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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阳，湖南茶陵人，“茶陵诗派”领袖，是明朝一位颇有影响的名臣，官居首辅大学士（宰相），位列三公。其为官清廉，《明史》载，他死后连葬礼也无钱操办，靠其门生、故吏凑钱才草草安葬。特别是他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仍智斗宦官刘瑾，振持纲纪，匡正救善，为世人称赞。
牵头奏请诛刘瑾
李东阳47岁时，因其《应诏陈言奏》如实反映民情、针砭时政、诤言直谏，展示出治政匡民的雄才大略，而受到明孝宗器重，与刘健、谢迁同为明孝宗临终托孤的“顾命”大臣，时称“三贤”。明孝宗临终之即，嘱托他们三人要辅佐太子（即后来的明武宗）做“好人”。可是，明武宗登基后，跟着刘瑾等太监嬉戏玩乐，荒淫无度，不问朝政，成了名副其实的“傀儡天子”。
刘瑾自幼入宫，长期生活在皇帝、皇后、皇太子身边，对宫廷斗争了如指掌。明武宗即位时，因年少无知（年仅16岁），又喜玩乐，刘瑾趁机糊弄武宗，培植党羽，干预朝政。为了控制朝臣外官，他甚至恢复东厂，增设西厂，其耳目遍布各地，专横暴戾，为所欲为，引起朝野哗然。
李东阳与刘健、谢迁对以刘瑾为首的“八虎”（即刘瑾、张大用、魏彬、张永、马永成、高凤、丘聚、罗祥等八个太监）迷惑武宗、把持朝政深感不安，多次劝谏都被武宗当作耳边风。为此，李东阳又两次连上奏疏，指责刘瑾擅干国政，规谏武宗整饬朝纲，远离奸佞，但均被刘瑾假手批个“知道、不允”了事。特别是刘瑾指示众太监在殿中殴打朝臣杨芳的事件发生后，李东阳、刘健、谢迁忍无可忍，决定抓住这件事，弹劾刘瑾。于是，由李东阳起草奏章，三人联名上奏，请诛刘瑾，铲除“八虎”，以清君侧、振朝纲。
明武宗闻奏后，也觉得刘瑾做得太过分，于是在奏章上批示，拟除刘瑾司礼监官职。李东阳和刘健、谢迁等大臣看到皇帝的批示，认为不除恶务尽，必留后患。李东阳召集刘、谢商议，要户部尚书韩文素第二天早朝时，率六部九卿百官一起跪伏朝廷，请旨究办刘瑾，并安排人趁机揭露刘瑾等“八虎”的恶行。
不料，吏部尚书焦芳连夜向刘瑾告密。最终，请诛刘瑾、铲除“八虎”的行动宣告失败，李东阳和刘健、谢迁请求辞官。刘、谢两人获得批准，告老还乡，而李东阳由于武宗器重，加之皇太后发话，独留宫中。
诛杀刘谨
刘健、谢迁辞职后，李东阳虽为内阁首辅，但刘瑾此时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经常假传圣旨，挟制内阁，又将焦芳、刘宇等一批心腹安插到内阁重要位置，以牵制李东阳。李东阳处处受刘瑾等人的制约，很少能独立行使首辅之权，处境十分艰难，只能巧与周旋，但坚持不与刘瑾同流合污。
正德二年（1507），刘瑾为控制朝政，奏请让焦芳直接主持吏部事务，以操纵官员升降调迁大权。武宗诏谕内阁讨论。李东阳坚持说“历史上没有这种先例”。刘瑾根本听不进李东阳的话，一意孤行，在内阁没有通过的情况下，还是搞了诏书印信，内批“令焦芳兼管部事”。
