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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双重差分模型，依据2014-2019年的中美贸易细分产品月度数据，考量中美贸易冲突对中美两国贸易的影响。结果显示：贸易冲突对中国从美国进口负向影响显著，且在样本期内具有平稳性与持续性;对中国对美出口负向效应显著，且在样本期内呈“倒U型”趋势。事件前期和中期，在“抢出口”效应作用下，贸易冲突对中国对美出口具有短期促进作用;事件后期，对中国对美出口的破坏影响显现。细分产品层面，贸易冲突对中国从美国资本品和消费品的进口负向影响显著，表明国家和个体层面都对贸易有所限制。出口方面，中国消费品出口所受的负向影响较强。同时，中美贸易冲突对于第三国贸易转移效应显著。
关键词： 中美贸易;贸易冲突;事件分析;双重差分
中图分类号：F7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21）01-0086-08
一、引 言
20世纪以来，随着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与全球价值链的深化，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得益于世界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迅速崛起，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崛起，对传统的发达国家形成了强烈的挑战，为维持本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话语权，遏制新兴国家的竞争，传统发达国家重新走向贸易保护主义，使得各国间的贸易摩擦日趋增加，美国与中国近年来的贸易摩擦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事例。针对对华日益严重的贸易失衡，2017年8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指示USTR对中国发起301调查。2018年4月4日，美国宣布对来自中国的500亿美元进口产品加征关税，中国随后实施了同等幅度的反制措施，标志着中美在贸易领域的冲突开始。2018年7月6日，中美双方对来自对方340亿美元的产品开始加征25%的关税，贸易制裁措施正式开始实施。2018年9月18日，美国政府再次宣布对原产于中国的2000亿商品加征10%的关税，并声称要在2019年1月1日将该关税提高到25%。随后在2018年12月，两国元首在G20峰会上举行会晤并就暂停加征关税这一措施达成了一致意见，中美双方的贸易摩擦至此有所缓和。但在2019年，中美两国的摩擦再次升级，美国USTR于2019年5月宣布将2000亿商品的税率由10%提高至25%，并于2019年9月对中国出口约125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15%的关税。随后两国通过不断地贸易磋商，于2019年12月13日达成了第一阶段的协议，中美双方的贸易冲突暂时告一段落，但中美贸易关系未来将如何演变，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此次中美贸易冲突主要表现为两国在贸易上的相互制裁与反制，它不断激化中美两国的矛盾，并进一步演变成了中美双方在政治上的交锋，这又进一步影响了两国间的贸易。
国家间的冲突对贸易的影响是一个被广泛讨论的话题。Mastanduno（1988）认为，一个国家在发生政治冲突时，会通过战略禁运阻止威胁国家安全的产品出口，从而减少了双边的贸易往来[1]。Gowa（1989）指出，为了减少对政治冲突方的贸易依赖，保护国家的安全，一国可能会选择减少贸易来降低两国间的冲突[2]。除了对安全外部性的考虑之外，Kastner（2007）认为政治外部性也会对贸易产生影响。Kastner（2007）认为，当一国内部的利益集团与冲突国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但两国的贸易又有利于该利益集团时，领导人就会对贸易进行限制以防范该利益集团势力的扩大[3];另一些学者则从微观角度出发探讨了政治冲突对贸易的影响。Pollins（1989）最先在现代经济学框架中引入了国家政治关系[4]，Reuveny（2001）在Pollins（1989）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包含政府、出口商和进口商的模型研究国家间冲突对贸易的影响，结果认为，当两国冲突增加时贸易数量将会下降[5]。随后，Li和Sacko（2002）从风险和理性预期的角度分析了国家间冲突对贸易的影响，认为冲突会带来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会使得企业进行交易的成本或合同风险上升，从而使得贸易额降低[6]。他们指出，若冲突不在预期内，或者比预期范围内的要广，则都会对贸易产生较大的影响。Chavis和Leslie（2009）认为，政治冲突导致的抵制行为是贸易下降的原因之一[7]。
中美贸易冲突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Bouёt和Laborde（2017）构建了18种中美贸易冲突的情景，分析得出，贸易战不仅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以及全球贸易系统有破坏效应，同时也会给美国的贸易带来损失[8]。Rosyadi和Widodo（2018）基于GTAP模型研究了中美贸易冲突的影响，分析发现，特朗普采取的贸易制裁措施对两个国家的GDP、贸易条件以及福利都具有破坏效应[9]。李春顶等（2018）构建了一个一般均衡数值模型系统，模拟了中美贸易摩擦的经济影响。结果表明，中美间的贸易摩擦对两个国家都有损害，但中国受损更为严重[10]。吕越等（2019）利用WITS-SMART模型，根据中美两国在4月和6月发布的实际清单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对两国贸易的影响，结论表明中美双方的进口额都有所减少，但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额减少幅度要远小于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额的减少幅度[11]。
本文基于中美贸易六位数细分产品数据，对中美贸易冲突的贸易后果进行评估，并在控制了关税的动态变化后，探究中美贸易冲突对中美贸易的影响渠道以及对第三国的贸易影响。
