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键词：语法化；历时演变；共时分析；语法化机制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语言学者在引进、介绍语法化理论的同时，也从语法化演变途径、语法化机制、语法化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析等几个方面，对汉语语法化现象作了系统而深入的探索。研究视角与方法从语言孤立现象到语言系统的宏观背景、从汉语的语法结构到语用功能、从汉语本体到语言的普遍性研究有了全面的更新。但是汉语语法化现象与印欧语语法相比，有自己独特的地方，值得我们作进一步深入的讨论。
自1994年沈家煊与孙朝奋分别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国外语言学》上发表文章初次介绍国外语法化研究的理论和最新成果以来，汉语语法化的研究引起了汉语学者们浓厚的兴趣，各类有关专著、论文层出不穷。根据我们的统计，自1994年1月至2006年12月，在《中国语文》、《外语教学与研究》、《当代语言学》、《语言研究》、《世界汉语教学》这5种语言学核心期刊上，研究汉语语法化的论文共计87篇。国内共出版了包括沈家煊等编著的《语法与语法化研究》，李讷、石毓智的《语法化的历程》等在内的至少6本专著。2001—2005年分别召开了三届汉语语法化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
本文拟以上述5种语言学核心期刊上的87篇研究汉语语法化的论文和已出版专著为依据，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汉语语法化的研究进行全面的介绍和述评。
一、汉语语法化研究的对象
1、语法化研究对象的分类
通过对上述5种语言学核心期刊的统计，我们将得到的87篇关于汉语语法化研究的文章进行分类，见表1。
从表1可见，比起语法化理论的研究来，国内学者更关注汉语的语法化现象。其中词汇的语法化与语法系统的语法化研究是两大热点，有关的论文篇目分别为26篇、27篇。句式结构的语法化研究相对就要少一些。词汇语法化的研究集中在动词、副词、介词和连词四大词类上，名词、形容词等其他词类基本上没有涉及。语法系统的语法化研究则包括：量词及汉语数量系统，“不”、“没有”及汉语否定系统，语气词、疑问词及汉语疑问系统，方位词及汉语方位系统，助词及汉语体标记系统。可见，国内学者所研究的对象集中在汉语言特征比较显著的语法化现象上。
2、语法化的内涵
语法化通常指“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语法功能的成分这样一种过程或现象”¨J。该语法化的定义可以分为两个过程：一是实词的实在意义如何由实到虚，如词义抽象化、泛化、弱化乃至完全消失的演变过程；二是实在意义虚化的同时或之后，实词在频繁的使用过程中获得了进一步的信息表达功能，即意义实在的词如何成为一个表示一定语法功能的特定语法形式。在讨论“语法化”的定义时，我们不得不提到“词汇化”(1exicalisation或degrammaticalization)一词，我们认为“词汇化”也是语法化的一个方面。汉语中的一些结构短语经过几个世纪以来的频繁使用，逐渐固化成词。如：本无直接结构关系的“不”和“成”经重新分析而丧失了其间的词汇边界，最终凝结成反诘副词“不成”，偏正短语“其实”固化而成副词。江蓝生明确指出，“语法化通常包括虚化和词汇化两个重要方面”，“在一定的条件下，跨层次的非短语结构也可能演变为一个虚词”。西方语言学者提出过一种观点，即“词汇化”是语法化单向性的逆反过程，如英语中的“dare”，作为情态动词的特征越来越弱，而逐渐趋向于以动词的身份出现。王灿龙对此也有过专门的讨论，“绝不能认为词汇化就简单地等同于‘由虚到实’的变化，更不能将词汇化狭隘地理解为完全是语法化过程的一种逆过程”。李明通过对“再见”类词的分析，发现这类词从惯用语而来，经历了由虚到实的不可思议的演变，似乎与语法化单向性背道而驰。但是我们认为，该类词的语义已经脱离了词汇的原义，而与其在话语中的语用功能密切相关，它所表达的是整个话语的用意而非词语的字面意，表示“以言行事”的言语行为，主观性得到了加强，因此不能说成是“脱语法化”。在我们看来，词汇化与语法化并不构成矛盾。汉语语法化研究中的“词汇化”更接近于所谓“自动化”研究，属于语法化过程中的团块化和简约化，即在频繁的使用过程中，整个词团在形式上简化，形成一个固定的词汇。
除此之外，语法化现象还包括语义表述如何经过高频率的使用而逐渐凝固成为特定的句法形式。这方面的研究虽然曾被一些语言研究者认为是“未成为主流观点”，“忽视了语法结构(或句式)的语法化研究”，但事实上已经成为汉语语法化研究的一大热点。近年来大量的语言学者注意到了汉语句式语法化的问题，如汉语中“VP的好”、“V得／不c”、“非X不可”等句式语法化的研究。
3、语法化的机制
对语法化机制的讨论中比较具代表性的观点有：(1)孙朝奋介绍了虚化发生的原因“首先是认知学的种种因素造成的”，其中包括：隐喻、转喻和重新分析。(2)沈家煊提出了五种虚化机制：隐喻、推理、泛化、和谐、吸收。(3)张谊生认为汉语副词虚化的机制涉及了四个方面：结构形式、语义变化、表达方式、认知心理。(4)刘坚、曹广顺、吴福祥认为词汇语法化的因素包括：句法位置的改变、词义变化、语境影响、重新分析。(5)刘丹青提出了更新、强化与叠加机制。(6)吴福祥介绍了国外语言学者所研究的重复及频率、语言接触、主观化在语法化过程中的基本作用。
汉语语法化的机制大体可以归纳为：
