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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三年来，海外学者对于近代以来中国的研究出现了更广更深的趋势，不再是集中于近代政治史领域，而是更为关注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而出现的社会和环境问题，研究方法更多的是采用实证性研究，以图通过考察数据来发表看法。梳理海外学者对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五大方面研究的关注点的变化无疑有助于我们自身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海外;中国学研究;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6-0017-05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海外学者开始关注中国问题，特别是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的现实问题，也展开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并不能只是被视为中国学研究在海外的延伸，因为海外学者往往有着与内地同行不同的视角、切入点或是不同的资料来源，所以，他们的研究可以为我们的学术研究乃至政府的决策提供不同层面的参考。综合近三年的研究数据，海外学者的研究重心出现了一些变化。据不完全统计，①近三年来海外学者在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五大方面的研究数量（含论文及专著）比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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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显示，除了综合性研究外，海外学者对于中国政治方面的研究仍然保持热忱，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于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关注度也很高。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chambaugh）、哈佛大学教授托尼·塞奇（Tony Saich）等国际知名学者。他们注重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更关注这些现实问题的历史延续性，他们的著作《论中国》、《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以及《全球市场中国村：新集体与农村发展》等都反映了这些研究特色。而《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现代中国（Modern China）》等期刊近三年来也刊登了大量聚焦中国现实问题的文章，比如德国蒂宾根大学的安娜·阿勒斯（Anna L. Ahlers） 与冈特·舒伯特（Gunter Schubert）在2013年底发表的《战略模式：三个中国乡村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1-2]。
一、海外学者在五大方面的研究重点与特色
（一）综合性研究
海外学者往往着眼于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尤其是美国学者，更侧重于中国的发展对于美国的机遇与挑战[3-4]。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作莫过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论中国》，这是他唯一一部中国问题专著，目前已有中译本。此书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作为历史亲历者的身份，因而，该书的内容自然也比较侧重于他所熟悉的中国的外交政策。而2011年他在芒克辩论会上就“21世纪是否属于中国”与其他学者所进行的辩论也被汇编成书[5]，他在这场辩论中更多的是指出中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对我们不无借鉴。当然，不可避免的是负面的声音依旧存在，特别是中国威胁论的观点，比如《华盛顿时报》的首席军事记者比尔·格茨在2013年出版了名为《中国的威胁》[6]的书，但此人被认为20年来一直编造有关中国的假新闻[7]，所以并不能代表海外学者的普遍观点。这也说明海外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的成分、层次的复杂性。与中国威胁论相对的是，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的新书《中国走向全球：不完全大国》阐述了中国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才无法成为真正的大国的观点。但《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评论说沈大伟的观点并不值得信服，认为中国的强大经济可以克服很多问题[8]。不过，牛津大学中国奖学金基金会主席谭宝信（Timothy Beardson）的《蹒跚的巨人：中国未来面临的威胁》[9]与巴黎政治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主任杜明（Jean-Luc Domenach）的《中国之不确定未来》①表达了与沈大伟类似的观点。由此可见，海外学者着意探讨中国当下和未来在世界上的位置。
（二）政治方面
海外学者仍然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共党史与共和国史部分，包括思想改造运动、“文化大革命”以及上山下乡。比如，沈大伟的《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既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分析框架和预测，又对近二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和思想的建设举措提出了详尽的分析，不乏中肯的评述。
