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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世纪初义和团硝烟渐散，然于此事件的文本记载经历了“拳匪”话语和“英雄”话语的历史转化，在不同的时代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承载义和团历史记忆的文本历史地传递着变迁的轨迹与深植其中的意义、价值，以文本形式出现的义和团，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历史事件，它更多地表现为一个被叙述的符号，成为历史文化象征，甚成为历史重构中重要一环。
关键词 义和团 义和团文本 历史记忆 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K203；K25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4-0127-13
20世纪初义和团硝烟渐散，然于此事件的文本记载却在长达_个多世纪的时光流逝中，仍彰显其鲜活的生命力。作为文本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义和团经历了“拳匪”话语和“英雄”话语的历史转化。关于义和团的历史记忆，在不同的时代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承载义和团历史记忆的文本历史地传递着这一变迁的轨迹与深植其中的意义、价值。文本的叙事离不开其赖以产生的时代与文化。义和团是一个历史事实，它经由书写而形成文本，而文本与语境的结合又引发历史的重构。以文本形式出现的义和团，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历史事件，它更多地表现为一个被叙述的符号，成为历史文化象征，甚或成为历史重构中的重要一环。在此过程中，义和团逐渐由“事件”走向“历史”。
一、各种记忆文本类型比较
作为事件的义和团，早已随时光的流逝拉上了帷幕。作为历史的义和团，直至今日仍彰显其历史的穿透力。义和团后，围绕此事件的叙述、记忆不绝于耳，尽管包含着立场、观念与认知的对立与冲突。描述义和团的一系列文本，按其侧重点，大致可分为表现型文本与表意型文本两类。最初，表现型文本因叙述主体的不同，又形成以清廷为主体和以义和团民众为主体之别。清末民初，“反映这一战役的文学作品，在各方面都比过去的每一回对外战役多。”为叙述的方便，笔者将该时期的相关文本划分为诗词、小说、说唱、文论四类。
义和团事件发生后，诸如“纪事”、“感事”，抒“愤”表“哀”的诗词文本大量涌现。仅阿英《庚子事变文学集》“诗词”一栏中，就收录了98位诗人270个标题的近千首诗词。事实上，这仅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如《庚子秋词》共622首诗歌，却仅有15首被收录。除诗词文本外，还有描述和刻画义和团形象的小说文本。就笔者有限的搜集所见，该时期反映义和团的代表性小说文本主要有如表所列：资料来源：翦伯赞：《义和团数目题解》(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27-598页)；阿英：《庚子事变文学集》(中华书局，1959年，第207-671页)
说唱文本方面，除话剧杂剧形式的作品外，另有所知传奇三种：一为陈季衡的《武陵春传奇》，全剧共八出，从一渔父与一士大夫的对话中，描绘出义和团之局势。一为191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的《蜀鹃啼传奇》，是书为一剧本，有唱词有科白，全剧分二十出，叙述义和团始末。还有为支碧湖的《春坡梦传奇》等。此外，最值得一提的是由南亭亭长李伯元所创作的《庚子国变弹词》，共四十回，先连载于1901年10月至1902年10月间的《世界繁华报》，后于1902年冬由报馆刊成单本六册发行。“宣统辛亥，复有石印大本出现，惟已易名为绘图秘本小说义和团，分上下集，内容只有原书之前二十回，续本出否不可考。”阿英称其“代表了旧的弹词最高的发展，突破了英雄美人、佳人才子一般固定的老套，走向广大的社会生活，历史上的特殊事变”，是“最能反映这一回事变，最通俗，而又有文艺价值的书。”
此时段文论文本的作者，有许多为亲历义和团的当事人，故而此类文本多以“纪略”、“纪事”、“纪闻”形式面世。1902年，当义和团的余波还在时，李希圣就写出被时人看作第一本义和团信史的《庚子国变记》。与其同名的罗悖曧《庚子国变记》文本，最早刊登在《庸言》第一卷第一号上(1912年12月1日)，是书“大抵取材于李希圣撰之庚子国变记”。在《庚子国变记》后，罗悖最“搜集记载及连年旅京津所闻较确者，录为拳变余闻。”1959年顾颉刚在《义和团故事笔谈》中，就曾提到过这些文论文本对他义和团历史记忆上的影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论文本的功效。
这一时期的文本，多以“拳匪”这一极富价值判断意味的词汇描述义和团，诸如“拳匪祸国”、“拳匪闹事”、“拳匪肇乱”的论说充斥其间。直至一个甲子过去，作为历史事件参与者的义和团团民及其后人才有机会发出另一种声音，使得义和团从“拳匪”走向“英雄”的历史进程有了更现实的机缘。
1958年《民间文学》上一系列“义和团故事”的出现，预示着新一类义和团文本的形成。从1953年到1958年，张士杰在河北省安次县和武清县境内搜集了一些义和团的传说故事，同时也搜集到了一些关于义和团的历史资料，这些史料和义和团的传说故事一样，完全源自当地老人们的口述。《民间文学》1958至1959年共刊登了28篇义和团故事，所有传说故事，都紧紧围绕一个中心主题；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这些故事得到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引起了极大的连锁反响，不少刊物相继刊载义和团故事。1959年的《人民文学》转发了6篇义和团故事，接着《蜜蜂》、《新港》、《北京文艺》等期刊相继刊登了义和团故事。《民间文学》还就此组织过关于义和团传说故事的座谈会，同时接连几期专开“义和团故事笔谈”一栏。张士杰《义和团故事》的推出，引发了关于义和团的讨论热。时人认为“已经整理、发表的‘义和团的故事’，可以说初步恢复了义和团运动史若干基本情况。‘故事’的搜集、整理和发表，为参加义和团运动的国内外劳动人民白了怨，为当时的‘中国人’白了冤”，“为义和团恢复了名誉”。“义和团历史”在再记忆中获得重新建构。
除义和团故事外，《民间文学》还刊登了义和团歌谣。1960年，为纪念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刘崇丰等搜集的《义和团歌谣》。其中所收的歌谣多从京津一带的老人口中记录而来，他们对这一场英勇的反帝斗争都很熟悉，有的还是目击者，有的且曾亲自参加过战斗。
不难发现，从“拳匪”到“英雄”的话语是多么巨大的历史转换。这一转换跨越了，其实也是间隔着一个完整的时代——民国。而正是民国时期关于义和团的话语演变，成为这一巨大转换的一个重要历史环节。这一演变集中体现于从“五四”到20年代的各种“表意型文本”中。
表意型文本多是透过已经存在的文本，再创造出的另一类型文本，它注重描写“客观事物对他产生的印象”，以象征的方式寄寓作品。五四时期，以《新青年》为例，义和团被提及的次数为124次，位居《新青年》所提及的11项大事之第四。一般来说，事件被提及次数愈多，代表当时的人愈关注它。此时，义和团已作为历史记忆而存在。《新青 年》中论述义和团文论文本的出现，为义和团历史记忆的重塑起了关键的作用。
1924年全国出现收回关税主权，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反帝高潮。其间，北京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倡议以9月7日为辛丑条约国耻纪念日，得到社会各阶层的热烈响应，此后连续几年每逢“九七”，全国各地都举行集会纪念国耻。正是在强烈的反帝诉求中，“有很大意义的义和团运动，二十余年来埋没在一般的厌恶唾骂之中，直至最近二年，才稍稍有人认识其真实的意义。”在当时国民大革命的氛围下，以《向导》和《中国青年》为代表的一系列义和团文论文本的出现，为义和团塑造了新的历史形象，提供了新的历史解释。
为纪念义和团五十周年，翦伯赞等从已见的300多种关于义和团的史料中，选录了四十八种书。带着“希望读者能从我们所选录的书中，获得有关义和团运动发生，发展及其失败之全过程的基本资料，并获得有关义和团各个侧面的具体知识”的意愿，编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翦伯赞“资料丛刊”的义和团文本，无疑是对五十年来义和团文本的一个总括。然其立意却并不限于总括，而是在“总括”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一个关于义和团的新文本。翦伯赞揭明，“这些书的作者，大抵都是官僚、绅士、教徒，也有帝国主义分子，他们对义和团都怀着最大的敌意，在他们的著作中，对义和团都极尽诋毁、诬蔑、诽谤乃至咒骂之能事，他们把义和团描写为人类的仇敌，把义和团运动描写为“匪类”的造反。虽然如此，从这些著作中仍然可以看出义和团是一个顽强而英勇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可以看出清朝统治者在最初怎样欺骗利用农民，到后来又怎样懦怯动摇以至无耻地出卖农民，投降帝国主义：同时也可以看出帝国主义强盗怎样白昼杀人，当街放火，以及公开地奸淫，掳掠和偷盗等等的罪行。
