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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家庭背景作为大学生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来源，将会影响到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本文采用自主开发的大学生就业能力量表为研究工具，通过对中国64所高校调研数据分析，考察基于家庭背景变量的大学生就业能力差异性。研究发现：大学生就业能力总分在父母文化程度和职业类别方面均有极显著差异。在父母文化程度方面，大学生就业能力具体维度上，领导素质、职业潜能和通用技能差异非常显著，但核心素质、职业人格和团队素质无显著差异；在父母职业类型方面，大学生就业能力各具体维度均存在显著差异。
关键词：父母职业和文化程度；大学生；就业能力；差异分析
中图分类号：G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6）09-0059-06
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布厄迪指出，家庭社会和文化资本能够以“一种不自觉的耳濡目染的方式，在他们的家庭环境中获取了知识。”“根据目前社会情况和教学传统，学校所要求的思维技术和习惯的传递首先在家庭环境中进行。”社会资本的衡量主要包括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职业和家庭收入等，本论文选用父母职业和文化教育程度作为背景变量。1977年，Ketterson和Blustein根据家庭资本理论，指出父母受教育水平不仅指父母所受的教育程度，还包括相应的知识、能力、技能及内隐性的个性心理素质，以及渗透到父母教养方式之中的人格特质、自我职业效能信念等。这些都会影响到其对未来职业成功需求技能的掌握。2004年，Hill等人的研究发现青少年的教育抱负受父母教育水平的影响，原因可能在于受教育水平高的父母对青少年的发展有高期望，这种期望又内化到父母教养方式之中，进而主动参与到儿童的学业中，从而促进其教育成就和职业发展。2000年，国内研究者韦晓、窦刚等人的研究得出父母职业类型及文化程度对儿童智力发展水平具有重要影响的结论。可见，父母文化程度和职业类型在儿童时期不仅会影响个体智力发展，也会对儿童人格和能力形成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大学生就业能力受多种变量因素的影响而存在差异性。关于大学生就业能力的研究中涉及较多的有性别、政治面貌、干部经历、专业、参与社团、生源地等，而对家庭背景较复杂变量影响涉及较少。家庭背景作为大学生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来源，可能会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发展。为此，本研究设计了2个家庭变量，旨在检验大学生就业能力差异性。
一、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自主开发的《大学生就业能力自评量表》。调查问卷设计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家庭背景变量问卷，包括父母职业和文化程度；二是大学生就业能力自评量表，共由6个分量表、89道题构成。
大学生就业能力自评量表的开发分两个步骤：首先，基于150家企业140份有效样本的探索性因素分析，获得大学生就业能力六角模型。该模型包括六个维度，分别命名为“职业通用技能”（4个要素）、“核心素质”（6个要素）、“职业人格”（6个要素）、“职业发展潜能”（12个要素）、“领导素质”（3个要素）、“团队素质”（2个要素），共33个要素，作为编制大学生就业能力自评量表的依据。其次，对7所高校的2014届本科350名应届毕业生进行抽样调查，被试选取在4月份已签订三方协议者，回收问卷342份，回收率97.71%，有效问卷292份。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检验大学生就业能力模型和编制的学生就业能力自评量表的信效度。研究应用MPLUS软件，采取基本适配度检验、整体模型适配度检验和内在质量检验，验证自主编制大学生就业能力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基本适配度检验结果显示量表的基本适配指标均达到检验标准，这表示估计结果的基本适配指标良好。在整体模型适配度的检验方面，绝对适配指标较为合理，增值适配指标欠佳。但是正如Rigdon指出的那样，使用真实世界的数据来评价理论模型时，卡方统计通常的实质性帮助不大，因为受估计参数及样本数影响很大。然而从卡方值与自由度之比来看（9 666.665/3788=2.55），仍在正常范围之内（1～3），表示假设模型与样本数据的契合度可以接受。整体而言，该量表的三阶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与实际观测数据的适配情形良好，即模型的外在质量较好。