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中国共产党处理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诉求遵循着帕累托改进，以共享式增长和共同富裕为价值前导，力图让发展的成果普遍惠及，这是中国长期保持快速稳步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重要秘密，具体方式可以概括为：把握变迁中的中国社会结构，引导与迎合的双重回应向度，依托制度、机制和方法存量，超越利益集团的改革塑造。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社会结构变迁；利益诉求；包容性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4）02-0039-07
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到政党政治时代，国家、政党和社会三方互动是政党政治运行的基本方式。其中，政党作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中介，需要从社会中汲取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并以代表和表达利益诉求，影响或决定国家政策、人事形成过程来向社会支付的对价。虽然国家政权仍是政党的政治目标，但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实际上更为重要，现代社会都是多层复杂结构，政党能否包容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诉求，决定了政党的政治地位高低和影响力强弱，对于执政党而言，这种包容性更决定了执政绩效的大小。中国的快速发展被公认为应归因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这一过程被概括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的需要”，换言之，中国共产党处理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诉求遵循着帕累托改进，以共享式增长和共同富裕为价值前导，力图让发展的成果普遍惠及。国际知名学者帕斯夸里·帕斯奎诺认为，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中国梦”，从政治理想到政治运行实践，中国共产党都体现出力求包容中国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利益的雄心。实际上，如果把眼光投向历史的纵深，不难发现这种包容雄心是路径依赖的结果，包容的具体过程正蕴含着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重要秘密，回到问题本身，那么，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处理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诉求呢？
一、把握变迁中的中国社会结构
“一定的政治现象和政治生活总是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的，与一定的社会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于是，认识社会的本质对分析政治现象和政治生活便至关重要。”[1]那么，如何认识社会的本质呢？在现代复杂社会中，社会结构是政治发展的基本秩序和架构性支撑力量，任何政治主体改造和治理理念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制度、机制、手段都必须根植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之中，因此，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社会结构是认识社会和开启政治过程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认识和把握社会结构，并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方法论——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毛泽东对20世纪前期中国社会结构的观察成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详尽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结构中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诉求、生活状态、意识形态、价值取向、革命意志等。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充分展示了“冲突的力量”和“整合的工具”[2]双重功能，明确“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之后，将革命问题简化为“整合”并带领革命的朋友打击革命的敌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不仅为革命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而且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处理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利益诉求的思维模式和本领，并影响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三重政治自觉：第一，在共时性坐标上坚持自主性，强调基于中国社会的实际而非外国的经验或理论开展实践，不管这种经验或理论来自西方还是苏联；第二，对社会中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采取包容性价值取向，通过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目标奋斗；第三，构建对象区别原则和矛盾转化逻辑，标签化区别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因时应势灵活转化敌我矛盾。
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处理了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诉求，并从社会中获得大量支持性力量，才用“小米加步枪”赢得了最终的胜利，这也逆向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结构认知的正确性、把握的准确性。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社会结构经历了剧烈的变革，在外部性力量介入和内生变量共同作用下，中国大型复杂社会结构快速转变成为“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简单结构。这一大规模社会结构整合消灭了数个剥削阶级，阶级矛盾因此由主要矛盾变成了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条件下的次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被新确认为“人民内部矛盾”，即人民对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不论站在任何角度观察，中国共产党对当时社会结构和主要矛盾的把握都是准确的，将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诉求共同化约为“经济文化需要”，建构一致的根本利益诉求并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予以回应，无疑都切中了问题的要害。然而，历史发展从来都不是线性的，迂回曲折是常态，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注意力是组织领域内一种重要的稀缺资源，随着注意力转移，先前对社会结构、主要矛盾、利益诉求、回应方式的正确研判被束之高阁，“精神万能”和“去利益化”政治生态逐渐形成，利益诉求只能跌入政治原则之外和道德线以下蛰伏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机制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经济面貌，也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面貌，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结构逐渐解体，阶级、阶层、群体进入大分化、大组合时期，新兴社会阶层和群体不断涌现，社会结构非稳态化、多样化、复杂化特征明显，社会利益诉求日渐多元、利益诉求碰撞和冲突不断加剧、利益诉求点呈现碎片化分布。
