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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议程维高埋下祸端
1996年2月16日（农历12月27日）晚，石家庄市亚太大酒店二楼一间包房内，一场宴会正在欢乐的气氛中进行。做东主人石坚（真名史建强，曾用名史剑强），生于1963年1月，原籍河北唐山市丰南县，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他被埋在瓦砾中，人幸存了下来，左腿却留下严重残疾。但他人残志坚，自学成才，凭着一支笔和睿智的才华闯入媒体界发展，采访并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央和省市领导的专访特稿，发表在国内外知名报刊上，成为当时新闻界的名人。1994年1月，他开始担任在香港注册的《中国发展》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不久又创办了北京皇家丽人广告公司。出于对家乡的感情，石坚采写了多篇宣传河北的专稿，并帮助拉项目、引资金，与当时的河北省委书记邢崇智等省市领导成为好友。为答谢多年来故乡河北省市领导和朋友们对他工作上的支持，在临近春节的前三天，他特意从北京赶到石家庄举办这场答谢宴会。
大家都知道石坚和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的程维高及其儿子程幕阳相识，并和程幕阳有过合作。席间，有来宾好奇地问石坚：“你在北京听说过程书记工作调动的事吗？”石坚答道：“听程慕阳对我说，程书记可能要高升，可能去北京当市长，也可能到三峡建设委员会任主任。”程慕阳当时在河北也是人们关注的对象，既然谈到了程慕阳，有人问：“你和程慕阳熟，听说他能量很大，这个人究竟怎么样？”一提程大公子，石坚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以前，他和程慕阳多有交往，对程大公子利用他父亲的地位和权势，骄横狂妄不可一世的行为，从内心里鄙视。在他担任《中国发展》杂志社社长不久，程慕阳曾提出给杂志社赞助80万元他当个挂名副社长。石坚怕程慕阳的介入会毁了杂志社的声誉，便当即婉拒。这时有人提起程慕阳，他说：“这人整天打着他老子的旗号拉广告，拉赞助，招摇撞骗，对人封官许愿，将来程书记若出事，有可能毁在他手里。”
宴会结束，石坚赠给每人一本刚刚出版的《中国发展》杂志，杂志上有他采访河北省市领导人的专稿（他经多方努力没有采访到程维高）。该期杂志中有一篇采访河北某市市长的专稿，并配发了该市长和市委书记陪同外国政要考察开发区的照片，而程维高在照片中只有半个图像。程维高见了甚是不悦，这就埋下了石坚后来被迫害的祸根。
次日，程维高便接到了他原来的秘书、时任河北省国税局局长的李真和河北省政法某机关副职马某的密报：昨天晚上石坚和省里十几个领导在亚太大酒店大吃大喝，在宴会上说您的坏话。并说：石坚这个人很坏，以前省里有人告您黑状的材料可能是通过石坚递上去的。其实，晚宴邀请的宾客名单中原来有李真和马某，但李真以国家税务总局来了一个副局长需要作陪为由推辞，马某以其他借口搪塞，两人都没有参加。但在宴会开始前，两人分别在酒店门口张望。没想到，两人一转身便向程维高告了黑状。
当时程维高在河北为所欲为的霸道行径许多干部群众都看不惯，寄往北京的告状信很多。程维高认为这是省委原主要领导指使人在背后整他。这次听说石坚和十几个省市领导竟然“秘密”相聚，并对他“说三道四”，不由得满腹狐疑。他让两位心腹把聚会人员名字写下来，随后一面命人暗查宴会的买单人是谁，若是某领导用公款买的，这人又是自己的政治对立面，他便可以借机进行政治报复；另一方面他要从石坚身上挖出河北告他黑状的后台。
程维高先是打电话给参加宴会的省委某秘书长，问他谁在宴会上说他的坏话。程维高浑厚愠怒的发问使秘书长心里一惊。但他如实道：“那晚没人讲您坏话。”程维高见秘书长没有讲出他想听的话，便又打电话给参加宴会的另一位领导，这位领导的回答和秘书长一样。
程维高越是问不出他想听的情况，内心越是疑惑，感到那晚宴会的背后肯定有着令人惊奇的秘密。他下定决心要搞清这个聚会的内幕，便把他的心腹、省委办公厅督查室主任杨益铭叫来……
无视法律枉抓无辜
1996年春节，石家庄一个朋友打电话给石坚，紧张地问：“那天晚上吃饭的钱是谁花的？”这位朋友的电话使石坚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没几天，程慕阳的出现证实了他的猜测。
正月初九上午十时许，程慕阳突然驾车来到石坚在北京的办公室，面色冷峻地说：“春节前你在石家庄和其他领导吃饭那件事，我父亲很生气，你写个书面材料把情况向我父亲解释一下。”石坚平日为人热情，但生性刚烈。请人吃饭还要向省委书记书面解释？他当即拒绝。
程慕阳怏怏不快地走后，正月十六，石家庄又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他：“你的手机被监听了。程维高正组织人查你请人吃饭的事，你要提防着点儿。”
石坚万万没有想到，一顿正常普通的宴请，竟然引起省委书记如此高度重视。他虽然有些气愤，但心想：我正常交友，清白做人，规矩经商，不违法，不乱纪，就是请人吃顿饭也无碍大事，量他程维高本事再大，作风再霸道，也不至于怎么着我。再说，我工作单位在香港和北京，不属河北管辖，你程维高总不能无法无天吧！一想到这些，他心里有些释然。
1996年4月中旬，石坚带着助手到福州采访福建省委和福州市委主要领导。4月17日，采访顺利结束，身心疲惫的石坚和助手在用过晚餐后，匆忙回到下榻的西湖大酒店休息。
