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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从中央美院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上海工作。当年国家包分配。国画系领导通知我，让我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报到。
新中国文博事业的拓荒者
我刚工作那年，就认识杨仁恺先生了。杨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博物馆学家，新中国文博事业的开拓者，当时正在主持辽宁博物馆工作。抗战胜利后杨先生参与接收苏联红军缴获伪满洲国皇帝携带并准备出境的国宝，均是皇家珍品。这批国宝大部分就近留在了辽博。同时，杨先生等人大量追寻散失于民间的历史国宝，过程充满传奇色彩。
他曾和我说起过这些事情，说当年如何抓紧时间，寻找线索，为此走访在东北的“遗老遗少”，到监狱里访谈被收押的宫廷要员;找寻在小白楼当过差的曾经的辫子兵，找旧军阀和解放前的恶霸兵匪，因为他们之前参与过抢夺文物;拜访民间收藏家，因为这些人曾从亲贵政要手中收购过文物。
他记录下这些人的口述，有好几大本，都是非常珍贵的史料，后来整理出来，配上图片出版。最初一直没有想好书名，最后定名为《国宝沉浮录》，就是我们聊天时确定的，大家都觉得很好。
辽博真迹令人大开眼界
我和杨先生关系很好，我们经常见面。我从事出版工作，需要在全国组稿，更需要结交书画和鉴定方面的名家，杨仁恺先生当然是其中一位，何况辽博的东西既多又好，我们的出版工作需要大博物馆的支持。
上世纪60年代，上海人美集中仿真印刷出版过一批辽博的藏品。辽博把真迹运到上海来拍照造影，看到如此集中而数量巨大的国宝，我们都很震撼，为了安全保管，东西存放在人事科保险箱内，还特意在窗口加装了铁栅栏。
这些珍贵国宝坐火车到上海，在专人押运下，包了火车软卧一整个包厢。记得有唐代张旭的《草书古诗四帖》、唐代怀素的《草书论书帖》、东晋流传至今的楷书《曹娥诔辞》、传为唐代周昉的《簪花仕女图》，还有宋徽宗赵佶的《草书千字文》……件件价值连城，都是艺术价值极高的书画作品。
印刷出版时遇到了难题。宋代的传世名帖《草书千字文》，纵一尺，横向十二米长，写在一整幅描金云龙笺上，流光溢彩，精美绝伦。只是这么长的纸却没有接口。上海人美的出版原则是基本要原貌复制，即便不能做到以假乱真，也务必力求无限接近原件，不能有明显的瑕疵，所以《草书千字文》的印制，一定得想办法做到没有拼接痕迹才行。
在当时印这么长的手卷还是首次，找不到够长的纸，工艺也做不到。后来我们想到香烟纸，这种纸够长度，规格合适。印刷也不是上机器印，而是用打样机，大滚子一段一段地印制。样稿出来后效果不错，基本和我们预想的差不太多。
毫不夸张地说，当年只有上海能达到这样的印刷水准。上海工艺领先，设备先进，又有解放前后像我岳父这样经验丰富的印刷技师。他们见多识广，思路能放宽，能想出办法，也只有在上海这个城市能找到相应的技术支持。这和中国画的创新是一个道理，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创新能力和“朋友圈”的帮助，所谓的创新，往往如滩上沙雕，看似美好，实则摇摇欲坠。
《草书千字文》印出来后，社里留存一部分，放在社长室楼下，后来打折卖给员工，两元钱一卷。其他几卷也很便宜，我都买了。美术印刷品历来成本高，千字文制作工艺复杂，更是精品中的精品。社里不时会有一些自己的出版物打折售卖，算是本行业的福利，我们都有兴趣。
我买了七套《草书千字文》，自己留下两套，回北京探亲时送给苦禅先生一套。他反复观看，爱不释手。其他几套送给了同学，当时这个卷子只有上海人美影印出版，同学拿到都很开心。一同从辽博运来影印的《簪花仕女图》后来也出版了，我买了几套，其中一套送给了谢稚柳先生。我和谢稚柳先生、杨仁恺先生，年龄都有些差距，他们是前辈大师，但虚怀若谷，学养丰厚，都是我的老师。
《國宝沉浮录》
历经数十年方面世
