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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瞳瞳的学校放假早一点，他娘俩提前几天已回武胜。
腊月二十八下午，我终于向着老家荣县出发。因驾照还没到手，为我带车开路的是同在成都工作的一位沾亲带故的女院长。多年没回出生地过年，这回总算如愿以偿。想必八十多岁的老父老母一定在村口盼我，尽管他们在电话里从不过多表达情感，但他们懂得我有妻儿，有自己家的事。
孩子都是父母的股份。但父母不是股东，他们只是家的遗址。我知道有一天，他们还将成为故乡的坟墓。
现实中，哥哥和姐姐成家较早，但父母从没把我这一股份从原始股里分出来，无论他们决定什么大小事，都以我的名义执行。比如挨邻隔壁或亲戚红白事，他们要去走个亲送个礼，打的都是我的招牌，而且往往比别人家送得多，意思是不能给我丢面子。如果有我行礼出面的请客祝酒邀请，他们就不再单独行礼，反正我是他们的股，他们代表我的家。
父母跟幺儿一起生活，这是故土老人亘古不变的习俗。母亲常以家中有我这一股而宽心。可今年的春节，气氛有点糟，拿母亲的话说，人花花也没得几个。听说在外打工的回来不少，但就是不敢扎堆串门。
在乡下，晚饭后的规定动作便是洗脸洗脚，再多人也只轮流用那一张洗脸帕，以及同一盆水。这让久居城里的我很不习惯。即便天然气与自来水早已安装，父母却当它只是摆设，依然习惯柴火煮饭，习惯延长一盆水的使用寿命。完了，父亲示意我打开电视看节目。望着写字台上摆放的二十英寸电视，我不愿伸手拿遥控板，感觉这小玩意与我们的大房子很不匹配。这空大的客厅，除了两个不善言辞的老人，太需要一种声响来作陪。突然想给父母换台大电视，明天就去自贡买。
母亲听此消息，心里顿时乐开了花。
腊月二十九早上，屋檐上滴着霜水，母亲像个欢天喜地的孩子，踩着枯萎的青草，跟着我出门。竹林边，风儿摇动的两棵树之间，是谁布置了一张大网？母亲说是德娃干的事，他想让斑鸠天天来上当。我想，再傻的鸟儿，受过一回难也不会再来了。那一刻，我很想找个无人的空当，悄悄撤掉那一张网。每天早晚，鸟儿集合家门前的生动场景，是城里人的望尘莫及，白鹭在此栖息，更添画中意趣。遗憾的是，我的行动已不如一只鸟，更可怕的是我失去了意趣去帮一只斑鸠的忙。但我知道这一定是心里住的那个鬼在作祟。在伙伴们四散的故土上，归来者的心事好比撞进网里的斑鸠，落寞、孤单、无助。我想起小時候，何尝不是这样撵着路跟母亲去走亲戚呢。
只是脚下这条高低不平的洼道，在我记忆里从没让母亲的脸色好看过。每次母亲的吐槽都让我沉默无力：每家每户的钱，交上去好多年了，可路还是没人来修，车开不到家门口，落雨下脚更让人发呆。我不止一次为我村庄的路扫兴，为何别人的村庄多是村村通的畅快？母亲的抱怨，无非是想让我出面找找上面领导。
翻过虎榜摩崖观音菩萨坡，一辆红色轿车忽然停在我们面前。
原来是小老韦，他让我们上车顺路搭一程。至少十多年没见面的小老韦，已经由当年那个爱流口水的孩童，长成闯荡世面的小伙子。看着他阳光又自信的表情，反而我变得有些沮丧、颓唐。我知道这颓唐和沮丧依然与心里那个兴风作浪的鬼有关，它骚动的空气让我太难管理自己的情绪。
小老韦和他父母长年在广州打工，副驾驶位置坐着他女朋友，据说是村委会主任的侄女。小老韦把我们送到成佳后，我和母亲步行几百米来到车站。成佳，原本属于荣县管辖的镇，两年前已划到贡井区。此地可见提竹篮或背背篼赶场办年货的人，偶尔发现有个别理直气壮戴口罩的年轻人。他们的出现，或多或少让人感知鬼在乱窜，鬼不想让我们过好这个年。
我说的鬼当然是恐怖的冠状病毒。互联网不断弹出的武汉疫情，其实都是我的敌人。几天了，它从来不消停，而且越蹿越快。任凭我们投入再多兵力，它依然隐匿在人类的生命深处，或鬼或蜮，作恶多端，随时带走一个个可贵的生命。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它要带走谁？
我只能隔三岔五瞅它一眼，因为关注它的人太多，它假装看不见我，其实我巴不得它早点滚出人类的视野。我不愿与母亲交流这奇妙的恐惧状态。在母亲看来，那些都是一些让人耸肩的听闻，过年尽量不要去和坏消息打交道。等我们坐上成佳到贡井的公交车，又见几个戴口罩的，他们看我和母亲的眼神，分明比我们更愿意证实鬼已降临。似乎不戴口罩的母亲，天生就不把自己的命看得多么脆弱，我想这和她长期与山峰、田坝、树木、锄头、泥巴、稻草人、玉米相处有关。在她的生命意识里，这些粗劣又坚韧的背景物种有强大的安全功能，或者说她一辈子的硬核与它们早已同质化。
即使，离开家门在外生活几十年，我依然可以同母亲的心态持平。显然我身上还有浓烈的乡土情结，没有具备一个现代人的安全意识。像我和母亲一样没戴口罩的人很多，他们一定是买不到口罩，而我是没意识到要去买口罩，但我听说早已买不到口罩了。
原本长期在贡井做事的哥哥，说好到指定点与我们会面，结果我们到达后多次催他，说是还在与工人喝茶谈事。好的是，侄子泽明午饭时候终于与我们在小饭店打了照面。他坚决拒绝我埋单，证明他已不再是我眼中的孩子。
午后，我们快速来到小米专卖店，选好中意的电视机，无奈却被告知，七十英寸没有现货，至少得等上三天才能发货。错过大年春晚，再大的电视于我看来都过时了。于是随便选了一款五十五英寸的现货。
门店里，进进出出的顾客，几乎都戴有防护口罩。我和母亲一如往常，显得很不在意。城市与乡村的差异，很多时候表现在人的生命常态上，但每个人的胎记决定了他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这与各自生存的土壤有关！
店员帮我们叫来安装师傅，迅速驱车一同朝家奔去。
二
下午，小老韦家的七大姑八大姨已经在村口忙碌起来。
杀鸡打鱼的，洗衣扫地的，劈棍砍柴的，个个都没闲着，他们的行动为这个寂寞得见不到几个人花花的村子，增添了一丁点乡关年气。母亲说，这只是暂时的。因为正月初四，小老韦的女朋友携家人正式登门造访。如此具有仪式感的家庭喜事，小老韦的父母不敢有半点怠慢。 手脚麻利的二花，是小老韦的二婶，她在昨夜已将自家喂的十多只鸡鸭全部杀好，准备送至重庆，在女儿那过年。母亲问二花，怎么还没走重庆？二花心里很不爽，侧着身子弯个腰：有啥办法嘛，小老韦的妈老汉弄不出来吃，家里要啥没啥，话也不会说，还想说个好媳妇。我可不想提前去了重庆，把钥匙给他们随便拿我家的碗筷呀。
母亲停下脚步，脸上挤出几道没有水的波澜，一声咳嗽后转身回到屋里。我听见一个小小的声音，像是母亲说给天上飞的斑鸠听的：人家不行，就你行。
站在院子里，我看见二花大大咧咧指手画脚，指挥人忙前忙后，从不怕得罪小老韦的父母。坝子里有打麻将的人招呼我，是江苏打工回来的小学同学。我向他点头，并没有走近的意思，因为麻将对我毫无兴趣。钟南山院士在新闻里明确宣布，冠状病毒有人传人的危险，提醒尽量不要出门，隔离就是最好的防控。
晚上面对新买的大电视，母亲打着喷嚏，开心地说这个电视看得很清楚，那个二十英寸的根本看不清。其实母亲的年纪，看不清楚也属正常，妻子和我早动员她去做白内障手术。父亲说，要等母亲的眼睛看不见东西才能做手术，否则效果不好。