毫无疑问，作为中国30多年改革引入的最大变量——市场经济，不仅强力助推了社会结构变迁，而且通过倡导个体利益自我实现，释放出了被政治和道德压抑的利益诉求，并使之正当化、多样化。迄今为止，市场经济推动中国社会变迁的运动仍在进行，中国社会仍处在变迁之中，30多年中国社会变迁中产生的问题仍有待通过新的社会变迁予以解决。作为这场社会变迁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始终密切关注着变迁过程中释放的正负能量。市场经济助推的社会变迁正能量不言自明，中国社会的财富创造能力、知识创新水平、流动性活力都是明证；但所带来的负能量同样十分巨大，必须清楚地看到，市场经济这枚硬币的背面隐藏着市场经济逻辑“脱嵌”的冲动，“金钱万能”已开始代替“精神万能”如水银泻地般地向社会各个领域渗透，社会公共产品、社会关系、社会道德等都严重地被商品化、货币化，市场逻辑还造成社会财富分布两极分化、社会道德信仰空心化等一系列问题。此外，由于开放社会的流动性，内源性变量与外源性变量交互作用，市场经济分化的社会结构还受到西方文化思潮的多方浸渗，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已从过去单纯的感情认同，转变为法理型认同和利益认同，对党领导和执政的期望值更高、更为挑剔，与此同时，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取向和价值观念也更加复杂多元。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学习、调整和吸纳的政党，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变迁和社会利益诉求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通过双向调整加强与社会互动，即一方面通过两个文明建设、两手抓、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领导社会进行“反向运动”，重构市场经济冲击后的社会规范。依托执政党本身政治权威的示范效应，通过整党运动、“三讲”教育活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创先争优”活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来整顿执政党的作风，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引领塑造社会；另一方面，则根据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通过自我调整，实现历史方位转变适应社会变迁，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3]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又提出了“中国梦”的概念。“中国梦”是中国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利益诉求的最大公约数，它既是民族复兴梦、国家富强梦，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富裕梦。从工人阶级先锋队到中华民族先锋队、从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到实现每个中国人的“中国梦”，在急剧变化的社会面前，中国共产党在回应利益诉求上最大限度地彰显了兼容并包的态度，不仅适应了社会变迁的节奏，而且还牢牢地把握着主动权。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以1840年、1949年、1978年为历时性节点，历经了三次巨大的变迁或三次社会转型，并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对应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三个阶段。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三个阶段都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尽管有不同的解释，但都不会排斥这样的概括：这些成功都与中国共产党对当时社会状况的准确把握密不可分，实事求是地分析社会构成、与时俱进地引导和适应社会变迁，包容性地回应不同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则是中国共产党把握变迁中的中国社会的基本方式。
二、引导与迎合的双重回应向度
社会结构是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利益诉求存在的框架，这种由个体人按照一定规则和秩序排列的框架，在发生变迁运动的过程中存在个体人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这与制度变迁的过程高度耦合。密尔将制度产生方式概括为“做成的”和“长成的”，哈耶克继承并发展了密尔的概括的理论，将其表述为“建构的”和“进化的”，对于社会结构变迁而言，“做成的”和“长成的”抑或“建构的”和“进化的”也同样有充分的事例支撑。但社会结构变迁究竟沿着何种路径展开，取决于主要参与主体的态度。在政党政治时代，政党面对社会结构变迁大体存在两种态度：一是适应，二是改造，相应地，就有两种处理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利益诉求的方式：迎合和引导。
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在于其政治信仰中蕴含着关于社会变迁的终极关怀——共产主义社会，这种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严密论证的社会形态，被视为是一切社会变迁的终极目的，同时，党出于对“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政治自觉，对社会结构变迁的方向和路径基本持“改造”的态度。但如果只标签化地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结构变迁的态度标上“改造”，那显然是幼稚的，中国共产党熟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无论在理论创新还是在实践创造中，都十分注意兼顾“适应”的维度。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利益诉求的过程中，实际采取了引导与迎合的双重回应向度。
采取双重回应向度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拥有领导党和执政党的双重属性。领导党属性是“改造”态度的内在动因，坚定目标导向、积极主动行动、说服教育引导、统揽全局自觉是这一属性的外在特征。作为领导党，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始终自觉地站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潮头，以先进的理论为中国社会发展设计目标、指引方向、划定路径、纠偏纠错。然而，由于理论与现实之间客观存在的差距，需要领导党按照理论目标的要求，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力量改造社会现实，使之更加符合理论要求。在这个过程中，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因动员范围不同被分为改造主体和改造对象两部分，领导党通过改造进行社会整合，引导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诉求与根本利益相一致。
执政党属性则是“适应”态度的内在动因，执政党依赖社会供给的合法性资源，所以对社会结构变迁总体上持一种“适应”的态度，对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的诉求更多采取迎合的姿态。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在现代复杂社会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冲突，虽然“社会冲突是社会变迁的主要源泉”，[4]但对执政党而言却是一个必须做出权衡和取舍的难题，因为“现代社会的冲突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这也总是提出要求的群体和得到了满足的群体之间的一种冲突。”[5]在此情势下，执政党所代表的社会群体的偏好与公共性之间的张力，考验着执政党的智慧。在中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在于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利益冲突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冲突，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面对这些冲突，中国共产党不需要面临党派代表性与公共性之间的张力考验，因而能够比西方执政党更坚定而迅速地选择公共性一端，并作为冲突仲裁者提出公正的化解方法。
必须承认，在中国领导党与执政党之间亦存在张力，但这显然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党和执政党身份融合方面做的更好，例如在处理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利益诉求方面，中国共产党能够既积极引导利益诉求的价值取向，又能够主动迎合利益诉求的具体要求，面对于相互冲突或摩擦的利益诉求，能够既权威性地制定化解规则又模范性地遵守这些规则。总之，这种双重回应向度可以并行不悖，并为中国共产党集成强大的向心合力。在比较视野中考察，这种“两条腿走路”的双向回应向度显然比“一条腿”走路的单向回应向度，走的更稳、更快、更远。 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利益诉求充分表达和实现能够带来社会稳定。社会利益诉求充分表达和实现有三种形式：一是基本利益诉求得到满足；二是利益诉求冲突得到公平地解决；三是利益诉求表达和实现成本低于预期。中国共产党双向回应向度提供了更多诉求表达和实现通道，保证了诉求流量的稳定，虽然现实中存在多通道利用效率不高的问题，但都较好地达到了上述三种表达和实现形式的标准，有效降低了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烈度，保障了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与之相对应的是，西方执政党单向回应向度却存在无法摆脱的弊病。
