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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对于朱生豪的了解，是因为那部中文版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他是译者；
世人对于朱生豪的不了解，也是因为那部中文版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为了完成这一浩大的工程，他献出了自己年仅32岁的生命。
1944年的4月，已是重病在身的朱生豪，提前为这部即将完工的译著，写下了一篇《自序》：
余笃嗜莎剧，尝首尾研诵全集至十余遍，于原作精神自觉颇有会心。……虽贫穷疾病，交相煎迫，而埋头伏案，握笔不辍。凡前后历十年而全稿完成。夫以译莎工作之艰巨，十年之功，不可云久，然毕生精力，殆已尽注于兹矣。
的确，就如同傅雷之于巴尔扎克、叶君健之于安徒生、草婴之于托尔斯泰一样，朱生豪亦将自己的一生与莎士比亚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1935年，开始着手准备，搜集莎剧的各种版本以及注释本和资料达一二百种，并与上海世界书局正式签订了出版合同。
1936年夏，成功地译完第一个剧本《暴风雨》，并为之写下《译者题记》。
1937年上半年，译完《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第十二夜》等多个喜剧剧本，计划中的第一分册指日可待；8月，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所有译稿毁于炮火之中。
1938年夏，由老家浙江返回孤岛上海，重新搜集有关资料，从头开始翻译工作。
1941年11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沦陷，第二次的译稿及重新搜集的资料再度丢失。
1942年底，将《暴风雨》等九个喜剧剧本第三次补译完毕。
1943年初，于贫病之中翻译完毕《罗密欧与朱丽叶》《李尔王》《哈姆莱特》等八个悲剧剧本及十个杂剧剧本。
1944年春，抱病译完《约翰王》《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上篇》《亨利四世下篇》等多个史剧剧本，并为即将完工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写下《译者自序》，以及第一、二、三辑的《提要》；12月26日，终因病情加重，无钱医治而去世，至此37个剧本中译完了31个半，尚有5个半史剧不及完成。
—这，便是朱生豪与莎士比亚结下的“生死之缘”。
它让读者清楚地明白了：为了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朱生豪不仅献出了自己最为宝贵的青春年华，而且献出了自己刚刚绽放的年轻生命；
它让读者仍然不明白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朱生豪选择了这项工作？又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他能够如此的一如既往、百折不回？
选 择
有关第一个问题，朱生豪本人曾在《译者自序》中做出了回答：“（民国）廿四年春，得前辈同事詹文浒先生之鼓励，始着手为翻译全集之尝试。”—然而，这只是一个表面的原因，抑或称作“媒介”而已。至于朱生豪之所以选择译莎工作为其毕生的事业，为其终生的目标，真正的动因还得从历史的背景以及译者本身的思想进行分析。
1935年，这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史上，被称之为“翻译年”。由于民族矛盾的日益加剧，由于国民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进步的文化事业面临着巨大的危机，面临着一次又一次的“围剿”。上海的出版战线不得不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即大力翻译外国的文学作品，以此来打破国民党当局的文化封锁。该时曾生活于上海并与鲁迅有着密切接触的黄源，这样回忆道：
就在朱生豪着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前夕，鲁迅于1934年一连写了三篇《莎士比亚》《又是莎士比亚》和《论莎剧〈裘力斯·凯撒〉》。在首篇《莎士比亚》中，一开始便说：“严复提起过‘狭斯丕尔’，一提便完；梁启超说过‘莎士比亚’，也不见有人注意；田汉译了这人的一点作品，现在似乎不大流行了。到今年，可又有些‘莎士比亚’‘莎士比亚’起来。”……可惜鲁迅真不知道他所期待的人，这时已经在为译述莎剧作准备，并立志要为中华民族译出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他就是当时尚未闻名的朱生豪。