海外学者虽然在政治方面的关注点变化不大，但他们的材料利用和研究角度相当创新。比如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石川祯浩（Ishikawa Yoshihiro），他一向侧重于1949年前的中国社会研究，尤其是早期中共研究，他认识到中共研究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大多依赖回忆录，因而他在著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书时试图多利用确凿的一手史料。而美国首都大学历史学教授亚历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Pantsov）和蒙大拿大学莫林与迈克·曼斯菲尔德中心高级助理研究员斯蒂夫·莱文（Steve Levine）敢于在多位学者之后再次着笔描绘毛泽东[10]的原因就是他们挖掘了大量从前从未披露，刚刚解密的俄文资料。此外，有些学者的研究角度也很特别。比如，安源对我们而言就是工人运动发源地，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却分析了历史上中共对于安源的宣传，从而探讨了中共对于文化资源的部署和利用[11]。
另外，近几年的一个新趋势就是对于中国当前政治制度的研究。比如耶鲁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皮埃尔-弗朗索斯·兰德瑞（Pierre-Fran？觭ois Landry）研究了中央对于地方政府的管理[12]，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政府系研究员奥斯卡·阿门（Oscar Almén）则研究了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实施[13]。
（三）经济方面
代表学者不可不提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教授黄宗智（Philip C. C. Huang），他在中国农村经济史研究方面曾做出卓越贡献，近年来更看重为中国的现实问题寻找出路，而且展现出将经济史与法律史贯通的趋向[14]。 在整体趋势方面，海外学者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往往不局限于经济本身，而是拓展至中国经济发展或存在问题的根源以及中国经济崛起的影响等领域。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王惠玲（Lynette H. Ong）在《国际政治学评论》发表论文[15]，系统研究了地方债务危机的原因，指出其根源就在于政治制度为不负责任的借贷和支出提供了动力、创造了条件。部分学者在探求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原因时，追究到中国的发展道路上。他们发现，市场经济并不必然意味着与资本主义就是一致的，中国的市场经济乃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是一条与众不同的中国道路。然而，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只盯着中国经济的成就，有的学者就开始思索中国经济如何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16]，针对阻碍提出建设性意见。2011年底，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会发表了客座研究员鲍泰利（Pieter Bottelier）的分析报告《中国经济：走在一条荆棘密布的轨道上》，内容恰恰如题。因此，中国经济的崛起引来的并不全是海外学者的赞歌。
（四）文化方面
海外学者普遍认识到了中国软实力的上升。英国纽卡素大学国际政治学讲师米歇尔·巴尔（Michael Barr）著有《谁害怕中国？中国软实力的挑战》，此书直面海外中国热和惧华的各种心态，但作者并不是从老生常谈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角度入手，而是选择了中国的软实力作为研究基准，分析了中国上升的文化影响与政治联系。而软实力在海外的最佳代言或者说传播媒介莫过于孔子学院，但海外学者认为孔子学院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文化方面。印度学者帕拉马·辛哈·帕里特（Parama Sinha Palit）和阿米坦都·帕里特（Amitendu Palit）指出，孔子学院在印度被视为中国实现更深远战略目标的工具。他们把孔子学院与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宝莱坞电影以及印度语言进行类比，突出孔子学院的政治功能[17]。而文化的基础乃是教育，海外学者同样给予了关注。任柯安（Andrew B. Kipnis）在《教育愿望管理：中国的文化、政治与学校教育》一书中分析了中国人对于教育的渴望以及文化与政府之间的联系。
（五）社会方面
海外学者敏锐地感受到了当前中国的热点问题，对此，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关注点是热点也是问题。比如农民工、留守儿童、上访以及社会保障方面的福利、低保、保障性住房等等。美国西东大学怀特海德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黄严忠就犀利地指出中国经济发展了，为何没在卫生领域取得同样的成就，在他的《当代中国之健康管理》中，他检视了后毛时代的中国健康领域的政治和政策动力所在，并研究了公共卫生的制度性根源，卫生领域的挑战以及多年来卫生政策的演变。虽是从公共卫生治理入手，读者却可以了解到此后的政策变化和中国崛起的复杂性。
近三年海外学者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还聚焦到了中国的NGO，特别是作为民间社会组织的NGO与政府的关系。比如，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中国政治学讲师提摩西·希尔德布兰特（Timothy Hildebrandt）就探究了中国的NGO是怎样适应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断变化的利益需求的[18]。而NGO由于是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亦可参与，那么外部力量是否可以改变中国NGO与政府间的关系呢？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学者安子杰（Anthoney J. Spires）尖锐地指出国际组织对中国NGO的参与由于只是反映了海外捐助者的意愿，并没有推动NGO组织自身从下而上的发展，反倒促进了中国政府对于NGO的从上而下的管理[19-20]。中国的NGO这一新型的草根组织对海外学者来说属于方兴未艾的研究对象。
