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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乃器以民主人士身份参加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是新中国最早的政务院委员，第一任粮食部长。他曾是一位银行家、经济学家，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本文择要介绍章乃器其人以及建国初期对工商界社会主义改造的影响。
乡绅世家子弟 从练习生到银行家
章乃器，原名章埏，字子伟。1897年3月4 日生于浙江省处州府青田县小塬村（即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东源镇东源村）的一个乡绅家庭。长大后他读到《老子》中“陶人埏埴以为器”一语。埏（shan），用水和土，和泥。埴，粘和。成人以后，他明白父母为自己取名的本意，让自己成“器”，于是改名为乃器。
章乃器祖父章楷，清同治举人。章楷有二子，章炯、章燮。章炯是章乃器的父亲，清末曾留学日本，民国初年任青田县议会副议长。章乃器兄弟姐妹7人，他排行老二。大哥章培，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曾从白崇禧部进入上海，担任上海警察厅第一总局局长。三弟章秋阳是中共党员，早期商务印书馆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者，曾参与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章秋阳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后因身份暴露，被国民党特务设害身亡。
章乃器4岁入私塾，6岁入小学堂，8岁赴青田县城随祖父学国学。1908年12岁时就读青田敬业学堂（高小）。在敬业学堂他与后来成为台湾国民党行政院长、副总统的陈诚和台湾交通银行董事长的赵志尧是同学。1912年16岁的章乃器进入陆军飞行营，服役一年。1913年，章赴杭州，考入省立甲种商业学校。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的校长、老师与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关系密切，学校部分优秀毕业生被推荐到浙实银行。1918年夏，章乃器入杭州浙实银行当练习生。练习生待遇很低，每月仅两块大洋。次年，经友人介绍，章乃器前往北京，到北通州京兆农工银行任营业部主任，月薪16元大洋，一年以后升任襄理兼营业部主任，月薪增至26元大洋。但1920年7月的直皖战争，京兆农工银行受累倒闭。章改入中美实业公司任会计主任。后辞职返沪，回到浙实银行上海分行。
此时，章乃器已25岁，他感悟服务金融业必须掌握技术和知识。频繁的业务往来为他积累了经验，除了练习珠算、簿记和英语以外，他对于金融市场、银行组织、银行业务、商业法规深入研究，在金融界取得了一定的学术地位。浙实银行掌握实权的常务董事兼上海分行经理陈朵如曾是章的老师。他对这个有抱负、有才华的学生着意培养和提携。另一位实权人物董事长李铭亦非常赏识章乃器。章乃器从一般的营业员、营业主任，擢升为上海总行副经理兼检查部主任，成为一名银行家。
组建中国征信所 开展信用调查
章乃器不但是一位银行家，而且还是一位经济学家。上世纪30年代，他的《资本主义国际与中国》、《中国货币制度往哪里去》、《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等著述问世，被认为是研究中国经济的杠鼎之作。章被多所大学聘为教授。他善于演讲，往往将深奥学术问题化为通俗易懂语言，听者塞窗。
章的许多理论建树往往来自于实践。银行碰到最大的问题是信贷问题。贷出去的款，收不回来。其中原因错综复杂，但是，有一条不容忽视，那就是信用问题。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已出现数家外资信用调查机构，如日本人办的上海兴信社、东京兴信所上海支所、美国人办的商务征信所等。1931年初，章乃器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资耀华、中国银行的祝仰辰商量，决意集沪上银行界之力，组建一个独立的信用调查机构，考虑到此类机构不宜由银行直接出面，故先成立一个研究信用问题的学术团体。这个团体就是中国兴信社。
1932年6月6日，中国第一个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正式成立。地址设在圆明园路1号。征信所采取会员制，分基本会员和普通会员：中国兴信社社员，即为中国征信所的基本会员，其他银行、钱庄或金融机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征信所作为普通会员。中国征信所发展很快， 1935年5月改为股份有限公司，章乃器等11人当选为董事。时隔2个月，在董事会的常会上，章乃器被推选为董事长。
当时，中国征信所职工达到百人，董事长下设中、英文秘书各一人，负责日常行政事务。所内设立信用调查、资料档案、编审、行名录及总务等5个业务部门以及一个小型印刷所。同时还在天津、汉口设立两个分所。章乃器主政，他提出：一切事业要以积极的方面找出路。他认为，优良的工作成绩是事业的生命。为此制定规条：“审慎以求真、忠实公正以求善、详尽明晰以求美”，以此作为业务指导方针。短短几个月，业务量扩大了3倍。编辑的《征信工商行名录》图文并茂，一举压倒了过去几十年间最有影响的英国人办的《字林西报行名录》。
