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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炜的写作脉络来看，《家族》和《人的杂志》显然是与他此前的小说如《古船》、《柏慧》等有一脉相承之处。但这种延续并非沿袭，而是更见出作者鲜明的意识和充满焦虑的内心。先以《家族》为例，这部小说一版再版，并有过多次的修改。作者对其之倾心可见一斑，其置于“你在高原”系列之首并非随意，而毋宁说有某种内在的关联。这部小说虽然是在描写家族的历史，但在小说的叙述始终却没有出现具体的历史时间坐标，有的只是空间上的变换延伸。诚然，作为对家族史的叙述，时间的脉络无论如何都是至关重要而不可或缺的一环，否则家族的历史就无从建立；作为小说的《家族》之略去具体的历史时间，如果不是作者的有意为之，也至少是作者的倏忽。但倏忽是不可能的，因为小说作者所触及或追溯的家族前史显然离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并不遥远，而且可以说与我们是息息相关地纠缠在一起，这从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即可看出。从这个角度看，显然是作者在写作中故意略去时间的维度。
对这种省略和空白，无疑可以读出很多东西。对小说的叙述来说，“我”的家族前史毋宁说是一部痛史，小说的写作其实是一首唱给家族的挽歌。这一家族（其实是两个家族）在先祖手中曾经有过无数传奇的故事和辉煌的过去，但在近现代以来尤其是今天却无可挽回地衰弱了，这种衰弱诚然也有某种个人的原因，但更多地是与历史的不堪联系在一起。“我”的家族兴衰并非与历史无关，实则是纠缠不清，正所谓欲说还休欲说还休！但真的是欲说还休吗？如果那样，我们也就见不到这洋洋洒洒的几十万字的“宏大”讲述了。显然，作者是另有所“图”，是有某种宏大的思想包含其中。
在小说叙述的主部，家族的故事主要在“我”的父辈和“我”之间穿插展开。与“我”在现实中不可避免地遭受挫败相似的是，“我”的父辈的故事也有一个挫败的过程。但对“我”来说，挫败似乎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因此其越往后就越接近挫败，而对“我”的父辈而言，这种挫败却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命定的，而毋宁说是自我选择的结果。如果说的“我”失败是一种历史宿命和必然的话（东部大开发的历史进程使我无处逃遁），那么“我”的父辈的失败就带有某种阴差阳错的反讽在内。“我”的父亲以及外祖父因为投身或倾向革命，到头来却意外地得到不伦的悲剧。革命成功了，“我”的家族却莫名其妙地失败了。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困惑。此外，小说中还有一段历史叙述不容忽略，那就是陶明教授的悲惨经历。如果说“我”的父辈的故事是家族的前史，“我”的故事对应着家族的当下史的话，那么陶明教授的惨痛史则是连接这两个时间段的过渡时段。这三个时段连接起来，在时间的跨度上恰好就相当于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了。但诡异的是，这三段故事却出奇地表现为悲剧的形式。这是否是叙述的偶然？显然不是。因为这三段悲痛的故事，并非仅仅个人或家族的经历，而是与中国的革命史（包括后革命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之间无疑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
但问题是，虽然这段历史与中国革命有着互相纠缠的关系，但在小说叙述的始终却几乎很少出现“革命”的字眼，更无从以往同类小说中常见的革命的意识形态表述、宣传和动员了。实实在在的革命进程与革命意识形态的缺席，这看似矛盾而令人费解，其实正是这矛盾中隐含着某种深意。小说显然是在写家族史，而这种家族史又与历史纠缠在一起，从这个角度看，小说叙述家族史其实就是叙述历史。而对近现代中国史而言，对革命的叙述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与1950到1970年代的革命叙述相比，《家族》中革命叙述的伟大起源和合法性始终语焉不详，革命失去了以往神圣的光芒和道德上的至善诉求，在这里仅成为以“民众”的名义进行的政治动员。其中难免混杂着个人（如殷弓和飞脚）隐秘的欲望、恩怨和利益纠葛。但问题是，“我”的父亲宁珂和外祖父曲予却看不到这点，因此，当他们真正走向“民众”并为具体的人性之光辉感动不已时，他们的失败就已经注定不可避免。相反，“我”父亲的叔伯爷爷宁周义看得十分清楚，用他的话说就是“缺少根基”。