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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为历史的20世纪，是中华民族变动最频繁的一个时代，是我们国家摆脱积贫积弱、逐渐走向独立的时代。回望起来，令人神思怅惘。然而，极具戏剧性的时代，看起来惊心动魄，身处其中的人，往往是不会愉快的。他们没有洞中七日世上千年的神技，唯有用血肉之躯在这坎坷的世途上踽踽而行。战火纷飞的年代，流亡漂泊的日子里，这颠沛流离的生活，塑造出了怎样的生命形态。海外天津作家，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组生动鲜活的切片。
张秀亚：用艺术的悲哀征服生命的悲哀
1919年，张秀亚出生于河北沧县。幼年时曾随父宦游河北邯郸，后举家迁入天津。张秀亚是一个早慧的作家。小学时，她曾多次在各大报纸的儿童周刊上发表习作，信心萌生，从此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20世纪30年代，张秀亚考入了当时最负盛名的北方女子学府——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与女作家罗兰、王怡之为同窗好友。基于投稿的缘故，张秀亚受到凌叔华、沈从文、萧乾等文学前辈的赞赏与扶持，她以“陈蓝”“张亚蓝”为笔名，频频在《益世报》《大公报》《武汉日报》等名报副刊上亮相，未满18岁就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在大龙河畔》，赢得了“北方最年轻作家”的美誉。此外，她还编辑过进步文学团体海风诗歌小品社的社刊《海风》、辅仁大学的校刊《辅仁文苑》。1943年，因不堪北平沦陷区日伪压迫，她千里迢迢间关入蜀，接任重庆《益世报》社论委员和《语林》副刊编辑的工作。抗战胜利后，张秀亚返回母校北京辅仁大学任职。直到1948年，为了摆脱婚变的阴影，与儿女搭船远去台湾。
迁台后的张秀亚，为了独立抚育儿女，自嘲整日忙碌于三台（灶台、讲台、桌台）之间。她是一个勤奋高产的作家，小说、散文、诗歌、翻译齐头并进。台湾图书馆曾专门为岛内杰出的作家编纂总集，张秀亚不仅入选，且其全集达15卷之多。在长达约七十年的创作历程中，她持之以恒地不断探索，曾获得（台湾）中国文艺协会首届散文奖、中山文艺奖首届散文奖等多种奖项，被诗人痖弦誉为“台湾妇女写作的燃灯人”。
张秀亚曾是京派文学的追随者。作品集《在大龙河畔》，笔触细腻入微，从中可以发现作家关注社会底层的现实主义印记。然而，去台之后，张秀亚被迫改变了她的写作方向。50年代，国民党当局溃退台湾以后，蒋介石痛定思痛，总结经验教训，在文艺宣传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控制局面：一方面是运用各种行政手段如积极设立“中华文艺奖”，成立各式作家协会，将作家网罗到政府体制中来以便于监控；另一方面又强化了出版审查、言论控制等机制，用高压手段严禁刊发一切具有反抗色彩的文学作品，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文学，而代之以“反共文艺”“战斗文学”等官方意识形态。受时代大潮的影响，去台后的第一本散文集《三色堇》中，张秀亚亦曾创作了一篇寓言式的散文《燕子》。叙述流于概念化，空洞夸张，是典型的反共文学的笔法。不过，张秀亚并非一个大张旗鼓的文学斗士，当文学的政治宣传功能与审美功能失衡时，作家的艺术直觉使她很快偏离了官方意识形态的主流，在边缘状态中低调而又坚定地追随着文学本身。
有的题材不可写，有的题材又不想写，夹缝之中，她将目光投向了琐碎的日常生活。也许是源于自身婚姻生活的失败，张秀亚的小说，偏爱通过宏阔冷静的观察视角，深入思考现代女性的命运；通过观察婚姻中男女的微妙心理，探索幽微缥缈的人性。她的散文，则多是心情的忠实记录。早期偏向情感抒发时，往往着笔于身边人事，却能将炽热的情感沉淀下来，简净的文字中潜藏着“国破家亡”的悲哀；后来，面对大自然时，则喜用澄明的心境铸炼无所沾滞的文字，颇得古人无我之境的妙趣。她的散文集《北窗下》剪裁大自然的美景，幻化为文字的盛宴，题材原本平淡无奇，但再版达到23次之多，张秀亚并因此获得中山文艺奖的首届散文奖，其文字魅力可见一斑。
