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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首先要求真，要尽可能的还原历史真相。“一般而言，简单求真并不难。在各种史料相对完整的情况下，要想通过文字重建某一时间经过的基本史实，就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历史爱好者，也可以实现。”[1]但是我们似乎忘了，历史往往就是一些有血有肉的、有思想的、有感情的人创造出来的，也可以说，历史史实从发生到结束一直渗透着“人性”的因素，这里所说的“人性”更多的是指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所具有的特性，这种特性有时能够成为关键性因素。读史求真，实实在在的史料必不可缺，但是单纯的、机械的堆砌分析史料，忽视历史主体的思想、行为活动往往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杨奎松教授1996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之解决》一文，主要是以张学良为主线，通过分析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态度变化以及解决事变之方式，去再现西安事变的真实过程，也就是从历史事实主体角度，去还原历史真相。因此，在这篇文章中，不可避免的也要考虑到“人性”的因素。从“人性”的角度去阐释历史，为历史的研究方法增加一个选择项，可以丰富我们对历史复杂性、整体性的认识。杨教授在《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之解决》一文中，还大量引用了《张学良文集》《文献和研究》等中的第一手历史文献与档案资料，说服力更强，这是杨教授文章的特色之一。
一、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为了平息内战、一致对外，出兵把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扣押在西安，迫使其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而发动的“兵谏”。然而绝大多数的历史事件不是孤立的，其发生也不是突发式的，它必然有一定的矛盾积累过程。因此，在探讨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有什么政治诉求之前，应先大致了解其发动西安事变的背景。
（一）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
1、1928年，日本制造“皇姑屯事件”，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被谋杀，“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带领东北军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一再的对日妥协，将东北地区“拱手相让”，这也让他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国仇家恨，使得张学良的抗日和反对内战的情绪与日俱增。
2、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逐步确立以及东北军在“剿共”中遭遇失败，为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的重新接触奠定了基础。共产党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政策与张学良、东北军的利益诉求具有一致性，同时东北军“剿共”过程中屡屡失利，损失严重，为了保存东北军的实力，张学良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
3、最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蒋介石全然不顾中日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毅然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逼迫东北军、十七路军与共产党火并，否则就将其外调，并且在解决“两广事件”后，还亲自飞往西安督战，这就增加了一心想打回东北，收复失地的东北军的不满情绪。蒋介石的“安内”政策不仅包括剿灭共产党，而且也包括在通过“剿共”的过程中实现国民党军队的统一。注意到这些背景，我们就可以看出张学良的目的。
（二）张学良的目的
正像张学良在事变过程中一再的强调“良等此举，纯为抗日，绝无造成内乱之意，并尽其所能，避免内战。”他之决心与蒋破裂，纯粹是因为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已没有办法与其理论，因而他从一开始就要求红军准备与他“共同行动”，同中央军作战。[2]杨奎松教授在《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只解决》文章中，将张学良从12日事变爆发到20日之间的各种信函、电报，以及公开谈话、演讲等活动进行了详尽的排列，这就使得张学良在事变过程中的目的和态度一目了然，能够清楚的表现出当时张学良“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通过历史主体连续的思想行为，来分析其目的与态度的发展与转变，这是杨教授文章的又一特色。
杨奎松教授经过更深一步的研究得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并不是单纯的逼蒋介石抗日，除了“兵谏”以外，确实还有其他的考虑和准备。张学良明白，蒋介石自己也讲过，东北问题不是靠中国自己能解决的，[3]张学良与蒋介石都有严重的恐日病，他们不敢进行彻底的抗日，而更多的是把希望寄托于第三方的干涉，所以张学良想通过中国共产党打通与苏联之间的关系，通过联俄联共实现抗日战争以及收回东北失地的胜利，这些可以从张学良所提的政治诉求中看出来。