前述表意型文本是以清末民初的表现型文本为前提，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表意型文本则多以该时期的表现型文本为基础。在义和团故事和歌谣广泛传诵的时候，以此为依据的义和团戏剧文本兴起。1960年，由高介云、王莳君、张迅编剧的大型歌剧《义和团》在天津人民歌舞剧院上演；段承滨把义和团斗争的故事，写成一组独幕剧《黑宝塔传奇》。为纪念义和团60周年，老舍创作了一部四幕六场话剧——《神拳》，刘正心根据张士杰和段承滨有关义和团的故事和话剧，改写出小戏曲《闹衙》。除戏剧外，以义和团为题材的小说文本也涌现出来，如冯骥才和李定兴1977年创作的正面描写天津义和团运动兴衰始末的历史小说——《义和拳》和鲍昌的《庚子风云》等。另外以《义和团演义》为名的小说和以义和团首领为题材的小说也不断涌现。这些文本或者以塑造义和团领袖为英雄好汉为主调，或者以刻画帝国主义分子马嘉乐、塔伦斯基和直隶总督裕禄、海关道台黄花农等反面人物为反衬而表现农民英雄形象为底色，虽然各有侧重，但不同表现手法之下，却坚守一个共同的诉求：即以表现那一时代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讴歌人民群众反帝爱国伟大精神为主旨。
二、文化认同的历史演变
文化，作为符号学的概念，意指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历史文本是“某种叙事逻辑和结构支配下的产物”，文本的叙事离不开其赖以产生的文化。对同一时期不同类型的文本进行共时性分析，能从中窥见文本所体现出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一个多元的、不断建构的过程，它呈现的是一种集体情感的归属感，代表一个特定群体的共同文化诉求，故而不同历史时期的义和团文本，所承载的文化传统是不同的。
(一)清末民初，描述义和团的诗词文本约可分为三类，即叙事诗，讽刺诗和抒情诗。文本中虽有对义和团略表同情之作，但通常都持指斥、反对的立场，“盗贼”、“乱民”、“暴徒”是对义和团最基本的判定；义和团团民被比喻为“狐鼠”，或被形容为“虎狼”；更多的文本则斥其为“儿戏”。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诗词文本中，传统的“夷夏”观念仍然浸透其间，如“燕齐妖棂敢横行”、“漫天毒雾胡氛急”、“金戈重又召西戎”，“朝臣妄起封狼策，草寇翻思汗马功”等等。由此引伸的另一层面的问题是：第一，义和团民众被视为“妖巫”；第二，“蛮”、“西戎”这样的字眼被用于形容西方列强；第三，两者被视为对等的地位。然而，早于此四十多年前，清政府就曾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题书夷字”。这一时期义和团诗词文本的民间描述，则弃朝廷明文规定于不顾，将传统“夷夏”观念体现得淋漓尽致。与此相应的还有“天朝上国”理念的不断彰显。因此，此类文本显示“民族利益的意向被传统的文化认同严密地包裹着，并没有凸现为时代性价值。”
(二)小说文本多以“庚子之乱”为叙事基调，与诗词文本不同的是它很少将西方国家称作“夷狄”。它们的根据在于，“古时夷狄，都是我中国边界穷苦的地方，未经教化，不知礼仪的人，与现在各国来通商的洋人，绝不相同，岂可混乱说他是夷狄?”此类文本中多充溢着传统道统观念和忠君思想，对于义和团所灭之“洋”的立场指斥的根据也是，“皇上既准，难道我们百姓敢不准”，称义和团为“犯上作乱的人”，他们“要杀洋人，便是不遵王法，做了叛逆的事”。将义和团描述为“拳匪”、“乱民”、“邪教”。“这场残杀，虽则皆由乱民自取，然而终是这班顽固大臣酿成的奇劫，不是这班愚民平白掏造的”，直言乱事为“端王等所为”。清朝灭亡后，将“事变”责任归之于慈禧和一班利用义和团的武功大臣。
(三)说唱文本也在演绎着“拳匪闹事”，“拳匪祸国”的形象。称义和团事件是一场“浩劫”，这场浩劫源于“中国人心不好，上天震怒，假手于洋人。”说唱文本中亦流露出“奸臣误国”的感慨，唱“那知事误庸臣手，直把拳匪当作神”。在《蜀鹃啼传奇》中，端王一派人物被刻画为反面角色，性格残暴不仁；而义和团则被认定为其同伙，称义和团所忠的乃端王等庸臣。
(四)“拳匪”、“邪教”亦是文论文本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用以描述义和团的关键词。如1905年名为《拳祸记》的文本，共两册，上册旗帜鲜明地题名为《拳匪祸国记》，自“拳团原始”说起，依次叙述“奸臣祸国”、“联军进军”、“两宫西巡”以及“回銮志盛”。下册题名《拳匪祸教记》，收录各地教会的报告。这些文论文本的论述中有许多值得强调的地方，尤其是因为它们在构建义和团历史记忆方面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义和团多被描述为一场“国变”。很显然，此处用“国”字指称当时的清廷，这至少表明，近代国家观念尚未与传统忠君思想完全剥离。当时许多旧式文人在对于义和团的理解中，“奸臣模式”的传统话语的影响力自不待言，故而端王等一些事后因义和团受到惩罚的官员，就被放置于这个框架之中：义和团这场国变，提“奸臣误国”的外在表现形式。在可见的“奸臣误国”话语背后，是不可见的几千年来的人们根深蒂固的传统忠君理念， 宣称”只有在民众中复兴义和团的精神加以有组织的强争恶斗，才可以使帝国主义屈服，才可以完成民族的独立自由。”
国民革命时期的文论文本，将“义和团”塑造为追求民族独立的符号象征。文本中所使用的“义和团”，更多地不是作为史实而是以符号的意义而存在。这些文本中所体现出的义和团“革命文化”的认同，没有如前述两种文化认同那样，断裂，柑反，“革命文化的认同”为其后义和团走向“爱国主义文化”认同奠定了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翦伯赞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书，在清末民初文本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关于义和团的新文本。然此文本并非各种文本的简单叠加，它亦体现了对义和团革命文化的认同。翦伯赞在是书序言中说：“清算帝国主义的血账，是纪念义和团最好的方法，也是我们编辑这部书的动机……我们希望这些血淋淋的史料，会提起读者对义和团的回忆，会帮助读者从历史上去认识帝国主义，会提高读者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警惕，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
20世纪50年代后，义和团的第二次写实型文本的大量涌现，标志着义和团从“拳匪”话语走向“英雄”话语历史性转折的完成。对于此类文本的分析能够发现，文本中这些普通的农民，最后的情节都指向了英雄形象的塑造。“他们有勇有谋，都不是莽夫，斗争到底。他们具有伟大的英雄气概，蔑视仇视那些帝国主义者和封建统治者，没有妥协，斗争到底。在时人看来《义和团故事》和《义和团传说故事的有关资料》为义和团形象正了名，实现了。“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历史性变革。“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统治阶级，对于义和团运动曾竭尽其诋毁、诬蔑之能事。‘野蛮’和‘匪’不仅只是空洞的形容词和代名词；而是以千百种的著作，上亿万的文字，千万件‘事例’来证明、宣传义和团是‘野蛮’的‘匪’类的。六十年来这些文字曾经发生过广泛而深透的反动影响：深入人心，流毒无穷：这二十八篇《义和团故事》和那千百种‘著作’‘完全相反；它把被诬为‘匪’的义和团’，像李大良，刘黑塔，洪大海，铁二怔子，马六，宗老路，刘老爹等等，都以其令人信服、感动、崇敬的英勇正义行为证明是革命的英雄人物。反之，一切帝国生义分子和反动的官僚、地主、恶霸、商人、将军、官兵以至皇帝，在这些故事里都一个个以他们反动的、卑鄙的、肮脏的行动被证明为真正的野蛮的匪徒。”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戏剧文本、小说文本，都着力用艺术形象表现那一时代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讴歌了人民群众反帝爱国的伟大精神。
由文本分析的角度，我们无需争论以上“义和团”叙事是否为曾发生过_的“历史事实”。在这些文本中，其顽强的“反帝”(排外)行为是这些文本赖以存在的文化认同基础。义和团从“革命文化”的认同进一步被升华定格办“爱国主义文化”认同。在构建国人爱国主义文化认同的那些历史文本的长链中，义和团正获得一种新的历史定位和价值重估。至少在这时，义和团并不因其野蛮蒙昧和盲目排外的缺点，消减其爱国主义的色彩。通过这种新的历史记忆的定位，义和团被重塑在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文化传统认同的框架之内。
三、时代需求与再记忆：历史与义和团
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文本，，展露出“拳匪”与“英雄”两个如天渊之隔的社会记忆。究其原因，我们不难体悟出不同历史记忆主体利益诉求的不同。正如哈布瓦赫认为的，对于记忆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记忆者本身对过去所体验事件和意象的回忆，而是社会的需求促成了记忆者对事件和意象的重建。也就是说，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对义和团的再记忆受限于特定时代需求和历史文化背景，也定义了这个背景。
