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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小说《曾国藩》的问世，在海内外华人中掀起了一股谈论曾国藩的热潮，上至政治官员，商界精英，下到普通知识分子，平民百姓各取所需，津津乐道。唐浩明“言必有据，史实扎实”的创作不仅起到了传播历史认知，弘扬文化传统的作用，同时为人们理解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提供了多重视角，在某些方面拓展和深化了同时期曾国藩的研究，对历史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时间，研究曾国藩的文章、专著盛况空前。《曾国藩全集》、《曾国藩日记》等洛阳纸贵。唐浩明以历史文献《曾国藩全集》的主要编辑和历史文学《曾国藩》作者的双重身份畅行于历史研究与文学创作之中，引起广泛的关注。
一
当前，越来越多的历史文学创作者开始倾心于忠实历史、还原历史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白门柳》作者刘斯奋主张“历史小说就是尽可能忠实地去再现历史,始终遵循严格的考证”。唐浩明在谈及其创作经验时说：“我不主张以轻薄、游戏的态度对待历史，更不喜欢戏说历史。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历史小说家，无论他们如何表述历史和表述的方式如何不同，都应该言必有据，史实扎实”。可见，竭力探寻历史的真相，“求真”是历史研究和历史文学创作共通的价值取向，也是两者间实现互通与借鉴的基础。
鲁迅说“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言必有据”的前提是对浩瀚的历史文献的采撷和考证。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资料堆满十九间房，最后的定稿就是在这十九间房的文稿中裁剪整理，去芜存菁中完成的。大量的第一手的历史文献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印证补充，还原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本真面目，而且这种考证和梳理的过程，也能使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置身于类似的历史氛围，处在同一思想的境界进行思考。在编辑《曾国藩全集》时，唐浩明除了与其他文史专家一起对湖南省图书馆所藏的曾国藩原始文献进行检索，并对馆外发表和未发表的曾氏文字进行了“竭尽全力的广予搜求”外，还“一面大量阅读相关史乘，无论是前人著的野史正史笔记年谱日记，还是今人写的学术专著单篇文章都找来阅读。”白天上班编书，晚上回家创作小说，六年如一日。这种“沉潜”的历史研究体验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扎实完备的史料积累和深邃的历史意识。
首先是对曾国藩的个人文字档案的体验与认知。作者和湘潭大学的学者整理编辑的《曾国藩文集》分列日记、家书、书信、批牍、奏稿、文集、诗词七大类，1500万余字，多达30卷。基本上收录了曾国藩的所有著述和文献，是现今研究曾国藩最完整和最系统的基本史料。这项整理和编纂资料的工作对于曾国藩以及近代史研究意义重大,因为“一个研究学科的突破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新资料的发现和公布。”①范文澜早在1940年代末期写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中对曾国藩作的“刽子手”、“卖国贼”的评价为往后三十年的曾国藩研究定下了基调。直到1980年代初，史学界仍然围绕着这几个定论踯躅不前。对曾的定位停留在其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镇压农民起义的反动立场上。到了1980年代后期，随着实事求是作风的恢复和发扬以及文集的整理、出版，关于学术界曾国藩的讨论研究开始活跃。一些学者开始对以往曾国藩的全盘否定的评价尤其是针对“卖国贼”说、“汉奸”说提出了质疑，主张结合曾国藩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当时的客观情况来考察历史人物。作者和一同整理文集的其它学者一起在大量接触第一手原始资料后，也陆续发表文章为曾国藩正名，1987年，作者以邓云生的原名在《求索》上发表《曾国藩非卖国贼辩》，认为汉奸“一是指出卖汉族利益的人，二是指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人”。从曾国藩的阶级立场和曾氏文档中留下的思想言论来分析，认为曾国藩对处理天津教案的态度受诸多因素的制约, 并非存心出卖国家权利, 与历史上的卖国贼不能等同。随后，作者还相继发表了数十万字的学术论文，对曾氏的文学思想，美学思想进行了阐释和分析。富厚堂留下的历史文献几乎囊括了曾国藩的人生实践和心路历程，将20世纪后期的作者带入了19世纪晚清士大夫的真实的心灵世界。作者真切、直观的感受到这个“中兴名臣”煌煌事功下深藏的却是一颗如履薄冰、百结忧悒的内心。由此，作者在对文献的体验、认知、探讨中实现对历史人物的重估：“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充满了深刻悲剧内涵的人物。……他的悲剧表现在他自己的理想与他所处的时代矛盾上。他生在一个千疮百孔、行将就木的封建王朝，时代的潮流是要将这个王朝彻底摧毁，而他却幻想在这片残破的河山上重建周公孔孟之业，这难道还不可悲吗？他的信仰又是那样坚定，为之付出的心血又是那样的多，因而他的悲剧色彩也就愈加显得浓重。”②
