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最后的诱惑》里的凡俗耶稣威廉·达福，《天使之城》里的多情天使尼古拉斯·凯奇，《第六感生死缘》中的年轻死神布莱德·彼特，还有《冒牌天神》中的黑人上帝摩根·福里曼，你更喜欢哪一个？
　　我一个都不喜欢。因为我认为，模仿神或天使的人是有罪的。
　　在基督教的早期，神不可描述。没有画像，没有雕塑，空空的教堂里，你不能根据有神论的呈堂证物去接近信仰。信仰是清高的。文艺复兴中，许多人第一次见到了圣母玛丽亚和基督耶稣的容貌，像我们邻家的女孩或者百万富翁。文艺复兴的精神将人前所未有地抬高，同时将神前所未有地贬低。当大象无形的神在油画和雕塑中露出真相，当神的五官按照我们之中某个人的外形定格下来，人被神化了，神也被人化了。
　　从此许多人蠢蠢欲动，许多思想开始僭妄。既然神是可以描述的，神不在场的时候，也可以被人模仿。
　　一场旷日持久的，对于神和天使的模仿秀就此拉开了序幕。
　　在上世纪50年代的史诗电影《宾虚》中，对于神的敬畏成为了影片中最具有张力的一种感人力量。耶稣在宾虚的一生当中反复出现，但从来没有露出过面容。一只手仿佛无中生有，从银幕之外伸进来，递给苦难者一瓢水和求生的欲望。在影片结尾，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高潮部分，神的高大的背影与身躯终于出现了。但在乱发之下，基督的五官始终没有被观众清晰看见，导演始终没有给我们哪怕一个正面的镜头。在被感染之余，我们避免了一些无谓的争论：比如耶稣是马脸，还是国字脸？是双眼皮抑或单眼皮，等等。我们因而知道，那个被钉上十字架的人子，是不可能被模仿的。
　　禅宗在一场对于佛陀的模仿秀中，也旗帜鲜明地拒绝了合唱。早期的佛教寺庙，也没有关于佛的绘画和雕塑，空旷的庙堂既给予了信徒无限的想象，同时也与宇宙人生的浩渺无常相应对。然而魏晋以降，崇尚神迹，大量关于神及其私生活的雕像、石刻和壁画涌现出来，人们比照贵胄达官的生活和神气，再加以夸大，来描绘满天神佛。当神佛开始显影、定像，无常成为有常，无住成为有住。一个甚至有了门牌号码的佛祖成为我们的邻居，自然不再令人敬畏。
　　


　　从这个意义上，南北朝是我们中世纪的一次文艺复兴。它和文艺复兴共同的一点就是将对于神和信仰的敬畏彻底解构。一旦把神的外貌拉到了属于人的层次，那么将神的精神拉到人的地界来，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是禅宗在这时崛起，开始呵佛骂祖，对佛无理。禅宗的精神不仅要不立文字而已，还要不立图像。禅师们骂的、毁的，其实都是世俗对于佛的模仿秀，他要反对的就是对于佛的一切偶像化。
　　在《第六感生死缘》中，当西装革履的死神将爱人的父亲带走的一刻，让我想起了克格勃和集中营，令人不寒而栗；《基督最后的诱惑》里，耶稣贪恋女子的那种凡间情欲，完全来自于导演马丁·西科塞斯的自大狂般的藐视和意淫；《天使之城》中的天使，则喜欢闯入民居，以仰望的姿态把爱情施舍给想占有的熟睡女子；更不要说《冒牌天神》里的黑人上帝了，像一个促狭的保守派大学校长，利用权力和法术玩弄着金·凯瑞这样的小人物。
　　对神的拟人化带来了对于神的模仿，而对神的模仿又最大限度地激起了人的野心。渴望成为神，成为一个天使，成为主宰者，成为操盘手，成为在凡人头顶飞翔的生命。在元末的那一场模仿秀中，无数的英雄自称是转世的弥勒佛。在太平天国的疆域之内，洪秀全自称是耶和华之子，耶稣的哥哥。在抗击英兵的战争里，农村姑娘贞德自称是带来圣谕的圣女，凭借信仰的力量成为所有士兵的偶像和胜利的保障。但在火刑柱下，贞德终于开始对此怀疑，并为自己的僭越追悔莫及。
　　而在上帝已死的年代，每个人都可以模仿神，模仿天使，甚至用废弃塑料打制成一双羽翼，标榜自己的不凡；每一种思想都企图成为新的创世纪，一个崭新的乌托邦，一个重建的伊甸园，一个新的千年王国和新的人子。这是多么令人激昂的事业啊。想成为上帝的愿望是人类最大的愿望，在一个无神论的世界，也开始成为人类所有罪孽最大的发源地，或者借着神的使徒的名义，装扮成一个个正义的天使，手拿着枪杆，就像尼古拉斯·凯奇的下凡却带来了的梅格·瑞恩的死亡，在充满硝烟和绝无硝烟的战争里，这些“我就是神，神也是人”的行恶者，夺走了我们多少脆弱的爱人朋友和卑微的亲人的生命。
　　所以脆弱的卑微者想对那些让自己高高在上的人说：凡人就是凡人。模仿神或天使的人，你们是有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