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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欲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国的文化土壤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近年来，很多学者都对中国的文化土壤问题进行过一些探讨，也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研究成果。但以往学者对中国文化土壤的研究视线基本上都停留在甚至可以说局限在中国儒家身上，思路远远没有打开。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土壤绝不限于儒家，其他流派的思想文化亦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例如中国的墨家思想即是如此。选取消费观作为横截面，着重分析马克思适度消费思想与中国墨家合理消费理念的内在一致性，意在说明中国墨家思想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化土壤，而这一文化土壤亦是何其深厚。探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生长的文化土壤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深入开展。
[关键词]墨家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土壤；消费观
[中图分类号]G120；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12-0075-04
一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地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地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具体化。”[1]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当然是在德国。就其“本源”来讲，马克思主义是从西方文化传统中“生长”起来的。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实现中国化，之所以能够为中国人民所广泛认同和接受，并在实践中发挥巨大的指导作用，这当然是有其深厚的文化根基的。事实上，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与产生在德国的马克思主义有着内在相通之处，因而中国人民才能比较容易地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在中国大地上如此茁壮地生长。可见，要深入彻底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也就不能脱离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土壤”。这样，中国的“文化土壤”便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换言之，要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国的文化土壤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否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研究必将无法深入下去。
近年来，很多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者都对中国的文化土壤问题进行过一些探讨，也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研究成果。但笔者也注意到，以往学者对中国文化土壤的研究视线基本上都停留在甚至可以说局限在中国儒家身上，思路远远没有打开。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土壤绝不限于儒家，其他流派的思想文化亦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例如，中国的墨家思想便是如此。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土壤也绝不限于儒家和墨家这两家，其他各家各派的丰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化土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限于篇幅只选取墨家来加以论述，其他各家各派当另作文详述之。而中国的墨家思想博大精深，体系庞大，当然不宜泛泛而谈。于是，本文只选取消费观作为“横截面”，着重分析马克思适度消费思想与中国墨家合理消费理念的内在一致性，意在说明中国墨家思想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化土壤。当然，这仅仅是一个“横截面”。然而，“窥一斑而知全豹”抑或是“梧桐一叶而知天下秋”，意在通过这样一个“横截面”透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墨家文化土壤亦是何其深厚。
二
马克思的适度消费观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消费问题进行剖析和对资产阶级消费理论的批判中诞生的。尽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著作中并没用明确使用“适度消费观”的概念，但笔者认为，判断马克思是否具有“适度消费”的“思想”，问题并不在于其是否使用了“适度消费观”这一“概念”，关键是看他是否真正提出了包含“适度消费观思想”的论断（哪怕只是关于“适度消费”的“思想因子”），看他是否对“适度消费”这一“问题”有实质性的论证过程，以及看他是否对适度消费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有根本性的推动作用。事实上，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关于“适度消费”的“思想因子”（或曰“思想元素”）。笔者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谈马克思主义“适度消费观”的。
笔者通过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资本论》及其手稿）发现，马克思主义适度消费观并不是什么“突发奇想”，一下子“冒”出来的，而是在批判两种极端消费观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抑制消费的禁欲主义和奢侈浪费的过度消费，分别代表着两种极端的消费观，对于这样两种极端消费观，马克思（当然也包括恩格斯）是坚决反对的。进而言之，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对这两种极端消费观的批判性分析中阐发其“适度消费”的观点的。
