的情境而无限削弱对自身的人性批判，除非展开这种批判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在这个意义上，主人公卓逸之的生命流程是非常有意味的：他对性的朦胧好奇，对爱情的专一执著——尤其是对众多女性始终如一的处女情结，都昭示着生命的灵动以及对生命原生态的高度尊重。曾灵秀、杨丹丹、毕碧、毕薇，这一个个在卓逸之生命中最重要、离他的爱欲最近的人，最后都与他失之交臂。生命本不该为着刻板的道德观念而存在，而这些青春女性的离去，恰恰成就了一系列特殊的生命意义：杨丹丹为阶级成分殉葬，毕碧为真理献身，毕薇沦为了邪恶势力的牺牲品，而卓逸之最终却变成了性无能——联想到他的父亲卓文西那匪夷所思的“铁裆神功”，这种对比是何等意味深长！难怪鲁迅先生说：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因为在这毁灭后面，必然有更为坚挺的生命原则担当一切，否则任何毁灭都将失去意义。
肉体被玷污、被摧残、被消灭，但受暴者的内心还隐约保留着对施暴者的宽恕和悲悯，即便在一个癫狂的时代也未完全失守人性底线，这难道不是一种更高的生命原则吗？从身体遭难的角度看，主人公卓逸之一生最恨的人是他在五指峰插队时的队长凌金牙，是他夺去了自己心中的女神毕薇的处子之身，是他逼自己跪在尖利的碎碗渣上，是他把自己扔进牛棚，不得不在苦寒的冬夜里把双脚伸进牛粪里取暖……但是，多年后当卓逸之怀着报复的心态带着当公安局长的朋友去“找”凌金牙时，他看到的是什么呢？“（凌队长）他老了，老得像土地公公，正佝偻着腰在院坪摊晒着苦菜……他压根就没朝我们这边看……几只土鸡咕咕咕地围绕在他的脚边觅食。屋里仍在冒着浓烟，是在熬竹笋吧？”卓逸之想：“他，都快奔七十岁的人了吧？他老婆死去多年了，难道他仍在打单身？”带着仇恨而来的卓逸之，一方面深切感受到时间给肉体生命带来的无可抗拒的衰亡感，另一方面却萌发出一种更为豁达、宽广和本真的生命意识——地上的土鸡、锅里的竹笋以及丧偶的凌队长似乎都在确证一个事实：某种更高的生命意识在卓逸之心中复活了，这种意识让他“突然觉得人世间的那点恩怨竟是那样的渺小，那样的微不足道。”因此在那一刻，卓逸之似乎是非常突兀、其实是非常自然地想起了一头牛，一头曾经在寒夜里陪伴过他、用自己的粪便温暖过他的黄牛！他忍不住长叹一声：“唉，我的阿黄——你还在人世间吗？”这一声慨叹，证实了生命境界确有大小高低之分、有限无限之别；这一声慨叹，又何尝不是对绵延不绝之生命源头的最高礼赞？
诚然，在更高的灵魂生命面前，肉体生命的生长、衰残、破败以至消亡，又算得了什么呢？在有限的物质生命中，什么才是永恒？带着复仇之心回到五指峰的卓逸之想到的大概就是这些罢？《祖》正是这样诠释关于生命的真理：惟有超越有限生命的缠累和细节真实，才能真正达到无限生命的高度张扬！肉体生命越被“钉死”和否定，灵魂生命就越卓异超绝，这不正是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要成就的美事吗？只可惜，过于倚重肉体生命往往变成我们通往灵魂生命的障碍。在这个意义上，《祖》的生命之喻又未尝不带有灵魂救赎的意味。
“祖”与“返祖”既是两种迥异的生命形态，也是两种相互对抗的力量。一不小心，“返祖”现象就会借着所谓的时代情境在某些人身上复活，将生命拖向消极和颓废的下坡路。在这个意义上，四毛卓丁丁食蛇上瘾、食蛇成性正是典型的食物链“返祖”，因为不管是什么蛇（狗婆蛇、泥蛇、南蛇、乌梢蛇、银环蛇），都不在现代人的常规食物链中，只有茹毛饮血的原始族类才会以蛇为食。强行断开或打乱这一生命循环的链条，正是人类重新堕落为禽兽的开始。只不过与卓文西不同的是，卓丁丁只是在食物链上表现出“返祖”倾向，而卓文西则在食、色、家庭伦理诸方面都朝着原始族类大步后退，是一种更为彻底的“返祖”。由于“返祖”完全违背人类社会的进化规律，因此它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被正常的社会秩序和价值体系抛弃并遗忘。因而不难理解，在卓文西的追悼会上——毫无疑问，追悼会代表某个具体生命的最后评价与总结——“甚至悲伤的表情也看不到。刚一出灵堂就有人摘了胸前的小白花，呲开一口白牙笑了。”就连卓逸之的母亲、卓文西的妻子林文瑶在吊唁的客人面前“装个样子表表态”都不愿意。可见，“返祖”作为一种没落的、反社会的生命形态，在现代文明秩序中遭到了最彻底的否定和最强力的抵制。这乃是《祖》最突出、最清晰的生命之喻。但是，与“返祖”相比，“祖”之所以代表更高的生命原则乃在于它内含宽容、悲悯和豁达，在卓文西几乎被彻底否定的生命面前，食蛇成性、本身就有返祖倾向的卓丁丁意识到：“阿爸（卓文西）有时候真的又蛮可怜——有些事情不能怪他自己，都是命中注定的呀……”至此，“祖”与“返祖”，哪一种生命形态更值得肯定和张扬，更有可能将人类推向更高的生命境界，不是判若云泥吗？