二、数据及模型
（一）模型构建
本文的模型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中美贸易冲突对中美双边贸易的影响。双重差分法是在反事实框架的基础上，探究受政策影响的处理组（treatment group）以及未受政策影响的对照组（control group）在事件发生前后的因变量的变化，从而准确甄别事件的实际影响。模型设置如下：
模型（1）和模型（2）为基准回归，根据引力模型，同时借鉴谢建国等（2019）[12]及Heilmann[13]（2016）的研究，選取GDP、汇率和关税作为控制变量，基于月度数据可得性，模型中同时加入国家、产品以及时间固定效应以控制其他无法观测到但又对贸易有影响的变量。importijt表示t年中国从i国进口j产品的贸易量，exportijt表示t年中国向i国出口j产品的贸易量。treatmenti为国家虚拟变量，表示一国是否存在贸易冲突，当国家为美国时，treatmenti取值为1，当国家为对照组国家时，treatmenti取值为0。postt为政策冲击时点的时间虚拟变量，贸易冲突发生之前为0，发生之后为1。将贸易冲突发生的时间节点设置为2018年4月，原因是2018年3月23日，美当局宣布拟对中国的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随后在2018年4月4日，美国USTR就发布了涉及500亿美元商品的进口惩罚关税清单，中国也在当日做出了反制措施，该举措将中美间贸易摩擦升级，使之进一步演化成为了贸易战，两起事件分别发生在3月下旬和4月初，因此，将2018年4月作为政策的冲击时点。α1和β1为双重差分估计量，其衡量了贸易冲突对于中美双方进口额和出口额的影响。若该估计量显著为负，则表明贸易冲突会使得中国从美国的贸易额减少，相反，若该估计量显著为正，则表明贸易冲突对于贸易额有显著的正向影响。Xijt为控制变量，选取GDP的对数（lngdpit）、汇率的对数（lnerit）以及关税对数[ln（1+tariffcijt）]和[ln（1+tarifficjt）]。就关税变量而言，在进口模型（1）和（3）中tariffcijt表示t期中国从i国进口j产品的关税税率，在出口模型（2）和（4）中，tarifficjt表示t期i国从中国进口j产品的关税税率。μi是国家固定效应，可以控制国家间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对于贸易量的影响。χj是产品固定效应，其可以控制产品间特异性差别对于贸易的影响。λt为时间固定效应，可以解决随时间变化的变量的遗漏问题。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具有持续性，因此，模型（3）和模型（4）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贸易冲突对进口的时滞效应。对于datem，如果观测值属于事件发生后第m个月，则datem取值为m，由于此次贸易摩擦进程较长，参考Heilmann（2016）的研究[13]，将m取值为1、3、6、9、12，γm2和φm2表示政策冲击发生后12个月内对于贸易量的额外影响，其余变量同基准回归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双重差分模型前提假设如下：一是实验发生时间随机，二是实验分组随机。贸易冲突是特朗普上任后所做的诸多制裁措施之一，我们无法提前预料到该事件何时爆发亦无法提前做出应对措施，因此这一事件满足实验发生时间随机的条件。为了满足实验分组随机这一假定，选取合适的对照组和实验组至关重要。对照组应满足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是未发生同实验组一样的政策冲击;第二是在政策冲击之前，对照组和实验组的贸易额应有相同的变动趋势。由于美国在中国的贸易额中一直占据较大比重，寻找完全相同的对照组有一定的难度。因此，本文选取了贸易冲突发生前，在中国进出口额中占比较高的国家作为此次的对照组。本文使用的是2014年1月到2019年12月的月度数据，在对事件冲击前51个月内中国同所有贸易伙伴的进出口额进行排序后，参考周泳宏等（2019）[14]的研究，最终选取的对照组国家为韩国、日本和德国。这样选择的理由在于，第一，中美贸易同中韩以及中日贸易在规模上较为相近;第二，基于相近的消费习惯，中德贸易与中美贸易在结构上具有可比性。
（二）数据说明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被解释变量采用的是贸易伙伴对中国的HS6位码产品月度出口额和进口额来表示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数据来源于UN Comtrade数据库。贸易伙伴的GDP和汇率数据均来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IFS数据库以及wind数据库。其中，GDP为季度数据，通过移动加权平均法将其转换为月度数据。关税数据来源于WITS数据库，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可得的关税数据皆为年度数据，因此，进一步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官方网站发布的关税调整公告，对最惠国税率和优惠税率进行了月度调整。同时，根据中美双方实际加征关税的清单，将中国和美国关税的年度数据调整为月度数据。根据加税清单可知，2018-2019年，中国对美国共进行了6次关税调整：分别是2018年4月1日对美国的128项产品终止关税减让义务; 7月6日和8月23日对340亿美元和16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9月24日对约600亿美元商品加征5%和10%的关税，并进一步于2019年6月1日提高了600亿美元进口产品的关税税率;以及在2019年9月1日，中方再次对美国的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美国对中国共进行了5次关税调整：分别是2019年7月6日和8月23日对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9月24日对约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10%的关税，以及宣布自2019年5月10日起，将该批商品的关税提高至25%;最终又于2019年9月1日，宣布对其从中国进口的1250亿商品加征15%的关税。若征税发生在月度上旬，则将关税调整的时间设定为当月，若征税发生在月度末，则将关税调整的开始时间设定为下个月。
