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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六字心经”对后世影响极大，笔者从对他的释疑开始，认识到“心经”对“危微之心”的重视，是为了“执中”；而礼法“同心”才能最终实现“公正”，达到“和谐”。今天，我们需要重新解读“心经”，挖掘其“中”的原始深意，以便更好的为建设和谐社会主义服务。
【关键词】“十六字心经” “道”“中”“心” 和谐社会
一、解读“十六字心经”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大禹谟》），在历史上被盛誉为“十六字心经”，其来历大致如此：帝尧在禅位给舜时告诫他“允执厥中”，帝舜在禅位给禹时也如是叮咛，并在此前增加了三句话。之所以又增加三句话，原因在于舜认为心灵只有达到前三句境界，行为才能“中”。据考古学家及训诂学家考证：中，以□象四方，以∣界其中央；最早的“中”是氏族社会中的徽帜，古有大事则建“中”以集众；“中”也是古战场王公将帅用以指挥作战的旗鼓合体物之象形。古人立“中”位而号令指挥，为的是众人共同生存的公益，因此其所在的“中”位就代表着“公正”。其实，《尚书》尚“中”的思想比比皆是；《中庸》也主张“执两用中”，其“中”都代表“公正、中立”，即要统治者拥有公正之德、保持中间立场。“允执厥中”就是“保证行为公正”之意，关于此句的理解基本无异议。
那么，心灵应处于怎样的境界才能“确保行为公正”？对这一点的看法歧义较大，其中争议的关键是对“危”的理解。以朱熹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危”是“危险”、“变动不居”、“不安全”之意，笔者在查阅了一些文献后，认为“危”应解释为“警惧”、“谨慎”之意。理由如下：
其一，从经济与文化间关系来看。“十六字心经”形成于尧舜禹时代，也就是孔子认可的“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大同世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运》），私有制还未产生，人没有私心可言，也就不存在“人心险恶”的说法。只有到了后世，人各亲其亲，私心胜于公心，私有制产生，才会有“人心险恶”一说，也才会从思想文化上有所表现。朱熹等人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其根本原因正基于此。其二，从文本考据看。“十六字心经”最早见于《尚书》，而《尚书》反映的时代，也就是西周及之前，还没有见于文字的“人性”讨论，更遑论“人性”的属性了。若“危”解为“危险”，则意味着“人心是危险的”，也就隐含着人性是危险的、恶的判断。实际上时人认为：惟民生厚，因物有迁（《君陈》），则意味着人性本善。所以包括孔子在内的多数古代思想家倾向于“人性”本善。何况，若古人认为人心是危险的，人性是恶的，则当行为人触犯刑律应受罚时，就可直接推断行为人用心不良，大可不必区分行为人动机的善恶及主观状态的故意或过失；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详见后文。其三，从传统主流文化看。古人一直推崇这种“谨慎小心”、“警惧”的文化传统，如“君子乾乾夕惕，若厉，无疚”，“或跃在渊，无疚”等，就是要人早晚保持小心谨慎、如临深渊的状态。孔子也曾批评子路“暴虎冯河，死而无悔”不足取，认为只有“临事而惧”方可成就大业。总之，君子应该“戒慎乎其所不闻，恐惧乎其所不睹”，这种“见乎隐，显乎微”而“慎其独”的“警惧”文化传统，是与《尚书》“危微之几”思想一脉相承的。对“危微”做出明确释义的是荀子，他认为：处一危之，其荣满侧；养一之微，荣矣而未知。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唯明君子而后能知之。“危”即解为“警惧”、“谨慎”之意。
综上所述，这段话的大意即为：人心应该时时警惧，道心应该细致入微，心灵应该集中专一，行为才能（体察天道）确保公正。由此可见，要做到“处事公正”何其不易，先贤圣王尧舜禹尚且如此谨慎小心，时时警惧，何况吾辈后人。
二、礼法“同心”——实现“公正”的途径
“十六字心经”是最早关于道、心与行的关系的阐述，对后世影响极大。能否“执中”取决于“心”对“道”的体验，所以“心”才不得不时时保持于“危微”之际，警惧外界及心灵自身，以保证行为合于“道”、“中”、“心”的作用如此重大，难怪古人不屑于专使用刑，而重视教化的功用。
历史是有根的，诚如“十六字心经”所要求的，为达到“公正”，礼法共同对“人心”给予了重视。当行为人不“用心”时，就会反过来依据“心”即主观状态的不同追究责任。反映到礼法上，法律对行为人主观状态进行了细致的区分。实行对故意犯、惯犯从重，过失犯、偶犯从轻处罚的刑法原则（《舜典》），刑与不刑，视其主客观恶性程度，全面审查之；从而避免了单纯依客观行为定罪的片面化，不失为“公正”之举。从《尚书》对“眚”与“非眚”、“终”与“非终”的区别（《康诰》），到汉律立法对“故意情节”-“造意”与“非造意”的区分（“造意”指犯罪前即有谋化、策动如何实施犯罪行为，即蓄谋；而“非造意”则指事先无计划预谋的、临时起邪意的故意犯罪行为），此举不仅是立法技术上的长进；也是当时世界法史上所罕见，对后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对营造公正和谐的社会也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
