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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因为毕业后工作难找吧，不像经济、经营学院那样，我所在的研究生院没有几个中国留学生。不过，也许是因为大家都有上了同一条贼船的感觉，同病相怜，彼此相处都十分融洽，比如，为了奖学金而同室操戈的事情在我们这里就从没有发生过。
说到融洽，平可以说是个例外。研究室里我们常常和日本同学进行大讨论，除了学术问题外，还有诸如日本还要不要向中国道歉，或者中国该不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等等，每每这时平总是静静地看书，似乎对这些话题不感兴趣。我们几个中国学生聚在一起发发牢骚诉诉苦的时候，平也从不加入。她总是来去匆匆，即使在研究室里，也是很沉默，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至于老师、学生的共同聚餐，大家都觉得这是难得的交流机会，平也极少参加。
同学将近一年了，我对平的了解也只是她是东北人，在日本上的大学。我把这归为她日语说得很好的原因……要不是她的又高又壮的身材，凭她的那一口带着关西口音的日语，没有人会怀疑她是日本人。我也惊讶只是少了四年在国内上大学的经历，平就跟我们少了这么多共同的话题。
要不是那天的电话，也许现在我对平的了解仅此而已。
那天我正在研究室里看书，一个日本同学在打电话。不一会儿，她放下电话径直向我走来，很焦急地把我叫到电话机前。原来，她正在给平家里打电话通知事情，不料平不在家，接电话的人似乎在说中文，听不懂日语，她只好向我求援了。
我抓起听筒，电话那边传来了一个上了年纪的人的声音。听到有人说中文，他似乎松了一口气，自我介绍说是平的父亲。然后有点自责地叹了一口气，说不比你们年轻人，归国已经快十年了，日语还是只能说三言两语。
“归国”？这两个字在我脑海里闪了一下。这个词可是指住在海外的日本人回国定居啊。这个词用在中国人身上的时候，那绝大部分是指残留在中国的日本战争孤儿和家属回日本。“莫非？”
有２０多年了，每到看红叶、吃栗子的季节，总有一件事牵动着许许多多日本人、中国人的心，就是残留中国战争孤儿来日寻亲。那时候，短短两周的时间里，那些当年被自己的亲人舍弃的战争孤儿就成了日本各界关心的最大焦点——也许对几十年来过着和平而富足生活的许许多多日本人来说，一个热烈的欢迎就是对生活在异国他乡几十年、也被遗忘、忽视、漠不关心了几十年的同胞的一点补偿吧。报纸上登着他们的照片，既有现在的他们——有的显得饱经沧桑，有的雍容典雅；也有五十多年前的他们：有的穿着日式的童装，显示着他们跟日本最初始的关联；有的脖子上戴着红领巾，展示着他们与日本的同龄人的不同；有的则还在襁褓里，无法让人将此与他们的现在连在一起。电视里则播放他们或激动不已或平静如水的镜头，每一个人都在努力地回忆着能证明自己是日本人后代的每一个细节，而这些细节大都是他们的中国养父母在心底埋藏了几十年的记忆。
在我来日本的这些年里，每到这个季节，我总是心情复杂地关注着这一群人：既希望他们能早日与血亲团聚，又替含辛茹苦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养育了他们的中国养父母们感到于心不忍；既觉得他们回归故里理所应当，作为中国人又觉得若有所失。特别是他们中的有些人对着摄像镜头用纯正的东北话急切地表示要回国定居的愿望的时候，我的心里总是不免酸溜溜的。对我来说，他们是既亲近又遥远的一群人。亲近，因为他们是我父辈的同龄人，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碰见他们；遥远，因为他们却是另一个国度的人。
而现在他们中的一个就在电话那边，虽然觉得不该背着平打听她的家世，但好奇心还是让我忍不住要确认我的猜测。从平的父亲的口中我得知，原来平的母亲是战争孤儿，他们一家是十多年前回到日本定居的。
知道了平的情况后，再见平的时候，心里就发虚，觉得自己窥视了别人的秘密。尽管见到平的次数不多，我还是找机会跟平谈起了那个电话。没想到平并无不快，相反，一改平日的少言寡语，主动谈起了她来日本的这十几年，让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平是初中毕业时随父母来日本的。在专为归国孤儿办的学校里边学语言边复习了一年之后，便考上了高中，然后边打工边上学，最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我们这所大学，然后又考上了研究生。
平淡淡而谈，似乎她的经历并无特殊之处。而在日本生活了几年的我，却能品出其中的苦涩来。虽然留学生中也不乏半工半读者，但这里仅仅是他们求学之处，有一天回到海对岸的家，一切都将释然。而对于平，这里就是她的家，她无处可逃。虽然日本学生中打工者也不少，可打工的收入对他们来说，只是用来追赶时髦的零花钱而已，随时他们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辞职不干。而对于平，打工的费用撑起了她一半的生活，她没有退路。
