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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怀旧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集体性情感期待，回望乡愁就变成了当下最无需动员的“社会运动”。我们极度渴望重温记忆中村畔潺潺的碧水，抬头可见的青山，乡野里翩翩起舞的蝴蝶，温抚心肺的麦香……却总被现实无情击溃，青山已逝，碧水无踪，家乡早已不是记忆中的样子。于是我们疯狂蔓延的乡愁带来了乡村旅游的空前繁荣。那一个个被开发的村落，被重建的“老房旧屋”暂时安置了我们的愁绪，却无法带来精神的完全回归与灵魂的安抚。
保护乡村，安放乡愁，整个社会的躁动之下，从学者们理想化的信念转变为一个民族对传统根脉的探寻与珍视。无孔不入的商业资本闻风而动，其参差不齐的素质带来的，是喜忧参半，是有序保护与无序开发并存。普通民众对传统乡村遗产的保护依然缺乏自觉。
至少在目前，我们的乡愁依然要靠他人帮忙安放。
“理想化”的专家思维
对于传统村落、街道的保护，大家都缺少经验，到底乡村的规划如何开展，街道的改造方案如何确定？很多保护行为专家认为并不合适，但到底怎么办，他们也难以提出成熟的方案与措施。山东省文物局副局长由少平亲历过聊城一条古街的改造工作，感受颇深，“哪些建筑需要保留？改造之后的风格要延续明代、清代还是民国？这都难以确定。”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多样性，一方面让我们的乡村遗产异常丰富，同时也给其保护增加了难度。每一个村落都有不同的特点，决定了其保护方式的独特性。
在很多专家看来，传统村落的保护就是尽最大可能维持它的本来面貌。但是，我们在对传统乡村遗产保护的过程中，“不仅仅要维护当地人的生活传统习俗、民间信仰等，也不能阻挡其现代化进程，要让农民也能享受现代化生活带来的益处”，由少平说。
在“乡村记忆”工程提出之前，农村遗产的保护已经在多个领域开展。“山东省文物局与省建设厅共同推进的历史文化名城名村的保护已经开展了相当长时间。而山东省委宣传部主导的美丽乡村也在致力于改善农村环境。”由少平介绍说，“这些工作多多少少与文明的保存，文化的保存相关。我们一直在思考能不能形成一个合力，在新形势下，对农村做更好的保护。”
“城镇化的进程是不可能阻挡的，无论是一个部门还是几个部门，按照学界、政府、大众希望的那样以一种理想化的状态保护遗产是不可能的。”于是，“乡村记忆”工程的提出就成为山东在“理想化”与现实之间寻求平衡的必然结果。
商业萌动下的“现代乡村”
对山东传统村落的普查结果显示，山东具有保护价值的传统村落依然相当可观。在由少平看来，这些村落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依然有原始居民居住的村落，已经被商业化开发的村落和空置的空心村、遗址性村落。而被大众广泛熟知的，多是被商业开发，用于乡村旅游用途的第二类。
2014年“五一”节前夕，山东知名的乡村旅游经典之地——朱家裕重新包装后对外开放，最引人瞩目是其新建的以“闯关东”为主题的展馆。但是，“闯关东”这个近年来备受关注山东农村题材，与朱家裕并无任何关联。这种朱家峪自身的传统历史与文化弃之不用，将一种虚拟的，与朱家峪并无联系的历史传统强行嫁接的做法与传统村落的保护原则相背离。“乡村博物馆传递的信息更多的是经营者想传递的信息，对孩子们来讲，游玩是可以的，但是对于传递乡土传统历史文化而言，并不是很好的去处。”由少平对记者表示了他的看法。
在输入经营的过程中，如何更好地保留原始习俗？这似乎更多的是学者们考虑的问题。在山东的很多地方，传统村落的过度商业化已经为人诟病。很多村落“已经不能被称作村落，而是旅游景点。这种类型要不要？我们很难确定。”在由少平看来，由企业对乡村遗产进行包装，在一段时期内还会继续存在。
自发保护的“新乡绅”模式
