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摘要：中国形象一直存在于西方文学之中，直接或间接反映著西方对中国的认知。但西方的中国形象并不固定，一直摇摆与光明和地狱，文明和野蛮，先进和落后之间。同一个中国在西方文化中的矛盾形象，出现在历史时期不同的诸多文本之中，这些文本多基于作者的臆断而来，缺少对中国真相的刻画，但却真实反映了西方对中国的文化想象。
关键词：文化想象 中国形象 抗战
文学形象是对现实世界的描绘，是情感和思想的混合体，反映着主体的思想观念。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由个体或集体通过言语、文本构筑的，这种以思想形态存在的形象通过虚构实现了对现实世界的置换，直接影响了我对他者的认知。此外，形象总是和特定的语境相关。特定的文化形成了特定的思维方式，在形成了特定的表述方式，又形成了表述中的某些固定套话，再次造成了他者形象的固化。套话是集体知识的最小承载单位，是对某一文化的概括和缩影，在促进信息交流的同时，也造成了认识的偏差。但是对于大众而言，套话却是理解异质文明的常见渠道，这些套话多是文化想象的产物。
在马可·波罗游历中国之前，中国形象就以游记或传说的方式出现在西方文学之中，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套话，并影响了西方对东方的认知。这种可以追溯到更久以前的故事，形成了关于东方的“丝人国”的逸闻，虽然资料太过缥缈，可信度不高，但却是西方出现最早的关于东方形象的套话。随着蒙元时代的到来，中西的交流逐渐通畅，经济和文化的持续交流成为可能，传教士和商人源源不断前往中国，有文献可查的欧洲人有数百人之多，马可.波罗只是当时最为知名的一个。
陆地草原的和平带来了亚欧一体化，中国形象得以传入西方。传教士、商人的书信和回忆录是承载中国形象的最好载体。西方通过《柏朗嘉宾蒙古行记》、《鲁布鲁克东行记》、《鄂多立克东游录》、《曼德维尔游记》、《克拉维约东使记》、《耶稣会士书简集》、《中华帝国全志》等著作了解中国，或多或少验证了长期以来流传于西方的关于东方的种种传说。局限于时代和作者构成的原因，关于中国形象的文本的存在形式较为复杂，多以游记、书信、语录体为载体面向大众。这些文本常将记实和虚构混为一体，也让中国形象更加真假难辨。在文化想象的影响下，模糊的中国形象在光明和地狱，文明和野蛮，先进和落后之间游移不定，直接或间接反映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这类认知不乏误解，既误导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印象，也形成了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史。一般来说，中国形象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前现代时期
前现代时期的中国形象始于马可.波罗时代，此时西方多以游记了解中国，关注焦点是中国的财富。此时西欧正处于中世纪的末期，封闭的社会、落后的生活方式激发他们扩张的胃口，航海技术的低劣又妨碍他们以海洋为跳板来探索世界。蒙元世纪的短暂和平促进了中西方贸易的往来，世界市场的雏形得以开始出现，当器物的流动改变了西方人狭隘的地理观念，基督徒对东方的探险才变得可能。随着旅行者历险区域的扩大，从希腊时期已经有的东方传说催生类似《鄂多立克东游录》这样的著作，并让其内容前所未有的丰富起来。正如赫德逊在《欧洲与中国》一书中指出的“旅行已经揭示了在亚洲东部有一个帝国，其人口、财富、奢侈和城市的伟大均不仅是等于而且是超过了欧洲的规模。抓住了拉丁欧洲的想象并改变了它的思想观点的，更多的是去了中国的旅行，而不是亚洲的任何其他部分”。这意味着，基督徒对东方的认知已经超越了十字军骑士的前辈。这种超越意义重大，在地域上将东方区域扩大化，不再局限传统东方（耶路撒冷周边）；在观念上，世俗意义超过圣城的精神意义。东方的物产富足、城市繁华、交通便利、疆域广大让基督徒震惊。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这样记载“汗八里城坐落在契丹省的行在，都是尘世可以想见的最繁华的地方。从上都到大都，大汗宫殿的雄伟壮丽令人震惊，居民总数多的难以想象，各种珍奇稀有的东西从世界各地运到都城来，世界没有哪个城市能与之相比。”天城或天堂是马可.波罗常用来描绘行在kinsay（杭州）富足的典型词汇。