清末民初关于义和团的文论文本，充斥着改良派与革命派的政治诉求，而这些政治诉求也正是那个时代需求的显性状态。作为改良派领袖的康有为，表面谴责“拳匪作乱，杀害各国人民，困及公使，祸酷无道，闻之愤怒，令人发指”，实则指斥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为“伪政府”，称“日来所出之伪谕，文句鄙俚，胆气震慑，不称团匪，而称团民，不成国体，此自取覆亡之道，所谓天夺其魄也。”主张“诛拳匪而清君侧”，并且欣喜地认为“此次诸贼之结拳匪，此殆天亡之，以兴我新党者。”“拳匪之乱，天为复圣主而在中国”，将义和团视为实现其宏伟政治蓝图的契机，高倡“天特以启中国维新之基，而为圣主复辟之地者也”。梁启超也将义和团呼为“拳匪”，并将此次事件形容为“天下最奇最险之现象”，认为义和团“为政府所指使，为西后所主持”。在改良派看来，义和团的“扶清”不过是“扶贼”罢了，“大清之天下，皇上之天下也，奸贼废篡皇上，而彼为之羽翼，是扶奸贼非扶清也”。总体而言，改良派称义和团民众为“团匪”、“乱民”，但其议论和指斥的矛头并不在或主要不在“义和团事件”本身，而是隐藏其后的后党势力。他们认为：“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党祸之战争也”。所以，康、梁等改良派势力并没有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义和团这一历史事件上，而是筹谋着利用此次事件所造成的国际国内环境，来表达和实现其自身的政治诉求，所以类如“非皇上复政则国乱不能平定”的观点在此改良的言论中俯拾可见。
一时还难以与“华夷之辨”传统民族意识完全剥离的“反满”诉求，使得多数革命党人对义和团极为排斥和反感。如邹容所言：“团匪之乱也，以汉攻洋，血流津京，所保者满人。故今日强也，亦满人强耳，于我汉人无与焉；故今日富也，亦满人富耳，于我汉人无与焉。”义和团“扶清”的口号与革命派的排满主张相冲突，实是革命派对义和团颇有微词的关节。当时许多革命志士就主张乘时游说拳党首领，使改扶清灭洋旗帜为革命排满旗帜，秦力山就是其中之一。他只身到天津，求见拳党大师兄，痛陈厉害，结果被“斥为二毛子，命牵之出”。故而当义和团由初起时的“扶清灭洋”，演变到景廷宾之师竖起“扫清灭洋”的旗帜时，章太炎认为这是“人心进化”，并以此说明?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者也。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的建立并没有带来时人所期盼的民主政治景象。政局动荡、战乱不已、社会失序的现状，加之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丑剧的接连出演，一再冲击着知识阶层原本对民主政治的热情企盼。与此同时，传统旧伦理旧道德被当局政客大肆宣扬，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文化救国的时代需求呼之欲出。民初一度出现中华新武术的风行，曾触动了人们对于义和团的历史记忆，陈、鲁之争乃一明证。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面相。被“文化符号化”的义和团已不再是单纯事件的义和团，在五四知识分子眼中，义和团被催生为一场文化上的运动，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
在“新文化”的时代诉求下，义和团曾被表述为中国社会迷信野蛮与蒙昧无知的象征。1994年胡适在留学美国期间就曾投书报刊和发表演说，批评“但论国界，不论是非”的狭隘民族主义观念，以 “是”与“非”为题，讨论了民族情结是非界限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对列强反抗的正义性，以及后来义和团运动不可原谅的非理性。李太钊在谈论东西文明的差异时也指出：“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以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他在1919年6月1日的《每周评论》上，进一步说明义和团运动是中国社会愚昧无知的结果，而愚昧无知是很危险的东西。周作人将“教士毒死孤儿，或者挖了眼睛做药”这一“流传”事件纳入“拳匪时代的思想”。义和团在知识界所代表的形象就是与“文明”、“科学?相对应的”，野蛮”、“蒙昧”。’就此而言，“克林德碑”的文论文本阐述得最为引人瞩目。克林德碑的树立并没有引起陈独秀对各国列强的愤怒，反让他感慨“中国何等可耻!义和团何等可恶!”；克林德碑的倒塌也并没有触发他“推翻帝国主义的念头”，其文章的主旨并不是直接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在新文化知识分子看来，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以义和团为象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中国发展的前途并不在于从政治上进行改造，商在于从文化上走“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这些文本中所刻画的义和团形象，无不体现了新知识分子的文化诉求。正是追求民主科学，抨击封建旧文化蒙昧迷信的时代需求，凝结成这样的文本，书写出关于义和团的再记忆。
“五四运动象征着只关心思想启蒙的知识分子走上街头过问政治，正是基于这一重大事件的冲击，新知识分子的主流放弃自由主义而亲和马列主义”，文化救国又转回了政治救国的轨道。1924年全国出现收回关税主权、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反帝高潮。8月，北京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倡议以9月7日(《辛丑条约》)为国耻纪念日，得到社会各阶层的热烈响应。对义和团的历史认识再次被纳入现实政治的创造中，义和团的历史记忆开始服务于‘：国民革命”这个现实的命题。这才有了直接以“义和团与国民革命”命名的义和团文本的出现。
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爆发。针对外国报刊将五卅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与义和团的排外举动相提并论并予以否定的情况，时人对义和团的排外精神进行了重新诠释和说明。唐兴奇解释道，义和团是一场“纯粹的排外运动”，不但反对外国人的压迫，并且反对和外国人有一切来往；而五卅运动却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它反对的是剥削和压迫中国的人，但不会反对像苏俄那样以平等精神对待中国的民族，和一切国家的被压迫民族。张太雷认为，“中国民族运动的第一期是义和团式的原始的排外运动”。虽然时人努力向世人不断解释五卅运动和义和团的区别，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现实中五卅事件的出现才加剧了人们对义和团的再记忆，引发了对义和团的讨论。这就建构了历史走向现实的必然关联，故而瞿秋白宣称：“五卅运动是义和团的反抗侵略运动的继续。”《中国青年》明言：“五卅运动是原始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义和团)二十六年来发展进化的结果。”
这一时期的文本对义和团形象的高扬，源于以之作为“‘追求民族独立”的时代诉求。将义和团塑造为“追求民族独立”的符号，二十年前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曾有所提及，但在当时的情境下未被获得一致的社会认同。二十年后，社会情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义和团“灭洋”的立场和精神成为它最吸引国民革命者的内容。致力于国民革命的人们从中发掘着义和团的精神价值——倡民族之独立，这一点与当时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的目标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成为了新中国政权的“头号敌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成为一种迫切的现实需要。由翦伯赞主编的《义和团》文本就旨在“提起读者对义和团的回忆，”并由此提高读者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警惕，“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特别”一词披染了鲜明的时代诉求。相应的“义和团故事”文本的发表，博得了广泛好评，因“现在帝国主义还存在，所以这些故事对我们仍然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它描述了一系列“反抗侵略的坚强意志和正义行动”，这些民间故事又反证了毛主席论断是完全正确的：“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
1960年又一个鼠年的到来。合众国际社在春节发了一则电报论说“鼠年开始”，并声言“1840年是鼠年，那一年的灾难是鸦片战争，其结果除了别的以外，英国得到了香港。1900年也是鼠年，那一年发生义和团起义，其结果是八国联军占领北平”。“假如历史重演的话，对中国来说，这将是灾难的一年”。针对猖獗不息的美国舆论叫嚣，《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称“美国宣传机器，低能竟至于此，目光不及老鼠，头脑蠢过耗子”，“不知今日何世，妄图重演历史，再打鸦片战争，重举八国军旗。”在不断强大的新中国政权面前，只能落得“理屈计尽词穷，只好乞灵黄历”的结局。
