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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原中央苏区中央分局委员的妻子，在血泪风霜里等待远征的丈夫，一等就是七十年……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６日傍晚，在江西省于都县城东面浓荫遮掩的河堤上云集了大量部队，约一华里宽的于都河突然架起了六座浮桥。被五十万国民党军队围剿的中央军委、红军总部所在的第一野战纵队、第二野战纵队（又称“红星”纵队、“红章”纵队），秘密地在渡河。在长达一年的第五次反围剿中东奔西突、疲惫不堪的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也先后乘夜色渡过了于都河。”
这是美国著名记者、传记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名著《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的描述。他在书中继续写道：
“１９３５年２月间，中央苏区全部丧失。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机关和红２４师等红军部队，全部被国民党军队四面包围在于都南部这一狭小地区内。２月下旬，中央红军分九路突围，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及民团的围追堵截和疯狂屠杀。瞿秋白、何叔衡、贺昌、李才莲、毛泽覃、古柏、刘伯坚、梁柏台、周以栗、杨英、李天柱……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都在突围中英勇牺牲，有的下落不明……”
“死者的名单就是革命运动的名人录，长征时留在江西的人中间，牺牲的杰出共产党人比任何其它斗争时期都要多……粤赣边区军事领导人李才莲也被杀害，但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时候和怎样遇害的……”
“李才莲”，就是这个名字，牵动着一个普通村妇的沧桑身世；饱含着一个红军妻子苦苦延续了七十个春秋的爱情……
泪水中的相依
１９２０年春，９岁的池育华因为家境贫寒，被狠心的父亲卖到了教富村河背村民小组，给６岁的李才莲当童养媳。渐渐地，两颗幼稚的心灵变得两小无猜。不久，李才莲进了李溪村小读书，在老师的带领下，李才莲开始秘密参加革命活动。１９２９年大年三十晚上，１５岁的李才莲把枕头搬到了１８岁的池育华床上，两人算是正式结了婚。
１９２９年春，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暴席卷了整个赣南大地。结婚第三天，李才莲告别了蜜月中的爱妻，参加了在县城举行的“兴国暴动”。从此，李才莲便踏上了血雨腥风的革命武装斗争之路。
“兴国暴动”成功后，兴国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一夜之间人们才知道：１５岁的李才莲已经是少共兴国县委书记——一个小小年龄的大官。李才莲家也一下子出现了几个革命者：李才莲的胞叔李文兰担任了区苏维埃主席，哥哥李才万担任了区少先队队长，后任红三军团某部三营政委，妻子池育华也担任了区苏维埃妇女部长。池育华一边忙着家里的春播秋收，一边动员村里妇女打草鞋、缴公粮，动员青壮年男子参加红军。而李才莲则一直战斗在反“围剿”第一线，几乎很难见到他的身影。
新婚的池育华多么希望能日夜与自己的心上人相厮相守。山坡上、沙滩上、田野里处处都留下了池育华歪歪扭扭的笔迹，“李才莲池育华、池育华李才莲”。这是李才莲临走时教给她的六个字，她喜欢两个人的名字列在一起。在红军长征前四年间的五次反“围剿”中，李才莲只回来了两次。现实中的相聚来得那样迟缓又去得那么匆忙，这是多么激动人心又多么残酷的相聚啊！——这寥若星辰的两次相聚，深深地刻在她的记忆里、烙在她的脑海里，在风雨飘摇的几十年后，依然那么亲切，那么可人。
新婚后的第一次相聚是在１９３２年３月下旬，李才莲因为出现肃反错误而回到家里，那次他在家里整整呆了二十天。这二十天是池育华记忆中最暖人的时刻，她甚至还能清晰地回忆起他每一次亲切的抚摸，和每一次有力的呼吸——那次离别之际，池育华羞红着脸欲言又止。望着温柔美丽的妻子，已经迈出门槛的李才莲猛地回过头，从怀里掏出一面精致的小方镜递给池育华，然后紧握着她的手向天发誓：“现在是战争年代，谣言特别多，如果有人说我死了，你千万不要相信，我不会死。记住，无论如何都要等着我，二十年三十年，哪怕五十年六十年，革命成功我就回来。”