首先，不论通过比例代表制还是相对多数代表制选举上台的执政党，都会囿于党派畛域而难以公正地顾及相对少数那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爆发于2009年的“茶党”运动和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将美国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党争充分地展现了出来，两党利益代表的局限性暴露无遗，双方都很难公正地对待支持对方的社会群体提出的利益诉求。
其次，西方政党竞争性选举人为地割裂社会、分散政府权力，削弱了政党政府的利益诉求回应能力。在欧洲，欧债危机以来，欧洲多国出现“大党不强、小党不弱”的现象。澳大利亚、英国、荷兰、比利时等一大批国家还出现了“悬浮议会”，不得不实行多党联合执政。芬兰、比利时、丹麦等部分国家还出现左右共治的局面，“彩虹政府”频出。执政联盟成员在公共支出、公共债务、环保等诸多领域政策分歧难以消除，导致各方往往只能达成最低限度的共识，极大地弱化了多党联合政府的施政能力。[6]在日本，自1993年“55年体制”瓦解之后，日本政党轮替十分频繁，首相如走马灯似的轮换，政局不稳，经济长期低迷。
再次，执政党通过一味地迎合流动的民意上台，常常陷入会选举不会执政、善于画饼不善于做饼的困境，讨取了短期的民意却伤害了长期的民心，使民众对政党政治的信心指数大为降低。2012年2月，欧洲学者通过对近30年来欧洲各民主国家政党组织演变情况的汇总分析发现，欧洲各国政党无论是党员绝对数量，还是大选中党员占总选民比例，都已降至历史最低点。[7]伴随着党员数量减少的另一个问题是，民众对政党的认同感也在降低。有学者统计，在几乎所有的先进工业化民主国家中（19个国家中有17个拥有连续的数据证明），认同政党的人口比例在过去25年里有所下降。同样，对政党忠诚的人口比例也在下降。[8]在欧洲，民众对欧洲政党政治的参与热情降至历史最低。近年来，在欧洲爆发的“占领伦敦运动”、“愤怒者运动”和“占领欧洲央行运动”等反映草根社会诉求的社会运动都游离于政党政治之外。[9]
最后，执政党的政治责任感普遍不高，正如帕斯奎诺所警告的那样：一旦经济下行导致社会困境，部分政治精英就会试图引入选举机制来逃避责任和回避矛盾。例如在希腊和意大利，由于执政党政府解决欧债危机能力不足，在帕潘德里欧和贝鲁斯科尼辞职后分别由一个由技术型官僚组成的临时政府来取代执政党政府的管理，执政党缺乏责任担当由此可见一斑。
三、依托制度、机制、方法存量
中国共产党建党至今，在制度创设、机制构建和方法创新方面的成就显著，在处理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利益诉求方面也累积了一大批制度、机制和方法存量，涵盖了利益提取与综合、利益代表与表达、利益调节与分配、利益保障与冲突化解等方面。这些制度、机制和方法存量是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的黏合剂，保障了党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利用这些存量的呢？
1.通过贯彻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等方式提取和综合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诉求。利益提取与综合是启动政治过程的起点，利益提取的广泛性、充分性、准确性能够从源头上决定政治过程的质量。为了提高以政党为中心的利益提取能力，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第一，强化政治吸纳能力，增加党员数量、优化党员结构、提高党员素质，截至2012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达8512.7万名，党的基层组织总数达420.1万个，党员的民族、性别、教育、职业、年龄、地区结构进一步优化，素质不断提高，这些都客观上扩大了党与社会的接触面，增强了利益提取广度和深度；第二，充分整合外围组织力量，发挥工青妇、统一战线组织作用，多方提取利益诉求。第三，开展各类政治运动、活动集中、主动地搜集、提取利益诉求，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历次开展的整风、整党运动和活动大都要求密切联系群众，听取群众的利益诉求；第四，与时俱进地利用新型媒介技术，倾听利益诉求；第五，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和民主集中制保障利益提取的真实性、及时性。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借助执政资源，通过行政、立法、司法机关搜集、提取更为直接的利益诉求。
当多方利益诉求汇集到执政党的时候，利益综合过程就开始了。显而易见，从超大型社会中提取的利益诉求自然十分庞杂，若一股脑地输入必然会超出政治系统的承载能力，所以，各种具体的利益诉求必须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筛选，但即便经过筛选的利益诉求数量仍然会十分庞大，因此还需要经过高度抽象、概括才可能尽数包容。
2.通过政党、国家和社会多方渠道代表和表达利益诉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和执政党身份，使之有权威和能力广泛动员政党、国家和社会相关主体代表和表达利益诉求。在中国制度设计中，中国共产党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分别在各级党代会、人代会和政协会议上代表和表达利益诉求，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再经过政策制定和政策输出环节，最后以政策的形式回应利益诉求。除了这种高度制度化的利益代表和表达方式之外，中国共产党还积极引导社会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直接或通过媒介表达利益诉求，并设置信访、听证、新闻传媒、投诉热线等平台给与支持，以保证利益诉求表达有序、有效。
3.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利益调节与分配方式。应该承认，社会利益分配和分布不平衡是一种常态存在，只要差距在合理的区间内，社会就能继续保持稳定。问题在于如何将利益差距控制在合理的区间内，中外历史都证明，单纯依靠社会的自我调节无济于事，在高度分化的不同利益主体面前，依靠外部性权威力量的介入才是控制利益差距的有效办法。西方的经验表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天然拒斥政府力量的介入，对政党同样也不信任，只能依靠契约和法律，但契约和法律在实践中的缺乏灵活性，事实加大了利益差距，只得通过非制度化的第三次分配再调节。在全球开放时代，中国向世界供给了新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建国、建政和整合社会的过程中树立了西方执政党无法比拟的领导权威，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信任执政党和政府，并欢迎这一对外部性权威力量介入进行利益调节和分配。由于中国共产党负有领导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历史使命，面对效率和公平之间张力，中国共产党坚持效率和公平相结合的原则，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这样既保护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又将利益分配和分布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从而保障了经济、社会的快速稳定发展。 4.公正合理地保障利益、化解冲突。矛盾和冲突是任何社会都普遍存在的现象，“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0]正如马克思所言，这些现象背后都隐藏着利益诉求之间的紧张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社会结构分化组合，原有整体性利益格局被打破，逐渐形成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分配方式多样化和利益关系复杂化的社会格局，经济利益诉求被充分地释放出来，同时也催生出其他非经济利益诉求，如文化诉求、政治权利诉求等。各种利益诉求大量涌现，除了与资源有限供给产生矛盾之外，各种利益诉求之间也存在紧张关系，在利益诉求主体间多重博弈格局中亟待引入统一的秩序和规范，“所有的复杂社会都是以内部高度的紧张和冲突为特征的，所以制度和价值观一致对这些社会的生存来说是必要的条件。”[11]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包容性和权威性，使之成为这些制度、秩序和规范的权威供应者。面对社会转型、结构分化和利益诉求冲突，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和谐理念指导化解利益诉求冲突，实现共赢的非零和博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和期待。和谐社会要求让矛盾与冲突暴露出来并加以解决，以实现结果状态的和谐，这恰恰是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重要分水岭。在和谐社会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统筹兼顾，不仅注意保障民众基本利益诉求、化解利益冲突，而且还注意包容性区分和对待经济利益、政治权利等诉求并认真地作出回应。