我们先来看马克思对抑制消费的禁欲主义的分析与批判。马克思首先明确区分了“禁欲”与“节约”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例如，马克思曾经这样精辟地指出：“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可见，决不是禁欲，而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的能力，因而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又是发展消费的资料”。[2]马克思认为，所谓节约首先意味着劳动时间的节约，因为劳动时间的节约可以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发展消费资料的生产，从而扩展人们的消费领域和消费数量，提高人们的消费层次和消费能力。发展生产力与发展消费能力（同时亦是发展消费资料）具有同步性，但这与禁欲完全是两码事。禁欲绝不是发展经济的条件，禁欲非但不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反而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不断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劳动时间，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又例如，马克思在论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这样说道：“要求生产出新的消费，要求在流通内部扩大消费范围，就像以前（在生产绝对剩余价值时）扩大生产范围一样。第一，要求扩大现有的消费量；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量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以便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3]可见，发展经济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就是发展生产力。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增加新的消费种类，扩大消费量与消费面，并且创造出新的消费需求，同时要求不断提升消费层次。而禁欲主义恰恰与此格格不入，它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背道而驰。 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反对“禁欲”的同时，也反对超过特定历史阶段下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过度消费”，在马克思看来这实际上是一种奢侈浪费。在对“过度消费”展开批判性分析时，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区分了“必要的需要”与“奢侈浪费”这两个概念。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必要的需要”与“奢侈浪费”之间是有着根本性区别的。马克思也好，恩格斯也好，对“必要的需要”都是持肯定态度的，他们反对的仅仅是“过度消费”，用今天的话来说就叫“奢侈”。例如，马克思这样说过：“奢侈是自然必要性的对立面。必要的需要就是本身归结为自然体的那种个人的需要”。[4]恩格斯也特别强调消费要与人类本性的自然需求相称、与生态环境的承载力相适应。恩格斯说：“在一种与人类本性相称的状态下，……社会应当考虑，靠它所支配的资料能够生产些什么，并根据生产力和广大消费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来确定，应该把生产提高多少或缩减多少，应该允许生产或限制生产多少奢侈品。”[5]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均反对与人的“自然必要性”相对立的“奢侈消费”，认为这是“自然必要性的对立面”，言下之意，正确的消费观应该就是与人的“自然必要性”相称的，而这种与人的“自然必要性”相适应的消费观便是笔者所说的“适度消费”。通过上述分析（特别是恩格斯的表述），同时也可以看出，马恩对超过资源承载能力的“过度生产”也是不赞成的，这实际上恰恰从侧面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适度生产观”。①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适度消费”与“适度生产”是相统一的，二者辩证地统一于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②
三
如果认真研究中国著名文化典籍——《墨子》一书的话，便不难发现：其实早在中国先秦时期，墨家学派的始祖墨翟就提出了合理消费的思想观点，这与马克思的适度消费思想实际上是内在相通的。
在中国古代众多的思想家中，主张勤俭节用的其实也并不稀罕。但像墨子那样作为一个学派的特征提出，却是难能可贵的。墨子是中国墨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先秦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以墨翟为主要代表的早期墨家从“兼相爱、交相利”的功利伦理原则出发，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主旨，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思想，不愧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瑰宝”。为简明起见，择其要而言之，墨子的合理消费思想大致可以概括为“节葬”、“非乐”、“节用”三个方面。③
1.“节葬”思想。与“节葬”相对的当然就是“厚葬”了，墨子的“节葬”思想正是针对当时的“厚葬”提出来的，“厚葬”之风是先秦时期我们人类祖先的一种“习俗”。自夏商周三代以来，这种“厚葬”的“习俗”非常盛行，并且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在这种顽固的传统势力面前，墨子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出发，旗帜鲜明地公开反对“厚葬”，他认为这种不可胜计的“辍民之事”、“靡民之财”，“其为毋用若此矣”（《墨子·节葬下》）。针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等情况，他提倡一切从薄从简，认为“棺三寸”、“衣衾三领”、“足以覆恶”（《墨子·节葬下》）即可。墨子主张“节葬”不仅是向当时“厚葬”的习俗“宣战”，同时也是向当时顽固的传统势力“公然宣战”，这在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下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赵武灵王由于“胡服骑射”的改革而被世人标榜为历史的英雄，一介书生墨子竟然敢于向顽固而强大的传统势力“公然宣战”，难道就不是一个英雄么？在我看来，即便是以今天的眼光审视，他反对“厚葬”的主张对节约人力物力财力、减轻人民负担、促进社会生产发展也是具有不可或缺的积极意义的。