(1)语用因素。语法化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人们为了满足通过语言传递信息的需要，因此交流的意图、语篇的信息组织是语法化的基本原因。从说话人的角度出发，人们在表述一个命题的同时，不仅要表明自己对此的立场、态度和感情，为了让受话者更容易理解，说话人还应该尽量地保证上下文结构、语义、逻辑、情态、语气等方面的一致性。而受话人也要依靠语境从听话人有限的话语中推导出没有说出而实际要表达的意思。在频繁的使用中，一个表述形式逐渐地固化成为能够表达这种隐含义的结构，那么语法化就产生了。
(2)认知因素。语言的语法化同时也是一个心理认识的过程。在语言的发展中，人类自身对语言的理解、分析等认知心理活动对语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隐喻”是指从一个认知域向另一个认知域的投射，即用一个具体概念来理解抽象概念的方式。当人们的认知角度有所变化时，则存在“重新分析”语言结构层次的趋向，比如：取消分界和改变分界。吴福祥所介绍的“重复与频率”机制导致的三个相关的演变过程：“适应(habituation)、解放(emancipation)和自动化(automatization)”，分别是心理学和生态学的重要机制。
(3)语言结构的制约。语言虽然不是一个自足的系统，语言内部的各组成成分却是息息相关，任 一成分产生变化，自然会引起其他成分相应的变化。与国外语法化研究的宏观性相比，国内语言学者更注重语言内部结构的制约对语言演变的影响，因而相继提出了汉语双音化、语义演变、语法结构的改变、句法环境等方面对语法化的促成作用。
(4)社会因素。沈家煊将国外语法化研究的理论与结果首次引入国内语言学界时，就已谈到了语法化的社会因素。吴福祥再次详尽地介绍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语法化研究者对语言接触状态下的语法化演变的研究。而国内语言学界对这方面还缺乏系统的研究。
二、汉语语法化的历时演变和共时分析
语言不是静态、封闭或自足的系统，任何一种语言，总是会受到语言系统内外各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从何而来、如何演变，或者语言是怎样获得此种语法的?正是由于对这类问题的关注，语法化历时演变的过程、对各语法化阶段语言特征的描写成为语言学者讨论语法化问题不可或缺的章节。
语法化历时演变的过程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讨论：一方面是以时间为纵坐标，探讨某一汉语现象的历史来源、形成方式，确定其语法化的阶段，并描述语言现象在各语法化阶段所具有的不同语法化特征：语义演变、句法结构位置的迁移、功能发展、频率变化等。其中先秦的《诗经》、《左传》、《论语》、《老子》，两汉的《史记》，唐代的《祖堂集》、《敦煌变文集》，宋代的《五灯会元》、《朱子语类》、《张协状元》，元代的《古本老乞大》、《元刊杂剧三十种》，明代的《老乞大谚解》、《朴通事》、《金瓶梅》、《三国演义》、《水浒传》，清代的《红楼梦》、《儒林外史》、《儿女英雄传》成为学者们观察语法化现象最常用的语料库。
另一方面是研究语言共时平面上的变异，语言共时平面上的变异是语言历时演变在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反映。事实上，汉语语法化研究单纯从共时角度进行的并不占多数，从上述的统计中，我们只找到了13篇，远远地少于历时性的考察(26篇)和将历时考察与共时分析相结合的研究(2l篇)。
语法化不仅仅是语言内部渐进的历时变化，在某一共时状态下，可能存在具有不同虚化特征的各语法化阶段。换句话说，在时间的纵轴上，语法化是一个一维的语法化链，但是在一个时间点上，我们可以发现语法化历程中的各个断面及其特征，我们甚至可能发现语法化链并不是所想象的那样连续，而是离散的。因此，把语法化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析结合起来，无疑能更全面地考察语法化现象。
三、汉语语法化研究的新视角
1、从孤立现象到语言系统
语言系统内部的各要素不是互不相干的一盘散沙，而是有组织、有条理的。语言系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要素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在语言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如果某一语法现象发生了变化，必然引起与之相关的语法结构的连锁反应。因此学者们把汉语的语法化纳入到了词汇兴替、语言结构体系的宏观大背景下来研究。尤其是汉语所独有的语法系统更引起了语言学者的关注。
其中对汉语句法结构体系做过大量考察与研究的应该是石毓智、李讷，主要内容为：汉语比较句、汉语中心动词及其宾语之后谓词性成分的变迁、汉语否定标记系统的形成、汉语动补结构’等。石毓智、李讷认为汉语中的几个重要句法变化，动补结构的成熟、体标记系统的建立、量词范畴的引入以及时间词和动量词由宾语之后向宾语之前的变动等等，为汉语否定标记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同时石文又论证了某一语法现象的演变反过来也会对语法结构体系产生影响，如汉语否定标记的诞生又改变了汉语否定系统的基本特征，即由原来的以词性为分野的否定体系变成了以数量特征为分野的否定词体系。
汉语的语法化与语义的演变，词汇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竞争，以及句法环境等各方面因素都是有机联系的，它们的演变是成系统的。
