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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有300多家半民间机构做了类似尤努斯的试验，但没有一家获得孟加拉乡村银行所取得的成功。
10月29日，西安市大洋汇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子洋，在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杜晓山教授的办公室里，就小额信贷的商业前景讨论了一下午，他希望通过杜晓山联系上尤努斯，实地考察孟加拉乡村银行。
孟加拉乡村银行(CnameenBank)是世界上第一家专为贫困者服务的金融机构。2005年，这家银行拥有670万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借贷者，其中96％是女性，他们帮助58％的借款者脱离了贫困线。因“找到帮助大量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方法”，10月13日，本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尤努斯和他的孟加拉乡村银行。
送走孙子洋，杜晓山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请尤努斯来中国参加研讨会是社科院早就安排好的活动，未料他访华前突然获奖，结果在中国掀起了一股小额信贷热。
13年前，杜晓山开始和尤努斯合作，在中国河南、河北、四川、陕西等地陆续建立了6个经济合作社，尝试推广孟加拉乡村银行小额信贷模式。
如今，中国已有300多家半民间机构做了类似的试验，但目前还存活的100多家机构中，没有一家能像孟加拉乡村银行那样，在扶贫和商业性两方面都取得成功。
和孟加拉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并没有在小额信贷方面完全缺席。政府开办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能够部分解决贫困人口的金融需求，去年，政府试点成立小额贷款公司，更是允许民间资本放贷给农民。据央行副行长吴晓灵介绍，这些机构提供的贷款能覆盖60％的农户。
古典经济学经常将社会各阶层比喻为一列火车上的各个车厢，保持车头马力强劲就能带动整个社会前进。但现实是，贫困人群在当下的社会制度中越发边缘，无力搭上这列火车。小额信贷意图为这些人群所属的车厢提供额外动力。尤努斯说过：“小额信贷点燃了被人摒弃的、社会底层的、小小的经济发动机。”
穷人完全可以信赖
不需要任何抵押担保贷款给穷人的银行和扶贫机构有什么区别?这种银行能否自负盈亏，保持商业上的持续性?30年前开始这项尝试的尤努斯，早已习惯面对这些质疑。近来，他找到了反驳质疑的最好回答：“诺贝尔和平奖颁给我和孟加拉乡村银行，就证明我们是成功的。”
“我们的问题是划、的国土上聚集着太多的人。”在北京访问期间，尤努斯始终穿着半长袍罩短马甲，那是孟加拉传统的装束。刚回国时，他愤怒于自己懂得大套的经济学理论，却无法帮助那些每天只需要几美元就能生存下去的贫民。
后来的故事被人说了无数次：他试着拿出27美元，借给了42个女性农民，让她们购买做小生意的原料，等这些钱还回来的时候，她们已经摆脱了始终贫困的循环。1977年，尤努斯开始建立孟加拉乡村银行的试验，固定小额信贷的模式：向贫民主要是女性贷款，无需任何抵押担保。
至今，孟加拉乡村银行满足了全国一半的小额贷款需求。除1983、1991、1992年三个年份外，每年都赢利，1995年停止接受捐款后，已经完全成为一个自负盈亏的独立金融机构，2003年，银行利润为550万美元。
它的另一项纪录也让人惊奇——还款率达到98％以上，高于世界上任何一家运作良好的商业银行。尤努斯认为，穷人完全可以信赖。
中国的民间试验困难重重
孟加拉乡村银行的模式，让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资金扶贫问题的杜晓山深感惊奇。他在研究中发现，中国的小额贷款很难长期坚持，穷人难以得到国家扶贫贷款，同时还贷率也非常低。
1993年，他到孟加拉考察后，得到尤努斯提供的一笔低息贷款，在河北省易县设立“经济合作社”，开始了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的中国试验。
易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具有一般贫困县的代表性。杜晓山说，从1994年运行至今，易县累计向1．9万多农产发放小额贷款6700多万元，其中83％的客户为女性，帮助近6000户贫困户脱贫。
到2003年，杜晓山还陆续在河南虞城、南召、陕西丹凤、河北涞水和四川金堂开设了相同机构。
由于缺乏监督机制、管理经验、专业知识等原因，杜晓山主持的几个试点机构普遍存在问题。虞城因信贷员违规放贷资金流失严重，易县有拖欠贷款的情况，丹凤因政府介入中途停止。
就经营状态来说，目前易县和虞城亏损，南召和涞水处在不赢不亏的持平状态，金堂略有盈余，还贷率比较好的是设点时间较近的涞水和金堂，在98％到99％。