乡村遗产保护的最理想状态，是来自原住民的自发性保护。但是，在现实面前，这依然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美好愿景。
如何更好地发挥原住民的作用，充分挖掘其主观保护意愿？由少平提出了“新乡绅”概念。而2015年10月，贾平凹在接受国内某知名媒体采访时也表示，中国的乡村，除了行政领导之外，还需要依靠宗族来维系。这与由少平的“新乡绅”理念可谓异曲同工。
“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一种二元制社会。农耕时代，中央政府的很多政策想法，往往是无法顺利传达到农村，对于农村的基础管理更多由乡绅来完成。”由少平说，“在很多朝代中，当官员到了一定年龄，朝廷是会要求他告老还乡的。一是解决门生故吏结党营私的问题，再一个就是希望其回到家乡之后，利用其影响力，使其成为当地村民与政府的沟通的桥梁。这也是中国的乡绅文化的起源。”
“今天，很多成功人士，官员、学者甚至是大学生，都是出身于乡村，那么他们完全可以回过头来为自己的家乡出谋划策。”由少平表示，“我们在乡村记忆工程实施以来通过调研也发现，很多传统村落里走出去的人，目前有不少已经事业有成，那么可否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村里的发展保护出谋划策呢？我的很多朋友都是这样，他们有能力，也有经济实力，会为自己的家乡搞一些宣传，编纂村史村志，这其实是非常好的一种模式。”
“如果我们有这样一批新的‘乡绅’，我们的传统保护可能就能够演变成全民共建的工程。”不过，这种理想的状态短期内依然难以变为现实，在由少平看来，无论是对乡土遗产的保护，还是我们现在推行的“乡村记忆”工程，都需要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乡村记忆工程已走过两年，我们不断在摸索，大家的看法越来越集中，路线越来越明确。只要能坚持下去，一二十年之后，我们就会看到它的价值！”
（本专题部分资料图片由山东省文物局提供）
当怀旧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集体性情感期待，回望乡愁就变成了当下最无需动员的“社会运动”。我们极度渴望重温记忆中村畔潺潺的碧水，抬头可见的青山，乡野里翩翩起舞的蝴蝶，温抚心肺的麦香……却总被现实无情击溃，青山已逝，碧水无踪，家乡早已不是记忆中的样子。于是我们疯狂蔓延的乡愁带来了乡村旅游的空前繁荣。那一个个被开发的村落，被重建的“老房旧屋”暂时安置了我们的愁绪，却无法带来精神的完全回归与灵魂的安抚。
保护乡村，安放乡愁，整个社会的躁动之下，从学者们理想化的信念转变为一个民族对传统根脉的探寻与珍视。无孔不入的商业资本闻风而动，其参差不齐的素质带来的，是喜忧参半，是有序保护与无序开发并存。普通民众对传统乡村遗产的保护依然缺乏自觉。
至少在目前，我们的乡愁依然要靠他人帮忙安放。
“理想化”的专家思维
对于传统村落、街道的保护，大家都缺少经验，到底乡村的规划如何开展，街道的改造方案如何确定？很多保护行为专家认为并不合适，但到底怎么办，他们也难以提出成熟的方案与措施。山东省文物局副局长由少平亲历过聊城一条古街的改造工作，感受颇深，“哪些建筑需要保留？改造之后的风格要延续明代、清代还是民国？这都难以确定。”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多样性，一方面让我们的乡村遗产异常丰富，同时也给其保护增加了难度。每一个村落都有不同的特点，决定了其保护方式的独特性。
在很多专家看来，传统村落的保护就是尽最大可能维持它的本来面貌。但是，我们在对传统乡村遗产保护的过程中，“不仅仅要维护当地人的生活传统习俗、民间信仰等，也不能阻挡其现代化进程，要让农民也能享受现代化生活带来的益处”，由少平说。
