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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加拿大联邦制是建立在加拿大历史、地理、经济、民族、宗教等多样性的基础之上的，各省差别很大，因而加拿大联邦体制从建立之日起就受到严峻的考验，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的挑战接踵而来。
[关键词]加拿大 联邦制 联邦政府
由于国土辽阔，各省的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差别，因而从建立之日起，加拿大联邦体制就受到严峻的考验，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的挑战不断，致使加拿大联邦制的发展一波三折，举步维艰。
联邦制运作的政治文化分歧
有两对矛盾贯穿于加拿大联邦制运行的整个历史过程：一是国家认同感与民族认同感的矛盾，一是国家认同感与地区认同感之间的矛盾。
法裔加拿大人民族分离倾向严重。加拿大独特的历史没能发展成一个具有很强整合力的民族共同体，法裔加拿大人在心理上并没有认同这个国家。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他们本能地反抗英裔人的扩张和同化政策，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的冲突。此外，民族矛盾还明显体现在语言问题上，语言不平等不仅造成法裔居民的弱势地位，而且时时刺激着其与英裔居民的心理隔阂及对联邦的不认同感。法裔与英裔的政治文化分歧强化了法裔加拿大人对本民族的强烈认同感以及对政治共同体的离心倾向，不利于联邦制运作中所必需的文化整合力量的发展。
地方主义对联邦制的影响。联邦成立初期，各省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中央。但这一时期联邦权力的高度集中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其主要目的是运用这些权力完成领土扩张和铁路建设的目标。一旦这些目标得以实现，中央集权就丧失了其必要的基础。1887年，安大略等省总理联合在魁北克召开会议，共同商讨有关各省自治、财政安排和其它涉及各省利益的问题。这是联邦内部发生危机的预兆，反映了各省对联邦政府集权化政策的日益不满以及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强烈愿望。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省权与联邦权的较量中，结果是自治领政府的权力被限制。然而这种趋势很快发生了扭转，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使得加拿大联邦政府重新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各省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采取多种方式与联邦分庭抗礼。
联邦制运作的经济制约
加拿大聯邦制起源的过程中，经济因素是关键的推动力，而在联邦制的运作中，经济因素更为重要。
首先，税收问题是联邦制面临的严峻考验。联邦成立早期进行领土和经济扩张的阶段，税收权基本掌握在联邦政府手中。当时的税种比较单一，其中收入最多的是关税和消费税，它们归联邦政府征收。省政府税收能力较弱，入不敷出，无法充分履行职能，只得依赖联邦政府的援助。随后各省经济得以发展，财政收入与日俱增，但各省职责的增加使财政支出也迅速增长。与此同时，联邦援助占省财政支出比例逐年下降，这给省造成了经费的困难，某些省面临的问题更为突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后，国家税收收入的严重失衡导致联邦与省之间关系持续紧张。
其次，财源与权限分离的矛盾困扰联邦制。从二战一直到60年代初，加拿大经济经历了空前的繁荣。与此同时，加拿大正朝着福利国家的目标迅速迈进，联邦政府致力于集中权力和努力创造福利国家。但联邦政府不可能完全取代省的职能，为了提高大众福利，不使服务设施闲置，中央政府提出一种被称为“合作联邦制”的妥协方案，它以“成本分摊项目”为其最大特色。为此联邦政府建立了“有条件资助”计划，即设立分摊项目，按省总支出的一定百分比给予补贴，但条件是各省必须接受规定的国家标准。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联邦政府设立的“有条件资助”项目从1946年的5800万加元上升到1968年的15亿加元。这导致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居高不下，而各省虽然的确从联邦资助中受益，但联邦政府也掌握了影响和支配各省的杠杆，并且制造出服务于各省选民的氛围。各省的权力机构在这种氛围里难以制定自己所要优先考虑的政策。为此，各省深感忧虑，它们不仅没有对联邦俯首贴耳，反而抵制联邦政府的附加条件并要求更多的自主权。这就产生了权限和财源的分离和矛盾的现象。