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时代氛围下，义和团被定义为“一次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甚至被赋予一种现代意义上的“革命者”的特征。文本用“革命的忠诚”来描述义和团，这个语句的使用毫无疑问地体现了一种历史层面与现实层面的融合。在这里，义和团融入了革命话语当中，被凝练为革命的符号和象征，它被抽离出具体的时空脉络，其复杂而多面的特征，经过话语权力持有者的编排和书写，成为了有社会功能与目的的记忆。这样的记忆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与政治诉求下，被强化为一种社会记忆，而这种社会记忆不断地因现实的需求而回忆、建构、再回忆和再建构。
文化大革命时期，义和团的革命色彩被涂抹到了极致，此点正迎合了这一时期“天然合理”的“革命造反精神”的现实需要。1967年3月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官秘史)》”一文，正如当时所有具有“极端重要性”的文章那样，戚本禹的文章立即传遍全国。戚本禹笔下的义和团团员不是“乱民”、“愚民”和“乌合之众”，而是“英雄”；义和团“杀洋人”，禁洋货，把驻有外国使馆的东交民巷改名为“切洋街”，御河桥改为“断洋桥”，这样一类的举动，都被不加分析地予以了全面的肯定，称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斗争是和反封建联系在一起的。文章刻意地扭曲了义和团为后党所利用的事实，把义和团封建迷信、笼统排外等消极落后的东西，当作激进的“革命行动”加以赞扬。该文发表后一个星期，据称“人民出版社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已把戚本禹同志的重要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出版了单行本，从八日开始在北京发行，并将在全国各地陆续发行。”
戚本禹的文本通过对义和团运动的全面肯定和高度神化而推动“文革”升温的做法，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所以，此后在报刊上就出现了题为《义和团与红卫兵》、《“红灯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赞“红灯照”》、《红小将赞》等等，直接把义和团运动作为红卫兵运动先导而加以大力歌颂的文 章。时人看来，“如果说，对待历史上的必和团运动的态度如何，是区别革命派和反动派的分水岭，那末，在现实斗争中，如何对待红卫兵运动，则是区别真革命还是假革命、反革命的试金石。”在“文化大革命化”叙事的背景下，义和团藉由一种夸大甚至扭曲的叙事手法，当作革命神话和英雄史诗被再记忆，在中国大地四处传唱。
四、历史文化象征：义和团与历史
义和用是一个历史事实，它经由书每而形成文本，文本与语境的结合则构成了历史的重构。以文本形式出现的义和团，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历史事件和一个纯粹的客观存在，它更多地表现为一个“被叙述的”人为建构物，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由此，义和团成为近代中国历史重构中的重要要素。
在清末论述义和团的文本中，义和团被形容为一场“国变”。“国”字无疑指代的是清政府。关于义和团的文本记述有许多值得强调的地方，尤其是它们曾长时期内流传在后来文本的表述中：第一，义和团是邪教，匪徒；第二，庚子之乱是由义和团引起的。在认同清王朝统治的逻辑前提下，在“天朝”的思维定势中，此类文本顺理成章的结论就是“拳匪祸国”。即便是以康梁为首的新派力量，也将“慈禧”归人义和团事件的责任人中，主张“联外人以救上，”于反对义和团主张中显见其最终指向仍是认同清朝之统，义和团仍属“国变”的性质。革命派则大多基于其强烈排满立场，既不认可清朝统治的合法性，断然不将义和团归人“国变”的范畴。革命派的文本中，有将其称为“野蛮之革命”而予以批驳的，也有将义和团视为“民族民主革命之先声，而赞扬的。虽然两者对于义和团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即将义和团从“天朝”话语转向了“革命”话语。
中华民国建立后，出于对现实政治的无望，新知识分子谋求文化救国之路。此时，作为历史记忆的义和团，更多地则是以一个“文化上”的符号而出现。由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启的义和团“革命”话语度似乎销声匿迹。真至五四运动，原本只关心思想启蒙的知识分子开始走上街头关心政治建构，在国民革命氛围下，断裂的“革命?话语，重新接续上了历史。这一时期义和团被反复提出，谈论义和团的文本大量涌现。这些文本使得十几年前模糊不清韵“革命”话语不断被清晰明确。虽然各种文本对义和团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多种分析阐释却都体现和认同一个基本前提，即义和团的反帝性。在这种模式阐释下，“义和团的反帝性”成了最小的分析单位，这乃时人共同的认知基础。这种历史的延续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新中国这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一国家的出现，使得作为共同想象体的义和团有了新的存活土壤。这一时期的文本，开始旗帜鲜明地塑造义和团“英雄”形象。前述义和团反帝特性，被现实化为。“反美帝国主义”的吁求。义和团曾经的“国变”话语与“革命”话语凝结为“爱国主义”的象征。毫无疑问，此处的“国”字指代明确，意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有了具体而实在的依附。义和团在话语持有者的主动规划下，被牵引出具体的时空脉络，转化为近代中国传统爱国主义的文化符号，继而成为社会文化运作过程中的一部分。人民取代臣民，国家利益取代王朝利益，人们的忠诚由封建君主转向民族国家，至此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在晚清并不存在，人们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对此，陈独秀曾提到，直到八国联军之后他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想到这里，不觉一身冷汗，十分惭愧。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这一段文本颇能说明清季的实际情况，几千年“朝廷”观念的支配，在时人心中有着根深蒂固的记忆。这一时期丰富的义和团文本正是这种观念支配下的结果，而同时数目繁多的义和团文本，又使得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朝廷”的观念，在文本的连接中被加固了。
以文本形式展现的义和团记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现实语境中被社会不断重新建构。从“拳匪”到“野蛮人”再到“革命人”，直至定位在“爱国主义者”中，这场关于义和团民众记忆旋律的跌宕起伏，正是立足于时代需求而对历史重构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神话”建构。正如哈布瓦赫所认为的，对于记忆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记忆者本身对过去所体验事件和意象的回忆，而是社会的需求促成了记忆者对事件和意象的重建。也就是说，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
社会在记忆的同时也在忘却；而要记忆什么，忘却什么，是由现实社会的需要而决定的。人们的记忆因社会需要而重新构建，历史记忆只有靠不断“再生产”才能传递下去；在记忆的构建过程中，事件有所丢失，有所补充，也有所改变，所以记忆和事件之间绝不是等同的。围绕义和团符号象征再创造的过程中，一部分义和团的记忆被保存下来，一部分则被失忆了。在遗忘义和团的排外、愚昧、野蛮等问题之后，义和团被定格在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文化传统的框架之中，作为特定的社会文化符号被广泛认同。它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历史记忆，冲击着人们对爱国主义理念的建构。同样，相反的情况在特定条件下还会不断再现。
历史记忆虽然是被建构的，但有着它的客观性。关于义和团的各式文本，并不是一个虚无的可以任意阐释的文本，而是对一个曾经真真切切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的记录、叙述和阐释。历史文本具有历史。的客观性。正是因为义和团自身的纷繁复杂，才有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记忆文本的出现，使得义和团历史记忆的形象呈现“罗生门”式的面向。义和团的反复提出，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文本形式出现，它被权力所记忆的同时，也为权力所遗忘。不变的是，话语权力持有者总是在过去时态和现在时态象征空间里，寻找着凝结义和团的历史精神。这不禁让人想起马克·布洛赫所说过的：“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必定是徒劳无功的”。