第二次相聚是在１９３３年６月，池育华孤身一人步行数百公里，在中央苏区江西省宁都县一个小村庄里，找到了江西省委，找到了她朝思暮想的丈夫。那时李才莲刚刚任命为中央苏区儿童局书记，住在干打垒的土房里，房间里阴暗潮湿，一张破旧的书桌，还有一张由木板凳架起来的光板床。虽然简陋，但因为有心上人在身边，池育华却感到异常亲切，有一种回到家里的踏实。
在这片戒备森严，看似平常却又极不寻常的建筑群落中，池育华就是那个身穿缀满补丁的土蓝布衣服，眉清目秀的年轻女子。这期间，池育华逐渐接触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李富春、蔡畅等人。蔡畅知道池育华在兴国老家担任了区苏维埃妇女干部，慢慢地她们成了好朋友，池育华经常找蔡畅大姐谈心，久而久之，在池育华心目中平易近人的蔡畅成了她最知心的大姐，大事小事池有华都会找她商量。
与中央高级领导的接触，与心上人耳鬓厮磨的相守，那些日子成为池育华生命中最辉煌最绚丽的回忆。记得蔡畅大姐严肃地对她说：“你愿不愿意到省委来工作，与李才莲同志一道革命？”天真质朴的池育华脸上不禁泛起了红晕。当天，池育华便带着蔡畅部长的亲笔信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兴国县老家。池育华丝毫没有预料她这一走，竟是与心上人的永别……蔡畅部长在一张署名“中共江西省委”的便条上写着：
中共兴国县委：
经研究决定，调你县池育华同志到中共江西省委土地部工作。
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蔡畅
１９３３、７、１９
生命中的守望
江南７月，是一年中农村最繁忙的季节。
作为家里的壮劳力，池育华一回到兴国家中便操镰下田，马不停蹄地投入了水稻的“抢收抢种”汗流浃背，天昏地暗地忙了三天。当她把最后一担稻谷挑回家时，浑身已经没有一丝力气，人与稻谷一起倒在了地上……六十多年后，池育华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是７月２１日。
一场瘟疫突然在兴国县蔓延。池育华所在的河背村民小组先后有四分之三的村民染上这种奇怪的“人瘟”病，其中大部分不几天便七窍流血一命呜呼。池育华一连十多天又泻又吐、不吃不喝瘦成了一把骨头，一种无形的信念在支撑着她瘦弱的躯体：她还要回到心爱的人身边，与他一起革命，一同生活……最终，她活了过来。
当池育华手持蔡畅开出的调令前往区、县办理调动手续时，兴国县刚刚由一个县分成两个县，即一个兴国县，一个杨阴县。由于正缺人手，县里要她暂时协助工作，到杨阴县委担任巡视员兼熬园区妇委会书记，这时池育华又惊喜地发现自己怀孕了，于是她改变主意留了下来。池育华担任杨阴县委巡视员兼熬园区妇委会书记近两年时间，这期间她一直未与在战场殊死拼杀的丈夫李才莲相见。红军长征前夕，李才莲因布置红军撤退工作奉命回到过兴国县城。当时情况已经万分危急，李才莲一回到兴国县城便匆匆捎信要池育华在一周内到兴国县城相会，信中反复交代：估计一周内白军将占领兴国县城，如果一周内她没有到兴国县城，就千万不要再前往，但无论如何都要等到他回来，革命成功后他就回来……当信件反复辗转交到池育华手中时，国民党军队早已经占领了兴国县城。
从此，池育华再也没有与日思夜想的心上人谋面，也再没有他的任何一丝音讯。
１９３４年底至１９３５年底，江西赣南各县到处都张贴着一份内容大致相同的布告：悬赏——谁获得共匪首犯项英、陈毅、李才莲、毛泽覃、古柏……其中一颗人头，即可持人头到县剿匪总部领取五千块银元的奖金。
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长征后，国民党军队开始了疯狂反扑，整个苏区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由于害怕受到牵连，李才莲的父亲和继母竟商量着要以四十五块银元的价格将池育华卖掉，无奈由于本村李氏族人的强烈反对，李才莲的父亲和继母便将池育华赶出了她亲手操持的了十几年的家门。无家可归的池育华只好捡了几块大石头，在家门外屋檐下的角落里垒了一个小灶——她不能离开这里，她要等候她的心上人回来。多少个月明星稀的夜晚，她孤独地偎着明明灭灭的火苗，望着李溪河对面的那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路，望眼欲穿……