内在质量检验结果表评价项目中“所估计的参数均达到显著水平”，检验结果数据T值介于6.7～60.9，“题项的信度高于0.5”，检验结果数据8个<0.5，“潜变量的平均解释方差比例>0.5，检验结果数据均大于0.9，“潜变量的组合信度>0.6”，检验结果数据均大于0.9，以上模型适配判断均为“是”。可见，在假设模型内在质量的检验方面，仅在题项的信度上有8个指标未达0.5，但测量模型的收敛效度（平均解释方差比例）和建构信度（组合信度）均达到要求。其中，分量表中职业核心素质收敛效度0.971 2，建构效度0.995 1；职业通用技能收敛效度0.910 0，建构效度0.975 8；职业人格收敛效度0.935 9，建构效度0.981 5；职业发展潜能收敛效度0.905 1，建构效度0.991 3；领导素质收敛效度0.951 3，建构效度0.983 2；团队素质收敛效度1.018 5，建构效度1.009 2。总体而言，模型内在质量尚佳。以上说明开发的大学生就业能力量表具有很高的信效度，作为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测量工具是稳定可靠的。
二、实证分析
（一）抽样设计
调查样本取自全国23个直辖市和省的64所高等学校，抽样学校层次包括985高校、211高校、普通本科高校，抽样学校按行政区域划分法分布区域包括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北、西南七大区域，选取的专业涉及理工、财经、管理、文史哲、医学、农学、艺术、军事等八大专业类。调研时间为2014年5—7月，以纸质和电子版问卷形式向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发放调查问卷。调查方法采取横断面调查，班级团体施测与个体施测相结合方法。本研究将有效问卷的调查数据建立数据库，通过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差异性分析，验证提出的研究假设。 （二）样本基本情况描述
本调查共发放问卷3 400份，回收问卷3 205份，问卷回收率94.26%；剔除数据缺失值超过5%、有明显反应偏向的或重复率高的无效问卷，最后得到有效问卷2 571份，有效率80.21%（详见表1）。
（三）基于家庭背景变量的大学生就业能力差异性检验
1.父母文化程度与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差异检验 由下页表2可见：
（1）大学生就业能力总分在父亲文化程度方面差异显著，父亲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下的在就业能力上的得分显著低于父亲文化程度为本科的在就业能力上的得分，也显著低于父亲文化程度为研究生的得分。
（2）在具体各维度上，领导素质在父亲文化程度方面差异极其显著，父亲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下的大学生在就业能力上的得分显著低于父亲文化程度为大中专的在就业能力上的得分，也显著低于父亲文化程度为本科的得分；通用技能在父亲文化程度方面差异非常显著，父亲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下的大学生在就业能力上的得分显著低于父亲文化程度为大中专的在就业能力上的得分，也显著低于父亲文化程度为本科的得分；职业潜能总分在父亲文化程度方面差异极其显著，父亲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下的大学生在就业能力上的得分显著低于父亲文化程度为本科的在就业能力上的得分，也显著低于父亲文化程度为研究生的得分。
（3）在团队素质、核心素质和职业人格上父亲文化程度与大学生就业能力之间均无显著差异。
由下页表3可见：
（1）就业能力总分在母亲文化程度方面差异显著，母亲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下的大学生在就业能力上的得分显著低于母亲文化程度为大中专的在就业能力上的得分，也显著低于母亲文化程度为本科的得分。
（2）在具体各维度上，领导素质在母亲文化程度方面差异非常显著，母亲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下的大学生在就业能力上的得分显著低于母亲文化程度为大中专的在就业能力上的得分，也显著低于母亲文化程度为本科的得分；职业通用技能在母亲文化程度方面差异非常显著，母亲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下的大学生在就业能力上的得分显著低于母亲文化程度为大中专的在就业能力上的得分，也显著低于母亲文化程度为本科的得分；职业潜能总分在母亲文化程度方面差异极其显著，母亲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下的大学生在就业能力上的得分显著低于母亲文化程度为大中专的在就业能力上的得分，也显著低于母亲文化程度为本科的得分。
（3）在核心素质、职业人格及团队素质方面母亲文化程度与大学生就业能力之间均无显著差异。
2.大学生就业能力的父母职业差异检验