2、从语法结构到语用功能
语言是人类交流与思维的工具。尤其在西方的认知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语用学等语言学理论进入中国以后，传统的结构语言学和形式语言学受到挑战。某些语言现象单纯从语言系统自身来解释已经难以令人信服，而从语用角度、在话语范围内对语法化现象做动态的研究，是汉语语法化研究的最新趋势。如李晋霞在讨论“V来V去”格式时，就涉及到了其格式的句法功能和篇章功能。邵敬敏、朱晓亚则完全从话语功能角度对“好”的语法化进行了分析。尤其是张谊生通过对“V个VP”的讨论对“个”从量词到助词的虚化轨迹所作的考察与分析切实可信，其中语用学理论与汉语语法化研究得到完美的结合，观来耳目一新。
最近，颇受关注的则为“主观化”理论。根据孙朝奋的介绍，主观化最早由E.Traugott纳入语法化研究的框架。将主观化有关理论引入国内研究领域的是沈家煊。沈家煊于2001年在《外语教学与一研究》上发表《语言的“主观性”与“主观化”》一文，系统地介绍了以E.Traugott，R.Langacker为代表的国外研究者对“主观化”这一课题的研究与讨论。而国内学者真正开始将主观化理论运用于汉语语法化研究却是最近一两年的事。如方梅在对表示认识和见证义类动词——认证义谓宾动词的虚化途径、虚化程度及其机制进行讨论时，就认为认证义谓宾动词虚化机制具有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句法表现、主观化倾向和回溯推理。
“主观化”理论的提出使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结构语言学与形式语言学所主张的“科学主义”受到挑战，也为汉语语法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但是目前运用主观化理论进行汉语语法化的研究还只是一个开始，研究对象也局限于具有一定篇章功能的汉语词汇或者句式，如“好”、“VP的好”、“认证义谓宾动词”等句式结构。这一方面说明主观化理论在国内对大部分语言学者而言还是一个陌生的新鲜事物，有待于我们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可能说明语言的主观化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用“主观化”来解释所有的虚化问题看来并不完全切实可行。
3、从汉语本体到语言的普遍性
与早期的语法化研究相比，近年来的语法化研究提出了大量具有跨语言特征的语法化模式和途径，表明尽管人类语言的结构类型不完全相同，其语法化的演变途径仍然具有一定的共性。
西方语法化理论认为，所有的语法项都是从词汇词衍生的，如英语中的定冠词the衍生自指示词that，不定冠词a／an衍生自数词one，同时词缀也衍生自词语。因此E.Traugott提出了以下语法化斜坡：实义词>语法词>附着词>屈折词缀。这一理论对中国学者研究语法化的模式或途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吴福祥基于对汉语语法演变的观察，概括出三个具有类型学特征的语法化路径，并提出汉语的语法化途径表现为：实义词>语法词／附着词>词内成分。吴文认为，“在汉语中，语法词或附 着词通常不是进一步演变成屈折词缀，而是跟毗邻的词项融合成一个新的词汇项，原来的语法词或附着词成为新词项的‘词内成分’……”；他还用充分的汉语实例证实汉语的语法词或附着词的后续演变是“词汇化”，而非“形态化”。所谓“词汇化”和“形态化”的区别在于语法词或者附着词进一步虚化的结果是屈折词缀还是词内成分。受到汉语本身的结构特点制约，汉语词缀系统不发达，屈折词缀就更少了，因此把汉语的语法化途径归纳成“实义词>语法词／附着词>词内成分”似乎更为合理。但是，首先，将“语法词／附着词>词内成分”这一过程称之为“词汇化”是否合理?其次，所谓“形态化”是指结构式或实义词虚化为语法词或形态标记的过程，那么汉语语法的“形态化”能否为“词汇化”的概念所完全涵盖?最后，我们能否因此而完全排除在汉语语法化演变过程中存在“语法词／附着词>词缀／屈折词缀”即“形态化”现象?董秀芳在讨论“是”的进一步语法化时，把“双音连词+是”中的“是”划为词内成分，同时也把这一虚化现象称为“词汇化”。但是，“是”究竟属于词内成分还是词缀值得斟酌。事实上，在不少学者所提出的汉语语法化模式和途径中，“形态化”是汉语语法演变的重要途径之一。如张国宪提出的现代汉语形容词的体及形态化历程；王继红所讨论的重言式状态词的虚化模式；江蓝生在分析“VP的好”结构时，指出其结构中的“底／的”在句式中变为衬音助词，是虚词进一步形态化的例子。我们认为，受制于汉语本身的结构特点，汉语语法化途径可以表现为：实义词>语法词／附着词>词内成分／构词词缀，汉语语法词或者附着词的后续演变可能是词内成分，也可能是构词词缀，其中构词词缀的虚化程度比词内成分更高。
四、汉语语法化研究方法的创新
1、频率统计
我国语言学研究历来具有注重语言数据的历史传统，从“小学”到现代汉语研究都主张尊重客观语言事实，注重收集语言数据。随着国外频率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的发展，从事语法化研究的学者日益认识到频率是语法化的一个重要机制，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重复可以使语言形式发生弱化，使意义变得虚化。实词的使用频率越高，就越容易虚化，使用频率已成为判断一个句法格式或词汇在其所使用时代是否具有主流地位的主要标准。为了说明所研究的现象在语言现实中的地位，频率统计的方法在汉语语法化研究中得到最为广泛的使用。
