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宋八大家之中，韩愈是写序文最多的一位，这篇《送李愿归盘谷序》被清代著名散文家姚鼐誉为“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绝前后作者”，足见这篇赠序艺术成就之高了。而对比虚托手法的巧妙运用则是本文写作上的突出特色，甚至可以说，韩愈将这一手法运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文章开篇，简明扼要地叙写盘谷之美及其得名由来之后，作者随即引述了一大段李愿的话，其实是假托李愿之口，来写当时社会上三种人的所作所为和人生追求，对比手法主要表现在这里。作者怎样写呢？
　　先看所谓“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的“大丈夫”。这种人声望极高，“利泽施于人”；权势极大，“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文章详细描述了这类人的出行排场和日常起居：出外，仪仗豪华，排场盛大，“武夫前呵，从者塞途”，不仅声势显赫，而且服侍的仆役很多；在内，“喜有赏，怒有刑”，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喜怒无常，而且喜欢听阿谀之词，“道古今而誉盛德，入耳而不烦”，御用文人吹捧得令人肉麻。生活上，侍女歌姬来回穿梭，成日醉生梦死；而且姬妾成群，穷奢极欲，“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这一外一内的“生活行状”对照，便使那种身居高位、依仗权势的官僚形象如在眼前。
　　这种人正是贾宝玉口中的国贼禄蠹，在今天看来是不可取的，但在当时却是炙手可热、让无数人羡慕嫉妒的。所以然者何？不过是凭借权势或贵族身份作威作福罢了。李愿所谓“吾非恶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不过是反语之词，是韩愈内心憎恶鄙夷的流露。因为只有个人力量无法改变困境之时，人才会归之于天命，实是无奈之语。
　　相形之下，那些“不遇于时”的隐居之士的生活则完全是另一副让人艳羡的生活景象。其主要特征是“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表面上，生活自给自足，悠然自乐，安于舒适，其实内心想的是“无毁于其后、无忧于其心”，既不愿受官职的约束，也不想有刑罚的惩处；既不问天下的治乱，也不管官吏的升降。在当时隐士文化盛行的大背景下，这种人是做人的另一种典范，他们不是不愿为国效力，而是受不了官场的污浊，自求洁身自好。李愿说“我则行之”，其实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的内心选择，尽管也可能是无奈之举，却自有其积极意义蕴含其中。
　　因为在古代，隐士并非逍遥自在无为无欲的一类人，实则是“不合作”的立场标识，在封建时代殊为不易，至少，无能无勇者是不可能做成隐士的。
　　第三种所谓“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的钻营之徒，其实是正在拼命挤入第一类人而尚未得的干谒者。他们不择手段，趋炎附势，“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作者抓住这一进出权贵门第时的细节，将其丑态表露无遗。这些人不怕秽污和刑罚，行为可鄙可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只指望万一捞到名利，直到老死才不再钻营。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一群价值观和人生观被严重扭曲的丑类，“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作者厌恶之情表现在这一层次的每个字上。所谓“何如也”其实是不怎么样的意思，比之贤能的人不用说，即便与“不肖”之徒相比，也是难以望其项背的。
　　这部分作为文章主体，是本文构思的精妙所在。在行文结构上，作者置“得意人”和“奔走伺候人”于“闲居人”之中，而且中间部分层次，一气呵成，正是作者借助对比而寓鲜明褒贬的匠心所在。刻画前两种人除了以其自身作比外，更与趋炎附势者形成鲜明对照，从而揭露他们卑污的灵魂，得出“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的结论，简明有力。从而让“不可一世的权贵”“洁身自爱的隐士”和“趋炎附势的小人”三种人都在文中亮相。于比较中，“得志之小人”与“不得志之小人”两边夹写，而隐居之高乃见。（刘大魁：《评注古人辞类纂》）
　　值得注意的是，三种人的语段内容顺序是不可调换的。作者在写遇于时的“大丈夫”时，突出了权势者的不可一世；在写隐士时，突出了他们起居安适、无毁无忧的可贵可乐；在写趋炎附势之人时，突出了他们奔走权贵、伺候公卿的可叹可悲。如此，隐居者心灵的高洁与小人灵魂的卑污便形成了鲜明强烈的对照。若将隐居者与得志、不得志两种人分别比较，文章则显得冗长、拖沓；而将隐居者放在中间，一举两得，作者的爱憎、褒贬之情也就不言自明。
　　正是在这一复式回环的对比结构中，作者借助李愿之口，既刻画了高官权臣与钻营之徒的丑恶嘴脸，又将隐居之士与这两种人相互对照，造成强烈反差，看似叙述李愿的言论与好恶，其实也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爱憎态度——鄙弃得意人，肯定闲居者，不齿干谒者。
　　由此，我们看到了盘谷的幽深纯洁与官场的污浊不堪，自然引出下文极写隐居之乐的赠歌。结构上看，这一段与前面两段分别照应，而采用赠诗的形式，既是“赠序”这一文体的应有之意，与前文构成了参差之美；又表达了内心的向往之情、隐居之意，深化了要表达的主旨情感，顺便又流露出人应该“诗意地栖居”这一超现代的意识，确有同类赠文远不及之处。
　　[作者通联：山东滕州市第二中学语文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