张学良的基本政治诉求，就是他与杨虎城在事变当日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包括：（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4]这八项政治主张，条条都是对蒋介石“攘外必须安内”既定国策的否定，当时蒋介石对外一再向日本妥协，并寄希望于国联的干涉，对内加紧对共产党的围剿，镇压民众爱国运动，尤其是蒋介石1936年12月9日，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直接促使张学良等人发动了西安事变。张、杨的政治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近一年来共产党人一直在公开宣传和积极争取的目标，已经远远的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民族主义要求，几乎直截了当地呼吁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5]，同时我们也从这八项主张中看出，张、杨也在一定程度上争取政治权利，可以说张学良的主张，不仅仅代表着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利益主张，也代表着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各阶级的政治诉求。
二、西安事变的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方斡旋、妥协的结果，但是作为事变主要发动者的张学良的态度是推动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性因素。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以后，引发了国内国外的广泛关注。国外媒体纷纷表示张学良此举不利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局，1936年12月14日苏联《真理报》的社论：“张学良将军曾有充分可能抵抗日本侵略，其军队亦曾有热烈之战态，然张将军本人乃一贯采取不抵抗政策。他乃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俨然高揭抗日旗帜，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之侵略品。”[6]张学良十分重视共产国际的反应，在12月17日打电报给毛泽东询问“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张学良在这里用了“批评”一词，可以看出张学良已经或多或少的知道了苏联《真理报》发表的社论。[7]杨奎松教授很注重对用词的考究，他注意到张学良询问苏联对西安事变的反应时用了“批评”一词，可以看出张学良十分重视苏联对西安事变的反应。12月21日晚8时，张学良收到经由毛泽东转述的来自苏联季米特洛夫的电报：既然发动已成为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主张在有条件的基础上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一冲突。[8]苏联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蒋虽然实行消极抗日的政策，但是他仍具有较强的实力和较高的威望，中国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很大程度上能够牵制日本，使苏联避免腹背受敌。国内文教界、新闻界、团体组织纷纷谴责张学良扣蒋的行为，实行抗日反蒋两条革命路线并举的中国共产党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但是对如何处理蒋介石的问题出现了分歧，一部分人倾向借此机会除掉将或者对蒋进行公审，有的则对这种主张持保留意见，在权衡利弊以及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改变了那些多少情绪化的关于除掉或者公审蒋介石的要求，主张通过在有条件联蒋抗日的基础上，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南京政府内部亲日派主张出兵讨伐，意欲伺机挑起内战，张学良揭露了亲日派的阴谋，直接警告何应钦：在此时期，最好避免军事行动……否则彼此军人，谁有不明此中关键也哉；[9]亲美派则积极促成事变和平解决；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中主张杀蒋的不在少数；西安各界群众更是群情激奋，主张公开审蒋。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张学良对待西安事变以及蒋介石是什么样的态度，他是否有反蒋以自成局面之心？（一）张学良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直接目的就是停止一切内战，当初挥军入关结束中原大战，也是因为他担心内战的延续会导致中国的衰亡。所以，张学良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尽快结束国内战乱的状态。（二）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态度。张学良在事变当天清晨第一次向中共中央通报事变消息时宣称：他之决心与蒋破裂，纯粹是因为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已没有办法与其理论，因而他从一开始就要求红军准备与他共同行动，同中央军作战。[10]然而他在致电南京政府、各方实力派，和在西安各界群众以及东北军、十七路军中反复阐明：这次行动，完全是为民请命，绝非造成内乱；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11]这也难怪有一些学者坚持说张学良在事变过程中态度出现犹豫摇动。如果说张学良事变初有自成局面之心，可是事变后的几天内又转为只要蒋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就马上拥护他，因为受到铺天盖地的谴责，发现自己低估了当时蒋介石在国内民众心目中的威信和蒋作为中国中央政府最高权力形象的作用，未免有些牵强。