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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阿乙
原名艾国柱，70后新锐作家，新近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提名并当选“中国未来大家TOP20”。已出版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灰故事》、《鸟，看见我了》，随笔集《寡人》。其首部长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于今年年初面世。
从县城青年艾国柱到知名作家阿乙
26岁前，他是小警察艾国柱，32岁后，他渐渐长成作家阿乙。
如果你是土生土长的城市人，可自行参照贾樟柯早期的电影如《站台》、《小武》，设想一下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内陆小县城——
一片片管线蚀渗的老房子，所有人都对所有的街道了如指掌；所有人都认识所有人，叫得出每个店铺老板的名字，甚至知道彼此的身家底细、家谱分支、姻亲关系，以及中午在家吃了啥；街道两边的店铺门口常常有大音箱声响震天，无非是“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的吆喝或者爱过去爱过来的流行歌；仅有的一家新华书店满壁满柜都是教材教辅，仔细翻找才能从积灰里扒出几本古典名著和世界名著；KTV作为灯光晦暗的新兴事物有点半掩半藏的暧昧；文化馆的舞厅门口常年聚集着身份不明面目相似的社会青年，对着过往的年轻女性打着唿哨。
一切犹如因年代久远而脏兮兮发霉的梦，破碎的梦境中有一个叫艾国柱的小警察，刚刚从警校毕业，像所有怀揣梦想的社会新鲜人一样心怀世界，成天憧憬出走。在一篇叫《艾国柱》的短篇小说里，一次打牌的经历加速了艾国柱的出走日程。那天他、副主任、主任以及调研员按东南西北4向端坐，鏖战一夜后，调研员提出换位子，重掷骰子，4人恰好按照顺时针方向往下轮了一位，艾国柱就是在这时看见极度无聊的永生：20来岁的科员变成30来岁的副主任，30来岁的副主任变成40来岁的主任，40来岁的主任变成50来岁的调研员，头发越来越稀，皱纹越来越多，人越来越猥琐，一根中华烟熄灭了，还会点起烟头来抽。那夜之后，26岁的艾国柱下定了决心离开。
辞去公职离开县城的艾国柱，到了郑州，到了北京，数年之后，成为了作家阿乙。究竟是先有了艾国柱离开县城才有了作家阿乙，还是先有了作家阿乙才有这篇叫《艾国柱》的县城故事里叫艾国柱的角色？原本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逻辑关系，由此你可以知道，写作可以是一个自我再塑造的过程。
在自己的所有小说里，阿乙一遍一遍无限贴近过去的县城人生，带着抽离之后局外人的超然，飞掠而至，俯视过往，文字的羽翼几乎可以卷起地表的尘埃。内陆小县城，这个让年轻的艾国柱恨其封闭、怒其狭隘的大背景，既是作家阿乙的写作源泉，又是他笔下所有小人物活动的舞台，就好比奥康纳笔下的美国南方。在旧时自己无限熟悉的县城土壤上，阿乙精心构筑起虚构性的叙事：谋杀、偷窃、意外、因自卑而无望的男女欢爱、结构精致的连环局，阿乙也承认，这些都与他做县城小警察时的破案经历有关。
世界上存在阿乙这种人
世界上存在阿乙这种人，他努力地去生活，虽然他遭受了很多无聊、烦闷、悲惨的现实。
不止一次听到有人说阿乙长相神似歌手朴树，文艺范儿十足，但他身上实际上极少文艺青年的矫情。他备受粉丝追捧的文字，用他自己的话说来，都指向同一种倾向：“我努力地想告诉我的读者，世界上存在阿乙这种人，他努力地去生活，虽然他遭受了很多无聊、烦闷、悲惨的现实。”
无聊、烦闷，大概是所有70后都经历过的一个心理历程，而唯独阿乙用文字将它们表述了出来，于是一时得到众多的共鸣。