三、实证分析
（一）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双重差分法的前提是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因此，首先计算了中国对两组国家在贸易冲突前后的贸易额，以探究其随时间的变化趋势。根据海关数据，如图1和图2所示，在贸易冲突冲击之前（2018年4月），对照组和实验组的进口和出口额有着基本相同的变化趋势，而自贸易冲突之后，中国从实验组（美国）的进口额相对于对照组有了明显的下滑，相反，中国对实验组（美国）的出口相比对照组首先出现明显的增长后又大幅回落。因此，通过图1和图2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出，实验组和对照组在贸易冲突前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二）基准回归
表1展示了基准回归的结果。表1显示，在控制了国家、产品以及时间固定效应后，交互项对于中国进口额和出口额皆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由表1的（1）至（3）列可以看出，贸易冲突事件对中国的进口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但这一影响在排除关税影响后会有所减弱，为-12%。这一结论同李春顶等（2018）、周政宁等（2019）[15]相一致，即在贸易冲突发生后，在政
府制裁与消费者抵制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从美国的进口出现了显著下降。就其他控制变量而言，汇率水平lner和关税水平ln（1+tariff）对贸易的影响同预期相一致，与我国的进口额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1的（4）至（6）列展示了中美贸易冲突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同预期相一致，中美贸易冲突对于我国的出口也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由第（5）列结果可知，贸易冲突使得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显著减少了31.6%。同时第（6）列结果显示，在加入关税变量后，贸易冲突事件变量的系数依然显著，为-12.3%，且关税变量的符号符合预期，其系数表明，当关税每上升1%，会使得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下降1.697%。综合进出口的结果来看，贸易冲突对于中国的进口额和出口额皆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贸易冲突对于出口额影响的绝对值相较于进口额影响的绝对值略高。结论表明，中国的出口相较于进口所受的冲击更强，且在此次贸易冲突中，不仅是关税壁垒会对中国的进出口额有显著的负向效应，诸如技术限制等其他形式的贸易制裁也会对进出口额造成显著的不利影响。
（三）多期回归
模型（3）和模型（4）测算了在贸易冲突开始后的1-12个月内贸易冲突的动态影响。表2报告了分期回归的结果，表2的（1）～（3）列展現的是贸易冲突对我国进口的动态影响。在加入了所有控制变量和动态变量后，由第（3）列结果可知，无论m取值大小，datem的系数始终不显著，证明在贸易冲突发生的1-12个月内，贸易冲突对该期间内的中国从美国的进口抑制影响具有平稳性与持续性。表2结果显示，在样本期内贸易冲突对我国进口的负向影响始终维持在-12.2%的平均水平。表2的（4）～（6）列及图3呈现的是贸易冲突对于我国对美出口的动态影响。同基准回归类似，表2结果显示，贸易冲突对于我国的对美出口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在样本期内呈现出“倒U型”趋势。由第（6）列结果可知，在样本期的第一个月内（2018年4月），由于美国发布了进口惩罚关税清单导致两国贸易关系恶化，使得中国当月对美出口急剧下降，其影响比制裁的平均负向效应还要低0.089，达到了-22.2%。在样本期的第三个月，贸易制裁对中国对美出口的负向影响有所减弱，达到-6.6%。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贸易限制清单实施后的第六个月和第九个月，该事件对我国出口的抑制效应减弱，甚至呈现出一定的促进效应，这一效应分别达到2.9%和12.4%。但这一促进效应不具有持续性，在事件发生后第12个月（2019年3月），贸易冲突事件对于出口的影响急剧回落至-43%，远低于贸易冲突的平均效应。这一结果表明，在事件发生的前期和中期（第1-9月），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总体而言对出口的影响好于平均的负向效应，甚至会出现一定的正向效应，其可能原因是：第一，我国部分企业存在着预期效应，从而会出现“抢出口”现象[16]，部分出口商预期美国加征关税可能会对自身的出口造成不利影响，因此会竭力在美国加征关税的时间节点前加紧出口，从而推高了事件中期（2018年6月至2018年12月）的出口数据;第二，人民币持续贬值以及美国国内市场需求旺盛等因素，缓解了美国加征关税对于我国出口商品价格的不利影响，从而使得我国对美国的出口有所增加。但此促进影响并不具有持续性，在贸易限制清单实施的后期（事件发生后第9-12个月），其促进效应会逐渐减弱并最终回落至负向水平。 （四）稳健性检验
双重差分模型的一个前提是假设对照组未受到同样的冲击，因此参照谢建国（2019）的研究，对三个控制组国家分别进行安慰剂检验，设置的方案是，假设贸易冲突发生的地点为对照组国家，以探究处理效应的大小。若该处理效应在进出口模型中并无显著的负向影响，则可以证明我们前述估计是有效的，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当我们将进出口模型的实验组改为对照组的三个国家时，韩国、日本的处理效应都显著为正，而德国的处理效应显著为负。为了避免模型出现偏误，将德国分别从进口对照组和出口对照组中删除后再次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在剔除所有的偏误样本后，基准回归结果同表1并无实质差别，由于样本中还保留了同基准回归有显著相反效应的对照组国家，可能会使得对贸易冲突的处理效应有向下的估计偏误，但并不会影响处理效应的符号和显著性，因此表4的结果也进一步证明了贸易冲突对于中国从美国的进出口额皆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同时也说明了模型具有稳健性。