的确，此时的朱生豪实在是太不出名了—1933年的夏天，他刚刚由浙江大学国文系毕业，承蒙老师的推荐，于世界书局觅得了一个英文编辑的饭碗，并参与了编纂《英汉四用辞典》的工作。他的夫人宋清如曾这样写道：“他文学上的天才，在中学时期就有惊人的表现。可是他太谨慎，自己的标准太高，直到大学毕业后，还不愿把作品轻易问世。实际他特长的诗歌，无论新旧体，都是相当成功的。尤其是抒情诗，可以置之世界名著中而无逊色。”如果说夫人的介绍未免会有溢美之词的话，当年之江大学的老师夏承焘同样对他称赞不已：“阅朱生豪唐诗人短论七则，多前人未发之论，爽利无比。聪明才力，在余师友之间，不当以学生视之。”进入世界书局之后，朱生豪的才华同样很快便显露了出来，该时英文部的负责人、《英汉四用辞典》的主编詹文浒，如同伯乐般地发现了他，并大胆地将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任务交给了这位腼腆的寡言少语的年轻人。
此时朱生豪毕业才刚刚两年，他的志向并不是当翻译，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真想做一个诗人，直到大学三年级为止，我根本不曾想到我会干（或者屑于）翻译。可是自到此来，每逢碰见熟人，他们总是问，你在做些什么事，是不是翻译？好像我唯一的本领就只是翻译。对于他们我的回答是：“不，做字典。”当然做字典比起翻译来更是无聊得多了，不过至少可以让他们知道我不止会翻译而已。
年轻气盛的学子尚未懂得翻译工作的重要，也尚未懂得翻译工作的不易。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朱生豪改变了初衷？让朱生豪不止是深深地爱上了翻译事业，而且为了它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的胞弟朱文振曾有过这样一段回忆：“那些年里，日本帝国主义气焰嚣张，讥笑中国文化落后，连莎氏全集都没有自己的译本。所以我认为，他决心译莎，除了个人兴趣等原因外，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大概是其最主要的动力。”朱文振用的是“大概”一词，但他的猜测没有错—在一封寄给宋清如的信中，朱生豪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写下了这样的话：
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舍弟说我就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如果把Shakespeare[即莎士比亚—引者注]译成功以后。因为某国人曾经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我这两天大起劲。 由此可见，为中华民族争气，做一个“民族英雄”，这正是朱生豪选定这一工作的真正动力。然而他也并非没有“自知之明”，以他个人的资历以及当时的条件来说，这无疑是一项举鼎绝膑的工程，但是他没有任何的犹豫，借着“翻译年”的强劲东风，借着世界书局的充分信任，他一往无前，坚定不移。那是1936年的秋天，信心百倍的他为自己制定出了详细的翻译计划—1937年的春天，完成第一分册，即包括《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等等在内的九部喜剧；1937年的下半年，完成第二分册，即包括《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莱特》《奥赛罗》等等在内的全部悲剧；第三分册为莎士比亚的史剧，第四分册为他的杂剧，一并于1938年底前完成……
这时的朱生豪正处于热恋之中，他将自己在翻译过程中所尝受到的酸甜苦辣，一股脑地写信告诉了宋清如：
昨夜我做了九小时的夜工，七点半直到四点半，床上躺了一忽儿，并没有睡去。《仲夏夜之梦》总算还没有变成《仲秋夜之梦》，全部完成了。
……校对过了三次的样稿，拿到我手里仍然要改得一塌糊涂，其实偷懒些也不妨事，可是我又不肯马马虎虎。
—这是他在诉说翻译中的辛苦。
我已把一改再改三改的《威尼斯商人》正式完成了，大喜若狂，果真是一本翻译文学的杰作！莎士比亚能译到这样，很是难得，那样俏皮，那样幽默，我相信你一定没有见到过。
—这是他在抒写翻译中的快乐。
真的，只有埋头于工作，才多少忘却生活的无味，而恢复了一点自尊心。我以梦为现实，以现实为梦；以未来为过去，以过去为未来；以nothing为 everything，以everything为nothing……
—这是他在品味翻译中的所得。
朱生豪在信中所说的，译莎一事使他“恢复了一点自尊心”，这并非虚言。在此之前，初涉尘世的他迷惘过，彷徨过，甚至写出过这样的文字：“一切兴味索然，活下去全无指望，恨起来简直想把自己狠狠地糟蹋一阵。”“如果到30岁还是这样没出息，我非自杀不可。”—因此可以这样说，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工作，不仅使他增强了民族的自尊心，而且使他寻找到了自己的力量，寻找到了生活的目标与方向。
劫 难
关于第二个问题—朱生豪在翻译的过程中屡遭不幸，但他为什么能够百折不挠、始终不渝？这一问题的答案同样隐藏在他的心灵深处。
谈到遭遇，谈到打击，朱生豪似乎是最为不幸者，战争给他带来的损失已经无法用数字来统计—按照他最初的计划，这一翻译工作最多只需要两年的时间；但是侵略者的炮火却先后两次将他的心血毁于一旦，以致前后八年仍未得以完成。
1937年的8月13日，朱生豪遭遇到第一次劫难。—其实早在一年之前，战争的阴影就开始盘旋在上海市民的头顶上了。华人区的居民只要有条件的，全都纷纷向租界迁移，朱生豪嘲笑他们：“谢天谢地我没有老婆。要是在这种风声鹤唳的时节，小鸡胆子吓得浑天糊涂，忙着要搬家逃难，岂不把人活活麻烦死？”不承想，就是因为这次的“胆大”，朱生豪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果他也能早些搬迁的话，起码不会遭到那么惨重的损失。