对于快速变化的中国社会来说，依托并创新制度、机制和方法存量应对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诉求虽然成效显著，但也必须承认至少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制度、机制和方法存量的滞后性，使之不足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二是创新制度、机制和方法存量受限于路径依赖，解决问题效率难有跃升；三是制度、机制和方法存量解决问题的速度慢于新问题产生速度，容易造成问题累积。因此，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改革只有进行时，永远没有完成时，坚持继续以改革创新精神提高对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利益诉求的回应能力。
四、超越利益集团的改革塑造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领导构造了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以“中国梦”为最大公约数的动态、多元、复杂社会。面对这一非稳态社会中多元利益诉求碰撞、利益冲突、财富两级分化、阶层逐渐固化等一系列问题，中国共产党从改造和适应两个维度进行着超越利益集团的改革，塑造更加合理的社会结构，构建更加良性的政党与社会互动关系，以更好地包容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协调好不同的利益诉求，为实现“中国梦”凝聚合力。
利益集团是多元社会中的重要主体，“在大量事实中，大集团活动确实存在并且是导致社会变迁的基本力量。”[12]与西方执政党和社会受制于利益集团不同，中国共产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因而能够超越利益集团领导中国社会改革，避免由利益集团主导社会进行非均衡发展，从而保障了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利益诉求能够得到公平地对待。通过经验观察能够发现，这场改革的发力点主要集中于社会结构塑造和公平规范供给两个方面。
首先，致力于塑造合理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是社会形态的支撑性力量，能够反映社会中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权力、财富和地位的分布状况，社会结构是否合理是衡量社会健康与否的核心指标。判断一个社会的结构是否合理，需要首先明确判断的标准，这里所指称的社会结构是按照社会成员的收入标准划分的，因此，“橄榄型”无疑是众多社会结构中最为合理的一种。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定收入分配政策和制度，表达了塑造“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强烈愿望，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新一轮以“提低、控高、扩中”为主线的政策工具更强化了塑造“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力度。可以预见，“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塑造成型将能够极大缓解民众基本利益诉求压力，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利益诉求的回应方式将转向以调节和协调利益纠纷、化解利益冲突为主，而这正是成熟社会的表现特征。
在塑造中国社会结构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努力遵循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继续推动社会阶层不断分化，通过不断扩大中等收入比重来保障社会持续繁荣和稳定；另一方面则不断加强社会整合，努力避免出现社会两极分化和阶层固化对立情况。更值得观察的是，在社会结构持续被塑造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在不断学习、调整，努力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
中国共产党熟悉现代社会学理论，深知调节收入分配只是塑造社会结构的重要方式，但不是唯一方式，适当增加社会横向和纵向流动性，通过制度改革保障阶层边界开放性，破除阶层固化和两级分化也是不可或缺的塑造方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早就敏锐地觉察到，教育具有塑造社会分层和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所以，在中国吹响改革开放号角之前，教育改革就已率先破题，恢复高考使无数人打破了“出身论”和“血统论”桎梏，通过努力学习实现了改变命运的突破。教育改革不仅加速了中国社会的流动，增强了活力，而且为30多年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持久而充沛的智力支持，并极大地缓解了社会矛盾。
其次，致力于公平的规范供给。中国共产党的包容性和没有特殊利益的独立性，使之能够超越利益集团不偏不倚地领导制定公平的规范，为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利益诉求表达、摩擦调节、冲突化解提供统一的秩序和规范。正如一个社会“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创建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很显然，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13]秩序对转型期的社会尤为重要，而制定公平的规范是实现秩序的前提。“迄今为止，一切进步性的社会运动，都是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14]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中逐渐增强的契约意识呼唤公平规范，并要求权威性制定的公共规范来规范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诉求表达、碰撞、摩擦和冲突，减少转型期的社会行为恣意。因此，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持续不断的公平规范供给意义重大。 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普适性是公平规范的权威基础，而例外则是天敌，所以不但领导制定规范也自觉地遵守，在规范限定的范围内活动，让“比太阳还要有光辉”的公平正义普照。公平规范持续地供给和普遍严格地遵守，使中国执政党和社会能够更加满怀信心地面对新时期社会转型带来的挑战，坚定地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目标迈进。
参考文献：
[1]王沪宁.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43.
[2][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M].张华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37.
[3]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EB/OL].http？押//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9/65444/4429125.html.
[4][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M].李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8.
[5][德]拉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M].林荣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
[6]张云飞，石晓虎.当前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五大突出动向.当代世界[J].2012：5.
[7]″Going？熏going？熏gone？芽The decline of party membership in contemporary Europe″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熏Vol.51？熏Issue 1？熏2012？熏pp.24-56.
[8]Russell J.Dalton.″Political Suppor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熏″ in Pippa Norris？熏ed.？熏Critical Citizens？押Global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穴Oxford？押Oxford University Press？熏1999？雪？熏pp.65-66.
[9]张海洋.持续深化的欧洲政党危机.当代世界[J].2012：5.