但他也明白自己所参加的政党（国民党）的腐败和毫无希望，他不想卷入革命历史的洪流，但历史终于还是过些而下使他不能幸免。表面看来，“我”的父亲、外祖父和“我”父亲的叔伯爷爷，他们之间所从事的是完全不同的事业，但其实他们之间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那就是对善和道德的追求，以及对人性的肯定；他们都对“民众”有真正的感情和义务，但“民众”从来就只是政治动员的工具，因此往往为实际的历史和某些人所玷污，因此，他们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失败。传统革命叙述（1950到1970年代乃至今天的部分革命历史叙述）中革命所承诺的伟大解放和进步，以及进步所展现出的线性时间观，在这里统统失去了它的合法性，历史表现出奇怪的轮回的特性。他们为了“民众”付出了生命，奔波了数十年但最终仍旧是回到了原点，“民众”还是以前的“民众”，改变了的只是以“民众”的名义进行的历史动员。这样也就能理解小说之有意略去时间进程的原因所在了。时间既然不能给人以安全和承诺，其流逝就仅仅是一种历史的轮回之表征，具体的时间标记之有无自然也就无关紧要了。
既然历史是一种颓败的轮回，写作注定了就是一种困兽犹斗，是一种绝境中的向死而生。可能是张炜的写作中预设了这样一种历史颓败的轮回观，这使得他的小说叙述不可避免地陷入不能自拔的困境：历史既然颓败而向下轮回，任何前进和向上似乎都已注定要失败。这一困境最明显地表现为推动小说故事进程和人物行止的潜在动机上的暧昧不明。这尤其表现在其小说中的正面人物身上，这些人大都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某种距离，他们整天忙忙碌碌，上下奔波，但对到底要干些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去做等等这些问题却没有清醒的意识。他们只感到有某种冥冥之中的力量在牵引着他们，推动他们前进，但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他们却无从知晓。这在《家族》、《人的杂志》乃至《柏慧》、《古船》、《你在高原》等小说中都有呈现。“民众”虽然始终是“我”的父亲、外祖父以及父亲的叔伯爷爷所孜孜以求的追求目标，但对到底“民众是谁”“谁代表民众”等等这些问题却不甚了了，就像小说叙述现时中的“我”被“‘我们’是指哪一些人？我代表了谁？谁又需要我去代表？”等等这些问题困扰着一样（《家族》）。同样，在《人的杂志》中，“我”和“我”的一帮朋友虽然始终在为办一份属于自己的杂志而奔走呼号，但对为什么要这么做却始终说不出个所以然。他们跟随“我”的脚步纷纷来到葡萄园，但对为什么要放弃城市的安逸生活而来到这半岛边地，也同样是缺少内在的动机（《人的杂志》）。
而若从主体建构的角度来看，这显然是一种分裂的主体景观：作为个人主体之“我”的无所适从。“我”努力从阶级或民族集体的“大我”中挣脱出来的同时，又陷入了对家族（或种族）历史或超越家族之上的某种普遍性的追寻中。但问题是家族或普遍性的历史同样都是非个人的历史，而毋宁说是另一种集体历史的表征。既然历史的颓败不可避免，追溯家族历史的意义又何以呈现？进而言之，追求某种具有超越现实价值的行为是否仍有价值和意义？显然，这些都是作为主体之“我”所不能解决的，这也正是“我”对身处何时何地之困惑的表征。同样，这种困惑也体现在小说的叙述者身上。《人的杂志》伊始，叙述者就反复提及“中年的功课”问题。中年相对于青年来说，显然多了一种思考和积淀，但也同时多了一份冷漠和“荒芜”，而正是这种冷漠使得本就困惑的人生更多了一重迷惘；所以叙述者“我”才会不断地提醒要警惕那种中年心态。世界既然注定了颓败向下，即使保持青年心态又能如何？个人的位置何在？可见，这种提醒其实是从另一个角度强化了诸如“‘我们’是指哪一些人？我代表了谁？谁又需要我去代表？”等这些问题，这也更加说明主体之“我”的分裂。
当然，这并非说张炜小说中的人物行止之没有动力；这种动力完全可以用“道德理想主义”的精英立场来概括。但问题是，作为一种抽象的道德诉求，其在具体的现实实践中是没有时间向度的，换言之，道德毋宁说指向的是对具体时间向度的超越和对抽象永恒的追求，它显然是排斥当下和现世的，这样一来势必造成一种不可化解的矛盾，即作为叙述文体的小说必须以时间和空间的展开作为前提，而小说所诉诸的道德理想却是排斥这种具体的时空轴的；这一矛盾决定了张炜的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其结果常常只能是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同时也形成了张炜小说独特的风貌，用作者自己的话就是“融入野地”。所谓“野地”，在张炜看来就是“被肆意修饰过的”城市景观，“肆意修饰”即人为的痕迹过甚，因此，“融入”首先意味着矛盾的双重境地：既身陷其中，又努力从中得到超越和升华。从这个角度看，“野地”不妨理解为颓败的现实及历史轮回，“融入”自然就意味着对这种颓败之历史的某种抗拒了。