8月13日那天的情景，朱尚刚在《诗侣莎魂—我的父母朱生豪、宋清如》一书中作了详细的补述：“半夜里日军突然在虹口一带开炮登陆，汇山路附近正是首当其冲之地。父亲从惊慌中醒悟过来时，已经到处是炮火震天了。他只得在半夜中仓皇出走，什么都来不及清理，只带出了一只小藤箱，里面装着一本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少量稿纸和几件衣服。第二天曾打算冒险回去取一些日常用品，特别是想试图寻找已经交给书局的几本译稿，但是虹口一带已经是一片混乱，根本无法通行。设在大连湾路的世界书局总部，也被日军占领并且放火烧过。父亲一年多来的大部分译稿以及千辛万苦收集起来的各种版本的莎剧、参考资料及其他书籍用品等，全部毁于一旦。”
朱生豪遭遇到的第二次劫难，是在1941年的12月8日。—前一天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天日本军队即向上海市区的租界发起了进攻。朱生豪所供职的《中美日报》，由于长期以来坚持诛讨敌伪，当日凌晨便首当其冲地遭到查封。一群荷枪实弹的军人气势汹汹地冲进报馆的大门，慌乱之中，刚刚下了夜班正在楼上睡觉的朱生豪来不及穿戴，也来不及收拾，便一头混进排字工人的队伍里，两手空空地逃了出来……这一次的损失要比上一次的更为惨重—那些存放在办公桌里的书籍和资料，几乎都是第一次劫难后的重新搜集；那些一字一句翻译出来的书稿，更几乎都是第一次劫难后的重新补译。
九死一生的朱生豪总算把命给保住了，但是作为一名翻译工作者，他几乎丧失了所有的工具以及必备的条件。宋清如回忆道：“那时他仅有的工具书，只是两本字典—《牛津辞典》和《英汉四用辞典》。既无其他可以参考的书籍，更没有可以探讨质疑的师友。”更何况，朱生豪对于自己的翻译质量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这更增加了他于工作中的难度：
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字逐句对照式之硬译，则未敢赞同。凡遇原文中与中国语法不合之处，往往再四咀嚼，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结构，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不为晦涩之字句所掩蔽。每译一段竟，必先自拟为读者，察阅译文中有无暧昧不明之处。又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审辨语调之是否顺口，音节之是否调和，一字一句之未惬，往往苦思累日。
作为灾难，战火所摧毁的是朱生豪的心血—这是看得见的；但是还有许许多多看不见的—诸如贫困、疾病等等，则又进一步地将朱生豪推入了死亡的边缘。
战前，朱生豪在世界书局的工资，每月70元，后来虽说降到了50元，但是养活一家五口，还是能够周转得开的。然而，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固定的收入，全家的生活只能依靠他那微薄的稿费来维持—虽说世界书局付给他的稿酬已由1942年的千字5元增加到了后来的10元，但是物价的飞涨又岂能与之形成比例？以大米为例，1942年每石为300元，等到1943年的秋天，则已涨到了1000元！ 离开了《中美日报》的朱生豪，一时竟穷得连买稿纸的钱都没有了。他不得已向世界书局求助，对方的回答是：给，可以给，但一定要节约使用。于是乎，他正面写了写反面，中间写了写旁边，500字一页的稿纸足足挤进了1000个字！再往后的日子里，朱生豪几乎没有用过牙膏—刷牙时凑合着以盐代替；几乎没有进过理发店—头发长了则由妻子代为修理。家里买不起钟表，便以天色为准；屋里点不起电灯，便充分利用白天的时间，一直写到辨认不出字迹为止……
此时的朱生豪为什么没有像大多数人一样撤往大后方？毕竟那里有中共南方局文委的领导，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关照。一说，他也曾托人向母校之江大学打听过，希望能作为他们的一名成员随之一同迁徙，但回答却是经费紧缺，无法再增加新的人员；又一说，他也曾四处筹集路费，准备由海路转移，但因船班取消，未能如愿……
这两种说法，指的都是客观原因，如果从朱生豪本人的性格来分析，似乎更能寻找到真正的原因。—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不爱讲话，不爱交际，就连他自己也这样总结道：“一年之中，整天不说一句话的日子有一百多天，说话不到十句的有二百多天，其余日子说得最多的也不到三十句。”为此，他每每离群索居，更每每游离于文艺主潮之外。宋清如是最了解自己丈夫的，她这样分析道：“生豪的为人，太偏于内向。唯一的原因，是幼失父母，无邪的天真被环境剥夺得太早了，养成了耿介自爱、沉默寡言的性格。”因此对于这样的一种性格，什么才是最好的选择？无疑，打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这，便是全神贯注地翻译莎士比亚，一如既往地生活在莎士比亚的精神世界里，正如宋清如所形容的：“不知有莎翁或剧中人物或自己的分别。”
就这样，他能够在译稿一毁再毁的情况下，继续翻译出第三个稿本来；他能够在贫病交困的情况下，从未动摇过自己的信念—病重之际，他后悔的是“早知一病不起，就是拼着命也要把它译完”；昏迷之时，他口中吐出的仍然是莎士比亚戏剧作品中的台词；他的最大遗憾，是还差五个半剧本没有翻译完；他的最后遗嘱，是希望家人能够继承他未竟的事业……