由下页表4可见：
（1）大学生就业能力总分在父亲职业方面差异极其显著，父亲职业为中高层管理者的大学生其就业能力总分显著高于父亲职业为普通专业技术人员、普通员工和其他职业的，父亲为私营业主的显著高于为普通员工的和其他职业的。
（2）在具体六个维度上均存在极其显著差异。总体显示为父亲职业为中高层管理者（或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总分显著高于父亲职业为普通专业技术人员、普通员工和其他职业类型的，父亲为私营业主的显著高于为普通员工的和其他职业的。面差异极其显著，父亲职业为中高层管理者的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总分显著高于父亲职业为普通专业技术人员、普通员工和其他职业。
由下页表5可见：
（1）大学生就业能力总分在母亲职业方面差异显著，母亲职业为中高层管理者的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总分显著高于母亲为普通员工和其他职业的大学生的得分，母亲职业为私企业主的也显著高于母亲为普通员工和其他职业的大学生的得分。
（2）在具体六个维度上，除职业人格差异显著外，其他均存在极其显著差异。总体显示为母亲职业为中高层管理者（或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总分显著高于母亲为普通员工和其他职业类的，母亲职业为私企业主的显著高于母亲为普通员工和其他职业类型的。但在领导素质和职业人格方面母亲职业为普通专业技术人员的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总分显著高于母亲为普通员工和其他职业类的。
表4和表5的结果表明父母的职业类型可能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水平。这可解释为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发展是受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因父母文化程度和职业的不同而形成的不同家庭环境和文化氛围，会潜移默化影响大学生价值观系统、心智模式以及行为倾向性等。家庭成员主要是父母自身的职业状况将相当深入地影响到子女对社会职业的认知、评价及选择的倾向性，进而影响到综合能力发展，到毕业时会集中反映到就业能力方面。此外，中国社会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决定家庭对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地位，因为父母职业反映其社会资源或社会关系，这构成无形的社会资本，影响子女的职业价值观、能力和素质的形成与发展，其实大学生就业不再是个人的决策，而是整个家庭的集体决策，家庭集体的决策以潜在支配力量深度影响个体的整体发展，并嵌入大学生就业能力结构的形成与发展状况，进而影响就业质量。
三、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得出父母文化程度和职业类型对大学生就业能力均有显著影响的结论。
大学生就业能力总分在父母文化程度方面差异显著，父母文化程度与就业能力得分呈正相关，即父母文化程度越高其就业能力得分也就越高；在就业能力具体各维度上，领导素质、职业潜能、通用技能在父亲文化程度方面差异极其显著或非常显著，即父亲文化程度越高其就业能力得分也就越高。但在团队素质和职业人格方面无显著差异。领导素质、职业通用技能和职业潜能在母亲文化程度方面差异非常显著，即母亲文化程度越高其就业能力得分也就越高；但在核心素质、职业人格及团队素质方面无显著差异。以上充分说明父母的文化素质对子女的综合能力与素质的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进而直接影响作用于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发展。
大学生就业能力总分在父母职业类型方面差异极其显著，父母职业为中高层管理者或高级专业人员的大学生其就业能力总分显著高于父母职业为专业技术人员、普通员工和其他职业的，父母为私营业主的显著高于普通员工的和其职业的。在具体各维度上，在父亲职业类型方面，领导素质、核心素质和职业潜能差异极其显著，通用技能、团队素质、职业人格差异非常显著，父亲职业为中高层管理者或高级专业人员的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总分显著高于普通员工和其他职业类型的，父亲职业为私企业主的也显著高于普通员工和其他职业类型的。在母亲职业类型方面，领导素质、核心素质、团队素质、职业潜能差异极其显著，通用技能差异非常显著，职业人格差异显著，母亲职业为中高层管理者或高级专业人员的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总分显著高于普通员工和其他职业类型的，母亲职业为私企业主的也显著高于普通员工和其他职业类型的。 上述结论说明两点：
