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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有句口头禅：“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在他的八宝箱里，安静地存放着几本发黄的记事本，林林总总记下了我家几十年来的大事小事，大到盖房造屋，小到柴米油盐。这一件件琐事，一串串数字，记录着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的小康之路。
艰难的小学时光。那时没有义务教育，农村很多孩子上不起学。爷爷去世早，父亲和奶奶相依为命，吃饭和穿衣都成问题，不要说读书了。村里有个叫具四爷的长者读过私塾，他经常教父亲认一些汉字，父亲记性好，教一遍就能记住了。一天，具四爷来找奶奶，说这个孩子不读书太可惜。奶奶叹气道，哪有钱让孩子去读书呢，再说开学已经一个多月了，就是去也跟不上。具四爷说他有个亲戚在学校教书，他先去說说看，能不能先去旁听，成绩跟得上就给钱，跟不上就算了。
学校建在一座古庙里，桌椅都是用土块垒成。当时全校就一个老师，一人教四个年级，一、二年级面朝东山墙的黑板，三、四年级面朝西山墙的黑板，上这个年级的课时，其他年级的学生可以自由活动。因为入学迟，父亲舍不得浪费一丁点儿时间，上四个年级的课他都在教室里认真听讲，不懂就向老师和同学请教。
家离学校三公里，走的是一条荆棘的小路，晴天还好，雨天到处泥泞不堪，走不好就会摔跤，弄得一身泥水。当时家里没有胶鞋，夏秋季节雨天都是赤脚往返，冬春季的雨天就备两双鞋，一双旧布鞋作泥鞋，一双干鞋到教室换上，放学再换过来。有时湿鞋上了冻，脚塞进这冰窟窿里半天缓不过劲来。那时的学习条件真是异常艰苦，但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让父亲倍加珍惜。
第一笔“巨款”。1965年，父亲18岁。当时农村靠挣工分过日子，男人一天10工分，女人一天8工分。由于家里没有主劳力，年终分红总是透支，孤儿寡母的生活捉襟见肘，甚至连盐都买不起，经常去邻居郭玉家借盐。
郭玉四十来岁，精明强干，人亦厚道，父亲非常敬重他。有天晚上，父亲去郭玉家串门，见他正在整理山茶：用刀砍去带刺的老杆，把较嫩的枝叶捆成一把把长短一致，大小相仿的小捆。父亲前去帮忙，见识了郭玉的手艺，心向往之。郭玉见父亲能吃苦，便答应他学艺的请求。他们花了两个下午时间砍来山茶，晚上整理，共整理成300多把，晒干后就能销售。一个有月光的夜晚，两人挑着山茶出发了，走夜路加上挑重担，人又累又困，一路无话。直到次日太阳高照，他们才抵达合肥的七里塘。当时七里塘还是农业生产队，传统的自然村落。郭玉领着父亲转了两个村庄，边做山茶广告，边挨户叫卖，见父亲熟悉了路数，郭玉提议分头行动，郭玉向北，父亲向南。一开头，父亲不好意思出声，一连跑了好几个村庄，没卖出几把。渐渐胆子大起来了，敢大声吆喝了：“卖山茶哎，五分一把！”父亲不停地奔走叫卖，生意也渐渐好起来。先是五分一把，后来三分，再后来两分。五月的中午很是炎热，衣服汗湿了紧贴身上也顾不上歇息。终于在太阳快落山时，一担山茶卖完了，父亲清点了一下数目，八元八角五分，这是他挣的第一笔“巨款”，虽然疲乏万分，但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一连数了好几遍。
突破“万元”大关。1978年改革开放，土地分产到户。我家当时六口人，分到10来亩田地。责任田到户，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前所未有的高涨，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高，农民的生活逐渐有了起色。1980年，父亲账本上的赤字变成盈余。特别是1989年，我家首次试种秦油2号杂交油菜获得成功，水稻又获丰收，当年庄稼收入9200元，加上两头肥猪，还有鸡鸭鹅雉，年收入突破万元，成了远近闻名的“万元户”。兜里有了钱，父亲决定改善居住条件，破烂不堪的茅草房实在容纳不下六口之家。1990年的一天，一辆满载红砖的拖拉机卷起一片尘土驶进村庄，发动机突突的轰鸣声打破了山村以往的宁静。一些大人端着饭碗前来瞧热闹，孩子们围着拖拉机攀上爬下，这里瞅瞅那里看看，钻上驾驶室去摸摸方向盘，按按车喇叭。盖房的日子我家成了村子里的中心，一大帮乡亲们主动来参加劳动，当时没有专业的建筑队，只有一个大师傅带着这些临时工，干活也没有工钱，一饱饭一天。抬石头、砌石基、拎水泥、搬砖头，大家忙得不亦乐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四间宽敞明亮的瓦房就落成了。奶奶喜上眉梢：“这房子好，高挑敞亮，住着舒服。”