2.“非乐”思想。墨子生活的那个时代，存在着一种社会现象，即王公大人过分追求音乐享受，不仅需要制造巨钟、鸣鼓、琴瑟和竽笙等乐器，而且还需要耳目聪明、体格健壮的人替他们演奏，客观上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于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墨子是持否定态度的。在墨子看来，这不仅造成了物质财富的极大浪费，而且更严重的是，还影响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一方面，“使丈夫为之，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使妇人为之，废妇人纺绩织纴之事”（《墨子·非乐上》）；另一方面，“农夫说（通“悦”）乐而听之，即必不能蚤（通“早”）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叔粟”，“妇人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纴”（《墨子·非乐上》）。为此，墨子提出了“非乐”的思想主张。墨子针对当时王公贵族的腐朽奢侈生活和社会弊病，提出发展生产的有益主张，应该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当然我们也应该客观地看到，墨子在这里把劳动人民的必要音乐欣赏与统治阶级的寻欢作乐混为一谈而加以贬抑，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因为如果按照马斯洛需要五层次理论的观点，人的需求是分层次的，在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的情况下，适当的精神享受也是必要的。劳动人民在生产劳动之余，进行一些适当的音乐欣赏作为调剂，这也无可厚非，甚至是有益的。可是墨子却没有能够将劳动人民的必要音乐欣赏与统治阶级寻欢作乐很好地区分开来。实际上，这种区分是不可或缺的。对于劳动人民必要的音乐欣赏理应持肯定态度，而对统治阶级寻欢作乐的靡靡之音则应当加以贬抑。遗憾的是，在这一问题上，墨子却没有坚持一分为二的态度。当然，墨子在当时的那个历史年代能够提出“非乐”的思想是很了不起的，也是需要巨大勇气的。我们当然不能以今天的眼光来苛求古人，我想这也是我们评价古人应坚持的最基本的态度。
3.“节用”思想。我们应注意到，墨子“节用”的主张是在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物质生活资料还很匮乏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可以说，“节用”是墨子经济思想中的核心理念之一。墨子关于“节用”的具体论述又很多，例如，墨子说：“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墨子·辞过》）墨子认为，只有“节用”，才能防备不测天灾，促进社会稳定，才能求得百姓之温饱。当然，墨子尽管倡导节俭，但也并不是说越节约越好，而是以能够保证人们正常的生活水平为基准的。对此，墨子在吃、穿、住、行、用等各个方面都提出了更加具体的主张。例如，在吃的方面，墨子主张“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墨子·节用中》）；在穿的方面，主张“冬服绀緅（赤青芭和黑色带红的帛）之衣，轻且暖，夏服絺綌（细和粗的葛布）之衣，轻且清，则止”（《墨子·节用中》）；在住的方面，主张“其旁可以围（御）风寒，上可以围雪霜雨露，其中蠲（明亮）洁可以祭祀，宫墙足以为男女之别，则止”（《墨子·节用中》）；在行的方面，主张“车为服重致远，乘之则安，引之则利”，舟楫“足以将（行）之，则止”（《墨子·节用中》）；在用的方面，主张“足以奉给民用，则止”（《墨子·节用中》）。在这里，墨子尽管也没有明确使用“合理消费”这个“概念”，但“合理消费”的“理念”却清晰地蕴含在字里行间了。 实际上，在《墨子》这整部著作中，笔者并没发现墨子使用过“合理消费”这样的字眼，但其关于“合理消费”的“思想”却清楚明白地体现在《墨子》一书的文本中。我们在评价墨子是否具有某一种“思想”时，不宜简单地看他是否明确使用了某一“概念”，而更多地应仔细考察他是否对这一“思想”本身具有实质性的阐释。倘若对某思想具有实质性阐述，即便没有明确使用该“术语”或曰“概念指称”，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认为他具有该“思想”。在笔者看来，这是我们今天解读《墨子》这部经典应坚持的基本方法论。
四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马克思的适度消费观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与消费进行深度剖析而得出的科学结论，而中国古代墨家的合理消费理念则是从“兼相爱、交相利”的功利伦理原则出发，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主旨而提出来的。尽管二者“生长”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之中，是在不同的理论背景下各自得出的结论，然而马克思的适度消费观与中国墨家提出的合理消费理念从根本上讲却是内在相通的。
不过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笔者并不是“为比较而比较”，将此二者进行细致比较的真正意图乃在于探讨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发端于德国的思想文化，能够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扎下根基，并且能够在中国大地上如此茁壮地生长起来，这显然是有深层次原因的。笔者认为，最关键的一点恐怕还在于：中国深厚的文化土壤与马克思主义本身有着内在的贯通性，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但遗憾的是，过去学者们对中国文化土壤的研究视域还往往局限在儒家，而对其他各家各派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二者相通性的研究则很少涉及。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土壤”绝不限于哪一家，各家各派的思想文化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本文只是以中国墨家为例，选取消费观上的一致性作为分析的“横截面”，探讨了墨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相通性，意在说明中国的各家各派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化土壤。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通性当然绝不仅限于儒家和墨家，其他各家各派亦都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内在的相通性。这种相通性也并不限于消费观，而是体现在世界观、辩证法、历史观等各个领域。正如庞朴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人类性的成分。人类性寓于民族性之中，永恒性寓于时代性之中，普遍性就寓于特殊性之中。”[6]正是因为中国文化土壤的博大精深，并且与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如此众多的内在贯通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才能够如此茁壮生长、生机盎然。笔者坚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深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必将不断开出绚丽的创新之花，结出丰硕的理论之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编写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3-4.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07.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91.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2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62.