（六）生态文明方面
近三年来，相关研究成果并不算多，而且其中有不少批判的意见。比如，作为中美建交后第一批到中国居住的美国人之一，夏竹丽（Judith Shapiro）对中国的生存环境的关注是有充分理由的，①她在调查了农村贫困和中产阶级消费等社会问题之后，虽然肯定了中国试图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做的努力，但也就中国严重的环境问题提出了多个犀利的问题[21]，这些问题不仅关乎中国国内的社会公平，也关乎世界的未来。海外学者们发现中国的环境政策并不落后，但环境污染问题却仍然严重，这使得他们开始研究中国的环境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之间的矛盾，也涉及政策的边界及与环境相关的法律诉讼[22]。不过，在中国的环境污染已经危及经济的发展、经济模式的转变迫在眉睫的背景之下，也有学者着手探讨中国的低碳经济的可行性[23-24]，这是一种新趋向。
二、分析、评价
以上是海外学者近三年来在近代以来中国五大方面的研究的具体变化，在各个方面都有了新的趋向。但他们在五大方面也有一致的变化，不仅体现为研究范围皆增深增宽，在研究方法上也出现了以下共通的特色：
（一）与中国经济息息相关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黄宗智曾经说过，中国经济奇迹的来源，也就是今天社会和环境危机的来源[25]。这对于海外研究中国的学者而言似乎是一个共同的观点。有些学者借由经济领域的事务作为研究政治的切入点，比如荷兰莱顿大学助理教授施达尼 （Daniela Stockmann）就是利用公益广告来研究党和政府如何动员媒体[26]。美国学者唐纳德·里恩（Donald Lien），吴昌勋（Chang Hoon Oh），特拉维斯·塞勒米尔（Travis Selmier）在《国际经济与金融评论》杂志上撰文发表他们数据化模型的研究结果，证明孔子学院增加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27]。而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未必意味着政府所期望的民族和谐与社会安定，因为与经济增长共生的中国市场化的扩张共同导致了社会变迁，又进一步恰恰成为近年来民族问题的重要诱因，加拿大里贾那大学的茹东燕教授与朱毓朝副教授对此进行了研究[28]。当然，这也反映了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乃至生态文明等等各领域交互影响的时代特色。
（二）调研和实证性研究增加 虽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海外学者研究的兴趣，但这个宏大的命题足以让他们望而却步，所以他们采取的都是从某一群体或某一区域入手的方法进行研究以求以小见大，不管是中国的成就还是问题。
哈佛大学教授托尼·塞奇在与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院长胡必亮合作的《全球市场中国村：新集体与农村发展》一书中就选择了从农村转变为制造业和出口重镇的盐田作为研究对象，此后他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时，再次强调了盐田的发展正是他关注盐田的原因。更有学者从特定区域的特定群体着手，比如斯坦福大学的戴慕珍（Jean C. Oi）与其他四位学者关于村镇自治的研究[29]，调查了五省25个县的100个村，采访对象包括村委会主任、村干部以及每个村子里8个随机抽取的家庭。与此文的关注点类似的还有很多学者的著述，甚至从题目就可以找到它们的共同点，即频繁出现的农村和妇女这两个词汇，这反映出海外学者对于弱势群体和基层的关注度在提升。英国诺丁汉大学的王正绪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戴潍娜的研究重点正是中国农村的妇女，她们基于2009年6月至8月在江苏如东县的调研撰写成文《妇女对中国农村自治的参与》，文章指出中国农村妇女的政治参与有了数量上的改变，但质量仍然难以令人满意。
海外学者就是这样通过对当代中国的民众与地区的大量的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材料，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中国现实问题的规律，探究问题的根源，以谋求解决之道。
（三）话语体系发生变化
近年来，中国研究的话语体系日益倾向于中国化。这体现为，海外学者不仅仅开始介绍国内学者的研究，还将国内学者的文章编入文集[30]，乃至以出版英译本的方式直接推介华人学者的著作，比如曾担任过邓小平翻译的张伟为的《中国震撼》，目前为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维为在该书中强调中国不是西方人以为的东德，不能照搬西方模式，而是只能走自己的路。因而，该书被称为“向世界阐述中国道路”[31]。而《解密中国经济》干脆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代表林毅夫在北大的讲课内容，这些书虽然并不是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但它们的英译本的出现却让我们看到了海外学者开始重视中国自己的声音和意见。
海外学者更进一步的方式就是与国内学者合作进行研究，以达到视角上的互补。《中国试验：从地方创新到全国改革》就是由中央编译局信息部学者赖海榕研究员与美国布鲁金斯高级研究员、新加坡管理大学访问教授安·弗洛里尼（Ann Florini），哈佛大学博士研究生、新加坡学者陈业灵（Yeling Tan）合著而成的英文著作。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对此书给予很高的评价：“对于任何想了解为何中国的一党制巨人没有崩溃，以及中国政治发展方向的人来说，《中国试验》是一部必读书。弗洛里尼、赖和陈揭示了自下而上的创造性的制度改革为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带来的强大活力。中国常被视为威胁，本书对于西方制定对华政策是一个有用的指南。”[32]