１９３５年寒冬，在池育华用树枝搭成的茅屋里的一堆稻草中，一个女婴哇哇坠地。有了孩子就有了依靠，就有了守望的理由和信心，尽管女儿那么瘦小、那么孱弱，但池育华依然感到欣慰，她觉得有一种勇气在无形地支撑着她：只要等下去，坚持着等下去，直到才莲回来，自己就能给他一个女儿，给他一个惊喜！
然而女儿在三岁那年患麻疹夭折。
在掩埋了女儿的第三天，池育华擦干了泪水，她往脸上抹了一把锅底灰，怀揣着丈夫送给她的那面小方镜，拎着一把柴刀走出了小山冲，开始了寻找心上人的漫漫征程。锃亮锃亮的小方镜慢慢变得模糊而又斑驳，四周亮闪闪的边框渐渐锈得乌黑……
苦苦寻找了一年，仍然没有丈夫的消息。因为担心李才莲回到家中找自己，一年后池育华又回到了教富村。然后她又孤身一人出去寻找，这样出去又回来，回来后又出去，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她苦苦寻找了整整八个春秋。
八年，在她无助的苦苦寻觅中一晃而过。
岁月中的绝唱
池育华又回到了教富村，并且开始了遥遥无期的守望。
春来秋去，花开花落，革命终于胜利了。１９４９年８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４８军开进了兴国县城。消息传来，池育华按捺不住内心的欣喜，她一口气跑到了兴国县城，她要找到解放军打听丈夫的下落。然而她在解放军经过的大路边整整守候和打听了三天三夜，既没有找到丈夫也没有打听到关于丈夫，的准确消息。
“解放军同志，你看见李才莲了吗？”池育华对所有路过的部队都发出同样的提问。
“在后面的部队。”几乎所有的军人都这样回答。
之后，池育华见人便问，不厌其烦地打听丈夫的消息。
“或许你丈夫在台湾做党的地下工作？”
“或许……”
１９５０年春，池育华作为解放后苏区第一批妇女干部，前往省会南昌“八一革大”学习，参加省妇联举办的培训班。一有机会，她就四处打听李才莲的下落，有个好心人给她出了个主意：现在毛泽东当主席了，按理说你丈夫也应该大小是个官，既然你在中央苏区时和毛主席见过面，你何不写信问问毛主席呢？
第二天，池育华请人代笔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对李才莲是有记忆的，他将池育华的来信立即批转给了全国妇联主席蔡畅。接到毛泽东批转的来信，蔡畅非常重视，她当时虽然卧病在床，仍马上要求全国妇联服务部立即协助寻找李才莲。１９５２年５月５日，全国妇联服务部给池育华回函。
池育华同志：
你给毛主席的信已经转给我们办理。关于你寻找爱人李才莲的问题，我们已将你所写的简史，转给军政委员会政治部请他们设法查底。不过你与李才莲同志隔离这么久，你所知道的又只是他１８年前的职务，所以调查需要较长时间，希望你耐心等待，安心工作，不要苦恼，努力把乡妇女主任的工作做好，等我们得到了军政委员会总政治部查询的结果，会通知你的。
至于蔡大姐的照片，过去在新中国妇女杂志上登载了，兹特寄一份给你，请查收。
此致
敬礼
全国妇联服务部（公章）
１９５２年５月５日
“希望我耐心等待，安心工作。”这就是说，李才莲会回来的，他迟早是会回来的。
这来自共和国最高层的答复，使所有的朋友都为她高兴，帮她猜测，使池育华认定李才莲是在进行一项伟大而又秘密的特殊工作。
１９５２年以来，池育华在几十年间先后担任过区妇联主任、副乡长等一系列职务，但她放弃了党和政府给她提供的所有升迁的机会、所有优越的享受，她只愿守望在村头。她坚信：丈夫随时都有可能回来，自己千万不能走远，不能让他找不到自己——她再也不能错过任何一个与丈夫团聚的机会了。
一晃数十年过去，为了给丈夫传宗接代，年近六十的池育华收养了一个残疾男孩，然后她有了孙子、孙女……
多少次，池育华抱了柴草生火煮饭，她不由自主地直起身来，心有所系地走到大门口，依然是站在那高高的门槛上，朝着那条曲折的小路，孤独而无助地遥望……这一望，就是七十个春秋。
岁月在漫长的等待中流逝，她一天天依在家门口那高高的门槛上等，家门口那道原来二寸多厚一尺多高的门槛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等待中，已经被磨蚀出一个巨大的弧形豁口，成了深深的“凹”字形。家门口那条曲折的小路，走过了无数的希望、失望。
曾任中央苏区中共中央分局委员的李才莲难道真的是情况不详、生死不明吗？