第一台家用电器。解决了温饱问题，人们对文化的追求越来越高，徒步五六里去看一场戏、赶一场电影成为常态。奶奶对“小倒戏”———庐剧情有独钟，因岁数大了，不能到处赶场，见看戏回来的妯娌们手舞足蹈描述精彩的剧情，满脸都是羡慕。父亲看不过去，一狠心，花了560元买了一台燕舞牌收录机。这下我家里可热闹了，每天吃过午饭，村里的大爷大妈们都一准赶来了，《秦雪梅观画》《四郎探母》《孟姜女》《孔雀东南飞》等曲目轮番播放，咿咿呀呀，唱个不停。机器运行时间长，加上磁带质量不好，经常绞带。这时奶奶就会喊我帮忙，我小心把绞带拽出来，然后用一根竹筷插入磁带孔，慢慢把露出来的带子卷回去。
安装固定电话。1993年夏，我们即将外出读书，怕奶奶念叨，父亲花了2000多元安装了一部固定电话，让我们经常打电话回家跟奶奶报平安。电话装好那天，像过年一样，家里聚集了很多人。爸爸写了一个号码让奶奶拨通试试，奶奶耳朵聋，也不会操作，就叫我来打。我非常紧张，手指发抖，对着纸上的号码按了半天才拨通，话筒里传来陌生的声音：“喂，你是谁？”我也跟着问：“你是谁呀？”对方似乎很不耐烦：“你到底是谁？”“你不说，我也不说。”只听对方啪的挂了电话，话筒这头“嘟嘟”发出忙音，一屋子的人哄堂大笑，有的甚至笑出了泪花，我尴尬极了。原来这个号码是防虎中学我表姐家的电话号码，她接听后还以为是骚扰电话呢。
弹指间，换了人间。父亲的笔记本像一部无声电影，一篇篇，一幕幕在我的眼前闪过。简单的文字承载着满满的回忆，是我家从当初家徒四壁一步步走向小康生活的见证，更映射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沧海桑田。
其实，父亲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不，最近他的笔记本又有了抗疫、抗洪等新内容。他为中国的担当和实力感到骄傲，他说：“要是在旧社会，遇到这么严重的灾难，老百姓只有烧香拜佛、逃亡或自生自灭了。现在国家富强，老百姓有了靠山，人人过得幸福，活得舒心，这才是真正的小康生活。”
———选自中国西部散文网
艰难的小学时光。那时没有义务教育，农村很多孩子上不起学。爷爷去世早，父亲和奶奶相依为命，吃饭和穿衣都成问题，不要说读书了。村里有个叫具四爷的长者读过私塾，他经常教父亲认一些汉字，父亲记性好，教一遍就能记住了。一天，具四爷来找奶奶，说这个孩子不读书太可惜。奶奶叹气道，哪有钱让孩子去读书呢，再说开学已经一个多月了，就是去也跟不上。具四爷说他有个亲戚在学校教书，他先去說说看，能不能先去旁听，成绩跟得上就给钱，跟不上就算了。
学校建在一座古庙里，桌椅都是用土块垒成。当时全校就一个老师，一人教四个年级，一、二年级面朝东山墙的黑板，三、四年级面朝西山墙的黑板，上这个年级的课时，其他年级的学生可以自由活动。因为入学迟，父亲舍不得浪费一丁点儿时间，上四个年级的课他都在教室里认真听讲，不懂就向老师和同学请教。
家离学校三公里，走的是一条荆棘的小路，晴天还好，雨天到处泥泞不堪，走不好就会摔跤，弄得一身泥水。当时家里没有胶鞋，夏秋季节雨天都是赤脚往返，冬春季的雨天就备两双鞋，一双旧布鞋作泥鞋，一双干鞋到教室换上，放学再换过来。有时湿鞋上了冻，脚塞进这冰窟窿里半天缓不过劲来。那时的学习条件真是异常艰苦，但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让父亲倍加珍惜。
第一笔“巨款”。1965年，父亲18岁。当时农村靠挣工分过日子，男人一天10工分，女人一天8工分。由于家里没有主劳力，年终分红总是透支，孤儿寡母的生活捉襟见肘，甚至连盐都买不起，经常去邻居郭玉家借盐。
