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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小凤，笔名罗雨，1980年出生，湖南武冈人，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南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百余篇论文发表于《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南方文坛》《文艺争鸣》等;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数百篇（首）作品发表于《诗刊》《诗选刊》《文艺报》等各种报刊;作品入选各种权威选本。已出版专著《新世纪广西诗歌观察》《空心人》，参与编选《中国年度优秀诗歌》《中国新文学史导读》，并有专著《1930年代新诗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晚唐诗热现象研究——以“再发现”派为例》即将出版。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等省部级课题多项;获广西第十二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广西第十三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等奖项。
李健吾曾指出：“一个批评家，要明白他的使命不是摧毁，不是和人作战，而是建设，而是和自己作战。”其实，批评不仅仅是和自己作战，更是在和自己的作战中发现自己，发现自己的审美眼光、审美志趣、知识结构、人生阅历、阅读经验，从而形成自己独立、独特的批评姿态和风格。
我从事文学批评是从2003年考上研究生开始的，至今已十二年。这些年，我一直在批评中不断跟自己作战，在批评中一点点地发现自己。我发表的第一篇评论文章是关于电视剧《归途如虹》的一个影评，刊于《南疆影视》。小小的虚荣心得到满足后，我便写了大量的小说、影视、 散文、诗歌等评论，相继发表于各种报刊。不过，虽然这些评论让我在批评的路上发现了自己对于文学批评的兴趣，但方向上却一直处于懵懂状态，我像只无头苍蝇，到处乱撞。2005年《女子诗报》主编晓音邀请我做她们的理论版编辑，我写了研究女性诗歌的系列文章，并每年给《女子诗报年鉴》写序，让我越来越坚定了自己的文学批评方向。2008年我考上博士后，批评的主要方向开始聚焦于诗歌领域，我更加明确了自己的追求，发现了自己的批评兴趣，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批评姿态、批评志趣和批评风格。
我边缘，故我自由
当下的文学批评界充斥着大量的“红包批评”、“人情批评”、“捧角批评”、“吹鼓批评”、“酷评”、“骂评”、“捧杀”、“棒杀”等各种“批评泡沫”，批评家们纷纷出场于各种活动，看似热闹、风光，实则令人堪忧。其实，真正的批评应该与文学现场保持一定距离。朱光潜曾把世间人分为两类，一类是热衷于在生活中演戏的，一类是宁愿置身台下看戏的。批评家应该属于这两类人之外，“介入”现场但不“演戏”，“看戏”但不只是观众，而是以一种“边缘”的姿态旁观台上台下的“演戏”者与“看戏”者，既关注文学界的新现象、新问题，及时对新涌现的好作家、好作品、文学现象作出反应，但又与文坛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此，方能保持一种独立、客观、自由的批评姿态。“心理距离”是20世纪心理学美学代表人物布洛的核心主张之一，他主张在审美过程中要保持“心理距离”，他曾喻举海上遇雾的著名例子说明“心理距离”的含义，即海上行船时遇见了大雾，当大家都烦闷、焦虑、紧张、恐惧时，而“你”却摆脱上述情境，发现海雾的奇异的美，这便是在“你”与海雾之间插入了“心理距离”。布洛强调在审美活动中要注重“距离”的介入、“距离极限”的保持、不能失之于“距离太近”或“距离太远”等原则。在他看来，距离太近，容易使审美主体产生功利欲望，破坏审美的非功利性质，从而使审美变质;而距离太远，则主客体之间因缺乏理解与情感的契合，无法达到审美共鸣，从而难以建立起审美关系。文学批评在本质上是一种审美活动，文学批评家即使身在文学现场也应该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不能失之于“距离太远”，也不能“距离太近”，尤其是要与政治化、商业化等功利倾向保持距离，如此方能建立起有效的文学批评和批评的独立品格与风骨。与文坛保持一定的距离是一种“边缘”姿态，在人人冒充批评家的众声喧哗时代，或许，越“边缘”，就越自由越独立，越能发出真实的声音。