我和杨先生平常见面，天南地北地聊天，话题很广，杨先生知识面宽，能讲出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使我受益匪浅。我一直认为，搞出版工作，关键要多读书，多见人，多思考，就是要有方方面面的信息，既成为专家，更要成为杂家。这样很多选题，就会在无意间妙手偶得。后来我做总编辑时，喜欢鼓励编辑们多出去走走，道理就在于此。
《国宝沉浮录》分上下两篇，上篇“国宝沉浮史”，重点讲述散佚文物流转的故事，由当事人口述整理出来的第一手资料，非常宝贵，是十分重要的文献资料。如果当年没人去访谈整理，后世就没有流传，很多史实便会淹没在浩瀚烟海中，了无踪迹了。下篇“国宝辨析录”，对晋唐以来富有争议的一批知名书画进行鉴赏评析和梳理。这本书被称为“五千年国宝的沉浮档案”，迄今仍是一本经典之作。
1991年这本书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当时我是总编，对这本书非常重视，投入了精兵强将进行执编，一则因为敬重杨先生的为人和他为中国文博事业所做的贡献，另外也是这本书本身价值很高，值得郑重其事。
下面再就本书的情况做些补充。
该书初稿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才正式出版，前后历时三四十年。中间逢“文革”，手稿被收缴，侥幸没有被毁或者遗失。因为杨先生的锲而不舍，不断争取，最终书稿得以发还。之后，杨先生在劳动改造之余，对书稿不断进行修订、补充和完善。“文革”结束后，杨先生马不停蹄进入第二次国家文物抢救工作当中，这次是抢救“文革”中损毁的文物。因为经验丰富，资历深厚，杨先生担任的职务多，那些年他的工作异常繁忙。1983年开始，杨先生参加全国古代书画鉴定工作，这个项目又开展了八年。他要做的工作这么多，其间完全顾及不上书稿的出版。就这样《国宝沉浮录》一书的面世一拖再拖，就到了1991年。
这本书广受欢迎，影响很大，多年后一家天津的出版社想要修订再版，打来电话问我们的意见。我们的意见是首先要征得作者同意，我们倒无所谓，版权是次要的，只要对传播文化有利，对读者是好事，我就支持。
（本文选自《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第五辑之《龚继先口述历史》，该书将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 章 洁
新中国文博事业的拓荒者
我刚工作那年，就认识杨仁恺先生了。杨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博物馆学家，新中国文博事业的开拓者，当时正在主持辽宁博物馆工作。抗战胜利后杨先生参与接收苏联红军缴获伪满洲国皇帝携带并准备出境的国宝，均是皇家珍品。这批国宝大部分就近留在了辽博。同时，杨先生等人大量追寻散失于民间的历史国宝，过程充满传奇色彩。
他曾和我说起过这些事情，说当年如何抓紧时间，寻找线索，为此走访在东北的“遗老遗少”，到监狱里访谈被收押的宫廷要员;找寻在小白楼当过差的曾经的辫子兵，找旧军阀和解放前的恶霸兵匪，因为他们之前参与过抢夺文物;拜访民间收藏家，因为这些人曾从亲贵政要手中收购过文物。
他记录下这些人的口述，有好几大本，都是非常珍贵的史料，后来整理出来，配上图片出版。最初一直没有想好书名，最后定名为《国宝沉浮录》，就是我们聊天时确定的，大家都觉得很好。
辽博真迹令人大开眼界
我和杨先生关系很好，我们经常见面。我从事出版工作，需要在全国组稿，更需要结交书画和鉴定方面的名家，杨仁恺先生当然是其中一位，何况辽博的东西既多又好，我们的出版工作需要大博物馆的支持。
上世纪60年代，上海人美集中仿真印刷出版过一批辽博的藏品。辽博把真迹运到上海来拍照造影，看到如此集中而数量巨大的国宝，我们都很震撼，为了安全保管，东西存放在人事科保险箱内，还特意在窗口加装了铁栅栏。
这些珍贵国宝坐火车到上海，在专人押运下，包了火车软卧一整个包厢。记得有唐代张旭的《草书古诗四帖》、唐代怀素的《草书论书帖》、东晋流传至今的楷书《曹娥诔辞》、传为唐代周昉的《簪花仕女图》，还有宋徽宗赵佶的《草书千字文》……件件价值连城，都是艺术价值极高的书画作品。
