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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韩国总统李明博和家人因“私宅门”事件成为舆论焦点。韩国特别检察官小组10月25日还就此事件，专门对总统李明博长子李时炯展开调查。
去年5月，李明博之子李时炯和青瓦台警护处共同购买了3块首尔有名的富人区——瑞草区内谷洞的地皮，李时炯所购地皮实际是为李明博卸任后建造寓所。不久质疑声四起，矛盾主要集中在李明博借儿子之名购地以及购地过程中是否存在损公肥私。事件经媒体报道发酵后，李明博一家也决定放弃内谷洞购地计划。此后，经过韩国检察机关调查，决定对涉案的李时炯等人免于司法处理，不予起诉。但韩国政坛、媒体以及公众的质疑并未就此停止。
在国际政坛，官员住房腐败现象屡见不鲜，如何防患于未然，阻断权力与私利之间的相互输送，已经成为一道世界课题。
离职官员理应搬出官邸
通常来说，一定级别官员的官邸和私邸是严格区别的。私邸是官员跟老百姓一样在市场上购买的私人财产，官邸只能在任职期间居住，官员对住宅只享有使用权，不享有所有权。当官员调任时，其官邸还可以继续留给下一任官员使用。
比如，政府提供给官员居住的地方在日本被称为公邸。在日本，除首相外，众、参两院议长、高法、高检两院院长、审计长等人，也拥有公邸。另外，各县知事也有公邸。但上述公邸都是随职务的变动而变动的，离职了就要搬出来。日本的常务副部长以下，住房都要自己解决。日本的国会议员有所谓的宿舍，面积不大，只限于议员自己居住、办公，不能用来干别的，如果落选了，就要退房。
当然有些国家并不广泛实行“官邸制”，而是由政府为官员提供住宿津贴。比如新西兰，该国部长一周有5天、国会议员一周有至少3天需要在首都惠灵顿工作，住房补贴旨在保证他们顺利开展工作。根据目前的规定，按照租住一套中等偏上住宅的市场价格，自行解决住房问题的政府部长每年领取的住房补贴不得超过3. 75万新西兰元（约合19万元人民币），如果部级官员在首都工作期间选择住宾馆，其实际支出费用由政府支付，但金额不得超过每年3.75万新元的最高标准。国会议员的住房补贴则大致在每年2.4万新元。
住房补贴禁止钻空子
除了给官员的住宿提供保障外，各国还不约而同地不断完善公众监督机制和政府监督机制，严防损公肥私现象。
比如在全球清廉指数连续6年排名第一的新西兰，部级官员、国会议员在使用政府补贴方面尤其受到严格监督。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新西兰现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比尔·英格利希。
由于英格利希作为国会议员的选区在南岛南部小镇迪普顿，于是他将自己在议会工作时间之外的家庭主要居住地申报为迪普顿，每年领取议会提供的住房补贴。事实上，他近年来绝大部分时间均居住在惠灵顿的一幢自有住宅内。2008年11月国家党赢得大选，英格利希从反对党国会议员摇身一变为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他因此可以领取更多的住房补贴。他仍然住在原来的自有住宅内，不过每周领取的住房补贴比原来多出数百新元。此事受到媒体注意，新西兰《自治领邮报》于2009年7月予以披露，称虽然英格利希的做法并没有违反相关规定，但让公众觉得有“钻政策空子”之嫌。
在舆论的压力下，英格利希很快将多领的住房补贴退还政府，并宣布虽然按规定他可以领取住房补贴，但今后将不再领取。受此事件影响，新西兰其他部级官员和国会议员也纷纷自查是否在领取住房补贴方面有违规行为，有的还自觉减少了住房补贴的领取金额。
法国政府也要为部长们在首都的官邸买单。部长们可以常驻，可以在加班的时使用，当然也可以完全弃之不用。
2006年，时任法国经济、财政和工业部长埃尔韦·盖马尔宣布，将放弃巴黎香榭丽舍大街附近一所政府资助豪宅的使用权。经济、财政和工业部发表声明说，盖马尔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是为了平息公众近来对这件事情的讨论，并保护自己的家人。盖马尔所放弃的豪宅是与自己的妻子以及8个孩子居住的巴黎黄金地段一幢高两层、面积达600平方米的公寓。