我和父母时而搭着话，手机里的鬼常常将我的注意力东拉西扯。本想这次回来陪父母过年，尽量把刷手机屏的臭毛病丢在一边，多和他们找些久远的回忆，尽可能不要冷场。毕竟属于父母的往事，陪着回忆一次就少一次。可人命关天的武汉疫情，迟迟没有收场的迹象，各类信息吵得人不得安宁，封城行动随之而来。解放军在集结行动，白衣战士摁下红手印，发出请战书。我偶尔选择一条疫情读给父母听，发现他们惊恐的眼神，夹杂着空洞的危险。因为他们压根不懂，何谓冠状病毒？于是只好早早关灯，上楼睡觉。
一个人的客厅，迅速将遥控板摁到中央13套新闻频道，白岩松正在对话国家疾控中心专家。对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个什么鬼，我父母完全没有能力去弄懂。隔行如隔山，作为医学上这次遇到的巨大难题和挑战，其实我很难借助文学给他们提供科学上的解释。何谓冠状病毒？1937年，冠状病毒首先从鸡身上分离出来。1965年，分出第一株人的冠状病毒。由于在电子显微镜下可观察到其外膜上有明显的棒状粒子突起，使其形态看上去像中世纪帝王的皇冠，因此命名就此成立。直到1975年，病毒委员会正式命名冠状病毒科。2003年，我见证过中国遭遇的非典，并参与了相关工作，似乎冠状病毒比非典来得更魔幻，更无厘头。
着急的新闻，一条比一条更鬼，让人看了着急、害怕、担忧……
三
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
我通知哥哥和泽明回来吃团年饭。顺便发了个微信红包200元给泽明，让他给他奶奶买感冒药，再帮我买一串巨响的鞭炮。我在心里暗下决心，必须用最响亮的爆竹声，在跨年夜的重要时刻，把心里的那个鬼送走。
夜未央，一个人躺在床上发呆。天边几颗模糊的星星，在打探村子里的消息。其中一颗特别亮的星子，落在高高的山坡上，让我忽然想起一个人。于是给回忆中的那个人发微信：有空望一眼你窗外山上那颗星，亮得太过分了，若时光倒回三十年，一定想办法将它夺下来。
此人是年少时的伙伴善玉，他决定从广州回来，已提前告知我行程。算来我们之间，足有二十多年没有谋面。善玉叹息：哎，这几天把我累惨了，天天都搞到十一二点，几乎是全面整修。原來他因长年在外打工，人去楼空的房子，早已千疮百孔，这次够他累了。我们虽然望得见彼此屋顶升起的星星和炊烟，但面对那个满世界逍遥的鬼，谁都没有胆量开玩笑见与不见。
辗转反侧，想睡却怎么也睡不着，几乎被各类爆炸式的信息全部占据，耳朵里忽然钻进一个声音，让我有些不安——那是隔壁母亲的咳嗽声，很用力，很疼痛。
母亲感冒了。在半梦半醒之间，那尖厉的咳嗽声，让我突然意识到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母亲这么大年纪，怎么能在非常时期同我随随便便进城？母亲得知我的担心反而安慰我，没事的，就一点小感冒。她不知因我粗心导致的这个错误，将意味着多么可怕的结果？
万一我们在车上遇到带传染源的人怎么办？看着各大媒体的报道，与手机上频频刷屏的疫情，想想素不相识的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从A到B，从B到C，从C到的D的不幸感染者，这的确之于幸存的我们算是侥幸。作为山野里长大的孩子，我习惯与自然万物同生长，习惯手无寸铁两手苍茫行走江湖。可母亲毕竟八十多岁了，尽管看上去她常被人称之硬朗，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个鬼，连初生的婴儿也不放过。
第二天，和父母一起做年饭，依然不断刷屏关注武汉。太多棘手的信息，逼得人心急如焚。我时而趁父母对话，将眼神从灶火里，移回手机屏幕。我讨厌自己的心不在焉，毕竟答应妻子回老家过年，要多为父母做好吃的。事实证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个鬼，已经从一座城窜到另一座城，甚至更多人的城，这究竟意味着什么，父母不会知道。如此漫天乱飞的信息，像是地球前所未有地摁下一个开关，导致如此诡异的病毒，竟以大牌主角的身份，极富魔幻般地闪亮登场……武汉就是它们的表演舞台，全社会的演员都在陪它，参与这场演出。当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化作一个冰冷数字，甚至无须与故土的亲人告别，因为一粒飞沫的速度结缘毒魔，根本让人来不及告别。一条条信息更新一个个消失的生命数据，几乎上一条还没读完，手机刷屏的生命数据又有了新的增长，而不是下降。人在灾难面前，何其渺小，毒魔夺人，哪会给你生命尊严的余地？病患者有的排队住不进院已给医生下跪，遗憾那根本不是医生能解决的事情。疫情信息战，网络一片乱，似乎人人都成了事件的监督者，忽然感觉那个满世界抓人的毒魔，离自己越来越近了。
但我不能把我的感受传递给父母，也不愿让他们察觉我内心，对这次疫情产生的担忧。
午饭后，泽明一个人驾车回到贡井。很快，他传回一个紧张的消息：贡井菜市已停止一切宰杀，摆摊卖菜的个人、门市一律取消交易。现在大街上，已一片空荡。我想，城里不过如此，乡下情何以堪？一场疫情，已让城乡瞬间变得空旷，久别的归乡者，何处安放心情？ 哥哥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地盯着电视发呆。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初一，他的活动范围只有饭厅和客厅。母亲早为他准备好的房间，他没有涉足一步。除了问我家瞳瞳上几年级？是否能够独自去学校之外，他再没多余的话。哥哥和他的工人师傅们，常年在工地上与泥巴石头钢筋水泥打交道，对此我一窍不通。饭桌上，唯一获取他的工作信息，都是泽明说的——
工地上的钱太难收了，最近来找他爸爸要钱回家过年的工人，天天都来敲门，弄得他那个愁啊。
除夕之夜，无心再看春晚。尽管宽大的电视屏幕上，有欢声笑语和歌舞升平，可他们的热闹无法匹配我的心境。明知疲惫又模糊的眼睛，早已无力坚持，依然忍不住急切地刷屏。电，一格一格地少下去，信息一条一条地冒出来，刷来刷去，始终无法刷出一条好消息。
初一下午，哥哥给泽明几次电话无人接，只好独自一人返回贡井。
父亲追出门，让他初二回来参加四姐家的拜年饭。
可哥哥说明天他要去医院定期透析。
四
傍晚，威远的五姐来电，告知他们村子已封。麻将馆关了，茶馆关了，路边摆龙门阵的人，都被高音喇叭劝回家了。母亲知道这些消息后第一反应：明天他们出不来了。手机里砸了锅的新闻，还在不断升级沸腾，形势严峻到了临界点。武汉周邊的城市相继封城，全国冠状病毒感染人数，随时都在上涨。接着，广州发现，北京发现，四川发现，浙江发现，香港发现……有的疑似，有的确诊。
我打四姐电话，明天拜年是否取消？