因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绝不是因为一时鲁莽，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那就是跟着红军打游击或者入山为匪甚至牺牲自己，其态度怎么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转变的那么快。如果理解成张学良是为了隐藏自己与中共的关系，可是最后他又力排众议亲自送蒋回京，这似乎又有点说不通。在近几年新披露的周恩来1936年4月11日致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4月27日和4月30日刘鼎致李克农函中，提到张学良部下内部有分化，现在反蒋还做不到，先做最低限度的准备，等到蒋投降日本，必定与蒋决裂。[12]可见，张学良有在反蒋问题上是矛盾的，他只是有反蒋之希望或可能，他提出在蒋降日，与蒋决裂之前，先做最低限度的准备，如果蒋介石一直是消极抗日，不彻底降日，那他是不是会一直是滞留在准备状态。张学良在反蒋还是拥蒋之间犹豫不定，可以认为是他对蒋介石还抱有一定的幻想，只要蒋介石转变先安内的政策，凭借其威望及其实力是可以抵抗日本的，对于东北军的利益与前途也是有利的。张学良作为一个军阀，对自己的军事实力十分的看中，他曾经不止一次的说以东北军的利益为重，但是，张学良也具有很强烈的爱国情感。还在1936年4月延安会谈时，张学良就已经在谈论共产主义救中国，还是法西斯主义救中国这样的大问题了。[13]
可见，西安事变能否和平解决，对蒋介石的处理是关键。张学良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但是对待蒋介石他有两手准备，一是劝服蒋介石改变既定国策，拥蒋抗日；一是做最低限度的准备，待到蒋介石彻底降日，就彻底与之决裂。而且张学良在12月16日致电冯玉祥时曾说，良等此举，对事而非对人，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为（所）乐为。[14]在多方反复谈判、周旋下，蒋妥协，承认张学良、杨虎城的政治诉求，所以张选择了第一条路，拥蒋抗日并且力排众议无条件的亲自送蒋回京。对于张学良最后亲自送蒋回京，有的学者把它看做是张学良悔悟的表现，有些偏颇。周恩来曾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还要负荆请罪啊！[15]张学良的“负荆请罪”不能说是他思想上的缺陷和行动上的失误，社科院已故学者朱宗震先生曾说，蒋“性格火爆”、张“率性行事”，使“关系国家命运前途的西安事变，竟然只是两个男人情绪失控的产物”。[16]张学良虽然出身军阀，但是他在发动西安事变以及争取政治诉求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谨慎周全性，足以证明他在政治、军事方面并不是率性行事，不计后果的。唐德刚曾经这样评价张学良，把个花花公子和政治家、军事家分开来做，则民国史上实是车载斗量，没啥稀奇；可是把这三种不同的行业，拼在一起，搞得三位一体，如鱼得水，则学良之外，也就真的别无分店了。还有学者是这样评价张学良的：“意志坚定，个性中洋溢自由、无悔热情的张学良，一生中面临三次扭转乾坤的选择，也作成了三件改写历史的大事，回首他青年时期激荡风云，血泪交织，中年以后幽居读史，虔信宗教，晚年有耄耋体健，得见清白，固然令人涌起无限的感慨，但他充满历史无奈，命运拨弄的传奇一生，以及他所创造影响过的历史，却是不可能被遗忘的。”[17]这个评价是比较中肯的。张学良1928年东北易帜促成全国统一，1930年挥军入关结束中原大战，1936年发动西安事变改写现代历史，这三件具有决定性的事件，对于对抗侵略者，维护国家统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恰恰也是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复杂关系形成的关键性事件。张学良在关键时期帮助蒋介石实现“反革命的统一”，蒋介石是感激的，同时蒋介石对张学良又是畏惧的，他忌惮张学良的影响力以及他的军事实力，在利用东北军“剿共”的同时削弱东北军的力量，一石二鸟，“艳晚事件”“西安事变”更是让蒋介石感到张学良以及东北军的不可控制性，所以在张学良送蒋回京后，即使是张学良犯了这种“滔天大罪”，蒋介石也没有杀之而后快，而是将其软禁起来。
三、西安事变的结果
1、张、杨的政治主张基本上得到落实。蒋介石虽然是在特殊情况下承认张学良、杨虎城的政治诉求，但是返回南京后除了改组政府和令中央军离开西北这两点没有实现以外，其他的大都陆续得到了落实，可以说张学良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其实蒋返回南京后完全可以否认自己的承诺，那么中国的历史会走向另一个方向，但是他还是基本上遵守了承诺，这恰恰就是蒋介石为人处事有时候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特点，这就是处在历史中的“人性”因素所起的作用。
2、中国共产党转危为安，历史的天平开始向中国共产党倾斜。当时历经长征的红军，实力消耗严重，势力范围也一再压缩，处于极度困难状态。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使中国共产党不仅有了喘息休整的机会，而且中国共产党还凭借其对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及贯彻，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为中国共产党的壮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蒋介石也并不是一无所得，西安事变后他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张学良曾说，就像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一下，我给它擦一擦，我再给它开开，让它更亮。实际上，我这样，他（蒋）不是更亮了？
3、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西安事变后实现了联红容共，形成了抗日统一战线，推动了中国从长期内战到全面抗日的重要历史转折，促进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者单位：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杨奎松：《历史研究中的人性取向问题》，《过去的经验与可能的未来走向—中国近代史研究（1979— 2009）》，2009年10月1 日.