我一直在高校学习和工作的身份角色，为我提供了便利的“边缘”位置，让我既可以“入乎其内”地看看“演戏”者们的“表演”和“看戏”者的反应，又可以“出乎其外”地作出独立、客观的分析、判断。王光明非常欣赏高校这种“边缘”位置，他认为高校“可以培养自己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的意识，不必迎合浮浅低俗的社会潮流”、“赢得了沉思的空间和自由思考的时间，使人有可能反思生存的时代，寻找自我的身份，追求精神的归属”。高校这个特殊的机构，可以不像作协那样卷入文学现场无法脱身，可以避免霍俊明所说的“沦落于欲望和金钱的风尘，成了官僚诗人、商人诗人的抬轿者和令人肉麻的吹鼓手”，可以避免中心意识形态话语威权和商品经济大潮的裹挟，也不像网络、媒体那样为点击率、关注度所催压，可以避免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语以制造轰动效应的扭曲化追求。
批评是一项需要安静、平和、客观、冷静的心态才能完成的工程，与文坛保持一定距离的边缘位置，更有利于这种心态的养成。批评家只有不凑热闹，不抢占山头，不被传媒、网络绑架，不被经济利益、人情牵着鼻子走，不趋附逢迎，不为利益、权势、名利、人情所诱惑，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品格，其批评才能真正具有公信力、有效性。
从问题出发
如果说我2008年前的文章大多是对作者、作品、作家群体、现象进行评论，那么2008年之后，我的批评便开始转向学术化批评，主要从问题出发，发现文学发展中的问题，梳理、分析、研究这些问题。王光明先生非常强调做学问要从问题出发，他认为批评“不是你个人做出一种主观判断，而是把问题梳理清楚，给出一种说法”，“我们现代人都要知道，我们自己都是有局限的，所以你的主观判断就不一定非常正确。避免主观判断的方式就是你应该少下好坏的简单结论，而是应该多重视现象，从现象里面梳理问题、分析问题。”因此他从不轻易下判断，而是从基本材料入手，提出和澄清一两个有意义的问题。我受这种“问题诗学”的影响很大，开始从以前的跟踪文学现象、评论个别作家作品，转向对重要文学现象和问题的思考。 古典诗传统与新诗的关系是我思考与研究的最主要的一个诗学问题。这一问题自新诗以降便聚讼纷纭，但一直以来，新诗与传统的关系均被阐释为继承与被继承的线性延续关系，众多学者或致力于探究新诗与传统之间是承续还是断裂的关系，或钩沉史实、勾连诗例以梳理二者之间的承续脉络。但事实上，二者的关系实质并非如此，而是如艾略特诗学观所认为的传统是继承不到的，新诗只能重新认识与重新发现传统，即言之，是新诗对传统进行重新认识与重新阐释而产生新的认识与发现，从而形成传统的新面貌与新秩序，形成新诗对传统的“再发现”。对此学界鲜有触及，惟王家新、臧棣、冷霜等学者有所阐述，但他们均未做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因此，我的博士论文和教育部课题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学术化的批评与研究。相关的成果有两篇发表在《文学评论》，分别是《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1930年代新诗的一种倾向》和《诗言感觉——1930年代新诗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发表后，《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中外诗歌研究》等都纷纷转载，且同时获得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与这一问题相关的文章还有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从非个人化到“感觉”——卞之琳对古典诗传统中“感觉”的再发现》，发表在《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的《姿态美学的建构——何其芳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发表在《山西大学学报》的《节奏的魅力——林庚新格律诗实验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发表在《学术论坛》的《废名话语系统中“诗的内容”新解》，发表在《广西社会科学》的《亲切和暗示——卞之琳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以及《晚唐诗热现象的意义探析》《晚唐诗热现象的发生探因》《晚唐诗热：1930年代新诗的独特现象》《卞之琳对古典诗传统精神的再发现》《废名对“含蓄”传统的再发现》《寻找“尺八”：卞之琳对古典诗传统的态度》等文章，形成了探讨新诗与传统之间关系问题的研究系列，获得了学界的高度评价，程光炜认为“为重新认识新诗与传统的关系实质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野”，张清华认为“在探索三十年代中国新诗的深化和发展这一命题上打开一个新的学术空间”，廖华认为“阐述了一个全新的观点”、“使人们对于1930年代的诗歌发展状貌有了进一步认识，同时对中国新诗研究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参考价值”。