徽号“宣言专家” 救国会七君子之一
在研究经济、创办中国征信所的同时，章乃器积极参与爱国救亡运动。1934年4月，日本帝国主义发表狂妄的“天羽声明”，公开宣布独霸中国的狼子野心。南京国民政府继续推行对外不抵抗的政策，对中共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在这样的严峻时刻，中共中央提出《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章乃器随宋庆龄、何香凝等1779名各界知名人士在文件上签名，并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委会”名义公布。《纲领》指出：“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5月，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委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章乃器被推举为该筹委会的经济部长。
爱国救亡运动如火如荼。1936年1月，上海各界救国会联合会成立，章乃器被选为执行委员。不久，全国救国会联合会成立，章乃器被选为常委兼文书部长。有人或许问：为什么让章乃器担任文书部长？在章乃器《我和救国会》一文中找到了答案，他写到：“由于我出笔快，起草任务就经常落到我的头上……”当时救国会每逢纪念日，如：一二八、三八、五一、五卅、九一八等纪念日必举行游行集会，章乃器常常代表救国会发表宣言，因此又得一个“宣言专家”的徽号。
对于救国会组织，南京国民政府从一开始就视为非法组织，一直持敌视态度。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一成立，特务就将章乃器等人的情况调查得一清二楚，并且开始筹划对付之策。中共方面，毛泽东于1936年8月10日和9月18日两次致信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4人。阐述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信函当时通过潘汉年转交，内容可参见《毛泽东书信集》。同年11月23日，章乃器、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被捕，造成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经过各方奋力营救，最后于1937年7月31日以交保方式出狱。 参与民主运动 筹组民主建国会
出狱后的章乃器，应李宗仁邀，曾任安徽省财政厅厅长，主持战事财政二年。后辗转至重庆，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合作，创办上川实业公司。在经营上川实业公司的同时，他没有放弃对经济问题的研究，积极筹组中国经济研究所，任所长。
抗战期间的重庆，有迁川工厂联合会、全国工业协会、国货厂商联合会、西南实业协会、战时生产促进会等团体。因为上川实业公司的业绩，章乃器被推选为迁川工厂联合会常务理事。他以迁川工厂联合会为主要活动阵地。
1944年春宪政会议以后，章乃器与黄炎培交往开始增多，两人常常在一起聚谈时事，互通信息。1945年8月21日，黄炎培与杨卫玉访问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胡厥文，商谈建立工商业者自己的政治组织问题。得到胡的响应。当时胡厥文对黄炎培说：“工商界人士多数不善于搞政治，是否可以找富于政治斗争经验的七君子之一章乃器合作？”黄炎培接受了此建议。章乃器在筹建民建组织时仍然发挥“出笔快、善演讲”的特点。《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民主建国会章程》、《民主建国会政纲》、《民主建国会组织原则》均出自章乃器的笔，经讨论修改后定稿。同年12月民主建国会正式成立，章乃器被推选为常务理事。
放弃港九地产 参加新政协会议
1947年春，章乃器参与投资拍摄的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在香港上映获得巨大成功，章乃器知道后向昆仑公司董事长夏云瑚交涉，得到了他应当得到的那一部分投资红利。章乃器以这部分资金加上手里其他款项为股本，并与中国柴油机厂合作，在香港开设了“港九地产公司”，他占有公司资本总额的39%，自任总经理。该公司在港建筑高级公寓，预收高额定金，分间出售；同时也代客买卖房地产，经营方式灵活多样。港九地产公司在同业间资本虽然不算很雄厚，但发挥的能量数倍于它的资本，这也是章乃器长袖善舞的表现。
1948年底，章乃器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毅然决定放弃已经相当红火的房地产生意，束身北上，并将港九地产公司交给王宽诚接手，王宽诚后来成为香港的超级富豪。有人揣测,如果章乃器留在香港不走，那么这个超级富豪就应当是他的了。但是，最近宁波市政协文史委编辑的《王宽诚研究》，作者仅提到章乃器让王宽诚照看他在香港花园大厦的房产。究竟有没有“接手”有待进一步考证。