使用频率方法，同时也应发展语料库语言学。要想确立一个语法格式在语言现实中的地位，以封闭的语料库作为基础是一个起码的要求。但是在语料库的收集、建立以及使用过程中，我们还应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作为语法化研究的重要辅助方法，频率统计与分析体现了语言研究的客观性，但是它并不是语言研究的唯一方法。因此，在研究中，我们应注意频率方法与其他研究方法的统一。以达到科学地分析、解释语言现象的目的。(2)在语言学界组织大量人力、物力建立现代汉语语料库的同时，语法化的研究尤其要重视古汉语语料库的建立。对汉语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很多经典原著和辞书都应电子化，以便于检索。(3)我们在立论求证时不能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只注意收集有利于自己观点的正面证据，而把负面的证据弃之不顾，这样反而会对语言研究产生负面的影响。
2、方言分析
作为共同语的变体，方言不仅与民族共同语具有相同的历史来源，其词汇系统和语法结构在语音上有互相对应的关系，而且是补充文献资料的另一活生生的语言研究材料。在语法化研究中采用方言分析的方法，能揭示语法化历程中的各个断面及其特征，方言与共同语系统也能通过语法格式的比较而得到相互印证。众多的方言学者在分析中就巧妙地利用了方言的活材料，为语法化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五、余论
其实，我们的前人对实词虚化的语言现象并不陌生，元朝的周伯琦在《六书正伪》时就说到“今之虚字，皆古之实词”。“小学”研究历来是我国语言学界的优秀传统，这与隶属于历史语言学研究范畴的语法化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语法化理论的引入无疑为我国传统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平台，这也是汉语语法化研究日益受到语言学界关注的一大原因。汉语语法化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存在不少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
首先，由于汉语形态不发达，实词虚化到一定的程度后似乎就不再虚化下去，因此大部分语言学者视具有实在意义的词如何转化为表一定语法意义的成分的演化过程、形成机制为研究重点，至于另一类不再虚化下去的实词则很少有人涉及。例如：汉语中有些对等成分，其虚化历程、虚化程度却完全不对等。如：
(1)A1把孩子抱上楼／把孩子抱下楼。
A2院子里种上树／院子里种下树。
A3在门口喊上五分钟／在门口喊下五分钟。
(2)B1我来上/班我去上班。
B2我来试试／我去试试。
A1中的“上”和“下”语义与句法功能完全一致，表示物体的空间移位；A2中的两个句子虽然能够成立，但是“上”和“下”的语义与句法功能却有很大区别，“上”具有“实现”义，与同一句法位置的“下”相比，其语义更具抽象性；A3中的“上”表示动作持续的时间，“下”例句则完全不能成立。同理，B2的“来”比同一句法位置的“去”语义更为抽象，语法化程度更高。
“上”能够实现从空间域到时间域的转移，为什么“下”不能；“来”能够实现从命题功能到语言表现功能的演变，为什么“去”不行?大多数语言学者所关注的是已经发生虚化的“上”和“来”，而不是未发生虚化的“下”和“去”。如果我们对这些词能做一些深入的研究，也许能发现汉语语法化乃至汉语自身不同于其他语言的一些特点、规律。
其次是系统问题。虚化产生的新的语法形式会引起整个语法系统的变化。这一观点对汉语语法化研究具有重大意义。我国语言学者逐渐尝试以系统观来研究现代汉语，尤其是汉语言所独具的语法特点更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如上文中提到的汉语的数量系统、补语系统、语气词以及汉语疑问系统、方位系统等等，这些研究观点新颖、角度独特，令我们大开眼界。但是何谓“系统”?一个“系统”包含了哪些要素?在研究某一词汇的语法化问题时，哪些词项属于同一个系统，应该如何界定?既然是“系统”，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是否涵盖了“系统”内所有具一定代表性的语言现象以及其间的关系，同时我们研究所得到的结论有否因为研究对象的择定缺乏“系统性”而有失偏颇……等等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
第三是语言理论的创建问题。自从19世纪末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开始，我国的语言学研究就一直积极运用西方不同语法学派的理论、方法和体系对汉语语法进行研究，但是总的看来，在理论和方法方面缺乏自己的特色，较少建树。不同的语言既有个性，又有共性，西方语言理论有充分的理由值得汉语研究借鉴。然而近百年来，对创建汉语语言理论的呼唤从未停止过，语法化理论及其方法在汉语研究中的运用为汉语语言理论的创建带来了可能性。虚化在中国不但早已有之，而且已经研究了千余年，具有深厚的研究基础和悠久传统。同时，从类型学的角度来看，汉语的语法化途径与西方语言有所不同，汉语独特而鲜明的语言特点进一步得到了突显。因此，我们期待更多的语言学者对汉语语法化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深入研究，并进一步创建符合汉语规律的语言理论，以期更科学地分析汉语的现状。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语言学者在引进、介绍语法化理论的同时，也从语法化演变途径、语法化机制、语法化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析等几个方面，对汉语语法化现象作了系统而深入的探索。研究视角与方法从语言孤立现象到语言系统的宏观背景、从汉语的语法结构到语用功能、从汉语本体到语言的普遍性研究有了全面的更新。但是汉语语法化现象与印欧语语法相比，有自己独特的地方，值得我们作进一步深入的讨论。