四姐说，村里已经通知，五桌的聚会一律取消，明天她家只有两桌。姐夫是村干部，他接过四姐的话——刚从成佳开紧急会议回来，武汉有一年轻护士，回家乡自贡过生日，参加聚会的几十人，已全部隔离。这次疫情，对于不作为的干部一律通报处理，出不得半点纰漏，每家每户每个人必须通知到位，凡是从武汉回来的，或有接触者，统统上报，一个也跑不脱……
从家里步行去四姐家约十分钟。我和四姐几年才碰一次面，她长年在上海打工。初二的见面，从村干部姐夫这里获悉太多意外消息：九十老者祝生，订了九百九十九桌宴席，几十个厨子，早就预约好了，舞台上戏班子演出的订金也交了，但被武汉的事情给取消了。谁家初四嫁女，二十桌，客人已全部辞退。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最好的挽救，否则厨子也将受到处理。
傍晚回到家，遇到小老韦的母亲。她说，本来初四办六桌，队长知道后，专门下来打招呼，现在缩小到一桌。似乎一夜之间，“取消”二字迅速成了这个春节的关键词。
初三去大姐家。原本打算闭门不出，可考虑大姐夫走后两年，大姐刚组建新家庭，应该给予看望。若是不去，又担心大姐怪我小题大做。事后才知，大姐完全能够理解我可以不去，毕竟她在上海、成都打过工，她懂得这疫情的可怕，我后悔不该低估大姐的大局意识。
妻子忽然打来电话，让我更加后悔不已。得知我这两天的行程，她火气就燃烧，我除了沉默，再也找不到合理解释，毕竟她是替我的生命担忧。尤其听到我声音有些喑哑，她更是忍不住提高嗓门——街道商场都很危险，只要有人的地方都不能去，你怎么那么不听话？我说乡下太空旷，比成都冷一些，可能是有点小感冒。要知道，这时候电话里的一声咳嗽，或一个喷嚏将是多么不合时宜。偏偏妻子在电话里察觉到我的异常，于是无休止一顿狂批……
我只剩下两句话：哪里也不去了，现在哪里也去不了。
夜里，从楼上抱来被子，把自己捂在沙发上看电视，其实也是在看手机。不少微信，是妻子转发的预防病毒招数。
父亲坐在电烤炉边抽烟，母亲依偎着父亲嗑瓜子。我从手机上转移视线回到电视屏幕上，反反复复，却无法实现一心两用。面对武汉人太多的无法承受生命之轻，我的心无法安定。此时，一只老鼠在屋角转了一个圈，它是来传达疫情的吗？
我们仨对视一眼，忽然没了话题。
许久，母亲说，她的猫被人偷走一个多月了。我说昨夜听见猫的叫声，可母亲说那不是咱家的猫。母亲又说起了二花，吃东西凶得很，每次到家里来，很不讲理，抓起茶几上的水果一干就是三个。母亲不在茶几上摆水果了，母亲害怕二花进门把水果吃光。我笑，水果本来就是拿来吃的。母亲并不赞成我的观点，母亲说别人吃不到二花的东西。二花是吃不得亏的人，村里人都知道二花的底细。我们屋后边的男人，二花也跟他好过。二花不管别人说她要不要脸呢。不过，那个男人现在又跑到洞口去了，上次趁他女人不在家，带了洞口的女人来，干活凶得很。身后还有一个九岁的男娃，队长问他，这孩子长得真像你。他得意地答道，本来就是他的娃。
我笑，这些人也太没法纪意识了吧。他女人不闹吗？
母亲说，女的到镇上帮女儿带娃去了，很少回来。
队长某某某屋头，二花也是常客。随随便便进进出出，谁不知道，连她妈都知道，可二花要往人家屋头跑，刀也逼不回来。
我笑，都是当外婆的人了。母亲说，现在二花跟的人，是马路边骑两轮的小七，经常来载她去街上兜风。街上卖东西的人说起都笑。我也想笑，尽管我的故土早已失去衣锦还乡的荣耀，可想想中国那么多人的故乡，又有几块故土守住了民风习俗的道德底线？二花家的男人不管吗？母亲说，管，要管得住就不会败坏村子的名声了。二花男人还说，等二花也去挣钱，一个家两个人挣钱才不累。我说，那小七的女人情绪咋整？母亲说，那个老实巴交的人，在床上抓到他们几回了，但她打不过好强霸道的二花。
五
初四比初三更无聊，餐桌上除了腊肉就是香肠。家门口遍地都是青菜，可父母从不喜欢吃素。毕竟他们年轻时候，因贫穷吃不到肉导致一辈子对素食产生误会，甚至仇恨。我去菜地摘一把红油菜，准备用来清炒。
母亲说，怪难吃！
街上的农贸市场，已关闭几天。即使开放，我也不允许父母上街买肉。我告诉他们，肉不稀罕，只要一碟辣椒泡菜下饭就够了。
午饭时，母亲端起碗，对这个春节极其失望，她一辈子无法承受在自己的土地上失去自由的快乐——要不是过年，村里人花花也看不到几个。在城里，我尽量要求自己使用标准的普通话，规范自己的文明举止，为人师表的人，更不能用走调的方言，把台下的学生带偏。可此时，面对出自母亲的母亲生产的土语，“人花花”显得尤为亲切和珍贵。在母亲眼里，我的归来，在她眼里就多了一个人，仿佛眼前开了一朵花。于是，母亲嘴边便开出一朵又一朵的人花花。母亲说起的另一朵花，我有印象。小时候，她的眼睛大得像两颗琥珀色的玻璃珠。女孩父母早年是近亲结婚的表兄妹。记忆中，女孩可能至今不到二十五吧。因我出走故乡几十年，理论上早已和这个地方不存在行政关系。我能获取故乡的一地鸡毛，重要传播者只能靠母亲—— 艳兰那朵花，像个纸飞机一样，家里是管不住了，到处去给人生娃，生了又嫁，嫁了又生，已经嫁了四个男人了，过年又抱了一个娃回来。
我摇摇头，不知该如何表情。但转念又想，难道生娃会是她快乐的选择吗？
下午，为了逃避无孔不入的毒魔消息，我关掉手机投入创作。脑海中，电视上，微信里，那一枚枚白衣战士摁下的红手印，在各自的出发地，像龙卷风一样，向着武汉飞。他们在请愿，他们在奔袭，他们在拯救，他们在呼喊，为那些寒风中无助挣扎的生命。可此时，我能做些什么？如果我是医生，必须用自己的所能，在人命关天的国难时刻，冲向武汉。可我只是一名文艺工作者，文学在灾难面前十分苍白，针对那些等待呼救的生命，写作者比一个个弱不禁风的生命更卑微，更无力，甚至更可怜。但就是那夜色中穿行的红手印，像除夕夜的红灯笼，照亮了大地上所有的夜晚。他们的行动，激励着我创作的勇气，他们让我看见硝烟散尽的战场，依然没有硝烟。可战争已经打响，死亡让我刻不容缓地闻到了生命的绝望。于是，我写下了这样的词——
我听见你呼喊的声音
我看见你奔袭的背影
在这万家团圆的时刻
生命可贵汇聚圈圈圓圆的指纹
我扛起你所有的请愿
我抱紧你伤痛的心灵
在这灯火通明的时刻
太多手指蘸满信念摁下红手印
红手印红手印
庄严的誓言凝聚一个个鲜红的签名
红手印红手印
像除夕夜的红灯笼照亮生命的旅程
窗外，突然传来窸窣的脚步声。母亲风风火火闯进来，拿给我两张A4纸，说是队长某某某送来的。我扫了一眼纸上内容，原来是两份疫情通告。我将重点事项，传达给盯着我眼神慌乱的母亲。此时，我心里十分窝火，两张纸顶个屁用，怎么不给每家每户送几个口罩？
母亲正欲下楼，转个身瞄我一眼：连个赤脚医生，都要走半匹坡才有，到哪去给你找口罩！
初五有阳光，我尝试去山坡透透气，于是借口找赤脚医生给父亲拿感冒药，顺便在商店里买几把挂面。父亲站在门口，给我指山上的路怎么走。母亲说，你可以去善玉家坐坐。其实，母亲体谅我在家待太久了。
正如父亲所说，以前的路，好多都没有了，有些长满了巴茅，有的路基痕迹也找不到了。只好停停走走，这里行不通又走那里，感觉自己像一个寻找灵丹妙药的老中医，能够制服那毒魔的神药究竟在哪里？眼前，比人更高的荒草遮盖了一切。只好沿着有狗吠的人家，绕道去那个山坡。我发信息给善玉：出来到商店走走。善玉不冷不热地回复三个字——在干活。接着，他又发来一条：商店那里不能去玩。我没有思考，即刻回复：为了大家的安全，都不要见面了。许久，善玉打来一个“OK”的手势。