其实，各部门寻找李才莲的工作一直都在进行。１９３７年，项英到延安向中央汇报赣粤边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时，就谈到李才莲是当时留下来坚持斗争的主要军事负责人之一。文革前，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党史办主任冯彬同志来到江西考察时曾反复询问中共江西省委关于李才莲的情况。为此，江西省委党史办主任吴允同志曾专程来到兴国县调查李才莲的下落，寻找李才莲的工作在各部门不懈地进行。他们把寻找的目光投注到曾经在中央苏区工作和战斗过的老将军身上，并且专门向他们发出了信函。其中，张爱萍将军的回信说明了他与李才莲的交往经过及李才莲在苏区时期的任职情况，但红军长征后他也认为李才莲已经下落不明。陈丕显将军则回信说李才莲可能被其警卫员叛变杀害（原信件均保留在江西省兴国县烈士陵园）。
寻找中，中共赣州地委党史办副主任凌步机偶尔从保存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份重要材料：延安整风期间，在赣南三年游击战争中曾任汀瑞（长汀、瑞金）特委书记和汀瑞游击队政委兼支队长的钟民同志，专门撰文回忆了美国著名记者、传记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曾经描述过的，关于中央红军在江西于都分九路突围的详情。钟民同志所写的材料较详细地说明了李才莲在突围后前往闽赣途中，所率队伍由于被国民党军队打散，李才莲率领余部返回瑞金与钟民所在的部队汇合，在该县九堡乡铜钵山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以及后来在一次突围中，李才莲被自己的警卫员叛变杀害，不幸壮烈牺牲的详细情况。
２００１年４月１２日，落日从秦娥山尖投下长长的余辉。远远地，我们就看见池育华老人一只脚依然坚韧地踩在呈“凹“字形的门槛上，目光注视着我们脚下的小路……
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我们踏进了她低矮、潮湿、阴暗的土房，在２１世纪的今天，池育华的家却依然那么贫穷，家中既没有任何电器，也没有任何贵重的衣物，甚至连一张像样的板凳都没有。地上横七竖八地堆放着木柴和稻草，一口黑糊糊的锅里煮着发黄的菜叶，稻草铺就的木板床上胡乱地拢着一团打满补丁的棉被……在她黑乎乎的小木箱里，珍藏着自己荣获的十九张奖状：土改积极分子、认购国债积极分子、统购统销积极分子、养猪模范、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幼托模范教师、三八红旗手……她心想：李才莲在前线拼命，自己也要在家里进步，不能拖他的后腿，她不仅仅是李才莲的老婆，更应该是李才莲真正的“同志”。池育华不但在为爱情而等待，而且在不懈地为她和丈夫共同的理想而奋斗。几十年来，她的生活是那么贫穷而又那么富有！
多少次，前来调查的党史办同志告诉她：李才莲已经死了。
“不，才莲没死，才莲绝对没有死！”
每一次，池育华都十分坚定地否认了李才莲的死讯，她的坚定竟使党史办的同志对他们自己多年来收集的关于李才莲同志的详细资料产生了怀疑。后来人们再也不会面对池育华谈及任何跟李才莲有关的消息——面对这个孤独的老人，人们不忍心再伤害她。
面对笔者，池育华从那只陪伴她多半个世纪的小木箱中，翻出她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信，和毛主席批转给蔡畅同志的信，以及蔡畅同志给她的信。信封、邮票、邮戳证明了李才莲在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年间那段不可磨灭的历史。见到这些信，池育华就犹如见到了自己的心上人，颤抖着双手，心情愈来愈激动，她甚至忘记了时光在慢慢流逝、慢慢遗忘……
屈指算来，从九岁嫁到李才莲家，两人虽然在一起生活的时间还不到两个月，这两个月却成了她一生的追忆。对于等待，池育华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一开始嫁到李才莲家时，她在等待着他长大；结婚后她等待着他能平平安安归来；再后来她在等待他能早日回来团圆。自从１９３３年７月１９日夫妻俩在中央苏区江西宁都县城郊一个名叫“七里”的地方分别之后，她已经整整等待了六十八年。这期间，不知有多少壮实的青年向她提亲，不知有多少优越的条件在等待着她，但都被她一口回绝。如今，池育华老人已经九十岁高龄。
“这里，就是在这里，就是这个门槛，他站在门槛外我站在门槛内。才莲对天发誓，要我等他回来，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六十年，即使等上一百年，他也一定会回来与我团圆。我也在这里发过誓，一定会在家里等他回来，即使是等到一百岁二百岁，我也会在这里等……”她说，“总觉得李才莲明天就要回来，就这样一天一天地等，一天一天地盼，不知不觉之间就这么过来了，怎么一等就等了这么久呢？”