自1994年沈家煊与孙朝奋分别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国外语言学》上发表文章初次介绍国外语法化研究的理论和最新成果以来，汉语语法化的研究引起了汉语学者们浓厚的兴趣，各类有关专著、论文层出不穷。根据我们的统计，自1994年1月至2006年12月，在《中国语文》、《外语教学与研究》、《当代语言学》、《语言研究》、《世界汉语教学》这5种语言学核心期刊上，研究汉语语法化的论文共计87篇。国内共出版了包括沈家煊等编著的《语法与语法化研究》，李讷、石毓智的《语法化的历程》等在内的至少6本专著。2001—2005年分别召开了三届汉语语法化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
本文拟以上述5种语言学核心期刊上的87篇研究汉语语法化的论文和已出版专著为依据，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汉语语法化的研究进行全面的介绍和述评。
一、汉语语法化研究的对象
1、语法化研究对象的分类
通过对上述5种语言学核心期刊的统计，我们将得到的87篇关于汉语语法化研究的文章进行分类，见表1。
从表1可见，比起语法化理论的研究来，国内学者更关注汉语的语法化现象。其中词汇的语法化与语法系统的语法化研究是两大热点，有关的论文篇目分别为26篇、27篇。句式结构的语法化研究相对就要少一些。词汇语法化的研究集中在动词、副词、介词和连词四大词类上，名词、形容词等其他词类基本上没有涉及。语法系统的语法化研究则包括：量词及汉语数量系统，“不”、“没有”及汉语否定系统，语气词、疑问词及汉语疑问系统，方位词及汉语方位系统，助词及汉语体标记系统。可见，国内学者所研究的对象集中在汉语言特征比较显著的语法化现象上。
2、语法化的内涵
语法化通常指“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语法功能的成分这样一种过程或现象”¨J。该语法化的定义可以分为两个过程：一是实词的实在意义如何由实到虚，如词义抽象化、泛化、弱化乃至完全消失的演变过程；二是实在意义虚化的同时或之后，实词在频繁的使用过程中获得了进一步的信息表达功能，即意义实在的词如何成为一个表示一定语法功能的特定语法形式。在讨论“语法化”的定义时，我们不得不提到“词汇化”(1exicalisation或degrammaticalization)一词，我们认为“词汇化”也是语法化的一个方面。汉语中的一些结构短语经过几个世纪以来的频繁使用，逐渐固化成词。如：本无直接结构关系的“不”和“成”经重新分析而丧失了其间的词汇边界，最终凝结成反诘副词“不成”，偏正短语“其实”固化而成副词。江蓝生明确指出，“语法化通常包括虚化和词汇化两个重要方面”，“在一定的条件下，跨层次的非短语结构也可能演变为一个虚词”。西方语言学者提出过一种观点，即“词汇化”是语法化单向性的逆反过程，如英语中的“dare”，作为情态动词的特征越来越弱，而逐渐趋向于以动词的身份出现。王灿龙对此也有过专门的讨论，“绝不能认为词汇化就简单地等同于‘由虚到实’的变化，更不能将词汇化狭隘地理解为完全是语法化过程的一种逆过程”。李明通过对“再见”类词的分析，发现这类词从惯用语而来，经历了由虚到实的不可思议的演变，似乎与语法化单向性背道而驰。但是我们认为，该类词的语义已经脱离了词汇的原义，而与其在话语中的语用功能密切相关，它所表达的是整个话语的用意而非词语的字面意，表示“以言行事”的言语行为，主观性得到了加强，因此不能说成是“脱语法化”。在我们看来，词汇化与语法化并不构成矛盾。汉语语法化研究中的“词汇化”更接近于所谓“自动化”研究，属于语法化过程中的团块化和简约化，即在频繁的使用过程中，整个词团在形式上简化，形成一个固定的词汇。
除此之外，语法化现象还包括语义表述如何经过高频率的使用而逐渐凝固成为特定的句法形式。这方面的研究虽然曾被一些语言研究者认为是“未成为主流观点”，“忽视了语法结构(或句式)的语法化研究”，但事实上已经成为汉语语法化研究的一大热点。近年来大量的语言学者注意到了汉语句式语法化的问题，如汉语中“VP的好”、“V得／不c”、“非X不可”等句式语法化的研究。
3、语法化的机制
对语法化机制的讨论中比较具代表性的观点有：(1)孙朝奋介绍了虚化发生的原因“首先是认知学的种种因素造成的”，其中包括：隐喻、转喻和重新分析。(2)沈家煊提出了五种虚化机制：隐喻、推理、泛化、和谐、吸收。(3)张谊生认为汉语副词虚化的机制涉及了四个方面：结构形式、语义变化、表达方式、认知心理。(4)刘坚、曹广顺、吴福祥认为词汇语法化的因素包括：句法位置的改变、词义变化、语境影响、重新分析。(5)刘丹青提出了更新、强化与叠加机制。(6)吴福祥介绍了国外语言学者所研究的重复及频率、语言接触、主观化在语法化过程中的基本作用。
汉语语法化的机制大体可以归纳为：