张秀亚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艰难困苦的生活中，宗教信仰给予了她很多精神力量，她反过来又将这股信念沉潜到了文章的字里行间，在平凡的事物中挖掘出了不平凡之处。比如她描写鹤顶红：“像鹤顶红这一类的花草，是特别喜欢阴暗与潮湿的所在的，好像有一些人宁愿在陋巷、岩穴之内，寂寞艰苦之中，给生命加一最完美的注释。他们摒弃了逸乐，而寻求辛苦，因为他们深知逸乐离着死亡最近，而艰苦则有助于生命的成长。”（《鹤顶红》）谦逊、忍耐、精进等宗教品格提升了她的散文境界，使其弥漫着一股强韧的精神底蕴。它并非呈现为排山倒海式的阳刚之力，很多时候，倒让人想起水滴石穿、草长石裂的柔韧与持久。
炮火连天中，张秀亚领略了“国破家亡人散”的三重悲哀，痛苦侵蚀了她的身体健康，她转而利用它来滋养文学生命。她的作品，是生命缺口处流出的诗；她的写作技艺修炼得炉火纯青，其秘诀也许正如她经常提及的印度奈都夫人的名言，是“用艺术的悲哀征服了生命的悲哀”。
罗兰：随遇而安的智者
罗兰，原名靳佩芬，生于民国八年，祖籍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罗兰的祖上是当地极有名望的大家族，父辈们虽然都在紧邻的大都市天津接受了新式教育，大家族的内部却依旧保守如昔。罗兰幼时，玩伴很少，她喜欢亲近大自然：平常的日子里，或者一个人在后花园静静地玩耍，观察那些繁茂的花草，匆忙的昆虫；或者遥望着大宅紧邻的蓟运河水，发呆遐想。“天与一轮钓线，领烟波千亿。”这既是这条浩浩荡荡的大河留在罗兰心上的影像，也冥冥中塑造了她洒脱豁达、追求精神自由的个性。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局势相对平稳，西学东渐之风已盛行，中国民族工业飞速发展，一切都处于革故鼎新的态势之中。罗兰就读的久大精盐的员工子弟小学和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实行的完全是西式现代教育。学校风气自由，师资力量雄厚，老师授课灵活生动。宽松自由的环境中，罗兰的天赋与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课余时间，罗兰则喜欢追随父亲，“生吞活剥”地阅读了许多中国古典章回说部，这无形中积累了她的传统文化底蕴，也影响到她的阅读习惯与审美品位：对中国古典文学情有独钟，对彼时流行的新文学作品反而存在着轻微的阅读障碍。 抗日战争爆发时，罗兰刚刚女师毕业，为了分担家庭重担，她在乡下娘娘庙改建的一所小学就职。特殊时期，乡下小学虽然发不出薪水，却可衣食无忧，罗兰在战乱中平静地生活了两年。后经同学推荐在河北女师附小当音乐老师，没多久又入职天津广播电台。1948年，厌倦了战争所带来的灰色生活，罗兰孤身赴台，寻找生机。未曾预料这一离开，却是将近半个世纪的骨肉分离。
迁台后，凭借过往的工作经验，罗兰很快就职于台湾广播电台。做节目之余，她开始文学创作，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写作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罗兰一生，总计创作了400余万字的作品，读者遍及海内外。文学写作上罗兰是一个多面手，散文、小说、评论、剧本等皆有作品问世。不过，读者最多的仍是她的散文。她的《罗兰小语》等文章，以议论见长，关注现实人生，显现出广阔的文化视野。由于多数文章都是为回应年轻人生活中的困惑而来，文章的主题大都与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谈忙，谈寂寞，谈果决，谈生活情趣、睡眠与营养……这些主题看似琐碎，却都是每个人生活中会面临的具体问题。谈论这些话题时，罗兰丝毫没有高高在上的姿态，她总是以充分的同理心去感受询问者所面临的现实与心理困境，在情感共鸣的基础上给予求助者切实可行的建议。有的听众感叹生活中的种种困难，罗兰劝解说，世上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问题只在于我们能不能在黑云密布的时候，保持一点冷静和忍耐。我们没有多少力量去左右环境。把快乐寄托在别人身上，总难免遭到拒绝或受到打击而失望。