这云淡风清而又刻骨铭心的七十年，似乎就这样被老人轻描淡写地解读着……
（责编丁可）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６日傍晚，在江西省于都县城东面浓荫遮掩的河堤上云集了大量部队，约一华里宽的于都河突然架起了六座浮桥。被五十万国民党军队围剿的中央军委、红军总部所在的第一野战纵队、第二野战纵队（又称“红星”纵队、“红章”纵队），秘密地在渡河。在长达一年的第五次反围剿中东奔西突、疲惫不堪的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也先后乘夜色渡过了于都河。”
这是美国著名记者、传记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名著《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的描述。他在书中继续写道：
“１９３５年２月间，中央苏区全部丧失。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机关和红２４师等红军部队，全部被国民党军队四面包围在于都南部这一狭小地区内。２月下旬，中央红军分九路突围，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及民团的围追堵截和疯狂屠杀。瞿秋白、何叔衡、贺昌、李才莲、毛泽覃、古柏、刘伯坚、梁柏台、周以栗、杨英、李天柱……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都在突围中英勇牺牲，有的下落不明……”
“死者的名单就是革命运动的名人录，长征时留在江西的人中间，牺牲的杰出共产党人比任何其它斗争时期都要多……粤赣边区军事领导人李才莲也被杀害，但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时候和怎样遇害的……”
“李才莲”，就是这个名字，牵动着一个普通村妇的沧桑身世；饱含着一个红军妻子苦苦延续了七十个春秋的爱情……
泪水中的相依
１９２０年春，９岁的池育华因为家境贫寒，被狠心的父亲卖到了教富村河背村民小组，给６岁的李才莲当童养媳。渐渐地，两颗幼稚的心灵变得两小无猜。不久，李才莲进了李溪村小读书，在老师的带领下，李才莲开始秘密参加革命活动。１９２９年大年三十晚上，１５岁的李才莲把枕头搬到了１８岁的池育华床上，两人算是正式结了婚。
１９２９年春，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暴席卷了整个赣南大地。结婚第三天，李才莲告别了蜜月中的爱妻，参加了在县城举行的“兴国暴动”。从此，李才莲便踏上了血雨腥风的革命武装斗争之路。
“兴国暴动”成功后，兴国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一夜之间人们才知道：１５岁的李才莲已经是少共兴国县委书记——一个小小年龄的大官。李才莲家也一下子出现了几个革命者：李才莲的胞叔李文兰担任了区苏维埃主席，哥哥李才万担任了区少先队队长，后任红三军团某部三营政委，妻子池育华也担任了区苏维埃妇女部长。池育华一边忙着家里的春播秋收，一边动员村里妇女打草鞋、缴公粮，动员青壮年男子参加红军。而李才莲则一直战斗在反“围剿”第一线，几乎很难见到他的身影。
新婚的池育华多么希望能日夜与自己的心上人相厮相守。山坡上、沙滩上、田野里处处都留下了池育华歪歪扭扭的笔迹，“李才莲池育华、池育华李才莲”。这是李才莲临走时教给她的六个字，她喜欢两个人的名字列在一起。在红军长征前四年间的五次反“围剿”中，李才莲只回来了两次。现实中的相聚来得那样迟缓又去得那么匆忙，这是多么激动人心又多么残酷的相聚啊！——这寥若星辰的两次相聚，深深地刻在她的记忆里、烙在她的脑海里，在风雨飘摇的几十年后，依然那么亲切，那么可人。
新婚后的第一次相聚是在１９３２年３月下旬，李才莲因为出现肃反错误而回到家里，那次他在家里整整呆了二十天。这二十天是池育华记忆中最暖人的时刻，她甚至还能清晰地回忆起他每一次亲切的抚摸，和每一次有力的呼吸——那次离别之际，池育华羞红着脸欲言又止。望着温柔美丽的妻子，已经迈出门槛的李才莲猛地回过头，从怀里掏出一面精致的小方镜递给池育华，然后紧握着她的手向天发誓：“现在是战争年代，谣言特别多，如果有人说我死了，你千万不要相信，我不会死。记住，无论如何都要等着我，二十年三十年，哪怕五十年六十年，革命成功我就回来。”