我终于问到赤脚医生的家，已经认不出那人当年模样。这个在我面前曾经无比高大英俊的赤脚医生，还有一个长得像白萝卜一样胖墩墩的儿子，被我们大孩子欺负过。现如今赤脚医生，已然成了一个缩头缩尾的老头，满嘴牙也没几颗了。赤脚医生反复打听我来历，我报出父亲名字，他恍然大悟：几十年没见面了，你说我咋不老。
返回路上，我瞄了几眼小时候玩过的山峰，如今已成平地匍匐在我面前。想了又想，人在山河眼里，是否如蚁随行？自然万物会不会与人同一个蜕变逻辑？
路上，遇见凤仙。
凤仙微笑着说，你同学善玉也回来过年了，你怎么不叫他来玩？我该如何招呼凤仙，她都五十了也不出嫁，我只微笑不作答。非常时期怎么玩？连草尖尖都长满了真假难辨的眼神。凤仙说，你知道不？山坡上那个姓王的赤脚医生，给一个从武汉回来的人，量了一下温度就被感染了，已经被带走隔离。
此消息来得太生猛了。
纵观每个人面对疫情的态度不一样，但不要被感染的念头是一样的。毒魔每分每秒都可能从每一个人的生命路过，毒魔的路在山风的袍袖中，在斜阳的咽喉里。毒魔要带走谁，只是一念之间。接着，凤仙还播报了一些远远近近的疫情消息。但凤仙肯定钟南山院士出现在灾区，武汉人民就有希望获救。
似乎凤仙知道的远不止这些！
可凤仙压根不知我刚从赤脚医生那里回来。
六
初六，我想我不得不返回成都。世界最后一片净土——西藏已经宣布发现首例感染冠状病毒。这个信号让人有些绝望！国际上，也有不同国家不断传出疑似病例。
正常情况，初七就应该上班。为抗击疫情带来的影响，单位迅速传达国家规定的延迟上班时间。泽明在微信里说，幺叔，乡下人少，安全一点，你最好不要急着回成都，那里感染人数还在增长。但我还是必须赶回成都。乡下已经让我失眠几宿，除去各种谣言包围，母亲每天按时叫醒吃饭，也让我很难适从。我太需要充足的睡眠，太渴望回到藏朵舍被墨香与茶香包围。大疫当前，我想从事文艺的人，不能没有自己的表达，歌词《红手印》已对接作曲，这是我必须早日回到成都的理由。
来村里接我的司机，收费比平时翻倍，但这完全可以理解。司机坦言，都这种时候了，能有人敢送你，已经冒了生命危险。司机在电话里问我，从哪里回来？我如实回答后，他才同意接我。路上，他很不放心地叮嘱：你千万别感冒了，否则路上要被拦回。
我的鼻子有点堵。但我始终没有回应他的叮嘱。
所幸，一路上车辆很少，几次过关口，路边值班的工作人员检测温度都正常。可谁也没有料到，不正常的事还是发生了。地点就在快要抵达成都东站的一个路口，排着长队的外地车辆已被拦到一边，足有几里路的距离，车上的人必须掏出证件验明身份。我们只好停下来等待复等待。四十分钟后，一个年轻的疫检走到车窗前，将手中的温度测量仪像手枪那样瞄准我的脸，连续几声紧急的警报，吓得人目瞪口呆。车上的人，惊恐万状地审视我，仿佛毒魔就在他们身边。司机质疑：你不会是从武汉回来的吧？我更加疑惑自己究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想，前面闯关一切正常，怎么这里就卡壳了呢？难道我身上不正常的温度，是外星人忽然馈赠的吗？我的视线越过疫检，我看见了更远的商场和大街，我以为我可以看到外星人的影子。可疫检充满怀疑的眼神，神速唤了一位女同事，重复检测我。 她手中的枪，瞄准我额头，连扣几响扳机，然后冷静判定——正常。
总算虚惊一场。
进城，到达小区，上电梯，门上一张A4纸，以眼泪和哑巴的方式在默读：尊敬的居民朋友，我社区于2020年1月28日15时，走访你户，无人应门。请见此条后及时与居住地社区取得联系。
我慌慌张张，喘着粗气，抽出钥匙，打开门，把自己关进藏朵舍，久久不肯出来。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一个丢失的灵魂，正在被满世界呼喊、寻找。脑海里顿时闪现出在精神病院写诗的食指的诗句：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
谢天谢地，我赶紧给家人报平安。可父亲的电话，处于通话状态。我即刻拨打四姐电话。四姐说警察来了，刚带走一个人。我惊讶道：谁被感染了？四姐说，警察带走的不是感染者，而是去每家每户宣告真相的凤仙。鬼才相信凤仙说的真相呢，居然把武汉的冠状病毒说成，世界末日到了……
我重重地缓了一口气，原来是她。
原来告诉我赤脚医生被感染了，不也是凤仙吗？
很快，父亲的电话打过来，我告诉他返回路上的惊心动魄。母亲抢过父亲手中的电话——成都春节热闹不呢？我说，商场和大街，一个人花花也没有。
七
初九是個特殊日子。
假期尚未结束，疫情还在蔓延。
就在这一天，单位宣布所有职工在家办公。可我无法因办公方式的改变而高兴，初九数字连起来正好是公元20200202。清早，在朋友圈发了一张樱花美图，那是字族小王子从昆明送来的早安图。春城，一年四季开放的花朵太多，樱花不过是其中惊艳的一种。为此，我借以配文两句推送朋友——
希望一切从这特别的一天开始变好，
期待樱花早日铺满江城的每个角落。
不久，海外归国学生何文发来友情建议：凌老师请在2020年2月2日晚20时20分，拍一张夜景照片留着纪念，照片上请注明“拍摄于公元202002022020”。何文特别提醒，这个数字人类纪元只有一次。
是呀，对于庚子春节，我想太多人，都不可能因假期的延长而喜悦。尽管，如此记录有些流水和缜密，但它与这场巨大的疫情，不无关系。过去处处热闹开放的春节，与这个寂寞得人花花也见不到几个的春节，有了太多的可比性。在正常与无常之间，每个人都在自我隔离，一家人都在战“疫”，每座城都在防控，每条街都在警示，连空气都在秘密传递和暗示，环境的约束让人心急如焚，种种细碎体味值得刻骨铭心。
“鬼”的来龙去脉，至今没有一个真相，我到底该记录些什么？
有人说，疫情是一把照妖镜，什么鬼都想出镜表白存在。我想问，多难兴邦的中国人民难道灾难还少吗？每一次作为受害者的人类，到底吸取了多少经验？究竟有没有减少苦难带给每个人的苦痛？公知们面对灾难的发生，呼喊的总是反思？可几千年的中国土壤之上，谁在反思？拿什么来反思？
天黑了，心潮未平。的确，多年以后再忆起这个春节，田野和城镇看不到几个人花花的春节，完全可以给我们大把大把时间储备应对灾难的精神力量。显然，这次我们被来路不明的疫情击倒，先是因为我们的精神防控不堪一击，我们薄弱的灵魂，如风吹纸片，所有的慌乱都经不起被一粒沙洞穿。我们太需要慢下来，沉淀自己的精神世界，过滤自己的精神镜像，提升自己辨识防伪的能力。
行文至此，一个人在十五楼的藏朵舍，突然被空气的引力往空中牵扯了一下，流苏门帘在四处安静的环境，梦幻般地舞蹈起来，我无意识地随弯曲的墙壁弯下身子，即刻意识到地震了。当我刚刚从真真假假的疫情信息战中突围出来，慢慢找回多年前那颗平心静气的小灵魂，手机上的信息已经弹出来了：00时05分在四川成都市青白江区（北纬30.74度，东经104.406度）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21千米。