既然如此，我们是否能试试看，在自己的心里好好地留出一片小小的，安静平和的地方，来保藏住一些快乐的种子呢？”（《快乐的种子》）她这样说，并不是鼓励鸵鸟般因循守旧，而是“知道人力不能改变的时候，就不如面对现实，随遇而安。与其怨天尤人，徒增烦恼，就不如因势利导，迁就环境，由既有的条件中，尽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去发掘乐趣”。（《随遇而安》）有的听众感叹世态炎凉，罗兰回应说：“我们不能把快乐全部寄托在别人身上，因为别人只能有限度地了解和帮助我们。而事实上，这世界上锦上添花的人总比雪中送炭的人多。如果你表现得坚强，别人就都来鼓励你。如果你表现得很软弱，别人就很少扶住你了。”（《快乐的种子》）这样的观点看似冷漠，却并非不切实际的空洞高调，而是洞明世事后形成的对人性的客观认识，最终目的仍在于鼓励读者树立起独立自主的信心，从复杂多变的人生中获得最大的乐趣与心灵的自由。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飞快，人们总是被所谓积极向上的、励志式的人生观裹挟着，踉踉跄跄地飞奔，没有地方安放那些疲惫的心情，没有空间来容纳那些消极的苦闷情绪。罗兰的文字仿佛一汪清凉的泉水，缓缓地流着，让人跳出喧嚣浮躁，沉静地审视内心。罗兰的散文，大都篇幅简短，文字精练，恰如“小语”其名。她把文学、音乐、教育融合在一起，一面宽和温厚地谈论现实人生的艰难，一面向读者展示了一种稳健进取的人生境界。生长在一个激荡变动的时代，罗兰的一生不可能没有挫折困顿，然而，天性的豁达与所接受的现代教育，培养了她战胜困境的勇气。她的身上交汇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的智慧，能洞察世态人情，却并不消极悲观；明白个体的局限，却不因循守旧。她像一个随遇而安的智者，处处从苦难中习得生存的智慧，为读者点亮暗夜中的明灯，带领人们步入更美好的人生境界。
王蓝：战争蒸馏出爱国忠魂
王蓝，字果之，河北省阜城县人，1922年出生于天津。他的父亲王竹铭，曾任中国纺织学会理事长，是我国纺织工业界有名望的实业家。王蓝在家居幼，自幼喜欢京剧，喜欢绘画，立志做画家。王老先生积极支持他的艺术爱好，移居北平后王蓝就读京华美术学院西画系。
抗日战争爆发后，平津沦陷，王蓝先是秘密参加了敌后抗日工作。17岁时，干脆到太行山上当兵，与敌人浴血奋战。后来又辗转至洛阳、西安、昆明、重庆。在大后方，王蓝创立了红蓝出版社，后又作为《益世报》记者从事采访报道工作。漂泊不定的生活中，他被迫放下了画笔，艺术灵感却集中到了文学写作上。19岁时，他写的中篇小说《一颗永恒的星》，获得1942年重庆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全国文艺奖第一名金奖。第一本诗集《圣女·战马·枪》，第一本小说集《美子的画像》分别于1942年、1943年出版。抗战胜利后，王蓝回京出任报社要职。1948年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
20世纪50年代是王蓝写作的全盛时期。他一面从事出版工作，积极参与各种文化活动，一面完成了大量的文学作品。60年代以后，王蓝又毅然重拾画笔，投入到绘画事业中。王蓝的作品中，影响最大的当属长篇小说《蓝与黑》。《蓝与黑》出版于1958年，曾在台湾《中华妇女》月刊连载三年，被译成韩、日、德、英多国文字，后又改编为舞台剧、电影、电视剧，广播剧，被誉为“台湾四大抗战小说”之一，获台湾“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小说奖和“国家文艺奖”。 2000年，香港《亚洲周刊》与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作家联合评选“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蓝与黑》入选，迄今已发行一百版。
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能超越时代局限，满足各个层次的读者需求。时移事往，当政治意识形态的喧嚣归于平静之时，《蓝与黑》仍然一版再版，得到后来者的青睐，关键就在于在意识形态之外，它还具备着广阔的审美空间。
