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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以后的10月11日，中国和-德国将迎来建交40周年。
按照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于去年10月审议并通过的《关于召开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十八大于今年下半年召开。
在此背景下，8月30日于北京落幕的第二轮中德政府磋商在发布联合声明时，定题为：展望未来的中德战略伙伴关系。
特殊安排
从6月底开始至联合声明发布前的最后一刻，两个来月的时间里，中德双方的外交人员为联合声明的达成进行了不下十轮的谈判，中国外交部欧洲司司长刘海星是全程参与谈判的中方官员之一。
中德政府磋商机制由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于2010年7月商定建立，首轮磋商于2011年6月底举行，温家宝率中方13位部长出席，并与默克尔商定，今年在北京举行第二轮磋商。
“有媒体报道称磋商原定于2013年举行，这个消息是有误的。双方最高层并没有确定具体要多长时间搞一次。磋商的时间，由双方相互协调来定。”刘海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按照中国外交部提供的名单，中方共有8正5副13个部长参加此轮磋商，德方是7位部长和2位国务秘书。
但刘海星在磋商现场看到，双方部长级官员数量超出30名。他指出，德方不在名单之列的还有3个副部长，中方则还有数位副部长。
熟谙外交礼仪的人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和常见的双边领导人会谈中领导人及高官均对面而坐不同的是，此番温家宝和默克尔坐在一起，双方部长各占一边。
这样非同寻常的磋商坐席安排方式是因为政府磋商是一种特别的形式，相当于两国就双边关系共同举行“联席内阁会议”。某种程度上，这是比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还要亲密的方式。
“‘联席内阁会议’是政府问合作的最高形式，两国内阁在总理率领下在一起讨论一个话题，即如何加强双边合作。法德之间就采取这种形式。”刘海星说。
在磋商举行的前一天，中国外交部主管欧洲地区事务的副部长宋涛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中德政府磋商是中国与西方大国建立的第一个政府间机制，是中国和德国及西方国家关系中的一个创新。
在默克尔此次在京短暂停留的一天多里，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习近平和李克强等5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与其进行会见或会谈。在诸多分析人士看来，这也显示出中国对中德关系的高度重视，并体现出对此番磋商发挥出承前启后作用的期待。
中德关系三级跳
包括13项政府间协议和5项企业间协议的一长串协议清单，是第二轮中德政府磋商的最直观的收获。对于与默克尔随行的包括西门子和大众等公司老总在内的20多名德国顶级企业家来说，这也是最让他们感觉不虚此行的理由。
按照德国礼宾的做法，18项协议一项项签下来，过程会有些长，这会让本就紧凑的日程更加紧张。不过，中国的礼宾做法里，可以两份协议同时签，通常称“双签”，这样时间就缩减一半。
在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见时，默克尔说，这是她平生第一次见到还有“双签”的做法。
刘海星的同事、同样全程参与了中德政府磋商联合声明达成全过程的中国外交部欧洲司三秘卫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双签’的方式并不常用，我见到上次使用也是在中德合作中，是在施罗德任德国总理期间。”
经贸协议多得签不过来，对于深陷债务危机的欧洲来说，即便是烦恼，也一定是幸福的烦恼。此时的德国，是很多欧洲国家羡慕或嫉妒的对象。此时的中德关系，让它们想起了“特殊关系”这个词。
1946年，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演讲中用“特殊关系”一词形容美英关系，此后该词便用来固定描述美英“无与伦比”的关系。
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前两年“中德国”思维的一个延续。
2009年，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员马丁·沃尔夫为了表达当时的第一出口大国中国和第二出口大国德国联合在一起的意思，将两个国家的英文名称合在一起，创造了“中德国”这个新词，但未能流行起来。
从2010年发表《中德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公报》，到去年发表《首轮中德政府磋商联合新闻公报》，再到刚刚发布的题为“展望未来的中德战略伙伴关系”的《第二轮中德政府磋商联合声明》，中德关系实现了“三级跳”。参与到这个过程的中德双方外交人员也形成共识，中德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
对于亲历了促成“三级跳”每一步的中德双方外交人员来说，一字一词或一句话的差别很可能就是一次跳跃。