二
《祖》对两种生命形态的表现可谓匠心独运。小说一开头就写道：“他（卓冬冬）醒来的时候，发现眼前吊儿郎当地悬挂着一串串形形色色的奶。后来他才知道，这些女人独有的东西，其实就是温柔的乳房。”与乳房一同出场的是卓家书房内高悬的擘窠（即大字）中堂挂屏——《祖》，“就像多年后他看到的米开朗基罗的《大卫》一样，身体裸裎袒裼，生殖器就像一朵盛开的倒挂金钟花儿一样垂吊在两腿之间，显得既雄强而又美丽。”在作者笔下，乳房、裸体、生殖器这一系列频繁闪现的意象，不但毫无恶俗之嫌，反倒充满了蓬勃氤氲的生命气息，这种气息洋溢在灵动鲜活的肉身之中却又不限于肉身。或者说，没有鲜活的肉身生命，无论多么超绝的灵魂生命都无处安放、无从彰显。正如作者在扉页上所坦承的：“上帝不羞于创造的，我也不羞于讲述。”显然，这讲述背后挺立着更宽广、更超越的生命意识，使作品始终与“下半身写作”保持应有的距离。
更有意味的是，作者将代表雄强、宽广之生命意识的《祖》与代表家族私史的《麻风图》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演绎出卓家香火四百年不绝的生命真谛。老卓仁采药途中巧遇蕲州李濒湖（时珍），因品性仁厚得李氏亲传“祖功”（又称“铁裆神功”），繁衍出卓氏泱泱大族，“一顿饭就得七八担大米”；尤其是卓家祖上因善待麻疯女而得奇方、发家业的故事（主要取材于清末宣鼎的笔记小说《夜雨秋灯录》），更彰显出悲天悯人所蕴含的生命潜能。可见，仁义忠厚、对生命悲悯，乃是卓家真正的传家之宝。
然而，如果作者对生命的反思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那么《祖》只不过是“忠厚传家久，仁义济世长”的现代翻版，并没有摆脱故事背后“意义的焦虑”乃至陈腐说教的痕迹。德国文艺思想家本雅明就曾深刻指出：“艺术家（当然也包括作家——引者注）志在征服意义”，而“一般人躲在了内容后面”。④用眼前的事实说话，对事实本身发问，这是避免冷硬的事实被各种先行的意义侵蚀、扭曲并改造的最佳途径。就此而言，《祖》对生命及其可能性的开掘还表现在作者对癫狂时代所发出的泣血的质问。
专制的逻辑是强迫所有人在思想观念上高度一致。毕碧，这只最终在火中涅槃的凤凰借着马克思的口不无激愤地写道：“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在专制的逻辑底下，许多血淋淋的事实或许早就被一堆不相干的意义污染了。许多作家有意无意地回避某些冷硬的事实，譬如“因为红色是革命的，绿色是反革命的，只能红灯通行，绝不能开反革命的绿灯。”结果红卫兵开着大卡车经过十字路口的时候，一下子就轧死了七个，撞伤了四十九个。火葬场的师傅只好用铁锹把那些被轧成了“肉柿饼”的人铲进焚尸炉里。造反派小头目大洋马（金玉山）用铁头皮带狠狠抽打魏安定校长的头，将他的眼珠子都抽出来了。魏校长去鱼塘边洗眼珠，“洗着洗着就笑起来了，笑着笑着就扑通一声柳毅传书去了。”（惨痛的幽默！）当然，还有某些作家尤其擅长装饰意义，反倒将事实变成了可有可无的点缀。这让我很自然地想起索尔仁尼琴笔下的“另一个”高尔基。
在《古拉格群岛》中，索尔仁尼琴写到大作家高尔基的索洛维茨岛之行。该岛是苏联著名的劳改营地，这里的犯人所受的虐待让人触目惊心。岛上所有的犯人都像期待海燕一样期待着大文豪到来，因为他们把伸张正义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在儿童教养院，一名14岁的男孩子花了一个半钟为高尔基讲述了岛上的一切。大文豪听后老泪纵横，一副悲愤难抑的模样，等他登船离岸，男孩就被枪杀了。不久，这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就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称索洛维茨岛的犯人生活得很好，改造得也很好。”