总之，从加拿大联邦政府与省政府经济关系的历史演变中可以看出双方争议主要是围绕财政和税收问题展开，其实质是权力之争。
联邦制运作的外交困境
联邦制国家的中央政府本应是唯一有权在国际上代表国家的主权，订立国际条约的合法机构。但在加拿大，出于历史原因，《英属北美法案》没有对加拿大联邦政府和各省政府对外活动作出明确的权力划分。@这就为各省从事过度的国际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些大省甚至在国外设有常驻使节。特别是魁北克法裔寻求文化、经济和政治自主的运动不仅在加拿大国内引发持久的国家统一危机，而且在国际上给加拿大的对外关系带来无休止的麻烦，并成为困扰加拿大联邦外交的一大难题。 上世纪60年代“平静革命”后，魁北克开始积极发展国际交往，法国是魁北克外交的主要对象。1961年魁北克政府在巴黎设立一个官方代表处，其地位与大使馆相差无几，并享受法国政府所赋予的外交豁免权。此外，魁北克还在巴黎拥有一个官方的文化中心。1965年，魁北克和法国签订了一项文化交流协定。由于魁北克方面使用了“协约”的字眼，使加拿大联邦政府十分不快。1967年，在法国的推动下，刚刚从法国统治下独立的非洲国家加蓬对魁北克发出单独邀请，请它在没有加拿大联邦政府参与的情况下出席一个关于教育的国际会议。加拿大联邦政府立即中断与加蓬的外交关系，直到加蓬重新保证只承认联邦政府是加拿大的唯一代表后，两国关系才重新恢复。
魁北克的国际活动在加拿大联邦中是特殊的但不是唯一的，在其带动下，各省也纷纷向联邦要求更大的自主权。这对联邦对外交政策的控制是巨大的考验，并冲击了加拿大整个联邦制度，使加拿大联邦制越来越朝分权化方向发展。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魁北克民族主义的兴起和西部地方主义的抬头，加拿大政治体制中的离心力量日益增强，联邦制运行中的问题愈演愈烈，形成矛盾组结，使联邦制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如何维护和发展加拿大联邦体制，是之后历届政府都必须面对和解决的课题。
[关键词]加拿大 联邦制 联邦政府
由于国土辽阔，各省的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差别，因而从建立之日起，加拿大联邦体制就受到严峻的考验，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的挑战不断，致使加拿大联邦制的发展一波三折，举步维艰。
联邦制运作的政治文化分歧
有两对矛盾贯穿于加拿大联邦制运行的整个历史过程：一是国家认同感与民族认同感的矛盾，一是国家认同感与地区认同感之间的矛盾。
法裔加拿大人民族分离倾向严重。加拿大独特的历史没能发展成一个具有很强整合力的民族共同体，法裔加拿大人在心理上并没有认同这个国家。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他们本能地反抗英裔人的扩张和同化政策，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的冲突。此外，民族矛盾还明显体现在语言问题上，语言不平等不仅造成法裔居民的弱势地位，而且时时刺激着其与英裔居民的心理隔阂及对联邦的不认同感。法裔与英裔的政治文化分歧强化了法裔加拿大人对本民族的强烈认同感以及对政治共同体的离心倾向，不利于联邦制运作中所必需的文化整合力量的发展。
地方主义对联邦制的影响。联邦成立初期，各省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中央。但这一时期联邦权力的高度集中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其主要目的是运用这些权力完成领土扩张和铁路建设的目标。一旦这些目标得以实现，中央集权就丧失了其必要的基础。1887年，安大略等省总理联合在魁北克召开会议，共同商讨有关各省自治、财政安排和其它涉及各省利益的问题。这是联邦内部发生危机的预兆，反映了各省对联邦政府集权化政策的日益不满以及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强烈愿望。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省权与联邦权的较量中，结果是自治领政府的权力被限制。然而这种趋势很快发生了扭转，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使得加拿大联邦政府重新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各省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采取多种方式与联邦分庭抗礼。