凌晨四时许，石坚在熟睡中听到有人敲门。一开门，五六个人夺门而入。石坚惊愕地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一个身材不高、面色微黑的中年男子冷冷地说：“我们是从河北来的，石坚住哪个房间？”当知道开门的就是石坚后，他口气缓和地说：“河北有些事需要你帮忙，这里不安全，咱们换个地方好好谈谈，请你配合一下。”石坚虽然看清来者不善，但还是跟他们上了车。
来人正是杨益铭带领的所谓“石坚专案组”成员。杨益铭是重庆涪陵人，原是中央某机关的处长，在机关很不得志，工作中熟悉了程维高后，经常向程维高透露一些内部情况，因而得到程维高的赏识。为了培植亲信，也是出于政治上的回报，1994年，程维高先将杨益铭平调到河北任省委督查室主任，后来又将督查室升格为副厅级，杨益铭自然也就由正处级晋升为副厅级领导干部。知遇之恩，杨益铭自当全力回报。他得到程维高的授意后便以省委主要领导交办的任务为由，迅速从省党政部门及省市政法部门抽调数名干部组成石坚专案组，他任负责人。很快，他们掌握了石坚去福建采访的情况，于是飞抵福州，当天下午就把石坚投入福州市第一看守所。
4月18日下午，石坚被杨益铭等人押回石家庄，关在鹿泉市（归石家庄辖）看守所。从福州被抓到押回石家庄，石坚没有收到司法机关的任何法律文书。直到数天后被提审时，他才知道他是被人以非法出版活动为由被收审关押的。
第一次审讯，不具有执法身份的杨益铭竟然担任主审官。他问：“石坚，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你要放聪明点，老实点，我们把你弄到这里来，并不是针对你本人，这点你心里比谁都清楚，只要你把事情说清楚，你就没事了。”
石坚反问：“我既不违法，也不乱纪，不知道该说什么？”
杨益铭：“你就讲讲腊月二十七日你请领导吃饭的事。席间，有人议论程书记没有？”
石坚答道：“都是说程书记好话的，没听别人讲过他什么事。只是我说过程书记可能要高升当北京市市长或三峡建设委员会主任，可这都是程慕阳告诉我的。我说这些话是捧程书记的。”
杨益铭：“我们都调查了，你虽然没说程书记坏话，但别人有议论的。你说实话吧，没有必要为了别人连累自己。”
此时，石坚才看清杨益铭的险恶用心，是想借他的嘴除掉程维高政治上的异己。然而，石坚生性爽直，最妒恨无耻小人，他不会为了自己解危而陷害他人。他拒绝回答。
杨益铭见点拨石坚无用，便赤裸裸地问：“你认识邢崇智（前河北省委书记）吗？”
石坚说：“认识，我采访过他。”
杨益铭马上接口：“邢崇智有经济问题吗？有男女生活作风问题吗？省里有人通过你往上送程书记的黑材料吗？”
在得到石坚的坚决否定后，杨益铭感到回去不好向主子交代，便命人给石坚戴上手铐，气汹汹地说：“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他见石坚仍面无惧色，竟黔驴技穷地说：“你不知道具体的，道听途说的也行。”
石坚再一次坚定地对杨益铭说：“你问的我不知道，我不能编造害人！”
取悦领导罗织罪状
此后，杨益铭多次提审石坚，恩威并施，恐吓利诱，逼迫他揭发省委前主要领导邢崇智、省委常委栗某某、省检察院检察长侯某等人的问题。石坚在工作上虽然认识这些领导，有的交往还比较密切，但是让他无中生有栽赃陷害这些党和国家的英才，他不能做也不会做。多次审讯，杨益铭等人没有得到任何东西。
看到从石坚身上搞不到什么东西，杨益铭和李真开始了所谓的外围工作，企图从别的途径突破。他们为查出石坚案的所谓政治背景，找出向中央告程维高状的人，先后调查、传唤和迫害无辜达上百人之多，黑手遍及香港、福州、厦门、上海、北京、大连、咸阳、保定、唐山等地，耗资巨大，对许多当事人造成了身心上的折磨，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
在他们开展外围调查的过程中，一些无耻小人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借机兴风作浪，发难于别人。曾向程维高打小报告的省政法机关某部门副职马某，看到本单位一把手也参加那晚的宴请，他想以公款吃喝的名义借程维高的手将其整倒取而代之。便打探那天晚上宴会的餐费单是否本单位一把手所买。当他打听到餐费是石坚在某报社的朋友姚某找石家庄市某公司经理报销的，不由得窃喜。因为这个经理是他的姨兄弟。他找到那位经理，唆使他作伪证：“老弟，只要你说那笔餐费不是在你这儿报的，是我们单位一把手出的，他马上就会被打倒。你大哥我就可以接任一把手了。某某领导讲了，驻深圳的河北办事处还缺一个主任，是副厅级，你马上可以去。”他的姨表弟不为情和利所诱，说：“咱们哥们归哥们，我不能说瞎话害人！”
1996年7月19日，石坚被收容审查期满的前一天，杨益铭怀着最后一丝希望到看守所找石坚谈话。“程书记对你特别关心，要你划清界线，不要再和邢崇智等人掺合在一起。你只要写一份悔过书，就放你出去。”又遭到了石坚的拒绝。
杨益铭等人见通过石坚实在整不出其他人的政治材料，对程维高不好交代，便恼羞成怒，给石坚罗织了三大罪状：一是贪污罪。1992年初，石坚被《中华儿女》杂志社聘为理事会秘书长。其实，石坚不是杂志社职工，连工资都没有，他的任务是以理事会的名义向社会拉广告，然后按广告费的20%提成。这年夏天，石坚的弟弟向石坚借5万元。石坚一时拿不出，向朋友高峰借4.8万元，高峰把钱打入《中华儿女》理事会的账户，石坚自己又加上2000元凑齐了5万元，经请示杂志社领导同意后，通过理事会的账户给其弟弟汇去。但杨益铭等人抓住这事大做文章，一口咬定石坚的行为构成了贪污罪。二是伪造印章罪。1992年7月，石坚被聘为《中华儿女》杂志社理事会秘书长不久，由《中华儿女》杂志社开介绍信，刻制了“中华儿女理事会”等工作印章，1993年在其不担任秘书长职务之后，将印章交给了杂志社主编杨某某。杨益铭等人强行认定石坚的行为构成了伪造印章罪。三是投机倒把罪。1995年，时任《中国发展》杂志社社长兼总编的石坚在河北外贸包装印刷厂印刷了《中国发展》一万本，寄给福建依人集团董事长李某某1000册，向有关部门赠阅近8000册。这一出版行为被杨益铭等人定性为投机倒把。