(1)语用因素。语法化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人们为了满足通过语言传递信息的需要，因此交流的意图、语篇的信息组织是语法化的基本原因。从说话人的角度出发，人们在表述一个命题的同时，不仅要表明自己对此的立场、态度和感情，为了让受话者更容易理解，说话人还应该尽量地保证上下文结构、语义、逻辑、情态、语气等方面的一致性。而受话人也要依靠语境从听话人有限的话语中推导出没有说出而实际要表达的意思。在频繁的使用中，一个表述形式逐渐地固化成为能够表达这种隐含义的结构，那么语法化就产生了。
(2)认知因素。语言的语法化同时也是一个心理认识的过程。在语言的发展中，人类自身对语言的理解、分析等认知心理活动对语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隐喻”是指从一个认知域向另一个认知域的投射，即用一个具体概念来理解抽象概念的方式。当人们的认知角度有所变化时，则存在“重新分析”语言结构层次的趋向，比如：取消分界和改变分界。吴福祥所介绍的“重复与频率”机制导致的三个相关的演变过程：“适应(habituation)、解放(emancipation)和自动化(automatization)”，分别是心理学和生态学的重要机制。
(3)语言结构的制约。语言虽然不是一个自足的系统，语言内部的各组成成分却是息息相关，任 一成分产生变化，自然会引起其他成分相应的变化。与国外语法化研究的宏观性相比，国内语言学者更注重语言内部结构的制约对语言演变的影响，因而相继提出了汉语双音化、语义演变、语法结构的改变、句法环境等方面对语法化的促成作用。
(4)社会因素。沈家煊将国外语法化研究的理论与结果首次引入国内语言学界时，就已谈到了语法化的社会因素。吴福祥再次详尽地介绍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语法化研究者对语言接触状态下的语法化演变的研究。而国内语言学界对这方面还缺乏系统的研究。
二、汉语语法化的历时演变和共时分析
语言不是静态、封闭或自足的系统，任何一种语言，总是会受到语言系统内外各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从何而来、如何演变，或者语言是怎样获得此种语法的?正是由于对这类问题的关注，语法化历时演变的过程、对各语法化阶段语言特征的描写成为语言学者讨论语法化问题不可或缺的章节。
语法化历时演变的过程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讨论：一方面是以时间为纵坐标，探讨某一汉语现象的历史来源、形成方式，确定其语法化的阶段，并描述语言现象在各语法化阶段所具有的不同语法化特征：语义演变、句法结构位置的迁移、功能发展、频率变化等。其中先秦的《诗经》、《左传》、《论语》、《老子》，两汉的《史记》，唐代的《祖堂集》、《敦煌变文集》，宋代的《五灯会元》、《朱子语类》、《张协状元》，元代的《古本老乞大》、《元刊杂剧三十种》，明代的《老乞大谚解》、《朴通事》、《金瓶梅》、《三国演义》、《水浒传》，清代的《红楼梦》、《儒林外史》、《儿女英雄传》成为学者们观察语法化现象最常用的语料库。
另一方面是研究语言共时平面上的变异，语言共时平面上的变异是语言历时演变在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反映。事实上，汉语语法化研究单纯从共时角度进行的并不占多数，从上述的统计中，我们只找到了13篇，远远地少于历时性的考察(26篇)和将历时考察与共时分析相结合的研究(2l篇)。
语法化不仅仅是语言内部渐进的历时变化，在某一共时状态下，可能存在具有不同虚化特征的各语法化阶段。换句话说，在时间的纵轴上，语法化是一个一维的语法化链，但是在一个时间点上，我们可以发现语法化历程中的各个断面及其特征，我们甚至可能发现语法化链并不是所想象的那样连续，而是离散的。因此，把语法化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析结合起来，无疑能更全面地考察语法化现象。
三、汉语语法化研究的新视角
1、从孤立现象到语言系统
语言系统内部的各要素不是互不相干的一盘散沙，而是有组织、有条理的。语言系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要素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在语言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如果某一语法现象发生了变化，必然引起与之相关的语法结构的连锁反应。因此学者们把汉语的语法化纳入到了词汇兴替、语言结构体系的宏观大背景下来研究。尤其是汉语所独有的语法系统更引起了语言学者的关注。
其中对汉语句法结构体系做过大量考察与研究的应该是石毓智、李讷，主要内容为：汉语比较句、汉语中心动词及其宾语之后谓词性成分的变迁、汉语否定标记系统的形成、汉语动补结构’等。石毓智、李讷认为汉语中的几个重要句法变化，动补结构的成熟、体标记系统的建立、量词范畴的引入以及时间词和动量词由宾语之后向宾语之前的变动等等，为汉语否定标记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同时石文又论证了某一语法现象的演变反过来也会对语法结构体系产生影响，如汉语否定标记的诞生又改变了汉语否定系统的基本特征，即由原来的以词性为分野的否定体系变成了以数量特征为分野的否定词体系。
汉语的语法化与语义的演变，词汇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竞争，以及句法环境等各方面因素都是有机联系的，它们的演变是成系统的。
2、从语法结构到语用功能