第二次相聚是在１９３３年６月，池育华孤身一人步行数百公里，在中央苏区江西省宁都县一个小村庄里，找到了江西省委，找到了她朝思暮想的丈夫。那时李才莲刚刚任命为中央苏区儿童局书记，住在干打垒的土房里，房间里阴暗潮湿，一张破旧的书桌，还有一张由木板凳架起来的光板床。虽然简陋，但因为有心上人在身边，池育华却感到异常亲切，有一种回到家里的踏实。
在这片戒备森严，看似平常却又极不寻常的建筑群落中，池育华就是那个身穿缀满补丁的土蓝布衣服，眉清目秀的年轻女子。这期间，池育华逐渐接触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李富春、蔡畅等人。蔡畅知道池育华在兴国老家担任了区苏维埃妇女干部，慢慢地她们成了好朋友，池育华经常找蔡畅大姐谈心，久而久之，在池育华心目中平易近人的蔡畅成了她最知心的大姐，大事小事池有华都会找她商量。
与中央高级领导的接触，与心上人耳鬓厮磨的相守，那些日子成为池育华生命中最辉煌最绚丽的回忆。记得蔡畅大姐严肃地对她说：“你愿不愿意到省委来工作，与李才莲同志一道革命？”天真质朴的池育华脸上不禁泛起了红晕。当天，池育华便带着蔡畅部长的亲笔信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兴国县老家。池育华丝毫没有预料她这一走，竟是与心上人的永别……蔡畅部长在一张署名“中共江西省委”的便条上写着：
中共兴国县委：
经研究决定，调你县池育华同志到中共江西省委土地部工作。
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蔡畅
１９３３、７、１９
生命中的守望
江南７月，是一年中农村最繁忙的季节。
作为家里的壮劳力，池育华一回到兴国家中便操镰下田，马不停蹄地投入了水稻的“抢收抢种”汗流浃背，天昏地暗地忙了三天。当她把最后一担稻谷挑回家时，浑身已经没有一丝力气，人与稻谷一起倒在了地上……六十多年后，池育华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是７月２１日。
一场瘟疫突然在兴国县蔓延。池育华所在的河背村民小组先后有四分之三的村民染上这种奇怪的“人瘟”病，其中大部分不几天便七窍流血一命呜呼。池育华一连十多天又泻又吐、不吃不喝瘦成了一把骨头，一种无形的信念在支撑着她瘦弱的躯体：她还要回到心爱的人身边，与他一起革命，一同生活……最终，她活了过来。
当池育华手持蔡畅开出的调令前往区、县办理调动手续时，兴国县刚刚由一个县分成两个县，即一个兴国县，一个杨阴县。由于正缺人手，县里要她暂时协助工作，到杨阴县委担任巡视员兼熬园区妇委会书记，这时池育华又惊喜地发现自己怀孕了，于是她改变主意留了下来。池育华担任杨阴县委巡视员兼熬园区妇委会书记近两年时间，这期间她一直未与在战场殊死拼杀的丈夫李才莲相见。红军长征前夕，李才莲因布置红军撤退工作奉命回到过兴国县城。当时情况已经万分危急，李才莲一回到兴国县城便匆匆捎信要池育华在一周内到兴国县城相会，信中反复交代：估计一周内白军将占领兴国县城，如果一周内她没有到兴国县城，就千万不要再前往，但无论如何都要等到他回来，革命成功后他就回来……当信件反复辗转交到池育华手中时，国民党军队早已经占领了兴国县城。
从此，池育华再也没有与日思夜想的心上人谋面，也再没有他的任何一丝音讯。
１９３４年底至１９３５年底，江西赣南各县到处都张贴着一份内容大致相同的布告：悬赏——谁获得共匪首犯项英、陈毅、李才莲、毛泽覃、古柏……其中一颗人头，即可持人头到县剿匪总部领取五千块银元的奖金。
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长征后，国民党军队开始了疯狂反扑，整个苏区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由于害怕受到牵连，李才莲的父亲和继母竟商量着要以四十五块银元的价格将池育华卖掉，无奈由于本村李氏族人的强烈反对，李才莲的父亲和继母便将池育华赶出了她亲手操持的了十几年的家门。无家可归的池育华只好捡了几块大石头，在家门外屋檐下的角落里垒了一个小灶——她不能离开这里，她要等候她的心上人回来。多少个月明星稀的夜晚，她孤独地偎着明明灭灭的火苗，望着李溪河对面的那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路，望眼欲穿……
１９３５年寒冬，在池育华用树枝搭成的茅屋里的一堆稻草中，一个女婴哇哇坠地。有了孩子就有了依靠，就有了守望的理由和信心，尽管女儿那么瘦小、那么孱弱，但池育华依然感到欣慰，她觉得有一种勇气在无形地支撑着她：只要等下去，坚持着等下去，直到才莲回来，自己就能给他一个女儿，给他一个惊喜！
然而女儿在三岁那年患麻疹夭折。