[2] 转引自杨奎松《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之解决》，《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05期.
[3] 参见《历史学者杨奎松细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不是单纯逼蒋抗日》，《时代周报》，2009年11月25日.
[4] 杨奎松：《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之解决》，《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05期.
[5] 同上
[6] 《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220页.
[7] 参见杨奎松：《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之解决》，《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05期.
[8] 同上
[9] 参见杨奎松：《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之解决》，《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05期.
[10] 同上
[11] 同上
[12] 参见杨奎松：《张学良反蒋问题之探讨》，《历史研究》，1997年06期.
[13] 见《周恩来致洛、毛、彭电》，1936年4月11日，其中周转述张学良的话说：“国民党完了，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共产党，一条法西斯蒂”。
[14] 参见杨奎松：《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之解决》，《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05期.
[15] 宋易风、习琳：《论述张学良发动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及其思想基础》.
[16] 杨津涛：“西安事变”拯救了中共 ——读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深圳特区报》，2012年5月18日，题为《“西安事变”改变了什么》.
[17] 见《张学良影响历史的三件大事》，《中国时报》，1991年3月11日.
杨奎松教授1996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之解决》一文，主要是以张学良为主线，通过分析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态度变化以及解决事变之方式，去再现西安事变的真实过程，也就是从历史事实主体角度，去还原历史真相。因此，在这篇文章中，不可避免的也要考虑到“人性”的因素。从“人性”的角度去阐释历史，为历史的研究方法增加一个选择项，可以丰富我们对历史复杂性、整体性的认识。杨教授在《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之解决》一文中，还大量引用了《张学良文集》《文献和研究》等中的第一手历史文献与档案资料，说服力更强，这是杨教授文章的特色之一。
一、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为了平息内战、一致对外，出兵把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扣押在西安，迫使其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而发动的“兵谏”。然而绝大多数的历史事件不是孤立的，其发生也不是突发式的，它必然有一定的矛盾积累过程。因此，在探讨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有什么政治诉求之前，应先大致了解其发动西安事变的背景。
（一）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
1、1928年，日本制造“皇姑屯事件”，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被谋杀，“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带领东北军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一再的对日妥协，将东北地区“拱手相让”，这也让他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国仇家恨，使得张学良的抗日和反对内战的情绪与日俱增。
2、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逐步确立以及东北军在“剿共”中遭遇失败，为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的重新接触奠定了基础。共产党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政策与张学良、东北军的利益诉求具有一致性，同时东北军“剿共”过程中屡屡失利，损失严重，为了保存东北军的实力，张学良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