其次，历史文献并不都是平淡枯燥的，有些历史文献中尤其是历史人物的日记文集也描叙了很多历史的细节，这些细节不但蕴藏了特定时代心理和历史人物的思想，言之有味。而且本身也很生动有趣。将其充分挖掘裁剪，不失为很好的文学场景。在小说《曾国藩》中的一些情节处理上，作者便对这样一些史料进行了阐发和改进，主要有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薛福成的《庸庵笔记》，张裕钊的《涟亭遗文》，黎庶昌的《拙尊园丛稿》，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欧阳兆熊的《水窗春呓》，胡林翼《胡文宗公遗集》，王定安的《求阙斋弟子记》，容闳的《西学东渐记》、徐宗亮《归庐谈往录》、章寿麟的《铜官感旧图自记》等。如小说中陈广敷游说曾国藩墨至出山之时，曾国藩关于司马铁嘴相面算命的疑虑的一段便出自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吾尝怪其相法当刑死，而竟侯相。亦以此心耿耿，可对君父也。”③作者将这一典故借用过来描述曾国藩对于出山练兵祸福未卜、踯躅不定的心理显然再合适不过了。曾国藩经常与幕僚聊天，上至国事军事，当前局势，下至修身治学，一时感慨。又如《野焚》中，曾国藩初见容闳时，问其“当日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处着手？”容闳答：“制造机器之机器。”问与答都呈现了浓厚的时代精神。④作为曾国藩高级幕僚的赵烈文有更多机会接近和观察曾国藩，他的《能静居日记》记载了其在曾身边二十多年曾的言行，如小说中两人关于国事的探讨，晚清朝廷的前景的忧虑，堂堂大清王朝如同百年贾府的比喻等等，这些资料对当时的历史发展局势和曾国藩的性格为人作了充分的补充和观照。另外，如《庸庵笔记》中录的肃顺推荐曾国藩总督两江，《归庐谈往录》中记载的左宗棠与樊燮之间的恩怨等等事件，这些都转化为文本中生动真实的画面。《曾国藩》中大到历史事件，小到人物言行，甚至这样一些历史的细枝末节都尽力“皆有所出”。与作者广博的文献阅读视野是分不开的。
二
唐浩明曾感慨，对于“曾氏这么一个性情性格常常相悖却又和谐统一的历史大人物，严谨的学术推论似乎难以将这种属于人性上的东西说深说透。非借用文学的手法不可”。“严谨的学术推论”在1980年代的语境中主要体现为二元对立的学术思维和一元论的历史观。即在“时间关系上的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思维”，“空间关系上的中国与西方的对立”⑤，而这两种二元对立思维在思想上表现为对西方文化的热烈拥抱和传统价值系统的冷漠与批判。1980年代中期，史学界关于曾国藩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研究的视角仍然以政治立场为主，很多学者以阶级分析法为主，研究的主要内容仍是关于其镇压太平军起义和洋务运动的功过是非的评论。认为其血腥镇压农民起义，固然是囿于其地主阶级代言人的立场，兴办洋务虽然是识时务之举，开中国近代化之滥觞，但其初衷是为了对付太平军，维护封建专制皇权和地主阶级的利益，因此“功过参半”。对于其身上承载的传统文化只是视为糟粕进行一味的“批判”，而极少“同情的了解”。
无疑这种线性的历史思维不足以表现“历史的本真状态”和曾国藩这么一个“悲剧色彩很重”的复杂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有人说政治家和思想家最能反映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历史人物的书写不能以其政治上功过是非简单的以一概之，还应该重视对其身后的文化意蕴和思想复杂性的发掘和审视。因此，作者的创作没有止步于历史人物政治事功的得与失上，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历史与文化的纵深之处，专注于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在末世士大夫身上演绎的沧桑体验和人生际遇。尝试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和心理学的分析手法来对封建末世时代士大夫的悲剧命运和悲剧性格作出深层解读。
曾国藩作为一个在晚清政坛中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他的性格矛盾不仅仅是个人的性情冲突，更多的是身上承载的儒家文化中“道”与“势”之间，道德人格与政治人格之间的挣扎与平衡。他“克己复礼,砥砺品行”，但有时也不免汲汲于个人功名和家族利禄；他的人生追求是效法“夔皋”，圣君贤臣，陶铸世风，而慈禧等满清统治者的腐败不堪、昏聩无能注定了其理想的失落悲剧的命运。他“不为圣贤，则为禽兽”，以其超乎寻常的“血性”融诚拙与机权，刚毅与怯弱，“侠动”与淡远这些对立质素于一身，成为“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但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个人努力绝改变不了历史发展清王朝覆亡的趋势。
作为一个拥有古典情怀的现实主义作家，唐浩明秉承传统的史传叙事模式，刘知几在《史通》中归纳了这种模式的四大特征“直纪其才行，惟书其事迹，因言语而可知，假赞论而自见。” 白寿彝评司马迁的《史记》是“寓论断于序事中”，唐浩明将这种“用晦”手法向前推进了一层，通过对比文献中思想和实践之间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对其性格和心态作了更深一步的分析和阐释。除了将历史事实和历史认知分别以对话、心理活动、内心独白，文献摘录、梦境等多种方式艺术性的穿插于文本之中。主要通过历史人物性格的矛盾冲突，内心的痛苦挣扎的激烈来体现作者的价值倾向和道德评判。
首先，作者将曾国藩身上承载的这些传统文化精神通过故事情节的建构和重大历史事件的描绘展现出来。
曾国藩命运的重大转折点是从镇压洪杨起义开始，小说从曾国藩回籍奔丧途中几近命丧太平军之手遇险的经历展开，太平军起义与以往农民运动不同，它不但直接向满族贵族代表的专制王权发出了挑战，儒家的伦理道德也面临着被扫荡的危机。因此，曾国藩的《讨粤匪檄》以卫道护教为旗帜，向全天下知识分子发出了号召，不论作为“王道”捍卫者的封建士大夫，还是“圣道”为信仰的普通知识分子，都有着义不容辞的走向战场的使命。曾国藩、罗泽南、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们纷纷募军练勇，在残酷的战争中建立赫赫事功。“性理君子”而“操杀人之业”。“乱世用重典”，杀林明光，魏奎、金松龄等人的背后秉承的是卫道护教，拯世救民的人生信念和“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精神力量。