在掩埋了女儿的第三天，池育华擦干了泪水，她往脸上抹了一把锅底灰，怀揣着丈夫送给她的那面小方镜，拎着一把柴刀走出了小山冲，开始了寻找心上人的漫漫征程。锃亮锃亮的小方镜慢慢变得模糊而又斑驳，四周亮闪闪的边框渐渐锈得乌黑……
苦苦寻找了一年，仍然没有丈夫的消息。因为担心李才莲回到家中找自己，一年后池育华又回到了教富村。然后她又孤身一人出去寻找，这样出去又回来，回来后又出去，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她苦苦寻找了整整八个春秋。
八年，在她无助的苦苦寻觅中一晃而过。
岁月中的绝唱
池育华又回到了教富村，并且开始了遥遥无期的守望。
春来秋去，花开花落，革命终于胜利了。１９４９年８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４８军开进了兴国县城。消息传来，池育华按捺不住内心的欣喜，她一口气跑到了兴国县城，她要找到解放军打听丈夫的下落。然而她在解放军经过的大路边整整守候和打听了三天三夜，既没有找到丈夫也没有打听到关于丈夫，的准确消息。
“解放军同志，你看见李才莲了吗？”池育华对所有路过的部队都发出同样的提问。
“在后面的部队。”几乎所有的军人都这样回答。
之后，池育华见人便问，不厌其烦地打听丈夫的消息。
“或许你丈夫在台湾做党的地下工作？”
“或许……”
１９５０年春，池育华作为解放后苏区第一批妇女干部，前往省会南昌“八一革大”学习，参加省妇联举办的培训班。一有机会，她就四处打听李才莲的下落，有个好心人给她出了个主意：现在毛泽东当主席了，按理说你丈夫也应该大小是个官，既然你在中央苏区时和毛主席见过面，你何不写信问问毛主席呢？
第二天，池育华请人代笔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对李才莲是有记忆的，他将池育华的来信立即批转给了全国妇联主席蔡畅。接到毛泽东批转的来信，蔡畅非常重视，她当时虽然卧病在床，仍马上要求全国妇联服务部立即协助寻找李才莲。１９５２年５月５日，全国妇联服务部给池育华回函。
池育华同志：
你给毛主席的信已经转给我们办理。关于你寻找爱人李才莲的问题，我们已将你所写的简史，转给军政委员会政治部请他们设法查底。不过你与李才莲同志隔离这么久，你所知道的又只是他１８年前的职务，所以调查需要较长时间，希望你耐心等待，安心工作，不要苦恼，努力把乡妇女主任的工作做好，等我们得到了军政委员会总政治部查询的结果，会通知你的。
至于蔡大姐的照片，过去在新中国妇女杂志上登载了，兹特寄一份给你，请查收。
此致
敬礼
全国妇联服务部（公章）
１９５２年５月５日
“希望我耐心等待，安心工作。”这就是说，李才莲会回来的，他迟早是会回来的。
这来自共和国最高层的答复，使所有的朋友都为她高兴，帮她猜测，使池育华认定李才莲是在进行一项伟大而又秘密的特殊工作。
１９５２年以来，池育华在几十年间先后担任过区妇联主任、副乡长等一系列职务，但她放弃了党和政府给她提供的所有升迁的机会、所有优越的享受，她只愿守望在村头。她坚信：丈夫随时都有可能回来，自己千万不能走远，不能让他找不到自己——她再也不能错过任何一个与丈夫团聚的机会了。
一晃数十年过去，为了给丈夫传宗接代，年近六十的池育华收养了一个残疾男孩，然后她有了孙子、孙女……
多少次，池育华抱了柴草生火煮饭，她不由自主地直起身来，心有所系地走到大门口，依然是站在那高高的门槛上，朝着那条曲折的小路，孤独而无助地遥望……这一望，就是七十个春秋。
岁月在漫长的等待中流逝，她一天天依在家门口那高高的门槛上等，家门口那道原来二寸多厚一尺多高的门槛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等待中，已经被磨蚀出一个巨大的弧形豁口，成了深深的“凹”字形。家门口那条曲折的小路，走过了无数的希望、失望。
曾任中央苏区中共中央分局委员的李才莲难道真的是情况不详、生死不明吗？
其实，各部门寻找李才莲的工作一直都在进行。１９３７年，项英到延安向中央汇报赣粤边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时，就谈到李才莲是当时留下来坚持斗争的主要军事负责人之一。文革前，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党史办主任冯彬同志来到江西考察时曾反复询问中共江西省委关于李才莲的情况。为此，江西省委党史办主任吴允同志曾专程来到兴国县调查李才莲的下落，寻找李才莲的工作在各部门不懈地进行。他们把寻找的目光投注到曾经在中央苏区工作和战斗过的老将军身上，并且专门向他们发出了信函。其中，张爱萍将军的回信说明了他与李才莲的交往经过及李才莲在苏区时期的任职情况，但红军长征后他也认为李才莲已经下落不明。陈丕显将军则回信说李才莲可能被其警卫员叛变杀害（原信件均保留在江西省兴国县烈士陵园）。
