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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不断的中原纷争，拉开了中原汉民大迁徙的序幕。
从江淮之间到江南地区，再进入岭南大地，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向南迁徙，不仅为生存寻找新的家园，还为中原文明在南方大地播撒新的火种。
很多年后，当学者们将一些平凡的生活片段所赋予的文化内涵勾连在一起时，一段中原迁民的心路历程和中原文化在南方的播迁过程变得清晰起来。
20世纪60年代，先进的外国卫星在中国南部闽、粤、赣交界山区，发现了惊天的秘密：大量的核设施建筑群坐落在这里。
直到乔装改扮的外国情报人员亲眼见到了这些建筑，他们才知道：这只不过是一些被叫作土楼的客家楼群。
那些中原迁民创造的建筑谜题，以这样的形式在世界舞台上亮了相，突然间，世人的目光一下子聚焦到了这里。
土楼墙面上不仅覆盖着历史的灰土，也紧裹着一层人们对它的误解。事实上，这些奇特建筑，不只是通向迁徙历史的一个窗口，里面还承载有中华民族又一次的文化创造。
曾经令外国人震惊的建筑，历尽千年的风雨飘零，依然享受着世人的注目礼。这些神秘的文化符号，是独创的文明，还是传统的继承？发现之初，这些根本无法定论。
土楼主要分布在我国福建西南山区，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型山村民居形式，被誉为“东方古城堡”。关于它是知何悄然登上历史舞台的，至今仍是人们争议的话题。
根据《宁化县志》记载，由于当时土寇蜂举，百姓不得安宁，巫罗俊便率众修筑土堡，而土堡就是福建土楼的前身，素有“土楼之母”的称谓。
目前，在三明市境内，还保留有土楼共80多座。然而，在今天这些形态各异的土楼中，我们无法看到当年巫罗俊筑堡卫众的遗迹，巫罗俊的故事似乎更像一个传说。曾经用于防寇护卫的古堡，沉入史海，不见踪影。
遥远的历史再次在人们的记忆中洒下尘土，一番调查之后，巫罗俊修筑的古堡，依旧被掩埋在尘封的岁月中。
然而，关于巫罗俊的故事，在宁化地区至今还流传着一句话：“先有巫罗俊，后有宁化城。”
按照当地巫家老人的说法，巫家是较早来到宁化的人。隋大业年间，巫罗俊随家人在迁徙途中憩息宁化石壁一带。一天，巫罗俊在放鸭时，偶然发现母鸭从水池深处带出来一群小鸭。他得到启示，连母鸭都把窝搭建在这里，说明石壁是一块风水宝地，于是他决定长居于此，所以才有了巫罗俊是宁化第一人的传说。
如此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是否仅仅是一个美丽传说？巫罗俊当年修筑的土堡又会在哪里呢？当地专家展开了更为广泛的调查搜索。终于，他们在宁化县一个叫城上乡的地方有了发现。
根据在城上乡发现的一座土墙残留的现状来判断，土墙在修筑之时的面积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经过勘察，当地考古人员发现：这座土堡遗址残留的墙体大多没有石基，而墙身通体以生土夯成，这便是中国建筑中最古老的建筑技术之一——夯土。
这种古老的建筑技艺在中原的应用，比在其他地方早很多。今天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中心的商城遗址，就是保存完好的夯土遗迹。从这两种古文化遗址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土楼与商城遗址的建造技术是一样的。
土楼斑驳的墙面，是大自然留下的印记；而人为笼罩在土楼上面的迷雾，却该是消散的时候了。
随着中原人口的一步步南迁，故土中原的先进技术被带到了南方，在吸收了当地文化之后，迁徙者们与当地人一起着手修建了属于自己的家园。他们用这样的家园，宣告自己新生活的开始，也为多年的南迁划上了句号。但是，这些奇特的土楼，能成为众多流民心中的家园吗？
一千多年前的战火、自然灾害，逼迫中原先民离开孕育自己的土地，一路南迁。他们发现：陌生的环境里，周遭的一切与中原家乡变得不同，迁民们所能够感受到的，只能是潜意识当中不断闪现的“自己是外乡人”的事实。
南方群山环绕的地形与安定封闭的环境，给南迁的中原移民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栖息地。但是相对落后的山地文明，也给生存带来了麻烦。
根据众多的民间族谱记载，迁民们来到南方丛林之后，屡有土寇滋扰、山贼入侵。于是，建造一座真正属于自己的家，成为他们内心最为迫切的愿望。但是，将要开始一段什么样的新生活，又该修建一座怎样的家园，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些形态各异的土楼，无论是方型还是圆型，都将他们自己围在其中。至今生活在这里的人仍是聚族而居，他们是有着血缘关系的同宗同族人。