香料和黄金催生了基督徒的探险，对世俗享受的追求带来了新大陆乃至整个世界的发现。随着了解的深入，基督徒在物产之外发现了东方更有价值的东西——制度。出版于1585年《大中华帝国志》是当时最为畅销的有关中国的书籍，这本由传教士编写中国见闻录，先后用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法语多次出版，极大丰富了西欧人对中国的认知。虽然作者门多萨并未来过中国，但并不妨碍他用想象来描写中国的伟大，这种写作模式在当时并非个案。《大中华帝国志》依然是文化想象的产物，对中国真实的揭示有待后来者完成。但《大中华帝国志》代表着西方对中国形象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和马可.波罗不同，门多萨赞美了东方制度的不同寻常，“这个强大的王国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已知的统治最为完善的国家”。（《大中华帝国志》）。耶稣会东方巡视使范礼安神父在《论中国的奇迹》一书中也持有一致观点，“中国是最和平、治理的最好的国家，这尤其使人惊奇，是因为那些异教徒并没有神圣真理的光芒教导他们如何治理的真正办法”，他对中国人的品德同样不惜赞美之词，“中国人最为勤劳，那里没有一寸土地荒芜，没有一个人不自食其力，无论城市与乡村都见到不到乞丐。”从《大中华帝国志》开始，理想化抑或完美化的中国开始被塑造，这些文本似乎形成一个共识，中国是完美的。大汗时代中国之美在于物质，大中华帝国时代中国之美是制度。这种描写显然是带有乌托邦意味的，但中国大一统带来的社会稳定，恰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时期的欧洲所不具备的。仅此一点，中国就足以被欧洲赞颂。
二.现代时期
现代时期的中国形象在光明和黑暗之间过渡。大航海时代的中国形象是正面的，这既是对中国现实的真实描绘，也反映了西方对中国文明的仰慕。纷至沓来的旅行者，无论是商人、使者、传教士都对中国的富足和稳定表示了赞美。但中国对西方的意义不仅仅是财富，制度和文化更加值得期许。中国不仅为哥伦布的远航提供了指引，也为启蒙时代的欧洲找到了精神寄托和思想武器。但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中国形象逐渐失去了以前的光环开始变得黯淡。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结合地理决定论分析中国的国民性，得出了中国人本性愚昧、无知的论断。亚当.斯密也在《国富论》中批评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停滞不前。而后诸多旅行者的见闻又在不同的侧面强化了这种印象。这其中最为重要是英国外交官马嘎尔尼使团的回忆录。马嘎尔尼1792年9月启程前往中国，1793年到达天津，并在承德觐见了乾隆皇帝。这是中西方两大帝国的第一次正式会面，但是双方的重视程度却不尽相同。正处于工业革命阶段的英国携带着代表西方科技顶级水平的蒸汽机、钟表、纺织机、望远镜、刀剑、各式枪炮来到中国，但因种种问题没有达成预期的效果。这次会面对中国是小事，对英国则是大事。英国的外交使团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他们带回大量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却足以毁掉几个世纪建立在文化想象基础上产生的对中国的赞歌。使团向西方揭示了中国落后、贫困、愚昧的一面，国民的唯一信仰是做官，中国是“商人欺骗、农民偷盗、官吏则敲诈勒索他人钱财。”中国已经远不是大汗的国度、孔夫子的国家，而是邪恶堕落的东方专制帝国。麦都思的《中国：现状与前景》中描绘的“他们没有受过教育，没有蒙过圣恩，就我们所知，也注定不可能被拯救。”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的中国形象失去了柯尔律治《忽必烈》的神秘，而走向了另外的一个极端，成为证明西方制度优越的他者存在。西方需要中国，中国可以为西方提供自我超越的内在动力。因此中国形象才在西方反复被提及和塑造，以证明中国作为弱者而被西方先进文化欺凌的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真实和虚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形象可以作为一个理想的飞地，可以为西方提供恰当的参考对象，这也是中国形象从传奇到现实，再从现实到传奇的根本原因。当法国大革命的暴力和热情摧毁了哲人王赖以生存的土壤，当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击败无敌舰队，西方不再需要借助中国来证明自己的合理性。