如此满腔热忱，苦心孤诣，换来的却是朝廷的从未间断过的猜忌和防范。攻破金陵后，在慈禧连施三计下，曾国藩毅然决定自剪羽翼，裁撤湘军。尽管在统领湘军的十几年时间中，不断地有人或明或暗地鼓动劝说他推翻满清，“黄袍加身”。曾国藩却始终不为所动，究其缘由，是一个“有志于道”的士大夫对君臣人伦的坚定。对“势”的忠诚固守。
其次，作者以梦境，心理活动等方式从心理学的角度对曾国藩的复杂性格心态进行“衡情论理”的分析和阐释。历史人物不是简单的阶级符号，他是有血有肉的个体，因此，其行动实践除了文化人格，政治属性等因素驱动外，还有心理意识，行为模式，生活体验，个人无意识等更多深层次的东西。因此，应作具体分析和区别对待。
在《丑道人给曾国藩谈医道》一章里，根据咸丰六年曾国藩与咸丰帝来往的奏折和上谕内容，唐浩明用简练明达的话语对曾当时与咸丰帝要权争权，患得患失的心理作了精彩的解读。开始是“深知江西军务的难办，估计无人可以代替自己”，向咸丰帝假意推辞，表示自己是在“终制”与“夺情”的两难权衡中无奈的请求留籍守制。在咸丰帝挽留之后，“对付长毛，皇上到底还是知道缺他不可。”开诚布公大谈自己带兵的难处，乘机要督抚大权。最后接到皇上同意守制的上谕，他又陷入绝望之极，“冷得心里直打颤，隐隐觉得自己好比一个弃妇似的，孤零零，冷冰冰。” 凭心而论，曾国藩在这一时期的言行的确有失性理君子的风范，带兵身份尴尬以致办事艰难是实情，但以“守制”作为与君父谈判要权的筹码，于儒家道德之大节“忠”、“孝”两面都是说不过去的。
“回家守父丧以来，他不断地回忆这些年带兵打仗的往事，每一次回忆，都给他增加了一分痛苦。一年多里，他便一直在痛苦中度过。” “照这样下去，湘勇很有可能在一年半载中便打下江宁；自己建的军队，却让别人驱使着，摘下那颗盖世硕果。这个滋味，曾国藩无论如何不愿意去品尝。他几次想向皇上请缨，但终究不敢下笔。”对官场排挤的愤懑，对朝廷不公的委屈，对亲信部属的羡慕，对自己从九江战场匆匆逃离的失误决策的痛悔，羞于道德的矜持等种种情绪交织，其中郁结苦涩的复杂心情跃然纸上，溢于言表。
带兵前期的诸事不顺竟使这个一直恪守程朱理学的儒家信徒连连举止失措，在咸丰六年，听闻父丧的消息后，他几乎是迫不及待的逃离了江西战场。在守制期间又公然上折向咸丰皇帝索要抚院大权。这其中一方面是对咸丰猜忌的失落不满，另一方面则体现了这位士大夫内心深处功名政治人格对道德人格的胜利。
出于内心深处对这个如百年贾府般的满清王朝的腐朽腌臜失望之至，对它寿延几何疑虑之深，关于“黄袍加身”的建议，曾国藩不是没有考虑过。在《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这一章中，曾国藩独自对当前全国的军事布局，湘军的处境，满清对自己的提携之恩，尤其是对自己亲弟弟曾国荃的动机，于情于理于势各方面都作了精彩独到的分析，“失败了，固然理所当然地要遗臭万年，猪狗不如；就算成功了，过去自己所说的那些忠诚敬上之类的话，不都是欺天瞒地的谎言假话？那些告诫子弟的谆谆家教，不都会成为后世训子的反面教材吗？”于是，曾国藩选择继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苦心维持局面，恪守人臣之道。
作者通过文学灵活的表现手法深入挖掘出历史人物身上传承的传统文化人格的矛盾与冲突，以及曾国藩本身的复杂性格心态，写出“灵魂的深”，竭力呈现出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偶然性以及多元力量之间的冲突和相互作用。深化和拓展了同时期的曾国藩思想研究。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前期，史学界才开始大规模深入探讨曾国藩的思想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这固然由于当时思想界“国学热”兴起，但与小说《曾国藩》关于儒家文化人格的深刻阐释似乎不无关系。当前，随着交叉学科的兴盛，学术研究已不拘囿于本学科的研究方法，历史研究引进了心理学，统计学，经济学甚至包括美学等方法与视角。思想史、心态史研究日益兴盛。历史人物的心路历程复杂心态被视为历史的一部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研究与历史文学创作在《曾国藩》中呈现的是一种互文性的关系。
三
相较于历史研究成果的撰述，一方面，生动细腻的文学表达更能让人体验和感受历史的氛围和精神，走进文本中历史人物的内心，与其处于同一境界，思之所思，想之所想。另一方面，文学创作还具备一些历史研究力不能逮的功能，如在历史研究对科学性与学理性的要求更高决定了其阐释空间的局限性。而文学创作的灵活性却可以弥补这一点。实现史与诗，深邃与灵动的结合。
首先，是历史画面的重置，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空间和时间都是有限的，很多历史画面，如历史人物说话时的具体场景、情形，话语等都留下空白处等待历史文学家去填写，而发挥文学艺术的想象和历史逻辑的推理来重现这些画面有助于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给人以真切感。如《李鸿章一个小点子，把恩师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一章中，曾国藩面临上谕命鲍超带人马进京交胜宝统带的焦虑。《归庐谈往录》中记载了李鸿章为曾国藩解围一事“按兵请旨，且无稍动”。⑥短短八个字，唐浩明在文本中用近一章的篇幅描述了师生间的这一次问计，曾国藩从李鸿章进门时的“锋芒毕露”、“不知忌讳”的语气感到“不悦”，随着谈话的深入，李鸿章话语的“一针见血”，“老师不自觉的放下了架子” 最后，学生提出的两全其美的办法后，老师又情不自禁的发出“机灵鬼”的赞叹。将老师的迫切心情与学生自信从容的神貌刻画得淋漓尽致。