由于石坚案背景特殊，在批捕石坚之前，有关领导看出了问题，曾明确提出：石坚的案子在河北办理不合适，按照法律规定，即便石坚有罪，也应由其单位的所在地北京司法机关查办；石坚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主体身份不符合贪污罪要件。但胳膊拧不过大腿，由于程维高坚持要办，再加上杨益铭、李真的积极呼应，这起冤案最终还是酿成了。
恶人作祟枉受裁判
1996年7月20日，这天是收容审查石坚期满的日子，他满心期望能放他回家，但早饭后石坚又被拉到邢台市看守所。审讯室里，杨益铭拿着一张逮捕证幸灾乐祸地说：“你被正式逮捕了，签个字吧！”石坚拒绝签字。杨益铭说：“你签不签字无所谓，反正你进来了就别想出去！”
为逼迫石坚认罪，杨益铭、李真等人对石坚进行车轮战，进行精神上的折磨；还唆使石坚的同监犯，对石坚故意寻衅滋事制造摩擦，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对他进行摧残，使得石坚双耳失聪、严重便血。
杨益铭知道，他们强加给石坚的三项罪名很难站住脚，特别是投机倒把罪，1997年10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修改后的刑法已经取消了这个罪名。为了把这个罪名定在石坚的头上，他们决定赶在修改后的刑法实施前让法院开庭审理石坚。
1996年12月上旬，石坚从邢台看守所又被转到石家庄市看守所。第三天，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向石坚送达了起诉书。石坚的亲属很快从北京中联律师事务所聘请了张星水律师。张星水律师在审阅了全部案卷后认为，石坚无罪。
1996年12月27日上午，长安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开庭前石坚在候审室里突然被带到该院某负责人的办公室，这位负责人亲切地对石坚说：“省领导很关心你，今天开庭只是走一个过场，庭审后不久就放你回家，希望你今天在法庭上配合一下，涉及领导政治上的事别乱讲。”领导既然说得这么明白，事前准备好在法庭上揭露杨益铭、李真等人丑恶行径的话，石坚在庭审时只字未说，他按照法院领导的嘱咐配合法庭走完了审理程序。
就在石坚满怀希望等待出狱的时候，1997年1月23日，法官向他宣布一审判决结果：以贪污罪判处他有期徒刑七年，以伪造印章罪判处他有期徒刑一年，以投机倒把罪判处他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财产。石坚这时才知道，那个法院领导找他谈话是个骗局，他深知石坚案的政治背景，为防止审判时出意外，他在庭审前找石坚谈话，安抚石坚，以免在法庭上出现令人难以收拾的局面。事后，他秉承杨益铭与李真的意见，硬是将专案组罗织的罪名强加在石坚身上，枉法判处石坚十年有期徒刑。
尽历艰难平反冤案
杨益铭与李真他们凭借权势向司法机关施压，甚至越俎代庖，硬是判了石坚十年有期徒刑，总算向程维高有了一个交代。而石坚对一审判决当即表示不服，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张星水律师接到判决书后也震惊了，愤怒之下他再次上下奔走，调查取证，为二审辩护做准备。
张星水奔走呼吁的正义之举引起了杨益铭、李真等人的不满，但他们对来自北京的律师不敢肆意妄为，只好派人警告张星水说：“你要注意自己的行为！”
专案组的警告没有吓退张星水，但他感到仅凭自己孤单之势难以支撑全案，于是他登门求助他的大学老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夏家骏。夏家骏是著名法学家，全国人大常委。夏教授在认真听完学生的讲述和看完案件的材料后说：“这的确是一件人为的冤案，我一定要管！”
1997年3月20日，夏家骏教授、张星水律师以及石坚亲属，联合致信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和全国人大秘书长曹志，反映石坚的冤情。不久，全国人大办公厅信访局局长李铁流接见了夏家骏和张水星，认真听取了案情，并数次致函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请他们认真调查，公开开庭，并报结果。还电告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案件再审时他们将派员旁听。
全国人大信访局对石坚案的关注震慑了冤案的制造者，他们不敢让全国人大信访局的官员和著名法学家夏家骏来观摩他们制造的冤案再审庭审，强令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时不要公开审理，要以书面审理的方式快速结案。当时，程维高在河北一手遮天，在杨益铭及李真等人直接施压下，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没有公开审理，于1997年5月15日对石坚上诉案做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997年6月1日，张星水律师再次致信全国人大，对二审裁定表示不服。
1997年6月4日，全国人大信访局致函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我局审阅案卷，认为张星水律师提出的意见应当引起司法机关的重视。请你院再审此案，并将结果告诉我们。