动 力
对于“笃嗜莎剧”的朱生豪来说，这确实是他百折不回的动力，更何况早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他就发誓要作一位“民族英雄”。为此当自己的民族承受着巨大压迫与蹂躏的时候，在他心底所迸发出来的无疑是更为强大与雄劲的动力。
那是1938年的8月，朱生豪在上海的《红茶》杂志上发表了几首诗作。这对于一向不愿抛头露面的他来说确实是个特例，而诗词中所流露出来的思想，更是一反其以往的心态。—“屈原是，陶潜否。”面对民族的危亡，国家的灾难，他在《满江红》里写下了这样的句子。他不再迷恋陶渊明的高蹈出世，而是以鲜明的对比和截然的取舍，肯定了前者的以死赴国，否定了后者的明哲保身。
如果以此为线索，继续去探寻朱生豪的心路历程，亦即他那不屈不挠的动力的真正源头，那么自1939年的冬天起，他为《中美日报》的国内新闻版所撰写的诸多“小言”，则是有关他的最好的“心理档案”。
朱生豪去《中美日报》工作，同样是受到其总编辑詹文浒的聘请。“小言”者，关于时政问题的短评也。这便是朱生豪每天的工作任务。在前后700多天的时间里，他一共写下了1141篇，多达40万字。曾与他一同在《中美日报》工作的范泉这样评价道：“把这些‘小言’顺序编刊，可以看出我国抗日战争前期的某些战役的战况、在中国人民视角下的当时国际形势、以及沦为‘孤岛’的上海人民与日伪搏斗的英雄气概。朱生豪从一些侧面，为驰骋在敌后第一线抗日反汪的‘孤岛’新闻工作者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颂歌。”“小言”的作用确实不可小觑，但是就在这一千多篇文章里，还有这样的一些文字同样不可忽略，它们清楚地记录着作者的人生态度与立场—这不仅是朱生豪心路历程的详细档案，也是他的“屈原是，陶潜否”的精神抉择的全面注释：
—这是他写的《马相伯先生的精神》：“抗战军兴，他老人家以垂暮余年，翊赞政府，松柏之志，老而弥坚。……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教我们怎样做一个堂堂的人。”
—这是他写的《悼程振章先生》：“他们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与恶势力相抗争，任何威胁，在所不顾，以往如是，今后亦仍必如是。死了一个同志，不仅不能使他们胆寒，反而因为感到自身责任的加重，而倍增其奋斗的勇气。”
—这是他写的《悼孤军营谢晋元团长》：“他的壮烈的生平，他的领导孤军死守四行仓库的战绩，他的尽忠全节光明磊落的操守，将因此而益为国人所铭刻不忘，且将因此而益深孤岛人民对于罪恶势力的痛恨。”
……这都是些悼念性的文字，其悼念的对象无一不是令朱生豪真心敬佩的人物。因此这些文章也正是朱生豪的表态，而这些表态也正是朱生豪百折不回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动力之所在。—为此他宁愿闭门不出，也不愿在鬼子的刺刀下接受检查；宁愿饔飧不继，也不愿去拜访“荣升”为教育局长的同窗。他的回答是：“让我到日本人手下讨饭，饿死也不从！”
朱生豪就这样死了—他是让战争折磨死的，是让生活逼迫死的！那一年宋清如和他结婚刚刚两年半，那一年他们的孩子朱尚刚也才满13个月。宋清如用颤抖的笔写下了一篇《译者介绍》，她希望中国的读者在阅读《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时不要忘记为了它而献出自己生命的译者—
……（民国）33年6月1日，他突然肋骨疼痛，发起高热，而且有手足痉挛的现象，诊断的结果，说是结核性胸膜炎，加有肺结核、肠结核合并症。“像我这样的人不患肺病，哪有更合适的患者？”他苦笑着说。我知道痛苦啮着他的心，正如啮着我的一样。……然而可恶的潮热，一天都不停地损害着他。药物、针剂，都毫无效力。延至11月，病情骤然加重。终于在12月26日下午未正，无可奈何地弃我而逝。
他的死是那样的凄凉—没有人知道，没有人送行，更没有人为他献上一只小小的花圈。但是他，却让全世界知道了中国人自己也能译出莎士比亚；但是他，却让全世界知道了中华民族同样热爱人类所共同创造出的优秀的文化遗产！
台湾学者虞尔昌说：“1947年秋，我国首次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作三辑传到海外，欧美文坛为之震惊，许多莎士比亚研究者简直不敢相信中国人会写出这样高质量的译文。”大陆学者罗新璋说：“朱生豪译笔流畅，文词华赡，善于保持原作的神韵，传达莎剧的气派，译著问世以来，一直拥有大量的读者。”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朱生豪的译本为主体，又加上方平等人补译的六个剧本以及莎士比亚的全部诗歌，终于出齐了中文版的《莎士比亚全集》……
然而，这一切朱生豪都已听不见，也看不见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留下了一封信，是写给远在重庆的弟弟朱文振的：
这一年来，尤其是去年9月以后到现在，身体大非昔比。因为终日伏案，已经形成消化永远不良的现象。走一趟北门简直有如爬山。幸喜莎剧现在已大部分译好，仅剩最后六本史剧。不管几时可以出书，总之已替近百年来翻译界完成了一件最艰巨的工程。