其次，历史精神的延伸。有时历史发展的动因往往出乎于历史人物的主体意识之外，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发生作用的时候往往也不为历史人物自身所意识到。待到察觉时，它却已成历史的趋势。如何将这些隐蔽的历史动因和人物的深层意识的这种二律背反关系艺术性的呈现出来，非常考验作家的功力。在《曾国藩》中，唐浩明往往通过梦境的方式表达。如在《一个苦甜参半的怪梦》一章中，作者借吴南屏之口道出了湘军在历史进程中的客观作用：“湘军不但不是功臣，它正是挖大清江山基脚的罪魁！”，历史借湘军在太平军和清王朝两个封建政权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同时也借其加速了满清的衰亡。曾国藩创建的湘军是以坚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为初衷，但最后却不自觉的充当了摧毁王朝的历史中介，事与愿违。湘军如此，曾国藩、张之洞等人兴办的洋务运动也概莫能外，因维护传统而始，不意却以摧毁传统而终，这种未曾预见到的悲哀更增添了其悲剧命运的色彩。
再次，历史意识的拓展。有的时候，作者需要在文本中展示后人对历史人物的价值评判，但拘于叙事逻辑的局限不能直接书写，也会采用文学的表现手法对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进行重构。如《曾国藩》中康福、陈广敷的人物形象塑造。康福的原型章寿麟，字价人，长沙人。长年在曾国藩幕府供职。小说中曾国藩靖港大败，跳江自杀的情节即出自其所著的《铜官感旧图自记》，当时人赞其勇救幕主的行为“援一人而援天下。”虽然他救了曾的性命，但却由始自终都没有承接到曾国藩的点滴恩惠，一直在曾的幕府中默默无名，其事不详。直到曾死后，章寿麟怅然回籍，回乡的途中，路过靖港的对岸铜官，感慨之心油然而生，画了这一副《铜官感旧图》。对于这一段旧事，湘军人物见解不一。他们相继在画上题字留墨，左宗棠是“抚而毁”，李元度题“愤而怨”，王闿运书“谑而慢”。这个事件对了解评价曾国藩其人意味深长，是不以私而废公？还是薄情寡义？利用史料中其事不详的情况，作者在文本中重构了康福的人物形象，将其置于曾的贴身幕僚的位置，与曾朝夕相处，对其言行进行近距离的观照。但就是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家奴似的人物，最后弃曾而去。走的时候心态复杂。作者借康福出走的书写表明了后人对曾的价值评判，既有对其现实冷漠，残忍自私的批判的一面。又借“人生如棋”表达对其同情理解的一面。
关于陈广敷的原型，欧阳兆熊的《水窗春呓》记载了这么一段史实，曾国藩在家守制期间，“文正亦内疚于心，得不寐之疾。曹镜初诊之，言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盖欲以黄老讽之也。”⑦曾氏在日记中也记载了与曹镜初的交往。“同治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夜与曹镜初、许仙屏等久谈。二更后略清理零事”。可见陈广敷的原型是当时的湖南名医曹镜初，这么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道家人物形象的塑造，作者用意为何？陈广敷三次在曾氏的人生重大关头现身，为其指点迷津。我想除了对曾氏的人生实践给予观照外，更重要的是作者试图展现历史人物的人生道路选择对于历史发展可能性的变化。即对于历史发展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分析。历史人物的个体实践和自主选择存在着偶然因素，曾氏的每一次人生关头的不同选择都意味着历史发展的另一种可能。虽然封建专制的覆亡的历史整体趋势不可能改变。但历史短时间内发展的情形却有可能发生变化。太平军起义失败有其必然性，但是失败的时间、失败的形式却可能因为清廷任命的带兵将领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实际上，也就是说曾国藩的守制与出山尤其是裁撤湘军的不同决定有可能改写晚清发展的历史。在曾国藩临终前与陈的会面中，陈广敷对曾拒绝“黄袍加身”“改朝换代”始终是抱憾于心的，并借其言说出了后人对曾的评价“囿于忠于一家一姓之小节，遗忘了拯救国家百姓之大义。”的确，不止当时人对曾国藩有过这种期待，后世的很多人包括历史研究者都曾设想过这样一种历史的可能，如果曾氏取清廷而代之，是否能减轻或者避免晚清末年中国遭遇列强瓜分的惨剧，是否有可能加快中国近代化的进程等等。当然，这些都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之上，历史的魅力在于历史中的人只能作出一种选择，但却留下了无尽的可能有待人们去尽情想象与发挥。历史的种种偶然性在人的历史长河中，只是瞬间的一刹那，对于历史进程也许不会产生方向性的改变；但于历史中的人，却意味着一生的徬徨与拼搏，个人的生命价值在这百转千回中得以砥砺和完整。它们的存在恰恰为当前的历史文学创作提供了诠释和体验的空间。
当前，随着各学科的发展，对历史研究和历史文学创作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才能将历史编撰研究的成果转化为历史文学，使历史得到审美化的体现，展示文史交融的画面。历史文学创作如何在笔下的历史图像，人物和事件描绘中竭力呈现时代变迁中的精神流动和人物思想的深层次动因。即如何在互通和相互借鉴中实现审美价值与学术价值的兼而得之，有待更深层次的探索。好在唐浩明的《曾国藩》有感于历史研究的启示，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丰盈了历史研究的创作经历为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其经验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和借鉴。
注释
①戴逸：《在〈李鸿章全集〉编委会首次会议上的讲话》，《安徽史学》1993年第3期。
②唐浩明：《〈曾国藩〉创作琐谈》，《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
③[清]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1997年版。
④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页。