全国人大信访局的建议未被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采纳的做法引起了李铁流局长的重视。李铁流局长亲自组织信访局干部付文清等人，并请了国内知名刑法学专家反复阅卷研究，一致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人为制造的错案冤案，必须纠正。
1997年7月16日，在李铁流局长的主持下，全国人大信访局撰写了《石坚案是个错案》的阅卷报告，指出：石坚“不是国家公职人员，主体不合格，客体不存在，因而贪污罪不成立”；石坚“刻中华儿女理事会印章是经《中华儿女》杂志社负责人授权同意的，伪造印章罪不能成立”；石坚主办的“《中国发展》杂志是在香港合法注册登记的刊物，所刊全部文章都是爱国健康的”，且该杂志“没有出售过一本，没有任何盈利行为，投机倒把罪不能成立”。阅卷报告在最后明确指出：“我们认为：案卷中的证据根本不能给石坚定罪。另外，不少证人的证言、证据证明石坚无罪……判决书认定石坚所犯贪污罪、伪造印章罪、投机倒把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应当……对石坚依法宣告无罪”。
燕赵青天联手洗冤
由于全国人大信访部门监督无果，石坚很快就被投进了监狱服刑。在狱中他不断向有关部门申诉。夏家骏教授一直关注此案的发展，石坚每转一个监狱，他都不顾年事已高，不辞劳苦到监狱探望，他鼓励石坚道：要相信党，相信政府，相信司法机关，目前河北的政治环境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你的冤案终有一天会被纠正，制造冤案的人终究会受到惩罚。
夏教授的话很快得到了应验。2000年2月，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河北干部群众多年来对程维高秘书李真的举报，组成“2.23专案组”，揭开了程维高主持河北工作时李真等人的腐败内幕。3月31日，李真因涉嫌收受巨额贿赂被检察机关依法逮捕。根据李真的交代，程维高的秘书、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吴庆五、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兼督查室主任杨益铭等一批官员落入法网。2002年8月30日，杨益铭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2003年11月13日，李真因受贿罪被执行死刑。之前，程维高因其严重问题被开除党籍，撤销正省职级待遇。春风吹向了监狱里的石坚。2003年11月，石坚办理了保外就医手续，走出了监狱大门。
石坚出狱后，在夏家骏教授的支持帮助下，开始了艰难的申诉工作。但当时由于种种原因，举步艰难。在闻名全国的反腐败斗士郭光允的引荐下，石坚找到了在河北省负责“三讲”指导工作的开国将军阴法唐，夏家骏教授也向阴法唐将军反映了石坚遭受程维高政治迫害的事。老将军在看完石坚递送的申诉材料后，给河北省委书记白克明写了一封长信，希望白克明能妥善处理石坚的案子。白克明多次听取有关部门汇报，并多次做出批示。
与此同时，夏家骏教授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兆国写信，呼吁尽快纠正这一冤案。温家宝总理和王兆国副委员长很快做出批示。石坚冤案开始摆上了纠正议程。
2004年11月18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刘瑞川，在办公室接待了石坚。他给石坚倒了杯茶，和蔼地说：“石坚同志，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我会依法办事，实事求是地把事情办好。我可以负责地说，从今天你和我见面起，你的申诉案就正式立案了。现在需要的是时间，你要耐心等待。”此后，刘瑞川几次主持审判委员会研究如何纠正石坚冤案。2005年9月15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然而，由于法院内部个别人员暗中作梗，再审工作曾一度受阻。
在刘瑞川院长的督促和各级领导的批示下，2007年6月25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再审，决定撤销原一、二审判决，宣告石坚无罪，没收的财产予以返还。终于还了石坚的清白。■
编辑：盛汉卿
记者的话
必须严格限制“一把手”的权力
石坚冤案，追根溯源，是因当时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而形成的。当时一些有正义感的领导干部想阻止这一冤案的形成，但最终慑于程维高的特权而陷于无奈，只好慨叹“这个案件这么办下去，早晚会出问题的”。民主集中制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但在个别党政机关仍是“一把手”说了算。“一把手”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民主集中制在他那里变成了漂亮的口号和形式。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必须从体制上和机制上彻底解决。“一把手”的权力必须受到应有的制约和限制，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必须坚持。否则，还会出现石坚这样的冤案错案，甚至更为严重的问题。