（五）分产品检验
为了进一步探究贸易冲突影响的究竟是哪一类产品，参考Heilmann（2016）的研究，按照BEC标准将产品分为资本品、中间品和消费品[13]。这里采用的是HS6位码产品，因此还需进一步将HS6位码同BEC编码进行比对来确定产品分类。值得说明的是，在BEC分类中，有三类产品未对应到具体的分类，分别是BEC编码下的第7、32和51类产品，因此，将这三类BEC产品对应HS6位码中的产品进行剔除。表5显示了中美贸易冲突对细分产品进出口的影响。由表5的（1）至（3）列可知，中美贸易冲突对于中国的资本品和消费品的进口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按照BEC分类，资本品主要是指工业用的机器设备，而中间品更多地是零部件产品，因此资本品相比于中间品而言，技术含量更高且其来源地更容易被识别，因此更易对其进行进出口限制。相比资本品而言，消费品的进口需求主要来源于终端消费者，而资本品的需求相对更易受到国家的整体调控。表5第（1）至（3）列结果显示，此次贸易冲突在国家层面以及消费者层面都有所体现。由表5第（4）至（6）列的出口结果可知，在贸易冲突对中国对美出口的影响中，消费品与资本品均受到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中间品仍未受到显著影响。现实情况是，此次贸易冲突中，美国为实现打压我国制造2025战略的目的，对我国的通信技术等采取了严厉的制裁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我国资本品的出口。就消费品而言，纵观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结构我们就会发现，机电产品、家具玩具及服装鞋帽等消费品在对美国的出口中所占比例较高，且中国出口的商品有较为明显的“中国制造”标识，因此美国对于中国的贸易制裁会更多地聚焦在易于识别的消费品层面，使得本次贸易冲突对于中国对美消费品出口额有着显著的负向效应。
（六）进口贸易创造效应
当两国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发生改变时，就可能会出现对第三国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同样，两国间的贸易冲突引发的贸易限制也可以视为非关税壁垒的变化，同样会对第三方国家产生贸易创造效应。那么，中美贸易冲突对于我国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贸易有何影响呢？本研究对中国的七个主要进口来源国进行了贸易转移效应的分析。模型构建如下：
其中，importjt是j产品t期的进口额，postt为贸易冲突发生时点的虚拟变量，此外，还将其发生时点延后了两期，以观察该事件对于第三国的贸易转移是否具有滞后效应。同时，还加入了年份固定效应和产品固定效应来控制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年度共同趋势和内生性问题。lngdpt为t期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选取的数据为2014年1月至2018年12月的HS6位码的商品数据。表6显示了中美贸易冲突对中国主要进口来源国的贸易效应。
由表6结果可知，此次中美贸易冲突对韩国、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有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对日本在第一个月有短暂的创造效应，其余国家均未受到明显的影响。且马来西亚的贸易创造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而韩国和澳大利亚则具有长期效应。因此，同崔连标等（2018）的结论类似[17]，中美两国作为世界经济体系中最重要的参与者，其发生的贸易摩擦势必将会对第三国的贸易活动产生溢出效应。由结论可知，在此次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的出口商利益会受损，而韩国、马来西亚等第三国的出口商会因此获利。
四、结 论
本文通过2014-2019年细分产品数据研究了中美贸易冲突对两国间贸易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美贸易冲突对于中美双边贸易皆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对进口而言，贸易冲突使得我国从美国的进口下降12.2%，且这种负向影响具有稳定性与持续性。对出口而言，贸易冲突对中国对美的出口影响呈现出“倒U型”趋势。在事件前期和中期，在“抢出口”效应的作用下，贸易冲突对于出口具有短期的促进作用，而在事件后期其对出口的破坏影响开始显现。研究结果显示，此次中美贸易冲突对我国的资本品进口的负向影响最为明显，其次是消费品，对中间品则无显著影响。据此可以看出，此次贸易冲突发生的出口抑制主要发生在政府层面，美国对华高技术含量产品出口受到了较大的限制。就中国对美出口而言，由于我国对美国出口的产品中消费品所占比重较高且易于识别，所以贸易冲突对消费品的负向影响略强于资本品，而对于中间品无显著影响。文章进一步检验了中美间的政治冲突对我国与其他主要进口国之间的贸易创造效应。实证结果显示，贸易冲突对于我国和韩国、澳大利亚以及马来西亚的进口都有显著的贸易创造效应。
2018年发生的中美贸易沖突是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这场贸易冲突表面看来是两个国家在贸易领域的竞争，实际早已演化成为了国家间政治文化和军事等领域的冲突。本文的研究为中国应对其后来美国发起的一系列遏制措施提供了政策建议。一方面，中国应加强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以应对美国对我国技术进口的限制，只有不断提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减少对国外技术的依赖，才能更好地应对美国的技术制裁。另一方面，中国应充分发挥第三国的贸易创造效应，鼓励企业调整贸易结构，积极开拓第三国市场，以减少对美国的贸易依赖。最后，中美贸易摩擦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美国的制裁措施并不具备长期性。因此，我们无需惧怕美国政府的种种挑衅，应制定精确的反击措施，以减少美国的惩罚性贸易措施对我们造成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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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 瑶）