我对当代诗歌发展中的问题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批评与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厚的成果，如发表在《南方文坛》《民族文学研究》《文艺争鸣》等重要刊物上的《新世纪以来的“生态诗”景观透视》《灵魂话语缺失的迷途——当下诗歌病症之浅窥》《70后诗歌的重量》《“80后”诗歌写作的精神脉象》《边缘之边缘的突围——新世纪以来散文诗发展态势探察与反思》《代际命名视野下“80后”与中生代诗人的比较》《诗意的诗歌批评何处去》等在学术界与诗歌界产生不小影响的文章，都是对当代诗歌创作现状中所存在的问题的探究，形成了一个当代诗歌研究系列。尤其是对灵魂话语缺失问题的思考与批评，是对当下诗歌缺少“灵魂”，缺少深度、高度、密度等诗之为诗的关键质素问题的思考。当我在全国高端文学论坛、中国第三届诗学论坛等研讨会上谈及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时，得到了许多专家的共鸣与认可，许多前辈和专家给予了高度肯定，会后还跟我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我都是从诗歌的实际问题出发，试图就一些重要的现象与理论话题做较为深入的探讨。我力图在每篇文章中都有自己的“发现”和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对此谢冕先生颇为赞赏地指出我“具有较强的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
让诗性与理性齐飞
我身居高校，显然属于所谓的“学院派批评”阵营。但我一直认为，批评应该既具有理性，也具有诗性，应该将两者结合起来。
然而，当前中国的文学批评却不容乐观，“三分天下”的专业批评、媒体批评、网络批评格局已经危机重重：专业批评擅长于生搬硬套西方理论话语对文本进行肢解，堆砌半生不熟的西方学术名词故作高深状，导致了批评的艰涩化、程式化;媒体批评与市场合谋，将批评沦为“捧角”，其推销、炒作的策略，导致了批评的商业化、庸俗化、泡沫化;网络批评则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和网络平台的普泛化而导致了批评的随意性、琐碎化。
事实上，古代的文学批评，尤其是诗歌批评都是充满诗意的。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严羽《沧浪诗话》、王夫之《姜斋诗话》、叶燮《原诗》、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或专门论诗，或涵盖对诗、赋、文各种文体之论，其中的诗歌批评都以赋或骈文甚至诗文的形式展开“批评”，将理性的读诗之“思”与华美感性的诗性语言、感悟式的体验相结合，建构起了一种诗性的批评话语，由此呈现文本的“言外之意”、“意外之境”、“境外之情”。严羽在评论盛唐诗时指出：“故其妙处玲珑透彻，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这种诗意十足的语言、恣意驰骋的想象、言尽而意无穷的批评话语完全将读者带入了一个新的情境，让读者如临其境，感同身受，从而体味出诗的妙与美。古代的诗歌批评以至所有的文学批评其实都是这种风格，形成了诗性的批评传统。本来，中国人的思维就是偏向于感性的，属于形象思维，注重直观、体验、洞察，而逻辑推理能力和抽象性则较为匮乏。然而，从“五四”时期开始中国的诗歌批评便已向理性批评发展，因为“五四”时期倡导科学民主中的“科学”并非指涉具体的科学技术，而是侧重与强调“现代理性”。如此理念倡导下的诗歌批评以至所有的文学批评都强调“现代理性”，理性思维明显匮乏的批评家们于是纷纷向西方文论寻求借鉴和援助，而西方文论注重逻辑、分析、辩论、判断、推理，因而以西方文论为“拐杖”的中国诗歌批评与文学批评都向理性批评发展，从而弱化了传统的感悟式批评话语。至于上世纪90年代学院派批评的出现，理性批评更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评论家南帆便认为“学院派”批评本身就“意味了另一种理论语言：理性，严谨，引经据典”。