作者单位：王先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
会史研究中心
李尹蒂。中山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黄晓军
关键词 义和团 义和团文本 历史记忆 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K203；K25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4-0127-13
20世纪初义和团硝烟渐散，然于此事件的文本记载却在长达_个多世纪的时光流逝中，仍彰显其鲜活的生命力。作为文本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义和团经历了“拳匪”话语和“英雄”话语的历史转化。关于义和团的历史记忆，在不同的时代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承载义和团历史记忆的文本历史地传递着这一变迁的轨迹与深植其中的意义、价值。文本的叙事离不开其赖以产生的时代与文化。义和团是一个历史事实，它经由书写而形成文本，而文本与语境的结合又引发历史的重构。以文本形式出现的义和团，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历史事件，它更多地表现为一个被叙述的符号，成为历史文化象征，甚或成为历史重构中的重要一环。在此过程中，义和团逐渐由“事件”走向“历史”。
一、各种记忆文本类型比较
作为事件的义和团，早已随时光的流逝拉上了帷幕。作为历史的义和团，直至今日仍彰显其历史的穿透力。义和团后，围绕此事件的叙述、记忆不绝于耳，尽管包含着立场、观念与认知的对立与冲突。描述义和团的一系列文本，按其侧重点，大致可分为表现型文本与表意型文本两类。最初，表现型文本因叙述主体的不同，又形成以清廷为主体和以义和团民众为主体之别。清末民初，“反映这一战役的文学作品，在各方面都比过去的每一回对外战役多。”为叙述的方便，笔者将该时期的相关文本划分为诗词、小说、说唱、文论四类。
义和团事件发生后，诸如“纪事”、“感事”，抒“愤”表“哀”的诗词文本大量涌现。仅阿英《庚子事变文学集》“诗词”一栏中，就收录了98位诗人270个标题的近千首诗词。事实上，这仅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如《庚子秋词》共622首诗歌，却仅有15首被收录。除诗词文本外，还有描述和刻画义和团形象的小说文本。就笔者有限的搜集所见，该时期反映义和团的代表性小说文本主要有如表所列：资料来源：翦伯赞：《义和团数目题解》(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27-598页)；阿英：《庚子事变文学集》(中华书局，1959年，第207-671页)
说唱文本方面，除话剧杂剧形式的作品外，另有所知传奇三种：一为陈季衡的《武陵春传奇》，全剧共八出，从一渔父与一士大夫的对话中，描绘出义和团之局势。一为191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的《蜀鹃啼传奇》，是书为一剧本，有唱词有科白，全剧分二十出，叙述义和团始末。还有为支碧湖的《春坡梦传奇》等。此外，最值得一提的是由南亭亭长李伯元所创作的《庚子国变弹词》，共四十回，先连载于1901年10月至1902年10月间的《世界繁华报》，后于1902年冬由报馆刊成单本六册发行。“宣统辛亥，复有石印大本出现，惟已易名为绘图秘本小说义和团，分上下集，内容只有原书之前二十回，续本出否不可考。”阿英称其“代表了旧的弹词最高的发展，突破了英雄美人、佳人才子一般固定的老套，走向广大的社会生活，历史上的特殊事变”，是“最能反映这一回事变，最通俗，而又有文艺价值的书。”
此时段文论文本的作者，有许多为亲历义和团的当事人，故而此类文本多以“纪略”、“纪事”、“纪闻”形式面世。1902年，当义和团的余波还在时，李希圣就写出被时人看作第一本义和团信史的《庚子国变记》。与其同名的罗悖曧《庚子国变记》文本，最早刊登在《庸言》第一卷第一号上(1912年12月1日)，是书“大抵取材于李希圣撰之庚子国变记”。在《庚子国变记》后，罗悖最“搜集记载及连年旅京津所闻较确者，录为拳变余闻。”1959年顾颉刚在《义和团故事笔谈》中，就曾提到过这些文论文本对他义和团历史记忆上的影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论文本的功效。
这一时期的文本，多以“拳匪”这一极富价值判断意味的词汇描述义和团，诸如“拳匪祸国”、“拳匪闹事”、“拳匪肇乱”的论说充斥其间。直至一个甲子过去，作为历史事件参与者的义和团团民及其后人才有机会发出另一种声音，使得义和团从“拳匪”走向“英雄”的历史进程有了更现实的机缘。
1958年《民间文学》上一系列“义和团故事”的出现，预示着新一类义和团文本的形成。从1953年到1958年，张士杰在河北省安次县和武清县境内搜集了一些义和团的传说故事，同时也搜集到了一些关于义和团的历史资料，这些史料和义和团的传说故事一样，完全源自当地老人们的口述。《民间文学》1958至1959年共刊登了28篇义和团故事，所有传说故事，都紧紧围绕一个中心主题；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这些故事得到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引起了极大的连锁反响，不少刊物相继刊载义和团故事。1959年的《人民文学》转发了6篇义和团故事，接着《蜜蜂》、《新港》、《北京文艺》等期刊相继刊登了义和团故事。《民间文学》还就此组织过关于义和团传说故事的座谈会，同时接连几期专开“义和团故事笔谈”一栏。张士杰《义和团故事》的推出，引发了关于义和团的讨论热。时人认为“已经整理、发表的‘义和团的故事’，可以说初步恢复了义和团运动史若干基本情况。‘故事’的搜集、整理和发表，为参加义和团运动的国内外劳动人民白了怨，为当时的‘中国人’白了冤”，“为义和团恢复了名誉”。“义和团历史”在再记忆中获得重新建构。
除义和团故事外，《民间文学》还刊登了义和团歌谣。1960年，为纪念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刘崇丰等搜集的《义和团歌谣》。其中所收的歌谣多从京津一带的老人口中记录而来，他们对这一场英勇的反帝斗争都很熟悉，有的还是目击者，有的且曾亲自参加过战斗。
不难发现，从“拳匪”到“英雄”的话语是多么巨大的历史转换。这一转换跨越了，其实也是间隔着一个完整的时代——民国。而正是民国时期关于义和团的话语演变，成为这一巨大转换的一个重要历史环节。这一演变集中体现于从“五四”到20年代的各种“表意型文本”中。
表意型文本多是透过已经存在的文本，再创造出的另一类型文本，它注重描写“客观事物对他产生的印象”，以象征的方式寄寓作品。五四时期，以《新青年》为例，义和团被提及的次数为124次，位居《新青年》所提及的11项大事之第四。一般来说，事件被提及次数愈多，代表当时的人愈关注它。此时，义和团已作为历史记忆而存在。《新青 年》中论述义和团文论文本的出现，为义和团历史记忆的重塑起了关键的作用。
1924年全国出现收回关税主权，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反帝高潮。其间，北京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倡议以9月7日为辛丑条约国耻纪念日，得到社会各阶层的热烈响应，此后连续几年每逢“九七”，全国各地都举行集会纪念国耻。正是在强烈的反帝诉求中，“有很大意义的义和团运动，二十余年来埋没在一般的厌恶唾骂之中，直至最近二年，才稍稍有人认识其真实的意义。”在当时国民大革命的氛围下，以《向导》和《中国青年》为代表的一系列义和团文论文本的出现，为义和团塑造了新的历史形象，提供了新的历史解释。
为纪念义和团五十周年，翦伯赞等从已见的300多种关于义和团的史料中，选录了四十八种书。带着“希望读者能从我们所选录的书中，获得有关义和团运动发生，发展及其失败之全过程的基本资料，并获得有关义和团各个侧面的具体知识”的意愿，编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翦伯赞“资料丛刊”的义和团文本，无疑是对五十年来义和团文本的一个总括。然其立意却并不限于总括，而是在“总括”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一个关于义和团的新文本。翦伯赞揭明，“这些书的作者，大抵都是官僚、绅士、教徒，也有帝国主义分子，他们对义和团都怀着最大的敌意，在他们的著作中，对义和团都极尽诋毁、诬蔑、诽谤乃至咒骂之能事，他们把义和团描写为人类的仇敌，把义和团运动描写为“匪类”的造反。虽然如此，从这些著作中仍然可以看出义和团是一个顽强而英勇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可以看出清朝统治者在最初怎样欺骗利用农民，到后来又怎样懦怯动摇以至无耻地出卖农民，投降帝国主义：同时也可以看出帝国主义强盗怎样白昼杀人，当街放火，以及公开地奸淫，掳掠和偷盗等等的罪行。