语言是人类交流与思维的工具。尤其在西方的认知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语用学等语言学理论进入中国以后，传统的结构语言学和形式语言学受到挑战。某些语言现象单纯从语言系统自身来解释已经难以令人信服，而从语用角度、在话语范围内对语法化现象做动态的研究，是汉语语法化研究的最新趋势。如李晋霞在讨论“V来V去”格式时，就涉及到了其格式的句法功能和篇章功能。邵敬敏、朱晓亚则完全从话语功能角度对“好”的语法化进行了分析。尤其是张谊生通过对“V个VP”的讨论对“个”从量词到助词的虚化轨迹所作的考察与分析切实可信，其中语用学理论与汉语语法化研究得到完美的结合，观来耳目一新。
最近，颇受关注的则为“主观化”理论。根据孙朝奋的介绍，主观化最早由E.Traugott纳入语法化研究的框架。将主观化有关理论引入国内研究领域的是沈家煊。沈家煊于2001年在《外语教学与一研究》上发表《语言的“主观性”与“主观化”》一文，系统地介绍了以E.Traugott，R.Langacker为代表的国外研究者对“主观化”这一课题的研究与讨论。而国内学者真正开始将主观化理论运用于汉语语法化研究却是最近一两年的事。如方梅在对表示认识和见证义类动词——认证义谓宾动词的虚化途径、虚化程度及其机制进行讨论时，就认为认证义谓宾动词虚化机制具有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句法表现、主观化倾向和回溯推理。
“主观化”理论的提出使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结构语言学与形式语言学所主张的“科学主义”受到挑战，也为汉语语法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但是目前运用主观化理论进行汉语语法化的研究还只是一个开始，研究对象也局限于具有一定篇章功能的汉语词汇或者句式，如“好”、“VP的好”、“认证义谓宾动词”等句式结构。这一方面说明主观化理论在国内对大部分语言学者而言还是一个陌生的新鲜事物，有待于我们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可能说明语言的主观化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用“主观化”来解释所有的虚化问题看来并不完全切实可行。
3、从汉语本体到语言的普遍性
与早期的语法化研究相比，近年来的语法化研究提出了大量具有跨语言特征的语法化模式和途径，表明尽管人类语言的结构类型不完全相同，其语法化的演变途径仍然具有一定的共性。
西方语法化理论认为，所有的语法项都是从词汇词衍生的，如英语中的定冠词the衍生自指示词that，不定冠词a／an衍生自数词one，同时词缀也衍生自词语。因此E.Traugott提出了以下语法化斜坡：实义词>语法词>附着词>屈折词缀。这一理论对中国学者研究语法化的模式或途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吴福祥基于对汉语语法演变的观察，概括出三个具有类型学特征的语法化路径，并提出汉语的语法化途径表现为：实义词>语法词／附着词>词内成分。吴文认为，“在汉语中，语法词或附 着词通常不是进一步演变成屈折词缀，而是跟毗邻的词项融合成一个新的词汇项，原来的语法词或附着词成为新词项的‘词内成分’……”；他还用充分的汉语实例证实汉语的语法词或附着词的后续演变是“词汇化”，而非“形态化”。所谓“词汇化”和“形态化”的区别在于语法词或者附着词进一步虚化的结果是屈折词缀还是词内成分。受到汉语本身的结构特点制约，汉语词缀系统不发达，屈折词缀就更少了，因此把汉语的语法化途径归纳成“实义词>语法词／附着词>词内成分”似乎更为合理。但是，首先，将“语法词／附着词>词内成分”这一过程称之为“词汇化”是否合理?其次，所谓“形态化”是指结构式或实义词虚化为语法词或形态标记的过程，那么汉语语法的“形态化”能否为“词汇化”的概念所完全涵盖?最后，我们能否因此而完全排除在汉语语法化演变过程中存在“语法词／附着词>词缀／屈折词缀”即“形态化”现象?董秀芳在讨论“是”的进一步语法化时，把“双音连词+是”中的“是”划为词内成分，同时也把这一虚化现象称为“词汇化”。但是，“是”究竟属于词内成分还是词缀值得斟酌。事实上，在不少学者所提出的汉语语法化模式和途径中，“形态化”是汉语语法演变的重要途径之一。如张国宪提出的现代汉语形容词的体及形态化历程；王继红所讨论的重言式状态词的虚化模式；江蓝生在分析“VP的好”结构时，指出其结构中的“底／的”在句式中变为衬音助词，是虚词进一步形态化的例子。我们认为，受制于汉语本身的结构特点，汉语语法化途径可以表现为：实义词>语法词／附着词>词内成分／构词词缀，汉语语法词或者附着词的后续演变可能是词内成分，也可能是构词词缀，其中构词词缀的虚化程度比词内成分更高。
四、汉语语法化研究方法的创新
1、频率统计
我国语言学研究历来具有注重语言数据的历史传统，从“小学”到现代汉语研究都主张尊重客观语言事实，注重收集语言数据。随着国外频率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的发展，从事语法化研究的学者日益认识到频率是语法化的一个重要机制，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重复可以使语言形式发生弱化，使意义变得虚化。实词的使用频率越高，就越容易虚化，使用频率已成为判断一个句法格式或词汇在其所使用时代是否具有主流地位的主要标准。为了说明所研究的现象在语言现实中的地位，频率统计的方法在汉语语法化研究中得到最为广泛的使用。