一年前，首轮磋商后的“新闻公报”中，在政治关系的成果说明中，有这样的表述：“德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尊重中国领土完整。”
今年的联合声明中，较之去年多出了“主权”一词，表述如下：“德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考虑到当前中国周边形势中出现的新变化，加上的两个字，意义不言自明。
支持两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双边贸易和投资中使用人民币和欧元，促进两国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业务及在德国发行人民币金融产品，是联合声明中最受关注的成果之一。但相较之“主权”两个字的加入，德国做出这番支持人民币国际化的表述并不艰难。
刘海星介绍，在今年中德双方初期的谈判中，德国就接受了中方的提议。不过，此前这个提议曾经历百般周折。联想到欧债危机的背景，这种变化不难理解。
最后一小时敲定联合声明
8月30日，中德两国总理已经开始在人民大会堂里进行会谈，双方谈判人员在会场外的台阶上坐下来。看到旁边有德国记者，他们又往远处挪了挪。
双方当时仍在商讨一个议题：探讨建立先进制造业对话。
先进制造业是德国工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德方自然不愿轻易与中国分享其最后的高地。德国能较早摆脱金融危机，依赖的正是其强大的制造业。
金融危机之后，中德双方对于实体经济的地位都进行了再思考，实体经济也成为双方下一步合作的重点，关于代表未来发展趋势的先进制造业的对话与合作更是重中之重。不过，这也牵涉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保护等种种棘手问题。
离会谈结束仅剩下不到一小时的时候，双方都摊出了最后的底牌。双方人员赶紧向各自的主管部长请示，敲定联合声明的最终文本。
联合声明中所列举的第二轮政府磋商的29项成果，不论是最终敲定的探讨建立先进制造业对话，还是早前拟定的加强在农业、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海洋和极地领域的合作，几乎无一例外地呼应了联合声明标题中的定语：展望未来。
中德政府磋商制订了一套落实机制，上一轮磋商中达成的协议，下一轮时将对落实情况进行评估。但依然有障碍横亘在通向未来的路上：政治体制差异、价值观外交影响、中国的发展带来的相互间竞争性增强，还有政府更迭造成的波动。
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中德语言年活动将推进两国中小学互开对方语言课程，德国会选择100所中小学开设中文课，中国也会选择100所中小学开设德语课。这意味着，双方将来可能出现更多的“中国通”和“德国通”。
(实习生李熠超、王孝茹对本文亦有贡献)
按照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于去年10月审议并通过的《关于召开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十八大于今年下半年召开。
在此背景下，8月30日于北京落幕的第二轮中德政府磋商在发布联合声明时，定题为：展望未来的中德战略伙伴关系。
特殊安排
从6月底开始至联合声明发布前的最后一刻，两个来月的时间里，中德双方的外交人员为联合声明的达成进行了不下十轮的谈判，中国外交部欧洲司司长刘海星是全程参与谈判的中方官员之一。
中德政府磋商机制由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于2010年7月商定建立，首轮磋商于2011年6月底举行，温家宝率中方13位部长出席，并与默克尔商定，今年在北京举行第二轮磋商。
“有媒体报道称磋商原定于2013年举行，这个消息是有误的。双方最高层并没有确定具体要多长时间搞一次。磋商的时间，由双方相互协调来定。”刘海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按照中国外交部提供的名单，中方共有8正5副13个部长参加此轮磋商，德方是7位部长和2位国务秘书。
但刘海星在磋商现场看到，双方部长级官员数量超出30名。他指出，德方不在名单之列的还有3个副部长，中方则还有数位副部长。
熟谙外交礼仪的人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和常见的双边领导人会谈中领导人及高官均对面而坐不同的是，此番温家宝和默克尔坐在一起，双方部长各占一边。
这样非同寻常的磋商坐席安排方式是因为政府磋商是一种特别的形式，相当于两国就双边关系共同举行“联席内阁会议”。某种程度上，这是比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还要亲密的方式。
“‘联席内阁会议’是政府问合作的最高形式，两国内阁在总理率领下在一起讨论一个话题，即如何加强双边合作。法德之间就采取这种形式。”刘海星说。
在磋商举行的前一天，中国外交部主管欧洲地区事务的副部长宋涛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中德政府磋商是中国与西方大国建立的第一个政府间机制，是中国和德国及西方国家关系中的一个创新。
在默克尔此次在京短暂停留的一天多里，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习近平和李克强等5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与其进行会见或会谈。在诸多分析人士看来，这也显示出中国对中德关系的高度重视，并体现出对此番磋商发挥出承前启后作用的期待。