[10][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
[11][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M].张华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
[12][美]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11.
[13][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李盛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8.
[14][英]亨利·萨姆奈·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出版社，1959：97.
责任编辑 魏子扬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社会结构变迁；利益诉求；包容性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4）02-0039-07
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到政党政治时代，国家、政党和社会三方互动是政党政治运行的基本方式。其中，政党作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中介，需要从社会中汲取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并以代表和表达利益诉求，影响或决定国家政策、人事形成过程来向社会支付的对价。虽然国家政权仍是政党的政治目标，但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实际上更为重要，现代社会都是多层复杂结构，政党能否包容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诉求，决定了政党的政治地位高低和影响力强弱，对于执政党而言，这种包容性更决定了执政绩效的大小。中国的快速发展被公认为应归因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这一过程被概括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的需要”，换言之，中国共产党处理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诉求遵循着帕累托改进，以共享式增长和共同富裕为价值前导，力图让发展的成果普遍惠及。国际知名学者帕斯夸里·帕斯奎诺认为，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中国梦”，从政治理想到政治运行实践，中国共产党都体现出力求包容中国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利益的雄心。实际上，如果把眼光投向历史的纵深，不难发现这种包容雄心是路径依赖的结果，包容的具体过程正蕴含着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重要秘密，回到问题本身，那么，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处理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诉求呢？
一、把握变迁中的中国社会结构
“一定的政治现象和政治生活总是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的，与一定的社会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于是，认识社会的本质对分析政治现象和政治生活便至关重要。”[1]那么，如何认识社会的本质呢？在现代复杂社会中，社会结构是政治发展的基本秩序和架构性支撑力量，任何政治主体改造和治理理念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制度、机制、手段都必须根植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之中，因此，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社会结构是认识社会和开启政治过程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认识和把握社会结构，并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方法论——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毛泽东对20世纪前期中国社会结构的观察成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详尽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结构中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诉求、生活状态、意识形态、价值取向、革命意志等。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充分展示了“冲突的力量”和“整合的工具”[2]双重功能，明确“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之后，将革命问题简化为“整合”并带领革命的朋友打击革命的敌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不仅为革命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而且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处理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利益诉求的思维模式和本领，并影响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三重政治自觉：第一，在共时性坐标上坚持自主性，强调基于中国社会的实际而非外国的经验或理论开展实践，不管这种经验或理论来自西方还是苏联；第二，对社会中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采取包容性价值取向，通过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目标奋斗；第三，构建对象区别原则和矛盾转化逻辑，标签化区别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因时应势灵活转化敌我矛盾。
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处理了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诉求，并从社会中获得大量支持性力量，才用“小米加步枪”赢得了最终的胜利，这也逆向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结构认知的正确性、把握的准确性。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社会结构经历了剧烈的变革，在外部性力量介入和内生变量共同作用下，中国大型复杂社会结构快速转变成为“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简单结构。这一大规模社会结构整合消灭了数个剥削阶级，阶级矛盾因此由主要矛盾变成了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条件下的次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被新确认为“人民内部矛盾”，即人民对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不论站在任何角度观察，中国共产党对当时社会结构和主要矛盾的把握都是准确的，将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诉求共同化约为“经济文化需要”，建构一致的根本利益诉求并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予以回应，无疑都切中了问题的要害。然而，历史发展从来都不是线性的，迂回曲折是常态，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注意力是组织领域内一种重要的稀缺资源，随着注意力转移，先前对社会结构、主要矛盾、利益诉求、回应方式的正确研判被束之高阁，“精神万能”和“去利益化”政治生态逐渐形成，利益诉求只能跌入政治原则之外和道德线以下蛰伏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机制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经济面貌，也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面貌，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结构逐渐解体，阶级、阶层、群体进入大分化、大组合时期，新兴社会阶层和群体不断涌现，社会结构非稳态化、多样化、复杂化特征明显，社会利益诉求日渐多元、利益诉求碰撞和冲突不断加剧、利益诉求点呈现碎片化分布。