此外，海外学者的用词也趋于中国化：富强[33]，吃苦[34]，铁饭碗[35]，甚至还有成语：虎头蛇尾[36]。这其中，《吃苦》的作者戴梦（Michelle Dammon Loyalka）的解释最具代表性：她找不到一个标准的英文词汇能够将中文“吃苦”两个字的内涵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所以干脆直译。而以上这些变化显示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话语权正在发生转换，中国学者或者说中国的声音越来越积极。
由近三年海外学者对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五大建设方面的研究趋势与变化来看，海外学者对于多个领域的中国现实问题不仅仅是研究分析，往往还会提出可促使可持续发展的深具可行性的建议，这对于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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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2011-2013 Overseas Studies on Chinese Realities
——Focusing on the five aspects of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social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LI Yu
（Overseas Chinese Research Center of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in the near 3 years， study of Chinese by Overseas scholars in modern times has been much broader and deeper the trend， not again concentrated in the areas of political history， but more concerned with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More research method is the use of empirical research to map their views by examining the data. combing research focus on the change of five aspects of China's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social，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modern times by overseas scholars undoubtedly help to further improve our own theory and practice.
Key words： Overseas;Chinese Research;research method
①论文来自于The China Quarterly， Modern China， Asian Surve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ICRIER Policy Series等期刊。
收稿日期：2014-09-20
基金项目：2013年北京联合大学人才强校计划人才资助项目（BRHR2013C02）成果
作者简介：李瑜（1977-），女，山东淄博人，讲师，硕士，从事海外中国学研究。
（责任编辑：李 慧）
关键词：海外;中国学研究;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6-0017-05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海外学者开始关注中国问题，特别是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的现实问题，也展开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并不能只是被视为中国学研究在海外的延伸，因为海外学者往往有着与内地同行不同的视角、切入点或是不同的资料来源，所以，他们的研究可以为我们的学术研究乃至政府的决策提供不同层面的参考。综合近三年的研究数据，海外学者的研究重心出现了一些变化。据不完全统计，①近三年来海外学者在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五大方面的研究数量（含论文及专著）比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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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显示，除了综合性研究外，海外学者对于中国政治方面的研究仍然保持热忱，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于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关注度也很高。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chambaugh）、哈佛大学教授托尼·塞奇（Tony Saich）等国际知名学者。他们注重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更关注这些现实问题的历史延续性，他们的著作《论中国》、《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以及《全球市场中国村：新集体与农村发展》等都反映了这些研究特色。而《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现代中国（Modern China）》等期刊近三年来也刊登了大量聚焦中国现实问题的文章，比如德国蒂宾根大学的安娜·阿勒斯（Anna L. Ahlers） 与冈特·舒伯特（Gunter Schubert）在2013年底发表的《战略模式：三个中国乡村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1-2]。
一、海外学者在五大方面的研究重点与特色
（一）综合性研究