[6]庞朴.《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第二集·中外文化比较研究》[M].三联书店出版社，1988：36.
[关键词]墨家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土壤；消费观
[中图分类号]G120；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12-0075-04
一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地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地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具体化。”[1]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当然是在德国。就其“本源”来讲，马克思主义是从西方文化传统中“生长”起来的。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实现中国化，之所以能够为中国人民所广泛认同和接受，并在实践中发挥巨大的指导作用，这当然是有其深厚的文化根基的。事实上，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与产生在德国的马克思主义有着内在相通之处，因而中国人民才能比较容易地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在中国大地上如此茁壮地生长。可见，要深入彻底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也就不能脱离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土壤”。这样，中国的“文化土壤”便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换言之，要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国的文化土壤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否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研究必将无法深入下去。
近年来，很多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者都对中国的文化土壤问题进行过一些探讨，也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研究成果。但笔者也注意到，以往学者对中国文化土壤的研究视线基本上都停留在甚至可以说局限在中国儒家身上，思路远远没有打开。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土壤绝不限于儒家，其他流派的思想文化亦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例如，中国的墨家思想便是如此。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土壤也绝不限于儒家和墨家这两家，其他各家各派的丰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化土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限于篇幅只选取墨家来加以论述，其他各家各派当另作文详述之。而中国的墨家思想博大精深，体系庞大，当然不宜泛泛而谈。于是，本文只选取消费观作为“横截面”，着重分析马克思适度消费思想与中国墨家合理消费理念的内在一致性，意在说明中国墨家思想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化土壤。当然，这仅仅是一个“横截面”。然而，“窥一斑而知全豹”抑或是“梧桐一叶而知天下秋”，意在通过这样一个“横截面”透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墨家文化土壤亦是何其深厚。
二
马克思的适度消费观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消费问题进行剖析和对资产阶级消费理论的批判中诞生的。尽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著作中并没用明确使用“适度消费观”的概念，但笔者认为，判断马克思是否具有“适度消费”的“思想”，问题并不在于其是否使用了“适度消费观”这一“概念”，关键是看他是否真正提出了包含“适度消费观思想”的论断（哪怕只是关于“适度消费”的“思想因子”），看他是否对“适度消费”这一“问题”有实质性的论证过程，以及看他是否对适度消费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有根本性的推动作用。事实上，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关于“适度消费”的“思想因子”（或曰“思想元素”）。笔者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谈马克思主义“适度消费观”的。
笔者通过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资本论》及其手稿）发现，马克思主义适度消费观并不是什么“突发奇想”，一下子“冒”出来的，而是在批判两种极端消费观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抑制消费的禁欲主义和奢侈浪费的过度消费，分别代表着两种极端的消费观，对于这样两种极端消费观，马克思（当然也包括恩格斯）是坚决反对的。进而言之，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对这两种极端消费观的批判性分析中阐发其“适度消费”的观点的。
我们先来看马克思对抑制消费的禁欲主义的分析与批判。马克思首先明确区分了“禁欲”与“节约”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例如，马克思曾经这样精辟地指出：“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可见，决不是禁欲，而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的能力，因而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又是发展消费的资料”。[2]马克思认为，所谓节约首先意味着劳动时间的节约，因为劳动时间的节约可以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发展消费资料的生产，从而扩展人们的消费领域和消费数量，提高人们的消费层次和消费能力。发展生产力与发展消费能力（同时亦是发展消费资料）具有同步性，但这与禁欲完全是两码事。禁欲绝不是发展经济的条件，禁欲非但不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反而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不断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劳动时间，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又例如，马克思在论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这样说道：“要求生产出新的消费，要求在流通内部扩大消费范围，就像以前（在生产绝对剩余价值时）扩大生产范围一样。