前述表意型文本是以清末民初的表现型文本为前提，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表意型文本则多以该时期的表现型文本为基础。在义和团故事和歌谣广泛传诵的时候，以此为依据的义和团戏剧文本兴起。1960年，由高介云、王莳君、张迅编剧的大型歌剧《义和团》在天津人民歌舞剧院上演；段承滨把义和团斗争的故事，写成一组独幕剧《黑宝塔传奇》。为纪念义和团60周年，老舍创作了一部四幕六场话剧——《神拳》，刘正心根据张士杰和段承滨有关义和团的故事和话剧，改写出小戏曲《闹衙》。除戏剧外，以义和团为题材的小说文本也涌现出来，如冯骥才和李定兴1977年创作的正面描写天津义和团运动兴衰始末的历史小说——《义和拳》和鲍昌的《庚子风云》等。另外以《义和团演义》为名的小说和以义和团首领为题材的小说也不断涌现。这些文本或者以塑造义和团领袖为英雄好汉为主调，或者以刻画帝国主义分子马嘉乐、塔伦斯基和直隶总督裕禄、海关道台黄花农等反面人物为反衬而表现农民英雄形象为底色，虽然各有侧重，但不同表现手法之下，却坚守一个共同的诉求：即以表现那一时代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讴歌人民群众反帝爱国伟大精神为主旨。
二、文化认同的历史演变
文化，作为符号学的概念，意指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历史文本是“某种叙事逻辑和结构支配下的产物”，文本的叙事离不开其赖以产生的文化。对同一时期不同类型的文本进行共时性分析，能从中窥见文本所体现出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一个多元的、不断建构的过程，它呈现的是一种集体情感的归属感，代表一个特定群体的共同文化诉求，故而不同历史时期的义和团文本，所承载的文化传统是不同的。
(一)清末民初，描述义和团的诗词文本约可分为三类，即叙事诗，讽刺诗和抒情诗。文本中虽有对义和团略表同情之作，但通常都持指斥、反对的立场，“盗贼”、“乱民”、“暴徒”是对义和团最基本的判定；义和团团民被比喻为“狐鼠”，或被形容为“虎狼”；更多的文本则斥其为“儿戏”。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诗词文本中，传统的“夷夏”观念仍然浸透其间，如“燕齐妖棂敢横行”、“漫天毒雾胡氛急”、“金戈重又召西戎”，“朝臣妄起封狼策，草寇翻思汗马功”等等。由此引伸的另一层面的问题是：第一，义和团民众被视为“妖巫”；第二，“蛮”、“西戎”这样的字眼被用于形容西方列强；第三，两者被视为对等的地位。然而，早于此四十多年前，清政府就曾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题书夷字”。这一时期义和团诗词文本的民间描述，则弃朝廷明文规定于不顾，将传统“夷夏”观念体现得淋漓尽致。与此相应的还有“天朝上国”理念的不断彰显。因此，此类文本显示“民族利益的意向被传统的文化认同严密地包裹着，并没有凸现为时代性价值。”
(二)小说文本多以“庚子之乱”为叙事基调，与诗词文本不同的是它很少将西方国家称作“夷狄”。它们的根据在于，“古时夷狄，都是我中国边界穷苦的地方，未经教化，不知礼仪的人，与现在各国来通商的洋人，绝不相同，岂可混乱说他是夷狄?”此类文本中多充溢着传统道统观念和忠君思想，对于义和团所灭之“洋”的立场指斥的根据也是，“皇上既准，难道我们百姓敢不准”，称义和团为“犯上作乱的人”，他们“要杀洋人，便是不遵王法，做了叛逆的事”。将义和团描述为“拳匪”、“乱民”、“邪教”。“这场残杀，虽则皆由乱民自取，然而终是这班顽固大臣酿成的奇劫，不是这班愚民平白掏造的”，直言乱事为“端王等所为”。清朝灭亡后，将“事变”责任归之于慈禧和一班利用义和团的武功大臣。
(三)说唱文本也在演绎着“拳匪闹事”，“拳匪祸国”的形象。称义和团事件是一场“浩劫”，这场浩劫源于“中国人心不好，上天震怒，假手于洋人。”说唱文本中亦流露出“奸臣误国”的感慨，唱“那知事误庸臣手，直把拳匪当作神”。在《蜀鹃啼传奇》中，端王一派人物被刻画为反面角色，性格残暴不仁；而义和团则被认定为其同伙，称义和团所忠的乃端王等庸臣。
(四)“拳匪”、“邪教”亦是文论文本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用以描述义和团的关键词。如1905年名为《拳祸记》的文本，共两册，上册旗帜鲜明地题名为《拳匪祸国记》，自“拳团原始”说起，依次叙述“奸臣祸国”、“联军进军”、“两宫西巡”以及“回銮志盛”。下册题名《拳匪祸教记》，收录各地教会的报告。这些文论文本的论述中有许多值得强调的地方，尤其是因为它们在构建义和团历史记忆方面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义和团多被描述为一场“国变”。很显然，此处用“国”字指称当时的清廷，这至少表明，近代国家观念尚未与传统忠君思想完全剥离。当时许多旧式文人在对于义和团的理解中，“奸臣模式”的传统话语的影响力自不待言，故而端王等一些事后因义和团受到惩罚的官员，就被放置于这个框架之中：义和团这场国变，提“奸臣误国”的外在表现形式。在可见的“奸臣误国”话语背后，是不可见的几千年来的人们根深蒂固的传统忠君理念， 宣称”只有在民众中复兴义和团的精神加以有组织的强争恶斗，才可以使帝国主义屈服，才可以完成民族的独立自由。”
国民革命时期的文论文本，将“义和团”塑造为追求民族独立的符号象征。文本中所使用的“义和团”，更多地不是作为史实而是以符号的意义而存在。这些文本中所体现出的义和团“革命文化”的认同，没有如前述两种文化认同那样，断裂，柑反，“革命文化的认同”为其后义和团走向“爱国主义文化”认同奠定了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翦伯赞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书，在清末民初文本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关于义和团的新文本。然此文本并非各种文本的简单叠加，它亦体现了对义和团革命文化的认同。翦伯赞在是书序言中说：“清算帝国主义的血账，是纪念义和团最好的方法，也是我们编辑这部书的动机……我们希望这些血淋淋的史料，会提起读者对义和团的回忆，会帮助读者从历史上去认识帝国主义，会提高读者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警惕，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
20世纪50年代后，义和团的第二次写实型文本的大量涌现，标志着义和团从“拳匪”话语走向“英雄”话语历史性转折的完成。对于此类文本的分析能够发现，文本中这些普通的农民，最后的情节都指向了英雄形象的塑造。“他们有勇有谋，都不是莽夫，斗争到底。他们具有伟大的英雄气概，蔑视仇视那些帝国主义者和封建统治者，没有妥协，斗争到底。在时人看来《义和团故事》和《义和团传说故事的有关资料》为义和团形象正了名，实现了。“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历史性变革。“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统治阶级，对于义和团运动曾竭尽其诋毁、诬蔑之能事。‘野蛮’和‘匪’不仅只是空洞的形容词和代名词；而是以千百种的著作，上亿万的文字，千万件‘事例’来证明、宣传义和团是‘野蛮’的‘匪’类的。六十年来这些文字曾经发生过广泛而深透的反动影响：深入人心，流毒无穷：这二十八篇《义和团故事》和那千百种‘著作’‘完全相反；它把被诬为‘匪’的义和团’，像李大良，刘黑塔，洪大海，铁二怔子，马六，宗老路，刘老爹等等，都以其令人信服、感动、崇敬的英勇正义行为证明是革命的英雄人物。反之，一切帝国生义分子和反动的官僚、地主、恶霸、商人、将军、官兵以至皇帝，在这些故事里都一个个以他们反动的、卑鄙的、肮脏的行动被证明为真正的野蛮的匪徒。”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戏剧文本、小说文本，都着力用艺术形象表现那一时代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讴歌了人民群众反帝爱国的伟大精神。
由文本分析的角度，我们无需争论以上“义和团”叙事是否为曾发生过_的“历史事实”。在这些文本中，其顽强的“反帝”(排外)行为是这些文本赖以存在的文化认同基础。义和团从“革命文化”的认同进一步被升华定格办“爱国主义文化”认同。在构建国人爱国主义文化认同的那些历史文本的长链中，义和团正获得一种新的历史定位和价值重估。至少在这时，义和团并不因其野蛮蒙昧和盲目排外的缺点，消减其爱国主义的色彩。通过这种新的历史记忆的定位，义和团被重塑在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文化传统认同的框架之内。
三、时代需求与再记忆：历史与义和团
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文本，，展露出“拳匪”与“英雄”两个如天渊之隔的社会记忆。究其原因，我们不难体悟出不同历史记忆主体利益诉求的不同。正如哈布瓦赫认为的，对于记忆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记忆者本身对过去所体验事件和意象的回忆，而是社会的需求促成了记忆者对事件和意象的重建。也就是说，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对义和团的再记忆受限于特定时代需求和历史文化背景，也定义了这个背景。