离开香港后，章乃器辗转至北平，与黄炎培等民主人士一起参与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因为他熟悉工商界情况，在一次筹备会议上作《新民主主义的民族工商业家底任务》的报告，召开正式会议时，他作为民建界别出席，并为主席团成员。1949年9月下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召开的第七天，也就是9月29日审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由章乃器担任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共同纲领》是一部临时的宪法，它对于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意义重大。《人民日报》记者李庄是这样描写这一天情形：
通过《共同纲领》时，章乃器任执行主席。周恩来代表主席团常委会对纲领草案作了一些必要的说明。当主席征求“代表们还有什么意见”时，没有人发言，会场静悄悄的。一刹那间，全场响起一阵如雷的掌声。主席再问大家对纲领有什么意见，还是没有人发言，还是如雷的掌声。他第三次重复发问，所得结果依然相同。谁心里都清楚，《共同纲领》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希望和要求，体现了每一位代表的心愿和意志，除了赞美拥护以外，还有什么意见好说呢？《共同纲领》先后拟制了3个多月，经过反复研究，字斟句酌，已是尽善尽美，完整无缺了。所以，当执行主席章乃器提出“赞成的请举手”时，六百多位代表，几乎是同一时间举起手来。全场没有一人投反对票与怀疑、弃权票的。大会执行主席至此宣布：“《共同纲领》全体一致通过”。会场上立刻爆发了持久的海潮一样的掌声。毛主席举手齐额，热烈鼓掌，一直坚持到最后……
那么一部重要的临时宪法是在章乃器的主持下审议完成的，说明他当时在政协代表们心中的威望和影响。
参与筹组全国工商联
阐述工商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
新中国成立以后，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政务院副总理、政务委员、秘书长、副秘书长，章乃器被任命为15名政务委员之一。同月21日，章乃器出席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即中财委）成立大会，被推选为中财委委员。在担任中财委委员期间，章乃器曾向周恩来总理建议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向副总理兼中财委主任陈云建议打击上海等地投机狂潮、解决南北物资运输等，均被采纳。
由于章乃器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和工商界问题研究，中央和地方邀请他作报告的很多。1950年11月29日，在民主建国会总会扩大会议上，章乃器作题为《全国工商界结转起来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奋斗》的政治报告。1951年10月27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上，章乃器作《从西南土地改革谈到民族工商业》的报告。同年11月25日，他以民主建国会总会常务委员会召集人的身份在天津分会作题为《工商界与思想改造》的启发报告。
1952年7月，56岁的章乃器当选为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副主任委员。1953年11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章乃器当选为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任主任委员是陈叔通，副主任委员13位，章乃器排在李烛尘、南汉宸之后，排位第三。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成立以后，配合党做好工商界思想改造工作。1954年2月，受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委托在天津市工商联第三届第二次会员代表会议上，章乃器作《信任领导，积极努力，在总路线灯塔的照耀下稳步前进》的长篇讲话，阐述私营工商业的改造问题，指出：“一切事实都足以说明，工商界的亲身经验也可以证明：资本主义的道路是‘死路一条’。苏联的显示可以说明，新中国四年多来的成绩也可以证明：社会主义是唯一的无限光明的大道。”他充满信心，在当时工商界反响很大，影响深远。这篇文章后来在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机关刊物《上海工商》全文刊登。
1956年公私合营高潮过后，章乃器学习和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在同年11月17日在中国民主建国会一届二中全会提交题为《如何评价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两面性》的书面发言。1957年 6月，他再次写了《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两面性问题》发表在《工商界》月刊第6期。同时，在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的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上，章乃器作了《关于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讲话。这篇讲话后来发表于6月9日的天津《大公报》。6月10日，章乃器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在《人民日报》发表。同年章乃器被划右派。1975年中共中央决定给章乃器落实政策。1977年5月13日章乃器因病逝世，享年81岁。