3、最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蒋介石全然不顾中日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毅然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逼迫东北军、十七路军与共产党火并，否则就将其外调，并且在解决“两广事件”后，还亲自飞往西安督战，这就增加了一心想打回东北，收复失地的东北军的不满情绪。蒋介石的“安内”政策不仅包括剿灭共产党，而且也包括在通过“剿共”的过程中实现国民党军队的统一。注意到这些背景，我们就可以看出张学良的目的。
（二）张学良的目的
正像张学良在事变过程中一再的强调“良等此举，纯为抗日，绝无造成内乱之意，并尽其所能，避免内战。”他之决心与蒋破裂，纯粹是因为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已没有办法与其理论，因而他从一开始就要求红军准备与他“共同行动”，同中央军作战。[2]杨奎松教授在《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只解决》文章中，将张学良从12日事变爆发到20日之间的各种信函、电报，以及公开谈话、演讲等活动进行了详尽的排列，这就使得张学良在事变过程中的目的和态度一目了然，能够清楚的表现出当时张学良“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通过历史主体连续的思想行为，来分析其目的与态度的发展与转变，这是杨教授文章的又一特色。
杨奎松教授经过更深一步的研究得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并不是单纯的逼蒋介石抗日，除了“兵谏”以外，确实还有其他的考虑和准备。张学良明白，蒋介石自己也讲过，东北问题不是靠中国自己能解决的，[3]张学良与蒋介石都有严重的恐日病，他们不敢进行彻底的抗日，而更多的是把希望寄托于第三方的干涉，所以张学良想通过中国共产党打通与苏联之间的关系，通过联俄联共实现抗日战争以及收回东北失地的胜利，这些可以从张学良所提的政治诉求中看出来。
张学良的基本政治诉求，就是他与杨虎城在事变当日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包括：（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4]这八项政治主张，条条都是对蒋介石“攘外必须安内”既定国策的否定，当时蒋介石对外一再向日本妥协，并寄希望于国联的干涉，对内加紧对共产党的围剿，镇压民众爱国运动，尤其是蒋介石1936年12月9日，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直接促使张学良等人发动了西安事变。张、杨的政治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近一年来共产党人一直在公开宣传和积极争取的目标，已经远远的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民族主义要求，几乎直截了当地呼吁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5]，同时我们也从这八项主张中看出，张、杨也在一定程度上争取政治权利，可以说张学良的主张，不仅仅代表着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利益主张，也代表着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各阶级的政治诉求。
二、西安事变的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方斡旋、妥协的结果，但是作为事变主要发动者的张学良的态度是推动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性因素。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以后，引发了国内国外的广泛关注。国外媒体纷纷表示张学良此举不利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局，1936年12月14日苏联《真理报》的社论：“张学良将军曾有充分可能抵抗日本侵略，其军队亦曾有热烈之战态，然张将军本人乃一贯采取不抵抗政策。他乃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俨然高揭抗日旗帜，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之侵略品。”[6]张学良十分重视共产国际的反应，在12月17日打电报给毛泽东询问“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张学良在这里用了“批评”一词，可以看出张学良已经或多或少的知道了苏联《真理报》发表的社论。[7]杨奎松教授很注重对用词的考究，他注意到张学良询问苏联对西安事变的反应时用了“批评”一词，可以看出张学良十分重视苏联对西安事变的反应。12月21日晚8时，张学良收到经由毛泽东转述的来自苏联季米特洛夫的电报：既然发动已成为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主张在有条件的基础上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一冲突。[8]苏联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蒋虽然实行消极抗日的政策，但是他仍具有较强的实力和较高的威望，中国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很大程度上能够牵制日本，使苏联避免腹背受敌。