概而言之，在礼法、心与“公正”的关系上，礼法是手段，“公正”是宗旨，礼法“同心”，才能达到“公正”。为了“执中”，礼法从一开始就表现出“重心”的特征，原因正如荀子所说：“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解蔽》），正是对“十六字心经”的发展。但是，当法律沿着“心化”这一思路发展到极端，法以礼为指导思想时，法就失去了他自身的特点，沦为礼的附庸，“原心论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就成了必然，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让统治者随“心”所欲；古代最完备的法典-《唐律疏议》旨在“惩其未犯而防其未然”，究其思想根源，与传统“重心”的文化源头不无关系。
三、公正——和谐的基石
通过对“心经”的解读，结合他的发展，得知“公正”作为“心经”的核心是无疑义的。但“心经”本身并没有明确“执中”的原因与目的，联系《尚书》上下各篇，应是“和”：不仅应“协和万邦”（《尧典》），还应“神人以和”（《舜典》），要维持社会的长治久安，就应在一切事务上“执中”。这大概源于古人对天道所具有的“公正、和谐”等自然属性不言自喻﹑不证自明的普遍认同。在古人眼里，天不仅有情绪，还具有废私弃偏的公正之德，他对人间一切不公正的行为都将予以惩罚；若天惩罚不公，天下老百姓便没有好的政令（《吕刑》）。天的“中”即是为保证“和”，人类应遵循、效仿天道，实现天人合一。
“和”既是“执中”的原因，也是“执中”的目的。“执中”自然达到和谐,也必然达到和谐，二者是应然与实然的统一；或者说，“执中”是实现和谐的基石。追求“中和”的理想，在“礼”被体系化之后依然如故，只是“中和”的依据主要换作“礼”。而等级制是礼的核心原则，在这种条件下，“中”逐渐失去原始平等意义上的公正性；后世八议入律、官当请减即为明证，这些等级特权的制度化，从法律上保证了以“礼”制“中”。当然，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追求原始公正、平等意义上的“中”的理念仍会时不时地出现，但这已不是历史的主流了。
今天，我们致力于和谐社会主义的建设，强调与国际接轨，更不能抛弃我们优良的传统文化——用“心”求“中”。在公正的基础上追求和谐，既是和谐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只有在公正的社会，不同的利益主体才能各显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实际上，现当代许多社会矛盾的产生、激化，都源于不“中”即不公正，“公正”应成为社会各行的核心理念。在这一目标下，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依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我们的和谐社会不能失去历史基础，脱离民族特性的社会将难以更好地推进。当然，以等级性“礼”作为“中”的标准是后来阶级社会的产物，在平等日渐深入人心的情况下，显然不适合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理应遭到摒弃。
总之，“十六字心经”所反映的谨慎、公正观念，即使是现代，仍不失其进步性，对于建设和谐社会依然具有启示意义。在我们今天大力建设和谐社会主义社会，力图融入世界，学习、移植西方文化理念之际，尤其不能忽视民族本土固有的优秀文化；且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扬光大。在重视心性教化的基础上由“中”而“和”，必将推动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的和谐化。“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
【参考文献】
[1] 杨任之：尚书今译近注[M]．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3
[2] 胡念耕：唐兰释“中”补苴[J]．安徽师大学报，1991，（2）
[3] 王筠：文字蒙求[M] ．中华书局，1962
[4] 唐兰：殷虚文字记[M] ．中华书局，1981
[5] 李裕华、马银华：论语·大学·中庸[M]．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