毫无疑问，作为中国30多年改革引入的最大变量——市场经济，不仅强力助推了社会结构变迁，而且通过倡导个体利益自我实现，释放出了被政治和道德压抑的利益诉求，并使之正当化、多样化。迄今为止，市场经济推动中国社会变迁的运动仍在进行，中国社会仍处在变迁之中，30多年中国社会变迁中产生的问题仍有待通过新的社会变迁予以解决。作为这场社会变迁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始终密切关注着变迁过程中释放的正负能量。市场经济助推的社会变迁正能量不言自明，中国社会的财富创造能力、知识创新水平、流动性活力都是明证；但所带来的负能量同样十分巨大，必须清楚地看到，市场经济这枚硬币的背面隐藏着市场经济逻辑“脱嵌”的冲动，“金钱万能”已开始代替“精神万能”如水银泻地般地向社会各个领域渗透，社会公共产品、社会关系、社会道德等都严重地被商品化、货币化，市场逻辑还造成社会财富分布两极分化、社会道德信仰空心化等一系列问题。此外，由于开放社会的流动性，内源性变量与外源性变量交互作用，市场经济分化的社会结构还受到西方文化思潮的多方浸渗，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已从过去单纯的感情认同，转变为法理型认同和利益认同，对党领导和执政的期望值更高、更为挑剔，与此同时，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取向和价值观念也更加复杂多元。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学习、调整和吸纳的政党，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变迁和社会利益诉求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通过双向调整加强与社会互动，即一方面通过两个文明建设、两手抓、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领导社会进行“反向运动”，重构市场经济冲击后的社会规范。依托执政党本身政治权威的示范效应，通过整党运动、“三讲”教育活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创先争优”活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来整顿执政党的作风，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引领塑造社会；另一方面，则根据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通过自我调整，实现历史方位转变适应社会变迁，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3]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又提出了“中国梦”的概念。“中国梦”是中国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利益诉求的最大公约数，它既是民族复兴梦、国家富强梦，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富裕梦。从工人阶级先锋队到中华民族先锋队、从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到实现每个中国人的“中国梦”，在急剧变化的社会面前，中国共产党在回应利益诉求上最大限度地彰显了兼容并包的态度，不仅适应了社会变迁的节奏，而且还牢牢地把握着主动权。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以1840年、1949年、1978年为历时性节点，历经了三次巨大的变迁或三次社会转型，并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对应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三个阶段。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三个阶段都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尽管有不同的解释，但都不会排斥这样的概括：这些成功都与中国共产党对当时社会状况的准确把握密不可分，实事求是地分析社会构成、与时俱进地引导和适应社会变迁，包容性地回应不同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则是中国共产党把握变迁中的中国社会的基本方式。
二、引导与迎合的双重回应向度
社会结构是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利益诉求存在的框架，这种由个体人按照一定规则和秩序排列的框架，在发生变迁运动的过程中存在个体人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这与制度变迁的过程高度耦合。密尔将制度产生方式概括为“做成的”和“长成的”，哈耶克继承并发展了密尔的概括的理论，将其表述为“建构的”和“进化的”，对于社会结构变迁而言，“做成的”和“长成的”抑或“建构的”和“进化的”也同样有充分的事例支撑。但社会结构变迁究竟沿着何种路径展开，取决于主要参与主体的态度。在政党政治时代，政党面对社会结构变迁大体存在两种态度：一是适应，二是改造，相应地，就有两种处理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利益诉求的方式：迎合和引导。
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在于其政治信仰中蕴含着关于社会变迁的终极关怀——共产主义社会，这种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严密论证的社会形态，被视为是一切社会变迁的终极目的，同时，党出于对“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政治自觉，对社会结构变迁的方向和路径基本持“改造”的态度。但如果只标签化地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结构变迁的态度标上“改造”，那显然是幼稚的，中国共产党熟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无论在理论创新还是在实践创造中，都十分注意兼顾“适应”的维度。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利益诉求的过程中，实际采取了引导与迎合的双重回应向度。
采取双重回应向度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拥有领导党和执政党的双重属性。领导党属性是“改造”态度的内在动因，坚定目标导向、积极主动行动、说服教育引导、统揽全局自觉是这一属性的外在特征。作为领导党，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始终自觉地站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潮头，以先进的理论为中国社会发展设计目标、指引方向、划定路径、纠偏纠错。然而，由于理论与现实之间客观存在的差距，需要领导党按照理论目标的要求，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力量改造社会现实，使之更加符合理论要求。在这个过程中，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因动员范围不同被分为改造主体和改造对象两部分，领导党通过改造进行社会整合，引导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诉求与根本利益相一致。
执政党属性则是“适应”态度的内在动因，执政党依赖社会供给的合法性资源，所以对社会结构变迁总体上持一种“适应”的态度，对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的诉求更多采取迎合的姿态。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在现代复杂社会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冲突，虽然“社会冲突是社会变迁的主要源泉”，[4]但对执政党而言却是一个必须做出权衡和取舍的难题，因为“现代社会的冲突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这也总是提出要求的群体和得到了满足的群体之间的一种冲突。”[5]在此情势下，执政党所代表的社会群体的偏好与公共性之间的张力，考验着执政党的智慧。在中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在于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利益冲突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冲突，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面对这些冲突，中国共产党不需要面临党派代表性与公共性之间的张力考验，因而能够比西方执政党更坚定而迅速地选择公共性一端，并作为冲突仲裁者提出公正的化解方法。
必须承认，在中国领导党与执政党之间亦存在张力，但这显然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党和执政党身份融合方面做的更好，例如在处理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利益诉求方面，中国共产党能够既积极引导利益诉求的价值取向，又能够主动迎合利益诉求的具体要求，面对于相互冲突或摩擦的利益诉求，能够既权威性地制定化解规则又模范性地遵守这些规则。总之，这种双重回应向度可以并行不悖，并为中国共产党集成强大的向心合力。在比较视野中考察，这种“两条腿走路”的双向回应向度显然比“一条腿”走路的单向回应向度，走的更稳、更快、更远。 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利益诉求充分表达和实现能够带来社会稳定。社会利益诉求充分表达和实现有三种形式：一是基本利益诉求得到满足；二是利益诉求冲突得到公平地解决；三是利益诉求表达和实现成本低于预期。中国共产党双向回应向度提供了更多诉求表达和实现通道，保证了诉求流量的稳定，虽然现实中存在多通道利用效率不高的问题，但都较好地达到了上述三种表达和实现形式的标准，有效降低了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烈度，保障了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与之相对应的是，西方执政党单向回应向度却存在无法摆脱的弊病。