责任编辑/兰宁远
瞳瞳的学校放假早一点，他娘俩提前几天已回武胜。
腊月二十八下午，我终于向着老家荣县出发。因驾照还没到手，为我带车开路的是同在成都工作的一位沾亲带故的女院长。多年没回出生地过年，这回总算如愿以偿。想必八十多岁的老父老母一定在村口盼我，尽管他们在电话里从不过多表达情感，但他们懂得我有妻儿，有自己家的事。
孩子都是父母的股份。但父母不是股东，他们只是家的遗址。我知道有一天，他们还将成为故乡的坟墓。
现实中，哥哥和姐姐成家较早，但父母从没把我这一股份从原始股里分出来，无论他们决定什么大小事，都以我的名义执行。比如挨邻隔壁或亲戚红白事，他们要去走个亲送个礼，打的都是我的招牌，而且往往比别人家送得多，意思是不能给我丢面子。如果有我行礼出面的请客祝酒邀请，他们就不再单独行礼，反正我是他们的股，他们代表我的家。
父母跟幺儿一起生活，这是故土老人亘古不变的习俗。母亲常以家中有我这一股而宽心。可今年的春节，气氛有点糟，拿母亲的话说，人花花也没得几个。听说在外打工的回来不少，但就是不敢扎堆串门。
在乡下，晚饭后的规定动作便是洗脸洗脚，再多人也只轮流用那一张洗脸帕，以及同一盆水。这让久居城里的我很不习惯。即便天然气与自来水早已安装，父母却当它只是摆设，依然习惯柴火煮饭，习惯延长一盆水的使用寿命。完了，父亲示意我打开电视看节目。望着写字台上摆放的二十英寸电视，我不愿伸手拿遥控板，感觉这小玩意与我们的大房子很不匹配。这空大的客厅，除了两个不善言辞的老人，太需要一种声响来作陪。突然想给父母换台大电视，明天就去自贡买。
母亲听此消息，心里顿时乐开了花。
腊月二十九早上，屋檐上滴着霜水，母亲像个欢天喜地的孩子，踩着枯萎的青草，跟着我出门。竹林边，风儿摇动的两棵树之间，是谁布置了一张大网？母亲说是德娃干的事，他想让斑鸠天天来上当。我想，再傻的鸟儿，受过一回难也不会再来了。那一刻，我很想找个无人的空当，悄悄撤掉那一张网。每天早晚，鸟儿集合家门前的生动场景，是城里人的望尘莫及，白鹭在此栖息，更添画中意趣。遗憾的是，我的行动已不如一只鸟，更可怕的是我失去了意趣去帮一只斑鸠的忙。但我知道这一定是心里住的那个鬼在作祟。在伙伴们四散的故土上，归来者的心事好比撞进网里的斑鸠，落寞、孤单、无助。我想起小時候，何尝不是这样撵着路跟母亲去走亲戚呢。
只是脚下这条高低不平的洼道，在我记忆里从没让母亲的脸色好看过。每次母亲的吐槽都让我沉默无力：每家每户的钱，交上去好多年了，可路还是没人来修，车开不到家门口，落雨下脚更让人发呆。我不止一次为我村庄的路扫兴，为何别人的村庄多是村村通的畅快？母亲的抱怨，无非是想让我出面找找上面领导。
翻过虎榜摩崖观音菩萨坡，一辆红色轿车忽然停在我们面前。
原来是小老韦，他让我们上车顺路搭一程。至少十多年没见面的小老韦，已经由当年那个爱流口水的孩童，长成闯荡世面的小伙子。看着他阳光又自信的表情，反而我变得有些沮丧、颓唐。我知道这颓唐和沮丧依然与心里那个兴风作浪的鬼有关，它骚动的空气让我太难管理自己的情绪。
小老韦和他父母长年在广州打工，副驾驶位置坐着他女朋友，据说是村委会主任的侄女。小老韦把我们送到成佳后，我和母亲步行几百米来到车站。成佳，原本属于荣县管辖的镇，两年前已划到贡井区。此地可见提竹篮或背背篼赶场办年货的人，偶尔发现有个别理直气壮戴口罩的年轻人。他们的出现，或多或少让人感知鬼在乱窜，鬼不想让我们过好这个年。
我说的鬼当然是恐怖的冠状病毒。互联网不断弹出的武汉疫情，其实都是我的敌人。几天了，它从来不消停，而且越蹿越快。任凭我们投入再多兵力，它依然隐匿在人类的生命深处，或鬼或蜮，作恶多端，随时带走一个个可贵的生命。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它要带走谁？
我只能隔三岔五瞅它一眼，因为关注它的人太多，它假装看不见我，其实我巴不得它早点滚出人类的视野。我不愿与母亲交流这奇妙的恐惧状态。在母亲看来，那些都是一些让人耸肩的听闻，过年尽量不要去和坏消息打交道。等我们坐上成佳到贡井的公交车，又见几个戴口罩的，他们看我和母亲的眼神，分明比我们更愿意证实鬼已降临。似乎不戴口罩的母亲，天生就不把自己的命看得多么脆弱，我想这和她长期与山峰、田坝、树木、锄头、泥巴、稻草人、玉米相处有关。在她的生命意识里，这些粗劣又坚韧的背景物种有强大的安全功能，或者说她一辈子的硬核与它们早已同质化。
即使，离开家门在外生活几十年，我依然可以同母亲的心态持平。显然我身上还有浓烈的乡土情结，没有具备一个现代人的安全意识。像我和母亲一样没戴口罩的人很多，他们一定是买不到口罩，而我是没意识到要去买口罩，但我听说早已买不到口罩了。
原本长期在贡井做事的哥哥，说好到指定点与我们会面，结果我们到达后多次催他，说是还在与工人喝茶谈事。好的是，侄子泽明午饭时候终于与我们在小饭店打了照面。他坚决拒绝我埋单，证明他已不再是我眼中的孩子。
午后，我们快速来到小米专卖店，选好中意的电视机，无奈却被告知，七十英寸没有现货，至少得等上三天才能发货。错过大年春晚，再大的电视于我看来都过时了。于是随便选了一款五十五英寸的现货。
门店里，进进出出的顾客，几乎都戴有防护口罩。我和母亲一如往常，显得很不在意。城市与乡村的差异，很多时候表现在人的生命常态上，但每个人的胎记决定了他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这与各自生存的土壤有关！
店员帮我们叫来安装师傅，迅速驱车一同朝家奔去。
二
下午，小老韦家的七大姑八大姨已经在村口忙碌起来。
杀鸡打鱼的，洗衣扫地的，劈棍砍柴的，个个都没闲着，他们的行动为这个寂寞得见不到几个人花花的村子，增添了一丁点乡关年气。母亲说，这只是暂时的。因为正月初四，小老韦的女朋友携家人正式登门造访。如此具有仪式感的家庭喜事，小老韦的父母不敢有半点怠慢。 手脚麻利的二花，是小老韦的二婶，她在昨夜已将自家喂的十多只鸡鸭全部杀好，准备送至重庆，在女儿那过年。母亲问二花，怎么还没走重庆？二花心里很不爽，侧着身子弯个腰：有啥办法嘛，小老韦的妈老汉弄不出来吃，家里要啥没啥，话也不会说，还想说个好媳妇。我可不想提前去了重庆，把钥匙给他们随便拿我家的碗筷呀。
母亲停下脚步，脸上挤出几道没有水的波澜，一声咳嗽后转身回到屋里。我听见一个小小的声音，像是母亲说给天上飞的斑鸠听的：人家不行，就你行。
站在院子里，我看见二花大大咧咧指手画脚，指挥人忙前忙后，从不怕得罪小老韦的父母。坝子里有打麻将的人招呼我，是江苏打工回来的小学同学。我向他点头，并没有走近的意思，因为麻将对我毫无兴趣。钟南山院士在新闻里明确宣布，冠状病毒有人传人的危险，提醒尽量不要出门，隔离就是最好的防控。
晚上面对新买的大电视，母亲打着喷嚏，开心地说这个电视看得很清楚，那个二十英寸的根本看不清。其实母亲的年纪，看不清楚也属正常，妻子和我早动员她去做白内障手术。父亲说，要等母亲的眼睛看不见东西才能做手术，否则效果不好。