[6] 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7] 周山：解读周易[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8] 金良年：论语译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9] 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关键词】“十六字心经” “道”“中”“心” 和谐社会
一、解读“十六字心经”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大禹谟》），在历史上被盛誉为“十六字心经”，其来历大致如此：帝尧在禅位给舜时告诫他“允执厥中”，帝舜在禅位给禹时也如是叮咛，并在此前增加了三句话。之所以又增加三句话，原因在于舜认为心灵只有达到前三句境界，行为才能“中”。据考古学家及训诂学家考证：中，以□象四方，以∣界其中央；最早的“中”是氏族社会中的徽帜，古有大事则建“中”以集众；“中”也是古战场王公将帅用以指挥作战的旗鼓合体物之象形。古人立“中”位而号令指挥，为的是众人共同生存的公益，因此其所在的“中”位就代表着“公正”。其实，《尚书》尚“中”的思想比比皆是；《中庸》也主张“执两用中”，其“中”都代表“公正、中立”，即要统治者拥有公正之德、保持中间立场。“允执厥中”就是“保证行为公正”之意，关于此句的理解基本无异议。
那么，心灵应处于怎样的境界才能“确保行为公正”？对这一点的看法歧义较大，其中争议的关键是对“危”的理解。以朱熹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危”是“危险”、“变动不居”、“不安全”之意，笔者在查阅了一些文献后，认为“危”应解释为“警惧”、“谨慎”之意。理由如下：
其一，从经济与文化间关系来看。“十六字心经”形成于尧舜禹时代，也就是孔子认可的“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大同世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运》），私有制还未产生，人没有私心可言，也就不存在“人心险恶”的说法。只有到了后世，人各亲其亲，私心胜于公心，私有制产生，才会有“人心险恶”一说，也才会从思想文化上有所表现。朱熹等人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其根本原因正基于此。其二，从文本考据看。“十六字心经”最早见于《尚书》，而《尚书》反映的时代，也就是西周及之前，还没有见于文字的“人性”讨论，更遑论“人性”的属性了。若“危”解为“危险”，则意味着“人心是危险的”，也就隐含着人性是危险的、恶的判断。实际上时人认为：惟民生厚，因物有迁（《君陈》），则意味着人性本善。所以包括孔子在内的多数古代思想家倾向于“人性”本善。何况，若古人认为人心是危险的，人性是恶的，则当行为人触犯刑律应受罚时，就可直接推断行为人用心不良，大可不必区分行为人动机的善恶及主观状态的故意或过失；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详见后文。其三，从传统主流文化看。古人一直推崇这种“谨慎小心”、“警惧”的文化传统，如“君子乾乾夕惕，若厉，无疚”，“或跃在渊，无疚”等，就是要人早晚保持小心谨慎、如临深渊的状态。孔子也曾批评子路“暴虎冯河，死而无悔”不足取，认为只有“临事而惧”方可成就大业。总之，君子应该“戒慎乎其所不闻，恐惧乎其所不睹”，这种“见乎隐，显乎微”而“慎其独”的“警惧”文化传统，是与《尚书》“危微之几”思想一脉相承的。对“危微”做出明确释义的是荀子，他认为：处一危之，其荣满侧；养一之微，荣矣而未知。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唯明君子而后能知之。“危”即解为“警惧”、“谨慎”之意。
综上所述，这段话的大意即为：人心应该时时警惧，道心应该细致入微，心灵应该集中专一，行为才能（体察天道）确保公正。由此可见，要做到“处事公正”何其不易，先贤圣王尧舜禹尚且如此谨慎小心，时时警惧，何况吾辈后人。
二、礼法“同心”——实现“公正”的途径
“十六字心经”是最早关于道、心与行的关系的阐述，对后世影响极大。能否“执中”取决于“心”对“道”的体验，所以“心”才不得不时时保持于“危微”之际，警惧外界及心灵自身，以保证行为合于“道”、“中”、“心”的作用如此重大，难怪古人不屑于专使用刑，而重视教化的功用。
历史是有根的，诚如“十六字心经”所要求的，为达到“公正”，礼法共同对“人心”给予了重视。当行为人不“用心”时，就会反过来依据“心”即主观状态的不同追究责任。反映到礼法上，法律对行为人主观状态进行了细致的区分。实行对故意犯、惯犯从重，过失犯、偶犯从轻处罚的刑法原则（《舜典》），刑与不刑，视其主客观恶性程度，全面审查之；从而避免了单纯依客观行为定罪的片面化，不失为“公正”之举。从《尚书》对“眚”与“非眚”、“终”与“非终”的区别（《康诰》），到汉律立法对“故意情节”-“造意”与“非造意”的区分（“造意”指犯罪前即有谋化、策动如何实施犯罪行为，即蓄谋；而“非造意”则指事先无计划预谋的、临时起邪意的故意犯罪行为），此举不仅是立法技术上的长进；也是当时世界法史上所罕见，对后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对营造公正和谐的社会也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