寻找中，中共赣州地委党史办副主任凌步机偶尔从保存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份重要材料：延安整风期间，在赣南三年游击战争中曾任汀瑞（长汀、瑞金）特委书记和汀瑞游击队政委兼支队长的钟民同志，专门撰文回忆了美国著名记者、传记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曾经描述过的，关于中央红军在江西于都分九路突围的详情。钟民同志所写的材料较详细地说明了李才莲在突围后前往闽赣途中，所率队伍由于被国民党军队打散，李才莲率领余部返回瑞金与钟民所在的部队汇合，在该县九堡乡铜钵山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以及后来在一次突围中，李才莲被自己的警卫员叛变杀害，不幸壮烈牺牲的详细情况。
２００１年４月１２日，落日从秦娥山尖投下长长的余辉。远远地，我们就看见池育华老人一只脚依然坚韧地踩在呈“凹“字形的门槛上，目光注视着我们脚下的小路……
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我们踏进了她低矮、潮湿、阴暗的土房，在２１世纪的今天，池育华的家却依然那么贫穷，家中既没有任何电器，也没有任何贵重的衣物，甚至连一张像样的板凳都没有。地上横七竖八地堆放着木柴和稻草，一口黑糊糊的锅里煮着发黄的菜叶，稻草铺就的木板床上胡乱地拢着一团打满补丁的棉被……在她黑乎乎的小木箱里，珍藏着自己荣获的十九张奖状：土改积极分子、认购国债积极分子、统购统销积极分子、养猪模范、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幼托模范教师、三八红旗手……她心想：李才莲在前线拼命，自己也要在家里进步，不能拖他的后腿，她不仅仅是李才莲的老婆，更应该是李才莲真正的“同志”。池育华不但在为爱情而等待，而且在不懈地为她和丈夫共同的理想而奋斗。几十年来，她的生活是那么贫穷而又那么富有！
多少次，前来调查的党史办同志告诉她：李才莲已经死了。
“不，才莲没死，才莲绝对没有死！”
每一次，池育华都十分坚定地否认了李才莲的死讯，她的坚定竟使党史办的同志对他们自己多年来收集的关于李才莲同志的详细资料产生了怀疑。后来人们再也不会面对池育华谈及任何跟李才莲有关的消息——面对这个孤独的老人，人们不忍心再伤害她。
面对笔者，池育华从那只陪伴她多半个世纪的小木箱中，翻出她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信，和毛主席批转给蔡畅同志的信，以及蔡畅同志给她的信。信封、邮票、邮戳证明了李才莲在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年间那段不可磨灭的历史。见到这些信，池育华就犹如见到了自己的心上人，颤抖着双手，心情愈来愈激动，她甚至忘记了时光在慢慢流逝、慢慢遗忘……
屈指算来，从九岁嫁到李才莲家，两人虽然在一起生活的时间还不到两个月，这两个月却成了她一生的追忆。对于等待，池育华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一开始嫁到李才莲家时，她在等待着他长大；结婚后她等待着他能平平安安归来；再后来她在等待他能早日回来团圆。自从１９３３年７月１９日夫妻俩在中央苏区江西宁都县城郊一个名叫“七里”的地方分别之后，她已经整整等待了六十八年。这期间，不知有多少壮实的青年向她提亲，不知有多少优越的条件在等待着她，但都被她一口回绝。如今，池育华老人已经九十岁高龄。
“这里，就是在这里，就是这个门槛，他站在门槛外我站在门槛内。才莲对天发誓，要我等他回来，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六十年，即使等上一百年，他也一定会回来与我团圆。我也在这里发过誓，一定会在家里等他回来，即使是等到一百岁二百岁，我也会在这里等……”她说，“总觉得李才莲明天就要回来，就这样一天一天地等，一天一天地盼，不知不觉之间就这么过来了，怎么一等就等了这么久呢？”
这云淡风清而又刻骨铭心的七十年，似乎就这样被老人轻描淡写地解读着……
（责编丁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