一是大学生就业能力发展状况与其父母的职业状况有直接影响关系，可解释为大学生就业能力结构的许多要素发展是受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家庭成员主要是父母自身的职业状况会相当深入地影响到子女对社会职业的认知、评价及选择的倾向性，进而影响到综合能力发展，到毕业时会集中反映到就业能力方面。此外，中国社会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决定了家庭对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地位，因为父母职业反映其社会资源或社会关系，这构成无形的社会资本，而且以家庭为核心载体的社会资本可能会在代际间延续，并影响子女的职业价值观、能力和素质的形成与职业可持续发展。其实大学生就业不再是个人的决策，而是整个家庭的集体决策，这种决策以潜在的支配力量深度影响个体的整体发展，并嵌入大学生就业能力结构中，导向性地支配就业能力的发展状况，并会影响到就业质量。
二是说明大学生就业能力发展状况与其父母的文化程度有直接影响关系，可解释为较高文化水平的父母有教育意识和教育能力为子女提供良好的家庭教育，而且往往对孩子成长与发展的心理期望值较高，不仅高度重视为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及资源，注重从小培养子女的综合素质，而且自身良好的教育背景也直接影响家庭的社会地位、交往群体或人脉资源及收入水平，进而影响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社会资本为子女提供教育资源程度和能力。
参考文献：
[1]周序.文化资本与学业成绩——农民工家庭文化资本对子女学业成绩的影响[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2）：73-77.
[2]Blustein D L.A Context-rich Exploration Exploration Across the Life Roles[J].The Career Development Quarterly，1997，45（3）：260-274.
[3]金晓亚.大学毕业生可雇佣性技能内涵及开发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9年.
[4]韦晓，窦刚，宋志一，张锋.家长职业类型及文化程度与儿童智力发展相互关系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0（10）：18-24.
[5]Rigdon E. A Necessary an Sufficient Identification Rule for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Estimated[J].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1995（30）：359-383.
（责任编辑：张维佳）
关键词：父母职业和文化程度；大学生；就业能力；差异分析
中图分类号：G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6）09-0059-06
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布厄迪指出，家庭社会和文化资本能够以“一种不自觉的耳濡目染的方式，在他们的家庭环境中获取了知识。”“根据目前社会情况和教学传统，学校所要求的思维技术和习惯的传递首先在家庭环境中进行。”社会资本的衡量主要包括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职业和家庭收入等，本论文选用父母职业和文化教育程度作为背景变量。1977年，Ketterson和Blustein根据家庭资本理论，指出父母受教育水平不仅指父母所受的教育程度，还包括相应的知识、能力、技能及内隐性的个性心理素质，以及渗透到父母教养方式之中的人格特质、自我职业效能信念等。这些都会影响到其对未来职业成功需求技能的掌握。2004年，Hill等人的研究发现青少年的教育抱负受父母教育水平的影响，原因可能在于受教育水平高的父母对青少年的发展有高期望，这种期望又内化到父母教养方式之中，进而主动参与到儿童的学业中，从而促进其教育成就和职业发展。2000年，国内研究者韦晓、窦刚等人的研究得出父母职业类型及文化程度对儿童智力发展水平具有重要影响的结论。可见，父母文化程度和职业类型在儿童时期不仅会影响个体智力发展，也会对儿童人格和能力形成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大学生就业能力受多种变量因素的影响而存在差异性。关于大学生就业能力的研究中涉及较多的有性别、政治面貌、干部经历、专业、参与社团、生源地等，而对家庭背景较复杂变量影响涉及较少。家庭背景作为大学生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来源，可能会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发展。为此，本研究设计了2个家庭变量，旨在检验大学生就业能力差异性。