过分的理论依赖与缠绕必然导向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病，因而导致了批评界对学院派批评的质疑，认为“学院派”批评“搬弄西方学术名词，话语呆板、枯燥、乏味，行文程式化、规整化、学究气浓厚、堆砌时髦的学术名词，却未击中要害，没有思想深度、没有锐气、没有鲜明的立场、没有独到的学术见解、没有对作品文本的针对性、行文空洞、沉闷。”归结而言，这些弊病最关键的症结便在于“诗性的缺失”。正如吴景明指出，理想的文学批评“本应理性与感性相统一，既有严谨科学的理性思辨，又有自由通达的审美体悟;既不为名利折腰，也不作帮忙与帮闲之文;关注一切文学作品中呈现出来的被时代压抑的人性，被生活湮没的心灵，被历史遮蔽的真实，和一切感动我们的审美品质;抵制赝品化和平面化，抵制意识形态和市场的双重影响;不做西方理论的跑马场，而是拥有独立自由思想的旅人，不是乏味的广告商，而是生动优美兼及批判锋芒的引导者，不是简单的发现和阐释，而是精神的审美和艺术的再创造”。只有将诗性与理性恰到好处地结合、辅成，将学院派批评与媒体批评、网络批评的各自优点进行多元整合，方能构建出一种独特的批评话语，形成独特的批评风度，建构一种理想化的诗歌批评范式。
我一直试图避免让我的批评文字陷入理论的捆绑之中，坚持理性与诗性的结合，这可能跟我一直以来坚持“两条腿走路”有关。我初中时开始写诗，但真正进入“诗坛”是2004年在桂林读研究生时结识了刘春、黄芳等诗人朋友，此后便一直写下来。而且正是因为写诗，让我确定了诗歌研究这一专业方向。在我的诗集《空心人》出版后，吴思敬先生专门打电话表示祝贺，并语重心长地说：“诗歌研究需要你这种既创作又批评的人，希望你能继续坚持两条腿走路！”或许正是因为保持创作，让我在批评中保留了“诗性”，让我没有被理论绑架，没有被学院派的枯涩之风所笼罩。容本镇先生在为我的书《新世纪广西诗歌观察》所作序言中指出：“她的诗歌批评将感性认知与理性提升相糅合，形成了感性与理性相和谐的批评风格”。
坚持边缘人的角色与位置，冷静、客观地观察、审视当下文坛内外，从问题出发做有学理、有深度的学术化批评，理性中不缺诗性，诗性中不忘提升理性，这便是我对自己批评姿态与风格的定位。只有在批评中继续与自己作战，不断发现自己，才能在未来的批评事业中保持这种批评姿态与风格，从而形成自己的批评话语体系和特点。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
罗小凤，笔名罗雨，1980年出生，湖南武冈人，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南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百余篇论文发表于《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南方文坛》《文艺争鸣》等;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数百篇（首）作品发表于《诗刊》《诗选刊》《文艺报》等各种报刊;作品入选各种权威选本。已出版专著《新世纪广西诗歌观察》《空心人》，参与编选《中国年度优秀诗歌》《中国新文学史导读》，并有专著《1930年代新诗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晚唐诗热现象研究——以“再发现”派为例》即将出版。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等省部级课题多项;获广西第十二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广西第十三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等奖项。
李健吾曾指出：“一个批评家，要明白他的使命不是摧毁，不是和人作战，而是建设，而是和自己作战。”其实，批评不仅仅是和自己作战，更是在和自己的作战中发现自己，发现自己的审美眼光、审美志趣、知识结构、人生阅历、阅读经验，从而形成自己独立、独特的批评姿态和风格。
我从事文学批评是从2003年考上研究生开始的，至今已十二年。这些年，我一直在批评中不断跟自己作战，在批评中一点点地发现自己。我发表的第一篇评论文章是关于电视剧《归途如虹》的一个影评，刊于《南疆影视》。小小的虚荣心得到满足后，我便写了大量的小说、影视、 散文、诗歌等评论，相继发表于各种报刊。不过，虽然这些评论让我在批评的路上发现了自己对于文学批评的兴趣，但方向上却一直处于懵懂状态，我像只无头苍蝇，到处乱撞。2005年《女子诗报》主编晓音邀请我做她们的理论版编辑，我写了研究女性诗歌的系列文章，并每年给《女子诗报年鉴》写序，让我越来越坚定了自己的文学批评方向。2008年我考上博士后，批评的主要方向开始聚焦于诗歌领域，我更加明确了自己的追求，发现了自己的批评兴趣，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批评姿态、批评志趣和批评风格。