1996年2月16日（农历12月27日）晚，石家庄市亚太大酒店二楼一间包房内，一场宴会正在欢乐的气氛中进行。做东主人石坚（真名史建强，曾用名史剑强），生于1963年1月，原籍河北唐山市丰南县，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他被埋在瓦砾中，人幸存了下来，左腿却留下严重残疾。但他人残志坚，自学成才，凭着一支笔和睿智的才华闯入媒体界发展，采访并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央和省市领导的专访特稿，发表在国内外知名报刊上，成为当时新闻界的名人。1994年1月，他开始担任在香港注册的《中国发展》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不久又创办了北京皇家丽人广告公司。出于对家乡的感情，石坚采写了多篇宣传河北的专稿，并帮助拉项目、引资金，与当时的河北省委书记邢崇智等省市领导成为好友。为答谢多年来故乡河北省市领导和朋友们对他工作上的支持，在临近春节的前三天，他特意从北京赶到石家庄举办这场答谢宴会。
大家都知道石坚和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的程维高及其儿子程幕阳相识，并和程幕阳有过合作。席间，有来宾好奇地问石坚：“你在北京听说过程书记工作调动的事吗？”石坚答道：“听程慕阳对我说，程书记可能要高升，可能去北京当市长，也可能到三峡建设委员会任主任。”程慕阳当时在河北也是人们关注的对象，既然谈到了程慕阳，有人问：“你和程慕阳熟，听说他能量很大，这个人究竟怎么样？”一提程大公子，石坚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以前，他和程慕阳多有交往，对程大公子利用他父亲的地位和权势，骄横狂妄不可一世的行为，从内心里鄙视。在他担任《中国发展》杂志社社长不久，程慕阳曾提出给杂志社赞助80万元他当个挂名副社长。石坚怕程慕阳的介入会毁了杂志社的声誉，便当即婉拒。这时有人提起程慕阳，他说：“这人整天打着他老子的旗号拉广告，拉赞助，招摇撞骗，对人封官许愿，将来程书记若出事，有可能毁在他手里。”
宴会结束，石坚赠给每人一本刚刚出版的《中国发展》杂志，杂志上有他采访河北省市领导人的专稿（他经多方努力没有采访到程维高）。该期杂志中有一篇采访河北某市市长的专稿，并配发了该市长和市委书记陪同外国政要考察开发区的照片，而程维高在照片中只有半个图像。程维高见了甚是不悦，这就埋下了石坚后来被迫害的祸根。
次日，程维高便接到了他原来的秘书、时任河北省国税局局长的李真和河北省政法某机关副职马某的密报：昨天晚上石坚和省里十几个领导在亚太大酒店大吃大喝，在宴会上说您的坏话。并说：石坚这个人很坏，以前省里有人告您黑状的材料可能是通过石坚递上去的。其实，晚宴邀请的宾客名单中原来有李真和马某，但李真以国家税务总局来了一个副局长需要作陪为由推辞，马某以其他借口搪塞，两人都没有参加。但在宴会开始前，两人分别在酒店门口张望。没想到，两人一转身便向程维高告了黑状。
当时程维高在河北为所欲为的霸道行径许多干部群众都看不惯，寄往北京的告状信很多。程维高认为这是省委原主要领导指使人在背后整他。这次听说石坚和十几个省市领导竟然“秘密”相聚，并对他“说三道四”，不由得满腹狐疑。他让两位心腹把聚会人员名字写下来，随后一面命人暗查宴会的买单人是谁，若是某领导用公款买的，这人又是自己的政治对立面，他便可以借机进行政治报复；另一方面他要从石坚身上挖出河北告他黑状的后台。
程维高先是打电话给参加宴会的省委某秘书长，问他谁在宴会上说他的坏话。程维高浑厚愠怒的发问使秘书长心里一惊。但他如实道：“那晚没人讲您坏话。”程维高见秘书长没有讲出他想听的话，便又打电话给参加宴会的另一位领导，这位领导的回答和秘书长一样。
程维高越是问不出他想听的情况，内心越是疑惑，感到那晚宴会的背后肯定有着令人惊奇的秘密。他下定决心要搞清这个聚会的内幕，便把他的心腹、省委办公厅督查室主任杨益铭叫来……
无视法律枉抓无辜
1996年春节，石家庄一个朋友打电话给石坚，紧张地问：“那天晚上吃饭的钱是谁花的？”这位朋友的电话使石坚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没几天，程慕阳的出现证实了他的猜测。
正月初九上午十时许，程慕阳突然驾车来到石坚在北京的办公室，面色冷峻地说：“春节前你在石家庄和其他领导吃饭那件事，我父亲很生气，你写个书面材料把情况向我父亲解释一下。”石坚平日为人热情，但生性刚烈。请人吃饭还要向省委书记书面解释？他当即拒绝。
程慕阳怏怏不快地走后，正月十六，石家庄又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他：“你的手机被监听了。程维高正组织人查你请人吃饭的事，你要提防着点儿。”
石坚万万没有想到，一顿正常普通的宴请，竟然引起省委书记如此高度重视。他虽然有些气愤，但心想：我正常交友，清白做人，规矩经商，不违法，不乱纪，就是请人吃顿饭也无碍大事，量他程维高本事再大，作风再霸道，也不至于怎么着我。再说，我工作单位在香港和北京，不属河北管辖，你程维高总不能无法无天吧！一想到这些，他心里有些释然。
1996年4月中旬，石坚带着助手到福州采访福建省委和福州市委主要领导。4月17日，采访顺利结束，身心疲惫的石坚和助手在用过晚餐后，匆忙回到下榻的西湖大酒店休息。