《蓝与黑》好像一部史诗，它以主人公张醒亚与唐琪、郑美庄的爱情故事为线索，从中华民国成立到国民党败退台湾，反映出中华民族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变迁，为那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与此相伴随的，是对以张醒亚为代表的那一代青年人纯真炙热的爱国热情的讴歌。张醒亚原本有些懦弱胆小，沉溺于梦幻中的爱情。然而，当国家遭受外来侵略时，他毅然放弃了忍辱偷生的日子，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最前线。在爱情与家国大义的抉择中，在炮火连天的洗礼中，主人公完成了他的人生涅槃。值得一提的是，《蓝与黑》中用极多的笔墨塑造了一个反面人物形象——高大爷。当民众勇敢抗日时，他用俏皮话表示自己的先见之明：“告诉你们，日本人想打我们，简直等于鸡蛋碰铁球”；然而，当日军占领平津时，他马上投靠了日本人，同样的理由，完全相反的立场。王蓝用讽刺幽默的笔法勾勒出抗日战争中这些民族败类圆滑世故、惯于见风使舵的丑恶嘴脸，与爱国青年的高尚情操形成了鲜明对比。揭露谴责那些丑恶虚伪的存在，歌颂那些美好正义的道德情操，王蓝的《蓝与黑》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所经历的种种苦难，而且沙中淘金，将值得珍视、传之子孙的精神传统保存了下来。
在一篇访问中，王蓝曾说过：“我自幼习画儿，却是在抗日战争时，清清醒醒地开始写小说。因为身遭国破家亡之痛，非写出来不可。”《蓝与黑》中，我们能看到王蓝过往生活的缩影。战争流亡的生活体验好像烈火一样炙烤着王蓝，所以他“流着泪写，心里淌着血写”，要将这一切讲给后人。颠沛流离的战争年代，生死搏斗的生活，使王蓝像凤凰涅槃一样从锦衣玉食的富家公子变成了抵御外侮的爱国志士，而《蓝与黑》正是这爱国之心凝结而成的文字精魂。
战争年代，这些作家都经历了种种难以想象的艰辛，但他们却没有丝毫的牢骚怨怼。他们将小我的困苦化入大我的熔炉中，千锤百炼，炉火纯青，留给后人的唯有真善美的精神财富。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的作品才感染着无以计数的读者，一代又一代流传下去！
（作者简介：王云芳，女，文学博士。现为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张秀亚：用艺术的悲哀征服生命的悲哀
1919年，张秀亚出生于河北沧县。幼年时曾随父宦游河北邯郸，后举家迁入天津。张秀亚是一个早慧的作家。小学时，她曾多次在各大报纸的儿童周刊上发表习作，信心萌生，从此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20世纪30年代，张秀亚考入了当时最负盛名的北方女子学府——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与女作家罗兰、王怡之为同窗好友。基于投稿的缘故，张秀亚受到凌叔华、沈从文、萧乾等文学前辈的赞赏与扶持，她以“陈蓝”“张亚蓝”为笔名，频频在《益世报》《大公报》《武汉日报》等名报副刊上亮相，未满18岁就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在大龙河畔》，赢得了“北方最年轻作家”的美誉。此外，她还编辑过进步文学团体海风诗歌小品社的社刊《海风》、辅仁大学的校刊《辅仁文苑》。1943年，因不堪北平沦陷区日伪压迫，她千里迢迢间关入蜀，接任重庆《益世报》社论委员和《语林》副刊编辑的工作。抗战胜利后，张秀亚返回母校北京辅仁大学任职。直到1948年，为了摆脱婚变的阴影，与儿女搭船远去台湾。
迁台后的张秀亚，为了独立抚育儿女，自嘲整日忙碌于三台（灶台、讲台、桌台）之间。她是一个勤奋高产的作家，小说、散文、诗歌、翻译齐头并进。台湾图书馆曾专门为岛内杰出的作家编纂总集，张秀亚不仅入选，且其全集达15卷之多。在长达约七十年的创作历程中，她持之以恒地不断探索，曾获得（台湾）中国文艺协会首届散文奖、中山文艺奖首届散文奖等多种奖项，被诗人痖弦誉为“台湾妇女写作的燃灯人”。