⑤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
⑥徐宗亮：《归庐谈往录》，文海出版社1982年版，第20页。
⑦[清]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中华书局1984年版。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一
当前，越来越多的历史文学创作者开始倾心于忠实历史、还原历史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白门柳》作者刘斯奋主张“历史小说就是尽可能忠实地去再现历史,始终遵循严格的考证”。唐浩明在谈及其创作经验时说：“我不主张以轻薄、游戏的态度对待历史，更不喜欢戏说历史。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历史小说家，无论他们如何表述历史和表述的方式如何不同，都应该言必有据，史实扎实”。可见，竭力探寻历史的真相，“求真”是历史研究和历史文学创作共通的价值取向，也是两者间实现互通与借鉴的基础。
鲁迅说“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言必有据”的前提是对浩瀚的历史文献的采撷和考证。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资料堆满十九间房，最后的定稿就是在这十九间房的文稿中裁剪整理，去芜存菁中完成的。大量的第一手的历史文献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印证补充，还原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本真面目，而且这种考证和梳理的过程，也能使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置身于类似的历史氛围，处在同一思想的境界进行思考。在编辑《曾国藩全集》时，唐浩明除了与其他文史专家一起对湖南省图书馆所藏的曾国藩原始文献进行检索，并对馆外发表和未发表的曾氏文字进行了“竭尽全力的广予搜求”外，还“一面大量阅读相关史乘，无论是前人著的野史正史笔记年谱日记，还是今人写的学术专著单篇文章都找来阅读。”白天上班编书，晚上回家创作小说，六年如一日。这种“沉潜”的历史研究体验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扎实完备的史料积累和深邃的历史意识。
首先是对曾国藩的个人文字档案的体验与认知。作者和湘潭大学的学者整理编辑的《曾国藩文集》分列日记、家书、书信、批牍、奏稿、文集、诗词七大类，1500万余字，多达30卷。基本上收录了曾国藩的所有著述和文献，是现今研究曾国藩最完整和最系统的基本史料。这项整理和编纂资料的工作对于曾国藩以及近代史研究意义重大,因为“一个研究学科的突破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新资料的发现和公布。”①范文澜早在1940年代末期写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中对曾国藩作的“刽子手”、“卖国贼”的评价为往后三十年的曾国藩研究定下了基调。直到1980年代初，史学界仍然围绕着这几个定论踯躅不前。对曾的定位停留在其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镇压农民起义的反动立场上。到了1980年代后期，随着实事求是作风的恢复和发扬以及文集的整理、出版，关于学术界曾国藩的讨论研究开始活跃。一些学者开始对以往曾国藩的全盘否定的评价尤其是针对“卖国贼”说、“汉奸”说提出了质疑，主张结合曾国藩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当时的客观情况来考察历史人物。作者和一同整理文集的其它学者一起在大量接触第一手原始资料后，也陆续发表文章为曾国藩正名，1987年，作者以邓云生的原名在《求索》上发表《曾国藩非卖国贼辩》，认为汉奸“一是指出卖汉族利益的人，二是指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人”。从曾国藩的阶级立场和曾氏文档中留下的思想言论来分析，认为曾国藩对处理天津教案的态度受诸多因素的制约, 并非存心出卖国家权利, 与历史上的卖国贼不能等同。随后，作者还相继发表了数十万字的学术论文，对曾氏的文学思想，美学思想进行了阐释和分析。富厚堂留下的历史文献几乎囊括了曾国藩的人生实践和心路历程，将20世纪后期的作者带入了19世纪晚清士大夫的真实的心灵世界。作者真切、直观的感受到这个“中兴名臣”煌煌事功下深藏的却是一颗如履薄冰、百结忧悒的内心。由此，作者在对文献的体验、认知、探讨中实现对历史人物的重估：“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充满了深刻悲剧内涵的人物。……他的悲剧表现在他自己的理想与他所处的时代矛盾上。他生在一个千疮百孔、行将就木的封建王朝，时代的潮流是要将这个王朝彻底摧毁，而他却幻想在这片残破的河山上重建周公孔孟之业，这难道还不可悲吗？他的信仰又是那样坚定，为之付出的心血又是那样的多，因而他的悲剧色彩也就愈加显得浓重。”②