一、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自主开发的《大学生就业能力自评量表》。调查问卷设计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家庭背景变量问卷，包括父母职业和文化程度；二是大学生就业能力自评量表，共由6个分量表、89道题构成。
大学生就业能力自评量表的开发分两个步骤：首先，基于150家企业140份有效样本的探索性因素分析，获得大学生就业能力六角模型。该模型包括六个维度，分别命名为“职业通用技能”（4个要素）、“核心素质”（6个要素）、“职业人格”（6个要素）、“职业发展潜能”（12个要素）、“领导素质”（3个要素）、“团队素质”（2个要素），共33个要素，作为编制大学生就业能力自评量表的依据。其次，对7所高校的2014届本科350名应届毕业生进行抽样调查，被试选取在4月份已签订三方协议者，回收问卷342份，回收率97.71%，有效问卷292份。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检验大学生就业能力模型和编制的学生就业能力自评量表的信效度。研究应用MPLUS软件，采取基本适配度检验、整体模型适配度检验和内在质量检验，验证自主编制大学生就业能力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基本适配度检验结果显示量表的基本适配指标均达到检验标准，这表示估计结果的基本适配指标良好。在整体模型适配度的检验方面，绝对适配指标较为合理，增值适配指标欠佳。但是正如Rigdon指出的那样，使用真实世界的数据来评价理论模型时，卡方统计通常的实质性帮助不大，因为受估计参数及样本数影响很大。然而从卡方值与自由度之比来看（9 666.665/3788=2.55），仍在正常范围之内（1～3），表示假设模型与样本数据的契合度可以接受。整体而言，该量表的三阶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与实际观测数据的适配情形良好，即模型的外在质量较好。内在质量检验结果表评价项目中“所估计的参数均达到显著水平”，检验结果数据T值介于6.7～60.9，“题项的信度高于0.5”，检验结果数据8个<0.5，“潜变量的平均解释方差比例>0.5，检验结果数据均大于0.9，“潜变量的组合信度>0.6”，检验结果数据均大于0.9，以上模型适配判断均为“是”。可见，在假设模型内在质量的检验方面，仅在题项的信度上有8个指标未达0.5，但测量模型的收敛效度（平均解释方差比例）和建构信度（组合信度）均达到要求。其中，分量表中职业核心素质收敛效度0.971 2，建构效度0.995 1；职业通用技能收敛效度0.910 0，建构效度0.975 8；职业人格收敛效度0.935 9，建构效度0.981 5；职业发展潜能收敛效度0.905 1，建构效度0.991 3；领导素质收敛效度0.951 3，建构效度0.983 2；团队素质收敛效度1.018 5，建构效度1.009 2。总体而言，模型内在质量尚佳。以上说明开发的大学生就业能力量表具有很高的信效度，作为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测量工具是稳定可靠的。
二、实证分析
（一）抽样设计
调查样本取自全国23个直辖市和省的64所高等学校，抽样学校层次包括985高校、211高校、普通本科高校，抽样学校按行政区域划分法分布区域包括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北、西南七大区域，选取的专业涉及理工、财经、管理、文史哲、医学、农学、艺术、军事等八大专业类。调研时间为2014年5—7月，以纸质和电子版问卷形式向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发放调查问卷。调查方法采取横断面调查，班级团体施测与个体施测相结合方法。本研究将有效问卷的调查数据建立数据库，通过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差异性分析，验证提出的研究假设。 （二）样本基本情况描述
本调查共发放问卷3 400份，回收问卷3 205份，问卷回收率94.26%；剔除数据缺失值超过5%、有明显反应偏向的或重复率高的无效问卷，最后得到有效问卷2 571份，有效率80.21%（详见表1）。
（三）基于家庭背景变量的大学生就业能力差异性检验
1.父母文化程度与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差异检验 由下页表2可见：
（1）大学生就业能力总分在父亲文化程度方面差异显著，父亲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下的在就业能力上的得分显著低于父亲文化程度为本科的在就业能力上的得分，也显著低于父亲文化程度为研究生的得分。
