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禧的翰墨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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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我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接听之后才知道是孟繁禧先生。在此之前,我曾联系孟先生多次,都没有联系上,原来在此之前他正在电视台录制书法讲座,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刚刚结束了持续多日的节目录制。采访很快就定了下来,就在第二天的下午。
  让人印象颇深的是,采访当天整个北京都被笼罩在浓重的雾霾里,孟先生却找到了一处十分难得的静谧而优雅的地方——北京东三环的一家茶楼。当记者走进茶室的时候,孟先生正端着茶杯笑盈盈地迎接我。他那一头白发,精致的眼镜,以及那一身雅致的中式服装给记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彼时,面前的这位富有学者气质的书法家,无论如何也无法让人联想到他就是那个40年前在卷烟厂扛大烟包的工人。
  几十年来,孟先生脚踏实地,勤奋耕耘,“拿着本事等机会”,他几乎没有错过任何一次人生中的重大机遇,终于从一名普通工人蜕变成今日名闻书坛的一位大家。
  与书法为伴的青葱岁月
  孟先生从小就喜欢写字,刚上小学的时候,他是班里写字最好的学生。每次学习生字的时候,同学们都是在本子上写,但因为孟繁禧的字写得格外出众,老师就会让他到黑板上写。到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孟繁禧的字写得更好了,每次上完大字课,老师都会给学生们写的字评分,如果学生的哪个字写得好,老师就会用红毛笔在那个字上面画个圈,孟繁禧的作业本每次都会画满。
  “小孩是夸出来的。”孟先生说,“棍棒相加的教育方式虽然也能让孩子学习,但那是迫于无奈的状态下被动的学习;相反,在鼓励之下,孩子会很亢奋,这能激励孩子做得更好。”正是因为从小得到老师的不断鼓励,孟繁禧才对书法情有独钟。
  但是好景不常,当孟繁禧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学生们都停课放假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假期从1966年夏天一直持续到1968年春天。
  一个“不会打架,也不会爬墙头,甚至连上树都不会”的孩子该如何度过如此漫长的假期呢?这时,一个发小家里大量的藏书吸引了他,于是那间书房成了孟繁禧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在那苦难岁月中的一个温馨的港湾。在那一年半里,他读了大量的中外名著,包括中国四大名著,以及外国名著《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红与黑》《复活》等等。“虽然那时候年纪小,很多书都看不懂,但还是很爱看。”
  1968年过完春节,学校终于开学了,孟繁禧上了初中,同样因为字写得好,老师让他每天在黑板两边书写毛主席语录给同学们学习。那时候,孟繁禧虽然喜爱书法,却“不得要领,只是爱写字而已”。
  到了1970年,刚刚初中毕业的孟繁禧就面临着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转折。初中毕业之后,学生们就该走向社会了,他们面临着分配工作,孟繁禧也不例外。那个曾经热爱书法,热爱文学的孟繁禧,无缘自己喜爱的事业,而被分配到了卷烟厂,开始了漫长的工人生涯。
  在那个年代里,理想是奢侈的。孟繁禧每天只能按部就班地到岗,从事着简单而繁重的工作,周而复始。“那时候就有点痛苦了”,并非因为劳累,而是内心的极度空虚,“每天都重复着昨天的劳动,根本看不到未来。”孟先生回忆起那段往事,依然历历在目,“有时候甚至下班回家的时候,走着走着都能掉出眼泪,我不想就这样过一辈子啊!”就这样,他又把写毛笔字捡起来,利用工余时间练字。那时候有朋友问他,写字将来的出路在哪儿呢?还不如画画,至少可以靠画插图和画连环画赚钱糊口。虽然他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但他还是对朋友说,“这是我毕生的爱好,将来我一定会有所成就。”回忆起这段故事的时候,孟先生笑了,“其实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也没有底气。但我还是没有放弃练字,并且从那时候开始系统地临帖,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实现这个诺言。”
  结识恩师康雍先生
  有书法陪伴的日子过得很快,一晃就到了1976年。那年工厂里抽调一名工人到铁道科学研究院子弟小学当老师,学校再抽调一名老师来工厂里体验工人生活,为期半年。孟繁禧因为写得一手好字,并且读过很多书,就被选中去学校当老师了。在学校里,他结识了一位国学底蕴非常深厚的老师,当这位老师得知孟繁禧擅长书法之后,便将其引荐给著名书法家康雍先生。
  当为期半年的教师生涯结束后,孟繁禧并没有选择继续留校任教,他重新回到了工厂。到1977年,他被调到车间,负责货物的入库工作。那时候他每工作20分钟,就可以休息40分钟。在车间主任的特许下,他在车间里找到了个小课桌,自己又准备了一块毡子,以及笔墨纸砚,利用休息时间练字。