盖马尔宣布放弃住宅后不久，时任法国总理拉法兰宣布，改变政府高官的住房补贴规定，国家资助的部长公寓最大面积限定为80平方米，部长家庭中每增加一个孩子，房屋的面积可以扩大20平方米。而超标面积的住房费用必须由部长本人承担。这一规定一直沿用至今，成为法国部长们的“居住标准”。
可自行购房，不可以权谋房
在上述国家，官员和国会议员自行购买房产属于个人和市场行为，但需如实申报，更不能以权谋私或以权谋房。
比如在德国，官员是没有官邸的，但总统则是个例外，可以住在总统府里面，但每月按照规定要缴纳一定的租金。官员的房产同普通百姓一样，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购买或者租住，没有任何的优惠。然而，这并非意味着所有官员都能在房子问题上完全遵纪守法。问题是一旦官员在房子问题上的违规行为被发现，往往意味着十分严重的后果。今年2月17日，时任德国总统武尔夫发表声明辞职，起因就是房子。2011年12月，德国极具影响力的媒体《图片报》爆出重磅新闻，披露武尔夫2008年任下萨克森州州长期间获得了一大笔低息贷款用于购房。后果更为严重的是据称武尔夫还威胁媒体不要报道其财务交易。最后导致其不得不辞职。
据德国安家置业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张琳向本报记者介绍，在德国官员有选择自己住房的权利，只要是自己合法的收入，愿意租住或购买什么样的房子都可以。不过，德国的税务部门具备严格的执法意识，对于包括关于官员在内的房产等资产或者收入能起到主要的监督作用。此外，无处不在的媒体更是德国官员日常生活的放大镜，武尔夫的辞职就是一个明证。
本报记者曾采访过杜塞尔多夫市一名热心政治的律师。据其透露自己的一名朋友在德国一个政党内具有很高的声望却十分不情愿竞选公职，主要原因是一旦当官后几乎个人生活完全透明。因此，官员如果在房子的问题上玩猫腻，将面临巨大的风险。在拥有足以保证必要的住房条件的收入前提下，德国官员也完全没有必要在房子问题上冒险。
海外房产监督受重视
除官员的国内房产等财产得到监督外，海外房产也开始成为一些国家监管官员财产的新方向。
近来，一则关于禁止俄罗斯官员拥有海外房产、海外存款和外国公司股票的议案在俄罗斯国内引发热议。今年8月，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四大党派的几名议员联名提交这则议案，要求严格禁止本国官员和议员拥有海外资产，违者将被处以500万至1000万卢布罚款，或者5年以下有期徒刑。
根据2011年俄官员财产申报的情况看，有100多名官员承认在海外拥有房产，例如俄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在阿联酋、奥地利和英国均拥有房产，俄副总理兼北高加索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赫洛波宁在意大利拥有住宅和一处面积超过8000平方米的地皮。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俄罗斯2009年通过的法令规定，国家公务员在购买住房时将依据其家庭状况、工作年限、房屋面积等获得一次性购房补贴，由于申请者众多，排队等候的年限也很长。正因为在国内购房限制较为严格，不少官员热衷于在海外置办房产。
分析人士认为，如果禁止海外资产的议案得以通过，俄官员们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出售海外资产，关闭海外账户。一些人认为，这是具有革命性的提案，既可以预防腐败，也可以防止俄官员因在海外拥有资产受到他国势力的影响。
总之，从国外各国的经验来看，规范的官员房产管理和监督，离不开完善的法治体制，公开透明的舆论信息，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以及民众高度的公民意识。