我边缘，故我自由
当下的文学批评界充斥着大量的“红包批评”、“人情批评”、“捧角批评”、“吹鼓批评”、“酷评”、“骂评”、“捧杀”、“棒杀”等各种“批评泡沫”，批评家们纷纷出场于各种活动，看似热闹、风光，实则令人堪忧。其实，真正的批评应该与文学现场保持一定距离。朱光潜曾把世间人分为两类，一类是热衷于在生活中演戏的，一类是宁愿置身台下看戏的。批评家应该属于这两类人之外，“介入”现场但不“演戏”，“看戏”但不只是观众，而是以一种“边缘”的姿态旁观台上台下的“演戏”者与“看戏”者，既关注文学界的新现象、新问题，及时对新涌现的好作家、好作品、文学现象作出反应，但又与文坛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此，方能保持一种独立、客观、自由的批评姿态。“心理距离”是20世纪心理学美学代表人物布洛的核心主张之一，他主张在审美过程中要保持“心理距离”，他曾喻举海上遇雾的著名例子说明“心理距离”的含义，即海上行船时遇见了大雾，当大家都烦闷、焦虑、紧张、恐惧时，而“你”却摆脱上述情境，发现海雾的奇异的美，这便是在“你”与海雾之间插入了“心理距离”。布洛强调在审美活动中要注重“距离”的介入、“距离极限”的保持、不能失之于“距离太近”或“距离太远”等原则。在他看来，距离太近，容易使审美主体产生功利欲望，破坏审美的非功利性质，从而使审美变质;而距离太远，则主客体之间因缺乏理解与情感的契合，无法达到审美共鸣，从而难以建立起审美关系。文学批评在本质上是一种审美活动，文学批评家即使身在文学现场也应该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不能失之于“距离太远”，也不能“距离太近”，尤其是要与政治化、商业化等功利倾向保持距离，如此方能建立起有效的文学批评和批评的独立品格与风骨。与文坛保持一定的距离是一种“边缘”姿态，在人人冒充批评家的众声喧哗时代，或许，越“边缘”，就越自由越独立，越能发出真实的声音。
我一直在高校学习和工作的身份角色，为我提供了便利的“边缘”位置，让我既可以“入乎其内”地看看“演戏”者们的“表演”和“看戏”者的反应，又可以“出乎其外”地作出独立、客观的分析、判断。王光明非常欣赏高校这种“边缘”位置，他认为高校“可以培养自己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的意识，不必迎合浮浅低俗的社会潮流”、“赢得了沉思的空间和自由思考的时间，使人有可能反思生存的时代，寻找自我的身份，追求精神的归属”。高校这个特殊的机构，可以不像作协那样卷入文学现场无法脱身，可以避免霍俊明所说的“沦落于欲望和金钱的风尘，成了官僚诗人、商人诗人的抬轿者和令人肉麻的吹鼓手”，可以避免中心意识形态话语威权和商品经济大潮的裹挟，也不像网络、媒体那样为点击率、关注度所催压，可以避免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语以制造轰动效应的扭曲化追求。
批评是一项需要安静、平和、客观、冷静的心态才能完成的工程，与文坛保持一定距离的边缘位置，更有利于这种心态的养成。批评家只有不凑热闹，不抢占山头，不被传媒、网络绑架，不被经济利益、人情牵着鼻子走，不趋附逢迎，不为利益、权势、名利、人情所诱惑，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品格，其批评才能真正具有公信力、有效性。
从问题出发
如果说我2008年前的文章大多是对作者、作品、作家群体、现象进行评论，那么2008年之后，我的批评便开始转向学术化批评，主要从问题出发，发现文学发展中的问题，梳理、分析、研究这些问题。王光明先生非常强调做学问要从问题出发，他认为批评“不是你个人做出一种主观判断，而是把问题梳理清楚，给出一种说法”，“我们现代人都要知道，我们自己都是有局限的，所以你的主观判断就不一定非常正确。避免主观判断的方式就是你应该少下好坏的简单结论，而是应该多重视现象，从现象里面梳理问题、分析问题。”因此他从不轻易下判断，而是从基本材料入手，提出和澄清一两个有意义的问题。我受这种“问题诗学”的影响很大，开始从以前的跟踪文学现象、评论个别作家作品，转向对重要文学现象和问题的思考。 古典诗传统与新诗的关系是我思考与研究的最主要的一个诗学问题。这一问题自新诗以降便聚讼纷纭，但一直以来，新诗与传统的关系均被阐释为继承与被继承的线性延续关系，众多学者或致力于探究新诗与传统之间是承续还是断裂的关系，或钩沉史实、勾连诗例以梳理二者之间的承续脉络。