印刷出版时遇到了难题。宋代的传世名帖《草书千字文》，纵一尺，横向十二米长，写在一整幅描金云龙笺上，流光溢彩，精美绝伦。只是这么长的纸却没有接口。上海人美的出版原则是基本要原貌复制，即便不能做到以假乱真，也务必力求无限接近原件，不能有明显的瑕疵，所以《草书千字文》的印制，一定得想办法做到没有拼接痕迹才行。
在当时印这么长的手卷还是首次，找不到够长的纸，工艺也做不到。后来我们想到香烟纸，这种纸够长度，规格合适。印刷也不是上机器印，而是用打样机，大滚子一段一段地印制。样稿出来后效果不错，基本和我们预想的差不太多。
毫不夸张地说，当年只有上海能达到这样的印刷水准。上海工艺领先，设备先进，又有解放前后像我岳父这样经验丰富的印刷技师。他们见多识广，思路能放宽，能想出办法，也只有在上海这个城市能找到相应的技术支持。这和中国画的创新是一个道理，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创新能力和“朋友圈”的帮助，所谓的创新，往往如滩上沙雕，看似美好，实则摇摇欲坠。
《草书千字文》印出来后，社里留存一部分，放在社长室楼下，后来打折卖给员工，两元钱一卷。其他几卷也很便宜，我都买了。美术印刷品历来成本高，千字文制作工艺复杂，更是精品中的精品。社里不时会有一些自己的出版物打折售卖，算是本行业的福利，我们都有兴趣。
我买了七套《草书千字文》，自己留下两套，回北京探亲时送给苦禅先生一套。他反复观看，爱不释手。其他几套送给了同学，当时这个卷子只有上海人美影印出版，同学拿到都很开心。一同从辽博运来影印的《簪花仕女图》后来也出版了，我买了几套，其中一套送给了谢稚柳先生。我和谢稚柳先生、杨仁恺先生，年龄都有些差距，他们是前辈大师，但虚怀若谷，学养丰厚，都是我的老师。
《國宝沉浮录》
历经数十年方面世
我和杨先生平常见面，天南地北地聊天，话题很广，杨先生知识面宽，能讲出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使我受益匪浅。我一直认为，搞出版工作，关键要多读书，多见人，多思考，就是要有方方面面的信息，既成为专家，更要成为杂家。这样很多选题，就会在无意间妙手偶得。后来我做总编辑时，喜欢鼓励编辑们多出去走走，道理就在于此。
《国宝沉浮录》分上下两篇，上篇“国宝沉浮史”，重点讲述散佚文物流转的故事，由当事人口述整理出来的第一手资料，非常宝贵，是十分重要的文献资料。如果当年没人去访谈整理，后世就没有流传，很多史实便会淹没在浩瀚烟海中，了无踪迹了。下篇“国宝辨析录”，对晋唐以来富有争议的一批知名书画进行鉴赏评析和梳理。这本书被称为“五千年国宝的沉浮档案”，迄今仍是一本经典之作。
1991年这本书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当时我是总编，对这本书非常重视，投入了精兵强将进行执编，一则因为敬重杨先生的为人和他为中国文博事业所做的贡献，另外也是这本书本身价值很高，值得郑重其事。
下面再就本书的情况做些补充。
该书初稿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才正式出版，前后历时三四十年。中间逢“文革”，手稿被收缴，侥幸没有被毁或者遗失。因为杨先生的锲而不舍，不断争取，最终书稿得以发还。之后，杨先生在劳动改造之余，对书稿不断进行修订、补充和完善。“文革”结束后，杨先生马不停蹄进入第二次国家文物抢救工作当中，这次是抢救“文革”中损毁的文物。因为经验丰富，资历深厚，杨先生担任的职务多，那些年他的工作异常繁忙。1983年开始，杨先生参加全国古代书画鉴定工作，这个项目又开展了八年。他要做的工作这么多，其间完全顾及不上书稿的出版。就这样《国宝沉浮录》一书的面世一拖再拖，就到了1991年。
这本书广受欢迎，影响很大，多年后一家天津的出版社想要修订再版，打来电话问我们的意见。我们的意见是首先要征得作者同意，我们倒无所谓，版权是次要的，只要对传播文化有利，对读者是好事，我就支持。
（本文选自《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第五辑之《龚继先口述历史》，该书将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 章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