国内文教界、新闻界、团体组织纷纷谴责张学良扣蒋的行为，实行抗日反蒋两条革命路线并举的中国共产党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但是对如何处理蒋介石的问题出现了分歧，一部分人倾向借此机会除掉将或者对蒋进行公审，有的则对这种主张持保留意见，在权衡利弊以及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改变了那些多少情绪化的关于除掉或者公审蒋介石的要求，主张通过在有条件联蒋抗日的基础上，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南京政府内部亲日派主张出兵讨伐，意欲伺机挑起内战，张学良揭露了亲日派的阴谋，直接警告何应钦：在此时期，最好避免军事行动……否则彼此军人，谁有不明此中关键也哉；[9]亲美派则积极促成事变和平解决；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中主张杀蒋的不在少数；西安各界群众更是群情激奋，主张公开审蒋。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张学良对待西安事变以及蒋介石是什么样的态度，他是否有反蒋以自成局面之心？（一）张学良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直接目的就是停止一切内战，当初挥军入关结束中原大战，也是因为他担心内战的延续会导致中国的衰亡。所以，张学良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尽快结束国内战乱的状态。（二）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态度。张学良在事变当天清晨第一次向中共中央通报事变消息时宣称：他之决心与蒋破裂，纯粹是因为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已没有办法与其理论，因而他从一开始就要求红军准备与他共同行动，同中央军作战。[10]然而他在致电南京政府、各方实力派，和在西安各界群众以及东北军、十七路军中反复阐明：这次行动，完全是为民请命，绝非造成内乱；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11]这也难怪有一些学者坚持说张学良在事变过程中态度出现犹豫摇动。如果说张学良事变初有自成局面之心，可是事变后的几天内又转为只要蒋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就马上拥护他，因为受到铺天盖地的谴责，发现自己低估了当时蒋介石在国内民众心目中的威信和蒋作为中国中央政府最高权力形象的作用，未免有些牵强。因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绝不是因为一时鲁莽，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那就是跟着红军打游击或者入山为匪甚至牺牲自己，其态度怎么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转变的那么快。如果理解成张学良是为了隐藏自己与中共的关系，可是最后他又力排众议亲自送蒋回京，这似乎又有点说不通。在近几年新披露的周恩来1936年4月11日致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4月27日和4月30日刘鼎致李克农函中，提到张学良部下内部有分化，现在反蒋还做不到，先做最低限度的准备，等到蒋投降日本，必定与蒋决裂。[12]可见，张学良有在反蒋问题上是矛盾的，他只是有反蒋之希望或可能，他提出在蒋降日，与蒋决裂之前，先做最低限度的准备，如果蒋介石一直是消极抗日，不彻底降日，那他是不是会一直是滞留在准备状态。张学良在反蒋还是拥蒋之间犹豫不定，可以认为是他对蒋介石还抱有一定的幻想，只要蒋介石转变先安内的政策，凭借其威望及其实力是可以抵抗日本的，对于东北军的利益与前途也是有利的。张学良作为一个军阀，对自己的军事实力十分的看中，他曾经不止一次的说以东北军的利益为重，但是，张学良也具有很强烈的爱国情感。还在1936年4月延安会谈时，张学良就已经在谈论共产主义救中国，还是法西斯主义救中国这样的大问题了。[13]
可见，西安事变能否和平解决，对蒋介石的处理是关键。张学良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但是对待蒋介石他有两手准备，一是劝服蒋介石改变既定国策，拥蒋抗日；一是做最低限度的准备，待到蒋介石彻底降日，就彻底与之决裂。而且张学良在12月16日致电冯玉祥时曾说，良等此举，对事而非对人，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为（所）乐为。[14]在多方反复谈判、周旋下，蒋妥协，承认张学良、杨虎城的政治诉求，所以张选择了第一条路，拥蒋抗日并且力排众议无条件的亲自送蒋回京。对于张学良最后亲自送蒋回京，有的学者把它看做是张学良悔悟的表现，有些偏颇。周恩来曾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还要负荆请罪啊！[15]张学良的“负荆请罪”不能说是他思想上的缺陷和行动上的失误，社科院已故学者朱宗震先生曾说，蒋“性格火爆”、张“率性行事”，使“关系国家命运前途的西安事变，竟然只是两个男人情绪失控的产物”。[16]张学良虽然出身军阀，但是他在发动西安事变以及争取政治诉求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谨慎周全性，足以证明他在政治、军事方面并不是率性行事，不计后果的。唐德刚曾经这样评价张学良，把个花花公子和政治家、军事家分开来做，则民国史上实是车载斗量，没啥稀奇；可是把这三种不同的行业，拼在一起，搞得三位一体，如鱼得水，则学良之外，也就真的别无分店了。还有学者是这样评价张学良的：“意志坚定，个性中洋溢自由、无悔热情的张学良，一生中面临三次扭转乾坤的选择，也作成了三件改写历史的大事，回首他青年时期激荡风云，血泪交织，中年以后幽居读史，虔信宗教，晚年有耄耋体健，得见清白，固然令人涌起无限的感慨，但他充满历史无奈，命运拨弄的传奇一生，以及他所创造影响过的历史，却是不可能被遗忘的。”[17]这个评价是比较中肯的。张学良1928年东北易帜促成全国统一，1930年挥军入关结束中原大战，1936年发动西安事变改写现代历史，这三件具有决定性的事件，对于对抗侵略者，维护国家统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恰恰也是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复杂关系形成的关键性事件。张学良在关键时期帮助蒋介石实现“反革命的统一”，蒋介石是感激的，同时蒋介石对张学良又是畏惧的，他忌惮张学良的影响力以及他的军事实力，在利用东北军“剿共”的同时削弱东北军的力量，一石二鸟，“艳晚事件”“西安事变”更是让蒋介石感到张学良以及东北军的不可控制性，所以在张学良送蒋回京后，即使是张学良犯了这种“滔天大罪”，蒋介石也没有杀之而后快，而是将其软禁起来。