第一，要求扩大现有的消费量；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量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以便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3]可见，发展经济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就是发展生产力。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增加新的消费种类，扩大消费量与消费面，并且创造出新的消费需求，同时要求不断提升消费层次。而禁欲主义恰恰与此格格不入，它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背道而驰。 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反对“禁欲”的同时，也反对超过特定历史阶段下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过度消费”，在马克思看来这实际上是一种奢侈浪费。在对“过度消费”展开批判性分析时，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区分了“必要的需要”与“奢侈浪费”这两个概念。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必要的需要”与“奢侈浪费”之间是有着根本性区别的。马克思也好，恩格斯也好，对“必要的需要”都是持肯定态度的，他们反对的仅仅是“过度消费”，用今天的话来说就叫“奢侈”。例如，马克思这样说过：“奢侈是自然必要性的对立面。必要的需要就是本身归结为自然体的那种个人的需要”。[4]恩格斯也特别强调消费要与人类本性的自然需求相称、与生态环境的承载力相适应。恩格斯说：“在一种与人类本性相称的状态下，……社会应当考虑，靠它所支配的资料能够生产些什么，并根据生产力和广大消费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来确定，应该把生产提高多少或缩减多少，应该允许生产或限制生产多少奢侈品。”[5]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均反对与人的“自然必要性”相对立的“奢侈消费”，认为这是“自然必要性的对立面”，言下之意，正确的消费观应该就是与人的“自然必要性”相称的，而这种与人的“自然必要性”相适应的消费观便是笔者所说的“适度消费”。通过上述分析（特别是恩格斯的表述），同时也可以看出，马恩对超过资源承载能力的“过度生产”也是不赞成的，这实际上恰恰从侧面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适度生产观”。①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适度消费”与“适度生产”是相统一的，二者辩证地统一于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②
三
如果认真研究中国著名文化典籍——《墨子》一书的话，便不难发现：其实早在中国先秦时期，墨家学派的始祖墨翟就提出了合理消费的思想观点，这与马克思的适度消费思想实际上是内在相通的。
在中国古代众多的思想家中，主张勤俭节用的其实也并不稀罕。但像墨子那样作为一个学派的特征提出，却是难能可贵的。墨子是中国墨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先秦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以墨翟为主要代表的早期墨家从“兼相爱、交相利”的功利伦理原则出发，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主旨，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思想，不愧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瑰宝”。为简明起见，择其要而言之，墨子的合理消费思想大致可以概括为“节葬”、“非乐”、“节用”三个方面。③
1.“节葬”思想。与“节葬”相对的当然就是“厚葬”了，墨子的“节葬”思想正是针对当时的“厚葬”提出来的，“厚葬”之风是先秦时期我们人类祖先的一种“习俗”。自夏商周三代以来，这种“厚葬”的“习俗”非常盛行，并且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在这种顽固的传统势力面前，墨子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出发，旗帜鲜明地公开反对“厚葬”，他认为这种不可胜计的“辍民之事”、“靡民之财”，“其为毋用若此矣”（《墨子·节葬下》）。针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等情况，他提倡一切从薄从简，认为“棺三寸”、“衣衾三领”、“足以覆恶”（《墨子·节葬下》）即可。墨子主张“节葬”不仅是向当时“厚葬”的习俗“宣战”，同时也是向当时顽固的传统势力“公然宣战”，这在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下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赵武灵王由于“胡服骑射”的改革而被世人标榜为历史的英雄，一介书生墨子竟然敢于向顽固而强大的传统势力“公然宣战”，难道就不是一个英雄么？在我看来，即便是以今天的眼光审视，他反对“厚葬”的主张对节约人力物力财力、减轻人民负担、促进社会生产发展也是具有不可或缺的积极意义的。
2.“非乐”思想。墨子生活的那个时代，存在着一种社会现象，即王公大人过分追求音乐享受，不仅需要制造巨钟、鸣鼓、琴瑟和竽笙等乐器，而且还需要耳目聪明、体格健壮的人替他们演奏，客观上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于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墨子是持否定态度的。在墨子看来，这不仅造成了物质财富的极大浪费，而且更严重的是，还影响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一方面，“使丈夫为之，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使妇人为之，废妇人纺绩织纴之事”（《墨子·非乐上》）；另一方面，“农夫说（通“悦”）乐而听之，即必不能蚤（通“早”）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叔粟”，“妇人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纴”（《墨子·非乐上》）。为此，墨子提出了“非乐”的思想主张。墨子针对当时王公贵族的腐朽奢侈生活和社会弊病，提出发展生产的有益主张，应该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当然我们也应该客观地看到，墨子在这里把劳动人民的必要音乐欣赏与统治阶级的寻欢作乐混为一谈而加以贬抑，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因为如果按照马斯洛需要五层次理论的观点，人的需求是分层次的，在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的情况下，适当的精神享受也是必要的。劳动人民在生产劳动之余，进行一些适当的音乐欣赏作为调剂，这也无可厚非，甚至是有益的。可是墨子却没有能够将劳动人民的必要音乐欣赏与统治阶级寻欢作乐很好地区分开来。实际上，这种区分是不可或缺的。对于劳动人民必要的音乐欣赏理应持肯定态度，而对统治阶级寻欢作乐的靡靡之音则应当加以贬抑。遗憾的是，在这一问题上，墨子却没有坚持一分为二的态度。当然，墨子在当时的那个历史年代能够提出“非乐”的思想是很了不起的，也是需要巨大勇气的。我们当然不能以今天的眼光来苛求古人，我想这也是我们评价古人应坚持的最基本的态度。