关键词： 中美贸易;贸易冲突;事件分析;双重差分
中图分类号：F7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21）01-0086-08
一、引 言
20世纪以来，随着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与全球价值链的深化，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得益于世界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迅速崛起，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崛起，对传统的发达国家形成了强烈的挑战，为维持本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话语权，遏制新兴国家的竞争，传统发达国家重新走向贸易保护主义，使得各国间的贸易摩擦日趋增加，美国与中国近年来的贸易摩擦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事例。针对对华日益严重的贸易失衡，2017年8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指示USTR对中国发起301调查。2018年4月4日，美国宣布对来自中国的500亿美元进口产品加征关税，中国随后实施了同等幅度的反制措施，标志着中美在贸易领域的冲突开始。2018年7月6日，中美双方对来自对方340亿美元的产品开始加征25%的关税，贸易制裁措施正式开始实施。2018年9月18日，美国政府再次宣布对原产于中国的2000亿商品加征10%的关税，并声称要在2019年1月1日将该关税提高到25%。随后在2018年12月，两国元首在G20峰会上举行会晤并就暂停加征关税这一措施达成了一致意见，中美双方的贸易摩擦至此有所缓和。但在2019年，中美两国的摩擦再次升级，美国USTR于2019年5月宣布将2000亿商品的税率由10%提高至25%，并于2019年9月对中国出口约125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15%的关税。随后两国通过不断地贸易磋商，于2019年12月13日达成了第一阶段的协议，中美双方的贸易冲突暂时告一段落，但中美贸易关系未来将如何演变，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此次中美贸易冲突主要表现为两国在贸易上的相互制裁与反制，它不断激化中美两国的矛盾，并进一步演变成了中美双方在政治上的交锋，这又进一步影响了两国间的贸易。
国家间的冲突对贸易的影响是一个被广泛讨论的话题。Mastanduno（1988）认为，一个国家在发生政治冲突时，会通过战略禁运阻止威胁国家安全的产品出口，从而减少了双边的贸易往来[1]。Gowa（1989）指出，为了减少对政治冲突方的贸易依赖，保护国家的安全，一国可能会选择减少贸易来降低两国间的冲突[2]。除了对安全外部性的考虑之外，Kastner（2007）认为政治外部性也会对贸易产生影响。Kastner（2007）认为，当一国内部的利益集团与冲突国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但两国的贸易又有利于该利益集团时，领导人就会对贸易进行限制以防范该利益集团势力的扩大[3];另一些学者则从微观角度出发探讨了政治冲突对贸易的影响。Pollins（1989）最先在现代经济学框架中引入了国家政治关系[4]，Reuveny（2001）在Pollins（1989）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包含政府、出口商和进口商的模型研究国家间冲突对贸易的影响，结果认为，当两国冲突增加时贸易数量将会下降[5]。随后，Li和Sacko（2002）从风险和理性预期的角度分析了国家间冲突对贸易的影响，认为冲突会带来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会使得企业进行交易的成本或合同风险上升，从而使得贸易额降低[6]。他们指出，若冲突不在预期内，或者比预期范围内的要广，则都会对贸易产生较大的影响。Chavis和Leslie（2009）认为，政治冲突导致的抵制行为是贸易下降的原因之一[7]。
中美贸易冲突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Bouёt和Laborde（2017）构建了18种中美贸易冲突的情景，分析得出，贸易战不仅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以及全球贸易系统有破坏效应，同时也会给美国的贸易带来损失[8]。Rosyadi和Widodo（2018）基于GTAP模型研究了中美贸易冲突的影响，分析发现，特朗普采取的贸易制裁措施对两个国家的GDP、贸易条件以及福利都具有破坏效应[9]。李春顶等（2018）构建了一个一般均衡数值模型系统，模拟了中美贸易摩擦的经济影响。结果表明，中美间的贸易摩擦对两个国家都有损害，但中国受损更为严重[10]。吕越等（2019）利用WITS-SMART模型，根据中美两国在4月和6月发布的实际清单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对两国贸易的影响，结论表明中美双方的进口额都有所减少，但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额减少幅度要远小于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额的减少幅度[11]。
本文基于中美贸易六位数细分产品数据，对中美贸易冲突的贸易后果进行评估，并在控制了关税的动态变化后，探究中美贸易冲突对中美贸易的影响渠道以及对第三国的贸易影响。
二、数据及模型
（一）模型构建
本文的模型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中美贸易冲突对中美双边贸易的影响。双重差分法是在反事实框架的基础上，探究受政策影响的处理组（treatment group）以及未受政策影响的对照组（control group）在事件发生前后的因变量的变化，从而准确甄别事件的实际影响。模型设置如下：