从平原到山区，也许连中原移民们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便是新生活的开始。然而对于故土，他们充满了不舍和深深的眷恋。走得愈远，思乡之情就愈为浓烈，随着时间的推移，精神也在苦难中锻造。
南迁的先民们知道：不可能把自己同外界完全隔离，无论是血缘还是文化。他们清楚：必须将根文化永久相传。
千百年来，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原移民所汲取的中原文化，成为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本。他们意识到：只有崇文重教，才能保障文化的传承。
当地客家祠堂都有自己的田产，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叫蒸尝田，收益是用来祭祀祖先的；第二部分叫儒租田，收益是用来资助和奖励家族中的子弟读书的。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中原先民传承的崇文重教遗风，不仅改变着他们的生活，同时也是自我觉悟和自我修养的精神寄托。
根据《宁化县志》和《巫氏族谱》的记载，唐太宗贞观三年，巫罗俊自行上书，向皇帝提出：黄连峒地广人多，可以授田定税。因此当时名为黄连峒的石壁正式建制，成为黄连镇。此时，客居他乡的人们也许连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们所谓“客人”的身份，正开始悄悄发生着转变。
那么，在剑指欧洲的蒙古铁骑马踏中原、先进的中原文化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下，南宋之后，中国为什么出现了南方文化压倒北方文化的趋势？南迁的汉民又是如何完成对自己精神文化的重塑的呢？
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帝国的统治者们也加入了迁徙的队伍，也因此引发了更为广大的人口迁徙，众多的帝国子民纷纷追随皇室的脚步，来到了南国的土地。当然，皇室的南迁，也带来了大量的上层移民，李清照、尹淳、陈去非、辛弃疾等一批社会精英的南渡，使得中原文化重又在南方的土地上复兴传播。
根据史料记载，南宋高宗每日的食谱上都有面食。粟和麦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主食，原本南方种植较少。有着农耕文化的移民，大大促进了旱地作物的向南传播。自宋高宗以后，南方除岭南之外，各地普遍种植了小麦。
显然，在中原南迁的人口中，上层移民毕竟是少数，下层移民才是迁徙浪潮的主体。随着下层移民的不断增多，中原移民在不断改善新家园的同时，还在家中最为显眼的地方，端放上先祖的牌位，通过祭拜，倾诉思乡之情。
在世界各古老的民族中，都无一例外地出现过对祖宗的崇拜。而在中国，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更是对崇祖的传统推崇至极。中原先民把宗祠建在最重要的位置，无疑也使得四处飘零的心再次有了归宿。
这些鲜活的文化符号，所负载的人文、历史和艺术信息，是中原先民在不断南迁之后世代传承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透过这扇历史的窗口，我们看到了中华文明在江南、岭南等广大南方地区的又一次生根发芽。
北方移民的南迁，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尤其是在南宋时期，北方的文化营养大量注入南方，不仅影响了南方的饮食、文学和艺术，还影响了服饰和方言等。中原先民在极力守望自身母体文化的同时，经过特殊地域的文化融合，在这片土地上繁育出了更为璀璨辉煌的华夏文明。
夕阳下那条宽广、蜿蜒的金色大河依旧会在梦里出现。在不断怀念故乡的那段岁月里，黄河，这条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已深深融入了他们的血液，并成为他们生命记忆中最为宝贵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然而，中原文明在历经数次南迁，暂获喘息，开始在南方孕育成形时，中原故土却再次遭遇了更为巨大的波澜。母亲的乳汁再也无法抚平儿女的伤痛，泪水将故土淹没。明朝洪武、永乐年间，中原大地人口骤减，华夏子民再次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选自《大迁徙》，中华书局）
