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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近百年来才新兴的城市而言，青岛没有太多所谓的历史可言。
但正是这段不足百年的殖民历史，为青岛留下了数百栋外观精美、构造结实的老建筑：基督教堂、圣弥厄尔天主教堂、总督府、花石楼……这些建筑群，构建了青岛的城市骨架，也诠释着青岛性格。
7月2日，本刊记者来到青岛，近距离感触异域建筑风情，寻找我的城。
教堂、名人故居里的人文悖论
7月的一天上午，市南区浙江路天主教堂前的广场上，来自山西的王涛专程携着他身穿婚纱的新娘在教堂前定格下一组幸福瞬间。教堂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里平均每天约有100对身穿婚纱礼服的新人在这里留下精彩瞬间。
这是中国最负盛名的天主教堂之一，又名圣弥厄尔教堂，始建于1932年，于1934年竣工。由德国设计师毕娄哈依据哥德式和罗马式建筑风格而设计，希特勒派专人督建而成。该教堂最初计划建高百米，后适逢二战前欧洲局势紧张，希特勒严禁德国本土资金外流，指示重新修改图纸，即成现在规模。整座教堂以黄色花岗岩和钢筋混凝土砌成，表面雕以简洁优美的纹案。大门上方设一巨大玫瑰窗，两侧各耸立一座钟塔，塔身高56米，红瓦覆盖的锥形塔尖上各竖立一个4.5米高的巨大十字架，塔内悬有四口大钟，一旦钟乐鸣奏，声传数里之外。
天主教堂不远处的江苏路上的基督教堂为单钟楼式建筑，建在一座小山包上，位于数条道路的交会口，建筑与地形结合巧妙，设计上匠心独具。由于教堂的各种设施都在底层，建筑师设计了宽大的基座，使得旁边高耸的钟楼不显得过分引人注目，外墙的花岗岩保持开采时的自然形态，没有一丝加工的痕迹，檐口也仅仅是粗糙的隆起，墙面用原色抹粗灰泥，房顶是阴阳瓦交错铺盖，显得简朴而庄重。在钟楼的顶部，悬挂着一大二小的三口钟，旁边一块木牌上刻着“1909年安装”的字样。钟楼的三面各有一座机械式的报时钟，每当钟声响起，一公里外都可以听到。
走下山，步行转过一个S形陡坡，脚下的马路起了变化。这是城里仍然保留着的几条德国式“方石头”路面之一。在信号山的总督官邸建成前，福山支路5号曾是首任总督的临时住所。总督每天骑马上下班，因此在官邸旁修有马厩，从海边到官邸的这条路采用的是总督家乡道路的样式，用方石砌成。清代康有为在经过长期的海外流亡后，首次踏上青岛，便被这座红砖绿树的海滨城市吸引。几年后，当他第二次来到青岛，就买下了福山支路上的这座官邸，并将家人迁至青岛。
康有为故居入口处是一座凸出的大门，高高的三进式露天台阶体现着整个建筑的雄伟气势。小楼四周是宽大的敞廊，立面装饰较为简单，远远望去像一幅拼贴而成的图画，由于早期德式建筑大多缺乏建筑材料，屋顶采用的是中国红瓦。维修后的小楼按原有格局摆进了康家雕龙画凤式的明清老家具，还辟有“康有为生平图片展”及“康有为藏品珍品展”两个展室。康有为故居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比起后期的德式别墅，小楼略显简朴，但这种四面为敞开廊式的单层建筑却是早期殖民地建筑中最典型的样式。
其实，福山路原为德国人别墅区，后不少名人与此结缘：康家对面是戏曲家宋春舫的私人图书馆“褐木庐”；福山路3号是沈从文先生在青岛大学任教时的旧宅；对面的“山屋”是文学家吴伯箫的故居；福山路1号是剧作家洪琛的故居。只可惜，而今“山屋”已拆。