凌晨四时许，石坚在熟睡中听到有人敲门。一开门，五六个人夺门而入。石坚惊愕地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一个身材不高、面色微黑的中年男子冷冷地说：“我们是从河北来的，石坚住哪个房间？”当知道开门的就是石坚后，他口气缓和地说：“河北有些事需要你帮忙，这里不安全，咱们换个地方好好谈谈，请你配合一下。”石坚虽然看清来者不善，但还是跟他们上了车。
来人正是杨益铭带领的所谓“石坚专案组”成员。杨益铭是重庆涪陵人，原是中央某机关的处长，在机关很不得志，工作中熟悉了程维高后，经常向程维高透露一些内部情况，因而得到程维高的赏识。为了培植亲信，也是出于政治上的回报，1994年，程维高先将杨益铭平调到河北任省委督查室主任，后来又将督查室升格为副厅级，杨益铭自然也就由正处级晋升为副厅级领导干部。知遇之恩，杨益铭自当全力回报。他得到程维高的授意后便以省委主要领导交办的任务为由，迅速从省党政部门及省市政法部门抽调数名干部组成石坚专案组，他任负责人。很快，他们掌握了石坚去福建采访的情况，于是飞抵福州，当天下午就把石坚投入福州市第一看守所。
4月18日下午，石坚被杨益铭等人押回石家庄，关在鹿泉市（归石家庄辖）看守所。从福州被抓到押回石家庄，石坚没有收到司法机关的任何法律文书。直到数天后被提审时，他才知道他是被人以非法出版活动为由被收审关押的。
第一次审讯，不具有执法身份的杨益铭竟然担任主审官。他问：“石坚，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你要放聪明点，老实点，我们把你弄到这里来，并不是针对你本人，这点你心里比谁都清楚，只要你把事情说清楚，你就没事了。”
石坚反问：“我既不违法，也不乱纪，不知道该说什么？”
杨益铭：“你就讲讲腊月二十七日你请领导吃饭的事。席间，有人议论程书记没有？”
石坚答道：“都是说程书记好话的，没听别人讲过他什么事。只是我说过程书记可能要高升当北京市市长或三峡建设委员会主任，可这都是程慕阳告诉我的。我说这些话是捧程书记的。”
杨益铭：“我们都调查了，你虽然没说程书记坏话，但别人有议论的。你说实话吧，没有必要为了别人连累自己。”
此时，石坚才看清杨益铭的险恶用心，是想借他的嘴除掉程维高政治上的异己。然而，石坚生性爽直，最妒恨无耻小人，他不会为了自己解危而陷害他人。他拒绝回答。
杨益铭见点拨石坚无用，便赤裸裸地问：“你认识邢崇智（前河北省委书记）吗？”
石坚说：“认识，我采访过他。”
杨益铭马上接口：“邢崇智有经济问题吗？有男女生活作风问题吗？省里有人通过你往上送程书记的黑材料吗？”
在得到石坚的坚决否定后，杨益铭感到回去不好向主子交代，便命人给石坚戴上手铐，气汹汹地说：“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他见石坚仍面无惧色，竟黔驴技穷地说：“你不知道具体的，道听途说的也行。”
石坚再一次坚定地对杨益铭说：“你问的我不知道，我不能编造害人！”
取悦领导罗织罪状
此后，杨益铭多次提审石坚，恩威并施，恐吓利诱，逼迫他揭发省委前主要领导邢崇智、省委常委栗某某、省检察院检察长侯某等人的问题。石坚在工作上虽然认识这些领导，有的交往还比较密切，但是让他无中生有栽赃陷害这些党和国家的英才，他不能做也不会做。多次审讯，杨益铭等人没有得到任何东西。
看到从石坚身上搞不到什么东西，杨益铭和李真开始了所谓的外围工作，企图从别的途径突破。他们为查出石坚案的所谓政治背景，找出向中央告程维高状的人，先后调查、传唤和迫害无辜达上百人之多，黑手遍及香港、福州、厦门、上海、北京、大连、咸阳、保定、唐山等地，耗资巨大，对许多当事人造成了身心上的折磨，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
在他们开展外围调查的过程中，一些无耻小人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借机兴风作浪，发难于别人。曾向程维高打小报告的省政法机关某部门副职马某，看到本单位一把手也参加那晚的宴请，他想以公款吃喝的名义借程维高的手将其整倒取而代之。便打探那天晚上宴会的餐费单是否本单位一把手所买。当他打听到餐费是石坚在某报社的朋友姚某找石家庄市某公司经理报销的，不由得窃喜。因为这个经理是他的姨兄弟。他找到那位经理，唆使他作伪证：“老弟，只要你说那笔餐费不是在你这儿报的，是我们单位一把手出的，他马上就会被打倒。你大哥我就可以接任一把手了。某某领导讲了，驻深圳的河北办事处还缺一个主任，是副厅级，你马上可以去。”他的姨表弟不为情和利所诱，说：“咱们哥们归哥们，我不能说瞎话害人！”
1996年7月19日，石坚被收容审查期满的前一天，杨益铭怀着最后一丝希望到看守所找石坚谈话。“程书记对你特别关心，要你划清界线，不要再和邢崇智等人掺合在一起。你只要写一份悔过书，就放你出去。”又遭到了石坚的拒绝。
杨益铭等人见通过石坚实在整不出其他人的政治材料，对程维高不好交代，便恼羞成怒，给石坚罗织了三大罪状：一是贪污罪。1992年初，石坚被《中华儿女》杂志社聘为理事会秘书长。其实，石坚不是杂志社职工，连工资都没有，他的任务是以理事会的名义向社会拉广告，然后按广告费的20%提成。这年夏天，石坚的弟弟向石坚借5万元。石坚一时拿不出，向朋友高峰借4.8万元，高峰把钱打入《中华儿女》理事会的账户，石坚自己又加上2000元凑齐了5万元，经请示杂志社领导同意后，通过理事会的账户给其弟弟汇去。但杨益铭等人抓住这事大做文章，一口咬定石坚的行为构成了贪污罪。二是伪造印章罪。1992年7月，石坚被聘为《中华儿女》杂志社理事会秘书长不久，由《中华儿女》杂志社开介绍信，刻制了“中华儿女理事会”等工作印章，1993年在其不担任秘书长职务之后，将印章交给了杂志社主编杨某某。杨益铭等人强行认定石坚的行为构成了伪造印章罪。三是投机倒把罪。1995年，时任《中国发展》杂志社社长兼总编的石坚在河北外贸包装印刷厂印刷了《中国发展》一万本，寄给福建依人集团董事长李某某1000册，向有关部门赠阅近8000册。这一出版行为被杨益铭等人定性为投机倒把。