—朱生豪就这样走了，走时才满32岁！他“替近百年来翻译界完成了一件最艰巨的工程”，但是当年却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名字……
（编辑：魏 冉）
世人对于朱生豪的不了解，也是因为那部中文版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为了完成这一浩大的工程，他献出了自己年仅32岁的生命。
1944年的4月，已是重病在身的朱生豪，提前为这部即将完工的译著，写下了一篇《自序》：
余笃嗜莎剧，尝首尾研诵全集至十余遍，于原作精神自觉颇有会心。……虽贫穷疾病，交相煎迫，而埋头伏案，握笔不辍。凡前后历十年而全稿完成。夫以译莎工作之艰巨，十年之功，不可云久，然毕生精力，殆已尽注于兹矣。
的确，就如同傅雷之于巴尔扎克、叶君健之于安徒生、草婴之于托尔斯泰一样，朱生豪亦将自己的一生与莎士比亚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1935年，开始着手准备，搜集莎剧的各种版本以及注释本和资料达一二百种，并与上海世界书局正式签订了出版合同。
1936年夏，成功地译完第一个剧本《暴风雨》，并为之写下《译者题记》。
1937年上半年，译完《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第十二夜》等多个喜剧剧本，计划中的第一分册指日可待；8月，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所有译稿毁于炮火之中。
1938年夏，由老家浙江返回孤岛上海，重新搜集有关资料，从头开始翻译工作。
1941年11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沦陷，第二次的译稿及重新搜集的资料再度丢失。
1942年底，将《暴风雨》等九个喜剧剧本第三次补译完毕。
1943年初，于贫病之中翻译完毕《罗密欧与朱丽叶》《李尔王》《哈姆莱特》等八个悲剧剧本及十个杂剧剧本。
1944年春，抱病译完《约翰王》《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上篇》《亨利四世下篇》等多个史剧剧本，并为即将完工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写下《译者自序》，以及第一、二、三辑的《提要》；12月26日，终因病情加重，无钱医治而去世，至此37个剧本中译完了31个半，尚有5个半史剧不及完成。
—这，便是朱生豪与莎士比亚结下的“生死之缘”。
它让读者清楚地明白了：为了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朱生豪不仅献出了自己最为宝贵的青春年华，而且献出了自己刚刚绽放的年轻生命；
它让读者仍然不明白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朱生豪选择了这项工作？又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他能够如此的一如既往、百折不回？
选 择
有关第一个问题，朱生豪本人曾在《译者自序》中做出了回答：“（民国）廿四年春，得前辈同事詹文浒先生之鼓励，始着手为翻译全集之尝试。”—然而，这只是一个表面的原因，抑或称作“媒介”而已。至于朱生豪之所以选择译莎工作为其毕生的事业，为其终生的目标，真正的动因还得从历史的背景以及译者本身的思想进行分析。
1935年，这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史上，被称之为“翻译年”。由于民族矛盾的日益加剧，由于国民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进步的文化事业面临着巨大的危机，面临着一次又一次的“围剿”。上海的出版战线不得不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即大力翻译外国的文学作品，以此来打破国民党当局的文化封锁。该时曾生活于上海并与鲁迅有着密切接触的黄源，这样回忆道：
就在朱生豪着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前夕，鲁迅于1934年一连写了三篇《莎士比亚》《又是莎士比亚》和《论莎剧〈裘力斯·凯撒〉》。在首篇《莎士比亚》中，一开始便说：“严复提起过‘狭斯丕尔’，一提便完；梁启超说过‘莎士比亚’，也不见有人注意；田汉译了这人的一点作品，现在似乎不大流行了。到今年，可又有些‘莎士比亚’‘莎士比亚’起来。”……可惜鲁迅真不知道他所期待的人，这时已经在为译述莎剧作准备，并立志要为中华民族译出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他就是当时尚未闻名的朱生豪。
的确，此时的朱生豪实在是太不出名了—1933年的夏天，他刚刚由浙江大学国文系毕业，承蒙老师的推荐，于世界书局觅得了一个英文编辑的饭碗，并参与了编纂《英汉四用辞典》的工作。他的夫人宋清如曾这样写道：“他文学上的天才，在中学时期就有惊人的表现。可是他太谨慎，自己的标准太高，直到大学毕业后，还不愿把作品轻易问世。实际他特长的诗歌，无论新旧体，都是相当成功的。尤其是抒情诗，可以置之世界名著中而无逊色。”如果说夫人的介绍未免会有溢美之词的话，当年之江大学的老师夏承焘同样对他称赞不已：“阅朱生豪唐诗人短论七则，多前人未发之论，爽利无比。聪明才力，在余师友之间，不当以学生视之。”进入世界书局之后，朱生豪的才华同样很快便显露了出来，该时英文部的负责人、《英汉四用辞典》的主编詹文浒，如同伯乐般地发现了他，并大胆地将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任务交给了这位腼腆的寡言少语的年轻人。