据统计，现在青岛留有近300处、20多个国家风格的各式建筑，最多的当然还是德式建筑，经典的有如德国总督官邸旧址、花石楼等。他们在青岛得到了保存，也使青岛独具魅力。
老建筑造就青岛性格
谁如果想给青岛下一个定义，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有位严谨的学者曾沿青岛最老的地标栈桥，背朝大海向前走了半个多小时，感叹在德国小镇和中国破落县城间穿梭。
事实上，外人很难单纯从建筑风格、市民气息甚或女孩衣着来总结青岛属性。除季风更加明显外，它缺乏被一言概之的特质，矛盾性是无处不在的：这是一个总试图从自己身处的文化中挣扎出来，却从没真正走出去的海滨胜地；是一个自视不低，但在别人眼里总有点尴尬的副省级城市。或许，自德国人在上个世纪的黑暗年代里进入青岛港后，文化的分裂性就开始在这城市疯长。
在被德国占领之前，青岛所在地只是清政府在胶澳的海防口，住着数百渔民。1891年，清政府复时任登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监督的盛宣怀上书，派登州总兵章高元率四个营军队，在青岛建炮垒设兵营，还在前海修了一座栈桥作为军用码头。可是，当德国人的大炮逼近胶州湾时，这位总兵大人未动一枪一炮，就将青岛拱手让给了藉口“巨野教案”而来的德国水兵。
青岛命运也由此改写，小渔村向殖民城市蜕变。
据日文《胶州湾》一书记载：“一八九九年德皇威廉二世命名胶州保护地的新市区为青岛”，这是青岛首次作为城市的记录。青岛市区选在西南海岸与山丘之间较平坦地段，从交通、环境、军事等方面来看，城市的选址都是最佳位置，德国人将青岛视为军事基地、进出口贸易港口和殖民地行政经济中心三者并重的现代殖民地城市。
1898年，清政府被迫与德国人签订《胶澳租借条约》，除整个胶州湾外，还将崂山湾东半岛、白沙河、女姑口，至胶州湾西部的灵山卫、薛家岛等都划入了“租借地”。次年，德国人宣布青岛为自由港。与此同时，一批德国一流的城市规划专家和建筑设计师来到青岛，按照19世纪末欧洲最先进的城市规划理念，实地勘察设计，形成了青岛的城建规划。
而今，德国弗莱堡军事档案馆至今仍保存着青岛早期城市总体规划蓝图。
当时，殖民地政府的首任总督沛禄文提出：新城市要强调德国的民族特性，强调与中国城市的差异，新城市的建设要有现代风格。他幻想在中国建一座纯德国式的城市，成为展示德意志精神和德国在中国殖民地经济实力的象征。德国式的屋顶与高耸的塔楼高低相衬，错落有致，红砖取代了中国常见的青砖，建筑外墙以灰泥抹面后涂上明快的颜色。由于建筑法规禁用铁皮瓦楞，红瓦顶成了青岛的一大特色。
此后数年，青岛多次出现在德、日和民国政府间的交接协议中，但这并未妨碍各国建筑师云集青岛，掀起了青岛历史上继1910年后的又一次建筑高潮。八大关建筑群不仅丰富多彩，而且可以说是集欧洲建筑艺术之大成。日本著名建筑师师内正堀看了八大关的众多庭院后，不无感慨地说：“青岛的建筑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建筑的丰收时代。”据说，青岛新城市规划中有专门一条：新建房屋必须与青岛现有的五种色彩相协调——红瓦屋顶，黄色沙滩和建筑立面，绿树，湛蓝的天空和碧蓝的大海。
有人说，保持这五种色彩无异于保持了青岛的个性魅力。然而，致力于表现自己不同的青岛，始终未曾摆脱过它所置身的文化背景。它所拥有的大量欧洲式样的建筑，它迎来的一拨又一拨外国友人，都冲淡不了它身上某种根深蒂固的气味——某种属于山东人共有的气息。