我和父母时而搭着话，手机里的鬼常常将我的注意力东拉西扯。本想这次回来陪父母过年，尽量把刷手机屏的臭毛病丢在一边，多和他们找些久远的回忆，尽可能不要冷场。毕竟属于父母的往事，陪着回忆一次就少一次。可人命关天的武汉疫情，迟迟没有收场的迹象，各类信息吵得人不得安宁，封城行动随之而来。解放军在集结行动，白衣战士摁下红手印，发出请战书。我偶尔选择一条疫情读给父母听，发现他们惊恐的眼神，夹杂着空洞的危险。因为他们压根不懂，何谓冠状病毒？于是只好早早关灯，上楼睡觉。
一个人的客厅，迅速将遥控板摁到中央13套新闻频道，白岩松正在对话国家疾控中心专家。对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个什么鬼，我父母完全没有能力去弄懂。隔行如隔山，作为医学上这次遇到的巨大难题和挑战，其实我很难借助文学给他们提供科学上的解释。何谓冠状病毒？1937年，冠状病毒首先从鸡身上分离出来。1965年，分出第一株人的冠状病毒。由于在电子显微镜下可观察到其外膜上有明显的棒状粒子突起，使其形态看上去像中世纪帝王的皇冠，因此命名就此成立。直到1975年，病毒委员会正式命名冠状病毒科。2003年，我见证过中国遭遇的非典，并参与了相关工作，似乎冠状病毒比非典来得更魔幻，更无厘头。
着急的新闻，一条比一条更鬼，让人看了着急、害怕、担忧……
三
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
我通知哥哥和泽明回来吃团年饭。顺便发了个微信红包200元给泽明，让他给他奶奶买感冒药，再帮我买一串巨响的鞭炮。我在心里暗下决心，必须用最响亮的爆竹声，在跨年夜的重要时刻，把心里的那个鬼送走。
夜未央，一个人躺在床上发呆。天边几颗模糊的星星，在打探村子里的消息。其中一颗特别亮的星子，落在高高的山坡上，让我忽然想起一个人。于是给回忆中的那个人发微信：有空望一眼你窗外山上那颗星，亮得太过分了，若时光倒回三十年，一定想办法将它夺下来。
此人是年少时的伙伴善玉，他决定从广州回来，已提前告知我行程。算来我们之间，足有二十多年没有谋面。善玉叹息：哎，这几天把我累惨了，天天都搞到十一二点，几乎是全面整修。原來他因长年在外打工，人去楼空的房子，早已千疮百孔，这次够他累了。我们虽然望得见彼此屋顶升起的星星和炊烟，但面对那个满世界逍遥的鬼，谁都没有胆量开玩笑见与不见。
辗转反侧，想睡却怎么也睡不着，几乎被各类爆炸式的信息全部占据，耳朵里忽然钻进一个声音，让我有些不安——那是隔壁母亲的咳嗽声，很用力，很疼痛。
母亲感冒了。在半梦半醒之间，那尖厉的咳嗽声，让我突然意识到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母亲这么大年纪，怎么能在非常时期同我随随便便进城？母亲得知我的担心反而安慰我，没事的，就一点小感冒。她不知因我粗心导致的这个错误，将意味着多么可怕的结果？
万一我们在车上遇到带传染源的人怎么办？看着各大媒体的报道，与手机上频频刷屏的疫情，想想素不相识的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从A到B，从B到C，从C到的D的不幸感染者，这的确之于幸存的我们算是侥幸。作为山野里长大的孩子，我习惯与自然万物同生长，习惯手无寸铁两手苍茫行走江湖。可母亲毕竟八十多岁了，尽管看上去她常被人称之硬朗，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个鬼，连初生的婴儿也不放过。
第二天，和父母一起做年饭，依然不断刷屏关注武汉。太多棘手的信息，逼得人心急如焚。我时而趁父母对话，将眼神从灶火里，移回手机屏幕。我讨厌自己的心不在焉，毕竟答应妻子回老家过年，要多为父母做好吃的。事实证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个鬼，已经从一座城窜到另一座城，甚至更多人的城，这究竟意味着什么，父母不会知道。如此漫天乱飞的信息，像是地球前所未有地摁下一个开关，导致如此诡异的病毒，竟以大牌主角的身份，极富魔幻般地闪亮登场……武汉就是它们的表演舞台，全社会的演员都在陪它，参与这场演出。当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化作一个冰冷数字，甚至无须与故土的亲人告别，因为一粒飞沫的速度结缘毒魔，根本让人来不及告别。一条条信息更新一个个消失的生命数据，几乎上一条还没读完，手机刷屏的生命数据又有了新的增长，而不是下降。人在灾难面前，何其渺小，毒魔夺人，哪会给你生命尊严的余地？病患者有的排队住不进院已给医生下跪，遗憾那根本不是医生能解决的事情。疫情信息战，网络一片乱，似乎人人都成了事件的监督者，忽然感觉那个满世界抓人的毒魔，离自己越来越近了。
但我不能把我的感受传递给父母，也不愿让他们察觉我内心，对这次疫情产生的担忧。
午饭后，泽明一个人驾车回到贡井。很快，他传回一个紧张的消息：贡井菜市已停止一切宰杀，摆摊卖菜的个人、门市一律取消交易。现在大街上，已一片空荡。我想，城里不过如此，乡下情何以堪？一场疫情，已让城乡瞬间变得空旷，久别的归乡者，何处安放心情？ 哥哥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地盯着电视发呆。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初一，他的活动范围只有饭厅和客厅。母亲早为他准备好的房间，他没有涉足一步。除了问我家瞳瞳上几年级？是否能够独自去学校之外，他再没多余的话。哥哥和他的工人师傅们，常年在工地上与泥巴石头钢筋水泥打交道，对此我一窍不通。饭桌上，唯一获取他的工作信息，都是泽明说的——
工地上的钱太难收了，最近来找他爸爸要钱回家过年的工人，天天都来敲门，弄得他那个愁啊。
除夕之夜，无心再看春晚。尽管宽大的电视屏幕上，有欢声笑语和歌舞升平，可他们的热闹无法匹配我的心境。明知疲惫又模糊的眼睛，早已无力坚持，依然忍不住急切地刷屏。电，一格一格地少下去，信息一条一条地冒出来，刷来刷去，始终无法刷出一条好消息。
初一下午，哥哥给泽明几次电话无人接，只好独自一人返回贡井。
父亲追出门，让他初二回来参加四姐家的拜年饭。
可哥哥说明天他要去医院定期透析。
四
傍晚，威远的五姐来电，告知他们村子已封。麻将馆关了，茶馆关了，路边摆龙门阵的人，都被高音喇叭劝回家了。母亲知道这些消息后第一反应：明天他们出不来了。手机里砸了锅的新闻，还在不断升级沸腾，形势严峻到了临界点。武汉周邊的城市相继封城，全国冠状病毒感染人数，随时都在上涨。接着，广州发现，北京发现，四川发现，浙江发现，香港发现……有的疑似，有的确诊。
我打四姐电话，明天拜年是否取消？
四姐说，村里已经通知，五桌的聚会一律取消，明天她家只有两桌。姐夫是村干部，他接过四姐的话——刚从成佳开紧急会议回来，武汉有一年轻护士，回家乡自贡过生日，参加聚会的几十人，已全部隔离。这次疫情，对于不作为的干部一律通报处理，出不得半点纰漏，每家每户每个人必须通知到位，凡是从武汉回来的，或有接触者，统统上报，一个也跑不脱……