首先，不论通过比例代表制还是相对多数代表制选举上台的执政党，都会囿于党派畛域而难以公正地顾及相对少数那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爆发于2009年的“茶党”运动和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将美国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党争充分地展现了出来，两党利益代表的局限性暴露无遗，双方都很难公正地对待支持对方的社会群体提出的利益诉求。
其次，西方政党竞争性选举人为地割裂社会、分散政府权力，削弱了政党政府的利益诉求回应能力。在欧洲，欧债危机以来，欧洲多国出现“大党不强、小党不弱”的现象。澳大利亚、英国、荷兰、比利时等一大批国家还出现了“悬浮议会”，不得不实行多党联合执政。芬兰、比利时、丹麦等部分国家还出现左右共治的局面，“彩虹政府”频出。执政联盟成员在公共支出、公共债务、环保等诸多领域政策分歧难以消除，导致各方往往只能达成最低限度的共识，极大地弱化了多党联合政府的施政能力。[6]在日本，自1993年“55年体制”瓦解之后，日本政党轮替十分频繁，首相如走马灯似的轮换，政局不稳，经济长期低迷。
再次，执政党通过一味地迎合流动的民意上台，常常陷入会选举不会执政、善于画饼不善于做饼的困境，讨取了短期的民意却伤害了长期的民心，使民众对政党政治的信心指数大为降低。2012年2月，欧洲学者通过对近30年来欧洲各民主国家政党组织演变情况的汇总分析发现，欧洲各国政党无论是党员绝对数量，还是大选中党员占总选民比例，都已降至历史最低点。[7]伴随着党员数量减少的另一个问题是，民众对政党的认同感也在降低。有学者统计，在几乎所有的先进工业化民主国家中（19个国家中有17个拥有连续的数据证明），认同政党的人口比例在过去25年里有所下降。同样，对政党忠诚的人口比例也在下降。[8]在欧洲，民众对欧洲政党政治的参与热情降至历史最低。近年来，在欧洲爆发的“占领伦敦运动”、“愤怒者运动”和“占领欧洲央行运动”等反映草根社会诉求的社会运动都游离于政党政治之外。[9]
最后，执政党的政治责任感普遍不高，正如帕斯奎诺所警告的那样：一旦经济下行导致社会困境，部分政治精英就会试图引入选举机制来逃避责任和回避矛盾。例如在希腊和意大利，由于执政党政府解决欧债危机能力不足，在帕潘德里欧和贝鲁斯科尼辞职后分别由一个由技术型官僚组成的临时政府来取代执政党政府的管理，执政党缺乏责任担当由此可见一斑。
三、依托制度、机制、方法存量
中国共产党建党至今，在制度创设、机制构建和方法创新方面的成就显著，在处理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利益诉求方面也累积了一大批制度、机制和方法存量，涵盖了利益提取与综合、利益代表与表达、利益调节与分配、利益保障与冲突化解等方面。这些制度、机制和方法存量是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的黏合剂，保障了党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利用这些存量的呢？
1.通过贯彻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等方式提取和综合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诉求。利益提取与综合是启动政治过程的起点，利益提取的广泛性、充分性、准确性能够从源头上决定政治过程的质量。为了提高以政党为中心的利益提取能力，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第一，强化政治吸纳能力，增加党员数量、优化党员结构、提高党员素质，截至2012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达8512.7万名，党的基层组织总数达420.1万个，党员的民族、性别、教育、职业、年龄、地区结构进一步优化，素质不断提高，这些都客观上扩大了党与社会的接触面，增强了利益提取广度和深度；第二，充分整合外围组织力量，发挥工青妇、统一战线组织作用，多方提取利益诉求。第三，开展各类政治运动、活动集中、主动地搜集、提取利益诉求，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历次开展的整风、整党运动和活动大都要求密切联系群众，听取群众的利益诉求；第四，与时俱进地利用新型媒介技术，倾听利益诉求；第五，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和民主集中制保障利益提取的真实性、及时性。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借助执政资源，通过行政、立法、司法机关搜集、提取更为直接的利益诉求。
当多方利益诉求汇集到执政党的时候，利益综合过程就开始了。显而易见，从超大型社会中提取的利益诉求自然十分庞杂，若一股脑地输入必然会超出政治系统的承载能力，所以，各种具体的利益诉求必须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筛选，但即便经过筛选的利益诉求数量仍然会十分庞大，因此还需要经过高度抽象、概括才可能尽数包容。
2.通过政党、国家和社会多方渠道代表和表达利益诉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和执政党身份，使之有权威和能力广泛动员政党、国家和社会相关主体代表和表达利益诉求。在中国制度设计中，中国共产党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分别在各级党代会、人代会和政协会议上代表和表达利益诉求，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再经过政策制定和政策输出环节，最后以政策的形式回应利益诉求。除了这种高度制度化的利益代表和表达方式之外，中国共产党还积极引导社会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直接或通过媒介表达利益诉求，并设置信访、听证、新闻传媒、投诉热线等平台给与支持，以保证利益诉求表达有序、有效。
3.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利益调节与分配方式。应该承认，社会利益分配和分布不平衡是一种常态存在，只要差距在合理的区间内，社会就能继续保持稳定。问题在于如何将利益差距控制在合理的区间内，中外历史都证明，单纯依靠社会的自我调节无济于事，在高度分化的不同利益主体面前，依靠外部性权威力量的介入才是控制利益差距的有效办法。西方的经验表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天然拒斥政府力量的介入，对政党同样也不信任，只能依靠契约和法律，但契约和法律在实践中的缺乏灵活性，事实加大了利益差距，只得通过非制度化的第三次分配再调节。在全球开放时代，中国向世界供给了新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建国、建政和整合社会的过程中树立了西方执政党无法比拟的领导权威，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信任执政党和政府，并欢迎这一对外部性权威力量介入进行利益调节和分配。由于中国共产党负有领导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历史使命，面对效率和公平之间张力，中国共产党坚持效率和公平相结合的原则，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这样既保护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又将利益分配和分布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从而保障了经济、社会的快速稳定发展。 4.公正合理地保障利益、化解冲突。矛盾和冲突是任何社会都普遍存在的现象，“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0]正如马克思所言，这些现象背后都隐藏着利益诉求之间的紧张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社会结构分化组合，原有整体性利益格局被打破，逐渐形成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分配方式多样化和利益关系复杂化的社会格局，经济利益诉求被充分地释放出来，同时也催生出其他非经济利益诉求，如文化诉求、政治权利诉求等。各种利益诉求大量涌现，除了与资源有限供给产生矛盾之外，各种利益诉求之间也存在紧张关系，在利益诉求主体间多重博弈格局中亟待引入统一的秩序和规范，“所有的复杂社会都是以内部高度的紧张和冲突为特征的，所以制度和价值观一致对这些社会的生存来说是必要的条件。”[11]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包容性和权威性，使之成为这些制度、秩序和规范的权威供应者。面对社会转型、结构分化和利益诉求冲突，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和谐理念指导化解利益诉求冲突，实现共赢的非零和博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和期待。和谐社会要求让矛盾与冲突暴露出来并加以解决，以实现结果状态的和谐，这恰恰是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重要分水岭。在和谐社会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统筹兼顾，不仅注意保障民众基本利益诉求、化解利益冲突，而且还注意包容性区分和对待经济利益、政治权利等诉求并认真地作出回应。
