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来，从念初中开始迷上碑帖，到后来收藏古籍善本，这些年在我爱好藏书的过程中，受到了古今很多藏书家的影响与启发。远有清代的黄丕烈、许梿;近现代就更多了，周叔弢先生、傅增湘先生、黄裳先生等等，都是我满心敬佩的藏书家。当中与黄裳先生还曾有过一面之缘，有幸拜访過他。
　　而影响最为深刻的，当属郑振铎先生。

机缘

　　文如其人，郑振铎先生是一位性情中人，为藏书穷尽了毕生精力。1958年先生去世，他的夫人高君箴和哲嗣郑尔康遵照其遗愿，将家中藏书全部捐献给了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共计17224部、94441册。后来这些书被整理编辑成了《西谛书目》（注：“西谛”系郑振铎先生笔名之一），序言由古籍版本界泰斗级人物、时任北京图书馆善本部主任的赵万里先生所写，他评价道：“郑先生的藏书，就数量和质量论，在当代私家藏书中可算是屈指可数的。”
　　1958年的我，还正值“戴红领巾”的年龄，无缘赶上能当面得先生指点一二的时机。不过，1998年我在文物出版社工作，有缘编辑出版了一部《西谛书跋》，主编是吴晓铃先生，他是郑先生的学生，也是颇有建树的藏书家。书中收录了郑先生为藏书所做的题跋，而其中他题跋并寄赠赵万里先生的《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第一集原书还在我手上，不得不说是一份机缘。
　　出书过程中还有个鲜为人知的“插曲”：其实原定的书名叫“西谛题跋”，我们专程邀请了著名的目录学家、上海图书馆老馆长顾廷龙先生题词，老先生欣然应允。但可能是因为沟通中的阴差阳错，他将题跋二字写成了书跋。考虑到先生已是90多岁高龄，不忍过多打搅，于是我便将错就错，改了书名。然而更想不到的是世事无常，书名是在春暖花开的4月题写的，6月老人家就因病驾鹤西去，这成了他最后的遗墨，至今我还小心保存着。
　　也正是因为编辑《西谛书跋》，我与郑尔康先生有了联系，并结下了亲密的友谊。他比我年长10岁，热心、开朗。当时他住在北京东城和平里，每年都要回上海。所以我每到上海，只要他也在，必会与夫人一道热情招待我，逢年过节也一定会接到他的电话。他曾回忆自己的父亲为了藏书，吃白薯山芋，面包就白开水，很不容易！算起来，今年是郑尔康先生去世的第八个年头，而前段我参加活动，正巧又遇到了他的哲嗣郑源。所以我常常会想，自己虽未见过郑振铎先生，但通过读他的文章、与他后代家人的交往，和先生之间好像逐渐地产生了一种心有灵犀的感觉，他依然还是那样一位可敬可爱的导师，无形之中给了我莫大的激励和鼓舞。