乡绅世家子弟 从练习生到银行家
章乃器，原名章埏，字子伟。1897年3月4 日生于浙江省处州府青田县小塬村（即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东源镇东源村）的一个乡绅家庭。长大后他读到《老子》中“陶人埏埴以为器”一语。埏（shan），用水和土，和泥。埴，粘和。成人以后，他明白父母为自己取名的本意，让自己成“器”，于是改名为乃器。
章乃器祖父章楷，清同治举人。章楷有二子，章炯、章燮。章炯是章乃器的父亲，清末曾留学日本，民国初年任青田县议会副议长。章乃器兄弟姐妹7人，他排行老二。大哥章培，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曾从白崇禧部进入上海，担任上海警察厅第一总局局长。三弟章秋阳是中共党员，早期商务印书馆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者，曾参与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章秋阳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后因身份暴露，被国民党特务设害身亡。
章乃器4岁入私塾，6岁入小学堂，8岁赴青田县城随祖父学国学。1908年12岁时就读青田敬业学堂（高小）。在敬业学堂他与后来成为台湾国民党行政院长、副总统的陈诚和台湾交通银行董事长的赵志尧是同学。1912年16岁的章乃器进入陆军飞行营，服役一年。1913年，章赴杭州，考入省立甲种商业学校。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的校长、老师与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关系密切，学校部分优秀毕业生被推荐到浙实银行。1918年夏，章乃器入杭州浙实银行当练习生。练习生待遇很低，每月仅两块大洋。次年，经友人介绍，章乃器前往北京，到北通州京兆农工银行任营业部主任，月薪16元大洋，一年以后升任襄理兼营业部主任，月薪增至26元大洋。但1920年7月的直皖战争，京兆农工银行受累倒闭。章改入中美实业公司任会计主任。后辞职返沪，回到浙实银行上海分行。
此时，章乃器已25岁，他感悟服务金融业必须掌握技术和知识。频繁的业务往来为他积累了经验，除了练习珠算、簿记和英语以外，他对于金融市场、银行组织、银行业务、商业法规深入研究，在金融界取得了一定的学术地位。浙实银行掌握实权的常务董事兼上海分行经理陈朵如曾是章的老师。他对这个有抱负、有才华的学生着意培养和提携。另一位实权人物董事长李铭亦非常赏识章乃器。章乃器从一般的营业员、营业主任，擢升为上海总行副经理兼检查部主任，成为一名银行家。
组建中国征信所 开展信用调查
章乃器不但是一位银行家，而且还是一位经济学家。上世纪30年代，他的《资本主义国际与中国》、《中国货币制度往哪里去》、《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等著述问世，被认为是研究中国经济的杠鼎之作。章被多所大学聘为教授。他善于演讲，往往将深奥学术问题化为通俗易懂语言，听者塞窗。
章的许多理论建树往往来自于实践。银行碰到最大的问题是信贷问题。贷出去的款，收不回来。其中原因错综复杂，但是，有一条不容忽视，那就是信用问题。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已出现数家外资信用调查机构，如日本人办的上海兴信社、东京兴信所上海支所、美国人办的商务征信所等。1931年初，章乃器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资耀华、中国银行的祝仰辰商量，决意集沪上银行界之力，组建一个独立的信用调查机构，考虑到此类机构不宜由银行直接出面，故先成立一个研究信用问题的学术团体。这个团体就是中国兴信社。
1932年6月6日，中国第一个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正式成立。地址设在圆明园路1号。征信所采取会员制，分基本会员和普通会员：中国兴信社社员，即为中国征信所的基本会员，其他银行、钱庄或金融机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征信所作为普通会员。中国征信所发展很快， 1935年5月改为股份有限公司，章乃器等11人当选为董事。时隔2个月，在董事会的常会上，章乃器被推选为董事长。
当时，中国征信所职工达到百人，董事长下设中、英文秘书各一人，负责日常行政事务。所内设立信用调查、资料档案、编审、行名录及总务等5个业务部门以及一个小型印刷所。同时还在天津、汉口设立两个分所。章乃器主政，他提出：一切事业要以积极的方面找出路。他认为，优良的工作成绩是事业的生命。为此制定规条：“审慎以求真、忠实公正以求善、详尽明晰以求美”，以此作为业务指导方针。短短几个月，业务量扩大了3倍。编辑的《征信工商行名录》图文并茂，一举压倒了过去几十年间最有影响的英国人办的《字林西报行名录》。
徽号“宣言专家” 救国会七君子之一