3.“节用”思想。我们应注意到，墨子“节用”的主张是在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物质生活资料还很匮乏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可以说，“节用”是墨子经济思想中的核心理念之一。墨子关于“节用”的具体论述又很多，例如，墨子说：“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墨子·辞过》）墨子认为，只有“节用”，才能防备不测天灾，促进社会稳定，才能求得百姓之温饱。当然，墨子尽管倡导节俭，但也并不是说越节约越好，而是以能够保证人们正常的生活水平为基准的。对此，墨子在吃、穿、住、行、用等各个方面都提出了更加具体的主张。例如，在吃的方面，墨子主张“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墨子·节用中》）；在穿的方面，主张“冬服绀緅（赤青芭和黑色带红的帛）之衣，轻且暖，夏服絺綌（细和粗的葛布）之衣，轻且清，则止”（《墨子·节用中》）；在住的方面，主张“其旁可以围（御）风寒，上可以围雪霜雨露，其中蠲（明亮）洁可以祭祀，宫墙足以为男女之别，则止”（《墨子·节用中》）；在行的方面，主张“车为服重致远，乘之则安，引之则利”，舟楫“足以将（行）之，则止”（《墨子·节用中》）；在用的方面，主张“足以奉给民用，则止”（《墨子·节用中》）。在这里，墨子尽管也没有明确使用“合理消费”这个“概念”，但“合理消费”的“理念”却清晰地蕴含在字里行间了。 实际上，在《墨子》这整部著作中，笔者并没发现墨子使用过“合理消费”这样的字眼，但其关于“合理消费”的“思想”却清楚明白地体现在《墨子》一书的文本中。我们在评价墨子是否具有某一种“思想”时，不宜简单地看他是否明确使用了某一“概念”，而更多地应仔细考察他是否对这一“思想”本身具有实质性的阐释。倘若对某思想具有实质性阐述，即便没有明确使用该“术语”或曰“概念指称”，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认为他具有该“思想”。在笔者看来，这是我们今天解读《墨子》这部经典应坚持的基本方法论。
四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马克思的适度消费观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与消费进行深度剖析而得出的科学结论，而中国古代墨家的合理消费理念则是从“兼相爱、交相利”的功利伦理原则出发，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主旨而提出来的。尽管二者“生长”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之中，是在不同的理论背景下各自得出的结论，然而马克思的适度消费观与中国墨家提出的合理消费理念从根本上讲却是内在相通的。
不过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笔者并不是“为比较而比较”，将此二者进行细致比较的真正意图乃在于探讨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发端于德国的思想文化，能够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扎下根基，并且能够在中国大地上如此茁壮地生长起来，这显然是有深层次原因的。笔者认为，最关键的一点恐怕还在于：中国深厚的文化土壤与马克思主义本身有着内在的贯通性，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但遗憾的是，过去学者们对中国文化土壤的研究视域还往往局限在儒家，而对其他各家各派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二者相通性的研究则很少涉及。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土壤”绝不限于哪一家，各家各派的思想文化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本文只是以中国墨家为例，选取消费观上的一致性作为分析的“横截面”，探讨了墨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相通性，意在说明中国的各家各派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化土壤。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通性当然绝不仅限于儒家和墨家，其他各家各派亦都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内在的相通性。这种相通性也并不限于消费观，而是体现在世界观、辩证法、历史观等各个领域。正如庞朴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人类性的成分。人类性寓于民族性之中，永恒性寓于时代性之中，普遍性就寓于特殊性之中。”[6]正是因为中国文化土壤的博大精深，并且与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如此众多的内在贯通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才能够如此茁壮生长、生机盎然。笔者坚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深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必将不断开出绚丽的创新之花，结出丰硕的理论之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编写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3-4.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07.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91.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2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62.
[6]庞朴.《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第二集·中外文化比较研究》[M].三联书店出版社，198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