海外学者往往着眼于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尤其是美国学者，更侧重于中国的发展对于美国的机遇与挑战[3-4]。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作莫过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论中国》，这是他唯一一部中国问题专著，目前已有中译本。此书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作为历史亲历者的身份，因而，该书的内容自然也比较侧重于他所熟悉的中国的外交政策。而2011年他在芒克辩论会上就“21世纪是否属于中国”与其他学者所进行的辩论也被汇编成书[5]，他在这场辩论中更多的是指出中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对我们不无借鉴。当然，不可避免的是负面的声音依旧存在，特别是中国威胁论的观点，比如《华盛顿时报》的首席军事记者比尔·格茨在2013年出版了名为《中国的威胁》[6]的书，但此人被认为20年来一直编造有关中国的假新闻[7]，所以并不能代表海外学者的普遍观点。这也说明海外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的成分、层次的复杂性。与中国威胁论相对的是，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的新书《中国走向全球：不完全大国》阐述了中国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才无法成为真正的大国的观点。但《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评论说沈大伟的观点并不值得信服，认为中国的强大经济可以克服很多问题[8]。不过，牛津大学中国奖学金基金会主席谭宝信（Timothy Beardson）的《蹒跚的巨人：中国未来面临的威胁》[9]与巴黎政治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主任杜明（Jean-Luc Domenach）的《中国之不确定未来》①表达了与沈大伟类似的观点。由此可见，海外学者着意探讨中国当下和未来在世界上的位置。
（二）政治方面
海外学者仍然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共党史与共和国史部分，包括思想改造运动、“文化大革命”以及上山下乡。比如，沈大伟的《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既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分析框架和预测，又对近二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和思想的建设举措提出了详尽的分析，不乏中肯的评述。
海外学者虽然在政治方面的关注点变化不大，但他们的材料利用和研究角度相当创新。比如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石川祯浩（Ishikawa Yoshihiro），他一向侧重于1949年前的中国社会研究，尤其是早期中共研究，他认识到中共研究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大多依赖回忆录，因而他在著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书时试图多利用确凿的一手史料。而美国首都大学历史学教授亚历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Pantsov）和蒙大拿大学莫林与迈克·曼斯菲尔德中心高级助理研究员斯蒂夫·莱文（Steve Levine）敢于在多位学者之后再次着笔描绘毛泽东[10]的原因就是他们挖掘了大量从前从未披露，刚刚解密的俄文资料。此外，有些学者的研究角度也很特别。比如，安源对我们而言就是工人运动发源地，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却分析了历史上中共对于安源的宣传，从而探讨了中共对于文化资源的部署和利用[11]。
另外，近几年的一个新趋势就是对于中国当前政治制度的研究。比如耶鲁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皮埃尔-弗朗索斯·兰德瑞（Pierre-Fran？觭ois Landry）研究了中央对于地方政府的管理[12]，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政府系研究员奥斯卡·阿门（Oscar Almén）则研究了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实施[13]。
（三）经济方面
代表学者不可不提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教授黄宗智（Philip C. C. Huang），他在中国农村经济史研究方面曾做出卓越贡献，近年来更看重为中国的现实问题寻找出路，而且展现出将经济史与法律史贯通的趋向[14]。 在整体趋势方面，海外学者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往往不局限于经济本身，而是拓展至中国经济发展或存在问题的根源以及中国经济崛起的影响等领域。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王惠玲（Lynette H. Ong）在《国际政治学评论》发表论文[15]，系统研究了地方债务危机的原因，指出其根源就在于政治制度为不负责任的借贷和支出提供了动力、创造了条件。部分学者在探求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原因时，追究到中国的发展道路上。他们发现，市场经济并不必然意味着与资本主义就是一致的，中国的市场经济乃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是一条与众不同的中国道路。然而，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只盯着中国经济的成就，有的学者就开始思索中国经济如何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16]，针对阻碍提出建设性意见。2011年底，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会发表了客座研究员鲍泰利（Pieter Bottelier）的分析报告《中国经济：走在一条荆棘密布的轨道上》，内容恰恰如题。因此，中国经济的崛起引来的并不全是海外学者的赞歌。