在研究经济、创办中国征信所的同时，章乃器积极参与爱国救亡运动。1934年4月，日本帝国主义发表狂妄的“天羽声明”，公开宣布独霸中国的狼子野心。南京国民政府继续推行对外不抵抗的政策，对中共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在这样的严峻时刻，中共中央提出《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章乃器随宋庆龄、何香凝等1779名各界知名人士在文件上签名，并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委会”名义公布。《纲领》指出：“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5月，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委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章乃器被推举为该筹委会的经济部长。
爱国救亡运动如火如荼。1936年1月，上海各界救国会联合会成立，章乃器被选为执行委员。不久，全国救国会联合会成立，章乃器被选为常委兼文书部长。有人或许问：为什么让章乃器担任文书部长？在章乃器《我和救国会》一文中找到了答案，他写到：“由于我出笔快，起草任务就经常落到我的头上……”当时救国会每逢纪念日，如：一二八、三八、五一、五卅、九一八等纪念日必举行游行集会，章乃器常常代表救国会发表宣言，因此又得一个“宣言专家”的徽号。
对于救国会组织，南京国民政府从一开始就视为非法组织，一直持敌视态度。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一成立，特务就将章乃器等人的情况调查得一清二楚，并且开始筹划对付之策。中共方面，毛泽东于1936年8月10日和9月18日两次致信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4人。阐述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信函当时通过潘汉年转交，内容可参见《毛泽东书信集》。同年11月23日，章乃器、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被捕，造成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经过各方奋力营救，最后于1937年7月31日以交保方式出狱。 参与民主运动 筹组民主建国会
出狱后的章乃器，应李宗仁邀，曾任安徽省财政厅厅长，主持战事财政二年。后辗转至重庆，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合作，创办上川实业公司。在经营上川实业公司的同时，他没有放弃对经济问题的研究，积极筹组中国经济研究所，任所长。
抗战期间的重庆，有迁川工厂联合会、全国工业协会、国货厂商联合会、西南实业协会、战时生产促进会等团体。因为上川实业公司的业绩，章乃器被推选为迁川工厂联合会常务理事。他以迁川工厂联合会为主要活动阵地。
1944年春宪政会议以后，章乃器与黄炎培交往开始增多，两人常常在一起聚谈时事，互通信息。1945年8月21日，黄炎培与杨卫玉访问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胡厥文，商谈建立工商业者自己的政治组织问题。得到胡的响应。当时胡厥文对黄炎培说：“工商界人士多数不善于搞政治，是否可以找富于政治斗争经验的七君子之一章乃器合作？”黄炎培接受了此建议。章乃器在筹建民建组织时仍然发挥“出笔快、善演讲”的特点。《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民主建国会章程》、《民主建国会政纲》、《民主建国会组织原则》均出自章乃器的笔，经讨论修改后定稿。同年12月民主建国会正式成立，章乃器被推选为常务理事。
放弃港九地产 参加新政协会议
1947年春，章乃器参与投资拍摄的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在香港上映获得巨大成功，章乃器知道后向昆仑公司董事长夏云瑚交涉，得到了他应当得到的那一部分投资红利。章乃器以这部分资金加上手里其他款项为股本，并与中国柴油机厂合作，在香港开设了“港九地产公司”，他占有公司资本总额的39%，自任总经理。该公司在港建筑高级公寓，预收高额定金，分间出售；同时也代客买卖房地产，经营方式灵活多样。港九地产公司在同业间资本虽然不算很雄厚，但发挥的能量数倍于它的资本，这也是章乃器长袖善舞的表现。
1948年底，章乃器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毅然决定放弃已经相当红火的房地产生意，束身北上，并将港九地产公司交给王宽诚接手，王宽诚后来成为香港的超级富豪。有人揣测,如果章乃器留在香港不走，那么这个超级富豪就应当是他的了。但是，最近宁波市政协文史委编辑的《王宽诚研究》，作者仅提到章乃器让王宽诚照看他在香港花园大厦的房产。究竟有没有“接手”有待进一步考证。
离开香港后，章乃器辗转至北平，与黄炎培等民主人士一起参与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因为他熟悉工商界情况，在一次筹备会议上作《新民主主义的民族工商业家底任务》的报告，召开正式会议时，他作为民建界别出席，并为主席团成员。1949年9月下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召开的第七天，也就是9月29日审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由章乃器担任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共同纲领》是一部临时的宪法，它对于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意义重大。《人民日报》记者李庄是这样描写这一天情形：