模型（1）和模型（2）为基准回归，根据引力模型，同时借鉴谢建国等（2019）[12]及Heilmann[13]（2016）的研究，選取GDP、汇率和关税作为控制变量，基于月度数据可得性，模型中同时加入国家、产品以及时间固定效应以控制其他无法观测到但又对贸易有影响的变量。importijt表示t年中国从i国进口j产品的贸易量，exportijt表示t年中国向i国出口j产品的贸易量。treatmenti为国家虚拟变量，表示一国是否存在贸易冲突，当国家为美国时，treatmenti取值为1，当国家为对照组国家时，treatmenti取值为0。postt为政策冲击时点的时间虚拟变量，贸易冲突发生之前为0，发生之后为1。将贸易冲突发生的时间节点设置为2018年4月，原因是2018年3月23日，美当局宣布拟对中国的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随后在2018年4月4日，美国USTR就发布了涉及500亿美元商品的进口惩罚关税清单，中国也在当日做出了反制措施，该举措将中美间贸易摩擦升级，使之进一步演化成为了贸易战，两起事件分别发生在3月下旬和4月初，因此，将2018年4月作为政策的冲击时点。α1和β1为双重差分估计量，其衡量了贸易冲突对于中美双方进口额和出口额的影响。若该估计量显著为负，则表明贸易冲突会使得中国从美国的贸易额减少，相反，若该估计量显著为正，则表明贸易冲突对于贸易额有显著的正向影响。Xijt为控制变量，选取GDP的对数（lngdpit）、汇率的对数（lnerit）以及关税对数[ln（1+tariffcijt）]和[ln（1+tarifficjt）]。就关税变量而言，在进口模型（1）和（3）中tariffcijt表示t期中国从i国进口j产品的关税税率，在出口模型（2）和（4）中，tarifficjt表示t期i国从中国进口j产品的关税税率。μi是国家固定效应，可以控制国家间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对于贸易量的影响。χj是产品固定效应，其可以控制产品间特异性差别对于贸易的影响。λt为时间固定效应，可以解决随时间变化的变量的遗漏问题。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具有持续性，因此，模型（3）和模型（4）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贸易冲突对进口的时滞效应。对于datem，如果观测值属于事件发生后第m个月，则datem取值为m，由于此次贸易摩擦进程较长，参考Heilmann（2016）的研究[13]，将m取值为1、3、6、9、12，γm2和φm2表示政策冲击发生后12个月内对于贸易量的额外影响，其余变量同基准回归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双重差分模型前提假设如下：一是实验发生时间随机，二是实验分组随机。贸易冲突是特朗普上任后所做的诸多制裁措施之一，我们无法提前预料到该事件何时爆发亦无法提前做出应对措施，因此这一事件满足实验发生时间随机的条件。为了满足实验分组随机这一假定，选取合适的对照组和实验组至关重要。对照组应满足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是未发生同实验组一样的政策冲击;第二是在政策冲击之前，对照组和实验组的贸易额应有相同的变动趋势。由于美国在中国的贸易额中一直占据较大比重，寻找完全相同的对照组有一定的难度。因此，本文选取了贸易冲突发生前，在中国进出口额中占比较高的国家作为此次的对照组。本文使用的是2014年1月到2019年12月的月度数据，在对事件冲击前51个月内中国同所有贸易伙伴的进出口额进行排序后，参考周泳宏等（2019）[14]的研究，最终选取的对照组国家为韩国、日本和德国。这样选择的理由在于，第一，中美贸易同中韩以及中日贸易在规模上较为相近;第二，基于相近的消费习惯，中德贸易与中美贸易在结构上具有可比性。
（二）数据说明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被解释变量采用的是贸易伙伴对中国的HS6位码产品月度出口额和进口额来表示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数据来源于UN Comtrade数据库。贸易伙伴的GDP和汇率数据均来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IFS数据库以及wind数据库。其中，GDP为季度数据，通过移动加权平均法将其转换为月度数据。关税数据来源于WITS数据库，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可得的关税数据皆为年度数据，因此，进一步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官方网站发布的关税调整公告，对最惠国税率和优惠税率进行了月度调整。同时，根据中美双方实际加征关税的清单，将中国和美国关税的年度数据调整为月度数据。根据加税清单可知，2018-2019年，中国对美国共进行了6次关税调整：分别是2018年4月1日对美国的128项产品终止关税减让义务; 7月6日和8月23日对340亿美元和16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9月24日对约600亿美元商品加征5%和10%的关税，并进一步于2019年6月1日提高了600亿美元进口产品的关税税率;以及在2019年9月1日，中方再次对美国的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美国对中国共进行了5次关税调整：分别是2019年7月6日和8月23日对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9月24日对约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10%的关税，以及宣布自2019年5月10日起，将该批商品的关税提高至25%;最终又于2019年9月1日，宣布对其从中国进口的1250亿商品加征15%的关税。若征税发生在月度上旬，则将关税调整的时间设定为当月，若征税发生在月度末，则将关税调整的开始时间设定为下个月。
三、实证分析