（四）文化方面
海外学者普遍认识到了中国软实力的上升。英国纽卡素大学国际政治学讲师米歇尔·巴尔（Michael Barr）著有《谁害怕中国？中国软实力的挑战》，此书直面海外中国热和惧华的各种心态，但作者并不是从老生常谈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角度入手，而是选择了中国的软实力作为研究基准，分析了中国上升的文化影响与政治联系。而软实力在海外的最佳代言或者说传播媒介莫过于孔子学院，但海外学者认为孔子学院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文化方面。印度学者帕拉马·辛哈·帕里特（Parama Sinha Palit）和阿米坦都·帕里特（Amitendu Palit）指出，孔子学院在印度被视为中国实现更深远战略目标的工具。他们把孔子学院与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宝莱坞电影以及印度语言进行类比，突出孔子学院的政治功能[17]。而文化的基础乃是教育，海外学者同样给予了关注。任柯安（Andrew B. Kipnis）在《教育愿望管理：中国的文化、政治与学校教育》一书中分析了中国人对于教育的渴望以及文化与政府之间的联系。
（五）社会方面
海外学者敏锐地感受到了当前中国的热点问题，对此，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关注点是热点也是问题。比如农民工、留守儿童、上访以及社会保障方面的福利、低保、保障性住房等等。美国西东大学怀特海德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黄严忠就犀利地指出中国经济发展了，为何没在卫生领域取得同样的成就，在他的《当代中国之健康管理》中，他检视了后毛时代的中国健康领域的政治和政策动力所在，并研究了公共卫生的制度性根源，卫生领域的挑战以及多年来卫生政策的演变。虽是从公共卫生治理入手，读者却可以了解到此后的政策变化和中国崛起的复杂性。
近三年海外学者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还聚焦到了中国的NGO，特别是作为民间社会组织的NGO与政府的关系。比如，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中国政治学讲师提摩西·希尔德布兰特（Timothy Hildebrandt）就探究了中国的NGO是怎样适应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断变化的利益需求的[18]。而NGO由于是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亦可参与，那么外部力量是否可以改变中国NGO与政府间的关系呢？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学者安子杰（Anthoney J. Spires）尖锐地指出国际组织对中国NGO的参与由于只是反映了海外捐助者的意愿，并没有推动NGO组织自身从下而上的发展，反倒促进了中国政府对于NGO的从上而下的管理[19-20]。中国的NGO这一新型的草根组织对海外学者来说属于方兴未艾的研究对象。
（六）生态文明方面
近三年来，相关研究成果并不算多，而且其中有不少批判的意见。比如，作为中美建交后第一批到中国居住的美国人之一，夏竹丽（Judith Shapiro）对中国的生存环境的关注是有充分理由的，①她在调查了农村贫困和中产阶级消费等社会问题之后，虽然肯定了中国试图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做的努力，但也就中国严重的环境问题提出了多个犀利的问题[21]，这些问题不仅关乎中国国内的社会公平，也关乎世界的未来。海外学者们发现中国的环境政策并不落后，但环境污染问题却仍然严重，这使得他们开始研究中国的环境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之间的矛盾，也涉及政策的边界及与环境相关的法律诉讼[22]。不过，在中国的环境污染已经危及经济的发展、经济模式的转变迫在眉睫的背景之下，也有学者着手探讨中国的低碳经济的可行性[23-24]，这是一种新趋向。
二、分析、评价
以上是海外学者近三年来在近代以来中国五大方面的研究的具体变化，在各个方面都有了新的趋向。但他们在五大方面也有一致的变化，不仅体现为研究范围皆增深增宽，在研究方法上也出现了以下共通的特色：
（一）与中国经济息息相关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黄宗智曾经说过，中国经济奇迹的来源，也就是今天社会和环境危机的来源[25]。这对于海外研究中国的学者而言似乎是一个共同的观点。有些学者借由经济领域的事务作为研究政治的切入点，比如荷兰莱顿大学助理教授施达尼 （Daniela Stockmann）就是利用公益广告来研究党和政府如何动员媒体[26]。美国学者唐纳德·里恩（Donald Lien），吴昌勋（Chang Hoon Oh），特拉维斯·塞勒米尔（Travis Selmier）在《国际经济与金融评论》杂志上撰文发表他们数据化模型的研究结果，证明孔子学院增加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27]。而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未必意味着政府所期望的民族和谐与社会安定，因为与经济增长共生的中国市场化的扩张共同导致了社会变迁，又进一步恰恰成为近年来民族问题的重要诱因，加拿大里贾那大学的茹东燕教授与朱毓朝副教授对此进行了研究[28]。当然，这也反映了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乃至生态文明等等各领域交互影响的时代特色。
（二）调研和实证性研究增加 虽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海外学者研究的兴趣，但这个宏大的命题足以让他们望而却步，所以他们采取的都是从某一群体或某一区域入手的方法进行研究以求以小见大，不管是中国的成就还是问题。