由于石坚案背景特殊，在批捕石坚之前，有关领导看出了问题，曾明确提出：石坚的案子在河北办理不合适，按照法律规定，即便石坚有罪，也应由其单位的所在地北京司法机关查办；石坚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主体身份不符合贪污罪要件。但胳膊拧不过大腿，由于程维高坚持要办，再加上杨益铭、李真的积极呼应，这起冤案最终还是酿成了。
恶人作祟枉受裁判
1996年7月20日，这天是收容审查石坚期满的日子，他满心期望能放他回家，但早饭后石坚又被拉到邢台市看守所。审讯室里，杨益铭拿着一张逮捕证幸灾乐祸地说：“你被正式逮捕了，签个字吧！”石坚拒绝签字。杨益铭说：“你签不签字无所谓，反正你进来了就别想出去！”
为逼迫石坚认罪，杨益铭、李真等人对石坚进行车轮战，进行精神上的折磨；还唆使石坚的同监犯，对石坚故意寻衅滋事制造摩擦，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对他进行摧残，使得石坚双耳失聪、严重便血。
杨益铭知道，他们强加给石坚的三项罪名很难站住脚，特别是投机倒把罪，1997年10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修改后的刑法已经取消了这个罪名。为了把这个罪名定在石坚的头上，他们决定赶在修改后的刑法实施前让法院开庭审理石坚。
1996年12月上旬，石坚从邢台看守所又被转到石家庄市看守所。第三天，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向石坚送达了起诉书。石坚的亲属很快从北京中联律师事务所聘请了张星水律师。张星水律师在审阅了全部案卷后认为，石坚无罪。
1996年12月27日上午，长安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开庭前石坚在候审室里突然被带到该院某负责人的办公室，这位负责人亲切地对石坚说：“省领导很关心你，今天开庭只是走一个过场，庭审后不久就放你回家，希望你今天在法庭上配合一下，涉及领导政治上的事别乱讲。”领导既然说得这么明白，事前准备好在法庭上揭露杨益铭、李真等人丑恶行径的话，石坚在庭审时只字未说，他按照法院领导的嘱咐配合法庭走完了审理程序。
就在石坚满怀希望等待出狱的时候，1997年1月23日，法官向他宣布一审判决结果：以贪污罪判处他有期徒刑七年，以伪造印章罪判处他有期徒刑一年，以投机倒把罪判处他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财产。石坚这时才知道，那个法院领导找他谈话是个骗局，他深知石坚案的政治背景，为防止审判时出意外，他在庭审前找石坚谈话，安抚石坚，以免在法庭上出现令人难以收拾的局面。事后，他秉承杨益铭与李真的意见，硬是将专案组罗织的罪名强加在石坚身上，枉法判处石坚十年有期徒刑。
尽历艰难平反冤案
杨益铭与李真他们凭借权势向司法机关施压，甚至越俎代庖，硬是判了石坚十年有期徒刑，总算向程维高有了一个交代。而石坚对一审判决当即表示不服，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张星水律师接到判决书后也震惊了，愤怒之下他再次上下奔走，调查取证，为二审辩护做准备。
张星水奔走呼吁的正义之举引起了杨益铭、李真等人的不满，但他们对来自北京的律师不敢肆意妄为，只好派人警告张星水说：“你要注意自己的行为！”
专案组的警告没有吓退张星水，但他感到仅凭自己孤单之势难以支撑全案，于是他登门求助他的大学老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夏家骏。夏家骏是著名法学家，全国人大常委。夏教授在认真听完学生的讲述和看完案件的材料后说：“这的确是一件人为的冤案，我一定要管！”
1997年3月20日，夏家骏教授、张星水律师以及石坚亲属，联合致信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和全国人大秘书长曹志，反映石坚的冤情。不久，全国人大办公厅信访局局长李铁流接见了夏家骏和张水星，认真听取了案情，并数次致函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请他们认真调查，公开开庭，并报结果。还电告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案件再审时他们将派员旁听。
全国人大信访局对石坚案的关注震慑了冤案的制造者，他们不敢让全国人大信访局的官员和著名法学家夏家骏来观摩他们制造的冤案再审庭审，强令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时不要公开审理，要以书面审理的方式快速结案。当时，程维高在河北一手遮天，在杨益铭及李真等人直接施压下，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没有公开审理，于1997年5月15日对石坚上诉案做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997年6月1日，张星水律师再次致信全国人大，对二审裁定表示不服。
1997年6月4日，全国人大信访局致函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我局审阅案卷，认为张星水律师提出的意见应当引起司法机关的重视。请你院再审此案，并将结果告诉我们。