中德关系三级跳
包括13项政府间协议和5项企业间协议的一长串协议清单，是第二轮中德政府磋商的最直观的收获。对于与默克尔随行的包括西门子和大众等公司老总在内的20多名德国顶级企业家来说，这也是最让他们感觉不虚此行的理由。
按照德国礼宾的做法，18项协议一项项签下来，过程会有些长，这会让本就紧凑的日程更加紧张。不过，中国的礼宾做法里，可以两份协议同时签，通常称“双签”，这样时间就缩减一半。
在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见时，默克尔说，这是她平生第一次见到还有“双签”的做法。
刘海星的同事、同样全程参与了中德政府磋商联合声明达成全过程的中国外交部欧洲司三秘卫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双签’的方式并不常用，我见到上次使用也是在中德合作中，是在施罗德任德国总理期间。”
经贸协议多得签不过来，对于深陷债务危机的欧洲来说，即便是烦恼，也一定是幸福的烦恼。此时的德国，是很多欧洲国家羡慕或嫉妒的对象。此时的中德关系，让它们想起了“特殊关系”这个词。
1946年，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演讲中用“特殊关系”一词形容美英关系，此后该词便用来固定描述美英“无与伦比”的关系。
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前两年“中德国”思维的一个延续。
2009年，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员马丁·沃尔夫为了表达当时的第一出口大国中国和第二出口大国德国联合在一起的意思，将两个国家的英文名称合在一起，创造了“中德国”这个新词，但未能流行起来。
从2010年发表《中德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公报》，到去年发表《首轮中德政府磋商联合新闻公报》，再到刚刚发布的题为“展望未来的中德战略伙伴关系”的《第二轮中德政府磋商联合声明》，中德关系实现了“三级跳”。参与到这个过程的中德双方外交人员也形成共识，中德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
对于亲历了促成“三级跳”每一步的中德双方外交人员来说，一字一词或一句话的差别很可能就是一次跳跃。
一年前，首轮磋商后的“新闻公报”中，在政治关系的成果说明中，有这样的表述：“德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尊重中国领土完整。”
今年的联合声明中，较之去年多出了“主权”一词，表述如下：“德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考虑到当前中国周边形势中出现的新变化，加上的两个字，意义不言自明。
支持两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双边贸易和投资中使用人民币和欧元，促进两国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业务及在德国发行人民币金融产品，是联合声明中最受关注的成果之一。但相较之“主权”两个字的加入，德国做出这番支持人民币国际化的表述并不艰难。
刘海星介绍，在今年中德双方初期的谈判中，德国就接受了中方的提议。不过，此前这个提议曾经历百般周折。联想到欧债危机的背景，这种变化不难理解。
最后一小时敲定联合声明
8月30日，中德两国总理已经开始在人民大会堂里进行会谈，双方谈判人员在会场外的台阶上坐下来。看到旁边有德国记者，他们又往远处挪了挪。
双方当时仍在商讨一个议题：探讨建立先进制造业对话。
先进制造业是德国工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德方自然不愿轻易与中国分享其最后的高地。德国能较早摆脱金融危机，依赖的正是其强大的制造业。
金融危机之后，中德双方对于实体经济的地位都进行了再思考，实体经济也成为双方下一步合作的重点，关于代表未来发展趋势的先进制造业的对话与合作更是重中之重。不过，这也牵涉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保护等种种棘手问题。
离会谈结束仅剩下不到一小时的时候，双方都摊出了最后的底牌。双方人员赶紧向各自的主管部长请示，敲定联合声明的最终文本。
联合声明中所列举的第二轮政府磋商的29项成果，不论是最终敲定的探讨建立先进制造业对话，还是早前拟定的加强在农业、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海洋和极地领域的合作，几乎无一例外地呼应了联合声明标题中的定语：展望未来。
中德政府磋商制订了一套落实机制，上一轮磋商中达成的协议，下一轮时将对落实情况进行评估。但依然有障碍横亘在通向未来的路上：政治体制差异、价值观外交影响、中国的发展带来的相互间竞争性增强，还有政府更迭造成的波动。
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中德语言年活动将推进两国中小学互开对方语言课程，德国会选择100所中小学开设中文课，中国也会选择100所中小学开设德语课。这意味着，双方将来可能出现更多的“中国通”和“德国通”。
(实习生李熠超、王孝茹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