张秀亚曾是京派文学的追随者。作品集《在大龙河畔》，笔触细腻入微，从中可以发现作家关注社会底层的现实主义印记。然而，去台之后，张秀亚被迫改变了她的写作方向。50年代，国民党当局溃退台湾以后，蒋介石痛定思痛，总结经验教训，在文艺宣传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控制局面：一方面是运用各种行政手段如积极设立“中华文艺奖”，成立各式作家协会，将作家网罗到政府体制中来以便于监控；另一方面又强化了出版审查、言论控制等机制，用高压手段严禁刊发一切具有反抗色彩的文学作品，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文学，而代之以“反共文艺”“战斗文学”等官方意识形态。受时代大潮的影响，去台后的第一本散文集《三色堇》中，张秀亚亦曾创作了一篇寓言式的散文《燕子》。叙述流于概念化，空洞夸张，是典型的反共文学的笔法。不过，张秀亚并非一个大张旗鼓的文学斗士，当文学的政治宣传功能与审美功能失衡时，作家的艺术直觉使她很快偏离了官方意识形态的主流，在边缘状态中低调而又坚定地追随着文学本身。
有的题材不可写，有的题材又不想写，夹缝之中，她将目光投向了琐碎的日常生活。也许是源于自身婚姻生活的失败，张秀亚的小说，偏爱通过宏阔冷静的观察视角，深入思考现代女性的命运；通过观察婚姻中男女的微妙心理，探索幽微缥缈的人性。她的散文，则多是心情的忠实记录。早期偏向情感抒发时，往往着笔于身边人事，却能将炽热的情感沉淀下来，简净的文字中潜藏着“国破家亡”的悲哀；后来，面对大自然时，则喜用澄明的心境铸炼无所沾滞的文字，颇得古人无我之境的妙趣。她的散文集《北窗下》剪裁大自然的美景，幻化为文字的盛宴，题材原本平淡无奇，但再版达到23次之多，张秀亚并因此获得中山文艺奖的首届散文奖，其文字魅力可见一斑。
张秀亚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艰难困苦的生活中，宗教信仰给予了她很多精神力量，她反过来又将这股信念沉潜到了文章的字里行间，在平凡的事物中挖掘出了不平凡之处。比如她描写鹤顶红：“像鹤顶红这一类的花草，是特别喜欢阴暗与潮湿的所在的，好像有一些人宁愿在陋巷、岩穴之内，寂寞艰苦之中，给生命加一最完美的注释。他们摒弃了逸乐，而寻求辛苦，因为他们深知逸乐离着死亡最近，而艰苦则有助于生命的成长。”（《鹤顶红》）谦逊、忍耐、精进等宗教品格提升了她的散文境界，使其弥漫着一股强韧的精神底蕴。它并非呈现为排山倒海式的阳刚之力，很多时候，倒让人想起水滴石穿、草长石裂的柔韧与持久。
炮火连天中，张秀亚领略了“国破家亡人散”的三重悲哀，痛苦侵蚀了她的身体健康，她转而利用它来滋养文学生命。她的作品，是生命缺口处流出的诗；她的写作技艺修炼得炉火纯青，其秘诀也许正如她经常提及的印度奈都夫人的名言，是“用艺术的悲哀征服了生命的悲哀”。
罗兰：随遇而安的智者
罗兰，原名靳佩芬，生于民国八年，祖籍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罗兰的祖上是当地极有名望的大家族，父辈们虽然都在紧邻的大都市天津接受了新式教育，大家族的内部却依旧保守如昔。罗兰幼时，玩伴很少，她喜欢亲近大自然：平常的日子里，或者一个人在后花园静静地玩耍，观察那些繁茂的花草，匆忙的昆虫；或者遥望着大宅紧邻的蓟运河水，发呆遐想。“天与一轮钓线，领烟波千亿。”这既是这条浩浩荡荡的大河留在罗兰心上的影像，也冥冥中塑造了她洒脱豁达、追求精神自由的个性。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局势相对平稳，西学东渐之风已盛行，中国民族工业飞速发展，一切都处于革故鼎新的态势之中。罗兰就读的久大精盐的员工子弟小学和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实行的完全是西式现代教育。学校风气自由，师资力量雄厚，老师授课灵活生动。宽松自由的环境中，罗兰的天赋与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课余时间，罗兰则喜欢追随父亲，“生吞活剥”地阅读了许多中国古典章回说部，这无形中积累了她的传统文化底蕴，也影响到她的阅读习惯与审美品位：对中国古典文学情有独钟，对彼时流行的新文学作品反而存在着轻微的阅读障碍。 抗日战争爆发时，罗兰刚刚女师毕业，为了分担家庭重担，她在乡下娘娘庙改建的一所小学就职。特殊时期，乡下小学虽然发不出薪水，却可衣食无忧，罗兰在战乱中平静地生活了两年。后经同学推荐在河北女师附小当音乐老师，没多久又入职天津广播电台。1948年，厌倦了战争所带来的灰色生活，罗兰孤身赴台，寻找生机。未曾预料这一离开，却是将近半个世纪的骨肉分离。