但事实上，二者的关系实质并非如此，而是如艾略特诗学观所认为的传统是继承不到的，新诗只能重新认识与重新发现传统，即言之，是新诗对传统进行重新认识与重新阐释而产生新的认识与发现，从而形成传统的新面貌与新秩序，形成新诗对传统的“再发现”。对此学界鲜有触及，惟王家新、臧棣、冷霜等学者有所阐述，但他们均未做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因此，我的博士论文和教育部课题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学术化的批评与研究。相关的成果有两篇发表在《文学评论》，分别是《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1930年代新诗的一种倾向》和《诗言感觉——1930年代新诗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发表后，《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中外诗歌研究》等都纷纷转载，且同时获得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与这一问题相关的文章还有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从非个人化到“感觉”——卞之琳对古典诗传统中“感觉”的再发现》，发表在《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的《姿态美学的建构——何其芳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发表在《山西大学学报》的《节奏的魅力——林庚新格律诗实验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发表在《学术论坛》的《废名话语系统中“诗的内容”新解》，发表在《广西社会科学》的《亲切和暗示——卞之琳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以及《晚唐诗热现象的意义探析》《晚唐诗热现象的发生探因》《晚唐诗热：1930年代新诗的独特现象》《卞之琳对古典诗传统精神的再发现》《废名对“含蓄”传统的再发现》《寻找“尺八”：卞之琳对古典诗传统的态度》等文章，形成了探讨新诗与传统之间关系问题的研究系列，获得了学界的高度评价，程光炜认为“为重新认识新诗与传统的关系实质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野”，张清华认为“在探索三十年代中国新诗的深化和发展这一命题上打开一个新的学术空间”，廖华认为“阐述了一个全新的观点”、“使人们对于1930年代的诗歌发展状貌有了进一步认识，同时对中国新诗研究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参考价值”。
我对当代诗歌发展中的问题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批评与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厚的成果，如发表在《南方文坛》《民族文学研究》《文艺争鸣》等重要刊物上的《新世纪以来的“生态诗”景观透视》《灵魂话语缺失的迷途——当下诗歌病症之浅窥》《70后诗歌的重量》《“80后”诗歌写作的精神脉象》《边缘之边缘的突围——新世纪以来散文诗发展态势探察与反思》《代际命名视野下“80后”与中生代诗人的比较》《诗意的诗歌批评何处去》等在学术界与诗歌界产生不小影响的文章，都是对当代诗歌创作现状中所存在的问题的探究，形成了一个当代诗歌研究系列。尤其是对灵魂话语缺失问题的思考与批评，是对当下诗歌缺少“灵魂”，缺少深度、高度、密度等诗之为诗的关键质素问题的思考。当我在全国高端文学论坛、中国第三届诗学论坛等研讨会上谈及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时，得到了许多专家的共鸣与认可，许多前辈和专家给予了高度肯定，会后还跟我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我都是从诗歌的实际问题出发，试图就一些重要的现象与理论话题做较为深入的探讨。我力图在每篇文章中都有自己的“发现”和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对此谢冕先生颇为赞赏地指出我“具有较强的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
让诗性与理性齐飞
我身居高校，显然属于所谓的“学院派批评”阵营。但我一直认为，批评应该既具有理性，也具有诗性，应该将两者结合起来。