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形象又因文本而丰富起来。《阴险的傅满洲博士》和《消失的地平线》两类风格迥异的文本将矛盾的中国形象再次带回主流视野，其效果也大相径庭。不出意外的是，两类书都是想象的产物，前者以黄祸为主题塑造了集罪恶一身的，带有东方野蛮色彩的傅满洲。《消失的地平线》中的香格里拉通过对藏地风情的描写实现了对东方神秘和美的回归。作为典型乌托邦小说的《消失的地平线》，代表着西方人对未知审美世界的渴求。如美国地理学家怀特所言，人头脑中存在着知识和想象的地图，前者是确定事实，后者则是人根据自身的欲望构筑的虚拟空间。长期以来，西方通过文化想象构筑起了想象的地图，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给予西方人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诱惑，如伊甸园给人提供精神慰藉，这种意图在赛珍珠的《大地》、斯诺的《西行漫记》也不难发现。
总之，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的他者，西方文化常以确立中国的他者形象来确立自身，在描绘东方的同时，也实现了对自己的审视。如黑格尔所言，古老的中国是不变的。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国社会结构是相对稳定的，但呈现在西方语境中的中国形象却是异动的，这种现实和文学的矛盾形象在不同历史时期中不断出现，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套话，折射了当时西方知识界对中国的文化想象，同时也影响了后世描写中国形象的叙事模式。这种文化想象和叙事模式对于认识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文化中的中国形象的变迁有着重要的认识价值。
参考文献
[1]赫德逊，王遵仲译.欧洲与中国[M].中华书局，1995.
[2]周宁.大中华帝国[M].学苑出版社，2004.
[3]周宁.天朝遥远[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基金项目：湖北文理学院教师科研能力培育基金“抗战来华作家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研究”。
（作者介绍：郑艳林，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教师）
关键词：文化想象 中国形象 抗战
文学形象是对现实世界的描绘，是情感和思想的混合体，反映着主体的思想观念。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由个体或集体通过言语、文本构筑的，这种以思想形态存在的形象通过虚构实现了对现实世界的置换，直接影响了我对他者的认知。此外，形象总是和特定的语境相关。特定的文化形成了特定的思维方式，在形成了特定的表述方式，又形成了表述中的某些固定套话，再次造成了他者形象的固化。套话是集体知识的最小承载单位，是对某一文化的概括和缩影，在促进信息交流的同时，也造成了认识的偏差。但是对于大众而言，套话却是理解异质文明的常见渠道，这些套话多是文化想象的产物。
在马可·波罗游历中国之前，中国形象就以游记或传说的方式出现在西方文学之中，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套话，并影响了西方对东方的认知。这种可以追溯到更久以前的故事，形成了关于东方的“丝人国”的逸闻，虽然资料太过缥缈，可信度不高，但却是西方出现最早的关于东方形象的套话。随着蒙元时代的到来，中西的交流逐渐通畅，经济和文化的持续交流成为可能，传教士和商人源源不断前往中国，有文献可查的欧洲人有数百人之多，马可.波罗只是当时最为知名的一个。
陆地草原的和平带来了亚欧一体化，中国形象得以传入西方。传教士、商人的书信和回忆录是承载中国形象的最好载体。西方通过《柏朗嘉宾蒙古行记》、《鲁布鲁克东行记》、《鄂多立克东游录》、《曼德维尔游记》、《克拉维约东使记》、《耶稣会士书简集》、《中华帝国全志》等著作了解中国，或多或少验证了长期以来流传于西方的关于东方的种种传说。局限于时代和作者构成的原因，关于中国形象的文本的存在形式较为复杂，多以游记、书信、语录体为载体面向大众。这些文本常将记实和虚构混为一体，也让中国形象更加真假难辨。在文化想象的影响下，模糊的中国形象在光明和地狱，文明和野蛮，先进和落后之间游移不定，直接或间接反映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这类认知不乏误解，既误导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印象，也形成了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史。一般来说，中国形象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前现代时期