迁台后，凭借过往的工作经验，罗兰很快就职于台湾广播电台。做节目之余，她开始文学创作，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写作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罗兰一生，总计创作了400余万字的作品，读者遍及海内外。文学写作上罗兰是一个多面手，散文、小说、评论、剧本等皆有作品问世。不过，读者最多的仍是她的散文。她的《罗兰小语》等文章，以议论见长，关注现实人生，显现出广阔的文化视野。由于多数文章都是为回应年轻人生活中的困惑而来，文章的主题大都与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谈忙，谈寂寞，谈果决，谈生活情趣、睡眠与营养……这些主题看似琐碎，却都是每个人生活中会面临的具体问题。谈论这些话题时，罗兰丝毫没有高高在上的姿态，她总是以充分的同理心去感受询问者所面临的现实与心理困境，在情感共鸣的基础上给予求助者切实可行的建议。有的听众感叹生活中的种种困难，罗兰劝解说，世上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问题只在于我们能不能在黑云密布的时候，保持一点冷静和忍耐。我们没有多少力量去左右环境。把快乐寄托在别人身上，总难免遭到拒绝或受到打击而失望。既然如此，我们是否能试试看，在自己的心里好好地留出一片小小的，安静平和的地方，来保藏住一些快乐的种子呢？”（《快乐的种子》）她这样说，并不是鼓励鸵鸟般因循守旧，而是“知道人力不能改变的时候，就不如面对现实，随遇而安。与其怨天尤人，徒增烦恼，就不如因势利导，迁就环境，由既有的条件中，尽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去发掘乐趣”。（《随遇而安》）有的听众感叹世态炎凉，罗兰回应说：“我们不能把快乐全部寄托在别人身上，因为别人只能有限度地了解和帮助我们。而事实上，这世界上锦上添花的人总比雪中送炭的人多。如果你表现得坚强，别人就都来鼓励你。如果你表现得很软弱，别人就很少扶住你了。”（《快乐的种子》）这样的观点看似冷漠，却并非不切实际的空洞高调，而是洞明世事后形成的对人性的客观认识，最终目的仍在于鼓励读者树立起独立自主的信心，从复杂多变的人生中获得最大的乐趣与心灵的自由。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飞快，人们总是被所谓积极向上的、励志式的人生观裹挟着，踉踉跄跄地飞奔，没有地方安放那些疲惫的心情，没有空间来容纳那些消极的苦闷情绪。罗兰的文字仿佛一汪清凉的泉水，缓缓地流着，让人跳出喧嚣浮躁，沉静地审视内心。罗兰的散文，大都篇幅简短，文字精练，恰如“小语”其名。她把文学、音乐、教育融合在一起，一面宽和温厚地谈论现实人生的艰难，一面向读者展示了一种稳健进取的人生境界。生长在一个激荡变动的时代，罗兰的一生不可能没有挫折困顿，然而，天性的豁达与所接受的现代教育，培养了她战胜困境的勇气。她的身上交汇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的智慧，能洞察世态人情，却并不消极悲观；明白个体的局限，却不因循守旧。她像一个随遇而安的智者，处处从苦难中习得生存的智慧，为读者点亮暗夜中的明灯，带领人们步入更美好的人生境界。
王蓝：战争蒸馏出爱国忠魂
王蓝，字果之，河北省阜城县人，1922年出生于天津。他的父亲王竹铭，曾任中国纺织学会理事长，是我国纺织工业界有名望的实业家。王蓝在家居幼，自幼喜欢京剧，喜欢绘画，立志做画家。王老先生积极支持他的艺术爱好，移居北平后王蓝就读京华美术学院西画系。