概而言之，在礼法、心与“公正”的关系上，礼法是手段，“公正”是宗旨，礼法“同心”，才能达到“公正”。为了“执中”，礼法从一开始就表现出“重心”的特征，原因正如荀子所说：“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解蔽》），正是对“十六字心经”的发展。但是，当法律沿着“心化”这一思路发展到极端，法以礼为指导思想时，法就失去了他自身的特点，沦为礼的附庸，“原心论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就成了必然，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让统治者随“心”所欲；古代最完备的法典-《唐律疏议》旨在“惩其未犯而防其未然”，究其思想根源，与传统“重心”的文化源头不无关系。
三、公正——和谐的基石
通过对“心经”的解读，结合他的发展，得知“公正”作为“心经”的核心是无疑义的。但“心经”本身并没有明确“执中”的原因与目的，联系《尚书》上下各篇，应是“和”：不仅应“协和万邦”（《尧典》），还应“神人以和”（《舜典》），要维持社会的长治久安，就应在一切事务上“执中”。这大概源于古人对天道所具有的“公正、和谐”等自然属性不言自喻﹑不证自明的普遍认同。在古人眼里，天不仅有情绪，还具有废私弃偏的公正之德，他对人间一切不公正的行为都将予以惩罚；若天惩罚不公，天下老百姓便没有好的政令（《吕刑》）。天的“中”即是为保证“和”，人类应遵循、效仿天道，实现天人合一。
“和”既是“执中”的原因，也是“执中”的目的。“执中”自然达到和谐,也必然达到和谐，二者是应然与实然的统一；或者说，“执中”是实现和谐的基石。追求“中和”的理想，在“礼”被体系化之后依然如故，只是“中和”的依据主要换作“礼”。而等级制是礼的核心原则，在这种条件下，“中”逐渐失去原始平等意义上的公正性；后世八议入律、官当请减即为明证，这些等级特权的制度化，从法律上保证了以“礼”制“中”。当然，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追求原始公正、平等意义上的“中”的理念仍会时不时地出现，但这已不是历史的主流了。
今天，我们致力于和谐社会主义的建设，强调与国际接轨，更不能抛弃我们优良的传统文化——用“心”求“中”。在公正的基础上追求和谐，既是和谐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只有在公正的社会，不同的利益主体才能各显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实际上，现当代许多社会矛盾的产生、激化，都源于不“中”即不公正，“公正”应成为社会各行的核心理念。在这一目标下，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依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我们的和谐社会不能失去历史基础，脱离民族特性的社会将难以更好地推进。当然，以等级性“礼”作为“中”的标准是后来阶级社会的产物，在平等日渐深入人心的情况下，显然不适合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理应遭到摒弃。
总之，“十六字心经”所反映的谨慎、公正观念，即使是现代，仍不失其进步性，对于建设和谐社会依然具有启示意义。在我们今天大力建设和谐社会主义社会，力图融入世界，学习、移植西方文化理念之际，尤其不能忽视民族本土固有的优秀文化；且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扬光大。在重视心性教化的基础上由“中”而“和”，必将推动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的和谐化。“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
【参考文献】
[1] 杨任之：尚书今译近注[M]．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3
[2] 胡念耕：唐兰释“中”补苴[J]．安徽师大学报，1991，（2）
[3] 王筠：文字蒙求[M] ．中华书局，1962
[4] 唐兰：殷虚文字记[M] ．中华书局，1981
[5] 李裕华、马银华：论语·大学·中庸[M]．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
[6] 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7] 周山：解读周易[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8] 金良年：论语译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9] 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