此时朱生豪毕业才刚刚两年，他的志向并不是当翻译，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真想做一个诗人，直到大学三年级为止，我根本不曾想到我会干（或者屑于）翻译。可是自到此来，每逢碰见熟人，他们总是问，你在做些什么事，是不是翻译？好像我唯一的本领就只是翻译。对于他们我的回答是：“不，做字典。”当然做字典比起翻译来更是无聊得多了，不过至少可以让他们知道我不止会翻译而已。
年轻气盛的学子尚未懂得翻译工作的重要，也尚未懂得翻译工作的不易。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朱生豪改变了初衷？让朱生豪不止是深深地爱上了翻译事业，而且为了它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的胞弟朱文振曾有过这样一段回忆：“那些年里，日本帝国主义气焰嚣张，讥笑中国文化落后，连莎氏全集都没有自己的译本。所以我认为，他决心译莎，除了个人兴趣等原因外，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大概是其最主要的动力。”朱文振用的是“大概”一词，但他的猜测没有错—在一封寄给宋清如的信中，朱生豪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写下了这样的话：
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舍弟说我就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如果把Shakespeare[即莎士比亚—引者注]译成功以后。因为某国人曾经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我这两天大起劲。 由此可见，为中华民族争气，做一个“民族英雄”，这正是朱生豪选定这一工作的真正动力。然而他也并非没有“自知之明”，以他个人的资历以及当时的条件来说，这无疑是一项举鼎绝膑的工程，但是他没有任何的犹豫，借着“翻译年”的强劲东风，借着世界书局的充分信任，他一往无前，坚定不移。那是1936年的秋天，信心百倍的他为自己制定出了详细的翻译计划—1937年的春天，完成第一分册，即包括《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等等在内的九部喜剧；1937年的下半年，完成第二分册，即包括《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莱特》《奥赛罗》等等在内的全部悲剧；第三分册为莎士比亚的史剧，第四分册为他的杂剧，一并于1938年底前完成……
这时的朱生豪正处于热恋之中，他将自己在翻译过程中所尝受到的酸甜苦辣，一股脑地写信告诉了宋清如：
昨夜我做了九小时的夜工，七点半直到四点半，床上躺了一忽儿，并没有睡去。《仲夏夜之梦》总算还没有变成《仲秋夜之梦》，全部完成了。
……校对过了三次的样稿，拿到我手里仍然要改得一塌糊涂，其实偷懒些也不妨事，可是我又不肯马马虎虎。
—这是他在诉说翻译中的辛苦。
我已把一改再改三改的《威尼斯商人》正式完成了，大喜若狂，果真是一本翻译文学的杰作！莎士比亚能译到这样，很是难得，那样俏皮，那样幽默，我相信你一定没有见到过。
—这是他在抒写翻译中的快乐。
真的，只有埋头于工作，才多少忘却生活的无味，而恢复了一点自尊心。我以梦为现实，以现实为梦；以未来为过去，以过去为未来；以nothing为 everything，以everything为nothing……
—这是他在品味翻译中的所得。
朱生豪在信中所说的，译莎一事使他“恢复了一点自尊心”，这并非虚言。在此之前，初涉尘世的他迷惘过，彷徨过，甚至写出过这样的文字：“一切兴味索然，活下去全无指望，恨起来简直想把自己狠狠地糟蹋一阵。”“如果到30岁还是这样没出息，我非自杀不可。”—因此可以这样说，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工作，不仅使他增强了民族的自尊心，而且使他寻找到了自己的力量，寻找到了生活的目标与方向。
劫 难
关于第二个问题—朱生豪在翻译的过程中屡遭不幸，但他为什么能够百折不挠、始终不渝？这一问题的答案同样隐藏在他的心灵深处。
谈到遭遇，谈到打击，朱生豪似乎是最为不幸者，战争给他带来的损失已经无法用数字来统计—按照他最初的计划，这一翻译工作最多只需要两年的时间；但是侵略者的炮火却先后两次将他的心血毁于一旦，以致前后八年仍未得以完成。
1937年的8月13日，朱生豪遭遇到第一次劫难。—其实早在一年之前，战争的阴影就开始盘旋在上海市民的头顶上了。华人区的居民只要有条件的，全都纷纷向租界迁移，朱生豪嘲笑他们：“谢天谢地我没有老婆。要是在这种风声鹤唳的时节，小鸡胆子吓得浑天糊涂，忙着要搬家逃难，岂不把人活活麻烦死？”不承想，就是因为这次的“胆大”，朱生豪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果他也能早些搬迁的话，起码不会遭到那么惨重的损失。