使用频率方法，同时也应发展语料库语言学。要想确立一个语法格式在语言现实中的地位，以封闭的语料库作为基础是一个起码的要求。但是在语料库的收集、建立以及使用过程中，我们还应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作为语法化研究的重要辅助方法，频率统计与分析体现了语言研究的客观性，但是它并不是语言研究的唯一方法。因此，在研究中，我们应注意频率方法与其他研究方法的统一。以达到科学地分析、解释语言现象的目的。(2)在语言学界组织大量人力、物力建立现代汉语语料库的同时，语法化的研究尤其要重视古汉语语料库的建立。对汉语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很多经典原著和辞书都应电子化，以便于检索。(3)我们在立论求证时不能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只注意收集有利于自己观点的正面证据，而把负面的证据弃之不顾，这样反而会对语言研究产生负面的影响。
2、方言分析
作为共同语的变体，方言不仅与民族共同语具有相同的历史来源，其词汇系统和语法结构在语音上有互相对应的关系，而且是补充文献资料的另一活生生的语言研究材料。在语法化研究中采用方言分析的方法，能揭示语法化历程中的各个断面及其特征，方言与共同语系统也能通过语法格式的比较而得到相互印证。众多的方言学者在分析中就巧妙地利用了方言的活材料，为语法化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五、余论
其实，我们的前人对实词虚化的语言现象并不陌生，元朝的周伯琦在《六书正伪》时就说到“今之虚字，皆古之实词”。“小学”研究历来是我国语言学界的优秀传统，这与隶属于历史语言学研究范畴的语法化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语法化理论的引入无疑为我国传统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平台，这也是汉语语法化研究日益受到语言学界关注的一大原因。汉语语法化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存在不少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
首先，由于汉语形态不发达，实词虚化到一定的程度后似乎就不再虚化下去，因此大部分语言学者视具有实在意义的词如何转化为表一定语法意义的成分的演化过程、形成机制为研究重点，至于另一类不再虚化下去的实词则很少有人涉及。例如：汉语中有些对等成分，其虚化历程、虚化程度却完全不对等。如：
(1)A1把孩子抱上楼／把孩子抱下楼。
A2院子里种上树／院子里种下树。
A3在门口喊上五分钟／在门口喊下五分钟。
(2)B1我来上/班我去上班。
B2我来试试／我去试试。
A1中的“上”和“下”语义与句法功能完全一致，表示物体的空间移位；A2中的两个句子虽然能够成立，但是“上”和“下”的语义与句法功能却有很大区别，“上”具有“实现”义，与同一句法位置的“下”相比，其语义更具抽象性；A3中的“上”表示动作持续的时间，“下”例句则完全不能成立。同理，B2的“来”比同一句法位置的“去”语义更为抽象，语法化程度更高。
“上”能够实现从空间域到时间域的转移，为什么“下”不能；“来”能够实现从命题功能到语言表现功能的演变，为什么“去”不行?大多数语言学者所关注的是已经发生虚化的“上”和“来”，而不是未发生虚化的“下”和“去”。如果我们对这些词能做一些深入的研究，也许能发现汉语语法化乃至汉语自身不同于其他语言的一些特点、规律。
其次是系统问题。虚化产生的新的语法形式会引起整个语法系统的变化。这一观点对汉语语法化研究具有重大意义。我国语言学者逐渐尝试以系统观来研究现代汉语，尤其是汉语言所独具的语法特点更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如上文中提到的汉语的数量系统、补语系统、语气词以及汉语疑问系统、方位系统等等，这些研究观点新颖、角度独特，令我们大开眼界。但是何谓“系统”?一个“系统”包含了哪些要素?在研究某一词汇的语法化问题时，哪些词项属于同一个系统，应该如何界定?既然是“系统”，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是否涵盖了“系统”内所有具一定代表性的语言现象以及其间的关系，同时我们研究所得到的结论有否因为研究对象的择定缺乏“系统性”而有失偏颇……等等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
第三是语言理论的创建问题。自从19世纪末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开始，我国的语言学研究就一直积极运用西方不同语法学派的理论、方法和体系对汉语语法进行研究，但是总的看来，在理论和方法方面缺乏自己的特色，较少建树。不同的语言既有个性，又有共性，西方语言理论有充分的理由值得汉语研究借鉴。然而近百年来，对创建汉语语言理论的呼唤从未停止过，语法化理论及其方法在汉语研究中的运用为汉语语言理论的创建带来了可能性。虚化在中国不但早已有之，而且已经研究了千余年，具有深厚的研究基础和悠久传统。同时，从类型学的角度来看，汉语的语法化途径与西方语言有所不同，汉语独特而鲜明的语言特点进一步得到了突显。因此，我们期待更多的语言学者对汉语语法化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深入研究，并进一步创建符合汉语规律的语言理论，以期更科学地分析汉语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