其次，历史文献并不都是平淡枯燥的，有些历史文献中尤其是历史人物的日记文集也描叙了很多历史的细节，这些细节不但蕴藏了特定时代心理和历史人物的思想，言之有味。而且本身也很生动有趣。将其充分挖掘裁剪，不失为很好的文学场景。在小说《曾国藩》中的一些情节处理上，作者便对这样一些史料进行了阐发和改进，主要有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薛福成的《庸庵笔记》，张裕钊的《涟亭遗文》，黎庶昌的《拙尊园丛稿》，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欧阳兆熊的《水窗春呓》，胡林翼《胡文宗公遗集》，王定安的《求阙斋弟子记》，容闳的《西学东渐记》、徐宗亮《归庐谈往录》、章寿麟的《铜官感旧图自记》等。如小说中陈广敷游说曾国藩墨至出山之时，曾国藩关于司马铁嘴相面算命的疑虑的一段便出自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吾尝怪其相法当刑死，而竟侯相。亦以此心耿耿，可对君父也。”③作者将这一典故借用过来描述曾国藩对于出山练兵祸福未卜、踯躅不定的心理显然再合适不过了。曾国藩经常与幕僚聊天，上至国事军事，当前局势，下至修身治学，一时感慨。又如《野焚》中，曾国藩初见容闳时，问其“当日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处着手？”容闳答：“制造机器之机器。”问与答都呈现了浓厚的时代精神。④作为曾国藩高级幕僚的赵烈文有更多机会接近和观察曾国藩，他的《能静居日记》记载了其在曾身边二十多年曾的言行，如小说中两人关于国事的探讨，晚清朝廷的前景的忧虑，堂堂大清王朝如同百年贾府的比喻等等，这些资料对当时的历史发展局势和曾国藩的性格为人作了充分的补充和观照。另外，如《庸庵笔记》中录的肃顺推荐曾国藩总督两江，《归庐谈往录》中记载的左宗棠与樊燮之间的恩怨等等事件，这些都转化为文本中生动真实的画面。《曾国藩》中大到历史事件，小到人物言行，甚至这样一些历史的细枝末节都尽力“皆有所出”。与作者广博的文献阅读视野是分不开的。
二
唐浩明曾感慨，对于“曾氏这么一个性情性格常常相悖却又和谐统一的历史大人物，严谨的学术推论似乎难以将这种属于人性上的东西说深说透。非借用文学的手法不可”。“严谨的学术推论”在1980年代的语境中主要体现为二元对立的学术思维和一元论的历史观。即在“时间关系上的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思维”，“空间关系上的中国与西方的对立”⑤，而这两种二元对立思维在思想上表现为对西方文化的热烈拥抱和传统价值系统的冷漠与批判。1980年代中期，史学界关于曾国藩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研究的视角仍然以政治立场为主，很多学者以阶级分析法为主，研究的主要内容仍是关于其镇压太平军起义和洋务运动的功过是非的评论。认为其血腥镇压农民起义，固然是囿于其地主阶级代言人的立场，兴办洋务虽然是识时务之举，开中国近代化之滥觞，但其初衷是为了对付太平军，维护封建专制皇权和地主阶级的利益，因此“功过参半”。对于其身上承载的传统文化只是视为糟粕进行一味的“批判”，而极少“同情的了解”。
无疑这种线性的历史思维不足以表现“历史的本真状态”和曾国藩这么一个“悲剧色彩很重”的复杂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有人说政治家和思想家最能反映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历史人物的书写不能以其政治上功过是非简单的以一概之，还应该重视对其身后的文化意蕴和思想复杂性的发掘和审视。因此，作者的创作没有止步于历史人物政治事功的得与失上，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历史与文化的纵深之处，专注于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在末世士大夫身上演绎的沧桑体验和人生际遇。尝试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和心理学的分析手法来对封建末世时代士大夫的悲剧命运和悲剧性格作出深层解读。
曾国藩作为一个在晚清政坛中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他的性格矛盾不仅仅是个人的性情冲突，更多的是身上承载的儒家文化中“道”与“势”之间，道德人格与政治人格之间的挣扎与平衡。他“克己复礼,砥砺品行”，但有时也不免汲汲于个人功名和家族利禄；他的人生追求是效法“夔皋”，圣君贤臣，陶铸世风，而慈禧等满清统治者的腐败不堪、昏聩无能注定了其理想的失落悲剧的命运。他“不为圣贤，则为禽兽”，以其超乎寻常的“血性”融诚拙与机权，刚毅与怯弱，“侠动”与淡远这些对立质素于一身，成为“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但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个人努力绝改变不了历史发展清王朝覆亡的趋势。
作为一个拥有古典情怀的现实主义作家，唐浩明秉承传统的史传叙事模式，刘知几在《史通》中归纳了这种模式的四大特征“直纪其才行，惟书其事迹，因言语而可知，假赞论而自见。” 白寿彝评司马迁的《史记》是“寓论断于序事中”，唐浩明将这种“用晦”手法向前推进了一层，通过对比文献中思想和实践之间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对其性格和心态作了更深一步的分析和阐释。除了将历史事实和历史认知分别以对话、心理活动、内心独白，文献摘录、梦境等多种方式艺术性的穿插于文本之中。主要通过历史人物性格的矛盾冲突，内心的痛苦挣扎的激烈来体现作者的价值倾向和道德评判。
首先，作者将曾国藩身上承载的这些传统文化精神通过故事情节的建构和重大历史事件的描绘展现出来。
曾国藩命运的重大转折点是从镇压洪杨起义开始，小说从曾国藩回籍奔丧途中几近命丧太平军之手遇险的经历展开，太平军起义与以往农民运动不同，它不但直接向满族贵族代表的专制王权发出了挑战，儒家的伦理道德也面临着被扫荡的危机。因此，曾国藩的《讨粤匪檄》以卫道护教为旗帜，向全天下知识分子发出了号召，不论作为“王道”捍卫者的封建士大夫，还是“圣道”为信仰的普通知识分子，都有着义不容辞的走向战场的使命。曾国藩、罗泽南、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们纷纷募军练勇，在残酷的战争中建立赫赫事功。“性理君子”而“操杀人之业”。“乱世用重典”，杀林明光，魏奎、金松龄等人的背后秉承的是卫道护教，拯世救民的人生信念和“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精神力量。
如此满腔热忱，苦心孤诣，换来的却是朝廷的从未间断过的猜忌和防范。攻破金陵后，在慈禧连施三计下，曾国藩毅然决定自剪羽翼，裁撤湘军。尽管在统领湘军的十几年时间中，不断地有人或明或暗地鼓动劝说他推翻满清，“黄袍加身”。曾国藩却始终不为所动，究其缘由，是一个“有志于道”的士大夫对君臣人伦的坚定。对“势”的忠诚固守。