但正是这段不足百年的殖民历史，为青岛留下了数百栋外观精美、构造结实的老建筑：基督教堂、圣弥厄尔天主教堂、总督府、花石楼……这些建筑群，构建了青岛的城市骨架，也诠释着青岛性格。
7月2日，本刊记者来到青岛，近距离感触异域建筑风情，寻找我的城。
教堂、名人故居里的人文悖论
7月的一天上午，市南区浙江路天主教堂前的广场上，来自山西的王涛专程携着他身穿婚纱的新娘在教堂前定格下一组幸福瞬间。教堂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里平均每天约有100对身穿婚纱礼服的新人在这里留下精彩瞬间。
这是中国最负盛名的天主教堂之一，又名圣弥厄尔教堂，始建于1932年，于1934年竣工。由德国设计师毕娄哈依据哥德式和罗马式建筑风格而设计，希特勒派专人督建而成。该教堂最初计划建高百米，后适逢二战前欧洲局势紧张，希特勒严禁德国本土资金外流，指示重新修改图纸，即成现在规模。整座教堂以黄色花岗岩和钢筋混凝土砌成，表面雕以简洁优美的纹案。大门上方设一巨大玫瑰窗，两侧各耸立一座钟塔，塔身高56米，红瓦覆盖的锥形塔尖上各竖立一个4.5米高的巨大十字架，塔内悬有四口大钟，一旦钟乐鸣奏，声传数里之外。
天主教堂不远处的江苏路上的基督教堂为单钟楼式建筑，建在一座小山包上，位于数条道路的交会口，建筑与地形结合巧妙，设计上匠心独具。由于教堂的各种设施都在底层，建筑师设计了宽大的基座，使得旁边高耸的钟楼不显得过分引人注目，外墙的花岗岩保持开采时的自然形态，没有一丝加工的痕迹，檐口也仅仅是粗糙的隆起，墙面用原色抹粗灰泥，房顶是阴阳瓦交错铺盖，显得简朴而庄重。在钟楼的顶部，悬挂着一大二小的三口钟，旁边一块木牌上刻着“1909年安装”的字样。钟楼的三面各有一座机械式的报时钟，每当钟声响起，一公里外都可以听到。
走下山，步行转过一个S形陡坡，脚下的马路起了变化。这是城里仍然保留着的几条德国式“方石头”路面之一。在信号山的总督官邸建成前，福山支路5号曾是首任总督的临时住所。总督每天骑马上下班，因此在官邸旁修有马厩，从海边到官邸的这条路采用的是总督家乡道路的样式，用方石砌成。清代康有为在经过长期的海外流亡后，首次踏上青岛，便被这座红砖绿树的海滨城市吸引。几年后，当他第二次来到青岛，就买下了福山支路上的这座官邸，并将家人迁至青岛。
康有为故居入口处是一座凸出的大门，高高的三进式露天台阶体现着整个建筑的雄伟气势。小楼四周是宽大的敞廊，立面装饰较为简单，远远望去像一幅拼贴而成的图画，由于早期德式建筑大多缺乏建筑材料，屋顶采用的是中国红瓦。维修后的小楼按原有格局摆进了康家雕龙画凤式的明清老家具，还辟有“康有为生平图片展”及“康有为藏品珍品展”两个展室。康有为故居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比起后期的德式别墅，小楼略显简朴，但这种四面为敞开廊式的单层建筑却是早期殖民地建筑中最典型的样式。
其实，福山路原为德国人别墅区，后不少名人与此结缘：康家对面是戏曲家宋春舫的私人图书馆“褐木庐”；福山路3号是沈从文先生在青岛大学任教时的旧宅；对面的“山屋”是文学家吴伯箫的故居；福山路1号是剧作家洪琛的故居。只可惜，而今“山屋”已拆。
据统计，现在青岛留有近300处、20多个国家风格的各式建筑，最多的当然还是德式建筑，经典的有如德国总督官邸旧址、花石楼等。他们在青岛得到了保存，也使青岛独具魅力。