通过《共同纲领》时，章乃器任执行主席。周恩来代表主席团常委会对纲领草案作了一些必要的说明。当主席征求“代表们还有什么意见”时，没有人发言，会场静悄悄的。一刹那间，全场响起一阵如雷的掌声。主席再问大家对纲领有什么意见，还是没有人发言，还是如雷的掌声。他第三次重复发问，所得结果依然相同。谁心里都清楚，《共同纲领》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希望和要求，体现了每一位代表的心愿和意志，除了赞美拥护以外，还有什么意见好说呢？《共同纲领》先后拟制了3个多月，经过反复研究，字斟句酌，已是尽善尽美，完整无缺了。所以，当执行主席章乃器提出“赞成的请举手”时，六百多位代表，几乎是同一时间举起手来。全场没有一人投反对票与怀疑、弃权票的。大会执行主席至此宣布：“《共同纲领》全体一致通过”。会场上立刻爆发了持久的海潮一样的掌声。毛主席举手齐额，热烈鼓掌，一直坚持到最后……
那么一部重要的临时宪法是在章乃器的主持下审议完成的，说明他当时在政协代表们心中的威望和影响。
参与筹组全国工商联
阐述工商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
新中国成立以后，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政务院副总理、政务委员、秘书长、副秘书长，章乃器被任命为15名政务委员之一。同月21日，章乃器出席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即中财委）成立大会，被推选为中财委委员。在担任中财委委员期间，章乃器曾向周恩来总理建议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向副总理兼中财委主任陈云建议打击上海等地投机狂潮、解决南北物资运输等，均被采纳。
由于章乃器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和工商界问题研究，中央和地方邀请他作报告的很多。1950年11月29日，在民主建国会总会扩大会议上，章乃器作题为《全国工商界结转起来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奋斗》的政治报告。1951年10月27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上，章乃器作《从西南土地改革谈到民族工商业》的报告。同年11月25日，他以民主建国会总会常务委员会召集人的身份在天津分会作题为《工商界与思想改造》的启发报告。
1952年7月，56岁的章乃器当选为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副主任委员。1953年11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章乃器当选为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任主任委员是陈叔通，副主任委员13位，章乃器排在李烛尘、南汉宸之后，排位第三。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成立以后，配合党做好工商界思想改造工作。1954年2月，受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委托在天津市工商联第三届第二次会员代表会议上，章乃器作《信任领导，积极努力，在总路线灯塔的照耀下稳步前进》的长篇讲话，阐述私营工商业的改造问题，指出：“一切事实都足以说明，工商界的亲身经验也可以证明：资本主义的道路是‘死路一条’。苏联的显示可以说明，新中国四年多来的成绩也可以证明：社会主义是唯一的无限光明的大道。”他充满信心，在当时工商界反响很大，影响深远。这篇文章后来在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机关刊物《上海工商》全文刊登。
1956年公私合营高潮过后，章乃器学习和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在同年11月17日在中国民主建国会一届二中全会提交题为《如何评价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两面性》的书面发言。1957年 6月，他再次写了《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两面性问题》发表在《工商界》月刊第6期。同时，在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的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上，章乃器作了《关于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讲话。这篇讲话后来发表于6月9日的天津《大公报》。6月10日，章乃器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在《人民日报》发表。同年章乃器被划右派。1975年中共中央决定给章乃器落实政策。1977年5月13日章乃器因病逝世，享年8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