（摘自《国际先驱导报》2012.11.2—11.8）B⑦
去年5月，李明博之子李时炯和青瓦台警护处共同购买了3块首尔有名的富人区——瑞草区内谷洞的地皮，李时炯所购地皮实际是为李明博卸任后建造寓所。不久质疑声四起，矛盾主要集中在李明博借儿子之名购地以及购地过程中是否存在损公肥私。事件经媒体报道发酵后，李明博一家也决定放弃内谷洞购地计划。此后，经过韩国检察机关调查，决定对涉案的李时炯等人免于司法处理，不予起诉。但韩国政坛、媒体以及公众的质疑并未就此停止。
在国际政坛，官员住房腐败现象屡见不鲜，如何防患于未然，阻断权力与私利之间的相互输送，已经成为一道世界课题。
离职官员理应搬出官邸
通常来说，一定级别官员的官邸和私邸是严格区别的。私邸是官员跟老百姓一样在市场上购买的私人财产，官邸只能在任职期间居住，官员对住宅只享有使用权，不享有所有权。当官员调任时，其官邸还可以继续留给下一任官员使用。
比如，政府提供给官员居住的地方在日本被称为公邸。在日本，除首相外，众、参两院议长、高法、高检两院院长、审计长等人，也拥有公邸。另外，各县知事也有公邸。但上述公邸都是随职务的变动而变动的，离职了就要搬出来。日本的常务副部长以下，住房都要自己解决。日本的国会议员有所谓的宿舍，面积不大，只限于议员自己居住、办公，不能用来干别的，如果落选了，就要退房。
当然有些国家并不广泛实行“官邸制”，而是由政府为官员提供住宿津贴。比如新西兰，该国部长一周有5天、国会议员一周有至少3天需要在首都惠灵顿工作，住房补贴旨在保证他们顺利开展工作。根据目前的规定，按照租住一套中等偏上住宅的市场价格，自行解决住房问题的政府部长每年领取的住房补贴不得超过3. 75万新西兰元（约合19万元人民币），如果部级官员在首都工作期间选择住宾馆，其实际支出费用由政府支付，但金额不得超过每年3.75万新元的最高标准。国会议员的住房补贴则大致在每年2.4万新元。
住房补贴禁止钻空子
除了给官员的住宿提供保障外，各国还不约而同地不断完善公众监督机制和政府监督机制，严防损公肥私现象。
比如在全球清廉指数连续6年排名第一的新西兰，部级官员、国会议员在使用政府补贴方面尤其受到严格监督。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新西兰现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比尔·英格利希。
由于英格利希作为国会议员的选区在南岛南部小镇迪普顿，于是他将自己在议会工作时间之外的家庭主要居住地申报为迪普顿，每年领取议会提供的住房补贴。事实上，他近年来绝大部分时间均居住在惠灵顿的一幢自有住宅内。2008年11月国家党赢得大选，英格利希从反对党国会议员摇身一变为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他因此可以领取更多的住房补贴。他仍然住在原来的自有住宅内，不过每周领取的住房补贴比原来多出数百新元。此事受到媒体注意，新西兰《自治领邮报》于2009年7月予以披露，称虽然英格利希的做法并没有违反相关规定，但让公众觉得有“钻政策空子”之嫌。
在舆论的压力下，英格利希很快将多领的住房补贴退还政府，并宣布虽然按规定他可以领取住房补贴，但今后将不再领取。受此事件影响，新西兰其他部级官员和国会议员也纷纷自查是否在领取住房补贴方面有违规行为，有的还自觉减少了住房补贴的领取金额。
法国政府也要为部长们在首都的官邸买单。部长们可以常驻，可以在加班的时使用，当然也可以完全弃之不用。
2006年，时任法国经济、财政和工业部长埃尔韦·盖马尔宣布，将放弃巴黎香榭丽舍大街附近一所政府资助豪宅的使用权。经济、财政和工业部发表声明说，盖马尔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是为了平息公众近来对这件事情的讨论，并保护自己的家人。盖马尔所放弃的豪宅是与自己的妻子以及8个孩子居住的巴黎黄金地段一幢高两层、面积达600平方米的公寓。