（2）在具体各维度上，领导素质在父亲文化程度方面差异极其显著，父亲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下的大学生在就业能力上的得分显著低于父亲文化程度为大中专的在就业能力上的得分，也显著低于父亲文化程度为本科的得分；通用技能在父亲文化程度方面差异非常显著，父亲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下的大学生在就业能力上的得分显著低于父亲文化程度为大中专的在就业能力上的得分，也显著低于父亲文化程度为本科的得分；职业潜能总分在父亲文化程度方面差异极其显著，父亲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下的大学生在就业能力上的得分显著低于父亲文化程度为本科的在就业能力上的得分，也显著低于父亲文化程度为研究生的得分。
（3）在团队素质、核心素质和职业人格上父亲文化程度与大学生就业能力之间均无显著差异。
由下页表3可见：
（1）就业能力总分在母亲文化程度方面差异显著，母亲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下的大学生在就业能力上的得分显著低于母亲文化程度为大中专的在就业能力上的得分，也显著低于母亲文化程度为本科的得分。
（2）在具体各维度上，领导素质在母亲文化程度方面差异非常显著，母亲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下的大学生在就业能力上的得分显著低于母亲文化程度为大中专的在就业能力上的得分，也显著低于母亲文化程度为本科的得分；职业通用技能在母亲文化程度方面差异非常显著，母亲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下的大学生在就业能力上的得分显著低于母亲文化程度为大中专的在就业能力上的得分，也显著低于母亲文化程度为本科的得分；职业潜能总分在母亲文化程度方面差异极其显著，母亲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下的大学生在就业能力上的得分显著低于母亲文化程度为大中专的在就业能力上的得分，也显著低于母亲文化程度为本科的得分。
（3）在核心素质、职业人格及团队素质方面母亲文化程度与大学生就业能力之间均无显著差异。
2.大学生就业能力的父母职业差异检验
由下页表4可见：
（1）大学生就业能力总分在父亲职业方面差异极其显著，父亲职业为中高层管理者的大学生其就业能力总分显著高于父亲职业为普通专业技术人员、普通员工和其他职业的，父亲为私营业主的显著高于为普通员工的和其他职业的。
（2）在具体六个维度上均存在极其显著差异。总体显示为父亲职业为中高层管理者（或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总分显著高于父亲职业为普通专业技术人员、普通员工和其他职业类型的，父亲为私营业主的显著高于为普通员工的和其他职业的。面差异极其显著，父亲职业为中高层管理者的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总分显著高于父亲职业为普通专业技术人员、普通员工和其他职业。
由下页表5可见：
（1）大学生就业能力总分在母亲职业方面差异显著，母亲职业为中高层管理者的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总分显著高于母亲为普通员工和其他职业的大学生的得分，母亲职业为私企业主的也显著高于母亲为普通员工和其他职业的大学生的得分。
（2）在具体六个维度上，除职业人格差异显著外，其他均存在极其显著差异。总体显示为母亲职业为中高层管理者（或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总分显著高于母亲为普通员工和其他职业类的，母亲职业为私企业主的显著高于母亲为普通员工和其他职业类型的。但在领导素质和职业人格方面母亲职业为普通专业技术人员的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总分显著高于母亲为普通员工和其他职业类的。
表4和表5的结果表明父母的职业类型可能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水平。这可解释为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发展是受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因父母文化程度和职业的不同而形成的不同家庭环境和文化氛围，会潜移默化影响大学生价值观系统、心智模式以及行为倾向性等。家庭成员主要是父母自身的职业状况将相当深入地影响到子女对社会职业的认知、评价及选择的倾向性，进而影响到综合能力发展，到毕业时会集中反映到就业能力方面。此外，中国社会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决定家庭对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地位，因为父母职业反映其社会资源或社会关系，这构成无形的社会资本，影响子女的职业价值观、能力和素质的形成与发展，其实大学生就业不再是个人的决策，而是整个家庭的集体决策，家庭集体的决策以潜在支配力量深度影响个体的整体发展，并嵌入大学生就业能力结构的形成与发展状况，进而影响就业质量。
