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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宋八大家之中,韩愈是写序文最多的一位,这篇《送李愿归盘谷序》被清代著名散文家姚鼐誉为“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绝前后作者”,足见这篇赠序艺术成就之高了。而对比虚托手法的巧妙运用则是本文写作上的突出特色,甚至可以说,韩愈将这一手法运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文章开篇,简明扼要地叙写盘谷之美及其得名由来之后,作者随即引述了一大段李愿的话,其实是假托李愿之口,来写当时社会上三种人的所作所为和人生追求,对比手法主要表现在这里。作者怎样写呢?
先看所谓“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的“大丈夫”。这种人声望极高,“利泽施于人”;权势极大,“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文章详细描述了这类人的出行排场和日常起居:出外,仪仗豪华,排场盛大,“武夫前呵,从者塞途”,不仅声势显赫,而且服侍的仆役很多;在内,“喜有赏,怒有刑”,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喜怒无常,而且喜欢听阿谀之词,“道古今而誉盛德,入耳而不烦”,御用文人吹捧得令人肉麻。生活上,侍女歌姬来回穿梭,成日醉生梦死;而且姬妾成群,穷奢极欲,“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这一外一内的“生活行状”对照,便使那种身居高位、依仗权势的官僚形象如在眼前。
这种人正是贾宝玉口中的国贼禄蠹,在今天看来是不可取的,但在当时却是炙手可热、让无数人羡慕嫉妒的。所以然者何?不过是凭借权势或贵族身份作威作福罢了。李愿所谓“吾非恶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不过是反语之词,是韩愈内心憎恶鄙夷的流露。因为只有个人力量无法改变困境之时,人才会归之于天命,实是无奈之语。
相形之下,那些“不遇于时”的隐居之士的生活则完全是另一副让人艳羡的生活景象。其主要特征是“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表面上,生活自给自足,悠然自乐,安于舒适,其实内心想的是“无毁于其后、无忧于其心”,既不愿受官职的约束,也不想有刑罚的惩处;既不问天下的治乱,也不管官吏的升降。在当时隐士文化盛行的大背景下,这种人是做人的另一种典范,他们不是不愿为国效力,而是受不了官场的污浊,自求洁身自好。李愿说“我则行之”,其实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的内心选择,尽管也可能是无奈之举,却自有其积极意义蕴含其中。
因为在古代,隐士并非逍遥自在无为无欲的一类人,实则是“不合作”的立场标识,在封建时代殊为不易,至少,无能无勇者是不可能做成隐士的。
第三种所谓“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的钻营之徒,其实是正在拼命挤入第一类人而尚未得的干谒者。他们不择手段,趋炎附势,“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作者抓住这一进出权贵门第时的细节,将其丑态表露无遗。这些人不怕秽污和刑罚,行为可鄙可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只指望万一捞到名利,直到老死才不再钻营。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一群价值观和人生观被严重扭曲的丑类,“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作者厌恶之情表现在这一层次的每个字上。所谓“何如也”其实是不怎么样的意思,比之贤能的人不用说,即便与“不肖”之徒相比,也是难以望其项背的。
这部分作为文章主体,是本文构思的精妙所在。在行文结构上,作者置“得意人”和“奔走伺候人”于“闲居人”之中,而且中间部分层次,一气呵成,正是作者借助对比而寓鲜明褒贬的匠心所在。刻画前两种人除了以其自身作比外,更与趋炎附势者形成鲜明对照,从而揭露他们卑污的灵魂,得出“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的结论,简明有力。从而让“不可一世的权贵”“洁身自爱的隐士”和“趋炎附势的小人”三种人都在文中亮相。于比较中,“得志之小人”与“不得志之小人”两边夹写,而隐居之高乃见。(刘大魁:《评注古人辞类纂》)
值得注意的是,三种人的语段内容顺序是不可调换的。作者在写遇于时的“大丈夫”时,突出了权势者的不可一世;在写隐士时,突出了他们起居安适、无毁无忧的可贵可乐;在写趋炎附势之人时,突出了他们奔走权贵、伺候公卿的可叹可悲。如此,隐居者心灵的高洁与小人灵魂的卑污便形成了鲜明强烈的对照。若将隐居者与得志、不得志两种人分别比较,文章则显得冗长、拖沓;而将隐居者放在中间,一举两得,作者的爱憎、褒贬之情也就不言自明。
正是在这一复式回环的对比结构中,作者借助李愿之口,既刻画了高官权臣与钻营之徒的丑恶嘴脸,又将隐居之士与这两种人相互对照,造成强烈反差,看似叙述李愿的言论与好恶,其实也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爱憎态度——鄙弃得意人,肯定闲居者,不齿干谒者。
由此,我们看到了盘谷的幽深纯洁与官场的污浊不堪,自然引出下文极写隐居之乐的赠歌。结构上看,这一段与前面两段分别照应,而采用赠诗的形式,既是“赠序”这一文体的应有之意,与前文构成了参差之美;又表达了内心的向往之情、隐居之意,深化了要表达的主旨情感,顺便又流露出人应该“诗意地栖居”这一超现代的意识,确有同类赠文远不及之处。
[作者通联:山东滕州市第二中学语文组]
文章开篇,简明扼要地叙写盘谷之美及其得名由来之后,作者随即引述了一大段李愿的话,其实是假托李愿之口,来写当时社会上三种人的所作所为和人生追求,对比手法主要表现在这里。作者怎样写呢?
