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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清末至五四时期,京剧趋于繁荣并高度商业化,知识界对改良京剧颇多建议,五四新文化人更是对京剧予以激烈批评。尽管有的改良主张通过剧界编演新剧得以实现,但五四思潮与京剧舞台仍存在显著歧异。新文化人将京剧纳入思想或政治范畴的努力没有实现,旧剧改革也不像文学革命那样取得显著效果。清末民初一度出现了中西戏剧融合之势,五四以后则随着京剧与话剧日趋成熟而明显分流。
关键词 京剧 五四思潮 大众文化
〔中图分类号〕K203;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9)05-0134-09
从戊戌、辛亥到五四,新思潮逐步发展,或多或少地渗透于大众文化,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文化沟通并非随新思潮的发展而增强。在京、津、沪等新思潮的核心地带,入园看戏仍是近代市民的主要文化娱乐,两者不免发生关联。五四思潮与大众文化、或者说士庶文化的复杂关系至今仍扑溯迷离。本文以京剧舞台为焦点,探讨新思潮与大众文化的交融、冲突和歧异。
京剧的繁荣与商业化
清代戏曲几经变化,大体是一个雅俗交融的过程。晚明清初,昆曲被江南士大夫看作雅文化的象征:“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①。在花、雅之间的竞争和融合中,被昆曲界视为俚俗的花部戏在嘉道年间兴盛起来,乃至形成京剧,得到民众、士人和宫廷的认同。清末民初,不只是绅商士子看戏、评戏,“贩夫竖子,短衣束发,每入园聆剧,一腔一板,均判别其是非,善则喝彩以报之,不善则扬声以辱之”②。清末民初,北京有会馆二三百所,省、府会馆也多有专门戏台,有的县级会馆也有戏台。一些著名的饭庄、大宅门也设置戏台。并且在咸丰、同治以后,上海、广州、天津、武汉、北京等地出现了许多营业性戏园。民初北京有第一舞台、文明茶园、广德楼、同乐茶园、庆乐茶园、三庆茶园、中和茶园、广和楼、丹桂茶园、吉祥茶园等20多家戏园。民国元年,各戏园“呈请于忌辰斋戒日期准其一律演戏”③得到警厅批准后,使得前清每遇斋戒、忌辰日期,决不许娱乐,尤不许演戏的限制明显减少。这种变化标志着皇权崩溃后,政治因素对文化娱乐的渗透力减弱,为京剧凸显娱乐性、更加商业化创造了条件。京剧成为士人与广大市民共享的文化娱乐,体现了士庶文化的和谐交融。
* 传统士、庶观念延续至近代而有所变化,晚近研究者曾有士人文化与庶民文化之说。本文借用此说而特有所指,这里士人文化是指20世纪早期新知识界的思想主张,庶民文化侧重于市民文化。
① 〔清〕李斗:《扬州画舫录》,中华书局,1960年,第107页。
②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11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5016-5017页。
③ 齐如山:《京剧之变迁》,北平国剧学会,1935年,第44页。
近代城市人口剧增,文化娱乐空间迅速扩展。在沪、京等城市茶楼、酒肆与日俱增。光绪年间的京师戏园更具有商业气息,“从前戏价各园一致,今则不然。此园之价与彼园异,今日之价与明日又异,惝恍离奇,莫可究诘”(注:倦游逸叟:《梨园旧话》,《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下),第836页)。在戏剧商业化过程中,报刊成为京剧市场的重要媒介。戏园广告最初依靠街头海报或上门推销,至同治十一年五月间,《申报》开辟专栏刊登“各戏园戏目广告”,戏剧与近代媒介从此结下不解之缘。沪、京等地大小报刊上,“戏园在报纸上所刊之告白常占全报告白之大部分,舍新角登台或新编本戏不计外,即平常戏目亦多用碗大木戤刊出艺员之名字”(注:徐耻痕:《戏剧与与广告之关系》,《戏剧月刊》第1卷,1928年第2期)。近代迅速增长的大众传媒,如报纸、杂志、唱片、电影等改变了京剧以往的经营机制,报纸尤为演员与观众沟通的重要环节。1913年梅兰芳首次赴沪演出时,随即拜访报界闻人。缘此,他在上海文艺圈的影响迅速扩大。回京时,形成多家戏班的人马在火车站迎接争抢之势。如果说,清末演员还可通过“供奉内廷”抬高身价,那么民初以后的名角则更依赖于商业运作。报刊对京剧舞台的操控不只体现于广告、剧评,甚至像北京《顺天时报》那样发动读者投票选举名伶。这不仅捧红了一些演员,而且使京剧舞台更加依附媒体的话语权。