其次，作者以梦境，心理活动等方式从心理学的角度对曾国藩的复杂性格心态进行“衡情论理”的分析和阐释。历史人物不是简单的阶级符号，他是有血有肉的个体，因此，其行动实践除了文化人格，政治属性等因素驱动外，还有心理意识，行为模式，生活体验，个人无意识等更多深层次的东西。因此，应作具体分析和区别对待。
在《丑道人给曾国藩谈医道》一章里，根据咸丰六年曾国藩与咸丰帝来往的奏折和上谕内容，唐浩明用简练明达的话语对曾当时与咸丰帝要权争权，患得患失的心理作了精彩的解读。开始是“深知江西军务的难办，估计无人可以代替自己”，向咸丰帝假意推辞，表示自己是在“终制”与“夺情”的两难权衡中无奈的请求留籍守制。在咸丰帝挽留之后，“对付长毛，皇上到底还是知道缺他不可。”开诚布公大谈自己带兵的难处，乘机要督抚大权。最后接到皇上同意守制的上谕，他又陷入绝望之极，“冷得心里直打颤，隐隐觉得自己好比一个弃妇似的，孤零零，冷冰冰。” 凭心而论，曾国藩在这一时期的言行的确有失性理君子的风范，带兵身份尴尬以致办事艰难是实情，但以“守制”作为与君父谈判要权的筹码，于儒家道德之大节“忠”、“孝”两面都是说不过去的。
“回家守父丧以来，他不断地回忆这些年带兵打仗的往事，每一次回忆，都给他增加了一分痛苦。一年多里，他便一直在痛苦中度过。” “照这样下去，湘勇很有可能在一年半载中便打下江宁；自己建的军队，却让别人驱使着，摘下那颗盖世硕果。这个滋味，曾国藩无论如何不愿意去品尝。他几次想向皇上请缨，但终究不敢下笔。”对官场排挤的愤懑，对朝廷不公的委屈，对亲信部属的羡慕，对自己从九江战场匆匆逃离的失误决策的痛悔，羞于道德的矜持等种种情绪交织，其中郁结苦涩的复杂心情跃然纸上，溢于言表。
带兵前期的诸事不顺竟使这个一直恪守程朱理学的儒家信徒连连举止失措，在咸丰六年，听闻父丧的消息后，他几乎是迫不及待的逃离了江西战场。在守制期间又公然上折向咸丰皇帝索要抚院大权。这其中一方面是对咸丰猜忌的失落不满，另一方面则体现了这位士大夫内心深处功名政治人格对道德人格的胜利。
出于内心深处对这个如百年贾府般的满清王朝的腐朽腌臜失望之至，对它寿延几何疑虑之深，关于“黄袍加身”的建议，曾国藩不是没有考虑过。在《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这一章中，曾国藩独自对当前全国的军事布局，湘军的处境，满清对自己的提携之恩，尤其是对自己亲弟弟曾国荃的动机，于情于理于势各方面都作了精彩独到的分析，“失败了，固然理所当然地要遗臭万年，猪狗不如；就算成功了，过去自己所说的那些忠诚敬上之类的话，不都是欺天瞒地的谎言假话？那些告诫子弟的谆谆家教，不都会成为后世训子的反面教材吗？”于是，曾国藩选择继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苦心维持局面，恪守人臣之道。
作者通过文学灵活的表现手法深入挖掘出历史人物身上传承的传统文化人格的矛盾与冲突，以及曾国藩本身的复杂性格心态，写出“灵魂的深”，竭力呈现出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偶然性以及多元力量之间的冲突和相互作用。深化和拓展了同时期的曾国藩思想研究。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前期，史学界才开始大规模深入探讨曾国藩的思想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这固然由于当时思想界“国学热”兴起，但与小说《曾国藩》关于儒家文化人格的深刻阐释似乎不无关系。当前，随着交叉学科的兴盛，学术研究已不拘囿于本学科的研究方法，历史研究引进了心理学，统计学，经济学甚至包括美学等方法与视角。思想史、心态史研究日益兴盛。历史人物的心路历程复杂心态被视为历史的一部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研究与历史文学创作在《曾国藩》中呈现的是一种互文性的关系。
三
相较于历史研究成果的撰述，一方面，生动细腻的文学表达更能让人体验和感受历史的氛围和精神，走进文本中历史人物的内心，与其处于同一境界，思之所思，想之所想。另一方面，文学创作还具备一些历史研究力不能逮的功能，如在历史研究对科学性与学理性的要求更高决定了其阐释空间的局限性。而文学创作的灵活性却可以弥补这一点。实现史与诗，深邃与灵动的结合。
首先，是历史画面的重置，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空间和时间都是有限的，很多历史画面，如历史人物说话时的具体场景、情形，话语等都留下空白处等待历史文学家去填写，而发挥文学艺术的想象和历史逻辑的推理来重现这些画面有助于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给人以真切感。如《李鸿章一个小点子，把恩师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一章中，曾国藩面临上谕命鲍超带人马进京交胜宝统带的焦虑。《归庐谈往录》中记载了李鸿章为曾国藩解围一事“按兵请旨，且无稍动”。⑥短短八个字，唐浩明在文本中用近一章的篇幅描述了师生间的这一次问计，曾国藩从李鸿章进门时的“锋芒毕露”、“不知忌讳”的语气感到“不悦”，随着谈话的深入，李鸿章话语的“一针见血”，“老师不自觉的放下了架子” 最后，学生提出的两全其美的办法后，老师又情不自禁的发出“机灵鬼”的赞叹。将老师的迫切心情与学生自信从容的神貌刻画得淋漓尽致。
其次，历史精神的延伸。有时历史发展的动因往往出乎于历史人物的主体意识之外，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发生作用的时候往往也不为历史人物自身所意识到。待到察觉时，它却已成历史的趋势。如何将这些隐蔽的历史动因和人物的深层意识的这种二律背反关系艺术性的呈现出来，非常考验作家的功力。在《曾国藩》中，唐浩明往往通过梦境的方式表达。如在《一个苦甜参半的怪梦》一章中，作者借吴南屏之口道出了湘军在历史进程中的客观作用：“湘军不但不是功臣，它正是挖大清江山基脚的罪魁！”，历史借湘军在太平军和清王朝两个封建政权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同时也借其加速了满清的衰亡。曾国藩创建的湘军是以坚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为初衷，但最后却不自觉的充当了摧毁王朝的历史中介，事与愿违。湘军如此，曾国藩、张之洞等人兴办的洋务运动也概莫能外，因维护传统而始，不意却以摧毁传统而终，这种未曾预见到的悲哀更增添了其悲剧命运的色彩。