从县城走出来的艾国柱，飘荡在大城市，混迹于媒体，写过专栏，当过体育编辑。在26岁以前，他读的都是《杂文选刊》、《青年文摘》，后来发现“它们毫无逻辑性，丝毫解决不了自己的困惑，觉得中文读物没有营养，很失望”。离开县城之后，他接触到外国文学，博尔赫斯、加缪、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一个又一个的文学大家点亮了县城青年艾国柱的视野。他渐渐以书不离手的形象著称于京城饭局，直到在其中一个饭局上，遇到牛博网创始人罗永浩。古道热肠的罗勇浩被这个年轻人的文字所打动，自告奋勇帮忙联系上海三联书店，在他的帮助下，艾国柱用阿乙这个笔名成功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灰故事》。然后，一鸣惊人。
诗人北岛如是评论：“就我阅读范围所及，阿乙是近年来最优秀的汉语小说家之一。他对写作有着和对生命同样的忠实与热情，就这一点而言，大部分成名作家都应感到脸红。”
看他的小说，就像看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硬朗、快节奏、画面感强，情节和基调有时甚至比电影《杀死比尔》还血腥，许多故事让读者不禁倒吸冷气。但即便文字冰冷，并不代表着作者的冷漠。阿乙说，他其实是希望自己的作品“把所有底线都抛出来”，让人有从极冷的冬天走到一个温暖春天的感觉，会格外觉得春天很温暖。
从极冷的冬天走到一个温暖春天的感觉，在刚刚迈入今年这个迟来的春天之后，相信每一个成都人都感触良多。而阿乙自己也新近迈入了自己生命中的春天，遇到一个美丽的姑娘，将她娶为了自己的妻。谈及妻子的时候，阿乙脸上掠过难得的温柔，他说：“很感谢我的妻子，她很年轻，感谢她的大度，没有以生活为武器，来和我作战。她实际上是在照顾我，帮助我，同时对我没有索求。”
阿乙谈婚姻与生活>>>
小矛盾会增进感情
Q=《成都女报》 A=阿乙
Q：生活中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A：生活中我奉行的原则是少打扰人，少干涉人，少麻烦人，不想找人借钱，也不想借钱给人。写作很符合我的性子，写作是自己征用自己，自己统治自己，搞得好搞得不好都由自己。做电影可能就麻烦很多，需要和很多人合作。我在很多单位打过工，得到的最珍贵的教训是：人是最难合作的。与其将大量时间花费在和比自己愚蠢或者比自己聪明的人交流上，还不如回家写写小说。写小说挺简单的。
Q：《下面，我该干些什么》里男主人公眼中的生活无聊到让人无法忍受，这里面有多少你自己的影子？
A：大多数时候，我们时间充沛，没人监管，没有父母，没有老师，没有孩子，但是我们没有能力去处理这种自由。打牌是常见的办法，还有持续性上网，打台球，等等。我自己也常常很无聊，但是我相信每个理性的人最终都能找到办法，他会勇敢地撑起船，勇敢地穿越无聊和烦闷的汪洋大海。现在，我写作也是在抵抗这种无聊的侵蚀。我觉得人都应该去建造一些自己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要有一种艺术的心态，哪怕是编织一只篮子也好。
Q：从业媒体之后的生活，会不会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你今后的创作？
A：感谢意外看到的《新闻报道与写作》，作者梅尔文·门彻，我当时在报社做编辑，抽空看了，迷进去。媒体生活本身没有给我什么有价值的原料。一个编辑和一个小镇青年比起来，在小说感上差了很多很多。一百个编辑就是一个编辑，一百个小镇青年是一百样的哈姆雷特。白领、小资在小说里没有质感。
Q：对于孤独久了的人来说，婚后要习惯和另外一个人朝夕相处，会不会很难？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矛盾？对于婚姻你是如何看待的？
A：到目前为止，我们除开出差，都住在一起。目前也不觉得困难。矛盾也没有大的，小矛盾反而会增进感情。生活总是充满敌意，特别是你写作或创造时，但是没有完全的真空让我去写作。如果我始终保持敌意，可能要困难很多，会有很多莫名其妙不可理喻的压力。可如果我拥抱一下生活，它能回报给我，我说不定就会赢得更多。