从家里步行去四姐家约十分钟。我和四姐几年才碰一次面，她长年在上海打工。初二的见面，从村干部姐夫这里获悉太多意外消息：九十老者祝生，订了九百九十九桌宴席，几十个厨子，早就预约好了，舞台上戏班子演出的订金也交了，但被武汉的事情给取消了。谁家初四嫁女，二十桌，客人已全部辞退。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最好的挽救，否则厨子也将受到处理。
傍晚回到家，遇到小老韦的母亲。她说，本来初四办六桌，队长知道后，专门下来打招呼，现在缩小到一桌。似乎一夜之间，“取消”二字迅速成了这个春节的关键词。
初三去大姐家。原本打算闭门不出，可考虑大姐夫走后两年，大姐刚组建新家庭，应该给予看望。若是不去，又担心大姐怪我小题大做。事后才知，大姐完全能够理解我可以不去，毕竟她在上海、成都打过工，她懂得这疫情的可怕，我后悔不该低估大姐的大局意识。
妻子忽然打来电话，让我更加后悔不已。得知我这两天的行程，她火气就燃烧，我除了沉默，再也找不到合理解释，毕竟她是替我的生命担忧。尤其听到我声音有些喑哑，她更是忍不住提高嗓门——街道商场都很危险，只要有人的地方都不能去，你怎么那么不听话？我说乡下太空旷，比成都冷一些，可能是有点小感冒。要知道，这时候电话里的一声咳嗽，或一个喷嚏将是多么不合时宜。偏偏妻子在电话里察觉到我的异常，于是无休止一顿狂批……
我只剩下两句话：哪里也不去了，现在哪里也去不了。
夜里，从楼上抱来被子，把自己捂在沙发上看电视，其实也是在看手机。不少微信，是妻子转发的预防病毒招数。
父亲坐在电烤炉边抽烟，母亲依偎着父亲嗑瓜子。我从手机上转移视线回到电视屏幕上，反反复复，却无法实现一心两用。面对武汉人太多的无法承受生命之轻，我的心无法安定。此时，一只老鼠在屋角转了一个圈，它是来传达疫情的吗？
我们仨对视一眼，忽然没了话题。
许久，母亲说，她的猫被人偷走一个多月了。我说昨夜听见猫的叫声，可母亲说那不是咱家的猫。母亲又说起了二花，吃东西凶得很，每次到家里来，很不讲理，抓起茶几上的水果一干就是三个。母亲不在茶几上摆水果了，母亲害怕二花进门把水果吃光。我笑，水果本来就是拿来吃的。母亲并不赞成我的观点，母亲说别人吃不到二花的东西。二花是吃不得亏的人，村里人都知道二花的底细。我们屋后边的男人，二花也跟他好过。二花不管别人说她要不要脸呢。不过，那个男人现在又跑到洞口去了，上次趁他女人不在家，带了洞口的女人来，干活凶得很。身后还有一个九岁的男娃，队长问他，这孩子长得真像你。他得意地答道，本来就是他的娃。
我笑，这些人也太没法纪意识了吧。他女人不闹吗？
母亲说，女的到镇上帮女儿带娃去了，很少回来。
队长某某某屋头，二花也是常客。随随便便进进出出，谁不知道，连她妈都知道，可二花要往人家屋头跑，刀也逼不回来。
我笑，都是当外婆的人了。母亲说，现在二花跟的人，是马路边骑两轮的小七，经常来载她去街上兜风。街上卖东西的人说起都笑。我也想笑，尽管我的故土早已失去衣锦还乡的荣耀，可想想中国那么多人的故乡，又有几块故土守住了民风习俗的道德底线？二花家的男人不管吗？母亲说，管，要管得住就不会败坏村子的名声了。二花男人还说，等二花也去挣钱，一个家两个人挣钱才不累。我说，那小七的女人情绪咋整？母亲说，那个老实巴交的人，在床上抓到他们几回了，但她打不过好强霸道的二花。
五
初四比初三更无聊，餐桌上除了腊肉就是香肠。家门口遍地都是青菜，可父母从不喜欢吃素。毕竟他们年轻时候，因贫穷吃不到肉导致一辈子对素食产生误会，甚至仇恨。我去菜地摘一把红油菜，准备用来清炒。
母亲说，怪难吃！
街上的农贸市场，已关闭几天。即使开放，我也不允许父母上街买肉。我告诉他们，肉不稀罕，只要一碟辣椒泡菜下饭就够了。
午饭时，母亲端起碗，对这个春节极其失望，她一辈子无法承受在自己的土地上失去自由的快乐——要不是过年，村里人花花也看不到几个。在城里，我尽量要求自己使用标准的普通话，规范自己的文明举止，为人师表的人，更不能用走调的方言，把台下的学生带偏。可此时，面对出自母亲的母亲生产的土语，“人花花”显得尤为亲切和珍贵。在母亲眼里，我的归来，在她眼里就多了一个人，仿佛眼前开了一朵花。于是，母亲嘴边便开出一朵又一朵的人花花。母亲说起的另一朵花，我有印象。小时候，她的眼睛大得像两颗琥珀色的玻璃珠。女孩父母早年是近亲结婚的表兄妹。记忆中，女孩可能至今不到二十五吧。因我出走故乡几十年，理论上早已和这个地方不存在行政关系。我能获取故乡的一地鸡毛，重要传播者只能靠母亲—— 艳兰那朵花，像个纸飞机一样，家里是管不住了，到处去给人生娃，生了又嫁，嫁了又生，已经嫁了四个男人了，过年又抱了一个娃回来。
我摇摇头，不知该如何表情。但转念又想，难道生娃会是她快乐的选择吗？
下午，为了逃避无孔不入的毒魔消息，我关掉手机投入创作。脑海中，电视上，微信里，那一枚枚白衣战士摁下的红手印，在各自的出发地，像龙卷风一样，向着武汉飞。他们在请愿，他们在奔袭，他们在拯救，他们在呼喊，为那些寒风中无助挣扎的生命。可此时，我能做些什么？如果我是医生，必须用自己的所能，在人命关天的国难时刻，冲向武汉。可我只是一名文艺工作者，文学在灾难面前十分苍白，针对那些等待呼救的生命，写作者比一个个弱不禁风的生命更卑微，更无力，甚至更可怜。但就是那夜色中穿行的红手印，像除夕夜的红灯笼，照亮了大地上所有的夜晚。他们的行动，激励着我创作的勇气，他们让我看见硝烟散尽的战场，依然没有硝烟。可战争已经打响，死亡让我刻不容缓地闻到了生命的绝望。于是，我写下了这样的词——
我听见你呼喊的声音
我看见你奔袭的背影
在这万家团圆的时刻
生命可贵汇聚圈圈圓圆的指纹
我扛起你所有的请愿
我抱紧你伤痛的心灵
在这灯火通明的时刻
太多手指蘸满信念摁下红手印
红手印红手印
庄严的誓言凝聚一个个鲜红的签名
红手印红手印
像除夕夜的红灯笼照亮生命的旅程
窗外，突然传来窸窣的脚步声。母亲风风火火闯进来，拿给我两张A4纸，说是队长某某某送来的。我扫了一眼纸上内容，原来是两份疫情通告。我将重点事项，传达给盯着我眼神慌乱的母亲。此时，我心里十分窝火，两张纸顶个屁用，怎么不给每家每户送几个口罩？
母亲正欲下楼，转个身瞄我一眼：连个赤脚医生，都要走半匹坡才有，到哪去给你找口罩！
初五有阳光，我尝试去山坡透透气，于是借口找赤脚医生给父亲拿感冒药，顺便在商店里买几把挂面。父亲站在门口，给我指山上的路怎么走。母亲说，你可以去善玉家坐坐。其实，母亲体谅我在家待太久了。
正如父亲所说，以前的路，好多都没有了，有些长满了巴茅，有的路基痕迹也找不到了。只好停停走走，这里行不通又走那里，感觉自己像一个寻找灵丹妙药的老中医，能够制服那毒魔的神药究竟在哪里？眼前，比人更高的荒草遮盖了一切。只好沿着有狗吠的人家，绕道去那个山坡。我发信息给善玉：出来到商店走走。善玉不冷不热地回复三个字——在干活。接着，他又发来一条：商店那里不能去玩。我没有思考，即刻回复：为了大家的安全，都不要见面了。许久，善玉打来一个“OK”的手势。