再次，历史意识的拓展。有的时候，作者需要在文本中展示后人对历史人物的价值评判，但拘于叙事逻辑的局限不能直接书写，也会采用文学的表现手法对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进行重构。如《曾国藩》中康福、陈广敷的人物形象塑造。康福的原型章寿麟，字价人，长沙人。长年在曾国藩幕府供职。小说中曾国藩靖港大败，跳江自杀的情节即出自其所著的《铜官感旧图自记》，当时人赞其勇救幕主的行为“援一人而援天下。”虽然他救了曾的性命，但却由始自终都没有承接到曾国藩的点滴恩惠，一直在曾的幕府中默默无名，其事不详。直到曾死后，章寿麟怅然回籍，回乡的途中，路过靖港的对岸铜官，感慨之心油然而生，画了这一副《铜官感旧图》。对于这一段旧事，湘军人物见解不一。他们相继在画上题字留墨，左宗棠是“抚而毁”，李元度题“愤而怨”，王闿运书“谑而慢”。这个事件对了解评价曾国藩其人意味深长，是不以私而废公？还是薄情寡义？利用史料中其事不详的情况，作者在文本中重构了康福的人物形象，将其置于曾的贴身幕僚的位置，与曾朝夕相处，对其言行进行近距离的观照。但就是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家奴似的人物，最后弃曾而去。走的时候心态复杂。作者借康福出走的书写表明了后人对曾的价值评判，既有对其现实冷漠，残忍自私的批判的一面。又借“人生如棋”表达对其同情理解的一面。
关于陈广敷的原型，欧阳兆熊的《水窗春呓》记载了这么一段史实，曾国藩在家守制期间，“文正亦内疚于心，得不寐之疾。曹镜初诊之，言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盖欲以黄老讽之也。”⑦曾氏在日记中也记载了与曹镜初的交往。“同治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夜与曹镜初、许仙屏等久谈。二更后略清理零事”。可见陈广敷的原型是当时的湖南名医曹镜初，这么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道家人物形象的塑造，作者用意为何？陈广敷三次在曾氏的人生重大关头现身，为其指点迷津。我想除了对曾氏的人生实践给予观照外，更重要的是作者试图展现历史人物的人生道路选择对于历史发展可能性的变化。即对于历史发展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分析。历史人物的个体实践和自主选择存在着偶然因素，曾氏的每一次人生关头的不同选择都意味着历史发展的另一种可能。虽然封建专制的覆亡的历史整体趋势不可能改变。但历史短时间内发展的情形却有可能发生变化。太平军起义失败有其必然性，但是失败的时间、失败的形式却可能因为清廷任命的带兵将领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实际上，也就是说曾国藩的守制与出山尤其是裁撤湘军的不同决定有可能改写晚清发展的历史。在曾国藩临终前与陈的会面中，陈广敷对曾拒绝“黄袍加身”“改朝换代”始终是抱憾于心的，并借其言说出了后人对曾的评价“囿于忠于一家一姓之小节，遗忘了拯救国家百姓之大义。”的确，不止当时人对曾国藩有过这种期待，后世的很多人包括历史研究者都曾设想过这样一种历史的可能，如果曾氏取清廷而代之，是否能减轻或者避免晚清末年中国遭遇列强瓜分的惨剧，是否有可能加快中国近代化的进程等等。当然，这些都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之上，历史的魅力在于历史中的人只能作出一种选择，但却留下了无尽的可能有待人们去尽情想象与发挥。历史的种种偶然性在人的历史长河中，只是瞬间的一刹那，对于历史进程也许不会产生方向性的改变；但于历史中的人，却意味着一生的徬徨与拼搏，个人的生命价值在这百转千回中得以砥砺和完整。它们的存在恰恰为当前的历史文学创作提供了诠释和体验的空间。
当前，随着各学科的发展，对历史研究和历史文学创作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才能将历史编撰研究的成果转化为历史文学，使历史得到审美化的体现，展示文史交融的画面。历史文学创作如何在笔下的历史图像，人物和事件描绘中竭力呈现时代变迁中的精神流动和人物思想的深层次动因。即如何在互通和相互借鉴中实现审美价值与学术价值的兼而得之，有待更深层次的探索。好在唐浩明的《曾国藩》有感于历史研究的启示，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丰盈了历史研究的创作经历为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其经验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和借鉴。
注释
①戴逸：《在〈李鸿章全集〉编委会首次会议上的讲话》，《安徽史学》1993年第3期。
②唐浩明：《〈曾国藩〉创作琐谈》，《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
③[清]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1997年版。
④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页。
⑤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
⑥徐宗亮：《归庐谈往录》，文海出版社1982年版，第20页。
⑦[清]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中华书局1984年版。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