阿乙
原名艾国柱，70后新锐作家，新近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提名并当选“中国未来大家TOP20”。已出版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灰故事》、《鸟，看见我了》，随笔集《寡人》。其首部长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于今年年初面世。
从县城青年艾国柱到知名作家阿乙
26岁前，他是小警察艾国柱，32岁后，他渐渐长成作家阿乙。
如果你是土生土长的城市人，可自行参照贾樟柯早期的电影如《站台》、《小武》，设想一下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内陆小县城——
一片片管线蚀渗的老房子，所有人都对所有的街道了如指掌；所有人都认识所有人，叫得出每个店铺老板的名字，甚至知道彼此的身家底细、家谱分支、姻亲关系，以及中午在家吃了啥；街道两边的店铺门口常常有大音箱声响震天，无非是“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的吆喝或者爱过去爱过来的流行歌；仅有的一家新华书店满壁满柜都是教材教辅，仔细翻找才能从积灰里扒出几本古典名著和世界名著；KTV作为灯光晦暗的新兴事物有点半掩半藏的暧昧；文化馆的舞厅门口常年聚集着身份不明面目相似的社会青年，对着过往的年轻女性打着唿哨。
一切犹如因年代久远而脏兮兮发霉的梦，破碎的梦境中有一个叫艾国柱的小警察，刚刚从警校毕业，像所有怀揣梦想的社会新鲜人一样心怀世界，成天憧憬出走。在一篇叫《艾国柱》的短篇小说里，一次打牌的经历加速了艾国柱的出走日程。那天他、副主任、主任以及调研员按东南西北4向端坐，鏖战一夜后，调研员提出换位子，重掷骰子，4人恰好按照顺时针方向往下轮了一位，艾国柱就是在这时看见极度无聊的永生：20来岁的科员变成30来岁的副主任，30来岁的副主任变成40来岁的主任，40来岁的主任变成50来岁的调研员，头发越来越稀，皱纹越来越多，人越来越猥琐，一根中华烟熄灭了，还会点起烟头来抽。那夜之后，26岁的艾国柱下定了决心离开。
辞去公职离开县城的艾国柱，到了郑州，到了北京，数年之后，成为了作家阿乙。究竟是先有了艾国柱离开县城才有了作家阿乙，还是先有了作家阿乙才有这篇叫《艾国柱》的县城故事里叫艾国柱的角色？原本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逻辑关系，由此你可以知道，写作可以是一个自我再塑造的过程。
在自己的所有小说里，阿乙一遍一遍无限贴近过去的县城人生，带着抽离之后局外人的超然，飞掠而至，俯视过往，文字的羽翼几乎可以卷起地表的尘埃。内陆小县城，这个让年轻的艾国柱恨其封闭、怒其狭隘的大背景，既是作家阿乙的写作源泉，又是他笔下所有小人物活动的舞台，就好比奥康纳笔下的美国南方。在旧时自己无限熟悉的县城土壤上，阿乙精心构筑起虚构性的叙事：谋杀、偷窃、意外、因自卑而无望的男女欢爱、结构精致的连环局，阿乙也承认，这些都与他做县城小警察时的破案经历有关。
世界上存在阿乙这种人
世界上存在阿乙这种人，他努力地去生活，虽然他遭受了很多无聊、烦闷、悲惨的现实。
不止一次听到有人说阿乙长相神似歌手朴树，文艺范儿十足，但他身上实际上极少文艺青年的矫情。他备受粉丝追捧的文字，用他自己的话说来，都指向同一种倾向：“我努力地想告诉我的读者，世界上存在阿乙这种人，他努力地去生活，虽然他遭受了很多无聊、烦闷、悲惨的现实。”
无聊、烦闷，大概是所有70后都经历过的一个心理历程，而唯独阿乙用文字将它们表述了出来，于是一时得到众多的共鸣。