8月13日那天的情景，朱尚刚在《诗侣莎魂—我的父母朱生豪、宋清如》一书中作了详细的补述：“半夜里日军突然在虹口一带开炮登陆，汇山路附近正是首当其冲之地。父亲从惊慌中醒悟过来时，已经到处是炮火震天了。他只得在半夜中仓皇出走，什么都来不及清理，只带出了一只小藤箱，里面装着一本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少量稿纸和几件衣服。第二天曾打算冒险回去取一些日常用品，特别是想试图寻找已经交给书局的几本译稿，但是虹口一带已经是一片混乱，根本无法通行。设在大连湾路的世界书局总部，也被日军占领并且放火烧过。父亲一年多来的大部分译稿以及千辛万苦收集起来的各种版本的莎剧、参考资料及其他书籍用品等，全部毁于一旦。”
朱生豪遭遇到的第二次劫难，是在1941年的12月8日。—前一天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天日本军队即向上海市区的租界发起了进攻。朱生豪所供职的《中美日报》，由于长期以来坚持诛讨敌伪，当日凌晨便首当其冲地遭到查封。一群荷枪实弹的军人气势汹汹地冲进报馆的大门，慌乱之中，刚刚下了夜班正在楼上睡觉的朱生豪来不及穿戴，也来不及收拾，便一头混进排字工人的队伍里，两手空空地逃了出来……这一次的损失要比上一次的更为惨重—那些存放在办公桌里的书籍和资料，几乎都是第一次劫难后的重新搜集；那些一字一句翻译出来的书稿，更几乎都是第一次劫难后的重新补译。
九死一生的朱生豪总算把命给保住了，但是作为一名翻译工作者，他几乎丧失了所有的工具以及必备的条件。宋清如回忆道：“那时他仅有的工具书，只是两本字典—《牛津辞典》和《英汉四用辞典》。既无其他可以参考的书籍，更没有可以探讨质疑的师友。”更何况，朱生豪对于自己的翻译质量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这更增加了他于工作中的难度：
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字逐句对照式之硬译，则未敢赞同。凡遇原文中与中国语法不合之处，往往再四咀嚼，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结构，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不为晦涩之字句所掩蔽。每译一段竟，必先自拟为读者，察阅译文中有无暧昧不明之处。又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审辨语调之是否顺口，音节之是否调和，一字一句之未惬，往往苦思累日。
作为灾难，战火所摧毁的是朱生豪的心血—这是看得见的；但是还有许许多多看不见的—诸如贫困、疾病等等，则又进一步地将朱生豪推入了死亡的边缘。
战前，朱生豪在世界书局的工资，每月70元，后来虽说降到了50元，但是养活一家五口，还是能够周转得开的。然而，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固定的收入，全家的生活只能依靠他那微薄的稿费来维持—虽说世界书局付给他的稿酬已由1942年的千字5元增加到了后来的10元，但是物价的飞涨又岂能与之形成比例？以大米为例，1942年每石为300元，等到1943年的秋天，则已涨到了1000元！ 离开了《中美日报》的朱生豪，一时竟穷得连买稿纸的钱都没有了。他不得已向世界书局求助，对方的回答是：给，可以给，但一定要节约使用。于是乎，他正面写了写反面，中间写了写旁边，500字一页的稿纸足足挤进了1000个字！再往后的日子里，朱生豪几乎没有用过牙膏—刷牙时凑合着以盐代替；几乎没有进过理发店—头发长了则由妻子代为修理。家里买不起钟表，便以天色为准；屋里点不起电灯，便充分利用白天的时间，一直写到辨认不出字迹为止……
此时的朱生豪为什么没有像大多数人一样撤往大后方？毕竟那里有中共南方局文委的领导，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关照。一说，他也曾托人向母校之江大学打听过，希望能作为他们的一名成员随之一同迁徙，但回答却是经费紧缺，无法再增加新的人员；又一说，他也曾四处筹集路费，准备由海路转移，但因船班取消，未能如愿……
这两种说法，指的都是客观原因，如果从朱生豪本人的性格来分析，似乎更能寻找到真正的原因。—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不爱讲话，不爱交际，就连他自己也这样总结道：“一年之中，整天不说一句话的日子有一百多天，说话不到十句的有二百多天，其余日子说得最多的也不到三十句。”为此，他每每离群索居，更每每游离于文艺主潮之外。宋清如是最了解自己丈夫的，她这样分析道：“生豪的为人，太偏于内向。唯一的原因，是幼失父母，无邪的天真被环境剥夺得太早了，养成了耿介自爱、沉默寡言的性格。”因此对于这样的一种性格，什么才是最好的选择？无疑，打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这，便是全神贯注地翻译莎士比亚，一如既往地生活在莎士比亚的精神世界里，正如宋清如所形容的：“不知有莎翁或剧中人物或自己的分别。”
就这样，他能够在译稿一毁再毁的情况下，继续翻译出第三个稿本来；他能够在贫病交困的情况下，从未动摇过自己的信念—病重之际，他后悔的是“早知一病不起，就是拼着命也要把它译完”；昏迷之时，他口中吐出的仍然是莎士比亚戏剧作品中的台词；他的最大遗憾，是还差五个半剧本没有翻译完；他的最后遗嘱，是希望家人能够继承他未竟的事业……
动 力
