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哪项工作投入巨大、收效最低？恐怕非教案莫属。教师每学期至少要用两本备课笔记，或消耗大量的打印纸。教师却想方设法应付：手写备课的，抄旧教案或别人的教案；打印教案的，或从网上下载，或找出电脑中的旧教案修改日期打印。花费虽大，稍作调查不难发现，多半老师在上课时并不依据教案，备课本根本不带，或带了也很少看。
　　有人说，如果一个梨坏了，那是梨的问题；一筐梨坏了，就是筐的问题。套用一下，如果一两个教师抄教案，那是师德问题；近乎所有的教师都抄教案，无疑是教案制度问题。抄教案而不用，说明教案已成“鸡胁”，但为什么“食之无肉”的教案，领导却感觉“弃之有味”呢？
　　教案问题的本质，是领导和教师的对立，致使教案变成了领导和教师间的“猫鼠游戏”。领导力图控制备课效果，让教师备好课再上课，这当然没错。但为了便于检查（毕竟，写在课本上的“文本教案”和在老备课本上二次备课不利于检查），就规定教师必须课课有教案，未免有些过了而个别教师的备课不充分就上课，更给了学校领导“严格备课管理”的口实。领导担心如不加大检查力度，备课不充分现象就有“星火燎原”之势。为了便于检查，甚至规定本不适合写传统教案的习题课、试卷讲评课也必须有教案。当然，详细规定教案的格式甚至页数，就不仅仅是控制备课效果了，恐怕更多是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显示本校“规范”管理的成果。而在教师看来，我已经把课研究透了，何必多此一举？即使写，也是写给自己看的，写在哪儿方便讲就应该写在哪儿，自然视正规教案为累赘。况且，抄一份旧教案也需要30分钟，每次备一个新教案需要多长时间啊。不要忘了，教案只是教师工作的一小部分，如此大的工作量，教师显然是难以承受的，应付教案（也许还包括应付其他工作）就成为必然选择。于是，检查项目越来越细，教师的“对策”也越来越多，教案总在学校领导的“新政策”和教师的“新对策”中不断演绎着一幕幕悲喜剧。
　　可见，教案问题的背后是领导和教师间缺乏互信。重建互信，需要双方均付出艰苦努力。如何既能控制备课质量，又能切实减轻教师负担？
　　备课的重要性勿须赘言，教案也确是各种备课形式的物质归宿。但教案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除传统教案，也可以是几张卡片，或是备在书上的“文本教案”，甚至是经修改的旧教案，重要的是备在脑中。规定了格式的“八股教案”，只是有利于检查。应当明确，为上课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备课。在新的教育形势下，备教材，不仅要广泛、深入地钻研教材，还要学习教育教学理论，体会教材和课程标准所渗透的教育思想；备学生，就要充分考虑学生主体（这恰恰是传统教案很难体现的），不是过多地关注教什么，更重要的是知道学生怎样学；备教法，就要选择适合学生和教材的教学方法，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创设实际问题情境，开启思维，培养能力。此外，教师还要利用新的学术成果，并提取加工，为我所用。要准备的内容众多，却不一定要在教案上反映出来，有些也无法反映。
　　备课是为上课服务的，衡量备课质量的标准是课堂教学。实用的教案，只是个粗略的大概——一条主线、几个分杈而已，写在纸上，也就是一页半页的。至于花朵枝叶，那是课堂上自然产生的，要靠教师的机智及时捕捉，用不着也不可能一一都设想好。教案不可能把每个细节都考虑到、每个问题都预设好，更不必把导入语、过渡语都一一写出。但是，对于文本的理解，从宏观到微观都要烂熟于胸、高屋建瓴。
　　那么，学校领导应如何控制备课质量呢？
　　一是可以通过教研活动提高备课质量。
　　教师提前备课，教研时，备课组长可以临时确定每一课时的中心发言人，详细说课、分析，将备课成果展现在同组教师面前，通过全组教师讨论，取长补短，充实完善自己的备课。
　　二是利用好推门听课，通过不定期查上课达到检查备课的目的。
　　不管承认与否，确有少数教师不愿意认真备课，导致上课效率低下。不定期的“推门听课”可以有效防止备课不充分就上课的现象。“推门听课”是一种极富争议的教学管理活动，笔者认为，“推门听课”并非上课后才推开门进教室，而是教学领导上课前几分钟再通知教师，与教师一起进教室。对比检查教案，检查上课意义更大。因为“不管白猫黑猫，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只要上课效果好，不管教案形式如何，均可视为备课充分。反之，教学效果差，又无教案，即可视为“不备课就上课”，或“备课不充分”，在备课考核中扣分。检查上课还可以克服备课笔记检查中始终存在的“只备知识不备教法”、“只备教材不备学生”的老大难问题。
　　总之，解决教案悖论，需要教师和领导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就学校领导而言，要为教师创造成长环境，放弃无谓劳动；对教师而言，也要加强师德修养，提高业务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