前现代时期的中国形象始于马可.波罗时代，此时西方多以游记了解中国，关注焦点是中国的财富。此时西欧正处于中世纪的末期，封闭的社会、落后的生活方式激发他们扩张的胃口，航海技术的低劣又妨碍他们以海洋为跳板来探索世界。蒙元世纪的短暂和平促进了中西方贸易的往来，世界市场的雏形得以开始出现，当器物的流动改变了西方人狭隘的地理观念，基督徒对东方的探险才变得可能。随着旅行者历险区域的扩大，从希腊时期已经有的东方传说催生类似《鄂多立克东游录》这样的著作，并让其内容前所未有的丰富起来。正如赫德逊在《欧洲与中国》一书中指出的“旅行已经揭示了在亚洲东部有一个帝国，其人口、财富、奢侈和城市的伟大均不仅是等于而且是超过了欧洲的规模。抓住了拉丁欧洲的想象并改变了它的思想观点的，更多的是去了中国的旅行，而不是亚洲的任何其他部分”。这意味着，基督徒对东方的认知已经超越了十字军骑士的前辈。这种超越意义重大，在地域上将东方区域扩大化，不再局限传统东方（耶路撒冷周边）；在观念上，世俗意义超过圣城的精神意义。东方的物产富足、城市繁华、交通便利、疆域广大让基督徒震惊。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这样记载“汗八里城坐落在契丹省的行在，都是尘世可以想见的最繁华的地方。从上都到大都，大汗宫殿的雄伟壮丽令人震惊，居民总数多的难以想象，各种珍奇稀有的东西从世界各地运到都城来，世界没有哪个城市能与之相比。”天城或天堂是马可.波罗常用来描绘行在kinsay（杭州）富足的典型词汇。
香料和黄金催生了基督徒的探险，对世俗享受的追求带来了新大陆乃至整个世界的发现。随着了解的深入，基督徒在物产之外发现了东方更有价值的东西——制度。出版于1585年《大中华帝国志》是当时最为畅销的有关中国的书籍，这本由传教士编写中国见闻录，先后用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法语多次出版，极大丰富了西欧人对中国的认知。虽然作者门多萨并未来过中国，但并不妨碍他用想象来描写中国的伟大，这种写作模式在当时并非个案。《大中华帝国志》依然是文化想象的产物，对中国真实的揭示有待后来者完成。但《大中华帝国志》代表着西方对中国形象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和马可.波罗不同，门多萨赞美了东方制度的不同寻常，“这个强大的王国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已知的统治最为完善的国家”。（《大中华帝国志》）。耶稣会东方巡视使范礼安神父在《论中国的奇迹》一书中也持有一致观点，“中国是最和平、治理的最好的国家，这尤其使人惊奇，是因为那些异教徒并没有神圣真理的光芒教导他们如何治理的真正办法”，他对中国人的品德同样不惜赞美之词，“中国人最为勤劳，那里没有一寸土地荒芜，没有一个人不自食其力，无论城市与乡村都见到不到乞丐。”从《大中华帝国志》开始，理想化抑或完美化的中国开始被塑造，这些文本似乎形成一个共识，中国是完美的。大汗时代中国之美在于物质，大中华帝国时代中国之美是制度。这种描写显然是带有乌托邦意味的，但中国大一统带来的社会稳定，恰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时期的欧洲所不具备的。仅此一点，中国就足以被欧洲赞颂。
二.现代时期
现代时期的中国形象在光明和黑暗之间过渡。大航海时代的中国形象是正面的，这既是对中国现实的真实描绘，也反映了西方对中国文明的仰慕。纷至沓来的旅行者，无论是商人、使者、传教士都对中国的富足和稳定表示了赞美。但中国对西方的意义不仅仅是财富，制度和文化更加值得期许。中国不仅为哥伦布的远航提供了指引，也为启蒙时代的欧洲找到了精神寄托和思想武器。但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中国形象逐渐失去了以前的光环开始变得黯淡。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结合地理决定论分析中国的国民性，得出了中国人本性愚昧、无知的论断。亚当.斯密也在《国富论》中批评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停滞不前。而后诸多旅行者的见闻又在不同的侧面强化了这种印象。