从江淮之间到江南地区，再进入岭南大地，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向南迁徙，不仅为生存寻找新的家园，还为中原文明在南方大地播撒新的火种。
很多年后，当学者们将一些平凡的生活片段所赋予的文化内涵勾连在一起时，一段中原迁民的心路历程和中原文化在南方的播迁过程变得清晰起来。
20世纪60年代，先进的外国卫星在中国南部闽、粤、赣交界山区，发现了惊天的秘密：大量的核设施建筑群坐落在这里。
直到乔装改扮的外国情报人员亲眼见到了这些建筑，他们才知道：这只不过是一些被叫作土楼的客家楼群。
那些中原迁民创造的建筑谜题，以这样的形式在世界舞台上亮了相，突然间，世人的目光一下子聚焦到了这里。
土楼墙面上不仅覆盖着历史的灰土，也紧裹着一层人们对它的误解。事实上，这些奇特建筑，不只是通向迁徙历史的一个窗口，里面还承载有中华民族又一次的文化创造。
曾经令外国人震惊的建筑，历尽千年的风雨飘零，依然享受着世人的注目礼。这些神秘的文化符号，是独创的文明，还是传统的继承？发现之初，这些根本无法定论。
土楼主要分布在我国福建西南山区，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型山村民居形式，被誉为“东方古城堡”。关于它是知何悄然登上历史舞台的，至今仍是人们争议的话题。
根据《宁化县志》记载，由于当时土寇蜂举，百姓不得安宁，巫罗俊便率众修筑土堡，而土堡就是福建土楼的前身，素有“土楼之母”的称谓。
目前，在三明市境内，还保留有土楼共80多座。然而，在今天这些形态各异的土楼中，我们无法看到当年巫罗俊筑堡卫众的遗迹，巫罗俊的故事似乎更像一个传说。曾经用于防寇护卫的古堡，沉入史海，不见踪影。
遥远的历史再次在人们的记忆中洒下尘土，一番调查之后，巫罗俊修筑的古堡，依旧被掩埋在尘封的岁月中。
然而，关于巫罗俊的故事，在宁化地区至今还流传着一句话：“先有巫罗俊，后有宁化城。”
按照当地巫家老人的说法，巫家是较早来到宁化的人。隋大业年间，巫罗俊随家人在迁徙途中憩息宁化石壁一带。一天，巫罗俊在放鸭时，偶然发现母鸭从水池深处带出来一群小鸭。他得到启示，连母鸭都把窝搭建在这里，说明石壁是一块风水宝地，于是他决定长居于此，所以才有了巫罗俊是宁化第一人的传说。
如此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是否仅仅是一个美丽传说？巫罗俊当年修筑的土堡又会在哪里呢？当地专家展开了更为广泛的调查搜索。终于，他们在宁化县一个叫城上乡的地方有了发现。
根据在城上乡发现的一座土墙残留的现状来判断，土墙在修筑之时的面积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经过勘察，当地考古人员发现：这座土堡遗址残留的墙体大多没有石基，而墙身通体以生土夯成，这便是中国建筑中最古老的建筑技术之一——夯土。
这种古老的建筑技艺在中原的应用，比在其他地方早很多。今天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中心的商城遗址，就是保存完好的夯土遗迹。从这两种古文化遗址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土楼与商城遗址的建造技术是一样的。
土楼斑驳的墙面，是大自然留下的印记；而人为笼罩在土楼上面的迷雾，却该是消散的时候了。
随着中原人口的一步步南迁，故土中原的先进技术被带到了南方，在吸收了当地文化之后，迁徙者们与当地人一起着手修建了属于自己的家园。他们用这样的家园，宣告自己新生活的开始，也为多年的南迁划上了句号。但是，这些奇特的土楼，能成为众多流民心中的家园吗？
一千多年前的战火、自然灾害，逼迫中原先民离开孕育自己的土地，一路南迁。他们发现：陌生的环境里，周遭的一切与中原家乡变得不同，迁民们所能够感受到的，只能是潜意识当中不断闪现的“自己是外乡人”的事实。
南方群山环绕的地形与安定封闭的环境，给南迁的中原移民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栖息地。但是相对落后的山地文明，也给生存带来了麻烦。
根据众多的民间族谱记载，迁民们来到南方丛林之后，屡有土寇滋扰、山贼入侵。于是，建造一座真正属于自己的家，成为他们内心最为迫切的愿望。但是，将要开始一段什么样的新生活，又该修建一座怎样的家园，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些形态各异的土楼，无论是方型还是圆型，都将他们自己围在其中。至今生活在这里的人仍是聚族而居，他们是有着血缘关系的同宗同族人。