然而，当前中国的文学批评却不容乐观，“三分天下”的专业批评、媒体批评、网络批评格局已经危机重重：专业批评擅长于生搬硬套西方理论话语对文本进行肢解，堆砌半生不熟的西方学术名词故作高深状，导致了批评的艰涩化、程式化;媒体批评与市场合谋，将批评沦为“捧角”，其推销、炒作的策略，导致了批评的商业化、庸俗化、泡沫化;网络批评则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和网络平台的普泛化而导致了批评的随意性、琐碎化。
事实上，古代的文学批评，尤其是诗歌批评都是充满诗意的。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严羽《沧浪诗话》、王夫之《姜斋诗话》、叶燮《原诗》、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或专门论诗，或涵盖对诗、赋、文各种文体之论，其中的诗歌批评都以赋或骈文甚至诗文的形式展开“批评”，将理性的读诗之“思”与华美感性的诗性语言、感悟式的体验相结合，建构起了一种诗性的批评话语，由此呈现文本的“言外之意”、“意外之境”、“境外之情”。严羽在评论盛唐诗时指出：“故其妙处玲珑透彻，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这种诗意十足的语言、恣意驰骋的想象、言尽而意无穷的批评话语完全将读者带入了一个新的情境，让读者如临其境，感同身受，从而体味出诗的妙与美。古代的诗歌批评以至所有的文学批评其实都是这种风格，形成了诗性的批评传统。本来，中国人的思维就是偏向于感性的，属于形象思维，注重直观、体验、洞察，而逻辑推理能力和抽象性则较为匮乏。然而，从“五四”时期开始中国的诗歌批评便已向理性批评发展，因为“五四”时期倡导科学民主中的“科学”并非指涉具体的科学技术，而是侧重与强调“现代理性”。如此理念倡导下的诗歌批评以至所有的文学批评都强调“现代理性”，理性思维明显匮乏的批评家们于是纷纷向西方文论寻求借鉴和援助，而西方文论注重逻辑、分析、辩论、判断、推理，因而以西方文论为“拐杖”的中国诗歌批评与文学批评都向理性批评发展，从而弱化了传统的感悟式批评话语。至于上世纪90年代学院派批评的出现，理性批评更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评论家南帆便认为“学院派”批评本身就“意味了另一种理论语言：理性，严谨，引经据典”。过分的理论依赖与缠绕必然导向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病，因而导致了批评界对学院派批评的质疑，认为“学院派”批评“搬弄西方学术名词，话语呆板、枯燥、乏味，行文程式化、规整化、学究气浓厚、堆砌时髦的学术名词，却未击中要害，没有思想深度、没有锐气、没有鲜明的立场、没有独到的学术见解、没有对作品文本的针对性、行文空洞、沉闷。”归结而言，这些弊病最关键的症结便在于“诗性的缺失”。正如吴景明指出，理想的文学批评“本应理性与感性相统一，既有严谨科学的理性思辨，又有自由通达的审美体悟;既不为名利折腰，也不作帮忙与帮闲之文;关注一切文学作品中呈现出来的被时代压抑的人性，被生活湮没的心灵，被历史遮蔽的真实，和一切感动我们的审美品质;抵制赝品化和平面化，抵制意识形态和市场的双重影响;不做西方理论的跑马场，而是拥有独立自由思想的旅人，不是乏味的广告商，而是生动优美兼及批判锋芒的引导者，不是简单的发现和阐释，而是精神的审美和艺术的再创造”。只有将诗性与理性恰到好处地结合、辅成，将学院派批评与媒体批评、网络批评的各自优点进行多元整合，方能构建出一种独特的批评话语，形成独特的批评风度，建构一种理想化的诗歌批评范式。
我一直试图避免让我的批评文字陷入理论的捆绑之中，坚持理性与诗性的结合，这可能跟我一直以来坚持“两条腿走路”有关。我初中时开始写诗，但真正进入“诗坛”是2004年在桂林读研究生时结识了刘春、黄芳等诗人朋友，此后便一直写下来。而且正是因为写诗，让我确定了诗歌研究这一专业方向。在我的诗集《空心人》出版后，吴思敬先生专门打电话表示祝贺，并语重心长地说：“诗歌研究需要你这种既创作又批评的人，希望你能继续坚持两条腿走路！”或许正是因为保持创作，让我在批评中保留了“诗性”，让我没有被理论绑架，没有被学院派的枯涩之风所笼罩。容本镇先生在为我的书《新世纪广西诗歌观察》所作序言中指出：“她的诗歌批评将感性认知与理性提升相糅合，形成了感性与理性相和谐的批评风格”。
坚持边缘人的角色与位置，冷静、客观地观察、审视当下文坛内外，从问题出发做有学理、有深度的学术化批评，理性中不缺诗性，诗性中不忘提升理性，这便是我对自己批评姿态与风格的定位。只有在批评中继续与自己作战，不断发现自己，才能在未来的批评事业中保持这种批评姿态与风格，从而形成自己的批评话语体系和特点。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