三、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得出父母文化程度和职业类型对大学生就业能力均有显著影响的结论。
大学生就业能力总分在父母文化程度方面差异显著，父母文化程度与就业能力得分呈正相关，即父母文化程度越高其就业能力得分也就越高；在就业能力具体各维度上，领导素质、职业潜能、通用技能在父亲文化程度方面差异极其显著或非常显著，即父亲文化程度越高其就业能力得分也就越高。但在团队素质和职业人格方面无显著差异。领导素质、职业通用技能和职业潜能在母亲文化程度方面差异非常显著，即母亲文化程度越高其就业能力得分也就越高；但在核心素质、职业人格及团队素质方面无显著差异。以上充分说明父母的文化素质对子女的综合能力与素质的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进而直接影响作用于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发展。
大学生就业能力总分在父母职业类型方面差异极其显著，父母职业为中高层管理者或高级专业人员的大学生其就业能力总分显著高于父母职业为专业技术人员、普通员工和其他职业的，父母为私营业主的显著高于普通员工的和其职业的。在具体各维度上，在父亲职业类型方面，领导素质、核心素质和职业潜能差异极其显著，通用技能、团队素质、职业人格差异非常显著，父亲职业为中高层管理者或高级专业人员的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总分显著高于普通员工和其他职业类型的，父亲职业为私企业主的也显著高于普通员工和其他职业类型的。在母亲职业类型方面，领导素质、核心素质、团队素质、职业潜能差异极其显著，通用技能差异非常显著，职业人格差异显著，母亲职业为中高层管理者或高级专业人员的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总分显著高于普通员工和其他职业类型的，母亲职业为私企业主的也显著高于普通员工和其他职业类型的。 上述结论说明两点：
一是大学生就业能力发展状况与其父母的职业状况有直接影响关系，可解释为大学生就业能力结构的许多要素发展是受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家庭成员主要是父母自身的职业状况会相当深入地影响到子女对社会职业的认知、评价及选择的倾向性，进而影响到综合能力发展，到毕业时会集中反映到就业能力方面。此外，中国社会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决定了家庭对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地位，因为父母职业反映其社会资源或社会关系，这构成无形的社会资本，而且以家庭为核心载体的社会资本可能会在代际间延续，并影响子女的职业价值观、能力和素质的形成与职业可持续发展。其实大学生就业不再是个人的决策，而是整个家庭的集体决策，这种决策以潜在的支配力量深度影响个体的整体发展，并嵌入大学生就业能力结构中，导向性地支配就业能力的发展状况，并会影响到就业质量。
二是说明大学生就业能力发展状况与其父母的文化程度有直接影响关系，可解释为较高文化水平的父母有教育意识和教育能力为子女提供良好的家庭教育，而且往往对孩子成长与发展的心理期望值较高，不仅高度重视为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及资源，注重从小培养子女的综合素质，而且自身良好的教育背景也直接影响家庭的社会地位、交往群体或人脉资源及收入水平，进而影响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社会资本为子女提供教育资源程度和能力。
参考文献：
[1]周序.文化资本与学业成绩——农民工家庭文化资本对子女学业成绩的影响[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2）：73-77.
[2]Blustein D L.A Context-rich Exploration Exploration Across the Life Roles[J].The Career Development Quarterly，1997，45（3）：260-274.
[3]金晓亚.大学毕业生可雇佣性技能内涵及开发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9年.
[4]韦晓，窦刚，宋志一，张锋.家长职业类型及文化程度与儿童智力发展相互关系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0（10）：18-24.
[5]Rigdon E. A Necessary an Sufficient Identification Rule for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Estimated[J].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1995（30）：359-383.
（责任编辑：张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