（一）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双重差分法的前提是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因此，首先计算了中国对两组国家在贸易冲突前后的贸易额，以探究其随时间的变化趋势。根据海关数据，如图1和图2所示，在贸易冲突冲击之前（2018年4月），对照组和实验组的进口和出口额有着基本相同的变化趋势，而自贸易冲突之后，中国从实验组（美国）的进口额相对于对照组有了明显的下滑，相反，中国对实验组（美国）的出口相比对照组首先出现明显的增长后又大幅回落。因此，通过图1和图2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出，实验组和对照组在贸易冲突前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二）基准回归
表1展示了基准回归的结果。表1显示，在控制了国家、产品以及时间固定效应后，交互项对于中国进口额和出口额皆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由表1的（1）至（3）列可以看出，贸易冲突事件对中国的进口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但这一影响在排除关税影响后会有所减弱，为-12%。这一结论同李春顶等（2018）、周政宁等（2019）[15]相一致，即在贸易冲突发生后，在政
府制裁与消费者抵制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从美国的进口出现了显著下降。就其他控制变量而言，汇率水平lner和关税水平ln（1+tariff）对贸易的影响同预期相一致，与我国的进口额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1的（4）至（6）列展示了中美贸易冲突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同预期相一致，中美贸易冲突对于我国的出口也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由第（5）列结果可知，贸易冲突使得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显著减少了31.6%。同时第（6）列结果显示，在加入关税变量后，贸易冲突事件变量的系数依然显著，为-12.3%，且关税变量的符号符合预期，其系数表明，当关税每上升1%，会使得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下降1.697%。综合进出口的结果来看，贸易冲突对于中国的进口额和出口额皆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贸易冲突对于出口额影响的绝对值相较于进口额影响的绝对值略高。结论表明，中国的出口相较于进口所受的冲击更强，且在此次贸易冲突中，不仅是关税壁垒会对中国的进出口额有显著的负向效应，诸如技术限制等其他形式的贸易制裁也会对进出口额造成显著的不利影响。
（三）多期回归
模型（3）和模型（4）测算了在贸易冲突开始后的1-12个月内贸易冲突的动态影响。表2报告了分期回归的结果，表2的（1）～（3）列展現的是贸易冲突对我国进口的动态影响。在加入了所有控制变量和动态变量后，由第（3）列结果可知，无论m取值大小，datem的系数始终不显著，证明在贸易冲突发生的1-12个月内，贸易冲突对该期间内的中国从美国的进口抑制影响具有平稳性与持续性。表2结果显示，在样本期内贸易冲突对我国进口的负向影响始终维持在-12.2%的平均水平。表2的（4）～（6）列及图3呈现的是贸易冲突对于我国对美出口的动态影响。同基准回归类似，表2结果显示，贸易冲突对于我国的对美出口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在样本期内呈现出“倒U型”趋势。由第（6）列结果可知，在样本期的第一个月内（2018年4月），由于美国发布了进口惩罚关税清单导致两国贸易关系恶化，使得中国当月对美出口急剧下降，其影响比制裁的平均负向效应还要低0.089，达到了-22.2%。在样本期的第三个月，贸易制裁对中国对美出口的负向影响有所减弱，达到-6.6%。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贸易限制清单实施后的第六个月和第九个月，该事件对我国出口的抑制效应减弱，甚至呈现出一定的促进效应，这一效应分别达到2.9%和12.4%。但这一促进效应不具有持续性，在事件发生后第12个月（2019年3月），贸易冲突事件对于出口的影响急剧回落至-43%，远低于贸易冲突的平均效应。这一结果表明，在事件发生的前期和中期（第1-9月），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总体而言对出口的影响好于平均的负向效应，甚至会出现一定的正向效应，其可能原因是：第一，我国部分企业存在着预期效应，从而会出现“抢出口”现象[16]，部分出口商预期美国加征关税可能会对自身的出口造成不利影响，因此会竭力在美国加征关税的时间节点前加紧出口，从而推高了事件中期（2018年6月至2018年12月）的出口数据;第二，人民币持续贬值以及美国国内市场需求旺盛等因素，缓解了美国加征关税对于我国出口商品价格的不利影响，从而使得我国对美国的出口有所增加。但此促进影响并不具有持续性，在贸易限制清单实施的后期（事件发生后第9-12个月），其促进效应会逐渐减弱并最终回落至负向水平。 （四）稳健性检验
双重差分模型的一个前提是假设对照组未受到同样的冲击，因此参照谢建国（2019）的研究，对三个控制组国家分别进行安慰剂检验，设置的方案是，假设贸易冲突发生的地点为对照组国家，以探究处理效应的大小。若该处理效应在进出口模型中并无显著的负向影响，则可以证明我们前述估计是有效的，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当我们将进出口模型的实验组改为对照组的三个国家时，韩国、日本的处理效应都显著为正，而德国的处理效应显著为负。为了避免模型出现偏误，将德国分别从进口对照组和出口对照组中删除后再次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在剔除所有的偏误样本后，基准回归结果同表1并无实质差别，由于样本中还保留了同基准回归有显著相反效应的对照组国家，可能会使得对贸易冲突的处理效应有向下的估计偏误，但并不会影响处理效应的符号和显著性，因此表4的结果也进一步证明了贸易冲突对于中国从美国的进出口额皆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同时也说明了模型具有稳健性。
（五）分产品检验