联邦制运作的经济制约
加拿大聯邦制起源的过程中，经济因素是关键的推动力，而在联邦制的运作中，经济因素更为重要。
首先，税收问题是联邦制面临的严峻考验。联邦成立早期进行领土和经济扩张的阶段，税收权基本掌握在联邦政府手中。当时的税种比较单一，其中收入最多的是关税和消费税，它们归联邦政府征收。省政府税收能力较弱，入不敷出，无法充分履行职能，只得依赖联邦政府的援助。随后各省经济得以发展，财政收入与日俱增，但各省职责的增加使财政支出也迅速增长。与此同时，联邦援助占省财政支出比例逐年下降，这给省造成了经费的困难，某些省面临的问题更为突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后，国家税收收入的严重失衡导致联邦与省之间关系持续紧张。
其次，财源与权限分离的矛盾困扰联邦制。从二战一直到60年代初，加拿大经济经历了空前的繁荣。与此同时，加拿大正朝着福利国家的目标迅速迈进，联邦政府致力于集中权力和努力创造福利国家。但联邦政府不可能完全取代省的职能，为了提高大众福利，不使服务设施闲置，中央政府提出一种被称为“合作联邦制”的妥协方案，它以“成本分摊项目”为其最大特色。为此联邦政府建立了“有条件资助”计划，即设立分摊项目，按省总支出的一定百分比给予补贴，但条件是各省必须接受规定的国家标准。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联邦政府设立的“有条件资助”项目从1946年的5800万加元上升到1968年的15亿加元。这导致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居高不下，而各省虽然的确从联邦资助中受益，但联邦政府也掌握了影响和支配各省的杠杆，并且制造出服务于各省选民的氛围。各省的权力机构在这种氛围里难以制定自己所要优先考虑的政策。为此，各省深感忧虑，它们不仅没有对联邦俯首贴耳，反而抵制联邦政府的附加条件并要求更多的自主权。这就产生了权限和财源的分离和矛盾的现象。
总之，从加拿大联邦政府与省政府经济关系的历史演变中可以看出双方争议主要是围绕财政和税收问题展开，其实质是权力之争。
联邦制运作的外交困境
联邦制国家的中央政府本应是唯一有权在国际上代表国家的主权，订立国际条约的合法机构。但在加拿大，出于历史原因，《英属北美法案》没有对加拿大联邦政府和各省政府对外活动作出明确的权力划分。@这就为各省从事过度的国际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些大省甚至在国外设有常驻使节。特别是魁北克法裔寻求文化、经济和政治自主的运动不仅在加拿大国内引发持久的国家统一危机，而且在国际上给加拿大的对外关系带来无休止的麻烦，并成为困扰加拿大联邦外交的一大难题。 上世纪60年代“平静革命”后，魁北克开始积极发展国际交往，法国是魁北克外交的主要对象。1961年魁北克政府在巴黎设立一个官方代表处，其地位与大使馆相差无几，并享受法国政府所赋予的外交豁免权。此外，魁北克还在巴黎拥有一个官方的文化中心。1965年，魁北克和法国签订了一项文化交流协定。由于魁北克方面使用了“协约”的字眼，使加拿大联邦政府十分不快。1967年，在法国的推动下，刚刚从法国统治下独立的非洲国家加蓬对魁北克发出单独邀请，请它在没有加拿大联邦政府参与的情况下出席一个关于教育的国际会议。加拿大联邦政府立即中断与加蓬的外交关系，直到加蓬重新保证只承认联邦政府是加拿大的唯一代表后，两国关系才重新恢复。
魁北克的国际活动在加拿大联邦中是特殊的但不是唯一的，在其带动下，各省也纷纷向联邦要求更大的自主权。这对联邦对外交政策的控制是巨大的考验，并冲击了加拿大整个联邦制度，使加拿大联邦制越来越朝分权化方向发展。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魁北克民族主义的兴起和西部地方主义的抬头，加拿大政治体制中的离心力量日益增强，联邦制运行中的问题愈演愈烈，形成矛盾组结，使联邦制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如何维护和发展加拿大联邦体制，是之后历届政府都必须面对和解决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