先看所谓“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的“大丈夫”。这种人声望极高,“利泽施于人”;权势极大,“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文章详细描述了这类人的出行排场和日常起居:出外,仪仗豪华,排场盛大,“武夫前呵,从者塞途”,不仅声势显赫,而且服侍的仆役很多;在内,“喜有赏,怒有刑”,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喜怒无常,而且喜欢听阿谀之词,“道古今而誉盛德,入耳而不烦”,御用文人吹捧得令人肉麻。生活上,侍女歌姬来回穿梭,成日醉生梦死;而且姬妾成群,穷奢极欲,“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这一外一内的“生活行状”对照,便使那种身居高位、依仗权势的官僚形象如在眼前。
这种人正是贾宝玉口中的国贼禄蠹,在今天看来是不可取的,但在当时却是炙手可热、让无数人羡慕嫉妒的。所以然者何?不过是凭借权势或贵族身份作威作福罢了。李愿所谓“吾非恶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不过是反语之词,是韩愈内心憎恶鄙夷的流露。因为只有个人力量无法改变困境之时,人才会归之于天命,实是无奈之语。
相形之下,那些“不遇于时”的隐居之士的生活则完全是另一副让人艳羡的生活景象。其主要特征是“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表面上,生活自给自足,悠然自乐,安于舒适,其实内心想的是“无毁于其后、无忧于其心”,既不愿受官职的约束,也不想有刑罚的惩处;既不问天下的治乱,也不管官吏的升降。在当时隐士文化盛行的大背景下,这种人是做人的另一种典范,他们不是不愿为国效力,而是受不了官场的污浊,自求洁身自好。李愿说“我则行之”,其实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的内心选择,尽管也可能是无奈之举,却自有其积极意义蕴含其中。
因为在古代,隐士并非逍遥自在无为无欲的一类人,实则是“不合作”的立场标识,在封建时代殊为不易,至少,无能无勇者是不可能做成隐士的。
第三种所谓“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的钻营之徒,其实是正在拼命挤入第一类人而尚未得的干谒者。他们不择手段,趋炎附势,“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作者抓住这一进出权贵门第时的细节,将其丑态表露无遗。这些人不怕秽污和刑罚,行为可鄙可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只指望万一捞到名利,直到老死才不再钻营。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一群价值观和人生观被严重扭曲的丑类,“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作者厌恶之情表现在这一层次的每个字上。所谓“何如也”其实是不怎么样的意思,比之贤能的人不用说,即便与“不肖”之徒相比,也是难以望其项背的。
这部分作为文章主体,是本文构思的精妙所在。在行文结构上,作者置“得意人”和“奔走伺候人”于“闲居人”之中,而且中间部分层次,一气呵成,正是作者借助对比而寓鲜明褒贬的匠心所在。刻画前两种人除了以其自身作比外,更与趋炎附势者形成鲜明对照,从而揭露他们卑污的灵魂,得出“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的结论,简明有力。从而让“不可一世的权贵”“洁身自爱的隐士”和“趋炎附势的小人”三种人都在文中亮相。于比较中,“得志之小人”与“不得志之小人”两边夹写,而隐居之高乃见。(刘大魁:《评注古人辞类纂》)
值得注意的是,三种人的语段内容顺序是不可调换的。作者在写遇于时的“大丈夫”时,突出了权势者的不可一世;在写隐士时,突出了他们起居安适、无毁无忧的可贵可乐;在写趋炎附势之人时,突出了他们奔走权贵、伺候公卿的可叹可悲。如此,隐居者心灵的高洁与小人灵魂的卑污便形成了鲜明强烈的对照。若将隐居者与得志、不得志两种人分别比较,文章则显得冗长、拖沓;而将隐居者放在中间,一举两得,作者的爱憎、褒贬之情也就不言自明。
正是在这一复式回环的对比结构中,作者借助李愿之口,既刻画了高官权臣与钻营之徒的丑恶嘴脸,又将隐居之士与这两种人相互对照,造成强烈反差,看似叙述李愿的言论与好恶,其实也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爱憎态度——鄙弃得意人,肯定闲居者,不齿干谒者。
由此,我们看到了盘谷的幽深纯洁与官场的污浊不堪,自然引出下文极写隐居之乐的赠歌。结构上看,这一段与前面两段分别照应,而采用赠诗的形式,既是“赠序”这一文体的应有之意,与前文构成了参差之美;又表达了内心的向往之情、隐居之意,深化了要表达的主旨情感,顺便又流露出人应该“诗意地栖居”这一超现代的意识,确有同类赠文远不及之处。
[作者通联:山东滕州市第二中学语文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