显然，在张炜那里，“野地”这一范畴是与“故地”、“大地”、“原野”、“田园”、“平原”、“高原”等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这一概念的“星丛”某种程度上表明张炜写作的内在动力和潜在矛盾。它们作为与“土地”有关的概念“星丛”，无疑已表明张炜的写作所深深根植的厚重之现实和不竭的创作源泉，但这些概念（虽然难以区分）之间显然又是互有差异甚至相互矛盾的，它们的繁复和芜杂（张炜在使用时的不加区分和有意杂陈）一定程度上也内在地决定了张炜文学（小说）创作的矛盾：他既不能脱离这些现实的根基，但又难以抽身其外；这样也就能理解《人的杂志》中的“我”之往来葡萄园（故地）和城市（野地）之间的不间断的奔波。“我”既不能不纠缠于现实历史的颓败及时间进程，但又无时无刻不在怀想那彼岸（葡萄园）的宁静。但悖论的是，那彼岸的宁静其实也只能是现实社会中的边缘存在，这既是地理位置上的边缘，也是作者有意经营的构造物。而随着全球化的进程的加快到来，这一边缘终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张炜显然意识（有意或无意）到了这点，他的多部小说中都提到葡萄园在慢慢缩小，现代工厂在一步步逼近。这或许就是张炜写作的无望之所在，独守边缘似已不再可能，其最后的结果看来就只有退居高原了，看来只有那里还有最后的一点宁静吧。
但这样的“高原”现实中存在吗？其存在的可能性多大？其实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写作《你在高原》、《柏慧》等小说的时候，张炜就已经触及到这一问题，即现代工业的无时无刻的入侵，和葡萄园的日益缩小。这一过程其实自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以来就已经开始，其步伐在今天无疑已变得越来越快了。而全球化的时代，就像很多中西方研究者所表明的，是无所谓中心和边缘的，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成为中心，全球化时代没有地理上的边缘或边界。随着这一进程在中国的推进，可以想见，任何地理意义上的“高原”都将不复存在。不知张炜是否意识到这点。或许，这一“高原”根本就不存在，有的只是作者想象中的“高原”，借以表达作者对人生不断奔波的逆旅之象形和对内心平静的追求？他的小说以“你在高原”为总题，意义或许就在于此。其不尽之意或许可以转译为： “你在高原” ，“我在平原”。平原坚实而粘滞，高原其实遥不可及。“我”和“你”遥遥相望，却难企及。从这个角度看，张炜的写作其实可以称之为边缘写作，这既是一种立足现实中的边缘处境，也是一种对边缘处境的自觉和坚守。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对这种省略和空白，无疑可以读出很多东西。对小说的叙述来说，“我”的家族前史毋宁说是一部痛史，小说的写作其实是一首唱给家族的挽歌。这一家族（其实是两个家族）在先祖手中曾经有过无数传奇的故事和辉煌的过去，但在近现代以来尤其是今天却无可挽回地衰弱了，这种衰弱诚然也有某种个人的原因，但更多地是与历史的不堪联系在一起。“我”的家族兴衰并非与历史无关，实则是纠缠不清，正所谓欲说还休欲说还休！但真的是欲说还休吗？如果那样，我们也就见不到这洋洋洒洒的几十万字的“宏大”讲述了。显然，作者是另有所“图”，是有某种宏大的思想包含其中。
在小说叙述的主部，家族的故事主要在“我”的父辈和“我”之间穿插展开。与“我”在现实中不可避免地遭受挫败相似的是，“我”的父辈的故事也有一个挫败的过程。但对“我”来说，挫败似乎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因此其越往后就越接近挫败，而对“我”的父辈而言，这种挫败却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命定的，而毋宁说是自我选择的结果。如果说的“我”失败是一种历史宿命和必然的话（东部大开发的历史进程使我无处逃遁），那么“我”的父辈的失败就带有某种阴差阳错的反讽在内。“我”的父亲以及外祖父因为投身或倾向革命，到头来却意外地得到不伦的悲剧。革命成功了，“我”的家族却莫名其妙地失败了。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困惑。此外，小说中还有一段历史叙述不容忽略，那就是陶明教授的悲惨经历。如果说“我”的父辈的故事是家族的前史，“我”的故事对应着家族的当下史的话，那么陶明教授的惨痛史则是连接这两个时间段的过渡时段。这三个时段连接起来，在时间的跨度上恰好就相当于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了。但诡异的是，这三段故事却出奇地表现为悲剧的形式。这是否是叙述的偶然？显然不是。因为这三段悲痛的故事，并非仅仅个人或家族的经历，而是与中国的革命史（包括后革命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之间无疑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