⑤事实上，高尔基正是为了维护苏联的声誉而登上索洛维茨岛的，因为岛上虐待犯人的丑恶事实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他乃是“临危受命”，可见意义重大。海燕来了，文章发表了，预定的目的达到了，先行的“意义”胜利了，只不过这是意义对事实的征服和胜利，或者说，是让事实闭嘴的胜利。但在本雅明看来，意义恰恰是艺术家（作家）所要“征服”的对象，而不是相反。由此看来，即便是大文豪也有被意义征服而让事实缄默的时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祖》乃是一部让事实开口、让意义回避（或自然流露）、让生命自行彰显的作品。其实，所有的作家都面临着这种挑战：让意义先开口抑或让事实先开口。
没有什么比闭眼不看、闭口不谈主要的事实更让生命感到沉重和压抑。毕碧说：“中国最好的是七亿人有饭吃，最不好的是人人讲假话。”可惜的是，当“讲假话”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的时候，“讲真话”就变得格外困难甚至有生命危险。敢于讲真话的毕碧在临死前再次借用马克思的话呼喊：“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笑容还给人自己。”毕碧的死恰如凤凰涅槃，又像把她保存在琥珀中，随时等待复活重生，因为真理的生命也如同灵魂的生命，越是经受磨难就越能透射出内在的光辉。从另一个角度看，只允许一种色彩（譬如红色）存在，恰恰是对生命最严重的戕害。生命呼唤（下转第85页）（上接第81页）多样性而不是同一性，正如德国哲学家阿多诺通过反思奥斯维辛集中营所揭示的：纯粹的同一性意味着死亡。在高度专制的思想机器碾压之下，对不同思想观念的全面扼杀与纳粹实行的种族灭绝何其相似，只不过一个是肉身（或血统）种族的灭绝，一个却是“思想种族”的灭绝！在阿多诺看来，种族灭绝正是绝对的同一化，“没有这一原则就没有奥斯维辛集中营。”⑥ 或许对我们来说，没有这一原则，也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这座用专制的、同一化的思想搭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总而言之，《祖》的生命之喻是多维的，既有肉体（与性有关）的话语，也有社会伦理的演绎，更有政治哲学的映射，因此这是一部多声部、多色调的厚重之作，即便对当前的政治现实也不无讽喻作用。当然，就技法而言，《祖》的不足之处也较为明显：一是部分章节的叙事有些拖沓，在无关细节上的笔墨稍欠节制；二是比喻的运用过于频繁，有些比喻不免有牵强之嫌；三是作者偏爱以老电影中的人物形象来比照作品中的人物样貌，似有不妥，因为对大多数年轻读者来说，这种方法起不到应有的具象化作用。不过我相信，这些不足将在《祖》的第三部——《穿越北回归线》中得到弥补。让我们拭目以待另一组关于生命的现代寓言早日降临。
注释
①《安徽文学·长篇小说》2008春夏专号，单行本由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版。
②[英]H.A.梅内尔著，刘敏译：《审美价值的本性》，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1-52页。
③雷达：《当前文学症候分析》，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④[德]瓦尔特·本雅明著，王才勇译：《单行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
⑤林贤治：《旷代的忧伤》，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4页。
⑥[德]阿多诺著，张峰译：《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63页。
本文系东莞文学艺术院第三届签约创作项目之一。
（作者单位：广东省东莞市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