焦芳与李东阳是同榜进士，李东阳便以关心焦的口气，劝焦芳不要“兼管吏部事”，并对焦说：“内阁辅佐皇上发布政令，吏部拟定官员可否升迁与调任。若两者兼管，就等于自己拟定，而又自己可以否定，这是不合适的。况且，每日通政司奏旨奏事，事关吏部者，即当廷下跪承旨，而内阁大臣是站着听命的。你是想一会儿出来跪着承旨，一会儿又立在一旁听命吗？还有，若吏部办事出现差错，或者奏章有误，小则回话认罪，大罪罚俸降职。一旦碰上此事，你打算也一同跟着认罪受罚吗？”听了李东阳的一席话，焦芳无言以对，只好放弃兼管吏部事务的念头。
正德三年（1508），刘瑾指使四川镇守太监奏请“便宜行事”（根据实际情况斟酌处理，不必请示）。李东阳在内阁会议上，力排众议，说：“本朝以来从没有一人专权一方的先例。如果镇守太监在四川便宜行事，王府、宣慰使都由他统管，又要废除巡抚，并入镇守衙门，让一人操纵，后果不堪设想。不但事体不便，而且镇守一人也担当不起。”武宗皇帝也觉得此事不妥，谕示“止便宜行事，余如所议。”由于李东阳的阻止，刘瑾的如意算盘没有打成。
正德五年（1510）四月，宁夏指挥何锦，千户周昂、丁广等杀死巡抚都御史安惟学、镇守太监赵弼、总兵姜汉等人，以诛杀刘瑾为名，起兵作乱，没有几天就打到陕西。武宗心急如焚，却又束手无策，急忙找李东阳等阁臣商议对策。李东阳当即说服武宗，起用已致仕的杨一清提督军务，又有意推荐与刘瑾不和的太监张永为监军。李东阳实际上是乘机策划一次诛杀刘瑾的大行动。
行军途中，李东阳派亲信当面交给杨一清一封信。用隐
语告诉杨一清，要结交张永，为铲除刘瑾做准备。杨一清立刻领悟到李东阳的良苦用心，在行军途中，用计激怒张永，促使其下定决心揭发刘瑾。
不久，平息叛乱。武宗令杨一清班师回朝，命令张永往宁夏安抚慰问。
八月十三日，武宗设宴慰劳返京的张永。张永乘机将缴获的历数刘瑾罪状的檄书面呈武宗，并联合几位太监奏明刘瑾的十七件不法之事，弹劾刘瑾有不轨之心。武宗如梦方醒，传令连夜拘捕刘瑾。
刘瑾被拘捕后，李东阳担心武宗会赦免、重新起用刘瑾，便召集张永等人研究对策，广泛联络，合力弹劾刘瑾。经多方施压，刘瑾最终被凌迟三日而死，落得了罪有应得的下场。
刘瑾被除后，李东阳无心恋政，不久即辞职。
牵头奏请诛刘瑾
李东阳47岁时，因其《应诏陈言奏》如实反映民情、针砭时政、诤言直谏，展示出治政匡民的雄才大略，而受到明孝宗器重，与刘健、谢迁同为明孝宗临终托孤的“顾命”大臣，时称“三贤”。明孝宗临终之即，嘱托他们三人要辅佐太子（即后来的明武宗）做“好人”。可是，明武宗登基后，跟着刘瑾等太监嬉戏玩乐，荒淫无度，不问朝政，成了名副其实的“傀儡天子”。
刘瑾自幼入宫，长期生活在皇帝、皇后、皇太子身边，对宫廷斗争了如指掌。明武宗即位时，因年少无知（年仅16岁），又喜玩乐，刘瑾趁机糊弄武宗，培植党羽，干预朝政。为了控制朝臣外官，他甚至恢复东厂，增设西厂，其耳目遍布各地，专横暴戾，为所欲为，引起朝野哗然。
李东阳与刘健、谢迁对以刘瑾为首的“八虎”（即刘瑾、张大用、魏彬、张永、马永成、高凤、丘聚、罗祥等八个太监）迷惑武宗、把持朝政深感不安，多次劝谏都被武宗当作耳边风。为此，李东阳又两次连上奏疏，指责刘瑾擅干国政，规谏武宗整饬朝纲，远离奸佞，但均被刘瑾假手批个“知道、不允”了事。特别是刘瑾指示众太监在殿中殴打朝臣杨芳的事件发生后，李东阳、刘健、谢迁忍无可忍，决定抓住这件事，弹劾刘瑾。于是，由李东阳起草奏章，三人联名上奏，请诛刘瑾，铲除“八虎”，以清君侧、振朝纲。
明武宗闻奏后，也觉得刘瑾做得太过分，于是在奏章上批示，拟除刘瑾司礼监官职。李东阳和刘健、谢迁等大臣看到皇帝的批示，认为不除恶务尽，必留后患。李东阳召集刘、谢商议，要户部尚书韩文素第二天早朝时，率六部九卿百官一起跪伏朝廷，请旨究办刘瑾，并安排人趁机揭露刘瑾等“八虎”的恶行。