但问题是，虽然这段历史与中国革命有着互相纠缠的关系，但在小说叙述的始终却几乎很少出现“革命”的字眼，更无从以往同类小说中常见的革命的意识形态表述、宣传和动员了。实实在在的革命进程与革命意识形态的缺席，这看似矛盾而令人费解，其实正是这矛盾中隐含着某种深意。小说显然是在写家族史，而这种家族史又与历史纠缠在一起，从这个角度看，小说叙述家族史其实就是叙述历史。而对近现代中国史而言，对革命的叙述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与1950到1970年代的革命叙述相比，《家族》中革命叙述的伟大起源和合法性始终语焉不详，革命失去了以往神圣的光芒和道德上的至善诉求，在这里仅成为以“民众”的名义进行的政治动员。其中难免混杂着个人（如殷弓和飞脚）隐秘的欲望、恩怨和利益纠葛。但问题是，“我”的父亲宁珂和外祖父曲予却看不到这点，因此，当他们真正走向“民众”并为具体的人性之光辉感动不已时，他们的失败就已经注定不可避免。相反，“我”父亲的叔伯爷爷宁周义看得十分清楚，用他的话说就是“缺少根基”。但他也明白自己所参加的政党（国民党）的腐败和毫无希望，他不想卷入革命历史的洪流，但历史终于还是过些而下使他不能幸免。表面看来，“我”的父亲、外祖父和“我”父亲的叔伯爷爷，他们之间所从事的是完全不同的事业，但其实他们之间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那就是对善和道德的追求，以及对人性的肯定；他们都对“民众”有真正的感情和义务，但“民众”从来就只是政治动员的工具，因此往往为实际的历史和某些人所玷污，因此，他们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失败。传统革命叙述（1950到1970年代乃至今天的部分革命历史叙述）中革命所承诺的伟大解放和进步，以及进步所展现出的线性时间观，在这里统统失去了它的合法性，历史表现出奇怪的轮回的特性。他们为了“民众”付出了生命，奔波了数十年但最终仍旧是回到了原点，“民众”还是以前的“民众”，改变了的只是以“民众”的名义进行的历史动员。这样也就能理解小说之有意略去时间进程的原因所在了。时间既然不能给人以安全和承诺，其流逝就仅仅是一种历史的轮回之表征，具体的时间标记之有无自然也就无关紧要了。
既然历史是一种颓败的轮回，写作注定了就是一种困兽犹斗，是一种绝境中的向死而生。可能是张炜的写作中预设了这样一种历史颓败的轮回观，这使得他的小说叙述不可避免地陷入不能自拔的困境：历史既然颓败而向下轮回，任何前进和向上似乎都已注定要失败。这一困境最明显地表现为推动小说故事进程和人物行止的潜在动机上的暧昧不明。这尤其表现在其小说中的正面人物身上，这些人大都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某种距离，他们整天忙忙碌碌，上下奔波，但对到底要干些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去做等等这些问题却没有清醒的意识。他们只感到有某种冥冥之中的力量在牵引着他们，推动他们前进，但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他们却无从知晓。这在《家族》、《人的杂志》乃至《柏慧》、《古船》、《你在高原》等小说中都有呈现。“民众”虽然始终是“我”的父亲、外祖父以及父亲的叔伯爷爷所孜孜以求的追求目标，但对到底“民众是谁”“谁代表民众”等等这些问题却不甚了了，就像小说叙述现时中的“我”被“‘我们’是指哪一些人？我代表了谁？谁又需要我去代表？”等等这些问题困扰着一样（《家族》）。同样，在《人的杂志》中，“我”和“我”的一帮朋友虽然始终在为办一份属于自己的杂志而奔走呼号，但对为什么要这么做却始终说不出个所以然。他们跟随“我”的脚步纷纷来到葡萄园，但对为什么要放弃城市的安逸生活而来到这半岛边地，也同样是缺少内在的动机（《人的杂志》）。
