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研判新媒体接触对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以新媒体促进社会治理参与的可能路径,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的必然要求。基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3期混合截面数据,通过关于公众的新媒体接触对社会治理参与行为和参与意愿的影响的实证考察,以及引致上述影响的可能机制分析,该研究发现新媒体接触显著提升了公众多元化的社会治理参与行为和参与意愿。此外,浏览型新媒体接触显著提升了个体的社会治理参与意愿,社会公平感调节二者之间的关系,且国家自豪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
【机 构】
:
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北京体育大学体育商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基金项目】
: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驱动的网络社会心态发展规律与引导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9ZDA149)的阶段性成果。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研判新媒体接触对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以新媒体促进社会治理参与的可能路径,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的必然要求。基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3期混合截面数据,通过关于公众的新媒体接触对社会治理参与行为和参与意愿的影响的实证考察,以及引致上述影响的可能机制分析,该研究发现新媒体接触显著提升了公众多元化的社会治理参与行为和参与意愿。此外,浏览型新媒体接触显著提升了个体的社会治理参与意愿,社会公平感调节二者之间的关系,且国家自豪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的作用。
其他文献
在短视频平台上从事创意劳动成为当今中国越发常见的新现象。然而关于短视频创意劳动者的人群构成和劳动状况、关于这种新型劳动对劳动者身心健康的影响及对社会的宏观影响,目前还鲜见相关的大规模实证研究。研究者针对国内最大短视频平台之一抖音APP上121234名拥有万名粉丝以上的创作者开展问卷调查,最终取得2375份有效样本,了解其在人口统计信息、工作方式、收入状况和满意度、工作满意度、生活质量、心理状态变化等方面的情况。研究发现:首先,短视频创意劳动可以为劳动者带来切实的收入,却不够令人满足。其次,劳动者之所以选择
对于施拉姆与中国传播学的关系,学界一直以来讨论得多,深入研究得少。施拉姆与中国传播研究的关系还有一些未解之谜。相应地,几十年来施拉姆的形象也经历了较大变迁,从奠基人、启蒙者,变成了冷战专家、传播学学科化的始作俑者,甚至被一些人清除出传播学历史,这都说明了对他的身份及贡献充满争议。如何评价施拉姆,如何评估施拉姆对中国传播学的贡献,仍然值得讨论。我们应该将施拉姆的行为及中国传播学的引进放到全球冷战及美国战后推崇现代化的知识潮流的大背景下具体分析,看到冷战背景下中国与美国在“现代化”观念上达成的共识对中国传播学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英、美和我国都正面临新闻聚合版权纠纷的司法治理问题。通过比较,我国司法在处理新闻聚合版权纠纷上面对的独特问题是原告的诉请并不明确,从而导致法院确立审理范围的随意性。我国司法在处理新闻聚合版权纠纷上面对的关键问题是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判断标准的机械移植以及新闻聚合服务商“应知”认定的变动不羁。该文认为,在原告诉请上可以让其提起直接侵权之诉和间接侵权之诉,明确诉请目标;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判断标准应坚持“服务器标准”“用户感知标准”和举证证明责任分配联动使用;在新闻聚合服务商“应知”的认定上坚
从《时局全图》开始,清末报刊漫画运用地图、千里镜的符码,建构读者对自我国家现状的认知,通过“瓜分”“病夫”的视觉隐喻,塑造民众的民族国家观念以及对民族危机的想象。民初报刊漫画家形成了创作的“真相观”,用漫画作为照见社会现实的“灯和镜”,在一种“去蔽”的视觉机制下,呈现反照凋敝政局和落后国民性的“镜中像”,启发国民主体意识的觉醒。在中国从封建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迈进的过程中,清末民初报刊漫画以视觉修辞启蒙话语建构读者特别是底层民众的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和国民主体意识,实现了图像的“高调启蒙”,构成了中国视觉现代性
当下的新闻传播生态,尤其是对比“新冠肺炎”期间与17年前的“非典”时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2019年底至2020年2月,我国“新冠肺炎”事件传播中20个新闻热点事件大多由自媒体推动进入公众视野,而专业媒体仍是后续报道的中坚力量。多元主体介入新闻场域后,新闻边界日益模糊,新闻成为多元主体协作竞争的产物,新闻内容泛化,事实与意见的界限模糊,新闻的对话性与个人视角增强,传统新闻基模面临社交媒体新叙事的颠覆。
目前“信息茧房”学术场域表现出“算法偏倚”与“理论偏倚”两种倾向。前者指将“信息茧房”与算法推荐紧密关联,后者指将其视为理论而非假设。基于对“信息茧房”学术史的考察和学术场域内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桑斯坦提出“信息茧房”时采用的是技术批判视角,算法为其批判的重点,因此“算法偏倚”具有合理性。另外,“信息茧房”效应以假说形式提出,且以验证“信息茧房”存在性为第一落点的已有研究在概念理解、操作性定义、推导逻辑、数据采集等方面多有缺陷,因此“理论偏倚”值得商榷。尊重“信息茧房”效应假说本意,并推动信息过滤技术批判
多年以来,以戴维·莫利的研究为代表的“受众民族志”被视为大众传播研究“诠释主义转向”或“民族志转向”的转折点,而这其实是一个误区。哈洛伦等的《游行示威与传播:一项个案研究》、坎特的《好莱坞电视制作人:他的工作与受众》、沃思等的《透过纳瓦霍人之眼:一次电影传播与人类学领域的探索》以及勒尔的家庭电视受众研究等在时间上均早于莫利的研究,并符合成为转折点的其他要件。这四项研究被忽略的原因主要在于莫利的研究更符合当时学术政治的需要,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此次转向仅被视为方法论层面的转向,而遮蔽了研究对象层面的媒介生产研
面对全球健康不平等问题,学界开始反思由专家主导的健康传播项目的有效性和霸权支配问题。“文化中心路径”(culture-centered approach,CCA)从另类视角出发,生成了在边缘群体中进行健康传播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方法,而目前国内学术界对CCA认识尚存不足。关于该理论,应从其对生物医疗和社会心理范式的批判和对健康传播研究的重构进行深入理解。从四个层面对CCA进行分析,可发现:在理论建构上,CCA将文化置于理解健康意义的核心位置;在边界划定上,CCA通过批判主导的健康传播研究和“文化敏感性”来突显
中国古代的历书由官方编造与发行,是一种具备显著仪式化特征的政治传播。官方曾尝试以专卖、免费发放两种方式向民众普及历书,其印数多达上百万册,中国古代的其他政治传播形式,未有及此规模者。在官历未能遍及的情况下,虽有禁令,民间私历仍灵活供应市场,成为一种有效的补充形式。直到清代中期,官方放宽禁令,允许官历与私历并行,满足了社会需求,又导致了历书的进一步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