从县城走出来的艾国柱，飘荡在大城市，混迹于媒体，写过专栏，当过体育编辑。在26岁以前，他读的都是《杂文选刊》、《青年文摘》，后来发现“它们毫无逻辑性，丝毫解决不了自己的困惑，觉得中文读物没有营养，很失望”。离开县城之后，他接触到外国文学，博尔赫斯、加缪、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一个又一个的文学大家点亮了县城青年艾国柱的视野。他渐渐以书不离手的形象著称于京城饭局，直到在其中一个饭局上，遇到牛博网创始人罗永浩。古道热肠的罗勇浩被这个年轻人的文字所打动，自告奋勇帮忙联系上海三联书店，在他的帮助下，艾国柱用阿乙这个笔名成功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灰故事》。然后，一鸣惊人。
诗人北岛如是评论：“就我阅读范围所及，阿乙是近年来最优秀的汉语小说家之一。他对写作有着和对生命同样的忠实与热情，就这一点而言，大部分成名作家都应感到脸红。”
看他的小说，就像看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硬朗、快节奏、画面感强，情节和基调有时甚至比电影《杀死比尔》还血腥，许多故事让读者不禁倒吸冷气。但即便文字冰冷，并不代表着作者的冷漠。阿乙说，他其实是希望自己的作品“把所有底线都抛出来”，让人有从极冷的冬天走到一个温暖春天的感觉，会格外觉得春天很温暖。
从极冷的冬天走到一个温暖春天的感觉，在刚刚迈入今年这个迟来的春天之后，相信每一个成都人都感触良多。而阿乙自己也新近迈入了自己生命中的春天，遇到一个美丽的姑娘，将她娶为了自己的妻。谈及妻子的时候，阿乙脸上掠过难得的温柔，他说：“很感谢我的妻子，她很年轻，感谢她的大度，没有以生活为武器，来和我作战。她实际上是在照顾我，帮助我，同时对我没有索求。”
阿乙谈婚姻与生活>>>
小矛盾会增进感情
Q=《成都女报》 A=阿乙
Q：生活中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A：生活中我奉行的原则是少打扰人，少干涉人，少麻烦人，不想找人借钱，也不想借钱给人。写作很符合我的性子，写作是自己征用自己，自己统治自己，搞得好搞得不好都由自己。做电影可能就麻烦很多，需要和很多人合作。我在很多单位打过工，得到的最珍贵的教训是：人是最难合作的。与其将大量时间花费在和比自己愚蠢或者比自己聪明的人交流上，还不如回家写写小说。写小说挺简单的。
Q：《下面，我该干些什么》里男主人公眼中的生活无聊到让人无法忍受，这里面有多少你自己的影子？
A：大多数时候，我们时间充沛，没人监管，没有父母，没有老师，没有孩子，但是我们没有能力去处理这种自由。打牌是常见的办法，还有持续性上网，打台球，等等。我自己也常常很无聊，但是我相信每个理性的人最终都能找到办法，他会勇敢地撑起船，勇敢地穿越无聊和烦闷的汪洋大海。现在，我写作也是在抵抗这种无聊的侵蚀。我觉得人都应该去建造一些自己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要有一种艺术的心态，哪怕是编织一只篮子也好。
Q：从业媒体之后的生活，会不会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你今后的创作？
A：感谢意外看到的《新闻报道与写作》，作者梅尔文·门彻，我当时在报社做编辑，抽空看了，迷进去。媒体生活本身没有给我什么有价值的原料。一个编辑和一个小镇青年比起来，在小说感上差了很多很多。一百个编辑就是一个编辑，一百个小镇青年是一百样的哈姆雷特。白领、小资在小说里没有质感。
Q：对于孤独久了的人来说，婚后要习惯和另外一个人朝夕相处，会不会很难？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矛盾？对于婚姻你是如何看待的？
A：到目前为止，我们除开出差，都住在一起。目前也不觉得困难。矛盾也没有大的，小矛盾反而会增进感情。生活总是充满敌意，特别是你写作或创造时，但是没有完全的真空让我去写作。如果我始终保持敌意，可能要困难很多，会有很多莫名其妙不可理喻的压力。可如果我拥抱一下生活，它能回报给我，我说不定就会赢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