清末民初关于义和团的文论文本，充斥着改良派与革命派的政治诉求，而这些政治诉求也正是那个时代需求的显性状态。作为改良派领袖的康有为，表面谴责“拳匪作乱，杀害各国人民，困及公使，祸酷无道，闻之愤怒，令人发指”，实则指斥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为“伪政府”，称“日来所出之伪谕，文句鄙俚，胆气震慑，不称团匪，而称团民，不成国体，此自取覆亡之道，所谓天夺其魄也。”主张“诛拳匪而清君侧”，并且欣喜地认为“此次诸贼之结拳匪，此殆天亡之，以兴我新党者。”“拳匪之乱，天为复圣主而在中国”，将义和团视为实现其宏伟政治蓝图的契机，高倡“天特以启中国维新之基，而为圣主复辟之地者也”。梁启超也将义和团呼为“拳匪”，并将此次事件形容为“天下最奇最险之现象”，认为义和团“为政府所指使，为西后所主持”。在改良派看来，义和团的“扶清”不过是“扶贼”罢了，“大清之天下，皇上之天下也，奸贼废篡皇上，而彼为之羽翼，是扶奸贼非扶清也”。总体而言，改良派称义和团民众为“团匪”、“乱民”，但其议论和指斥的矛头并不在或主要不在“义和团事件”本身，而是隐藏其后的后党势力。他们认为：“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党祸之战争也”。所以，康、梁等改良派势力并没有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义和团这一历史事件上，而是筹谋着利用此次事件所造成的国际国内环境，来表达和实现其自身的政治诉求，所以类如“非皇上复政则国乱不能平定”的观点在此改良的言论中俯拾可见。
一时还难以与“华夷之辨”传统民族意识完全剥离的“反满”诉求，使得多数革命党人对义和团极为排斥和反感。如邹容所言：“团匪之乱也，以汉攻洋，血流津京，所保者满人。故今日强也，亦满人强耳，于我汉人无与焉；故今日富也，亦满人富耳，于我汉人无与焉。”义和团“扶清”的口号与革命派的排满主张相冲突，实是革命派对义和团颇有微词的关节。当时许多革命志士就主张乘时游说拳党首领，使改扶清灭洋旗帜为革命排满旗帜，秦力山就是其中之一。他只身到天津，求见拳党大师兄，痛陈厉害，结果被“斥为二毛子，命牵之出”。故而当义和团由初起时的“扶清灭洋”，演变到景廷宾之师竖起“扫清灭洋”的旗帜时，章太炎认为这是“人心进化”，并以此说明?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者也。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的建立并没有带来时人所期盼的民主政治景象。政局动荡、战乱不已、社会失序的现状，加之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丑剧的接连出演，一再冲击着知识阶层原本对民主政治的热情企盼。与此同时，传统旧伦理旧道德被当局政客大肆宣扬，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文化救国的时代需求呼之欲出。民初一度出现中华新武术的风行，曾触动了人们对于义和团的历史记忆，陈、鲁之争乃一明证。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面相。被“文化符号化”的义和团已不再是单纯事件的义和团，在五四知识分子眼中，义和团被催生为一场文化上的运动，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
在“新文化”的时代诉求下，义和团曾被表述为中国社会迷信野蛮与蒙昧无知的象征。1994年胡适在留学美国期间就曾投书报刊和发表演说，批评“但论国界，不论是非”的狭隘民族主义观念，以 “是”与“非”为题，讨论了民族情结是非界限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对列强反抗的正义性，以及后来义和团运动不可原谅的非理性。李太钊在谈论东西文明的差异时也指出：“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以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他在1919年6月1日的《每周评论》上，进一步说明义和团运动是中国社会愚昧无知的结果，而愚昧无知是很危险的东西。周作人将“教士毒死孤儿，或者挖了眼睛做药”这一“流传”事件纳入“拳匪时代的思想”。义和团在知识界所代表的形象就是与“文明”、“科学?相对应的”，野蛮”、“蒙昧”。’就此而言，“克林德碑”的文论文本阐述得最为引人瞩目。克林德碑的树立并没有引起陈独秀对各国列强的愤怒，反让他感慨“中国何等可耻!义和团何等可恶!”；克林德碑的倒塌也并没有触发他“推翻帝国主义的念头”，其文章的主旨并不是直接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在新文化知识分子看来，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以义和团为象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中国发展的前途并不在于从政治上进行改造，商在于从文化上走“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这些文本中所刻画的义和团形象，无不体现了新知识分子的文化诉求。正是追求民主科学，抨击封建旧文化蒙昧迷信的时代需求，凝结成这样的文本，书写出关于义和团的再记忆。
“五四运动象征着只关心思想启蒙的知识分子走上街头过问政治，正是基于这一重大事件的冲击，新知识分子的主流放弃自由主义而亲和马列主义”，文化救国又转回了政治救国的轨道。1924年全国出现收回关税主权、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反帝高潮。8月，北京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倡议以9月7日(《辛丑条约》)为国耻纪念日，得到社会各阶层的热烈响应。对义和团的历史认识再次被纳入现实政治的创造中，义和团的历史记忆开始服务于‘：国民革命”这个现实的命题。这才有了直接以“义和团与国民革命”命名的义和团文本的出现。
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爆发。针对外国报刊将五卅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与义和团的排外举动相提并论并予以否定的情况，时人对义和团的排外精神进行了重新诠释和说明。唐兴奇解释道，义和团是一场“纯粹的排外运动”，不但反对外国人的压迫，并且反对和外国人有一切来往；而五卅运动却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它反对的是剥削和压迫中国的人，但不会反对像苏俄那样以平等精神对待中国的民族，和一切国家的被压迫民族。张太雷认为，“中国民族运动的第一期是义和团式的原始的排外运动”。虽然时人努力向世人不断解释五卅运动和义和团的区别，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现实中五卅事件的出现才加剧了人们对义和团的再记忆，引发了对义和团的讨论。这就建构了历史走向现实的必然关联，故而瞿秋白宣称：“五卅运动是义和团的反抗侵略运动的继续。”《中国青年》明言：“五卅运动是原始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义和团)二十六年来发展进化的结果。”
这一时期的文本对义和团形象的高扬，源于以之作为“‘追求民族独立”的时代诉求。将义和团塑造为“追求民族独立”的符号，二十年前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曾有所提及，但在当时的情境下未被获得一致的社会认同。二十年后，社会情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义和团“灭洋”的立场和精神成为它最吸引国民革命者的内容。致力于国民革命的人们从中发掘着义和团的精神价值——倡民族之独立，这一点与当时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的目标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成为了新中国政权的“头号敌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成为一种迫切的现实需要。由翦伯赞主编的《义和团》文本就旨在“提起读者对义和团的回忆，”并由此提高读者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警惕，“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特别”一词披染了鲜明的时代诉求。相应的“义和团故事”文本的发表，博得了广泛好评，因“现在帝国主义还存在，所以这些故事对我们仍然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它描述了一系列“反抗侵略的坚强意志和正义行动”，这些民间故事又反证了毛主席论断是完全正确的：“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
1960年又一个鼠年的到来。合众国际社在春节发了一则电报论说“鼠年开始”，并声言“1840年是鼠年，那一年的灾难是鸦片战争，其结果除了别的以外，英国得到了香港。1900年也是鼠年，那一年发生义和团起义，其结果是八国联军占领北平”。“假如历史重演的话，对中国来说，这将是灾难的一年”。针对猖獗不息的美国舆论叫嚣，《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称“美国宣传机器，低能竟至于此，目光不及老鼠，头脑蠢过耗子”，“不知今日何世，妄图重演历史，再打鸦片战争，重举八国军旗。”在不断强大的新中国政权面前，只能落得“理屈计尽词穷，只好乞灵黄历”的结局。