哈佛大学教授托尼·塞奇在与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院长胡必亮合作的《全球市场中国村：新集体与农村发展》一书中就选择了从农村转变为制造业和出口重镇的盐田作为研究对象，此后他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时，再次强调了盐田的发展正是他关注盐田的原因。更有学者从特定区域的特定群体着手，比如斯坦福大学的戴慕珍（Jean C. Oi）与其他四位学者关于村镇自治的研究[29]，调查了五省25个县的100个村，采访对象包括村委会主任、村干部以及每个村子里8个随机抽取的家庭。与此文的关注点类似的还有很多学者的著述，甚至从题目就可以找到它们的共同点，即频繁出现的农村和妇女这两个词汇，这反映出海外学者对于弱势群体和基层的关注度在提升。英国诺丁汉大学的王正绪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戴潍娜的研究重点正是中国农村的妇女，她们基于2009年6月至8月在江苏如东县的调研撰写成文《妇女对中国农村自治的参与》，文章指出中国农村妇女的政治参与有了数量上的改变，但质量仍然难以令人满意。
海外学者就是这样通过对当代中国的民众与地区的大量的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材料，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中国现实问题的规律，探究问题的根源，以谋求解决之道。
（三）话语体系发生变化
近年来，中国研究的话语体系日益倾向于中国化。这体现为，海外学者不仅仅开始介绍国内学者的研究，还将国内学者的文章编入文集[30]，乃至以出版英译本的方式直接推介华人学者的著作，比如曾担任过邓小平翻译的张伟为的《中国震撼》，目前为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维为在该书中强调中国不是西方人以为的东德，不能照搬西方模式，而是只能走自己的路。因而，该书被称为“向世界阐述中国道路”[31]。而《解密中国经济》干脆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代表林毅夫在北大的讲课内容，这些书虽然并不是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但它们的英译本的出现却让我们看到了海外学者开始重视中国自己的声音和意见。
海外学者更进一步的方式就是与国内学者合作进行研究，以达到视角上的互补。《中国试验：从地方创新到全国改革》就是由中央编译局信息部学者赖海榕研究员与美国布鲁金斯高级研究员、新加坡管理大学访问教授安·弗洛里尼（Ann Florini），哈佛大学博士研究生、新加坡学者陈业灵（Yeling Tan）合著而成的英文著作。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对此书给予很高的评价：“对于任何想了解为何中国的一党制巨人没有崩溃，以及中国政治发展方向的人来说，《中国试验》是一部必读书。弗洛里尼、赖和陈揭示了自下而上的创造性的制度改革为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带来的强大活力。中国常被视为威胁，本书对于西方制定对华政策是一个有用的指南。”[32]
此外，海外学者的用词也趋于中国化：富强[33]，吃苦[34]，铁饭碗[35]，甚至还有成语：虎头蛇尾[36]。这其中，《吃苦》的作者戴梦（Michelle Dammon Loyalka）的解释最具代表性：她找不到一个标准的英文词汇能够将中文“吃苦”两个字的内涵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所以干脆直译。而以上这些变化显示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话语权正在发生转换，中国学者或者说中国的声音越来越积极。
由近三年海外学者对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五大建设方面的研究趋势与变化来看，海外学者对于多个领域的中国现实问题不仅仅是研究分析，往往还会提出可促使可持续发展的深具可行性的建议，这对于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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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2011-2013 Overseas Studies on Chinese Realities
——Focusing on the five aspects of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social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LI Yu
（Overseas Chinese Research Center of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in the near 3 years， study of Chinese by Overseas scholars in modern times has been much broader and deeper the trend， not again concentrated in the areas of political history， but more concerned with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More research method is the use of empirical research to map their views by examining the data. combing research focus on the change of five aspects of China's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social，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modern times by overseas scholars undoubtedly help to further improve our own theory and practice.
Key words： Overseas;Chinese Research;research method
①论文来自于The China Quarterly， Modern China， Asian Surve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ICRIER Policy Series等期刊。
收稿日期：2014-09-20
基金项目：2013年北京联合大学人才强校计划人才资助项目（BRHR2013C02）成果
作者简介：李瑜（1977-），女，山东淄博人，讲师，硕士，从事海外中国学研究。
（责任编辑：李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