目前中国民间金融机构不能吸储，这六个试点机构的资金来源于花旗银行、孟加拉乡村银行、加拿大、澳大利亚国际援助机构和台湾商人杨麟提供的捐款或低息贷款。机构唯一的经济收入是贷款利息，有限的资金来源决定它发展到一定程度，最好的结果只是维持现状。
杜晓山面临的问题，正是同样困扰中国300多家半民间小额信贷机构的问题。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白澄宇，也和杜晓山一样进行着类似的尝试，他向本刊表示，因为制度限制，目前还存活的100多家机构中，没有一家能和孟加拉乡村银行一样，在扶贫和商业性两方面取得成功。
尤努斯的启发
找杜晓山求教的孙子洋，今年9月投资2000万元，在西安市户县成立了大洋汇鑫小额贷款公司。此前从事房地产的他说，户县是传统富裕县，民间资金需求量大，小额信贷很有市场。
去年，央行批准在陕西、四川五省试点小额贷款公司，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小额信贷领域，只贷不存。目前在五省已成立了7家公司，孙子洋的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融资渠道同样是孙子洋担心的问题，他向杜晓山请教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果不能吸储，小额信贷公司靠什么获得资金，杜晓山无法给他一个满意的答案。
上世纪90年代，中央在清理了农村合作社基金和一些非正规金融机构后，对批准新的金融机构相当谨慎。小额贷款公司的出现，对政府原有的小额信贷机构——农村信用社和传统银行或许会有一些竞争作用。
但无论是小额信贷公司、银行，还是农村信用社，其实都缺乏为最贫困人群提供贷款的动力。
孙子洋告诉本刊，他的目标客户群为中等和中下等人群。贷款给大客户，管理成本要比一般客户小，相对收益就高，金融企业喜欢有钱人是天经地义的事。
而国家给予扶贫任务的农村信用社和传统银行，情况也不容乐观。
农村信用社的贷款中，大量被地方政府、金融机构的关系户或富裕农户截流，农民要从农村信用社拿到贷款难度很大。白澄宇告诉记者，按规定，农村500元以下贷款无需抵押担保，但农民需要跑好几趟，有时甚至要走后门才能拿到贷款。
对于商业性的追逐也导致大量农村信用社撤离乡村。目前在贵州省，寥寥无几的农村信用社已经造成当地农村金融需求的缺口，农民转而求助于非法高利贷。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也许孟加拉模式不一定是适用中国的唯一模式，对中国的金融改革来说，尤努斯的影响，更多是理念上的启发。
10月29日，西安市大洋汇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子洋，在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杜晓山教授的办公室里，就小额信贷的商业前景讨论了一下午，他希望通过杜晓山联系上尤努斯，实地考察孟加拉乡村银行。
孟加拉乡村银行(CnameenBank)是世界上第一家专为贫困者服务的金融机构。2005年，这家银行拥有670万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借贷者，其中96％是女性，他们帮助58％的借款者脱离了贫困线。因“找到帮助大量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方法”，10月13日，本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尤努斯和他的孟加拉乡村银行。
送走孙子洋，杜晓山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请尤努斯来中国参加研讨会是社科院早就安排好的活动，未料他访华前突然获奖，结果在中国掀起了一股小额信贷热。
13年前，杜晓山开始和尤努斯合作，在中国河南、河北、四川、陕西等地陆续建立了6个经济合作社，尝试推广孟加拉乡村银行小额信贷模式。
如今，中国已有300多家半民间机构做了类似的试验，但目前还存活的100多家机构中，没有一家能像孟加拉乡村银行那样，在扶贫和商业性两方面都取得成功。
和孟加拉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并没有在小额信贷方面完全缺席。政府开办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能够部分解决贫困人口的金融需求，去年，政府试点成立小额贷款公司，更是允许民间资本放贷给农民。据央行副行长吴晓灵介绍，这些机构提供的贷款能覆盖60％的农户。
古典经济学经常将社会各阶层比喻为一列火车上的各个车厢，保持车头马力强劲就能带动整个社会前进。但现实是，贫困人群在当下的社会制度中越发边缘，无力搭上这列火车。小额信贷意图为这些人群所属的车厢提供额外动力。尤努斯说过：“小额信贷点燃了被人摒弃的、社会底层的、小小的经济发动机。”
穷人完全可以信赖