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时代氛围下，义和团被定义为“一次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甚至被赋予一种现代意义上的“革命者”的特征。文本用“革命的忠诚”来描述义和团，这个语句的使用毫无疑问地体现了一种历史层面与现实层面的融合。在这里，义和团融入了革命话语当中，被凝练为革命的符号和象征，它被抽离出具体的时空脉络，其复杂而多面的特征，经过话语权力持有者的编排和书写，成为了有社会功能与目的的记忆。这样的记忆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与政治诉求下，被强化为一种社会记忆，而这种社会记忆不断地因现实的需求而回忆、建构、再回忆和再建构。
文化大革命时期，义和团的革命色彩被涂抹到了极致，此点正迎合了这一时期“天然合理”的“革命造反精神”的现实需要。1967年3月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官秘史)》”一文，正如当时所有具有“极端重要性”的文章那样，戚本禹的文章立即传遍全国。戚本禹笔下的义和团团员不是“乱民”、“愚民”和“乌合之众”，而是“英雄”；义和团“杀洋人”，禁洋货，把驻有外国使馆的东交民巷改名为“切洋街”，御河桥改为“断洋桥”，这样一类的举动，都被不加分析地予以了全面的肯定，称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斗争是和反封建联系在一起的。文章刻意地扭曲了义和团为后党所利用的事实，把义和团封建迷信、笼统排外等消极落后的东西，当作激进的“革命行动”加以赞扬。该文发表后一个星期，据称“人民出版社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已把戚本禹同志的重要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出版了单行本，从八日开始在北京发行，并将在全国各地陆续发行。”
戚本禹的文本通过对义和团运动的全面肯定和高度神化而推动“文革”升温的做法，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所以，此后在报刊上就出现了题为《义和团与红卫兵》、《“红灯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赞“红灯照”》、《红小将赞》等等，直接把义和团运动作为红卫兵运动先导而加以大力歌颂的文 章。时人看来，“如果说，对待历史上的必和团运动的态度如何，是区别革命派和反动派的分水岭，那末，在现实斗争中，如何对待红卫兵运动，则是区别真革命还是假革命、反革命的试金石。”在“文化大革命化”叙事的背景下，义和团藉由一种夸大甚至扭曲的叙事手法，当作革命神话和英雄史诗被再记忆，在中国大地四处传唱。
四、历史文化象征：义和团与历史
义和用是一个历史事实，它经由书每而形成文本，文本与语境的结合则构成了历史的重构。以文本形式出现的义和团，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历史事件和一个纯粹的客观存在，它更多地表现为一个“被叙述的”人为建构物，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由此，义和团成为近代中国历史重构中的重要要素。
在清末论述义和团的文本中，义和团被形容为一场“国变”。“国”字无疑指代的是清政府。关于义和团的文本记述有许多值得强调的地方，尤其是它们曾长时期内流传在后来文本的表述中：第一，义和团是邪教，匪徒；第二，庚子之乱是由义和团引起的。在认同清王朝统治的逻辑前提下，在“天朝”的思维定势中，此类文本顺理成章的结论就是“拳匪祸国”。即便是以康梁为首的新派力量，也将“慈禧”归人义和团事件的责任人中，主张“联外人以救上，”于反对义和团主张中显见其最终指向仍是认同清朝之统，义和团仍属“国变”的性质。革命派则大多基于其强烈排满立场，既不认可清朝统治的合法性，断然不将义和团归人“国变”的范畴。革命派的文本中，有将其称为“野蛮之革命”而予以批驳的，也有将义和团视为“民族民主革命之先声，而赞扬的。虽然两者对于义和团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即将义和团从“天朝”话语转向了“革命”话语。
中华民国建立后，出于对现实政治的无望，新知识分子谋求文化救国之路。此时，作为历史记忆的义和团，更多地则是以一个“文化上”的符号而出现。由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启的义和团“革命”话语度似乎销声匿迹。真至五四运动，原本只关心思想启蒙的知识分子开始走上街头关心政治建构，在国民革命氛围下，断裂的“革命?话语，重新接续上了历史。这一时期义和团被反复提出，谈论义和团的文本大量涌现。这些文本使得十几年前模糊不清韵“革命”话语不断被清晰明确。虽然各种文本对义和团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多种分析阐释却都体现和认同一个基本前提，即义和团的反帝性。在这种模式阐释下，“义和团的反帝性”成了最小的分析单位，这乃时人共同的认知基础。这种历史的延续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新中国这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一国家的出现，使得作为共同想象体的义和团有了新的存活土壤。这一时期的文本，开始旗帜鲜明地塑造义和团“英雄”形象。前述义和团反帝特性，被现实化为。“反美帝国主义”的吁求。义和团曾经的“国变”话语与“革命”话语凝结为“爱国主义”的象征。毫无疑问，此处的“国”字指代明确，意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有了具体而实在的依附。义和团在话语持有者的主动规划下，被牵引出具体的时空脉络，转化为近代中国传统爱国主义的文化符号，继而成为社会文化运作过程中的一部分。人民取代臣民，国家利益取代王朝利益，人们的忠诚由封建君主转向民族国家，至此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在晚清并不存在，人们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对此，陈独秀曾提到，直到八国联军之后他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想到这里，不觉一身冷汗，十分惭愧。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这一段文本颇能说明清季的实际情况，几千年“朝廷”观念的支配，在时人心中有着根深蒂固的记忆。这一时期丰富的义和团文本正是这种观念支配下的结果，而同时数目繁多的义和团文本，又使得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朝廷”的观念，在文本的连接中被加固了。
以文本形式展现的义和团记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现实语境中被社会不断重新建构。从“拳匪”到“野蛮人”再到“革命人”，直至定位在“爱国主义者”中，这场关于义和团民众记忆旋律的跌宕起伏，正是立足于时代需求而对历史重构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神话”建构。正如哈布瓦赫所认为的，对于记忆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记忆者本身对过去所体验事件和意象的回忆，而是社会的需求促成了记忆者对事件和意象的重建。也就是说，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
社会在记忆的同时也在忘却；而要记忆什么，忘却什么，是由现实社会的需要而决定的。人们的记忆因社会需要而重新构建，历史记忆只有靠不断“再生产”才能传递下去；在记忆的构建过程中，事件有所丢失，有所补充，也有所改变，所以记忆和事件之间绝不是等同的。围绕义和团符号象征再创造的过程中，一部分义和团的记忆被保存下来，一部分则被失忆了。在遗忘义和团的排外、愚昧、野蛮等问题之后，义和团被定格在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文化传统的框架之中，作为特定的社会文化符号被广泛认同。它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历史记忆，冲击着人们对爱国主义理念的建构。同样，相反的情况在特定条件下还会不断再现。
历史记忆虽然是被建构的，但有着它的客观性。关于义和团的各式文本，并不是一个虚无的可以任意阐释的文本，而是对一个曾经真真切切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的记录、叙述和阐释。历史文本具有历史。的客观性。正是因为义和团自身的纷繁复杂，才有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记忆文本的出现，使得义和团历史记忆的形象呈现“罗生门”式的面向。义和团的反复提出，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文本形式出现，它被权力所记忆的同时，也为权力所遗忘。不变的是，话语权力持有者总是在过去时态和现在时态象征空间里，寻找着凝结义和团的历史精神。这不禁让人想起马克·布洛赫所说过的：“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必定是徒劳无功的”。
作者单位：王先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
会史研究中心
李尹蒂。中山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黄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