对于“笃嗜莎剧”的朱生豪来说，这确实是他百折不回的动力，更何况早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他就发誓要作一位“民族英雄”。为此当自己的民族承受着巨大压迫与蹂躏的时候，在他心底所迸发出来的无疑是更为强大与雄劲的动力。
那是1938年的8月，朱生豪在上海的《红茶》杂志上发表了几首诗作。这对于一向不愿抛头露面的他来说确实是个特例，而诗词中所流露出来的思想，更是一反其以往的心态。—“屈原是，陶潜否。”面对民族的危亡，国家的灾难，他在《满江红》里写下了这样的句子。他不再迷恋陶渊明的高蹈出世，而是以鲜明的对比和截然的取舍，肯定了前者的以死赴国，否定了后者的明哲保身。
如果以此为线索，继续去探寻朱生豪的心路历程，亦即他那不屈不挠的动力的真正源头，那么自1939年的冬天起，他为《中美日报》的国内新闻版所撰写的诸多“小言”，则是有关他的最好的“心理档案”。
朱生豪去《中美日报》工作，同样是受到其总编辑詹文浒的聘请。“小言”者，关于时政问题的短评也。这便是朱生豪每天的工作任务。在前后700多天的时间里，他一共写下了1141篇，多达40万字。曾与他一同在《中美日报》工作的范泉这样评价道：“把这些‘小言’顺序编刊，可以看出我国抗日战争前期的某些战役的战况、在中国人民视角下的当时国际形势、以及沦为‘孤岛’的上海人民与日伪搏斗的英雄气概。朱生豪从一些侧面，为驰骋在敌后第一线抗日反汪的‘孤岛’新闻工作者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颂歌。”“小言”的作用确实不可小觑，但是就在这一千多篇文章里，还有这样的一些文字同样不可忽略，它们清楚地记录着作者的人生态度与立场—这不仅是朱生豪心路历程的详细档案，也是他的“屈原是，陶潜否”的精神抉择的全面注释：
—这是他写的《马相伯先生的精神》：“抗战军兴，他老人家以垂暮余年，翊赞政府，松柏之志，老而弥坚。……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教我们怎样做一个堂堂的人。”
—这是他写的《悼程振章先生》：“他们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与恶势力相抗争，任何威胁，在所不顾，以往如是，今后亦仍必如是。死了一个同志，不仅不能使他们胆寒，反而因为感到自身责任的加重，而倍增其奋斗的勇气。”
—这是他写的《悼孤军营谢晋元团长》：“他的壮烈的生平，他的领导孤军死守四行仓库的战绩，他的尽忠全节光明磊落的操守，将因此而益为国人所铭刻不忘，且将因此而益深孤岛人民对于罪恶势力的痛恨。”
……这都是些悼念性的文字，其悼念的对象无一不是令朱生豪真心敬佩的人物。因此这些文章也正是朱生豪的表态，而这些表态也正是朱生豪百折不回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动力之所在。—为此他宁愿闭门不出，也不愿在鬼子的刺刀下接受检查；宁愿饔飧不继，也不愿去拜访“荣升”为教育局长的同窗。他的回答是：“让我到日本人手下讨饭，饿死也不从！”
朱生豪就这样死了—他是让战争折磨死的，是让生活逼迫死的！那一年宋清如和他结婚刚刚两年半，那一年他们的孩子朱尚刚也才满13个月。宋清如用颤抖的笔写下了一篇《译者介绍》，她希望中国的读者在阅读《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时不要忘记为了它而献出自己生命的译者—
……（民国）33年6月1日，他突然肋骨疼痛，发起高热，而且有手足痉挛的现象，诊断的结果，说是结核性胸膜炎，加有肺结核、肠结核合并症。“像我这样的人不患肺病，哪有更合适的患者？”他苦笑着说。我知道痛苦啮着他的心，正如啮着我的一样。……然而可恶的潮热，一天都不停地损害着他。药物、针剂，都毫无效力。延至11月，病情骤然加重。终于在12月26日下午未正，无可奈何地弃我而逝。
他的死是那样的凄凉—没有人知道，没有人送行，更没有人为他献上一只小小的花圈。但是他，却让全世界知道了中国人自己也能译出莎士比亚；但是他，却让全世界知道了中华民族同样热爱人类所共同创造出的优秀的文化遗产！
台湾学者虞尔昌说：“1947年秋，我国首次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作三辑传到海外，欧美文坛为之震惊，许多莎士比亚研究者简直不敢相信中国人会写出这样高质量的译文。”大陆学者罗新璋说：“朱生豪译笔流畅，文词华赡，善于保持原作的神韵，传达莎剧的气派，译著问世以来，一直拥有大量的读者。”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朱生豪的译本为主体，又加上方平等人补译的六个剧本以及莎士比亚的全部诗歌，终于出齐了中文版的《莎士比亚全集》……
然而，这一切朱生豪都已听不见，也看不见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留下了一封信，是写给远在重庆的弟弟朱文振的：
这一年来，尤其是去年9月以后到现在，身体大非昔比。因为终日伏案，已经形成消化永远不良的现象。走一趟北门简直有如爬山。幸喜莎剧现在已大部分译好，仅剩最后六本史剧。不管几时可以出书，总之已替近百年来翻译界完成了一件最艰巨的工程。
—朱生豪就这样走了，走时才满32岁！他“替近百年来翻译界完成了一件最艰巨的工程”，但是当年却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名字……
（编辑：魏 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