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籍中的伊朗国家形象是以安息、萨珊朝的客观现实为主要依据、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为视角构筑而成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国古代以外交接触、民间往来、商贸交流、文化传播等多种形式获得对伊朗的认知与印象,史籍从地理方位、幅员人口、物产珍宝、风土民俗、与中原往来等多维度记述了安息、萨珊时期伊朗的基本国情,国人据此形成了伊朗国土辽阔、物产丰富、善于经商、崇信祆教的主要认知。这既是伊朗历史的史料补充,也展现了中伊两国双边交流的最初风貌,并且具有重要的形象学意义。伊朗国家形象的演变基本符合中国古代对于异国形象的认知规律。但由于时间、距离、交往频次等因素的制约,史籍中伊朗国家形象的建构与形塑难免会存在与事实偏离以及具象泛化的问题。因此,伊朗国家形象的演变兼具认同以及颠覆的双重功能,是"与中夏略同"的乌托邦思想与"华夷有别"的意识形态共同影响下的客观产物。