盖马尔宣布放弃住宅后不久，时任法国总理拉法兰宣布，改变政府高官的住房补贴规定，国家资助的部长公寓最大面积限定为80平方米，部长家庭中每增加一个孩子，房屋的面积可以扩大20平方米。而超标面积的住房费用必须由部长本人承担。这一规定一直沿用至今，成为法国部长们的“居住标准”。
可自行购房，不可以权谋房
在上述国家，官员和国会议员自行购买房产属于个人和市场行为，但需如实申报，更不能以权谋私或以权谋房。
比如在德国，官员是没有官邸的，但总统则是个例外，可以住在总统府里面，但每月按照规定要缴纳一定的租金。官员的房产同普通百姓一样，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购买或者租住，没有任何的优惠。然而，这并非意味着所有官员都能在房子问题上完全遵纪守法。问题是一旦官员在房子问题上的违规行为被发现，往往意味着十分严重的后果。今年2月17日，时任德国总统武尔夫发表声明辞职，起因就是房子。2011年12月，德国极具影响力的媒体《图片报》爆出重磅新闻，披露武尔夫2008年任下萨克森州州长期间获得了一大笔低息贷款用于购房。后果更为严重的是据称武尔夫还威胁媒体不要报道其财务交易。最后导致其不得不辞职。
据德国安家置业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张琳向本报记者介绍，在德国官员有选择自己住房的权利，只要是自己合法的收入，愿意租住或购买什么样的房子都可以。不过，德国的税务部门具备严格的执法意识，对于包括关于官员在内的房产等资产或者收入能起到主要的监督作用。此外，无处不在的媒体更是德国官员日常生活的放大镜，武尔夫的辞职就是一个明证。
本报记者曾采访过杜塞尔多夫市一名热心政治的律师。据其透露自己的一名朋友在德国一个政党内具有很高的声望却十分不情愿竞选公职，主要原因是一旦当官后几乎个人生活完全透明。因此，官员如果在房子的问题上玩猫腻，将面临巨大的风险。在拥有足以保证必要的住房条件的收入前提下，德国官员也完全没有必要在房子问题上冒险。
海外房产监督受重视
除官员的国内房产等财产得到监督外，海外房产也开始成为一些国家监管官员财产的新方向。
近来，一则关于禁止俄罗斯官员拥有海外房产、海外存款和外国公司股票的议案在俄罗斯国内引发热议。今年8月，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四大党派的几名议员联名提交这则议案，要求严格禁止本国官员和议员拥有海外资产，违者将被处以500万至1000万卢布罚款，或者5年以下有期徒刑。
根据2011年俄官员财产申报的情况看，有100多名官员承认在海外拥有房产，例如俄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在阿联酋、奥地利和英国均拥有房产，俄副总理兼北高加索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赫洛波宁在意大利拥有住宅和一处面积超过8000平方米的地皮。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俄罗斯2009年通过的法令规定，国家公务员在购买住房时将依据其家庭状况、工作年限、房屋面积等获得一次性购房补贴，由于申请者众多，排队等候的年限也很长。正因为在国内购房限制较为严格，不少官员热衷于在海外置办房产。
分析人士认为，如果禁止海外资产的议案得以通过，俄官员们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出售海外资产，关闭海外账户。一些人认为，这是具有革命性的提案，既可以预防腐败，也可以防止俄官员因在海外拥有资产受到他国势力的影响。
总之，从国外各国的经验来看，规范的官员房产管理和监督，离不开完善的法治体制，公开透明的舆论信息，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以及民众高度的公民意识。
（摘自《国际先驱导报》2012.11.2—11.8）B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