我终于问到赤脚医生的家，已经认不出那人当年模样。这个在我面前曾经无比高大英俊的赤脚医生，还有一个长得像白萝卜一样胖墩墩的儿子，被我们大孩子欺负过。现如今赤脚医生，已然成了一个缩头缩尾的老头，满嘴牙也没几颗了。赤脚医生反复打听我来历，我报出父亲名字，他恍然大悟：几十年没见面了，你说我咋不老。
返回路上，我瞄了几眼小时候玩过的山峰，如今已成平地匍匐在我面前。想了又想，人在山河眼里，是否如蚁随行？自然万物会不会与人同一个蜕变逻辑？
路上，遇见凤仙。
凤仙微笑着说，你同学善玉也回来过年了，你怎么不叫他来玩？我该如何招呼凤仙，她都五十了也不出嫁，我只微笑不作答。非常时期怎么玩？连草尖尖都长满了真假难辨的眼神。凤仙说，你知道不？山坡上那个姓王的赤脚医生，给一个从武汉回来的人，量了一下温度就被感染了，已经被带走隔离。
此消息来得太生猛了。
纵观每个人面对疫情的态度不一样，但不要被感染的念头是一样的。毒魔每分每秒都可能从每一个人的生命路过，毒魔的路在山风的袍袖中，在斜阳的咽喉里。毒魔要带走谁，只是一念之间。接着，凤仙还播报了一些远远近近的疫情消息。但凤仙肯定钟南山院士出现在灾区，武汉人民就有希望获救。
似乎凤仙知道的远不止这些！
可凤仙压根不知我刚从赤脚医生那里回来。
六
初六，我想我不得不返回成都。世界最后一片净土——西藏已经宣布发现首例感染冠状病毒。这个信号让人有些绝望！国际上，也有不同国家不断传出疑似病例。
正常情况，初七就应该上班。为抗击疫情带来的影响，单位迅速传达国家规定的延迟上班时间。泽明在微信里说，幺叔，乡下人少，安全一点，你最好不要急着回成都，那里感染人数还在增长。但我还是必须赶回成都。乡下已经让我失眠几宿，除去各种谣言包围，母亲每天按时叫醒吃饭，也让我很难适从。我太需要充足的睡眠，太渴望回到藏朵舍被墨香与茶香包围。大疫当前，我想从事文艺的人，不能没有自己的表达，歌词《红手印》已对接作曲，这是我必须早日回到成都的理由。
来村里接我的司机，收费比平时翻倍，但这完全可以理解。司机坦言，都这种时候了，能有人敢送你，已经冒了生命危险。司机在电话里问我，从哪里回来？我如实回答后，他才同意接我。路上，他很不放心地叮嘱：你千万别感冒了，否则路上要被拦回。
我的鼻子有点堵。但我始终没有回应他的叮嘱。
所幸，一路上车辆很少，几次过关口，路边值班的工作人员检测温度都正常。可谁也没有料到，不正常的事还是发生了。地点就在快要抵达成都东站的一个路口，排着长队的外地车辆已被拦到一边，足有几里路的距离，车上的人必须掏出证件验明身份。我们只好停下来等待复等待。四十分钟后，一个年轻的疫检走到车窗前，将手中的温度测量仪像手枪那样瞄准我的脸，连续几声紧急的警报，吓得人目瞪口呆。车上的人，惊恐万状地审视我，仿佛毒魔就在他们身边。司机质疑：你不会是从武汉回来的吧？我更加疑惑自己究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想，前面闯关一切正常，怎么这里就卡壳了呢？难道我身上不正常的温度，是外星人忽然馈赠的吗？我的视线越过疫检，我看见了更远的商场和大街，我以为我可以看到外星人的影子。可疫检充满怀疑的眼神，神速唤了一位女同事，重复检测我。 她手中的枪，瞄准我额头，连扣几响扳机，然后冷静判定——正常。
总算虚惊一场。
进城，到达小区，上电梯，门上一张A4纸，以眼泪和哑巴的方式在默读：尊敬的居民朋友，我社区于2020年1月28日15时，走访你户，无人应门。请见此条后及时与居住地社区取得联系。
我慌慌张张，喘着粗气，抽出钥匙，打开门，把自己关进藏朵舍，久久不肯出来。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一个丢失的灵魂，正在被满世界呼喊、寻找。脑海里顿时闪现出在精神病院写诗的食指的诗句：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
谢天谢地，我赶紧给家人报平安。可父亲的电话，处于通话状态。我即刻拨打四姐电话。四姐说警察来了，刚带走一个人。我惊讶道：谁被感染了？四姐说，警察带走的不是感染者，而是去每家每户宣告真相的凤仙。鬼才相信凤仙说的真相呢，居然把武汉的冠状病毒说成，世界末日到了……
我重重地缓了一口气，原来是她。
原来告诉我赤脚医生被感染了，不也是凤仙吗？
很快，父亲的电话打过来，我告诉他返回路上的惊心动魄。母亲抢过父亲手中的电话——成都春节热闹不呢？我说，商场和大街，一个人花花也没有。
七
初九是個特殊日子。
假期尚未结束，疫情还在蔓延。
就在这一天，单位宣布所有职工在家办公。可我无法因办公方式的改变而高兴，初九数字连起来正好是公元20200202。清早，在朋友圈发了一张樱花美图，那是字族小王子从昆明送来的早安图。春城，一年四季开放的花朵太多，樱花不过是其中惊艳的一种。为此，我借以配文两句推送朋友——
希望一切从这特别的一天开始变好，
期待樱花早日铺满江城的每个角落。
不久，海外归国学生何文发来友情建议：凌老师请在2020年2月2日晚20时20分，拍一张夜景照片留着纪念，照片上请注明“拍摄于公元202002022020”。何文特别提醒，这个数字人类纪元只有一次。
是呀，对于庚子春节，我想太多人，都不可能因假期的延长而喜悦。尽管，如此记录有些流水和缜密，但它与这场巨大的疫情，不无关系。过去处处热闹开放的春节，与这个寂寞得人花花也见不到几个的春节，有了太多的可比性。在正常与无常之间，每个人都在自我隔离，一家人都在战“疫”，每座城都在防控，每条街都在警示，连空气都在秘密传递和暗示，环境的约束让人心急如焚，种种细碎体味值得刻骨铭心。
“鬼”的来龙去脉，至今没有一个真相，我到底该记录些什么？
有人说，疫情是一把照妖镜，什么鬼都想出镜表白存在。我想问，多难兴邦的中国人民难道灾难还少吗？每一次作为受害者的人类，到底吸取了多少经验？究竟有没有减少苦难带给每个人的苦痛？公知们面对灾难的发生，呼喊的总是反思？可几千年的中国土壤之上，谁在反思？拿什么来反思？
天黑了，心潮未平。的确，多年以后再忆起这个春节，田野和城镇看不到几个人花花的春节，完全可以给我们大把大把时间储备应对灾难的精神力量。显然，这次我们被来路不明的疫情击倒，先是因为我们的精神防控不堪一击，我们薄弱的灵魂，如风吹纸片，所有的慌乱都经不起被一粒沙洞穿。我们太需要慢下来，沉淀自己的精神世界，过滤自己的精神镜像，提升自己辨识防伪的能力。
行文至此，一个人在十五楼的藏朵舍，突然被空气的引力往空中牵扯了一下，流苏门帘在四处安静的环境，梦幻般地舞蹈起来，我无意识地随弯曲的墙壁弯下身子，即刻意识到地震了。当我刚刚从真真假假的疫情信息战中突围出来，慢慢找回多年前那颗平心静气的小灵魂，手机上的信息已经弹出来了：00时05分在四川成都市青白江区（北纬30.74度，东经104.406度）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21千米。
责任编辑/兰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