老建筑造就青岛性格
谁如果想给青岛下一个定义，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有位严谨的学者曾沿青岛最老的地标栈桥，背朝大海向前走了半个多小时，感叹在德国小镇和中国破落县城间穿梭。
事实上，外人很难单纯从建筑风格、市民气息甚或女孩衣着来总结青岛属性。除季风更加明显外，它缺乏被一言概之的特质，矛盾性是无处不在的：这是一个总试图从自己身处的文化中挣扎出来，却从没真正走出去的海滨胜地；是一个自视不低，但在别人眼里总有点尴尬的副省级城市。或许，自德国人在上个世纪的黑暗年代里进入青岛港后，文化的分裂性就开始在这城市疯长。
在被德国占领之前，青岛所在地只是清政府在胶澳的海防口，住着数百渔民。1891年，清政府复时任登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监督的盛宣怀上书，派登州总兵章高元率四个营军队，在青岛建炮垒设兵营，还在前海修了一座栈桥作为军用码头。可是，当德国人的大炮逼近胶州湾时，这位总兵大人未动一枪一炮，就将青岛拱手让给了藉口“巨野教案”而来的德国水兵。
青岛命运也由此改写，小渔村向殖民城市蜕变。
据日文《胶州湾》一书记载：“一八九九年德皇威廉二世命名胶州保护地的新市区为青岛”，这是青岛首次作为城市的记录。青岛市区选在西南海岸与山丘之间较平坦地段，从交通、环境、军事等方面来看，城市的选址都是最佳位置，德国人将青岛视为军事基地、进出口贸易港口和殖民地行政经济中心三者并重的现代殖民地城市。
1898年，清政府被迫与德国人签订《胶澳租借条约》，除整个胶州湾外，还将崂山湾东半岛、白沙河、女姑口，至胶州湾西部的灵山卫、薛家岛等都划入了“租借地”。次年，德国人宣布青岛为自由港。与此同时，一批德国一流的城市规划专家和建筑设计师来到青岛，按照19世纪末欧洲最先进的城市规划理念，实地勘察设计，形成了青岛的城建规划。
而今，德国弗莱堡军事档案馆至今仍保存着青岛早期城市总体规划蓝图。
当时，殖民地政府的首任总督沛禄文提出：新城市要强调德国的民族特性，强调与中国城市的差异，新城市的建设要有现代风格。他幻想在中国建一座纯德国式的城市，成为展示德意志精神和德国在中国殖民地经济实力的象征。德国式的屋顶与高耸的塔楼高低相衬，错落有致，红砖取代了中国常见的青砖，建筑外墙以灰泥抹面后涂上明快的颜色。由于建筑法规禁用铁皮瓦楞，红瓦顶成了青岛的一大特色。
此后数年，青岛多次出现在德、日和民国政府间的交接协议中，但这并未妨碍各国建筑师云集青岛，掀起了青岛历史上继1910年后的又一次建筑高潮。八大关建筑群不仅丰富多彩，而且可以说是集欧洲建筑艺术之大成。日本著名建筑师师内正堀看了八大关的众多庭院后，不无感慨地说：“青岛的建筑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建筑的丰收时代。”据说，青岛新城市规划中有专门一条：新建房屋必须与青岛现有的五种色彩相协调——红瓦屋顶，黄色沙滩和建筑立面，绿树，湛蓝的天空和碧蓝的大海。
有人说，保持这五种色彩无异于保持了青岛的个性魅力。然而，致力于表现自己不同的青岛，始终未曾摆脱过它所置身的文化背景。它所拥有的大量欧洲式样的建筑，它迎来的一拨又一拨外国友人，都冲淡不了它身上某种根深蒂固的气味——某种属于山东人共有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