而若从主体建构的角度来看，这显然是一种分裂的主体景观：作为个人主体之“我”的无所适从。“我”努力从阶级或民族集体的“大我”中挣脱出来的同时，又陷入了对家族（或种族）历史或超越家族之上的某种普遍性的追寻中。但问题是家族或普遍性的历史同样都是非个人的历史，而毋宁说是另一种集体历史的表征。既然历史的颓败不可避免，追溯家族历史的意义又何以呈现？进而言之，追求某种具有超越现实价值的行为是否仍有价值和意义？显然，这些都是作为主体之“我”所不能解决的，这也正是“我”对身处何时何地之困惑的表征。同样，这种困惑也体现在小说的叙述者身上。《人的杂志》伊始，叙述者就反复提及“中年的功课”问题。中年相对于青年来说，显然多了一种思考和积淀，但也同时多了一份冷漠和“荒芜”，而正是这种冷漠使得本就困惑的人生更多了一重迷惘；所以叙述者“我”才会不断地提醒要警惕那种中年心态。世界既然注定了颓败向下，即使保持青年心态又能如何？个人的位置何在？可见，这种提醒其实是从另一个角度强化了诸如“‘我们’是指哪一些人？我代表了谁？谁又需要我去代表？”等这些问题，这也更加说明主体之“我”的分裂。
当然，这并非说张炜小说中的人物行止之没有动力；这种动力完全可以用“道德理想主义”的精英立场来概括。但问题是，作为一种抽象的道德诉求，其在具体的现实实践中是没有时间向度的，换言之，道德毋宁说指向的是对具体时间向度的超越和对抽象永恒的追求，它显然是排斥当下和现世的，这样一来势必造成一种不可化解的矛盾，即作为叙述文体的小说必须以时间和空间的展开作为前提，而小说所诉诸的道德理想却是排斥这种具体的时空轴的；这一矛盾决定了张炜的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其结果常常只能是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同时也形成了张炜小说独特的风貌，用作者自己的话就是“融入野地”。所谓“野地”，在张炜看来就是“被肆意修饰过的”城市景观，“肆意修饰”即人为的痕迹过甚，因此，“融入”首先意味着矛盾的双重境地：既身陷其中，又努力从中得到超越和升华。从这个角度看，“野地”不妨理解为颓败的现实及历史轮回，“融入”自然就意味着对这种颓败之历史的某种抗拒了。
显然，在张炜那里，“野地”这一范畴是与“故地”、“大地”、“原野”、“田园”、“平原”、“高原”等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这一概念的“星丛”某种程度上表明张炜写作的内在动力和潜在矛盾。它们作为与“土地”有关的概念“星丛”，无疑已表明张炜的写作所深深根植的厚重之现实和不竭的创作源泉，但这些概念（虽然难以区分）之间显然又是互有差异甚至相互矛盾的，它们的繁复和芜杂（张炜在使用时的不加区分和有意杂陈）一定程度上也内在地决定了张炜文学（小说）创作的矛盾：他既不能脱离这些现实的根基，但又难以抽身其外；这样也就能理解《人的杂志》中的“我”之往来葡萄园（故地）和城市（野地）之间的不间断的奔波。“我”既不能不纠缠于现实历史的颓败及时间进程，但又无时无刻不在怀想那彼岸（葡萄园）的宁静。但悖论的是，那彼岸的宁静其实也只能是现实社会中的边缘存在，这既是地理位置上的边缘，也是作者有意经营的构造物。而随着全球化的进程的加快到来，这一边缘终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张炜显然意识（有意或无意）到了这点，他的多部小说中都提到葡萄园在慢慢缩小，现代工厂在一步步逼近。这或许就是张炜写作的无望之所在，独守边缘似已不再可能，其最后的结果看来就只有退居高原了，看来只有那里还有最后的一点宁静吧。
但这样的“高原”现实中存在吗？其存在的可能性多大？其实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写作《你在高原》、《柏慧》等小说的时候，张炜就已经触及到这一问题，即现代工业的无时无刻的入侵，和葡萄园的日益缩小。这一过程其实自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以来就已经开始，其步伐在今天无疑已变得越来越快了。而全球化的时代，就像很多中西方研究者所表明的，是无所谓中心和边缘的，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成为中心，全球化时代没有地理上的边缘或边界。随着这一进程在中国的推进，可以想见，任何地理意义上的“高原”都将不复存在。不知张炜是否意识到这点。或许，这一“高原”根本就不存在，有的只是作者想象中的“高原”，借以表达作者对人生不断奔波的逆旅之象形和对内心平静的追求？他的小说以“你在高原”为总题，意义或许就在于此。其不尽之意或许可以转译为： “你在高原” ，“我在平原”。平原坚实而粘滞，高原其实遥不可及。“我”和“你”遥遥相望，却难企及。从这个角度看，张炜的写作其实可以称之为边缘写作，这既是一种立足现实中的边缘处境，也是一种对边缘处境的自觉和坚守。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