商业运作促使京剧演出从依附于官僚贵族而全面走向市场,剧目内容、演出形式和演员更受商业利益的支配。一方面因女伶报酬较男伶、乃至儿童都少,戏班费用低廉,另一方面是坤班“缠头之费,所得不赀”,有时甚至“十倍于男伶”(注:徐珂编撰《清稗类钞
关键词 京剧 五四思潮 大众文化
〔中图分类号〕K203;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9)05-0134-09
从戊戌、辛亥到五四,新思潮逐步发展,或多或少地渗透于大众文化,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文化沟通并非随新思潮的发展而增强。在京、津、沪等新思潮的核心地带,入园看戏仍是近代市民的主要文化娱乐,两者不免发生关联。五四思潮与大众文化、或者说士庶文化的复杂关系至今仍扑溯迷离。本文以京剧舞台为焦点,探讨新思潮与大众文化的交融、冲突和歧异。
京剧的繁荣与商业化
清代戏曲几经变化,大体是一个雅俗交融的过程。晚明清初,昆曲被江南士大夫看作雅文化的象征:“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①。在花、雅之间的竞争和融合中,被昆曲界视为俚俗的花部戏在嘉道年间兴盛起来,乃至形成京剧,得到民众、士人和宫廷的认同。清末民初,不只是绅商士子看戏、评戏,“贩夫竖子,短衣束发,每入园聆剧,一腔一板,均判别其是非,善则喝彩以报之,不善则扬声以辱之”②。清末民初,北京有会馆二三百所,省、府会馆也多有专门戏台,有的县级会馆也有戏台。一些著名的饭庄、大宅门也设置戏台。并且在咸丰、同治以后,上海、广州、天津、武汉、北京等地出现了许多营业性戏园。民初北京有第一舞台、文明茶园、广德楼、同乐茶园、庆乐茶园、三庆茶园、中和茶园、广和楼、丹桂茶园、吉祥茶园等20多家戏园。民国元年,各戏园“呈请于忌辰斋戒日期准其一律演戏”③得到警厅批准后,使得前清每遇斋戒、忌辰日期,决不许娱乐,尤不许演戏的限制明显减少。这种变化标志着皇权崩溃后,政治因素对文化娱乐的渗透力减弱,为京剧凸显娱乐性、更加商业化创造了条件。京剧成为士人与广大市民共享的文化娱乐,体现了士庶文化的和谐交融。
* 传统士、庶观念延续至近代而有所变化,晚近研究者曾有士人文化与庶民文化之说。本文借用此说而特有所指,这里士人文化是指20世纪早期新知识界的思想主张,庶民文化侧重于市民文化。
① 〔清〕李斗:《扬州画舫录》,中华书局,1960年,第107页。
②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11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5016-5017页。
③ 齐如山:《京剧之变迁》,北平国剧学会,1935年,第44页。
近代城市人口剧增,文化娱乐空间迅速扩展。在沪、京等城市茶楼、酒肆与日俱增。光绪年间的京师戏园更具有商业气息,“从前戏价各园一致,今则不然。此园之价与彼园异,今日之价与明日又异,惝恍离奇,莫可究诘”(注:倦游逸叟:《梨园旧话》,《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下),第836页)。在戏剧商业化过程中,报刊成为京剧市场的重要媒介。戏园广告最初依靠街头海报或上门推销,至同治十一年五月间,《申报》开辟专栏刊登“各戏园戏目广告”,戏剧与近代媒介从此结下不解之缘。沪、京等地大小报刊上,“戏园在报纸上所刊之告白常占全报告白之大部分,舍新角登台或新编本戏不计外,即平常戏目亦多用碗大木戤刊出艺员之名字”(注:徐耻痕:《戏剧与与广告之关系》,《戏剧月刊》第1卷,1928年第2期)。近代迅速增长的大众传媒,如报纸、杂志、唱片、电影等改变了京剧以往的经营机制,报纸尤为演员与观众沟通的重要环节。1913年梅兰芳首次赴沪演出时,随即拜访报界闻人。缘此,他在上海文艺圈的影响迅速扩大。回京时,形成多家戏班的人马在火车站迎接争抢之势。如果说,清末演员还可通过“供奉内廷”抬高身价,那么民初以后的名角则更依赖于商业运作。报刊对京剧舞台的操控不只体现于广告、剧评,甚至像北京《顺天时报》那样发动读者投票选举名伶。这不仅捧红了一些演员,而且使京剧舞台更加依附媒体的话语权。
商业运作促使京剧演出从依附于官僚贵族而全面走向市场,剧目内容、演出形式和演员更受商业利益的支配。一方面因女伶报酬较男伶、乃至儿童都少,戏班费用低廉,另一方面是坤班“缠头之费,所得不赀”,有时甚至“十倍于男伶”(注:徐珂编撰《清稗类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