  那几年因受到康雍先生的指点,孟繁禧的进步速度很快。“其实康先生从不单纯的给我讲如何写字,而是教会了我学习书法的方法,让我受益终生。”
  记得有一年北京举办了一次全国书法展览,孟繁禧特意花了6毛钱买了一个16开的硬皮本,然后利用休息日,带着干粮和水在展览大厅里足足泡了一天。他认真地看每一幅字,然后用双勾(即空心字)的方式把他认为写得好的字都记了下来,足足写了一本,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家了。到下一个休息日,他一大早就起来,带着本子来到康先生家里给先生看。没想到,康先生不但没表扬他,草草看完后,就把本子放在一边了,然后严肃地说:“写字不能盲目崇拜,不能看谁都好。王羲之是书圣,但他也做不到字字都好。你要学会冷静、客观,甚至用‘婆婆看儿媳’的眼光去看看别人的字,同样也要这样看待自己的字,这样才能进步。”
  这段话让孟先生终生难忘,从此以后他便养成了“多看、多想、多写”的学习习惯。所谓“多看”,就是多读帖,领会作者用笔、结构的特点;“多想”,就是多思考,客观分析作品;“多写”,就是多临帖,刻苦的学习精神是前进的保障。但孟先生强调,“多看”与“多想”是“多写”的前提,如果没有客观的判断与思考,盲目的勤奋只能让自己离成功越来越远。
  通过康先生的指点,孟繁禧在临帖时也养成了一种习惯,他首先会把所要临习的字帖完整、仔细地看一看,将帖中所有的字分成上、中、下三等,“上”者,反复临写,“下”者,尽量少看。“一本字帖拿在手中,能够挑选出来供我们反复临摹的内容,不过百分之二十左右。”孟先生在临摹欧阳询《九成宫》时就是用的这种方法。“《九成宫》一共1108个字,我以1/5的比例往下筛。最好的字也就200来个字,我反复地临摹,举一反三。比如我学会了‘王’字,‘玉’字就解决了,‘主’字也解决了,触类旁通。虽然我只临摹200个字,实际上却学会了更多的字。”   在日积月累的勤奋努力下,短短几年里,孟繁禧在书法上就取得了很大的突破。直到1981年,孟繁禧突然接到了一个朋友打来的电话,对方问他是否愿意到中国京剧院(现国家京剧院)写字幕。孟繁禧听到消息后,喜出望外,他当然愿意去,这可是他做梦都想去都地方。
  1981年11月,孟繁禧终于结束了自己长达11年的工人生涯,进入中国京剧院,开始了另一段丰富多彩的人生旅途。
  拿着本事等机会
  刚到京剧院的时候,“其实挺悲催的”。这个只有初中学历的小工人,并没有受到单位的重视,起初甚至连一张办公桌都没有。但孟繁禧并不在乎,只要让他写字,他就心满意足了。就这样,他安安稳稳地度过了3年写字幕的新生活。
  后来,孟繁禧跟业务处长到山东进行外调,回北京后他负责写调查报告。当院长看到这份报告的时候,发现了孟繁禧的写作才能,于是马上将其调为秘书科长兼院长秘书。
  从此之后,孟繁禧在事业上如鱼得水,步步高升。在京剧院多年的工作生涯,让他深深的爱上了京剧这门传统艺术。渐渐地,他发现京剧艺术深深地滋养着他的书法创作。“书法是一门非常抽象的艺术,它完全是通过抽象的线条的组合来感染你,让观者在有限的线条中联想到极其丰富的内容,让观者与作者产生共鸣,这是书法的魅力。京剧也是如此,它也是一种非常‘写意’的艺术,舞台上的一桌二椅能够代表许多意象,这是很写意、很抽象的表现。演员们的一个眼神,一个姿态,一个动作都能让观众联想到很多内容,这与书法是相通的。通过对京剧的深入了解,我意识到,至约至简的东西其实才是最为难能可贵的。”
  随着对书法艺术更为深入理解,孟繁禧在艺术生涯中又迈出了重要的一大步。1988年,他参加了“九成宫杯”全国书法大赛,并从48000余幅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特等奖的殊荣。翌年又在团中央和全国青联主办的“秦声杯”全国青年书法大赛中荣获了最高奖一等奖。
  许多人以为,这连续两次获奖经历是孟先生习书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孟先生却不以为然,“这是水到渠成的事,它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我也自然而然地面对。我看见很多人都因自己不得志而郁闷,我总会劝告他们,与其发牢骚,不如用这些时间刻苦钻研,拿着本事等机会。否则,如果机会来了没本事,那就真的无法‘得志’了。”
  在得到书界同仁的认可之后,孟先生再也没有参加任何书法大赛,而是沉下心来,更加用心地研究书法。他以欧体楷书为根基,然后广泛涉猎历代碑帖,汲取所需之长,如虞世南的疏朗,柳公权的圆厚,王献之的秀润等等,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他今日的书法的风貌。
  回顾过去的几十年,孟先生经历了“不得志”的十年,也经历了稳步发展的十年,以及在浩瀚的艺术天地中自由徜徉的十年,但无论在哪个时期,他的初心都未曾改变。直至今日,这位名震中国书坛艺术家依然沉浸在那个单纯的书法世界里,自得其乐。如今,已过耳顺之年的孟先生依然脚踏实地,为优秀传统文化,为书法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奉献。勤勤恳恳地在笔墨世界里耕耘,他觉得自己还没有迎来那个艺术丰收的季节,或许,他早已沉醉于这份耕耘的乐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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