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人有赏花的习俗，每当春暖花开时节，城里的男男女女就“争先出城探春”，结伴赏花。《东京梦华录》就记载了当时园圃之多和花开之盛，“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次地春容满野，暖律暄晴，万花争出”。
　　皇家园林除了遍植名贵花草外，还从海外购买奇花异草，花开之际，皇帝就和大臣们赏花游乐，君臣唱和。而士大夫家或地方上也多辟私人花园，“放人春赏”。司马光在洛阳曾建“独乐园”，苏轼写诗做了描述，“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亩园，花竹秀而野；花香袭杖履，竹色侵杯”，形象地写出了独乐园的朴野之趣。大诗人陆游宦游入蜀，花开时节四处游园赏花，“看花南陌复东阡，晓露初干日已妍。走马碧鸡坊里去，市人唤作海棠颠”，写出自己悠然闲适、尽情享受春光的喜悦之情。
　　诗人们游园赏花，并不全是赞美，也有讽刺。“名园虽自属侯家，任客闲游到日斜。富贵位高无暇出，主人空看折来花。”侯家坐拥名园，却无暇游赏，只看折下的花。富贵使他们无从接近大自然，也就失去了造化赐予人类的美的享受。诗人穆修巧借游园给了贪婪地占有园林之胜的贵侯们以辛辣的讽刺。
　　宋人在典礼、宴庆、佳节、出游时有簪花的习俗。簪花又称插花、戴花，本是重阳登高习俗，唐代杜牧《九日齐山登高》中就有“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的诗句，后来由插菊花发展到多种花卉。簪花在文人士大夫中很是流行，经常见诸诗词。“行到亭西逢太守，篮舆酩酊插花归”，写的是欧阳修在丰乐亭游春的情景，他双鬓和衣襟上插满花卉，坐在轿上大醉而归，显示了洒脱不羁的性格。“帘前柳絮惊春晚，头上花枝奈老何”，写的是苏轼在杭州赏花插花的情景，发出了春光易逝、人生易老的感慨。黄庭坚的词中也有“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白发簪花不解愁”的句子，却与苏轼的不相同，词人运用拟人手法，借花自嘲，并不因年事已高而消沉，那种热爱生活的“壮心不已”精神跃然纸上。
　　赏花、簪花的习俗促进了鲜花贸易，书载洛阳、扬州、成都等都有花市，汴京、临安等还有沿街叫卖的花贩，每当“春光将暮，百花尽开，卖花者以马头竹篮盛之，歌叫于市”，不少诗作也对这种情景做了细致的描写。如方岳的《湖上》：“今年春风特地寒，百花无赖已摧残。马塍晓雨如尘细，处处筠篮卖牡丹。”为我们展示了一幅雨丝风片中的湖上卖花图。诗人们不只是单纯地描写卖花的情景，还关注着卖花人的生活。大诗人陆游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君不见会稽城南卖花翁，以花为粮如蜜蜂，朝卖一株紫，暮卖一枝红。屋破见青天，盎中米常空。卖花得钱送酒家，取酒尽时还卖花。青春花开岂有极，日日我醉终无涯。”对卖花翁的悲惨命运表达了深切同情。
　　宋代咏花诗中提到的花卉种类繁多，常见的有杏花、海棠、桃花、水仙、菊花、荷花、梅花等，如陆游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苏轼的“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郑思肖的“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其中最受人青睐的梅花，这和当时诗人们的心理有很大关系。宋代国势远不及唐，加上外患频仍，士大夫的心理也起了很大的变化。由唐人对牡丹的喜爱转向了梅花，宋人也因此创作了大量的咏梅花诗。像苏轼有40多首，刘克庄有130多首，陆游有160多首，其他如王安石、林逋、辛弃疾、卢梅坡等人都有咏梅佳作。就宋代梅花诗的格调来说，大多突出其寒瘦、清疏、幽香的特征，这和宋诗“情思深微”、“气力收敛”的特点有很大关系。如“凌厉冰霜节愈坚，人间乃有此癯仙”（陆游）、“不受尘埃半点侵，竹篱茅舍自甘心”（王淇）、“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林逋），都塑造了枝瘦香幽、韵远格高的梅花形象。范成大《梅谱》云：“梅以韵胜，以格高，故以横斜疏影与老枝奇怪者为贵。”苏轼也在诗中提到：“诗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绿叶与青枝。”这种对梅花风韵的赞赏，正是当时士大夫的精神面貌和爱美心理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