回日本定居的头两年里，平一家的生活还算富足，因为日本政府给所有的归国孤儿提供两年的生活保障和职业培训。之后他们就不得不自谋生路了。虽然有人经过努力，名与实都还原成了日本人，而大多数归国孤儿如，平的父母，因为语言关系，只能找一些低收入的工作，无法完全融入日本社会。他们至今还生活在中国的那五十几年里。
我问平后不后悔来到日本，平摇摇头，说如果不是来日本，她现在恐怕不知道在哪里的餐馆里打工呢，因为她们那里女孩少有上高中的。虽然因为是归国孤儿的后代，这些年她背负了许多同龄人不该背负的东西，但也得到不少特殊的关照，比方说在她读书的过程中，每个阶段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奖学金，让她不至于太艰难。这些都让平心存一分感激。
问起平为何跟大家鲜有来往时，平有些自嘲地说：“人以群居，我没群可居呀，日本人把我当中国人，中国人把我当日本人。”——这也许是像平一样的归国者和他们的后代，很久都无法避开的尴尬吧。
在这以后的日子里，原以为有了这次谈话，跟平的关系会接近一点，但是平依然独来独往，行色匆匆，很难再找到机会跟她聊天。不过，我对平似乎多了一分理解——也许在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她依然在独行吧。
最后一次见平是在初秋下学期开始的时候。平一看见我就跟我道别。我不知何故，便问她是否找到工作了，平的回答却让我大吃一惊：她要退学回国了——这回回的是中国。原来这个暑假平回国旅游一趟，碰上了可心之人，便决定回国结婚。惊愕之余，我问他们将来如何打算，平说她准备回国考律师，然后在国内发展。我打趣说平将享受日本专家的待遇了，她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告诉我这些年来她一直都没有加入日本国籍。
之后的一段时间，心里一直想象着平会嫁一个什么样的老公，能不能适应江南的生活，甚至担心平的一切会不会为周围的人所接受。
岚山的红叶红了，又到了寻亲团来访的季节。新闻里说这将是日本政府最后一次组织大型寻亲团来日，今后将改为个别访问。因为经过各方多年来的努力，绝大多数残留孤儿都已找到了亲人，而另一些因当事人已经去世，寻亲成功率极低，寻亲团的方式已不再符合实际。
如果我没有感觉错，这意味着五十多年前上演的那一幕悲剧终于将要落幕了。悲剧中的受害者们或多或少地得到了补偿。而在剧外，他们的子孙，正如平们，还将不得不与这出悲剧带来的一切，一起生活很久很久。（责编 关山越）
说到融洽，平可以说是个例外。研究室里我们常常和日本同学进行大讨论，除了学术问题外，还有诸如日本还要不要向中国道歉，或者中国该不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等等，每每这时平总是静静地看书，似乎对这些话题不感兴趣。我们几个中国学生聚在一起发发牢骚诉诉苦的时候，平也从不加入。她总是来去匆匆，即使在研究室里，也是很沉默，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至于老师、学生的共同聚餐，大家都觉得这是难得的交流机会，平也极少参加。
同学将近一年了，我对平的了解也只是她是东北人，在日本上的大学。我把这归为她日语说得很好的原因……要不是她的又高又壮的身材，凭她的那一口带着关西口音的日语，没有人会怀疑她是日本人。我也惊讶只是少了四年在国内上大学的经历，平就跟我们少了这么多共同的话题。
要不是那天的电话，也许现在我对平的了解仅此而已。
那天我正在研究室里看书，一个日本同学在打电话。不一会儿，她放下电话径直向我走来，很焦急地把我叫到电话机前。原来，她正在给平家里打电话通知事情，不料平不在家，接电话的人似乎在说中文，听不懂日语，她只好向我求援了。
我抓起听筒，电话那边传来了一个上了年纪的人的声音。听到有人说中文，他似乎松了一口气，自我介绍说是平的父亲。然后有点自责地叹了一口气，说不比你们年轻人，归国已经快十年了，日语还是只能说三言两语。
“归国”？这两个字在我脑海里闪了一下。这个词可是指住在海外的日本人回国定居啊。这个词用在中国人身上的时候，那绝大部分是指残留在中国的日本战争孤儿和家属回日本。“莫非？”
有２０多年了，每到看红叶、吃栗子的季节，总有一件事牵动着许许多多日本人、中国人的心，就是残留中国战争孤儿来日寻亲。那时候，短短两周的时间里，那些当年被自己的亲人舍弃的战争孤儿就成了日本各界关心的最大焦点——也许对几十年来过着和平而富足生活的许许多多日本人来说，一个热烈的欢迎就是对生活在异国他乡几十年、也被遗忘、忽视、漠不关心了几十年的同胞的一点补偿吧。报纸上登着他们的照片，既有现在的他们——有的显得饱经沧桑，有的雍容典雅；也有五十多年前的他们：有的穿着日式的童装，显示着他们跟日本最初始的关联；有的脖子上戴着红领巾，展示着他们与日本的同龄人的不同；有的则还在襁褓里，无法让人将此与他们的现在连在一起。电视里则播放他们或激动不已或平静如水的镜头，每一个人都在努力地回忆着能证明自己是日本人后代的每一个细节，而这些细节大都是他们的中国养父母在心底埋藏了几十年的记忆。