这其中最为重要是英国外交官马嘎尔尼使团的回忆录。马嘎尔尼1792年9月启程前往中国，1793年到达天津，并在承德觐见了乾隆皇帝。这是中西方两大帝国的第一次正式会面，但是双方的重视程度却不尽相同。正处于工业革命阶段的英国携带着代表西方科技顶级水平的蒸汽机、钟表、纺织机、望远镜、刀剑、各式枪炮来到中国，但因种种问题没有达成预期的效果。这次会面对中国是小事，对英国则是大事。英国的外交使团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他们带回大量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却足以毁掉几个世纪建立在文化想象基础上产生的对中国的赞歌。使团向西方揭示了中国落后、贫困、愚昧的一面，国民的唯一信仰是做官，中国是“商人欺骗、农民偷盗、官吏则敲诈勒索他人钱财。”中国已经远不是大汗的国度、孔夫子的国家，而是邪恶堕落的东方专制帝国。麦都思的《中国：现状与前景》中描绘的“他们没有受过教育，没有蒙过圣恩，就我们所知，也注定不可能被拯救。”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的中国形象失去了柯尔律治《忽必烈》的神秘，而走向了另外的一个极端，成为证明西方制度优越的他者存在。西方需要中国，中国可以为西方提供自我超越的内在动力。因此中国形象才在西方反复被提及和塑造，以证明中国作为弱者而被西方先进文化欺凌的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真实和虚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形象可以作为一个理想的飞地，可以为西方提供恰当的参考对象，这也是中国形象从传奇到现实，再从现实到传奇的根本原因。当法国大革命的暴力和热情摧毁了哲人王赖以生存的土壤，当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击败无敌舰队，西方不再需要借助中国来证明自己的合理性。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形象又因文本而丰富起来。《阴险的傅满洲博士》和《消失的地平线》两类风格迥异的文本将矛盾的中国形象再次带回主流视野，其效果也大相径庭。不出意外的是，两类书都是想象的产物，前者以黄祸为主题塑造了集罪恶一身的，带有东方野蛮色彩的傅满洲。《消失的地平线》中的香格里拉通过对藏地风情的描写实现了对东方神秘和美的回归。作为典型乌托邦小说的《消失的地平线》，代表着西方人对未知审美世界的渴求。如美国地理学家怀特所言，人头脑中存在着知识和想象的地图，前者是确定事实，后者则是人根据自身的欲望构筑的虚拟空间。长期以来，西方通过文化想象构筑起了想象的地图，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给予西方人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诱惑，如伊甸园给人提供精神慰藉，这种意图在赛珍珠的《大地》、斯诺的《西行漫记》也不难发现。
总之，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的他者，西方文化常以确立中国的他者形象来确立自身，在描绘东方的同时，也实现了对自己的审视。如黑格尔所言，古老的中国是不变的。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国社会结构是相对稳定的，但呈现在西方语境中的中国形象却是异动的，这种现实和文学的矛盾形象在不同历史时期中不断出现，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套话，折射了当时西方知识界对中国的文化想象，同时也影响了后世描写中国形象的叙事模式。这种文化想象和叙事模式对于认识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文化中的中国形象的变迁有着重要的认识价值。
参考文献
[1]赫德逊，王遵仲译.欧洲与中国[M].中华书局，1995.
[2]周宁.大中华帝国[M].学苑出版社，2004.
[3]周宁.天朝遥远[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基金项目：湖北文理学院教师科研能力培育基金“抗战来华作家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研究”。
（作者介绍：郑艳林，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