不需要任何抵押担保贷款给穷人的银行和扶贫机构有什么区别?这种银行能否自负盈亏，保持商业上的持续性?30年前开始这项尝试的尤努斯，早已习惯面对这些质疑。近来，他找到了反驳质疑的最好回答：“诺贝尔和平奖颁给我和孟加拉乡村银行，就证明我们是成功的。”
“我们的问题是划、的国土上聚集着太多的人。”在北京访问期间，尤努斯始终穿着半长袍罩短马甲，那是孟加拉传统的装束。刚回国时，他愤怒于自己懂得大套的经济学理论，却无法帮助那些每天只需要几美元就能生存下去的贫民。
后来的故事被人说了无数次：他试着拿出27美元，借给了42个女性农民，让她们购买做小生意的原料，等这些钱还回来的时候，她们已经摆脱了始终贫困的循环。1977年，尤努斯开始建立孟加拉乡村银行的试验，固定小额信贷的模式：向贫民主要是女性贷款，无需任何抵押担保。
至今，孟加拉乡村银行满足了全国一半的小额贷款需求。除1983、1991、1992年三个年份外，每年都赢利，1995年停止接受捐款后，已经完全成为一个自负盈亏的独立金融机构，2003年，银行利润为550万美元。
它的另一项纪录也让人惊奇——还款率达到98％以上，高于世界上任何一家运作良好的商业银行。尤努斯认为，穷人完全可以信赖。
中国的民间试验困难重重
孟加拉乡村银行的模式，让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资金扶贫问题的杜晓山深感惊奇。他在研究中发现，中国的小额贷款很难长期坚持，穷人难以得到国家扶贫贷款，同时还贷率也非常低。
1993年，他到孟加拉考察后，得到尤努斯提供的一笔低息贷款，在河北省易县设立“经济合作社”，开始了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的中国试验。
易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具有一般贫困县的代表性。杜晓山说，从1994年运行至今，易县累计向1．9万多农产发放小额贷款6700多万元，其中83％的客户为女性，帮助近6000户贫困户脱贫。
到2003年，杜晓山还陆续在河南虞城、南召、陕西丹凤、河北涞水和四川金堂开设了相同机构。
由于缺乏监督机制、管理经验、专业知识等原因，杜晓山主持的几个试点机构普遍存在问题。虞城因信贷员违规放贷资金流失严重，易县有拖欠贷款的情况，丹凤因政府介入中途停止。
就经营状态来说，目前易县和虞城亏损，南召和涞水处在不赢不亏的持平状态，金堂略有盈余，还贷率比较好的是设点时间较近的涞水和金堂，在98％到99％。
目前中国民间金融机构不能吸储，这六个试点机构的资金来源于花旗银行、孟加拉乡村银行、加拿大、澳大利亚国际援助机构和台湾商人杨麟提供的捐款或低息贷款。机构唯一的经济收入是贷款利息，有限的资金来源决定它发展到一定程度，最好的结果只是维持现状。
杜晓山面临的问题，正是同样困扰中国300多家半民间小额信贷机构的问题。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白澄宇，也和杜晓山一样进行着类似的尝试，他向本刊表示，因为制度限制，目前还存活的100多家机构中，没有一家能和孟加拉乡村银行一样，在扶贫和商业性两方面取得成功。
尤努斯的启发
找杜晓山求教的孙子洋，今年9月投资2000万元，在西安市户县成立了大洋汇鑫小额贷款公司。此前从事房地产的他说，户县是传统富裕县，民间资金需求量大，小额信贷很有市场。
去年，央行批准在陕西、四川五省试点小额贷款公司，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小额信贷领域，只贷不存。目前在五省已成立了7家公司，孙子洋的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融资渠道同样是孙子洋担心的问题，他向杜晓山请教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果不能吸储，小额信贷公司靠什么获得资金，杜晓山无法给他一个满意的答案。
上世纪90年代，中央在清理了农村合作社基金和一些非正规金融机构后，对批准新的金融机构相当谨慎。小额贷款公司的出现，对政府原有的小额信贷机构——农村信用社和传统银行或许会有一些竞争作用。
但无论是小额信贷公司、银行，还是农村信用社，其实都缺乏为最贫困人群提供贷款的动力。
孙子洋告诉本刊，他的目标客户群为中等和中下等人群。贷款给大客户，管理成本要比一般客户小，相对收益就高，金融企业喜欢有钱人是天经地义的事。
而国家给予扶贫任务的农村信用社和传统银行，情况也不容乐观。
农村信用社的贷款中，大量被地方政府、金融机构的关系户或富裕农户截流，农民要从农村信用社拿到贷款难度很大。白澄宇告诉记者，按规定，农村500元以下贷款无需抵押担保，但农民需要跑好几趟，有时甚至要走后门才能拿到贷款。
对于商业性的追逐也导致大量农村信用社撤离乡村。目前在贵州省，寥寥无几的农村信用社已经造成当地农村金融需求的缺口，农民转而求助于非法高利贷。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也许孟加拉模式不一定是适用中国的唯一模式，对中国的金融改革来说，尤努斯的影响，更多是理念上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