不料，吏部尚书焦芳连夜向刘瑾告密。最终，请诛刘瑾、铲除“八虎”的行动宣告失败，李东阳和刘健、谢迁请求辞官。刘、谢两人获得批准，告老还乡，而李东阳由于武宗器重，加之皇太后发话，独留宫中。
诛杀刘谨
刘健、谢迁辞职后，李东阳虽为内阁首辅，但刘瑾此时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经常假传圣旨，挟制内阁，又将焦芳、刘宇等一批心腹安插到内阁重要位置，以牵制李东阳。李东阳处处受刘瑾等人的制约，很少能独立行使首辅之权，处境十分艰难，只能巧与周旋，但坚持不与刘瑾同流合污。
正德二年（1507），刘瑾为控制朝政，奏请让焦芳直接主持吏部事务，以操纵官员升降调迁大权。武宗诏谕内阁讨论。李东阳坚持说“历史上没有这种先例”。刘瑾根本听不进李东阳的话，一意孤行，在内阁没有通过的情况下，还是搞了诏书印信，内批“令焦芳兼管部事”。
焦芳与李东阳是同榜进士，李东阳便以关心焦的口气，劝焦芳不要“兼管吏部事”，并对焦说：“内阁辅佐皇上发布政令，吏部拟定官员可否升迁与调任。若两者兼管，就等于自己拟定，而又自己可以否定，这是不合适的。况且，每日通政司奏旨奏事，事关吏部者，即当廷下跪承旨，而内阁大臣是站着听命的。你是想一会儿出来跪着承旨，一会儿又立在一旁听命吗？还有，若吏部办事出现差错，或者奏章有误，小则回话认罪，大罪罚俸降职。一旦碰上此事，你打算也一同跟着认罪受罚吗？”听了李东阳的一席话，焦芳无言以对，只好放弃兼管吏部事务的念头。
正德三年（1508），刘瑾指使四川镇守太监奏请“便宜行事”（根据实际情况斟酌处理，不必请示）。李东阳在内阁会议上，力排众议，说：“本朝以来从没有一人专权一方的先例。如果镇守太监在四川便宜行事，王府、宣慰使都由他统管，又要废除巡抚，并入镇守衙门，让一人操纵，后果不堪设想。不但事体不便，而且镇守一人也担当不起。”武宗皇帝也觉得此事不妥，谕示“止便宜行事，余如所议。”由于李东阳的阻止，刘瑾的如意算盘没有打成。
正德五年（1510）四月，宁夏指挥何锦，千户周昂、丁广等杀死巡抚都御史安惟学、镇守太监赵弼、总兵姜汉等人，以诛杀刘瑾为名，起兵作乱，没有几天就打到陕西。武宗心急如焚，却又束手无策，急忙找李东阳等阁臣商议对策。李东阳当即说服武宗，起用已致仕的杨一清提督军务，又有意推荐与刘瑾不和的太监张永为监军。李东阳实际上是乘机策划一次诛杀刘瑾的大行动。
行军途中，李东阳派亲信当面交给杨一清一封信。用隐
语告诉杨一清，要结交张永，为铲除刘瑾做准备。杨一清立刻领悟到李东阳的良苦用心，在行军途中，用计激怒张永，促使其下定决心揭发刘瑾。
不久，平息叛乱。武宗令杨一清班师回朝，命令张永往宁夏安抚慰问。
八月十三日，武宗设宴慰劳返京的张永。张永乘机将缴获的历数刘瑾罪状的檄书面呈武宗，并联合几位太监奏明刘瑾的十七件不法之事，弹劾刘瑾有不轨之心。武宗如梦方醒，传令连夜拘捕刘瑾。
刘瑾被拘捕后，李东阳担心武宗会赦免、重新起用刘瑾，便召集张永等人研究对策，广泛联络，合力弹劾刘瑾。经多方施压，刘瑾最终被凌迟三日而死，落得了罪有应得的下场。
刘瑾被除后，李东阳无心恋政，不久即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