榜样

　　有关郑先生的著作，1983年三联出版的《西谛书话》绝对值得藏书者一读。它遴选了先生专谈古籍的文章，访书之艰辛、淘书之乐趣亦在其中。不难看出，先生爱读书、爱研究书、爱写书，兴趣相当广泛，学问甚为广博。
　　当初在第一时间读完后，作为藏书发烧友的我激动不已;尤其是书中《访笺杂记》《劫中得书记》《劫中得书续记》等10篇文章，已记不清反复读过多少遍。它们给我几点感触颇深：首先是先生对自己得到一本好书有两个比喻，一是如大将之克名城，充满胜利喜悦;二是如地质学家在顽石堆中发现了珍贵矿藏一样，欣喜若狂。爱之深可见一斑。他的藏书都是很辛苦地设法购得，购书的钱是“中夜灯下疾书的所得或减衣缩食的所余，一部部书都可以看出自己夏日的汗，冬夜的凄栗，有红丝的睡眼，右手执笔处的指端的硬茧和酸痛的右臂。”
　　正因如此，他的一生为保护中国古籍文献付出了巨大精力和艰苦卓绝的努力。特别是在“上海孤岛时期”，他以一己之力与侵略者抗衡，认为若“史在他邦，文归海外”，是“奇耻大辱”，因此“欲挽狂澜，诚哉其为愚公移山之业也！”“中夜彷徨，每不知涕之何从！”
　　可以说，先生爱书的激情、藏书的学术方法论，包括对版本的认识，都直接成为了我的榜样。根据他的思路去探索，从他的思想中汲取力量，他致力于保存文献的精神，更是成了我藏书的一种动力源泉。
　　例如访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城的各个书店，凡是有古旧书籍的我几乎跑遍，那个时候就靠腿勤。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艺术品拍卖兴起，大家同场竞争，又成了靠实力比拼。另一方面，以碑帖为例，早些年花大手笔在收集的还有日本藏家。所以尽管个人之力很微薄，但只要是好书，我也必欲得之而后快，不计后果、不求回报，哪怕生活会因此变得清苦也心甘情愿。以至于当时有拍卖公司的朋友戏称我是“工薪阶层敢死队”“买书拼命三郎”。
　　直到今天，每当看到国内藏家慧眼识珠，让珍贵古籍文献在拍场上体现了它应有的价值，还有流散在海外的藏书回流，都让我十分高兴和欣慰，无论何时，文脉不能间断。

往事

　　谈及藏书，有意思的是，郑先生并不承认自己是“藏书家”，说他从不为藏而藏，是“为了研究的方便和手头应用的需要”。《西谛书目》也印证了他的说法——所捐藏书以历代诗文集、戏曲、小说、弹词、宝卷、民间文艺、版画和各种经济史料为主，与先生研究范围相一致。 　　可见，藏书最终是为了学以致用。我着重碑帖碑刻，同时也做清代相关学术研究，得先生启迪，金石古籍与清版书成了我的收藏书目，对它们简直爱得不行。說到这种心情，让我不禁想起了一件淘书往事。
　　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曾在中国书店买了一本光绪年翻刻的《古均阁宝刻录》，相当精致。关于这本书的“身世”，上世纪50年代初，郑振铎先生曾在北京北海团城倡导举办了“中国印本书籍展览”，展品中就有一本咸丰八年许梿《古均阁宝刻录》原刻本。其年代不算久远，却能被归入善本，可见一是刻得精，二是版本珍稀。
　　实际上，许梿刻的是一个系列，展出的这本为其中第一本，说的是汉代夏承碑。于我而言，它最大的价值是前言，讲述了许梿研究金石学的经过，包括他与前辈、同辈的金石学家的交往，涉及到不少清代学者，这对于研究许梿的生平非常重要。
　　自从有了翻刻本，更激发了我寻访原刻本的兴趣。恰好又出差杭州，于是顺道去了杭州古籍书店，向当时的书店经理、版本学家严宝善先生打听。据他回忆，店里原是有过两本，已经卖了，其中一本就卖给了中国书店。回京后我又立即去中国书店询问，对方回答确有此事，但一时恐怕找不到，由于它是一本薄册，谁知道积压在哪一垛书堆当中？
　　原本以为要没戏，不想过了大概一年，书店的人竟然给我电话说找着了。这可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梦寐以求！
　　兜兜转转了一大圈，居然也能买到郑先生当年肯定过的书，这是幸运，更是幸福。

写给《中国收藏》读者的一句话

　　在当今的古籍碑帖收藏界，孟宪钧可算是一位“重量级”人物。今年73岁的他藏书丰富，谈论起来如数家珍。而对于古籍版本和碑帖的鉴定，他更是功力颇深，历任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在历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审、国家文物局一级品定级审鉴等古籍保护的重要工作中，都少不了他的身影。他还有一重身份是师从启功先生，与先生多年的师生缘是藏书圈的美谈。于他而言，读书、校碑、临帖都是生活中不可分割的日常，几十年如一日，皆因“学无止境”，他认为这是做学问的人需要时刻铭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