在我来日本的这些年里，每到这个季节，我总是心情复杂地关注着这一群人：既希望他们能早日与血亲团聚，又替含辛茹苦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养育了他们的中国养父母们感到于心不忍；既觉得他们回归故里理所应当，作为中国人又觉得若有所失。特别是他们中的有些人对着摄像镜头用纯正的东北话急切地表示要回国定居的愿望的时候，我的心里总是不免酸溜溜的。对我来说，他们是既亲近又遥远的一群人。亲近，因为他们是我父辈的同龄人，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碰见他们；遥远，因为他们却是另一个国度的人。
而现在他们中的一个就在电话那边，虽然觉得不该背着平打听她的家世，但好奇心还是让我忍不住要确认我的猜测。从平的父亲的口中我得知，原来平的母亲是战争孤儿，他们一家是十多年前回到日本定居的。
知道了平的情况后，再见平的时候，心里就发虚，觉得自己窥视了别人的秘密。尽管见到平的次数不多，我还是找机会跟平谈起了那个电话。没想到平并无不快，相反，一改平日的少言寡语，主动谈起了她来日本的这十几年，让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平是初中毕业时随父母来日本的。在专为归国孤儿办的学校里边学语言边复习了一年之后，便考上了高中，然后边打工边上学，最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我们这所大学，然后又考上了研究生。
平淡淡而谈，似乎她的经历并无特殊之处。而在日本生活了几年的我，却能品出其中的苦涩来。虽然留学生中也不乏半工半读者，但这里仅仅是他们求学之处，有一天回到海对岸的家，一切都将释然。而对于平，这里就是她的家，她无处可逃。虽然日本学生中打工者也不少，可打工的收入对他们来说，只是用来追赶时髦的零花钱而已，随时他们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辞职不干。而对于平，打工的费用撑起了她一半的生活，她没有退路。
回日本定居的头两年里，平一家的生活还算富足，因为日本政府给所有的归国孤儿提供两年的生活保障和职业培训。之后他们就不得不自谋生路了。虽然有人经过努力，名与实都还原成了日本人，而大多数归国孤儿如，平的父母，因为语言关系，只能找一些低收入的工作，无法完全融入日本社会。他们至今还生活在中国的那五十几年里。
我问平后不后悔来到日本，平摇摇头，说如果不是来日本，她现在恐怕不知道在哪里的餐馆里打工呢，因为她们那里女孩少有上高中的。虽然因为是归国孤儿的后代，这些年她背负了许多同龄人不该背负的东西，但也得到不少特殊的关照，比方说在她读书的过程中，每个阶段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奖学金，让她不至于太艰难。这些都让平心存一分感激。
问起平为何跟大家鲜有来往时，平有些自嘲地说：“人以群居，我没群可居呀，日本人把我当中国人，中国人把我当日本人。”——这也许是像平一样的归国者和他们的后代，很久都无法避开的尴尬吧。
在这以后的日子里，原以为有了这次谈话，跟平的关系会接近一点，但是平依然独来独往，行色匆匆，很难再找到机会跟她聊天。不过，我对平似乎多了一分理解——也许在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她依然在独行吧。
最后一次见平是在初秋下学期开始的时候。平一看见我就跟我道别。我不知何故，便问她是否找到工作了，平的回答却让我大吃一惊：她要退学回国了——这回回的是中国。原来这个暑假平回国旅游一趟，碰上了可心之人，便决定回国结婚。惊愕之余，我问他们将来如何打算，平说她准备回国考律师，然后在国内发展。我打趣说平将享受日本专家的待遇了，她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告诉我这些年来她一直都没有加入日本国籍。
之后的一段时间，心里一直想象着平会嫁一个什么样的老公，能不能适应江南的生活，甚至担心平的一切会不会为周围的人所接受。
岚山的红叶红了，又到了寻亲团来访的季节。新闻里说这将是日本政府最后一次组织大型寻亲团来日，今后将改为个别访问。因为经过各方多年来的努力，绝大多数残留孤儿都已找到了亲人，而另一些因当事人已经去世，寻亲成功率极低，寻亲团的方式已不再符合实际。
如果我没有感觉错，这意味着五十多年前上演的那一幕悲剧终于将要落幕了。悲剧中的受害者们或多或少地得到了补偿。而在剧外，他们的子孙，正如平们，还将不得不与这出悲剧带来的一切，一起生活很久很久。（责编 关山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