为了进一步探究贸易冲突影响的究竟是哪一类产品，参考Heilmann（2016）的研究，按照BEC标准将产品分为资本品、中间品和消费品[13]。这里采用的是HS6位码产品，因此还需进一步将HS6位码同BEC编码进行比对来确定产品分类。值得说明的是，在BEC分类中，有三类产品未对应到具体的分类，分别是BEC编码下的第7、32和51类产品，因此，将这三类BEC产品对应HS6位码中的产品进行剔除。表5显示了中美贸易冲突对细分产品进出口的影响。由表5的（1）至（3）列可知，中美贸易冲突对于中国的资本品和消费品的进口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按照BEC分类，资本品主要是指工业用的机器设备，而中间品更多地是零部件产品，因此资本品相比于中间品而言，技术含量更高且其来源地更容易被识别，因此更易对其进行进出口限制。相比资本品而言，消费品的进口需求主要来源于终端消费者，而资本品的需求相对更易受到国家的整体调控。表5第（1）至（3）列结果显示，此次贸易冲突在国家层面以及消费者层面都有所体现。由表5第（4）至（6）列的出口结果可知，在贸易冲突对中国对美出口的影响中，消费品与资本品均受到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中间品仍未受到显著影响。现实情况是，此次贸易冲突中，美国为实现打压我国制造2025战略的目的，对我国的通信技术等采取了严厉的制裁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我国资本品的出口。就消费品而言，纵观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结构我们就会发现，机电产品、家具玩具及服装鞋帽等消费品在对美国的出口中所占比例较高，且中国出口的商品有较为明显的“中国制造”标识，因此美国对于中国的贸易制裁会更多地聚焦在易于识别的消费品层面，使得本次贸易冲突对于中国对美消费品出口额有着显著的负向效应。
（六）进口贸易创造效应
当两国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发生改变时，就可能会出现对第三国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同样，两国间的贸易冲突引发的贸易限制也可以视为非关税壁垒的变化，同样会对第三方国家产生贸易创造效应。那么，中美贸易冲突对于我国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贸易有何影响呢？本研究对中国的七个主要进口来源国进行了贸易转移效应的分析。模型构建如下：
其中，importjt是j产品t期的进口额，postt为贸易冲突发生时点的虚拟变量，此外，还将其发生时点延后了两期，以观察该事件对于第三国的贸易转移是否具有滞后效应。同时，还加入了年份固定效应和产品固定效应来控制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年度共同趋势和内生性问题。lngdpt为t期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选取的数据为2014年1月至2018年12月的HS6位码的商品数据。表6显示了中美贸易冲突对中国主要进口来源国的贸易效应。
由表6结果可知，此次中美贸易冲突对韩国、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有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对日本在第一个月有短暂的创造效应，其余国家均未受到明显的影响。且马来西亚的贸易创造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而韩国和澳大利亚则具有长期效应。因此，同崔连标等（2018）的结论类似[17]，中美两国作为世界经济体系中最重要的参与者，其发生的贸易摩擦势必将会对第三国的贸易活动产生溢出效应。由结论可知，在此次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的出口商利益会受损，而韩国、马来西亚等第三国的出口商会因此获利。
四、结 论
本文通过2014-2019年细分产品数据研究了中美贸易冲突对两国间贸易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美贸易冲突对于中美双边贸易皆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对进口而言，贸易冲突使得我国从美国的进口下降12.2%，且这种负向影响具有稳定性与持续性。对出口而言，贸易冲突对中国对美的出口影响呈现出“倒U型”趋势。在事件前期和中期，在“抢出口”效应的作用下，贸易冲突对于出口具有短期的促进作用，而在事件后期其对出口的破坏影响开始显现。研究结果显示，此次中美贸易冲突对我国的资本品进口的负向影响最为明显，其次是消费品，对中间品则无显著影响。据此可以看出，此次贸易冲突发生的出口抑制主要发生在政府层面，美国对华高技术含量产品出口受到了较大的限制。就中国对美出口而言，由于我国对美国出口的产品中消费品所占比重较高且易于识别，所以贸易冲突对消费品的负向影响略强于资本品，而对于中间品无显著影响。文章进一步检验了中美间的政治冲突对我国与其他主要进口国之间的贸易创造效应。实证结果显示，贸易冲突对于我国和韩国、澳大利亚以及马来西亚的进口都有显著的贸易创造效应。
2018年发生的中美贸易沖突是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这场贸易冲突表面看来是两个国家在贸易领域的竞争，实际早已演化成为了国家间政治文化和军事等领域的冲突。本文的研究为中国应对其后来美国发起的一系列遏制措施提供了政策建议。一方面，中国应加强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以应对美国对我国技术进口的限制，只有不断提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减少对国外技术的依赖，才能更好地应对美国的技术制裁。另一方面，中国应充分发挥第三国的贸易创造效应，鼓励企业调整贸易结构，积极开拓第三国市场，以减少对美国的贸易依赖。最后，中美贸易摩擦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美国的制裁措施并不具备长期性。因此，我们无需惧怕美国政府的种种挑衅，应制定精确的反击措施，以减少美国的惩罚性贸易措施对我们造成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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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