对于快速变化的中国社会来说，依托并创新制度、机制和方法存量应对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诉求虽然成效显著，但也必须承认至少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制度、机制和方法存量的滞后性，使之不足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二是创新制度、机制和方法存量受限于路径依赖，解决问题效率难有跃升；三是制度、机制和方法存量解决问题的速度慢于新问题产生速度，容易造成问题累积。因此，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改革只有进行时，永远没有完成时，坚持继续以改革创新精神提高对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利益诉求的回应能力。
四、超越利益集团的改革塑造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领导构造了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以“中国梦”为最大公约数的动态、多元、复杂社会。面对这一非稳态社会中多元利益诉求碰撞、利益冲突、财富两级分化、阶层逐渐固化等一系列问题，中国共产党从改造和适应两个维度进行着超越利益集团的改革，塑造更加合理的社会结构，构建更加良性的政党与社会互动关系，以更好地包容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协调好不同的利益诉求，为实现“中国梦”凝聚合力。
利益集团是多元社会中的重要主体，“在大量事实中，大集团活动确实存在并且是导致社会变迁的基本力量。”[12]与西方执政党和社会受制于利益集团不同，中国共产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因而能够超越利益集团领导中国社会改革，避免由利益集团主导社会进行非均衡发展，从而保障了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利益诉求能够得到公平地对待。通过经验观察能够发现，这场改革的发力点主要集中于社会结构塑造和公平规范供给两个方面。
首先，致力于塑造合理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是社会形态的支撑性力量，能够反映社会中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权力、财富和地位的分布状况，社会结构是否合理是衡量社会健康与否的核心指标。判断一个社会的结构是否合理，需要首先明确判断的标准，这里所指称的社会结构是按照社会成员的收入标准划分的，因此，“橄榄型”无疑是众多社会结构中最为合理的一种。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定收入分配政策和制度，表达了塑造“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强烈愿望，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新一轮以“提低、控高、扩中”为主线的政策工具更强化了塑造“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力度。可以预见，“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塑造成型将能够极大缓解民众基本利益诉求压力，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利益诉求的回应方式将转向以调节和协调利益纠纷、化解利益冲突为主，而这正是成熟社会的表现特征。
在塑造中国社会结构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努力遵循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继续推动社会阶层不断分化，通过不断扩大中等收入比重来保障社会持续繁荣和稳定；另一方面则不断加强社会整合，努力避免出现社会两极分化和阶层固化对立情况。更值得观察的是，在社会结构持续被塑造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在不断学习、调整，努力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
中国共产党熟悉现代社会学理论，深知调节收入分配只是塑造社会结构的重要方式，但不是唯一方式，适当增加社会横向和纵向流动性，通过制度改革保障阶层边界开放性，破除阶层固化和两级分化也是不可或缺的塑造方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早就敏锐地觉察到，教育具有塑造社会分层和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所以，在中国吹响改革开放号角之前，教育改革就已率先破题，恢复高考使无数人打破了“出身论”和“血统论”桎梏，通过努力学习实现了改变命运的突破。教育改革不仅加速了中国社会的流动，增强了活力，而且为30多年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持久而充沛的智力支持，并极大地缓解了社会矛盾。
其次，致力于公平的规范供给。中国共产党的包容性和没有特殊利益的独立性，使之能够超越利益集团不偏不倚地领导制定公平的规范，为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利益诉求表达、摩擦调节、冲突化解提供统一的秩序和规范。正如一个社会“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创建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很显然，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13]秩序对转型期的社会尤为重要，而制定公平的规范是实现秩序的前提。“迄今为止，一切进步性的社会运动，都是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14]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中逐渐增强的契约意识呼唤公平规范，并要求权威性制定的公共规范来规范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诉求表达、碰撞、摩擦和冲突，减少转型期的社会行为恣意。因此，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持续不断的公平规范供给意义重大。 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普适性是公平规范的权威基础，而例外则是天敌，所以不但领导制定规范也自觉地遵守，在规范限定的范围内活动，让“比太阳还要有光辉”的公平正义普照。公平规范持续地供给和普遍严格地遵守，使中国执政党和社会能够更加满怀信心地面对新时期社会转型带来的挑战，坚定地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目标迈进。
参考文献：
[1]王沪宁.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43.
[2][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M].张华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37.
[3]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EB/OL].http？押//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9/65444/4429125.html.
[4][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M].李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8.
[5][德]拉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M].林荣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
[6]张云飞，石晓虎.当前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五大突出动向.当代世界[J].2012：5.
[7]″Going？熏going？熏gone？芽The decline of party membership in contemporary Europe″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熏Vol.51？熏Issue 1？熏2012？熏pp.24-56.
[8]Russell J.Dalton.″Political Suppor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熏″ in Pippa Norris？熏ed.？熏Critical Citizens？押Global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穴Oxford？押Oxford University Press？熏1999？雪？熏pp.65-66.
[9]张海洋.持续深化的欧洲政党危机.当代世界[J].2012：5.
[10][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
[11][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M].张华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
[12][美]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11.
[13][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李盛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8.
[14][英]亨利·萨姆奈·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出版社，1959：97.
责任编辑 魏子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