从平原到山区，也许连中原移民们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便是新生活的开始。然而对于故土，他们充满了不舍和深深的眷恋。走得愈远，思乡之情就愈为浓烈，随着时间的推移，精神也在苦难中锻造。
南迁的先民们知道：不可能把自己同外界完全隔离，无论是血缘还是文化。他们清楚：必须将根文化永久相传。
千百年来，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原移民所汲取的中原文化，成为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本。他们意识到：只有崇文重教，才能保障文化的传承。
当地客家祠堂都有自己的田产，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叫蒸尝田，收益是用来祭祀祖先的；第二部分叫儒租田，收益是用来资助和奖励家族中的子弟读书的。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中原先民传承的崇文重教遗风，不仅改变着他们的生活，同时也是自我觉悟和自我修养的精神寄托。
根据《宁化县志》和《巫氏族谱》的记载，唐太宗贞观三年，巫罗俊自行上书，向皇帝提出：黄连峒地广人多，可以授田定税。因此当时名为黄连峒的石壁正式建制，成为黄连镇。此时，客居他乡的人们也许连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们所谓“客人”的身份，正开始悄悄发生着转变。
那么，在剑指欧洲的蒙古铁骑马踏中原、先进的中原文化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下，南宋之后，中国为什么出现了南方文化压倒北方文化的趋势？南迁的汉民又是如何完成对自己精神文化的重塑的呢？
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帝国的统治者们也加入了迁徙的队伍，也因此引发了更为广大的人口迁徙，众多的帝国子民纷纷追随皇室的脚步，来到了南国的土地。当然，皇室的南迁，也带来了大量的上层移民，李清照、尹淳、陈去非、辛弃疾等一批社会精英的南渡，使得中原文化重又在南方的土地上复兴传播。
根据史料记载，南宋高宗每日的食谱上都有面食。粟和麦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主食，原本南方种植较少。有着农耕文化的移民，大大促进了旱地作物的向南传播。自宋高宗以后，南方除岭南之外，各地普遍种植了小麦。
显然，在中原南迁的人口中，上层移民毕竟是少数，下层移民才是迁徙浪潮的主体。随着下层移民的不断增多，中原移民在不断改善新家园的同时，还在家中最为显眼的地方，端放上先祖的牌位，通过祭拜，倾诉思乡之情。
在世界各古老的民族中，都无一例外地出现过对祖宗的崇拜。而在中国，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更是对崇祖的传统推崇至极。中原先民把宗祠建在最重要的位置，无疑也使得四处飘零的心再次有了归宿。
这些鲜活的文化符号，所负载的人文、历史和艺术信息，是中原先民在不断南迁之后世代传承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透过这扇历史的窗口，我们看到了中华文明在江南、岭南等广大南方地区的又一次生根发芽。
北方移民的南迁，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尤其是在南宋时期，北方的文化营养大量注入南方，不仅影响了南方的饮食、文学和艺术，还影响了服饰和方言等。中原先民在极力守望自身母体文化的同时，经过特殊地域的文化融合，在这片土地上繁育出了更为璀璨辉煌的华夏文明。
夕阳下那条宽广、蜿蜒的金色大河依旧会在梦里出现。在不断怀念故乡的那段岁月里，黄河，这条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已深深融入了他们的血液，并成为他们生命记忆中最为宝贵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然而，中原文明在历经数次南迁，暂获喘息，开始在南方孕育成形时，中原故土却再次遭遇了更为巨大的波澜。母亲的乳汁再也无法抚平儿女的伤痛，泪水将故土淹没。明朝洪武、永乐年间，中原大地人口骤减，华夏子民再次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选自《大迁徙》，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