郭玉四十来岁，精明强干，人亦厚道，父亲非常敬重他。有天晚上，父亲去郭玉家串门，见他正在整理山茶：用刀砍去带刺的老杆，把较嫩的枝叶捆成一把把长短一致，大小相仿的小捆。父亲前去帮忙，见识了郭玉的手艺，心向往之。郭玉见父亲能吃苦，便答应他学艺的请求。他们花了两个下午时间砍来山茶，晚上整理，共整理成300多把，晒干后就能销售。一个有月光的夜晚，两人挑着山茶出发了，走夜路加上挑重担，人又累又困，一路无话。直到次日太阳高照，他们才抵达合肥的七里塘。当时七里塘还是农业生产队，传统的自然村落。郭玉领着父亲转了两个村庄，边做山茶广告，边挨户叫卖，见父亲熟悉了路数，郭玉提议分头行动，郭玉向北，父亲向南。一开头，父亲不好意思出声，一连跑了好几个村庄，没卖出几把。渐渐胆子大起来了，敢大声吆喝了：“卖山茶哎，五分一把！”父亲不停地奔走叫卖，生意也渐渐好起来。先是五分一把，后来三分，再后来两分。五月的中午很是炎热，衣服汗湿了紧贴身上也顾不上歇息。终于在太阳快落山时，一担山茶卖完了，父亲清点了一下数目，八元八角五分，这是他挣的第一笔“巨款”，虽然疲乏万分，但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一连数了好几遍。
突破“万元”大关。1978年改革开放，土地分产到户。我家当时六口人，分到10来亩田地。责任田到户，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前所未有的高涨，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高，农民的生活逐渐有了起色。1980年，父亲账本上的赤字变成盈余。特别是1989年，我家首次试种秦油2号杂交油菜获得成功，水稻又获丰收，当年庄稼收入9200元，加上两头肥猪，还有鸡鸭鹅雉，年收入突破万元，成了远近闻名的“万元户”。兜里有了钱，父亲决定改善居住条件，破烂不堪的茅草房实在容纳不下六口之家。1990年的一天，一辆满载红砖的拖拉机卷起一片尘土驶进村庄，发动机突突的轰鸣声打破了山村以往的宁静。一些大人端着饭碗前来瞧热闹，孩子们围着拖拉机攀上爬下，这里瞅瞅那里看看，钻上驾驶室去摸摸方向盘，按按车喇叭。盖房的日子我家成了村子里的中心，一大帮乡亲们主动来参加劳动，当时没有专业的建筑队，只有一个大师傅带着这些临时工，干活也没有工钱，一饱饭一天。抬石头、砌石基、拎水泥、搬砖头，大家忙得不亦乐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四间宽敞明亮的瓦房就落成了。奶奶喜上眉梢：“这房子好，高挑敞亮，住着舒服。”
第一台家用电器。解决了温饱问题，人们对文化的追求越来越高，徒步五六里去看一场戏、赶一场电影成为常态。奶奶对“小倒戏”———庐剧情有独钟，因岁数大了，不能到处赶场，见看戏回来的妯娌们手舞足蹈描述精彩的剧情，满脸都是羡慕。父亲看不过去，一狠心，花了560元买了一台燕舞牌收录机。这下我家里可热闹了，每天吃过午饭，村里的大爷大妈们都一准赶来了，《秦雪梅观画》《四郎探母》《孟姜女》《孔雀东南飞》等曲目轮番播放，咿咿呀呀，唱个不停。机器运行时间长，加上磁带质量不好，经常绞带。这时奶奶就会喊我帮忙，我小心把绞带拽出来，然后用一根竹筷插入磁带孔，慢慢把露出来的带子卷回去。
安装固定电话。1993年夏，我们即将外出读书，怕奶奶念叨，父亲花了2000多元安装了一部固定电话，让我们经常打电话回家跟奶奶报平安。电话装好那天，像过年一样，家里聚集了很多人。爸爸写了一个号码让奶奶拨通试试，奶奶耳朵聋，也不会操作，就叫我来打。我非常紧张，手指发抖，对着纸上的号码按了半天才拨通，话筒里传来陌生的声音：“喂，你是谁？”我也跟着问：“你是谁呀？”对方似乎很不耐烦：“你到底是谁？”“你不说，我也不说。”只听对方啪的挂了电话，话筒这头“嘟嘟”发出忙音，一屋子的人哄堂大笑，有的甚至笑出了泪花，我尴尬极了。原来这个号码是防虎中学我表姐家的电话号码，她接听后还以为是骚扰电话呢。
弹指间，换了人间。父亲的笔记本像一部无声电影，一篇篇，一幕幕在我的眼前闪过。简单的文字承载着满满的回忆，是我家从当初家徒四壁一步步走向小康生活的见证，更映射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沧海桑田。
其实，父亲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不，最近他的笔记本又有了抗疫、抗洪等新内容。他为中国的担当和实力感到骄傲，他说：“要是在旧社会，遇到这么严重的灾难，老百姓只有烧香拜佛、逃亡或自生自灭了。现在国家富强，老百姓有了靠山，人人过得幸福，活得舒心，这才是真正的小康生活。”
———选自中国西部散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