抗日战争爆发后，平津沦陷，王蓝先是秘密参加了敌后抗日工作。17岁时，干脆到太行山上当兵，与敌人浴血奋战。后来又辗转至洛阳、西安、昆明、重庆。在大后方，王蓝创立了红蓝出版社，后又作为《益世报》记者从事采访报道工作。漂泊不定的生活中，他被迫放下了画笔，艺术灵感却集中到了文学写作上。19岁时，他写的中篇小说《一颗永恒的星》，获得1942年重庆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全国文艺奖第一名金奖。第一本诗集《圣女·战马·枪》，第一本小说集《美子的画像》分别于1942年、1943年出版。抗战胜利后，王蓝回京出任报社要职。1948年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
20世纪50年代是王蓝写作的全盛时期。他一面从事出版工作，积极参与各种文化活动，一面完成了大量的文学作品。60年代以后，王蓝又毅然重拾画笔，投入到绘画事业中。王蓝的作品中，影响最大的当属长篇小说《蓝与黑》。《蓝与黑》出版于1958年，曾在台湾《中华妇女》月刊连载三年，被译成韩、日、德、英多国文字，后又改编为舞台剧、电影、电视剧，广播剧，被誉为“台湾四大抗战小说”之一，获台湾“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小说奖和“国家文艺奖”。 2000年，香港《亚洲周刊》与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作家联合评选“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蓝与黑》入选，迄今已发行一百版。
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能超越时代局限，满足各个层次的读者需求。时移事往，当政治意识形态的喧嚣归于平静之时，《蓝与黑》仍然一版再版，得到后来者的青睐，关键就在于在意识形态之外，它还具备着广阔的审美空间。
《蓝与黑》好像一部史诗，它以主人公张醒亚与唐琪、郑美庄的爱情故事为线索，从中华民国成立到国民党败退台湾，反映出中华民族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变迁，为那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与此相伴随的，是对以张醒亚为代表的那一代青年人纯真炙热的爱国热情的讴歌。张醒亚原本有些懦弱胆小，沉溺于梦幻中的爱情。然而，当国家遭受外来侵略时，他毅然放弃了忍辱偷生的日子，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最前线。在爱情与家国大义的抉择中，在炮火连天的洗礼中，主人公完成了他的人生涅槃。值得一提的是，《蓝与黑》中用极多的笔墨塑造了一个反面人物形象——高大爷。当民众勇敢抗日时，他用俏皮话表示自己的先见之明：“告诉你们，日本人想打我们，简直等于鸡蛋碰铁球”；然而，当日军占领平津时，他马上投靠了日本人，同样的理由，完全相反的立场。王蓝用讽刺幽默的笔法勾勒出抗日战争中这些民族败类圆滑世故、惯于见风使舵的丑恶嘴脸，与爱国青年的高尚情操形成了鲜明对比。揭露谴责那些丑恶虚伪的存在，歌颂那些美好正义的道德情操，王蓝的《蓝与黑》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所经历的种种苦难，而且沙中淘金，将值得珍视、传之子孙的精神传统保存了下来。
在一篇访问中，王蓝曾说过：“我自幼习画儿，却是在抗日战争时，清清醒醒地开始写小说。因为身遭国破家亡之痛，非写出来不可。”《蓝与黑》中，我们能看到王蓝过往生活的缩影。战争流亡的生活体验好像烈火一样炙烤着王蓝，所以他“流着泪写，心里淌着血写”，要将这一切讲给后人。颠沛流离的战争年代，生死搏斗的生活，使王蓝像凤凰涅槃一样从锦衣玉食的富家公子变成了抵御外侮的爱国志士，而《蓝与黑》正是这爱国之心凝结而成的文字精魂。
战争年代，这些作家都经历了种种难以想象的艰辛，但他们却没有丝毫的牢骚怨怼。他们将小我的困苦化入大我的熔炉中，千锤百炼，炉火纯青，留给后人的唯有真善美的精神财富。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的作品才感染着无以计数的读者，一代又一代流传下去！
（作者简介：王云芳，女，文学博士。现为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