在“乡村记忆”工程提出之前，农村遗产的保护已经在多个领域开展。“山东省文物局与省建设厅共同推进的历史文化名城名村的保护已经开展了相当长时间。而山东省委宣传部主导的美丽乡村也在致力于改善农村环境。”由少平介绍说，“这些工作多多少少与文明的保存，文化的保存相关。我们一直在思考能不能形成一个合力，在新形势下，对农村做更好的保护。”
“城镇化的进程是不可能阻挡的，无论是一个部门还是几个部门，按照学界、政府、大众希望的那样以一种理想化的状态保护遗产是不可能的。”于是，“乡村记忆”工程的提出就成为山东在“理想化”与现实之间寻求平衡的必然结果。
商业萌动下的“现代乡村”
对山东传统村落的普查结果显示，山东具有保护价值的传统村落依然相当可观。在由少平看来，这些村落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依然有原始居民居住的村落，已经被商业化开发的村落和空置的空心村、遗址性村落。而被大众广泛熟知的，多是被商业开发，用于乡村旅游用途的第二类。
2014年“五一”节前夕，山东知名的乡村旅游经典之地——朱家裕重新包装后对外开放，最引人瞩目是其新建的以“闯关东”为主题的展馆。但是，“闯关东”这个近年来备受关注山东农村题材，与朱家裕并无任何关联。这种朱家峪自身的传统历史与文化弃之不用，将一种虚拟的，与朱家峪并无联系的历史传统强行嫁接的做法与传统村落的保护原则相背离。“乡村博物馆传递的信息更多的是经营者想传递的信息，对孩子们来讲，游玩是可以的，但是对于传递乡土传统历史文化而言，并不是很好的去处。”由少平对记者表示了他的看法。
在输入经营的过程中，如何更好地保留原始习俗？这似乎更多的是学者们考虑的问题。在山东的很多地方，传统村落的过度商业化已经为人诟病。很多村落“已经不能被称作村落，而是旅游景点。这种类型要不要？我们很难确定。”在由少平看来，由企业对乡村遗产进行包装，在一段时期内还会继续存在。
自发保护的“新乡绅”模式
乡村遗产保护的最理想状态，是来自原住民的自发性保护。但是，在现实面前，这依然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美好愿景。
如何更好地发挥原住民的作用，充分挖掘其主观保护意愿？由少平提出了“新乡绅”概念。而2015年10月，贾平凹在接受国内某知名媒体采访时也表示，中国的乡村，除了行政领导之外，还需要依靠宗族来维系。这与由少平的“新乡绅”理念可谓异曲同工。
“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一种二元制社会。农耕时代，中央政府的很多政策想法，往往是无法顺利传达到农村，对于农村的基础管理更多由乡绅来完成。”由少平说，“在很多朝代中，当官员到了一定年龄，朝廷是会要求他告老还乡的。一是解决门生故吏结党营私的问题，再一个就是希望其回到家乡之后，利用其影响力，使其成为当地村民与政府的沟通的桥梁。这也是中国的乡绅文化的起源。”
“今天，很多成功人士，官员、学者甚至是大学生，都是出身于乡村，那么他们完全可以回过头来为自己的家乡出谋划策。”由少平表示，“我们在乡村记忆工程实施以来通过调研也发现，很多传统村落里走出去的人，目前有不少已经事业有成，那么可否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村里的发展保护出谋划策呢？我的很多朋友都是这样，他们有能力，也有经济实力，会为自己的家乡搞一些宣传，编纂村史村志，这其实是非常好的一种模式。”
“如果我们有这样一批新的‘乡绅’，我们的传统保护可能就能够演变成全民共建的工程。”不过，这种理想的状态短期内依然难以变为现实，在由少平看来，无论是对乡土遗产的保护，还是我们现在推行的“乡村记忆”工程，都需要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乡村记忆工程已走过两年，我们不断在摸索，大家的看法越来越集中，路线越来越明确。只要能坚持下去，一二十年之后，我们就会看到它的价值！”
（本专题部分资料图片由山东省文物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