全国人大信访局的建议未被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采纳的做法引起了李铁流局长的重视。李铁流局长亲自组织信访局干部付文清等人，并请了国内知名刑法学专家反复阅卷研究，一致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人为制造的错案冤案，必须纠正。
1997年7月16日，在李铁流局长的主持下，全国人大信访局撰写了《石坚案是个错案》的阅卷报告，指出：石坚“不是国家公职人员，主体不合格，客体不存在，因而贪污罪不成立”；石坚“刻中华儿女理事会印章是经《中华儿女》杂志社负责人授权同意的，伪造印章罪不能成立”；石坚主办的“《中国发展》杂志是在香港合法注册登记的刊物，所刊全部文章都是爱国健康的”，且该杂志“没有出售过一本，没有任何盈利行为，投机倒把罪不能成立”。阅卷报告在最后明确指出：“我们认为：案卷中的证据根本不能给石坚定罪。另外，不少证人的证言、证据证明石坚无罪……判决书认定石坚所犯贪污罪、伪造印章罪、投机倒把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应当……对石坚依法宣告无罪”。
燕赵青天联手洗冤
由于全国人大信访部门监督无果，石坚很快就被投进了监狱服刑。在狱中他不断向有关部门申诉。夏家骏教授一直关注此案的发展，石坚每转一个监狱，他都不顾年事已高，不辞劳苦到监狱探望，他鼓励石坚道：要相信党，相信政府，相信司法机关，目前河北的政治环境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你的冤案终有一天会被纠正，制造冤案的人终究会受到惩罚。
夏教授的话很快得到了应验。2000年2月，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河北干部群众多年来对程维高秘书李真的举报，组成“2.23专案组”，揭开了程维高主持河北工作时李真等人的腐败内幕。3月31日，李真因涉嫌收受巨额贿赂被检察机关依法逮捕。根据李真的交代，程维高的秘书、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吴庆五、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兼督查室主任杨益铭等一批官员落入法网。2002年8月30日，杨益铭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2003年11月13日，李真因受贿罪被执行死刑。之前，程维高因其严重问题被开除党籍，撤销正省职级待遇。春风吹向了监狱里的石坚。2003年11月，石坚办理了保外就医手续，走出了监狱大门。
石坚出狱后，在夏家骏教授的支持帮助下，开始了艰难的申诉工作。但当时由于种种原因，举步艰难。在闻名全国的反腐败斗士郭光允的引荐下，石坚找到了在河北省负责“三讲”指导工作的开国将军阴法唐，夏家骏教授也向阴法唐将军反映了石坚遭受程维高政治迫害的事。老将军在看完石坚递送的申诉材料后，给河北省委书记白克明写了一封长信，希望白克明能妥善处理石坚的案子。白克明多次听取有关部门汇报，并多次做出批示。
与此同时，夏家骏教授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兆国写信，呼吁尽快纠正这一冤案。温家宝总理和王兆国副委员长很快做出批示。石坚冤案开始摆上了纠正议程。
2004年11月18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刘瑞川，在办公室接待了石坚。他给石坚倒了杯茶，和蔼地说：“石坚同志，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我会依法办事，实事求是地把事情办好。我可以负责地说，从今天你和我见面起，你的申诉案就正式立案了。现在需要的是时间，你要耐心等待。”此后，刘瑞川几次主持审判委员会研究如何纠正石坚冤案。2005年9月15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然而，由于法院内部个别人员暗中作梗，再审工作曾一度受阻。
在刘瑞川院长的督促和各级领导的批示下，2007年6月25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再审，决定撤销原一、二审判决，宣告石坚无罪，没收的财产予以返还。终于还了石坚的清白。■
编辑：盛汉卿
记者的话
必须严格限制“一把手”的权力
石坚冤案，追根溯源，是因当时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而形成的。当时一些有正义感的领导干部想阻止这一冤案的形成，但最终慑于程维高的特权而陷于无奈，只好慨叹“这个案件这么办下去，早晚会出问题的”。民主集中制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但在个别党政机关仍是“一把手”说了算。“一把手”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民主集中制在他那里变成了漂亮的口号和形式。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必须从体制上和机制上彻底解决。“一把手”的权力必须受到应有的制约和限制，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必须坚持。否则，还会出现石坚这样的冤案错案，甚至更为严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