三、西安事变的结果
1、张、杨的政治主张基本上得到落实。蒋介石虽然是在特殊情况下承认张学良、杨虎城的政治诉求，但是返回南京后除了改组政府和令中央军离开西北这两点没有实现以外，其他的大都陆续得到了落实，可以说张学良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其实蒋返回南京后完全可以否认自己的承诺，那么中国的历史会走向另一个方向，但是他还是基本上遵守了承诺，这恰恰就是蒋介石为人处事有时候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特点，这就是处在历史中的“人性”因素所起的作用。
2、中国共产党转危为安，历史的天平开始向中国共产党倾斜。当时历经长征的红军，实力消耗严重，势力范围也一再压缩，处于极度困难状态。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使中国共产党不仅有了喘息休整的机会，而且中国共产党还凭借其对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及贯彻，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为中国共产党的壮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蒋介石也并不是一无所得，西安事变后他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张学良曾说，就像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一下，我给它擦一擦，我再给它开开，让它更亮。实际上，我这样，他（蒋）不是更亮了？
3、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西安事变后实现了联红容共，形成了抗日统一战线，推动了中国从长期内战到全面抗日的重要历史转折，促进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者单位：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杨奎松：《历史研究中的人性取向问题》，《过去的经验与可能的未来走向—中国近代史研究（1979— 2009）》，2009年10月1 日.
[2] 转引自杨奎松《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之解决》，《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05期.
[3] 参见《历史学者杨奎松细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不是单纯逼蒋抗日》，《时代周报》，2009年11月25日.
[4] 杨奎松：《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之解决》，《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05期.
[5] 同上
[6] 《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220页.
[7] 参见杨奎松：《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之解决》，《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05期.
[8] 同上
[9] 参见杨奎松：《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之解决》，《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05期.
[10] 同上
[11] 同上
[12] 参见杨奎松：《张学良反蒋问题之探讨》，《历史研究》，1997年06期.
[13] 见《周恩来致洛、毛、彭电》，1936年4月11日，其中周转述张学良的话说：“国民党完了，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共产党，一条法西斯蒂”。
[14] 参见杨奎松：《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之解决》，《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05期.
[15] 宋易风、习琳：《论述张学良发动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及其思想基础》.
[16] 杨津涛：“西安事变”拯救了中共 ——读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深圳特区报》，2012年5月18日，题为《“西安事变”改变了什么》.
[17] 见《张学良影响历史的三件大事》，《中国时报》，1991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